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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间客



  似乎,楼下有人叫我。再听听,确实有人叫我。
  “大斯,你下来!”
  打开门,迎面一股冷气。满天星斗,夜很深。我向楼下应一声,便下楼。一级一级的,一层又一层,一共三层。下到楼下,见远远地有人站着,很模糊。
  “大斯,你来,有人找。”
  声音很陌生。是谁?
  顺路走过去。满地落叶,有桐叶,有水杉叶。白天时,桐叶哗哗翻动,水杉叶一片灿烂,初冬已经来了。这会儿,一脚踏上去,喳嗤喳嗤响,仍然想到初冬的灿烂。走到转弯处,树立在两边,很黑,寂静凝着,有三个人,也许是四个,呼地蹿上来,没等我反应,便把我按倒在地。
  开始我笑,以为有人在胡闹。大半夜的,真胡闹!正用力挣扎,就有一盆水倾到脸上来,接着是灼痛。意识告诉我:不好!
  那几人手一撒,急急地跑了。我爬起,便扯了嗓子叫,失了人腔。
  惊动人了。人哄哄地奔过来,抬腿,捉胳膊;都说,怎么回事!稀硫酸!哎呀呀,这下完了!快送医院!快叫救护车!又有人喊着去叫公安局。天地都乱起来。我几乎昏死,被人撕着抬着晃荡晃荡地走;后来就失了感觉,晃荡晃荡也没有了,一片寂静。
  这事儿,就这样来了,干净利落,又糊里糊涂。
  这时我三十一岁,在市直机关供职。我性格内向怯懦,对谁都顺着,从不刺毛,大家都说我不错。事实就是这样:大学毕业,我分到市直机关来了,省辖的市,很小的。分配就像投胎,分过了,就难改了。一晃就是四年。四年,也就是说,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拿屁股对付凳子,拿两肘对付桌面。领导说一声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说一声不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领导的嘴是我的脑子,领导的脑子是我脑子的脑子。我熟悉了。不这样,换另一种干法,锋芒毕现,处处与领导碰着,那不好;那样领导就一定反感,就要在工作中给我设坎子,让我爬得很辛苦,对健康无益。
  当然,并不是我胸无大志,平平庸庸,本意要做个烂好人。我不是平庸的,不是的!
  我在悄悄干一件大事儿。这就是,把我认识的人,从地委书记到掏大粪的老头,都列表分类,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这是门独特的学问,研究中,能发现每个人背后都有许多东西可看,或者叫做隐私也可以。就好像掀开一个古董盖儿,长了第三只眼,一下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这世界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更真实的生活,真实得让人害羞,刺激得人心疼。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下苦功夫,拼命干,找出一切人隐私的真象和真谛,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出我们民族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就像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分析学一样,给人一把别致而刺目的生活钥匙。当然副产品就是名利,或者伟大一类。因此,每天上完班,填过肚子,我就把自己关进屋子。这时候,领导的嘴就不是我的脑子了,我自己的脑子醒过来,梦幻般地飞翔,一切都是开阔的,自在的,心里也会溢出一种黑色的、孤独的、骚动不安的东西,好像一条河泛滥开来,四下里乱乱地淹去,把淹出来的东西全记在纸上,编好页码,小心地装进箱子。每每干到很晚。
  常常地,当夜深人静,我出来望望天空,呼呼凉凉的夜气,就觉得自己毕竟不平凡,想斯一根是什么烂好人?分明是天马行空,猛志藏在心里呢。于是探揉僵硬的关节,也就自豪。
  发事的当儿,我正在研究本单位的小华女士。
  小华女士就住在我隔壁,但隔壁如隔山,可谓洗漱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她人长得很俏,长腿,细腰,乳房高高的,二十七八岁了,脸上不见一丝皱纹,说话声高,浪气得很。又异服奇装,发型诡谲。小城人流里若见她走来,就像黑沙中落着一粒珍珠,让人不由得一边骂骚娘们儿一边自愧形秽。她结婚六年了,不要小孩,专门在外面鬼混。今年春上离了婚。据说,是和港客在金陵饭店睡觉,被抓住了,这才离婚的。因此,暗地里人就叫她“金陵饭店”。我在纸上,把打听到的一切全写下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所传并不可靠;她离婚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她丈夫的性功能不行。是的,是性功能不行,不然……正研究得起劲就听楼下有人叫我了:“大斯,你下来!”……
  我觉得这下完了。
  醒转来当然是在医院里,一眼看到墙壁,白白的,意识到自己没死,脑子一转悠,一瞬间就想到:我的脸毁了,不能见人了。即便出了院,也一定一疤一块的,难看死了,还怎么活?脸对一个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做一个人,一切地位,名利,人格,与胜比起来,都显得太次要,只有有了一张人脸,才能算个人。我的人脸还在吗?摸摸绑满一头脸的纱布,心里没了底,慌得不行,也悲愤得不行。
  跟着我就想;是谁对我干了这个?
  我到这地方,四年了,也没得罪过什么人。与人最激烈的冲突,也就是在市委大院里为自行车的事。那次我的自行车忘了上锁,一个城郊来的人,骑上我的车就走;我看到了,就抓住他,与他理论,说他不该不打招呼就骑走我的车,何况我又不认识他。那人挺蛮,说车是他的,不是我的。这就争吵起来。值勤的武警来了,问怎么回事?我就一一道来。武警认识我,看了看车,断给了我。那人不松手时,武警就拍手枪。闹到后来,那人发现他的车在旁边立着,型号新旧都和我的一样。那人红了脸,也道歉。原来他是城郊乡的一个企业干部。为这事,他总不致毁了我的脸吧?
