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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理想热忱


  我们生在怎样一个奇怪的世界!一面有伟大的进步,一面是无情的摧毁;一面求精微的知识,一面作残暴的行动;一面听道德的名词,一面看欺诈的事实;一面是光明的大道,一面是黑暗的深渊。宗教的势力衰落,道德的藩篱颓毁,权威的影响降低。旧的信仰也已经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树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自有光怪陆离的现象。于是一般人趋于彷徨,由彷徨而怀疑,由怀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觉到生命的空虚。
  这个人生的严重问题,不但中国有,而且西洋也有。一位现代西班牙的思想家阿特嘉(Ortega见其所著《the ReAvolt of Masses》一书)以为这种堤防溃决之后,西洋人也处于一种道德的假期。他说:
  “但是这种假期是不能长久的。没有信条范围我们在某种形态之下生活,我们的生存(existence)像是‘失业似的’。这可怕的精神境地,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也处在里面。由于感觉自由脱离拘束,生命反觉得本身的空虚。一种‘失业似的’生存,对于生命的否定,比死亡还要不好。因为要生就是要有一件事做——要有一个使命去完成(a mission to fulfill)。要避免将生命安置在这事业里面,就是把生命弄得空无所有。”
  我引阿特嘉这段话,因为他是带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拥护权威,也不袒护宗教,所以是比较客观的意见。这种的彷徨状态,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有,恐怕在战后的西方还要厉害。人生丧失了信心,是最痛苦而最危险的事。
  宗教本来就是要为人生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要为人生求得归宿。宗教起于恐惧希望(fear and hope)。恐惧是怕受末日的裁判,希望是欲求愿望的满足。宗教,“广义来说,是人对于超现实世界的信仰。”“一个民族的宗教,在超现实的世界里反映这民族本身的意志;在这超现实的世界里,实现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这是德国哲学家包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名言。
  “宗教与道德有同一的起源——就是同出于意志对于尽善尽美(perfection)的渴望。但是在道德里是要求,在宗教里就变为实体。”这也是同一哲学家的论断。
  但是他还有一段论信仰最精辟的话:“有信仰和行动的人总是相信将来是在他这边的。”“没有信仰,这世界里就没有一件真正伟大的事业完成。一切的宗教都是信仰为基础。从信仰里,这些宗教的祖师和门徒克服了世界。因为信仰主张,所以殉道者为这主张而生活、而奋斗、而受苦受难。他们死是因为他们相信最高的善能有最后的胜利,所以肯为他而牺牲。若是不相信他的主张能有最后和永久的成功的话,谁肯为这主张而死?若是把这些事实去掉的话,世界的历史还剩些什么?”
  这话深刻极了!这不但是为宗教的成就说法;推而广之,是为世界一切伟大的成就说法。
  是的,一切的宗教都是以信仰为基础,但是一切人类伟迹,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何曾不是以信仰为基础?若是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所学的所做的都没有信心,那还说什么?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还不相信,那不但这事业不会有成就,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
  就是读书的疑古,也不过是教你多设几个假定,多开几条思路而已,不是教你怀疑这工作的本身。“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儿对于做过种种怀疑工作后的结论。若是持绝对的怀疑论,那必至否定一切,毁灭一切而后已。
  宗教不过是信仰的一种表现,虽然他常是强烈的表现。但是普通所谓宗教,乃是指有教条、有仪式、有组织的形式宗教(formal religion)而言,相信这种宗教的人,自有他的精神上的安慰:他人不必反对他,他也不能强人尽同。至于信仰(faith)是人人内心都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心,却不一定表现在宗教,而能寄托在任何事业方面。
  信宗教的人固有以身殉道者,但是不信宗教的人也不少成仁取义者。如苏格拉底的临死不阿,是他信仰哲学的主张;文天祥的从容就义,是他信仰孔孟的伦理。这可见信仰力量的弥漫,决不限于宗教。
  最纯洁的信仰,是对于高尚理想的信仰;他是超越个人祸福观念的。生前的利害不足萦其心,生后的赏罚也不在其念。至于藉忏悔以图开脱,凭奉献以图酬报的低等意识,更不在他话下了!
