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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56年来到的时候，不由得我们不回想到整整四十五年前的辛亥那一年之内，先有黄花冈烈士们牺牲的壮烈，继续就是武汉首义的光荣。因此我们更不能不怀念到当年领导黄花冈烈士发难和在武汉首任革命军（当时被称为民军）总司令的黄克强先生。 四十五年不算很短的时间，可是至今还不曾看见有一部有历史价值的黄克强先生传记，大家常觉到这是何等的遗憾，也是何等的惭愧。当辛亥革命前后，黄先生的大名，倾倒了多少青年，在他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的确，他赴义恐后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节，豪迈恢宏的气度，斐然成章的文采，自足令人倾倒。如果早有人能充分收集关于他的材料，实在可以写成极生动而有吸引力的传记。可是经过几十年的乱离和劫火，这些材料已经不容易收集了。若是不把现在保存着的材料整理发表出来，则将来的作者更要感觉困难。因此我们趁此时间，把这些最可靠的史料，黄先生的墨迹，选印出来。这不仅是“发潜德之幽光”，也是张辉煌的史迹。有许多黄先生的革命史实，为一般人所不曾知道，或是记忆模糊的，现在让黄先生自己的墨迹来作说明，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历史方法。虽然这些墨迹并不多，所经过的时期大约十年，但其内容却也涉及到黄先生生平的几件大事。其余的，将来只有用他种方法来设法补充了。 黄克强先生名兴，最初名轸，字厪午，后改克强，于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湘南善化县。二十岁考取秀才，以后进过两湖书院。在两湖总督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这个半新半旧的学术机关，在长江一带颇有号召的力量，聚集过一批有志的青年。克强先生曾赴日本留学，交接了许多在日留学的志士。1903年俄国背约不肯把侵入东三省军队撤退，并提出新要求，于是留学界起了抗俄运动，他和同志们组织义勇队于东京。在那年六月间回国，遇胡元倓（子靖）先生于上海，应他的约回湖南，在明德学校教书，并主持速成师范班。那时候吴禄贞（缓卿）先烈、张溥泉（继）先生等均聚集长沙，纵谈革命。先生复与宋教仁、陈天华、马福益诸先烈组织华兴会于长沙，从事革命行动。次年（1904年10月23日）先生和马福益谋起义未成，于是又赴东京，在该地由日人宫崎寅藏（即白浪滔天）的介绍，和国父孙中山先生相结识。倾谈之际，意气相投，主张相合，于是相约结集当时革命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推国父为总理（1905年8月20日）。自此海内外革命运动，能够团结配合受统一的发纵指使。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是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重要关键。这固然是由于国父的主义、气魄和精诚，能够感召大家，同时也要有实力有人才的革命团体的领袖如黄克强先生者，能有这种气度，首先推崇国父，这个负历史使命的组织，才能成功。克强先生所担负的名称，从现在的人看来，并不好听，乃是“执行部庶务”，但是却负得有统筹全局的责任。叶楚伦先生说：“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先生即往南洋群岛谋普及进行，先生即代理总理之责，本部一切计划全由其一人主持，机关杂志之《民报》，先生为主干焉。 十余年龙拿虎掷之史，遵纪元于此时，时盖乙已年也。” 自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过短期低潮的革命运动，又澎湃了。1906年同盟会会员在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邻境醴陵与浏阳一带起义，刘道一先烈因此在长沙遇害，这都与克强先生不无关系。读他挽刘道一诗，便可看得出来。 次年（1907年）克强先生到广东和新军将领赵声先烈有所接洽。十二月间镇南关之役，先生亲随国父并偕胡汉民先生亲往前敌指挥。又次年（1908年）3月27日先生自安南进攻钦州；5月7日抵达河口任云南民军总司令。 本书所印克强先生书翰墨迹，虽开始于1906年致钮永建、秦毓鎏二先生函，然实际上有历史性的信，则自1910年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开始。