  蓦地,我想到一个传闻,说某女演员演了《田野》,她丈夫怀疑她与人有私,一怒之下毁了她的容。呀,毁容的不是与什么桃色事件有关?我的心怦怦直跳。
  ——女人?
  第一个我想到毛翠。
  毛翠是我第一个对象,后来分手了。是我提出分手的,却不能怪我。我们原来很好。我上大学前,她在县城的蔬菜队种菜,我也在那种菜。后来我上大学了,不种菜了,她仍在那种菜,距离也拉开了几百里。
  分手不是为这个。我挺喜欢她那人,个儿不高,圆脸,嘴厉害,处处要强,过日子是个好手。我原来想,种菜就种菜吧,人要吃菜,就得有人种菜。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若是找个种菜的,他仍然还是弗洛伊德,并不会就此少一点魅力。一个人找个种菜的做老婆,没什么关系的。我提出分手,是为另一宗事儿。
  有一回放暑假,我回去看她。正是晚上,月亮明晃晃的,我直直向她家里走。她一人住个屋,我想给她来个出其不意。可是近她屋子那当儿,见有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月光下面,腰下和大腰上那一截白白的,那一小块黑地也看得真切。我一怔站住,嗓里堵了块石头,几乎噎死,愣愣地站了半晌,这才想到叫毛翠。
  “毛翠!毛翠!”我叫。
  屋里灯亮了,毛翠穿件连衣裙,飘飘地出来,还笑,没事儿似的。我心里有虫起来,走近前,抬手就打了她的脸。
  跟着,我就提出分手。她哭,说冤枉。有什么冤枉的?光屁股男人我都看到了,还有什么话说?她不依我,要去医院妇科检查。我同意,就让她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当然如我所料,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这一下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了就分手。
  分手时她说:“我冤枉,我有嘴讲不清。”
  我心想:你有什么冤枉?可我嘴上说:“我也很痛苦,很难过呀。”其实我也真痛苦,真难过。
  以后就没了来往。这个毛翠:她会对我下这个手吗?相来想去,没有可能。她性子犟是犟,害人的事是不会干的。
  回头再细想想,除了毛翠,能沾上女人的事,最多还有三件。
  十三岁那会儿,我爱过县剧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那个演员到蔬菜队演戏,我看到了,就恋上了她,有空就到街上寻她的影子看。她住在剧团那个大院子里,常常能看到。后来她走了,嫁到远处去了,也许是死了,或者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不见了她的人。我暗下里直想哭,觉得日子没意思了。现在想来,这是小孩子刚懂人事的事儿,根本与毁容不相干。
  读高中时,我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长着一双胖胖的小手,爱用手轻轻地拍桌头子,拍的动作很好看。我天天看她拍,看动心了。每天每天,她拍一次我就心跳一次。有一天,她又拍,我又心跳,可拍着跳着,有个纸条塞到中间来了。我一看,是我们班长。
  后来,班长和她好上了。
  我心里把班长恨得不行,想打他一顿,看那个子高得很,打不过,只得作罢。一直难过到回家种菜。现在想来,这也与毁容不相干。
  高中毕业以后,我抽到城关镇帮忙写材料,认识一个女的,她天天来找我玩,还看电影。有一回我不小心碰到她的奶子,软软的,她脸红起来,我脸没红,却白,吓得一身汗。那时我住在招待所里,大约是初秋,穿长袖衣服了,也可以穿短裤盖着被单睡觉。有一次她在敲门,我正睡觉,心里想,我腿上的肌肉不错,让他看看我的肌肉吧,便去开了门,然后穿长裤子。她推门进来了,抬眼看到我正穿裤子,便呀地叫起来,赶紧转了脸去,像不小心踩到了蛇。
  肌肉是根本没看到的,只看到穿裤子。自此就不再来了,去找她也不大理我,大约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地道。我想了想也是,怎么能穿裤子给人看呢?一个大男人,真不像话。跟着就算了。这一个,想来也不可能害我。她可能看不起我,不会恨,就是恨也不会俱到这个程度。
  那么,是谁对我干了这个呢?
  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也许,说不定,是哪个搞报复搞错了吧?可这是个法制的社会呀,谁怎么能这样干?真让人痛心。你搞了我,抓到你,惩罚也不会轻。你们好几个人呢,抓到都要受惩罚。几个对一个,合算吗?唉,真是真是,太让人痛心。
  最后我心凉了,因为我想到了现在的对象意丽,想到她心就凉得很。
  意丽是我大学的同学,这会儿在大报当记者,驻在深圳和香港记者站。她走运,分配分得好。她离我远得很,又比我小六岁。不是为这个心凉,是为我的引力小,她的向心力弱。她本来就有些看不起我,是大学里的同学撮合成的。读大学时,在我的寝室里,我年龄最大,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对象的人。为此,睡友兼同学们就帮忙,去和意丽缠,还发动女朋友也帮着缠。对她说,不要看斯一根蔫蔫的,实际肚里水多得很,又是个大好人,找他做对象,保准错不了。我也跌跌撞撞地进攻,又是信又是约会和电影票,向她冲呀杀呀砍呀;那会儿,她正追北大的一个王子没追上,伤心得很,被我乘虚而入,端了老巢。
  长相上,意丽是漂亮的妞,性格活泼好动,伶牙俐齿,又爱笑;笑起来脆得很,脸上两个酒窝。刘海长长的,又纤细,在脸上飘飘荡荡,让人尽想到好词儿。同学说,别看大斯蔫,却有艳福。我笑,心里却苦得很。因为意丽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咋的。
  “没有一点男子气概,”她说,“我宁愿你打我一顿,也不要你这没男子气概的蔫乎劲。”
  真不可理解,难道男子气概就表现为把女朋友打一顿吗?有几次,我下决心打她一次试试,事先好好地计划了,到时又下不了手,下不了手她就又说我蔫乎劲大。被逼不过,有一次我把她约到树林里,照着她的肩就打了一拳。
  她一下跳开:“咦,你怎么动手打人?”
