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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 “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在中原大地，198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粮食丰收了；棉花丰收了；茶叶、油料也丰收了。这一年，“老天爷”确实是帮了忙，风调雨顺。但是过春节的时候，农民们却没有向“老天爷”和“财神”叩更多的头，因为他们相信了另一个改变着他们命运的“精灵”，这个“精灵”就是“联产计酬责任制”。 这个“精灵”的生命活力是如此旺盛，它解放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它结束了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怠工”现象；它解放了农民的智慧，它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 这个“精灵”拿着棍子，帮助农民驱赶着“穷神”。它唤醒了农民身上的干劲，它踢着“懒汉”们的屁股。仅仅才一两年时间，它给农民的破囤里填满了粮食，箱子里塞满了衣服，油瓶换成了油缸，草房换成了瓦房。农民们说：“这个办法是‘吹糠见米’，是‘搭锯见末’”，“是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一场自发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像种子撒向农村，落在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又结了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使务实的庄稼人开动了头脑中的机器，还乡青年，复员军人，生产队干部，民校教师这些有文化的农民开始在想问题了。他们想着：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好年景，而只有今年才获得这样大的丰收？为什么1960年每口人三分“借地”，就度过了饥荒难关？为什么一分自留地，打的粮食却比大田里半亩还要多？这些思考坚定着他们对新的“实践”的决心。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五定一奖责任制”，“大包干”，“公粮田、口粮田”，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方法，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农村大地中冒出来。它们经历着考验，经历着完善，显示着广大农民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一场自发性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了。这个讨论深入到农村每一个角落，在农村饭场，在路边小店，在公共汽车上，在小镇的理发馆，在机关的饭堂，到处都在讨论责任制这个“精灵”。 公共汽车上，一个外乡的工人看着车窗外说：“进来西华县，场里小麦秸垛一大片，这不是单干？” 坐在他后边的一个农民接过来说：“这就不是单干。所有制没有变，就不能叫单干。麦秸垛小，打粮食不少。” “打粮食不少都弄到自己家了，国家的公余粮还要不要？” “老兄，我们队里是‘大包干’，公余粮今年夏季一季超额完成，秋季还清了十来年欠国家的贷款！”…… 大路旁，卖汤圆的摊子前，有个干部吃着汤圆说着：“这个办法，庄稼能长好，粮食能多打，就是看不到‘一大二公’了。” 一个买化肥的民校教师也在吃汤圆。他说：“‘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一小二公’也是社会主义，只是经营范围不同。社会主义不是光叫看‘一大二公’，眼饱顶不得肚饥！” “你大约分超产粮不少吧？” “实不瞒你，我是个民校教师，老婆孩子在家。去年还给队里打了七十多元买口粮款，今年不打了。老婆包了三亩棉花，超产奖弄了六七百元，给我买了辆新车子。”他用手指着他的新自行车。 “一头沉”干部们的故事 丰收的喜讯从乡下传到县城里，又从县城里传到省里。为了听听这次大讨论的真实情况，我想到农村看一看。五六年没到西华农村去了，那是我下放劳动住过三年多的地方。趁春节的机会，去给老邻居们拜个年，同时也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2月11日到西华县委。下车后屋子里就被一些老朋友挤满了。凳子不够坐，坐在茶几上。他们大部分都是“一头沉”干部，即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自己在县里或公社工作。这些人在前年大部分还是反对责任制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可经过一年多实践，他们变过来了。