克强先生事前对于此役的希望很大，自己赶去参预。此役失败与倪映典先烈死难，实在给先生很大的打击，但是他绝不灰心。失败后他给日友宫崎滔天函，即表示“一得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弟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之广东之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不特其再接再厉的精神可佩，而且可以看出他转移目光的开始。他已经注意到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北了，这也可以说是后来武汉起义的伏笔。至于他对于整个革命的大计划，也就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高瞻远瞩地勾勒下来，见其上国父讨论革命大计一书。这封书上从两广规划到东北、华北、湖北和长江流域一带，浙江、云南诸省。那时候要匆匆放弃经营多年的广东，仍然是舍不得的，所以接着还要在广州有一次大举，却不和以前一样，选择钦、廉和镇南关等边区了。他说：“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区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这正表现他不甘心新军一役的失败，而要为革命党人表示再接再厉的决心，这也就是黄花冈烈士起义广州的先声。若再不成，则只有向长江流域转移了。他说：“若能得一次大会议，分担责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又可见筹备广州一役的庇能（槟榔屿）会议，也是由于这封信产生的。信中批评革命阵营内的人物，无论当否，多具同情。他又主张“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打破省区观念，乃为国家统筹全局着想。其分析各事，粗中有细，小中见大。吴稚晖先生称为“开国大谋”，张静江（人杰）先生谓“此函于革命具大关键，非寻常函牍”，胡汉民先生谓克强先生作此书时“盖在新军失败后，庇能会议统筹广州三月之役以前，其后进行计划，大约如书中所言，则此书当为革命文献中不朽之作，非徒文字可爱也”。又谓“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事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不逮”。“以牺牲之精神，为开国之先导，此先生之不可及也。”这都是切实而得当的评语。 所以本书把此皇皇大文，放在篇首，自有正当的理由。 继续新军起义一役之后，便是由克强先生主持筹备和亲自率领的黄花冈烈士广州起义之役，这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轰轰烈烈的序幕。在起义之前的函件，几乎都是为了筹款，可见当时革命经济来源的困难。他在南洋华侨之中，颇有号召力，于若干文句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因为以前失败的次数太多，华侨自不免失望，又因反对党派的挑拨，甚至有怀疑款项用途的心理。为了辟除此项误解，克强先生于劝说和鼓励而外，常想一死以明心迹，让后死的革命党人容易筹措。这种情绪、考虑和决心，在这次起义前的函札中，处处流露出来；而且是对于“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起义，宁冒失败的危险而不愿改期的决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起义前五天致邓泽如书郑重说：“此心公明（此明作光明释，非明察也）。”同日致李源水等书，声明“本日驰赴阵地，誓死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先生由香港赴广州）这种慷慨激昂令人感泣的字句，不但表现克强先生视死如归的决心，并且含有许多人家所不曾了解的克强先生心中的委屈和痛苦，他宁一死为个人明心迹，为革命党人树信用。这种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革命事业以后推行的顺利，是出自何等的悲壮与伟大的心情！ 在这次起义的战役中，克强先生受伤断了右手两指而未死，乃是偶然的事。他在养伤的时候，悲痛万状，几次要带伤冲出来在同志流血的地点，伺机和李准一拚，经同志们阻止住了。后仍作暗杀在粤清廷大吏的企图，此是后话。