  我说:“咦,有男人气概的人不都打人吗?”她一下子就哭起”来,肩一耸一耸的。我以为打重了,过去抚抚她,又检讨。她不要我抚,也不叫我检讨,说:“滚你个蔫乎劲吧!”
  嗨,这个人真没治。
  后来毕业,分远了,就更没治了。她还在来信中暗示,她答应我是因为她那时候失恋,太悲伤了,言下之意是我有些乘人之危。信也来得日见稀少,一年两年也不到我这来一趟,回北边办事儿,也都坐飞机从天上飞来飞去。有一回,给我寄来一张照片,洋气得我几乎不敢认了,旁边还有几个鸟男女,远远地站着,都洋气得让人生厌。我从此就心往下沉。
  还有一层,毕业四年来她写了不少东西,报告文学为多。她不屑把发表的作品寄给我看,却来信质问我:“难道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蔫乎下去吗?”
  这小女人,心可见了!我想了想,也恼,士可杀不可辱,她凭哪条子辱我?我总是个男子汉嘛,我是不依被辱的,我也要干个惊人的事来辱辱她。我所研究的这一门若是成了,就让她小女人看看。唉,谁想到来了这一场呢?
  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胃,空乏其身。此我之谓乎?孟夫子,圣人也,圣人之言,放之我亦皆准乎?

  父亲来了。
  一双踩惯了菜畦的脚踩进了病房,两眼上下打量着,白的墙壁,白的天花板,白的被褥,我的头上脸上的白纱布。父亲是健壮的;六十岁了,那样的健壮真是少有。他脸上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
  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我呢?真惭愧。
  我怕父亲。有时下乡,或者看到进城卖菜的老农菜农,我会觉得很可笑;我是国家干部,我在他们面前,他们自然显得很畏缩,很愚拙,也很质朴可爱。然而我怕父亲。在我眼里,父亲就是严厉的象征,他一瞪眼,我就吓得浑身抖。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一直到十七岁,还常常尿床,因此常常挨父亲打。
  “没出息的东西,又尿了!”跟着就是啪啪几掌,打得我从床上滚了下来。
  被父亲打决无怨言。我自卑得很,我的怯懦性格多半是从尿床而来的。一般的人总是嘲笑我,从我面前走过去,少不得要拿鼻子嗅嗅空气,说“真臊”!只有父亲不嘲笑我,他对我所有的只有愤怒,豪爽干脆地用巴掌来表示。我挨了打,反而有种感谢心理。这种心理沉积下来,就是很纯的敬畏。
  为别的事情,父亲也打我。比如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他怀疑我拿了家里的钱,等等。即便这样挨打,我也没怨言,因为我敬畏父亲。
  有一次,我把邻家的几棵柿子树折了。树是嫁在软枣上的,才长半年,茂盛得很。我折断它们,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欺负我家。我们两家的门紧挨着,他家起了一堵墙,堵了我家的路。父亲与他们吵,差点动了刀子,可那墙还牢牢地立着。他家是蔬菜队书记,父亲斗不过他。我恨在心里,就偷偷折了他家的树,不料被发现了。那时我十六岁,被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一定要拿四十块钱去赎。那时的菜农不像现在的菜农,四十块钱不是随便拿得起的,我家平时吃油吃盐都紧,哪来的四十块钱?
  关了两天,父亲来了,手里捏了一张纸,我认识字,见上面用阿拉伯字母和汉字大写着:“人民币40元”。是圆珠笔写的,纸背面,还烙着复写纸的蓝印子。
  父亲说:“走,我领你回家!”
  我从墙角里的草垫子上站起来,瑟瑟地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瞪了我一眼,我本能地向父亲身后藏,而父亲看也不看他,仍然迈着大步向前走,脚步声很响。
  一路上父亲不讲话,也不回头看我。我战战兢兢跟着走。回到家,我感到家空了,屋中间那张檀木八仙桌不见了。我明白了那四十元钱的来源。
  父亲重重地坐到凳子上,掏出烟,一阵猛吸,仍然不说话。烟云很快在屋里拉起一片帷,透过那帷,我见父亲盯着一个地方不动,眼里冒着火。我怕,开始慢慢向外退,刚退到门前,父亲转过脸来,两眼看着我。
  “哪去?”
  “我……”我站住了。
  “过来。”
  我过去了。父亲的声音虽很低沉,但每一声都是严厉的命令。
  “把橱子打开。”父亲又说。
  我手抖抖地打开橱子,见一只烧鸡放在盘子上。
  “把它吃了!”父亲说,“拿起来吃,老子给你买的,这两天屈了你。”
  我慢慢地抓起烧鸡,忽然哇地哭了,又扔下鸡跑到父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去。
  “爷……”我呜咽地叫着父亲,想求他打我,骂我,可我一句话说不出。
  父亲揸开五指插进我的头发,捺紧,说:“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啊,父亲!