  最纯洁的信仰,是经知识锻炼过的,是经智慧的净水洗清过的;从哲学方面来讲,也是对于最高尚的理意之忠(loyalAty to the ideal)。人类进步了,若是他对他的理想,没有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他决不能拚命的效忠。近代哲学家罗哀斯(J.Royce)说:“你要效忠,就得决定哪一个是值得你效忠的主张去效忠。(见其所著的《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这里知识的判断就来了:若是你所相信的东西里面,知识的发现告诉你是有不可靠不可信的成分在里面,那你的信仰就摇动了;若是知识的判断对你所相信的更加一种肯定(reaffirmation),那你的信仰更能加强。所以知识是不会摧毁信仰,而且可以加强信仰的。比如“原始罪恶”、“末日裁判”和一切“灵迹”涤除以后,不但可以使基督教徒解除许多恐惧,使他不存不可能的希望,而且可以使他的哲学,格外深刻化,笼罩住一部分西洋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信心,这就是一个例子。知识能为信仰涤瑕荡垢,那信仰便能皎洁光莹。
  人固渴望尽善尽美的境界;然而渴望的人对于这境界的认识,有多少阶段,若干浓度的不同。希腊人思想中以为阿灵辟亚山上的神的境界是尽善尽美的;希伯来人思想中以为天堂是尽善尽美的。最早的观念最幼稚、最模糊;知识愈进步,则这种认识愈高妙、愈深湛。所以我说理想是人生路程上的明灯,愈进一步,愈能把前途的一段照得明亮。世界上只有进展的理想,没有停滞的理想。惟有这种进展的理想,最能引起我们向上的兴趣。
  信仰是要求力量来表现的,理想不是供人清玩和赏鉴的。要实现信仰达到理想,不能不靠热忱(zeal)。热忱是人生有定向而专一(devotion)的内燃力。要它有效,就应当使它根据确切的认识而发,使它不是盲目的;若是没有智慧去引导它、调节它,它也容易横溃、容易过度。如所谓宗教的疯狂者(religious fanatic),正是过度热忱到了横溃的表现。这是热忱的病态,不是热忱的正常。
  对于一件事,一个使命,他有这种知识的深信,认为值得干的,就专心致志,拚命地去干,危难不变其节,死生不易其操,必须干好而后已,这才是表现我所谓真正的热忱。
  热忱常为宗教所启发,这固然是因为热忱与信仰有关,也因为宗教里面,本来带有感情的成分。感情是热忱的源泉;感情淡薄的人决不会有热忱。但是感情易于泛滥,易于四面散失。必须锻炼过,使其专一而有定向,方能化为热忱。
  我常觉得我们中国人热忱太少。现在许多事弄不好,正是因为许多做事的人,对于他所做的事的热忱太缺乏。他只觉得他所做的事只是一种应付,而不是一件使命,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宗教心太缺乏。是的,我们宗教心——信仰——很缺乏,集体的宗教生活不够。我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容忍态度,虽然说是我们的美德,但是也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宗教热忱的缘故。有人说是我们感情的生活不丰富。也是的。我不能说我们中国人的感情淡薄,但是我们向不注重感情的陶熔和给予感情以正常的激刺——如西洋宗教的音乐之类——并且专门想要压迫感情、摧残感情。宋儒明天理人欲之辨,似乎认为感情是人欲方面的,要不得的,于是倡为“惩忿窒欲”之论,弄得人毫无生气。王船山在《周易外传》论“损”的一段里,反对这种意见最为透辟。他说:“性主阳以用壮,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宾阴而善感,好乐无荒,思辗转而非欲。尽用其惩,益摧其壮,竟加以窒,终绝其感。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废才而处于錞。一以为寒岩,一以为枯木,灭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托损以鸣修,而岂知所谓损者。”王船山所谓“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正是正义感的发泄。他所谓“好乐无荒,思辗转而非欲”,正是优美情绪的流露。而他所谓“佛老”,乃是指参杂佛老思想的宋儒。弄到大家都成为寒岩枯木,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况且感情不善培养与引导,终至于横溃。中国人遇着小事,容易“起哄”(excitement),就是感情没有正当发泄的结果。很爱中国的哲学家罗素,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但是论中国人性格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一个容易起哄的(excitable)民族,并且说这是一件危险的现象,容易闯大乱子。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诤言。中国人热忱不发达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普通所谓“看得太透了”。讽刺地说,也可以说是“太聪明了”。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透了,还有什么意思?就是做人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思,那还有什么勇气去做事?这是享乐派的态度(hedonistic attitude);这实在是很有害处而须纠正的。
  罗哀斯说:“任何一个忠的人,无论他为的是什么主张,总是专一的,积极动作的,放弃私人的意志,约束自己,爱他的主张,信他的主张。”我们国家民族,正需要这样忠的人!
  在这紊乱的世界,我们不能老是彷徨,长此犹豫,总持着怀疑的心理,享乐的态度;这必定会使生命空虚,由否定生命而至于毁灭生命。我们虽然遇着过人之中有坏的,但是不能对于人类无信心;虽然目击强暴,不能对于公理无信心;虽然知道有恶,不能对于善无信心;虽然看见有丑,不能对于美无信心;虽然认识有假,不能对于真无信心。我们要相信人类是要向上的,是可以进步的,我们的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因为宇宙的人生的本体,是真实的。纯洁的信仰,高尚的理想,充分的热忱,是我们改造世界建设笃实光辉的生命的无穷力量!
  按:本文初发表于《三民主义周刊》第三卷第一○期。嗣经改写,辑入《新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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