紧接着失败的时间，他自己不能用手，乃由他口述经过，由胡汉民先生执笔，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经二人会同签名，分寄海外各地华侨同志及其有关革命组织。（这篇报告收件者的人地及关系不同，字句间颇有出入，今据比较最完整的一份照片校正。）这报告成于新败之余，情绪和痛苦都在高度的时候，容有可待补充考订之处，但他却是最宝贵的原始史料。这次起义在事前经克强先生、赵声、胡汉民二先生共同筹备，一切计划，均相当周密，但终归失败了。报告中检讨失败的原因，大致是：一、筹款购械的困难；二、运械的困难和失着；三、临时付托之不得人；四、温生才采取单独的暗杀行动，提高清吏的警觉，虽其个人死事英勇，却乱了革命团体的大谋；五、交通不便，改期之说纷歧，不免误事。他们痛悼同志死事的壮烈，于叙述时都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提出朱执信先生和李文甫、陈与桑两烈士时，有下一句话：“虽以朱执信、李文甫、陈与桑之温文，均敢先当敌，无丝毫怯懦之态，盖义理之勇为之也。”“义理之勇”四字，是何等尊贵的道德！这就是我常常论到的“道德的勇气”。报告中说：“此次死者多英才，其价值愈高，亦愈足动国民之观感。”这真是为此役死难烈士对国家民族所发生的伟大影响之定评。其中又说：“虏以党人敢死勇战，至今犹草木皆兵。然费如许力量，得此结果，岂初念所及耶？又况死我仁勇俱备之同志之多耶？谋之不臧，负党负友，弟等之罪，实不可辞。惟此心益伤益愤，一息尚存，此仇必报。”这真血泪迸裂的字句！ 黄花冈烈士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辉煌的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于武汉，完成了推翻四千年君主专制政体的大业，而创建了中华民国的宏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是没有黄花冈那次的惨痛失败，很难说武汉起义会这般顺利地成功。可是武汉首义并不是偶然的事实。只看克强、展堂两先生的联名报告中，知道他们在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已有布置，预备响应广州发难的。同年阴历六月初六日（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革命的潮头，已经转向长江流域了。细看所印函札，便知这项措施以克强先生的主张为多。适逢四川民众反对清廷铁路收归国有的风潮起来，在香港养伤而同时组织暗杀团体的克强先生有一封重要的信致同盟会中部总会，鼓励该会同志们“力争武汉”，并谓“光复之基，即肇于此。”。这是何等的先见！信中还有一段重要的话： “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及天民（吕）、芷芬（刘）两兄弟来，始悉鄂中情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以谋进取耶！惟念鄂中款虽有着，恐亦不敷；宁、皖、湘各处，需用亦巨，非先向海外筹集多款，势难联络办去。” 这又是何等的负责！ 克强先生于阴历八月十四日（10月5日）致冯自由先生函中有论武汉大势一段，极为透辟： “即以武汉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之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便利；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两粤，而不注重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愿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 可见他已改变方略了。于是抱必死的决心，前往赴义。他说： “弟本愿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先生，想我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 此函的附注中并有“前函书好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及”云云，可见他此时已与武汉地区带革命性的组织，如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中的革命分子，互通声气，加紧的联系起来。 他们不但有联络，而且克强先生于事前也有若干布置。