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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烈的开国序幕 灿烂的碧血黄花


  同刚开始的20世纪一道来到中国的是最屈辱的辛丑条约(1901年),是八国联军占据当年北京的城下之盟。国势愈颠危,清廷的弱点愈暴露;民众愈失望,革命的潮流愈澎湃。1905年,国父在东京将兴中会扩大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各地的志士,望风而从。在潮州、在惠州、在钦州、在安庆、在镇南关,在云南边境的河口等处,不断地看革命军的义旗,同时也洒遍了革命党人的鲜血。
  当这前仆后继的英勇挫败以后,党内的元气,当然受到损失,海内外支持革命的人士更不免有部分感觉失望。这是不利的现象。革命的总部自不能不领受失败的教训,变更起义的方略。所以在1908年这一年中,军事行动暂时沉寂,于是愤慨的同志,多谋以个人的热血与头颅,和清廷的大官一拚,以寒民贼的鼠胆,而振全国的人心。所以此后继续发生了这类感动人的事件。但总部考虑大计的结果,是放弃在边地或险僻地界争取据点的战略,而拟集中全力攻下重要的都会,因其既可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可号召全国,得其响应。于是广州自然成为革命的第一目标。
  不幸得很。经倪映典烈士等历尽艰辛,在广州新军中播下的革命种子,一部分业已成熟,而且实力相当雄厚,若能按预定计划起义,本不难收获伟大的成果;可是因为少数部队的“小不忍”竟“乱大谋”。在1909初,新军起义整个企图竟失败了!这一次失败打击很大,使失望者灰心,反对者乘机造谣诬蔑,尽情讽刺。这不但使热血的革命党人在情绪上受不了,而且是革命运动致命伤,所以大家决定重鼓勇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事前策划

  于是国父约集革命中坚分子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在庇能(即槟榔屿)开会,一面筹商新军之役的善后事宜,一面讨论卷土重来的计划。更召集当地同志黄金庆等,联合开会,共商大计,就在这年(1909年的7月4日)日俄成立协约,划分他们侵略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对抗美国要求参加英、法、德合组的银行团,联合借款中国建筑铁路的计划,这个国际的形势发展引起了新的瓜分恐惧,又给我国志士们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槟榔屿会议结果是:由国父往美国,各侨胞纷赴南洋各地筹款;把军事交给黄兴、赵声、胡汉民主持,准备集中力量,攻下广州;然后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取湖北,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取南京。这次计划宏大,所以筹备也不厌其周详。国父当时致侨胞信上说:“主动各人,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真是最确切的形容。
  1909年旧历十二月赵声即返香港,保存新军起义时的机关;黄兴、胡汉民随即赶到;其时长江各省及福建、广西和留日的同志,一听到这兴奋却是对自己很危险的消息,都踊跃地前来效命。于是大众举黄兴为统筹部长,赵声为副,分设调度、储备、交通、编制、调查、出纳、秘书、总务八课,展开了攻下广州的军事准备。至于内地的布置,则宋教仁等担任长江一带,居正、孙武策划湖北,焦达峰等暗图湖南,陈其美则运动上海。同时地方军队中,如吴禄贞等,也是有力的同志,若是广州得手,自可连成一个大有可为的格局。
  原定起义计划,是组织先锋队(即敢死队)十队,每队一百人或五十人,由队长一人或二人率领。攻占督署及重要军事机关,并占领高地,其中并指派一部分人担任各种破坏工作。总计人数约为八百到一千人。为容纳和隐蔽这大量的人数,乃租赁了三十八处房屋,分置机关;有些假借某某公馆的名义,并请女同志居住,以资掩护。又开设两家米店,藉米堆来藏军械。运输工作,以女同志徐宗汉、庄汉翘,宋铭璜、卓国兴担任最多。名义上是用嫁娶的方式,实际上所运的是军火。一切的部署,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妥善和严密。