  现在,父亲来了,表情仍是严厉的。
  他看我一头一脸的纱布,眉锁起来,有些疑惑,走近来看了看我的眼。我嘴动不了,只用眼睛喊:爷,爷!他点点头,眼有些红,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愤怒。我又好像听到了父亲的那个话:“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父亲担任了陪护的角色。医生护士都不让我动,活动范围只限在床上,而且只准身体与地面成一百八十度角,医生护士见了,就训,让我赶紧躺下。为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为什么,就是要我躺下。
  在这一方面,父亲无能为力,他帮不了我什么忙,医生护士叫怎样,他就怎样。在这个天地里,他的性格显不出光彩来,有时还被那十几岁的护士妞儿支来支去,这一点我很为父亲鸣不平。同时,心里也别扭,我的一切事都要父亲料理,大小便也要父亲倒。这些事都该倒过来才是,可该倒过来的事却又倒了过去,我于是有些惶惶。
  来看我的人不少,单位领导,同事,朋友,熟人,都感叹,都安慰,都对凶手满腔义愤,都来了又走了。只有父亲不走。他干他不该干的事儿,让我惶惶。有人来时,父亲就站到一边,听人说话,也不插言。人走了,他送到门前,一手扶着门框,人说“再见”,他说“好,好”。有人伸手给他,他也握,但很笨拙,甚至有些不耐烦。
  窗外望得见蓝天。严霜紧逼,太阳退到远远的南天上了,天蓝得凛冽。水杉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很稀。一天早晨,我感觉特别好,动了动嘴,没了疼的感觉,两眼寻父亲,可是寻不见,他不在病房里。
  “我今天挺不错。”我对自己说,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像自己。
  健康毕竟在恢复,真是让人高兴的事儿。
  我向窗外看,见父亲坐在院中的水泥凳上,天刚亮,到处都安静,没有人,只他一人,水杉叶子在他周围落了一片,暗红灿烂。父亲所坐的水泥凳的两端,也落了叶子,他肩背上也有叶子。他两手袖在一起,坐得直直的,眼睛看着几步远的树干出神。他在那儿一定坐了很久了,很久了,或者一夜,或者天不亮就已开始。外面一直很冷的。
  我非常感动,也感到内疚。强悍的父亲如此孤独;我早就知道了,并不是直到现在。我六岁时,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他们吵,我就缩在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叫,又哭,又睡了。再醒时天已微明,而父亲和母亲的吵仍在进行。那样的日子过了不久,一天夜里,月光不明,有云蒙在天上,父亲和母亲各拿了家什站在屋后,我伏在窗上,见父亲手里是把锹,他狠力铲树干,铲过了,说:“我要是,就像这棵树!”母亲手里拿着切菜刀,也用力砍树。说:“我要是,也像这树!”昏昏的月光下面,树皮被铲过砍过,露着白白的树干。我看得出来,他们谁也没相信谁。后来不久,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为了什么?我始终没明白。母亲领着妹妹,到几百里外的淮北平原去了,她老家在那。而父亲则领着我。我问过父亲,一切是为了什么?父亲不讲,说我还小,讲了我也不明白。等我到了不小的年龄,父亲仍不肯讲,问急了,他就举起巴掌威胁我,说:“总之一条你要记着,你妈那人不是东西,不配当你妈!”
  孤独的父亲。
  “爷。”我喊他。
  父亲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很快站起来,大步走进屋来,带进几个水杉叶于。
  “是你叫我?”他问。
  我微微颔首,又叫一声:“爷。”
  父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躺好躺好,你躺好。”他慌慌地说。
  我本来就躺好的,可我的泪水往外急流。父亲见了,立刻背过脸去。
  我渐渐好起来。一天,父亲把方凳向床前移近,对我说:“日子不少了,这些天,你也快要好了,’我有话要问你。”
  我看着父亲。
  “自从你离开了我,”父亲说,“念大学,当干部,这些年,你做过坑人的事没有?”
  我说没有,我从没做过坑人的事。父亲看着我:“我再问你,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结过什么仇家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得罪人和结仇家,也就是那次为自行车的事儿……”我把那事儿说了
  “这个我信。”父亲仍看着我,可眼光变成了刀子,挖着我,似乎要把我的真话挖出来,“我再问你,你和哪个女人有过什么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有,就是和毛翠……”
  “毛翠的事不怪你,那是她不是东西。”父亲说,“她不会有脸害你的,我问的不是她。”
  “还有就是意丽了,我和她……”
  “这个正和你好着,”父亲打断我,“我问的也不是她。”
  “此外就没有了。”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委屈起来,也慌起来,“能有谁呢?我和谁有什么,“没有的。”
  父亲盯着我,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我又说。
  父亲张开口,像要叹息的样子,可忽然说:“这个。我不信你。”
  “爷。”我求救地看着父亲。
  “我一辈子不识字,”父亲严厉地说:“可这种事,我脑子想得开。为沾花惹草捅黑刀子的,我也不是没见过。不为这。谁会对你下这个手?”
  “爷!”我的泪水几乎又下来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呀!”
