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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这是《伤痕》中小苏提出的问题。这问题提得好，发人深省。晓华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想起自已被迫和“叛徒”妈妈断绝关系以后的痛苦遭遇，不禁凄然落泪，而跟晓华风雨同舟的小苏也潸然泪下。“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不是最好的回答吗？ 《伤痕》表现了晓华与妈妈，晓华与苏小林之间的深沉的感情。有人对《伤痕》表现的真情实感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在搞“人性论”。这种观点很难使人苟同。 感情是人类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文艺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表现人类感情的艺术。这种感情体现了各阶级人们的意志、愿望、理想。感情又是理智的表现，理跟情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搞创作要写人物，首先就要对作品的人物有感情，这样才能写出人物的感情，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打动人心。毫无疑问，《伤痕》的作者对晓华是寄予一定的同情的，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爱憎感情。而这种感情又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人们与晓华的感情是息息相通的。因而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因此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博得读者的欢迎，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应考虑一下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能否“以情动人”、能否在感情上与读者发生共鸣。 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当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打动人们心灵的艺术力量时，才能充分发挥其认识意义，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如果一部作品，只是枯燥、平庸地摹写生活，把一些生活现象罗列出来，没有爱、没有恨，缺乏艺术感染力，缺乏激动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的感情力量，这样的作品味同嚼蜡。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作品前面能加上“文艺”二字。 今天的革命斗争是极为丰富多采的，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是继往开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事业。革命者应该有较之过去任何时代，任何阶级更为丰富动人的感情。革命者也有家庭、有父母，也有恋爱、有结婚，也有喜怒哀乐。革命者是人，是阶级的人，是对自己的同志、亲人有着深沉的爱，对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有着强烈的恨，这种爱和恨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最强烈、最动人的感情。无产阶级文艺一定要把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揭示革命者内心世界的美。 当然，文艺作品要以情感人，并不等于说只要情不要理。文艺作品要既合情又合理，要做到情理结合，相互交融。现在有些作品中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不是情太多，而是理胜于情，甚至是理代替情，既不合情。又违背理，因而缺乏感人的力量。而《伤痕》却把情和理较好地融合起来，因而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感情。作者细致地、动人地描绘了晓华对妈妈的感情。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渲染她对妈妈的爱，只是轻轻一笔：“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妈妈并没有在她面前提到过自己的光荣历史，但在晓华心上却刻下了对妈妈真挚的爱；但当她得知妈妈是“叛徒”时，理智战胜了感情，由爱转恨，掀起了感情的波澜；当妈妈的冤案已经昭雪，晓华经过一场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的风波后，对妈妈的爱这种感情，又升到更新的高度，当她与离别九年的妈妈第一次见面竟成诀别时，她对妈妈真挚的爱和对“四人帮”强烈的仇恨一齐迸发出来，形成晓华感情爆发的高峰，对妈妈的爱，对张春桥之流的恨，和决心跟“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统一起来了，情理并茂，读者不由地引起共鸣。试想，如果她是神情麻木、感情僵化了的人，如果她最后不是把仇恨集中在“四人帮”身上，能如此打动读者的心吗？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是搞“人性论”。如果提倡写无产阶级感情是算作“人性论”的话，那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是的。但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性。文艺作品表现他们的高尚情操、真挚的感情有何不可，何罪之有？ 必须看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核心是所谓“人类之爱”，他们把这种“爱”看做“普遍人性”。在资产阶级眼里，一切都是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描写的人物的感情活动合乎资产阶级思想、心理和生活方式的，能不分阶级地“爱”一切人，就是合乎人性；反之，就是违反人性的。恩格斯就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关于人类之爱的说教，指出他所宣扬的超阶级的抽象的“爱”，使得“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说到底，资产阶级的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伤痕》中晓华表现的无产阶级深沉的感情，跟资产阶级“人性论”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原载《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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