箭在弦上

  经过了两三个月积极筹备,时间已到辛亥(即1911年)旧历的三月;起义这件事已经像箭在弦上。原定发难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因为美洲的汇款,尚未到齐;荷属一宗汇款二十日后才到:最重要的还是从日本和安南购买的军械,多数还未运到,事实上不能不延期。不料在三月初十日同志温生才为对于时局不可遏止的悲愤,竟采了个人单独行动,刺杀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虽然是一件豪侠快意的事,却唤起广州当局的警觉性,使他们调兵戒备,以致遗害了大局。又因运来的一百多枝枪和若干子弹,被清方的间谍破获,更增加他们的防范。到二十六日风声很紧,延到二十八日起义,已经使人感觉到迫不及待,何况已经决定再延一天,到二十九日呢!
  按照当时人和械两者都未到齐的实况,和当时清吏已加戒备的情形,再度延期,等将来予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出击,也是很合理的。延吗?不延吗?这项重要的决定,不是专凭利害的考虑,乃是在利害之外,甚至于在生死之外,以另外一种超越世俗的伟大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古之”的精神,才能达到的。黄兴本不赞同延期,但为征求同志的意见,乃于二十八日召集会议,对延期问题加以讨论。在这会议中,喻培伦、林文诸烈士热烈主张义无反顾,决不改期。像这样自己明知必死而视死如归的精神,真是这次起义中最足以感动人心,照耀千古的一幕史实。
  二十九日起义的日期决定了,可是以前因风声紧急,曾去电嘱其暂行留港的同志,仓促如何能来呢?分散在近郊各处隐蔽着的同志,如何都能得到通知,这些都成了问题。但是大计已定,任何困难危险都不在革命党人眼睛里。因为人数的骤减,不能不把十路进攻的部署减为四路。一路由黄兴率领进攻两广督署;一路由姚雨平率领进攻小北门占领枪炮局,并引导巡防营和新军进城;一路由陈炯明率领进攻巡警教练所,以期与该所二百多学生相结合;一路由胡毅生率领较少数的人把守大南门。发难时间定为下午5时半。原推定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因赵声不及赶到,改推黄兴担总指挥。我们看黄兴遗墨,便可注意到他的绝笔书早于二十五日写好了!

进攻督署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11年4月27日的下午5时半,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召集他部下的文武,商议如何对付革命党人,哪知道革命党人已经到了!强烈的炸弹声音和交织的手枪火花,正由辕门、大门,逼进署内。张鸣岐仓皇向后门逃命。这正是黄兴一路进攻督署开始。黄兴这队共约一百七十位志士,因为他个人的吸引力,青年俊英随来的独多。当时他以从小东营出发的一百三十余人为进攻督署主力;以从莲塘街吴公馆出发三十余人为侧面的掩护和支援,这正面的主力又分两队,一队由林文率领进攻督署卫队,一队由何克夫率领进攻督署正门。那侧面一小队的任务是进攻督练公所并把守莲塘街口,以防堵由观音山、龙王庙来救督署的巡防营。党人均臂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手持短枪和炸弹。这股青年的革命锐气,哪个能敌!林文、何克夫等号角一鸣,枪弹齐放,当即攻入大南门,击毙卫队督署管带(即营长),卫兵四散。有退伏在大堂和两厢的卫兵,凭栏倚柱,实行狙击,于是杜凤书、黄鹤鸣殉难了。黄兴在大柱后面还枪,击伤一个卫兵,并截住其余的退路,他们乃弃枪投降,并引导黄兴、林文、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等深入署内,四处搜索。搜索者发现张鸣岐等早已逃避,自然感觉到在空署中久留无益,乃放火烧署,以壮声势而乱敌方的军心。大队随即退出督署,在督署战死的还有徐广滔、徐进炤、徐礼明、徐临端,在署外战死的有朱日全;出署时黄兴的两指也带枪伤。本来黄留喻培伦等一小队人在督署大门口防护的,退出时这一小队已经不在。可是不但英勇而且沉着的黄兴,就在督署门前,重行部署;把当场集合的同志,再分三路:一路由徐维扬率领数十人出小北门,要想得到新军的接应。一路由刘梅卿、马侣等,川闽及南洋各同志会攻督练公所。黄兴自己则率领方声洞、罗仲霍、朱执信、何克夫、李子奎、郑坤等十人,出南大门,拟得防营接应。