  “自从你妈走后,”父亲说,“我这一辈子就守着你,你对我还信不过吗?该说的,你要对我说。”
  “爷,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呀。”我委屈到了极点,“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
  “你就会说这一句,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父亲恼怒起来,“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得出来,你是信不过你老子。”
  “爷!”我痛苦地喊。
  “算了,信不过,你就不讲算了!”父亲起身端起痰盂,出去了。
  “爷!”我喊。
  父亲不理,仍然出去了。我像从高地方猛地摔了下去。

  公安局立案侦破。是个少见的恶性案件,都说,一定要侦破,一定能侦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个法制的社会么!公安局长,侦缉科长,都来了,把那晚上的细节问了又问,记在本上,还录音。
  又拿来许多法制报,法制文学期刊,让我看。我平时不看这些东西,觉得犯不上为此花时间。现在圈在病房里,报纸期刊在手,不妨翻翻吧。一翻就吃了一惊,上面尽是些离奇的凶杀案子,光怪陆离,尤以女尸奸情案为多,看了让人心惊肉跳,简直也像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一个非有第三只眼不能看到的东西。大千世界,真是太不可划一了。同时也想,看这些案子,全破了,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
  侦缉科赵科长,也很有信心,说案子一定能破了,让我放心养好身体,若想到了新线索,随时向他提供。他说话的作态很有点像大侦探波洛。我唯唯,心想那么多奸情案都破了,我这个小小的脸案还破不了吗?破得了的。
  只是孤寂。小小的病房里,除了父亲就是我。我和父亲的话都少,都闷。有一个小半导体。几乎从未响过。偶尔打开一次,父亲啪地关了它,他在一种严厉的沉默中想着什么,仿佛受着一种重压。我怯怯地看他脸色,小心着、真孤寂。
  给意丽的电报早发了,她却不来,信也没有。单位又写信去,我也写信去,都该早到了,仍旧不来。不在?外出了?时。间这么长了,均不可能、那个小女人,她本就想甩了我,知道我脸毁了,一定更下决心甩了吧?
  我看过那电影《夜半歌声》,记得那个镜头。音乐停止了,声响停止了,只有她凝在那不动,医生给他揭纱布,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气氛渐渐绷紧,忽然嗷地一声,惊心动魄,那张丑陋的脸出来了。我一声叫,差点惊倒。现在。这张丑脸临到我了,实实在在临到我了。
  我问过医生,要紧吗?会毁到什么程度?医生说,不要紧的,脸会有些疤,但一定不怎么严重。我知道这是医生在故意安慰我。
  总摆脱不了等待意丽。人在病房中,真要个女人。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就更要一个女人。女人是什么?是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等待的东西。男人一在病房里,小女人就变成了小母亲。但意丽不来。
  意外的是,小华女士忽然来了。
  我不胜惶恐。她随大流来过了,看在同单位的份上,已经够意思了,何必还单独一个人来?而且手里还拎些东西,是食品,显然是送给我的,真不敢当。
  “华雅莎,”我郑重地叫她姓名,“谢谢你了。可是。真不敢当,你的东西还是请你拎回去吧,我感激在心了。”
  “什么?”她夸张地做出惊讶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除了你,还没有哪个这样……”
  “哦。为这呀?。她打断我,“我们单位除了我也没第二个女性呀,女性总是和男性不一样的,否则性别就失去意义了。是不是?嘻嘻。”
  她笑。她的笑配了她那身打扮——紧身羊皮裤,高筒皮靴,花样别致的针织毛线上衣,线条毕现。头发又在外面扎了一束,还有那张不见一丝皱纹的脸,看上去像个港澳来客,年轻美丽咄咄逼人——真让人有些“惨不忍睹”。这时我才觉得“金陵饭店”这个绰号对她是最准确最有概括力了。蓦然间,脑中有段“意识流”,想到出事的那天晚上,正研究她,似乎得出了她丈夫“性功能不行”的结论,心里有些尴尬,但也对那结论起了怀疑。或许她真是个“金陵饭店”。
  “要安心养息,”她说,“保存好个体也是人的本能之一,这个你知道吗?要想得开,多回忆回忆老庄哲学,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嘻嘻,来,吃罐头。”
  真是个“金陵饭店”,自我感觉良好。说着笑着,就找刀子开罐头,没半分不自在。
  父亲忽然插进话来:“罐头我们有。”
  小华女士怔了一下,马上又向我笑了。我意识到了什么,对父亲介绍说:“这是华雅莎,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前来过。”
  父亲不友好地点点头:“见过。”
  “大伯辛苦了。”小华女士马上和父亲讲话,“要宽宽心,大斯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父亲嗯嗯地点头,显然是不乐意的应酬。
  小华女士又转来对我讲话。“不要急躁,要安心养息,以后有时间我常来看你。”
  “不要不要,万不要常来。”我急忙摆手。“因为……因为你也非常忙。”
  小华女士见我的神情,又看看父亲,理解地笑笑:“也对,少些打扰也好,人来人往烦得慌、但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记住了?嘻嘻。”
  小华女士走后,父亲一声不吭。
  我解释说:“别看她打扮得年轻,其实二十七八了。”
  父亲不作声。
  我又解释:“她已结过婚,后来又离了。”
  父亲仍不作声。
  我进一步解释:“这个人作风不怎么好,大家都看不起她。”想想又补了一句,“我也看不起她。”
  父亲忽然不耐烦地说:“你给我讲这干什么?”
  我一怔,想解释,但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越解释不清。这个我心里明白。
  等待意丽。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这是我读过法国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后,留在脑中的模糊印象。现在,这印象骤然鲜明起来,生动起来——我看到了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正坐在土墩上脱靴子。贝克特捏造出来的那个狄狄走来同我闲扯,我们一边语无伦次地谈着,一边做些无聊的动作。我们忽而讲到出世的忏悔,忽而想到死海里度蜜月,忽而讲开了救世主和贼的故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等待戈多。但戈多没有来。第二天;第二天的第二天,戈多仍然没有来。
  “可恶的戈多。”我喃喃地说。
  “哪个?”父亲马上问我,“你说哪个?”
