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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1948年的12月26日，我在印度新德里突然接到谷正纲先生一个急电，报告老友段书诒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和触了电一样，眼睛一阵发黑，呆了一会，不知不觉地失声大哭。事后我曾经按着我不尽的悲痛，写了一首绝句道： “亦儒亦墨亦真诚， 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 虽然是简单的二十八字，却不只是写我的悲哀，而是写我对于书诒的认识。 我认识书诒在1917年同在北京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学文科，他先在商科，后来蔡先生把商科改为法科（当时不称学院，院长则称学长），他就隶属了法科。可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于1918年，当时我和傅孟真先生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新文化运动而呼号，开始创办《新潮》；而书诒被几位政治兴趣较浓而略带国家主义色彩的同学们所拉，列名在一个刊物，名叫《国民杂志》。最初《国民杂志》里的朋友们对于文化观念是带一点保守性的，认为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免过于激烈，可是大家对于反军阀、反侵略、要澄清政治、复兴民族的主张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并不站在反对的立场。1918年，为了反对媚日外交，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的事件，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并欢迎回国学生报告日本侵略我国企图。我是最后演说的一个人，因情绪过于激昂，竟提议发起第二天北大全体学生赴新华门请愿和抗议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弄到蔡先生一度辞职，我颇受一部分爱护学校的同学的责难。（这件事在台北的狄君武、毛子水诸先生知道很详。）可是书诒颇支持我，安慰我。他五体投地的崇拜蔡先生，他也极力爱护北大，不让它受北洋军阀的摧残，可是他对我说：“像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这班人的风骨，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这句话深足以表现书诒心中所保存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我们两人的交谊更密切起来。其实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有一次，北大全体罢课了，他认为不当，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集大会，单人演讲了一点多钟，使大家立刻复课。北洋军阀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发生问题，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蓝布旧衫，照常活动，有时加戴一副黑眼镜。事后谈起来，颇觉可笑。同学们对他由信任而爱护，为了要对抗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起见，大家叫他做“我们的段总理”，以后为简单化起见，干脆叫他“段总理”。他后来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实现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巨魁的罢免，最后并阻止了《巴黎和约》的签字，才保留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席上得到有利的解决，把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领土主权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藉“五四”运动而震醒了当时及以后青年们国家民族意识，兼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推广。 在“五四”这一段，我和书诒几乎天天在一起。有几次工作到夜深了，还挤在一张窄小的硬木床上睡觉，一谈谈到天亮。当年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要提到他“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我有几回听腻了，忍不住抢白他道：“你的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又来了。”话虽这样说，可是我知道他真相信这一套，所以我说他的道德观点是儒家的，现在他的友好们试回想一下他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经过看，我的话错不错？ 在“五四”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因略负浮名，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承蔡先生的特达之知，使我们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是同时出国的，先赴美国，再到欧洲。书诒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从事考学位，然而在读书研究的工作上，却自成系统。他读书得闲，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问题，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当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年，正遇着华盛顿会议，以谋觅取太平洋和平方案，当然山东问题为其主要难题之一，这也正是我们这班从事五四运动的人的未竟之志。这时候北洋军阀还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对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系更想争取代表，达到他们的私图，遂先以三万美金，收买少许留学界的败类，为他们作工具。这件事在湖村（Lakeville）地方东美留学生年会中被我发现，经少数朋友商量后，次日在会场由我发难，当场揭布了那班败类的罪行，推翻了他们把持的局面，另外组织了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从事国民外交，同时监督官方代表团的行动，尤其注意北方交通系与亲日派的阴谋。当时和我们一道奋斗的同学们很多，如周炳琳、蒋廷黻、张彭春、童冠贤和现在台北的李济、刘崇鋐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劲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们一致的是王亮畴先生和代表团顾问罗文干先生。国内派来各公团代表，暗中奉国父命令前来在国外监视官方代表团的是蒋梦麟先生。我们打成一片天天在会外商讨。有几次北京训令指示代表团让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后援会予以种种刺激，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十分摇动。有一次，我们知道一个准备让步的消息，要取紧急防止步骤，书诒急了，临时组织了在华盛顿的一百多学生和华侨，揭了大旗到代表团去示威。