关于此事，冯自由先生在《武昌起义与黄克强》文中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虽然我在前面也曾将此事因果，大致提到，但是一看过此段记载以后的人，其认识当更为真切： “先是，克强于辛亥正月已拨款五千元，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谭到上海，先与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郑赞丞、章梓等发起中部同盟会。以三千元交郑赞丞办苏、浙、皖、赣事。是月二十五日郑至汉口，召集居正、孙武、杨舒武、查光佛、刘公诸人在旅社开会，筹商起义计划，谓奉克强命督率长江各省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广州于最短期间即可发动，届时湘、鄂应急起响应云云。并出八百元交居正，作运动费。旋赴长沙，约会曾伯兴、刘文锦、焦达峰、谢介僧、邹永成诸人于路边井某日本旅店，以七百元交曾伯兴使任筹备诸事。讵长江各省正在积极进行之中，而广州黄花冈之败耗已至，各地同志初闻克强、人凤同时殉义，咸感懊丧。及悉二人仍生存，则欢欣鼓舞，各谋卷土重来，以雪前耻。” 最后一语，尤足见克强先生的号召力。 克强先生于阴历九月七日（10月28日）抵武汉，旋被举为战时总司令官，成立战时总司令部，就职时，由鄂军都督黎元洪为他举行登坛拜将的仪式，以振奋士气。旋即前往汉阳督师。当时武汉反正部队，实力薄弱；新募之兵．又来不及训练。开始清军因慑于革命声势，致气馁连败。以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命段祺瑞、冯国璋统率北洋精锐两军，直薄汉口、汉阳；初到因不知革命军虚实，也曾受挫，不敢乱进。后来袁世凯一方面为了要胁持孤儿寡妇，夺取政权，而向清廷示威；一方面为了要取得较优的议和条件，而压迫革命力量，使其易于就范，于是严令段、冯所率北洋部队，猛攻汉阳。果然阴历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沦陷。当克强先生撤退时，即宣布辞战时总司令官职，于渡江返武昌途中，愤不欲生，曾图跳江自杀。双方的兵力既然强羽悬殊，而克强先生也向无统率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挫败乃意中之事。但是他在汉阳苦撑的三十天中，看见了太原、云南、南昌、上海、杭州、贵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的党人，次第实现了光复的事业，这也是他最大的安慰。 因为汉阳的失败，克强先生觉得在当地的声威上受到打击，于是辞职回到上海。汉阳陷落后的第四天，江浙联军终能克复南京，弥补了武汉地区的损失。狡猾的袁世凯觉得他姿态做到了，再打下去并无消灭革命军的把握，而且对于他政治的前途不利，于是就在南京大势已去、尚未陷落的前夕（12月1日），宣布武汉停战，逼迫清廷议和退位。那时江浙联军，正感需要统一指挥，准备北伐，乃联合各省代表，公举克强先生为大元帅，组织元帅府并指挥北伐援鄂各军。他愿意从事北伐，而不肯就大元帅。到年底国父从欧洲归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这场谦让也就自然解决了。 1912年元旦，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国父辞总统职后，他任南京留守，以示巩固南都，而防北方局势有何变化，但是这项职务的寿命很短。克强先生却做了许多整编和遣散部队的工作。 1913年3月袁世凯因恨宋教仁先烈运用国会以实行内阁制来制服他，于是派人将宋教仁刺死。逆谋渐著，舆论沸腾。宋案初起时，国父主张趁革命党军力还属完整的时候，从速兴兵讨袁。黄与宋虽系生死之交，但他偏重于法律解决。等到六月间袁世凯解除革命武力的办法实行了，同天将江西、广东、安徽三省有功革命的都督无故免职。这显然是和革命党人挑战。对方也看穿了袁氏别有企图，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7月12日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炮台首先举兵讨袁，克强先生也立刻赴南京举兵响应。他这个举动，是很仓卒决定的。据吴稚晖先生所撰克强先生致徐夫人家书墨迹后面的跋文，克强先生一听到他曾约定在南京起事的陈之骥师长，态度也不可靠时，即将： “二次革命宣言书纳于袖，未及入室商量，即借十许人共赴北火车站，即付宣言于在座记者，即刻传于沪宁，而二次革命成。赴义之勇，所谓剑及履及。当时流行语，克强先生每次赴义，尤使人猝不及防。今见莫先生所藏黄公遗书，知到宁后方告徐夫人知……。