  “没哪个。”我说,“天不早了吧?”
  父亲奇怪地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
  她来了,又走了,来去匆匆,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是意丽,意丽和戈多一样没有来。来的是她母亲。和蔼的老人家,她对我真好。
  我第一次去她家,心里很慌,想着种种刁难,进门脸色发白。没想到一点不紧张,她见我就笑,两眼眯成一条线。她有三个女儿。没儿子,意丽又是老大,可能就为这,她对我特别喜欢。那次本该坐坐就走的,起身告辞,意丽的爹说:“下次再来。”她娘却不让,一定要留吃饭,扯扯拉拉一番,到底在那吃了。吃得很好,很多,终生难忘。
  她喜欢我,让我常去玩。我也乐意,那里有吃的,有母爱般的东西。
  “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她说。
  “学习紧,要多注意营养。”她说。
  “没娘的孩子,真让人心疼。”她说。
  我的心骤然一紧。我有娘,不是没有,只是她走了,在我六岁的时候,她领着妹妹到淮北平原去了。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永远地分开了。没再合在一起。为什么?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吵,”右一天晚上,我对伯母说,那天意丽不在,一家人都不在,就我们俩,屋里很安静,我有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他们吵,我就缩到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听,又哭,又睡了,再醒来时天已微明,而他们的吵还在进行。那样的日子……”
  伯母听到这里就站起来,转过脸去,她脸上有了泪水,随便寻件什么事儿来干,手抖抖的。我见了,也就停住,不再说。
  “我结过两次婚,你知道吗?”有一次,在我又陷到母亲的感觉里的时候,她自语般地说。
  我的心又骤然一紧。这事儿我一点不知道。意丽那么开朗,她一定没有任何家庭阴影。她的母亲一定像无云的秋天一样,亮晶晶的。可是,结过两次婚?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右派。”她说,“他当医生,我当教师,我们的感情很好。后来他成了右派,被押走了,押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音信没有一点;后来有消息说他死了,我绝望了,就嫁了现在这个。”
  我静静地听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右派都平了反,摘了帽子。我的第一丈夫忽然又冒出来了,他没有死,是被发配到一个大山里的生产队管制劳动了。生产队让他看竹园,有一间房子,离庄子几里路远,生产队有人给他送粮送盐,不准他走开一步。他一个人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年,呆得呆了,一天到晚要写申诉,寄给毛主席。原单位把他接回去,告诉他,毛主席逝世了。他就瞪人家,说:‘你反动!’同事故人一个不能认出,对谁都两眼呆直,成了废人了。”
  我静静地听着。
  “他连我也认不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那个苍老痴呆的样子,差点让我哭死。我和意丽爸说好了,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他本是废人一个,可到了我家后,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我的心又碎了。我和意丽爸结婚时没有结婚证,我想还恢复以前的家庭,可他说我和意丽爸有了三个孩子,他不愿冲散我的家庭,让我守着孩子和意丽爸好好过,而他却走了,回老家去了,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里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到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我静静地听着。
  她喜欢我,也相信我,心没有隔阂,与我贴得很近。我有了不幸,她来了,使我感到无上的宽慰。
  “哪个丧了天良的,”她说,“就是再有什么,也不该下这个毒手哇。”
  我望着她,又有了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但我对她说一,我的不幸不存在什么“再有什么”,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
  “事情发生在半夜,”我说,像小学生背一段烂熟的课文。常常有人来,常常说这些话,反反复复,说得都厌了,“我正在写东西,听到楼下有人叫我:‘大斯,你下来’……”
  “这么说,是莫名其妙的一切了?”听了我的解释,她反问。
  “是莫名其妙,”我说,“百分之百的莫名其妙。”
  “这就怪了,”她说,“这不可能,总是有原因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会不会是……”
  我骤然一惊:“伯母是不是也怀疑我有什么桃色事件?”
  “你说呢?”
  “绝对没有的,这一点,可以请伯母相信我。”
  “伯母相信你,你相信伯母吗?”
  我又骤然一惊:“伯母的意思是不是——”
  “你要是相信伯母,就对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不要打埋伏。”
  “良心可以作证!”
  “——哦,我在另一个男人嘴里也听到过这句话,可他骗了我。”
  她有了一丝冷笑,不说话了。
  “伯母!”我求救地喊她,就像求救地喊父亲一样;她的冷笑像刀子,插到我的心里来了。
  “意丽她爸,该了解了吧?”她说,沉静中有些冷酷,“他老战友有个女儿,在他单位工作,托他照看,小姑娘才十七岁,他与她不干净,风言风语传进我耳,我不信,问他,他也说良心作证,可后来姑娘肚子大了,他的老战友告了,他的良心再也作不了证了。”
  “伯母!”