他们向我讲着一连串有趣的故事。 县文教局长是个冷面幽默的人，他说：“前年我有个外甥来找我，要我在城里给他找个工作。我说回去好好劳动，找工作不那么容易。他不高兴地走了。今年春节又来我家了，带了好多东西，看样子是分了不少超产粮。吃饭时他指着我吃的花卷馍说：‘舅！我们老农民现在可是不吃杂粮了！’我说：‘你农民就农民吧，老什么？你有多老，比我还老？’外甥看我生了气，他自己却在吃吃地笑。” 县财政局长是老同志，现在每月拿六十多元工资。家里老婆孩子一大群，年年欠队里口粮钱。去年他的女儿包了几亩棉花，全家参加管理，没明没夜地干，结果弄了一千五、六百棉花超产奖。这个县财政局长说：“我干了三十多年还比不上我女儿干一年。她一年收入顶上个十三级的高于。” 西夏公社的文教干事常文良是我当年的老朋友，记得前些年我从西华搬家走时，他还给我编了一双“草窝子”棉鞋，让我坐夜时穿。这次见他，听说他要退休回家。我问他：“你刚五十岁出头，怎么就退休？”他说：“我有病。”我说：“我怎么看不出你的病来？”他没有回答。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才对我说了真话。他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大病。退休一来是想叫孩子顶替，二来是我看现在当个农民真舒服。年前回家帮老婆送两天粪，邻居有个小驴，我借来套上我的架子车，不到一天就把两天的粪送完了。用个破麻袋往车上一垫，来回坐车。小鞭子一撂，驴跑得像飞风一样，心里那个滋味，别提了，比什么都得意。”“所以你也想回去得意了？”“我要回去比他弄得还要得意，我要买个小马。就像现在这责任制，我一个人能包它十亩，你看能弄多少粮食？”“就那样吧，先叫农民得意得意吧！咱们还得当干部。”“是啊，所以我把‘申请’又抽回来了。” 15元钱买了一个0 红花公社有个干部，也是老婆孩子在农村。他不大相信这个“责任制”。队里包棉花地时，老婆要包，他不叫包。去年过春节时，他花了15元钱买来酒菜，把队干部请到家里。他说：“我家在队里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三个孩子，爱人身体不好，请你们照顾一下，今年别给她包棉花地。”队长说：“好，不给她包就是了。”谁知道到秋后，凡是包几亩棉花的妇女，都分了一千多元钱。他老婆埋怨他，他有苦说不出，15元钱买了一个0，心里后悔死了。今年他老早就自己买了化肥，决定让爱人包几亩棉花。 县委书记贾廷勋同志告诉我，今年棉花是大丰收，1979年全县总产400万斤，1980年总产1，350万斤，增产两倍多。粮食1979年全县总产33，830万斤，1980年总产38，120万斤，净增产4，290万斤。油料1979年全县总产572万斤，1980年总产达到1，200万斤，增产一倍多。 西华县是个穷县。我在那里几年中，那个县的人民差不多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粮一两千万斤。去年不吃国家粮食了，完成了上缴任务6，800万斤，超过国家定购任务40％。至于棉花，西华县向来也没有收过一千多万斤棉花，去年上缴给国家1，300万斤，超过定购任务两倍多。 我笑着对贾廷勋同志说：“去年算抓住了。”他说：“还不算抓住。扶沟县去年弄了4，000万斤棉花，领超产奖1，000元以上的有42，000户，占他们全县户数的40％。咱们县领千元以上的有6，500户，3，000元以上200户。比人家还差得多。” 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变！” 面对着这些数字，我有些激动。记得1969年我在西夏公社时，有一天和一个邻居青年去赶集，他想买一盒最次的白鹤牌烟抽，却拿不出这一角三分钱，他就在他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到了供销社，把鸡蛋称了称，只能卖九分钱，换不来一盒烟，他失望地又把鸡蛋拿起来。后来还是我给他补起来，算是买了一盒烟抽。现在全县的农民存款达到940万，我想我那个邻居青年，不至于再偷一个鸡蛋换烟了。 我问贾廷勋同志：“去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风调雨顺占多大成分？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经济政策占多大成分？”他笑了笑说：“叫我看，还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占主要。咱们县87％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几乎全都增产。有些队没有把棉花包下去，增产并不显著。有些户不相信政策，还赔了产。同是一个老天爷，人的干劲还是主要的。” 说到这里，他感叹着说：“去年群众可真是出了大力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群众这样大的干劲。有的管理棉花的妇女，在地里搭个棚，住在地里四十多天。过去不到十一点就收工，去年大都把中午饭送到地里。