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之奋勇。” 这是很生动而真实的描写。可是因为并非谋定而动，所以不能持久。江西军事失利，克强先生即行退出南京，弄到一个新闻记者何海鸣倒去继续支持若干时日。为了这一件事，克强先生颇不为人所谅。在他是恐怕因此而“重苦吾民”，但这回来去终不免过于冲动。就事论事，我们也不必过于“为贤者讳”。 这次所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的气焰益张，手段愈毒。革命党几不能在国内容身，于是大家多赴海外谋匡复。国父于1914年6月23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以严密革命组织。旧党员必须重行宣誓入党，且须在誓词上加印指模。为了此事，有多少位党员反对，尤其是老党员，克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以致弄到彼此发现裂痕。当时在克强先生外，还有李烈钧先生等也就因此分离。本书影印的克强先生致何成濬（雪竹）先生信里，就说到“汉民在中华革命中非其所主张也”，可见胡展堂先生也有过这种主张，只是他最后不曾脱离组织。但这种分裂，为时很短。到了最后一个讨袁阶段，彼此又合起来了！ 1914年秋间克强先生绕道赴美。到美后“研究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状况”（见致萱野长知书）。美国对他颇为优礼，但袁世凯政府迭电美国政府令其留难。克强先生是不会放弃讨袁救国主张的，他对萱野说：“弟此行务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谋东亚和平，非去袁不可。”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藉玩弄袁氏而实行对华侵略。他对荒野批评大隈内阁“与袁交亲，只顾目前小利”。同一年他在致宫崎寅藏（即滔天）信里，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方针倒执，于敝国之改革，颇生障碍，即影响于将来东亚之前途。”这话真是一语破的，也是富有远见的话。袁氏的胆敢帝制自为，最初是由日本和英国怂恿的，日本等逼迫袁氏承认“二十一条”以后，遂开始拆袁的台。当年日本迭任内阁一贯的作风，是不愿中国因改革而致富强，岂独大隈重信的政策如此。以后东亚许多重大的祸患，都是由此而生。 在美期间克强先生不但从事研究和致力国际宣传，并且与国内的讨袁运动，还有联系。看他在1915年12月22日，云南起义以前，就有劝广西陆荣廷起兵倒袁的信，便可略知梗概。他于1916年1月4日，云南起义后十天，致彭不昕函内，就提到蔡松坡和他有电报往来。这信里有段说： “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昨接电云：‘云南各省亦相约保滇。除彼独夫，为期当不在远。’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能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蔡君军事优良，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 除了倒袁而外，他还看到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机和国家将来财政的困难。1916年5月19日袁尚未死，他正要回国的时候，陈英士先生遭袁遣人暗杀。他在致居正（觉生）先生的信上说： “英士兄在沪突遭暗杀，旧同志之健者又弱一个，悲痛何堪！我兄闻之，其凄惨又何如！尚望暂抑哀情，仗义杀贼，悬逆者于国门，以慰诸先烈之灵。兴虽衰废，当竭力所能及，以图补助！” 他们两人在中华革命党时期，颇因见解不同而有点芥蒂，但是一到反袁后期，即已日趋融洽。等到一闻老友噩耗，其悲痛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克强先生到东京时，袁世凯已死（袁死于1916年6月6日）。国父特电东京，询问他对于时局的意见。他旋即回国，但他对于黎元洪复任总统，段祺瑞组阁后的政局，并不乐观。虽然孙洪伊（伯兰）从中奔走，他却情愿站远一点。他在8月间致何成濬（雪竹）先生信上提到： “前总统以高等顾问相界，情谊可感，惜以此眼光施之吾人。……在前清、洪宪时代想九叩首求之而不得，我今则九叩首再为谢之，亦所不惜。便中晤雨岩诸兄，请无以此荣我，不胜切祷之至！” 聊聊数句，可以看见他的风度。他认清国会不久是会解散的，内阁职务，无足轻重，至多不过是粉墨登场而已。