  “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我骇然了,再没的解释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人世间的事真是太乱,太不合逻辑,以致伯母这样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她显然对一切都痛心,包括我在内。她还分明有种恨,这恨也包括我在内。她恨我,我也恨她吗?想一想,应该恨才对。她能当上“伯母”,只因为中间有意丽,意丽到此时还不来看我,意思已经明显了。好比一头猪,意丽是皮,伯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临走时,她摇头叹息,还留下几句安慰话。我心情迥异,听那些话不是话,简直是……唉,真叫我痛心。

  夕阳无限烂灿地放着红光,是初夏的傍晚,我们参观鹭鸟自然保护区归来。车行在晚风里,车窗开着,风凉爽而柔韧,所有的人都沉醉了。那时候,你带了口琴,一个接一个地吹曲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都温情,都动听。夕阳晚风和口琴声,你还记得吗?意丽……
  夕阳的光线,一如过去灿烂。它漫漫沉下去,就把一幢小屋放得很大很大,将整个病房,甚至整个医院都吞没了,我看着那阴阴的影子,直到彻底消失。每天每天,我都是这样的,夜来了,沉沉的孤寂就愈加重了。这种孤寂,你一定也能体会到吧,意丽。
  那地方,喧哗繁闲自然是不消说。中国的窗口和世界的窗口都在那儿。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你可以凭着记者证畅通无阻,兴致来了就跳跳舞,喝喝咖啡,可消遣的事儿有的是,因此早把我忘掉了,是不是?意丽……
  亲爱的猪,作为一个人,我真不该和你认识几年,真是一场误会,人和猪的误会。或许,现在是结束这谈会的时候了。那么,亲爱的猪,”再见了——不,不要再见,就永别了吧,猪。

  父亲出去了。是冬的傍晚,是现在,暮色正在吞噬小城、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反扣在床上的镜子,我忽然感到临别般的恐惧。
  医生揭去我头脸上的纱布,告诉我说,不严重,确实不严重。父亲看了,也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可我觉得不对劲;摸一摸,脸上不像过去光了,头也不对劲,有点歪扭感。护士送来一面镜子,让我看看,我赶紧闭了眼睛,不照;我怕当着人面看自己。表情会有不堪。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镜子就反扣在我跟前,一伸手就能抓过来。
  我告诫自己,要沉着些,不论镜中的脸是什么样子,都要沉住气,不要大惊小怪,自己的脸总归是自己的脸。要沉着,或者干脆,不论看到什么脸、都笑一笑也好。
  我把笑便在脸上,开始伸手抓镜子,抓到了,翻过来,我的尊容立刻映到镜中了——是不是我?看了看,是的,是我,还是挺像的,尽管从两腮到脑袋上都有疤,鼻子不大好看,头也不太周正,但绝对能看出是我。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想得太过分了嘛,我还能看出是我,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放下镜子,对着墙壁出神,渐渐又沮丧了,我还得回到人堆里去呀,并不是如现在这样,两手端着镜子,自己宽慰自己。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自己。我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这没用,就像我自己认为是市委书记和国家主席一样,完全没有用。一切要别人承认,别人都说没什么了不起,那才真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这个东西,了不起得很,“自己”这个东西则完全无关紧要,无可奈何。倘若,倘若别人都认为我是一只猴子,那我就是一只猴子,语言学上不是说,约定俗成为之宜吗?尽管我是人,有人的思想,会说人话,两条腿走路,但只要别人认定,我就做不成人,事实就是如此:做一个人,重要的是别人承认,别人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否则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我已如此,“别人”还承认我是人吗?或者还完全承认我是人吗?
  别人——自己。
  人——不是人——不完全是人。
  沮丧。黑暗沉重的沮丧。

  我很害怕,我开始憎恶父亲了。
  我怎么能憎恶父亲呢?父亲,他是我敬畏的,我一定要永远敬畏他,在心里保持他刚强严厉的形象。我一定要为敬畏父亲而活下去。从而保全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做个敬畏父亲的好儿子。
  可是不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咬牙切齿,一见到父亲,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说: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你怎么能和“别人”一起怀疑我呢?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被人毁了脸,完全是糊糊涂涂的,我什么女人也没搞,可你这个老东西,你怀疑我,给你怎么讲也没用,我真恨死你了,恨不能一口一口撕吃了你,可恶的老东西。
  我毛骨悚然,又疚又怕,我想向父亲解释点什么,可是解释
  呃?什么都是解释不清楚。”我面对着父亲。日子过得很艰难起来。想,还是让父亲回去吧。几次想对父亲说这个话,又都开不了口。父亲很奇怪地看着我犹豫的表情,以为我又出了新的毛病。
  我鼓了好多天的勇气,终于在出院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下了决心。

  “爷,明天你回去吧。”我说。
  “什么?嗯,嗯。好,不要我多住些日子了?”父亲表情上摆着意外。口上却应着,有些迷惑地看着我。
  “不要了,”我看着天花板,“我基本好了。家里的冬菜也该照应照应了。”
  “嗯嗯,好。”父亲说,他显然还有话,可是他不说了。
  夜里。床那头的父亲翻来覆去,一直没有睡实;他是那种倒下头就发出鼾声的人,这一夜却失眠了。我也睡不着,可我装着睡着了,还发出一点鼾声,半夜里父亲坐起身来,我以为他要小解,可是不是,他那样静静地坐着,坐了许久许久,然后叹息一声,又躺下了。仍旧没有睡实。我心里有种冲动,想一下坐起来,说一声:“爷,我也睡不着呀!”然后抱着他哭一场,可是我没动。我心里的那个声音仍在咬牙切齿、对父亲发着诅咒。可恶的老东西,可恶的老东西!
  我难受得几乎死去。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争吵的那些夜晚,想起了那些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偷哭的情形。我的泪下来了,忽然无限地想到母亲,想到那些在三十年被一位女作家写过的感情;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下的大海里。我哭了,可我一动不动装着睡着了。心里那个诅咒的声音一直在响着。黑暗中,我觉得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感到悲哀而又恐惧。
  天没亮父亲就起来了,回去必须赶第一班早车。听到他拉灯的声音,我也立刻“醒”来了,伸了个懒腰,装着睡意朦胧的样子。我看一眼父亲,见他眼里红丝纵横,但我说:“睡得好吗?”