书诒在头，忽然圆睁豹眼（其实他平时的眼睛并不大），大叱一声，吓得典型官僚、胆小如鼠的施肇基，连打几个寒噤。（我想亮畴先生一定可以证明此事，因为第二天见面时，他曾表示愉快之感。）这次在国外的外交后援运动，固然是由群策群力来进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终其事、坚毅不拔的原动力，还系在段书诒身上。当时书诒常和我们参加“五四”的朋友们谈到：“这是“五四” 运动未完的工作，我们做事要彻底。” 后来他先我一年到欧洲。最初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去大英博物馆读书。他颇赞美英国议会政治运用的灵活，人民对于政治问题反应的灵敏，以及政治道德水准的优越，不幸伦敦浓雾包烟，有时不辨咫尺的气候与环境，竟使他得了气管炎，成为终身的痼疾，以后不仅危害了他的健康，而阻碍了他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由英转德，用功学德文，到了能看政治、经济一类的书籍。他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人凌辱与经济破产的情形，常常谈到以德意志这样一个文化水准非常之高的民族，何以一般人民偏偏不懂政治。每逢谈到，辄为叹息。我们同在柏林一年多，他先我回国。他在国外的期间，非常用功读书和观察外国政治社会的现象，常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可是他读书常好自为系统，我曾经笑过他脑筋里有自备的抽斗，他要的立刻装进去，不要的纵然摊在眼前，也熟视无睹。这种办法，不无流弊，然而他所形成的特殊见解，也常由此而生。 他读书能得间而扼要，是毫无问题的。 他回国以前，和我谈天，总是主张他自己要多教几年书才从事政治社会工作。他在北京和广州也曾这样试过。可是他为国家民族的热忱，配合上国民革命的主潮，如何能使他安静呢？他在广州积极地投身国民革命工作了。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从广州到南昌，经过了一段有生命危险的苦斗，尤其最后在南昌的一个阶段，屡次几遭不测。北伐成功以后，他认为教育和训练，还是整饬革命部队的基本，所以便加入中央党校（后来演变为中央政校），任教约有两年，以后加入教育部和主持中央训练委员会，许多事实，朋友们知道的一定很多，我在这篇文章，暂行省去。他在教育部任政务次长时的认真和耐烦，几乎使我忘记了他是才气纵横的段书诒，可是他并没有丝毫抛弃了他的远见和深思。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当抗战时期，这机关的节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机关的模范，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他以公忠刻苦为同仁先，所以相率从事而无怨。按编制该会员额为一百二十人，可是他老不补满，只用到六十多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紧，他的回答是：“老百姓太苦了。”我知道有两次约他担任政府的某某部长，他坚决地辞谢了。我有一次问他坚持的原因，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他的风骨就是如此。 他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他是充分的墨家。他兼爱爱到全体的老百姓，老是说到“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呀”！他刻苦，刻苦到自己工作加倍而又营养不足。他自己固然穷，可是他看见公家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能浪费丝毫，和他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发生任何关系。老实说，他的病的加深，是为了穷，而且是为了穷而不苟的原因，不然像他还在春秋鼎盛之年，虽然饱经忧患，又何至枯槁而死！大家不必替他太息罢！从书诒的道德标准看来，这是应当的。我知道他死而不怨，因为他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 书诒在取与之间的严格，就是至好的朋友之间，也是想象不到的。在1947年春夏之交，他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因积劳病重，进中央医院，只肯住三等病房。我于4月底拟动身赴印度，领了治装费和旅费后不让他知道，私自送了一百万法币（通货膨胀时，数字很难记清，大约是此数）到他府上，请他夫人无论如何不要告诉他，无非是要为他备一点营养品。他贤德的夫人坚辞不收，经我以我和书诒三十年的友谊来压迫她，她留下来了。不想，她告诉了书诒，书诒又固执地要她退回。这时候我已出国了，她将这款子送回到我家里，推来推去推了若干遍，终久她坚决的意志胜利了。对我们生死之交的朋友，取与之间，尚且如此，其余可想！可是他自己对于穷朋友在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内，却是很体贴的。我曾见他常是以二十、三十元接济穷朋友、穷同志，大家不要以为寒尘，在穷的段书诒可是一件大事呀！ 就当他这场病的时候，有一天，谷正纲兄很兴奋地对我说：“段书诒伟大！”我问他为何作此言？他说：“我到中央医院去看书诒，书诒正昏迷过去了。医生为他用氧气，把他救醒转来。他醒转后，知道用了氧气，用轻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我听了不禁泪如雨下。”一个人到了病重将要临死的时候，还有这坚强的国家民族意识，“段书诒伟大！”是的，正纲的话一点不错，“段书诒伟大！” 书诒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许多友朋不但佩服他，而且服他。他不好多说话，可是对朋友们开起玩笑来，他最顽皮，有时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他有时来上一两句讽刺话，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可是话中却有真理，使人无法反攻，所以在谈话场合中最好恃强拒捕的傅孟真，遇着他也毫无办法。从这些玩笑里，常可以看见书诒的风趣，书诒决非枯燥无味的人，而且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们服他，不只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因为他的真挚热忱，何况他有高超绝俗的人格，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是不会对不起事，对不住人的！ 在朋友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书诒，孟真是对的！ “书诒是天下才”这句话本来是孟真说的。三年前，孟真在南京时来看我，慨然叹息道：“书诒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其实抱这种太息的岂只孟真一人，是造化忌才吗？还是人与人间的了解不够吗？当年确有些人对于书诒害怕，书诒自己的锋芒，也有以致之，最后书诒磨折到“炉火纯青”了！可是书诒的生命也在这磨折过程中，消耗净尽了！ 本来这次书诒二周年纪念日，朋友们相约孟真和我各写一篇纪念书诒的文章。我和孟真讲过，孟真说：“纪念书诒文章，我哪有不写之理。”到12月18日我再遇孟真，还催他一次，答应22日交卷。哪知道20日晚间，孟真忽然丢了我们这班朋友们去世了！现在轮到我哭了书诒，又哭孟真！在感情上我受得了吗？ 我现在对人生惟一的安慰是： “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家认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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