他给何雷竹先生另一函中说： “总之此刻既上台，则打脸挂须，皆是脚色本色。能唱完一出收台，能令人喝好，则可不计及矣。好在正脚多，打旗挝鼓之流，亦不可少，不如此不能凑成一场也。” 这段幽默的文章，可以看见他的风趣。 因为他对北京政局不寄存希望，所以王芝祥奉命来游说他，请他北上，他毫不在意。他在致何成濬先生第三封信上说： “惟兴北上，久无此念，虽以此老（按指王芝祥）粲花之舌，不足以动我也。覆黎及他处函，以宪法颁布后为期，想无不可。” 这显系推托之词，但亦俨然以颁布《宪法》（即《天坛宪章》）为条件了。他在上海这段期间，常谈市政规划，经营实业，想来都是在美国所受的影响。他尤其注重教育，叶楚伧先生曾听他说过： “真有志气者不必作官，即居一乡为小学校长，年年替国家培植出十数高尚纯正之人才，微特顾而可乐，功亦不鲜。”（见叶楚伧所作《悼克强先生杂语》） 这真是至理名言。但是抚髀兴叹的英雄，又身为开国元勋，对于国事是始终不能忘情的。他在致何氏第二函中强调道： “日来有阴谋发现否？宗社党，沪上确有此集会，亦不可不注意及之！” 果然不到一年（1917年7月1日），督军团作乱，国会解散，张勋被召入京，演出复辟的一幕丑剧来了！克强先生的话，是很机智而又极准确的预报！ 就在1916年10月10日，克强先生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过去好些时候。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此一代伟人，在上海徐家汇福开森路住宅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来，许多平素仰慕先生的人，尤其是青年，失声痛哭。住宅门口很宽的马路上，如潮水般涌满了哀悼的人，大都是以沉痛的心情，步行来的。那时候我正在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读书，在克强先生生前，仅有机会见过两面。但是他病危不救的消息，我却知道最早。因为宋教仁先生的遗孤也在复旦读书，他住的宿舍房间，和我是隔壁。克强先生逝世前一晚的深夜，有人敲门来找他，说是黄先生病危，已到弥留的时候了；他曾晕去，苏醒过来以后，要人唤宋振吕去说话。宋振吕走到病榻旁边，克强先生拿着他的手轻轻地说：“你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为国家死的，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现在不能照应你了！你务必好好的为你父亲争气，我就死也放心了！”以后克强先生这种殷勤的希望，是不曾实现的。可是一个人到临死的时候，还记得故人之子，叮咛教诲，即此一端，其风义已足千秋！他逝世后我到得最早，所以能站在床边敬礼。中心酸痛，热泪如麻！这里附会不上私情，乃真是为国家民族而伤心哀恸！ 追忆至此，却不能忘记了提到克强先生遗墨中还有给长子一欧的手谕，和给夫人徐宗汉与雄、强两儿的信各一封。克强先生的原配是廖淡如女士，大约是在早年结婚。以后他为革命奔走，也可以说是流亡在四方，便不曾常在一道。廖女士凡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徐宗汉女士初寓广州，后游槟榔屿，在该地加入了同盟会。民元前三年（1909年）“己酉秋冬间，同盟会将有事于广州，派宗汉及陈淑子、李自平三女士密携炸弹子弹入粤”。 （见冯自由先生《徐宗汉女士事略》） 次年，“庚戌正月初旬广州新军反正之役，宗汉于一月前偕其侄李应生等奉南方支部命，设机关于羊城高第街宜安里，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吏耳目。”（同前）这两件已经是不平凡的事，何况时间还在四十八年以前。为了新军反正之役，克强先生是到过广州的，也可能这回曾与徐宗汉女士相遇；但是可以证明他们相遇的记载，只是在民元前一年克强先生领导黄花冈烈士起义之役。这次他们不但相遇，而且相爱，更因患难而结成夫妇。这篇血花中的罗曼史，有下面冯自由先生一段朴实却是感人的记载： “辛亥三月黄花冈一役之前，宗汉率其亲属为党军秘密运枪械弹药，由香港至广州，异常尽力，并在香港摆花街设置机关制造炸弹。及发难期近，则移至省河南溪峡，担任分发弹械于选锋同志。其门外贴上红对联，伪饰喜事，故人不之疑。是月二十九日晚，黄克强率众焚督署后脱险至河南，寻至溪峡机关，宗汉为裹指伤。至四月初一始为克强改装，亲途至哈德安夜轮，相偕赴港。 抵港后，以指伤过剧，乃入雅丽氏医院割治。照例割症须有亲属签名负责，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未几伤愈出院，而夫妇虚名竟成事实，洵可谓患难奇缘也。” （同前） 徐宗汉女士掩护克强先生还不只上述的一次。