英勇失败

  现在请分别一叙这重行部署后三路的战况。(1)徐维扬一路前往小北门,走不多时即见敌军分头而来;徐乃分兵两股应战,其中一股转战到小北门高阳里口,突遇防营的大部队,乃退入源盛米店,藉米包来作工事抵抗,激战一昼夜,敌军对他们无可奈何。嗣因弹尽,张鸣岐未下令放火烧街,乃越后墙退却。另由徐维扬自己率领一股,曾在路上与敌激战,迫敌退守水师行台,进攻不克;乃谋攻飞来庙夺弹药,以寡众悬殊,又不能攻下。这两部分沿途死伤甚大。被捕后成仁的很多。花县十八烈士的牺牲,尤表现农工同志为革命苦战的英勇。(2)派往攻督练公所的一路,走到莲塘街口,即见一队党人与防军正在酣战,遂加入共同作战,这队党人,就是上面说过由吴公馆出发,堵防观音山敌军应援督署的,还有那在督署大门防护的喻培伦部,于撤离后即来此加入莲塘街的战斗行列了。支持到夜间九时力竭弹穷,乃随战随走,沿途牺牲亦复惨重。(3)最后说到黄兴亲自率领出大南门得防护营接应的一路,黄兴和方声洞走在最前,走到双门底,遇防营数百,由哨官(连长)温带雄领队,另一哨官陈辅臣殿后,温、陈都是革命同志,适奉提督李准命,进城攻打革命党人,彼等正庆幸得此千载一时之机,准备到达督署时立即反正,故不佩与党约定的白布臂章,以防沿途发生阻碍。而党人筹备此次起义,为秘密计,均采取纵的联系办法,以致同志间多不相识。两军相遇时温正大呼兄弟们勿走;方声洞见对方无臂章,又误以为彼举枪相向,乃发枪将温打死,防营士兵还击,方亦死难。防营死伤十余人,旋即退走。这严重的误击,实使党丧失了转败为胜的良机。何克夫、李子奎,郑坤随黄兴出大南门,又遇防营约百人,再度引起激战,李子奎阵亡。黄兴于攻督署时,右手本断两指,至此足部也受伤,不得已乃退内一小店,仍开枪抵抗,中敌七八人。后也易衣改避河南,遇女同志徐宗汉为他裹伤。不意在死亡线上遇着的同志,以后竟结为终身的伴侣。第二天得见赵声,他与胡汉民等二百余同志都是二十九日夜间由香港动身,前来赴难,可惜仅仅的迟了一天,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黄、赵一见相抱痛哭,英雄的热泪不是轻流的,其为国家,为革命,为死难同志所抱的悲痛为何如!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他坚持自己去和清吏一拼,经赵、徐劝阻,国家还需要黄兴。不到半年,武汉革命军的义旗,又要他高举着!

血染原野

  回头说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的三队。当黄兴一队发难的时候,未能同时动作确实是一件遗憾。但当时因改期问题,不免引起了少数人观望的心理,又因方言的隔阂,传递转运的困难,以及军火数量的不足,都是构成这遗憾的成分,并不能说凡是参预这三队的人都甘心落后。不过当时的同志,对于陈炯明多不原谅,因为他为自己打算太周密,但当时却并无其他情事。就时论事,虽为遗憾,但不因此而有损黄花冈整个的光荣。
  可是这次的损失太大了!国父于事隔十年后论到此役犹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则可见悲痛和惋惜久存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次死难的烈士不惜肝脑涂地,血染原野,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自应有青山以埋忠骨,正在这时候有党人潘达微因姓名不为清吏所知,乃挺身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收得各处阵亡和处死刑的烈士遗骸七十有二葬在红花冈。此地因烈士葬后,改名黄花冈。自此黄花冈之名,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潘达微义士的风范,也留为千秋的佳话。
  烈士忠骨葬在黄花冈的虽然是七十有二,但这只是指当时当地就义者而言,至于以后被难或因伤而死者不在此数。民国成立以后中央在广州经过多方的调查和审核,在黄花冈建立烈士纪念碑,详列七十二烈士姓名。以后继续调查又发现十四位确在这次革命战役死难,而名字不曾列在七十二烈士碑中的烈士,所以曾经确定者,共八十六人。

烈士身分

  我从烈士名单中,就知道的他们的身分作一统计。计留学生九位,工人十二位,农人十四位,侨胞二十八位(这个侨胞数字中,应包括上面所列工人中的十位,下面所列教员中的一位,还有一位是华侨学生,其余十六位大约都是商人。),新闻记者三位,教员二位,还有军人十四位。我认为这个统计的启示,非常重要。它明白指出国父领导的伟大革命,是工人、农人、商人、新闻记者、教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和武装同志的大结合。他们都为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同目标,不受任何阶级性的划分,而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这是全民族的大结合!这是革命成功的要义。
  但是笼罩各位烈士心灵和躯壳的,不只是民族意识,还有一种最强烈的青年精神。他们除了是学生、工人、农人、军人而外,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是青年。我研究他们的年龄,当时黄兴不过三十七岁,赵声三十一岁,林觉民二十四岁,喻培伦二十五岁;若把所知道的烈士年岁平均起来,只得二十九岁!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蓄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武昌起义

  这些先烈燃起的火炬是不会熄灭的,当时后死的人,在国父领导下接着继续前进。国父从不知道什么是灰心。当这次起义的时候,他正按照槟榔屿会议所定计划,在美国筹款,兼作外交活动,起义的经费,有一半就是他由美国汇来。这次失败,自然给他重大的打击,无限的悲痛!可是这样壮烈的牺牲精神,却唤醒了全国,感动了侨胞,震动了世界。大家对于革命力量,陡然刮目相看。因一时不容易在广州再举,国父乃一面在海外奔走运动,一面指挥同志将革命的主力,转移到长江流域,于是这年的夏间,中部同盟会成立在上海,发展到武汉。辛亥八月十九日,就是1911年10月10日,一声霹雳,石破天惊,黄鹤楼上的义旗,展开了中华民国的新命。全国军民的望风景从,清廷文武的胆寒失措,以及国际间的能迅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正是由于辉煌的黄花冈一役,树之风声!
                        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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