也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敲钟，一天干十三四个钟头。群众说：‘联产连着人的心，家家都是队长。’去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我们县委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变！’” 像做梦一样…… 在县委看了一大堆数字，我还有点不放心。我怕我的故乡又闹“浮夸风”。1958年就吃了这个亏。我得到屈庄和前高村去，到那里我能核对出真假。2月12日先到屈庄，我和这村的人共过患难，给不少家写过“祭文”。我是那个村青年们的“大叔”。 一进村子，我被一群小孩围住了。十来年不见，我都不认识了。还是几个小伙子自己报名：“我是野猫！”“我是福建！”我认出来了。原来穿着破破烂烂棉袄的孩子，现在都穿着翻领绒衣和涤卡上装，有的还穿着皮鞋。屈跑跑过来了。他现在是队长。他一把拉我到家里，马上命令儿子九生去买啤酒——他知道我不喝白酒。 庄稼人也喝起啤酒，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老头们都从地里回来了。老婆们送来鸡蛋、油条和青菜。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我只咧开嘴笑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屈庄1975年被大水淹过一次。现在都盖起了新房，这次盖的是瓦房，草房很少看到了。这个队过去有两家最穷的户，一个是屈新正，一个是屈连元。屈新正当年死了老婆，自己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孩子小，自己身体又不好，整年吃救济。一年到头红芋干也吃不到嘴里。男孩子叫自祥，冬天穿个烂棉袄，一个扣子也没有，腰里系一根麻绳。女儿七八岁了，冬天穿不上一双袜子。当时隔几天到我家里说：“老李哥，借五角钱。”我当时每月生活费15元钱，比他要强得多。这次我看见屈新正简直认不出来了，吃得又红又胖，穿着新蓝卡其短棉大衣。屈玉方告诉我：新正今年行了，银行里存一千多元，盖了两间新瓦房。 我问新正：“你存一千多元？”新正说：“那可不，你侄女今年包了七亩多棉花，弄了六七百斤超产棉，每斤一块多，加上超产奖，就是两块多一斤。你算算，不就是一千多元？！现在不吃粗粮了，家里棉油还有一百多斤，三天两炸。” “这么说你屈新正也富起来了！” “什么富不富！以前我的家当，收拾到一块也不值200块钱，如今是彻底翻身了。这不是，你侄儿他今年也定下亲了。”他指着身后边一个留分头，穿着两层新绒衣的小伙子。当我认出这就是当年腰里系根麻绳的自祥时，我的眼睛潮湿了…… 下午，我到屈连元家串门，屈连元有九个子女。我在屈庄住时，他有七个，我走后他又添了两个。大闺女当时才十六岁。下边还有一大群。屋子里，院子里，床上，草窝里哪里都是孩子。别说穿衣服，一天磨一筐红芋干还供不上吃。那时候，家不像家，人不像人。现在他家也有了大变化：两个闺女包了十来亩棉花，今年单是棉花超产奖，就弄了三千多元。屈连元告诉我：“在棉花收购站数着大叠新票子，真和做梦一样。我总想着，这难道是真的吗？”他说着几乎掉下眼泪。他又指着墙边放的几大袋化肥说：“今年我家包的麦地，化肥已经耩上了。一亩20斤！这剩的是给棉花、秋庄稼准备的。我今年一下子买了二百多元的化肥。地要打粮食，舍不得垫本不行。“我看着他的孩子，都吃得又红又胖。特别是二闺女秀玲，脸吃得像要裂开一样。她笑着说：“大叔，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说：“要在路上，我真不敢认。小时候你可瘦啦。”屈连元说：“家里还有三百多斤棉油，反正就炸着油条吃呗。孩子们忙了一年了。” 临别时，屈连元的老婆问我：“老李，这政策会变不会变？”我反问她：“你想变不想？”她笑着说：“叫我说，千万别变。要是这样再干三年，我们家就管买个小手扶拖拉机。”我说：“要是十年不变呢？”她笑了：“你就会往人心窝里说。” 农村流传的“板话” 我在屈庄和前高村串了二三十家的门，和农民聊天，他们大都希望把“责任制”这个政策稳定下来。屈玉方在村子里是个较有威望的农民，他告诉我：“现在群众是只往包的地里上化肥，大粪、圈肥还是往自留地里上，因为怕把地喂肥了再收走。化肥只起一季作用。”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能不能向省里反映反映，出个告示，说明政策几年不变。别像过去：‘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个老年农民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随着各种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创造了很多“板话”。比如他们说“全奖全罚”的办法是：“全奖全积极，半奖半积极，不奖不积极。”