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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部队里，穿着军装的农民仍然占多数，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基本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的军事文学中，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揭示，便一直是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的主要成就，并不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是“揭示人生悲剧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而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中造成的人生悲剧，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带有浓厚农民色彩的传统文化。 《新兵连》写的是一个新组建起来的军事集体，他们都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三个月的训练生活，使他们本来固有的农民文化心态暴露无遗，这种心态和环境的冲突，终于酿成了一个个性格的悲剧：“老肥”惨死，“元首”告密，李上进为追求上进而最终进了监狱……这一幕幕悲剧告诉人们：农民文化心态中的消极因素，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成难以疗治的痼疾，如不痛下针砭，我们的民族就难以有积极的进取。 狭隘、自私、愚昧，是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消极因素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在《新兵连》充分表现出来了，都化成了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每个人物的性格，又都是多层次、多色调的，往往是缺点与优点杂糅，消极与积极同在，作者的主要倾向是批判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落后的东西，但也没有忘记他们性格中另一个基本方面：善良和朴实。因此，虽然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但这种批判又充满了热情和同情。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吃排骨”的细节，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又都不把肉吃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为什么本来舍不得吃还要把肉剩下呢？原来，他们觉得现在身分不同往常了，不能显得太下作，因此才故意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这个细节的内涵很复杂，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死要面子”，这里有虚伪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自尊，不能让别人看不起。这两种因素，在李上进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把入党视为生命，认为如果在部队干几年入不了党，回去简直就“丢死人了”。为了入党，他积极要求进步，不断接受组织上给予他的“考验”：烧锅炉，搞班务，组织战士搞实战训练。他把“入党”作为自己进步的标志，同时也觉得只有入了党才光彩，才能在村里特别是对象面前出头露脸。如果简单地说李上进为入党而入党，那是冤枉了这个好同志，他对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时感有些心灰意冷，也是由于希望受挫的缘故。作者所要批判的，主要不是李上进要求入党没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表现农民狭隘的传统文化心理，怎样把他要求进步的强烈热情，扭曲到钻牛角尖的地步。他密切注视着指导员的言谈话语，把领导对自己的态度都和自己的入党问题联系起来，以至诚惶诚恐，疑神疑鬼。他的几次“感情危机”，都由于小说中“我”的安慰和“分析”而安然度过“波谷”，重新振作起来。但这充其量不过是精神安慰而已，并未能真的矫正他的狭隘心态，他终于没有经受住最后一次“考验”，在希望破灭之后而精神崩溃了。精神崩溃导致李上进的疯狂报复——对指导员打黑枪，到头来落得个鎯铛入狱。李上进打黑枪，是他的狭隘心态的恶性发展，指导员对他最后那次类似恶作剧的“考验”，同样是出自狭隘心态。 如果说“吃排骨”是新兵连“要面子”的传统文化心理初露端倪，那么，“争骨干”更使这种心态变本加厉。我骨干实际上也就是“要面子”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要面子”，就要“争面子”，为了“争面子”就怕“丢面子”，为怕“丢面子”，就要做些小动作，耍点儿小权术，甚至对竞争的同伴使绊子。“元首”和“老肥”本是同村来的好朋友，为了争当骨干，“元首”这个老实人竟然打了“老肥”的小报告，泄露了他患羊羔疯的秘密。致使“老肥”遣送回家。“争面子”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丢面子”而无地自容，像“老肥”那样投井自杀；一种是“得面子”而惴惴不安，像“元首”那样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狭隘和自私一旦融为一体，为了“要面子”就可能坏良心，“竞争”就可能转化为倾轧！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其危害竟至如此，这种“内耗”，在我们今天的工作中仍不少见。当然，作者在批判农民传统文化心理时，牢牢掌握着恰当的分寸，没有忘记这批农民兵性格中的基本方面：善良和朴实。“元首”从悄悄告密到痛哭流涕地改悔，甚至还和班副商量想把打了指导员黑枪的李上进悄悄放了，这就展示了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 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愚昧的东西，《新兵连》的作者也在字里行间有所批判，比如，“元首”为什么打“老肥”的小报告呢？因为“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而“元首”也想给军长开小车，“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这是多么可笑可悲而又可怜啊！再如“老肥”出的一系列洋相，他好心好意把舍不得吃的大半碗肉片白菜倒进排长碗里，马屁没拍响反讨了一场没趣等等，都很惹人发笑而又发人深省。这是含泪的嘲笑，同时也叫人揪心！总的说来，《新兵连》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是深刻的，恰如其分的。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8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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