当辛亥起义以后，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屡电敦促克强先生前往主持。他们由港到沪以来，转赴武汉，“以沿江各口岸清吏搜查严密，稍事犹豫。时张竹君方在沪开设医院，宗汉乃向之求助。竹君即托词组织红十字救伤队赴武汉战地服务，使克强变服溷迹其间，宗汉亦身充看护妇偕行。是役克强之得以赴汉督师拒敌者，竹君、宗汉二人之力也。”（同前） 这位黄夫人徐宗汉女士原名佩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初嫁李姓，生一子一女。子名应强，女名若鸿，李死以后，她寡居抚养子女，甚得一般人称赞。后认识张竹君女医师，那时张在广州开业，常藉教会谈新学，讲革命。她与张过从甚密，颇受其影响，而且她以后的革命行动，也常常得其帮助。不能不说是奇女子。徐女士嫁了克强先生以后，又生子女各一，名一美、一球；其前夫子女亦皆随母，而克强先生并把他们当自己子女看待，爱护备至。致“雄、强两儿如吻”一函，雄即女儿若鸿，强即儿子应强，均仍李姓。详情均见于冯自由与莫纪彭两先生记载。试想四十五年以前传统习尚的社会里，这是何等为世俗所非笑而不能谅解的事，但克强先生夫妇有此勇气，处之泰然，真是达到了西洋近代式的作风。黄先生在这信里表现慈父所有给予子女的温暖，因为他们很幼；至于他写给长子一欧“努力杀贼”的手谕，乃正当辛亥革命，一欧加入江浙联军作战之时。以总司令的青年爱子参加部队作战，可以说是开中华民国名门子弟青年从军的先河。克强先生以“努力杀贼”四字勉励二十岁左右的儿子，这对于一般青年军人是何等的兴奋。英雄气概，儿女柔情，共同表现在一门的书翰里面，真是稀有！ 在《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编的后半，选印了一部分他有关文艺的书翰，因为克强先生能文、能诗、能书。他的文章气宇开张，雄浑流丽；他的诗慷慨悲歌，感情流露；他的字于秀润之中，现刚劲之气。右手断了两指以后曾经用过左手作书；后来复用右手，但执笔的只是两个指头，而还能保持和表现当年一切的风味，几乎使人不能相信。他动人的文采，半是功夫，半是天赋。从他所撰的、所写的诗句或联语中，很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如“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一联可以看出他的坦率；“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一联可以看见他的志趣；“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一联可以看见他的修养。最有趣的是《蝶恋花》一词，（条幅是民元后为居正先生而写，但此词系民元前赠实行暗杀清吏的同志而作。）用这样艳丽的词牌名，里面含蓄着英雄侠客的期望，以赠送要做在博浪沙中做张子房工作的朋友！据莫纪彭先生所知，这首词克强先生写好以后，亲交尚在童年而参加革命工作，为黄花冈烈士输运械弹的同志卓国兴女士，托其由香港带到广州。卓女士以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改用学名，称为卓文，曾经与我同学，现为何墨林夫人。这也是黄花冈时期一段有风趣的逸史。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我赞扬黄克强先生生平赴义恐后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节，豪迈恢宏的气度，斐然成章的文采，所以能鼓舞一世，完成他伟大的生命。临到写完的时候，我对于克强先生这些美德，更觉值得欣赏。他有魄力，有感情，不断地求学问，不断地做修养工夫。他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最后我要提出，当克强先生逝世的时候，是国父为他发丧的。这项由国父单独签名发丧的通告，曾分寄海内外，达到当年许多革命同志。印在书末的一张，就是不久以前从日本收回的，上面写着同盟会老党员杨寿彭先生的名字，为其家属所捐赠。这件忽略而遗忘的事，实在是特殊而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足以表现国父友情的深挚和他的同志爱的伟大，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相得益彰，同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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