比如对“大包干”办法是否好，他们在辩论时，编的联儿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我问他们“不拐弯”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大包干’干净利落，不用算那么多帐。社员收多少，出多少，自己能看得见。”我问：“那么公共积累怎么办？”他们说：“不光公共积累，队干部的报酬，五保困难户的照顾，只要说出个名堂，我们都可以出。一句话说到底，这个办法干部不能‘混水摸鱼’了，所以群众拥护。”事实上，责任制已经超出它的经济意义，它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清扫着多年来一部分农村干部的特权思想和多吃多占作风，制度把他们变成了人民的“公仆”。 现在有个别大队，干部还不大想放权。本来没有条件实行“小段包工”，却仍然要坚持统一干活，敲钟上工。群众叫作“硬往一块捆”。结果有很多落后队，一季产量和社员收入超过了他们。社员就给他们编个联儿：“叫你分，你不分，庄稼长得稀断根。包一半，留一半，干部群众找麻烦。挖个坑儿，栽个棍儿，干部群众都有劲儿。” 去年，县里和公社的干部、职工还大多数反对“责任制”。通过一年实践，他们家里都有粮食吃了，有的还存了款。现在干部、职工们到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干工作也特别卖劲（因为心里有愧，怕人家说把劲都使到家里）。有的一下班，蹬起车子就往家里跑。春夏季天长，到家还要干两三个钟头农活。事实上，一种“半耕半工”和“半工半农”的雏形，已经在农村出现。农民对他们积极劳动，不把嘴“插在别人锅里”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编了这样的快板：“穿皮鞋，戴眼镜，到了家里就劳动。”“大干部，小干部，回到家里闲不住。”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设想 去年在豫西农村调查，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后，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土地包产到户以后，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怎样推广农业新技术？这次在西华县开了几个座谈会，看来通过一年实践，农民自己有了很多创造。学习农业新技术，在农村已经形成一个高潮。家家学技术，人人学技术。比如棉花“营养钵”，过去很难推广，现在家家户户搞“营养钵”。过去棉花技术员，在农村没人理睬，现在到处被人请。技术推广站种的棉花，天天有人来观察学习，都是自发来的。过去推广良种是干部的事，群众不大管，现在种子站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每天都有人来要求换优良品种。有的为了换良种，还要“走后门”。过去有些队干部，长期以来只会“管人”，现在实行责任制，觉得无事干。其实组织学习新技术，倒是非常需要他们。 西华县1979年化肥总销售量为4，000万斤，1980年总销售量为5，700万斤，比1979年增长了42.5％。原来担心实行责任制后化肥无人使用，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而且现在大都是农民自己购买化肥。今年小麦所施的化肥，比历史上哪一年都多。 在农业机械方面，全县1979年有大、中型拖拉机572台，1980年增加到611台，增加39台，数量不算大。小型手扶拖拉机增加得却比较快。1979年全县675台，1880年增加到968台，增加293台。现在主要是缺货。很多农民想买手扶拖拉机，却买不到。 在县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对手扶拖拉机极感兴趣。我们算了个帐，西华县有12万农户，如果平均四家农户合买一部手扶拖拉机，有三万部全县就机械化了。这种手扶拖拉机可以犁田，可以中耕，可以运输、浇水，还可以粉碎脱粒。 据县里干部说：“现在的手扶拖拉机还可以改进，如果生产一种10马力，价钱在1000元左右的，农民会更欢迎。”他们还说：一农民自己购买，自己使用保养，会比自家的自行车保养得还要好，用起来也一定会节约燃料。” 我们算了算，三万部小手扶拖拉机需要3，000万元，等于修一公里地下铁道的投资。国家如不帮助，农民自己也买得起。 大家迫切希望国家能生产更多的小型农业机械。他们说：“中国地少人多，必须精耕细作，走小单位生产机械化的道路。手扶拖拉机和生产责任制最‘配套’了，是巩固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最好办法。现在有些工厂转产、停产，如果多生产手扶拖拉机，既能为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又找到了一条生产出路。” （原载1981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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