  “睡得好。”父亲说,“好。”
  我点起煤油炉,给他做饭。父亲心事很重地看着我,而我则埋下头,不作声,从两臂间的空档里看蓝殷殷的火苗。汤漫出来好一会,我才意识到烧开了。父亲在旁边坐着;也没注意到这一点。
  饭做好了,父亲埋头吃,像在尽一种义务,我相信他根本没吃出什么饭味。吃着吃着,他自语般地说:“那个小意,她翻脸了?”
  我惭愧地点点头:“可能的。”
  父亲仍埋头吃着饭:“你遇的这个事,我回去不打算讲了,只讲你有病,这会儿好了。”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这种事,讲了让人笑话。我心里咬牙切齿的声音又响起来。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悲哀而恐惧,但仍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父亲吃完饭,提着东西,下楼上路了。我要送他,他不让。
  “路我认得。”他说。
  “我送送你吧。”我知道父亲拒绝我送的原因,但我还是说:“天还没亮,让你一个走,不好、”
  “有什么不好?”父亲瞪着眼说,“还能有哪个敢对我怎样吗?保准没有这样的人!”
  我愕然,愣愣地看着他。他走了,上路了,在他转脸的一瞬间,我明显地看到他瘦了,苍老的脸上显出了突出的棱角。我忽然觉得一阵悲愤。

  法院,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原告席上坐着夫妇两人,他们控告我将他们的女儿窃为己有……她说。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在等意丽,她没来,她的姨妈却来了,来了又走了,和她的母亲大人一样。
  我研究过她姨妈。在大学里,她教我们书,我研究她不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对她的悲剧认识得非常肤浅。她孤身一人,何以五十多岁还孤身一人?人都说她是疯狂的同性恋者,所以落了个悲剧的下场。那时我信这个话。后来,我把她列为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我翻了我的大学日记,把对她的一切记载和印象都找回来,反复研究,这才发现她不是同性恋的悲剧,而是石女的悲剧。石女,就是那种不来月经也不能性交的女人,即便动了手术结了婚,也不能生孩子。我是从一句重要的、她无意中露出夹的话中发现这一点的。可是,她说:法院,在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
  事情并不离奇,她说,她刚大学毕业,一位翩翩君子闯进了她的心房。为了他能考研究生,她连续三次做人工流产。他考上研究生后,留给他的却是一张感情不和的退婚证书。从此,她深居简出,决心独身过一辈子。未料,她的生活在一天早晨被打乱了。
  那天,隔壁空房间搬来一对夫妇,还有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这对夫妇感情不和,性格都暴躁,小女孩在家中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还常常无端地被打骂。她爱上了这个女孩,处处给她温暖,小女孩也爱上了她。后来她了解到,孩子是收养来的,出生三个月”左右抱自医院,生母并不知是谁。一个念头不可遏止地来了:抢劫孩子的感情。于是,她把女性的母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状态。很快,孩子被俘虏了,孩子在父母那里是冬天,在她这里是春天。终于有一天,她告诉孩子,她是她真正的母亲,是一场误会使她不得不在三个月时忍痛离开了她。孩子先发怔,然后突然开口在叫妈妈了;而对自己的妈妈,却怒目相对。
  事情很快上了民事法庭,周密调查的结果,真象大白,漂亮的小女孩又判走了,这像一刀砍去了一半身子。
  我惊讶不已——她对我说这些干什么?她的到来已使我大出意料,又居然对我说了这些,好像负着什么使命,为了什么目的似的。我看着她,每个神经末梢都猎猎作响,忽然受到一种暧昧的启示,完全明白了,她是为某种大可会意的使命,在一以心换心”呢。逻辑非常简单:她是老师,是长辈,她能推心置腹到如此,我难道可以含含糊糊吗?不能的。不能再将那种对一切人都“隐瞒”的事再对她隐瞒了。不然可太不够意思了。我一定要明确地说,朝深处说;说那些“大斯,你下来”的肤浅话是没有用的,那样就是对老师和长辈大恭不敬;我一定要说一段与她的不幸能相对称相平衡的话。
  我搜肠刮肚,调动一切虚构的才能,说了一段曲折的饱含眼泪的故事。我说,我曾拼命追一个女的,追得发了疯,在我进入癫狂状态时,她提出分手不干了,我不愿撒手,她也不勉强,若即若离过了一年,她忽然通知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一听差点死去,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光像杜鹃啼血一样读一首失恋诗,借此来维持生命。
  “那首诗你现在一定能背得出吧?”她说。
  “当然能。”我说,她在怀疑我说假呢,于是我就背了某大诗人的一首诗:“太阳落了,月亮藏在云间。四周是无边的黑,无边的墨一样的黑暗”……
  “啊,啊。”她点头了,但说,“若是倒过来,有这样一个女的追你,就完全有可能对你报复啊,有这样的女人吗?”
  我心里有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来,我知道她想听我说出什么话来,可我再作践自己,也不能到这个程度呀。我切齿地说:“没有。”
  她愣了一下,接着就是无限失望的表情。
  失望,都是失望,我在等待戈多,你们也在等待戈多吗?

    从早到晚尽孤闷,仿佛入了空门。越想人生越莫名。垂帘暗中坐,空
  脑向黄昏。本能温情陪小心,闷久觉得残忍。灭打扯被睡昏昏。孤梦落白
  草,荒烟飘人生。

  填罢一首词,怨气在心中团起来。该是去公安局的时候了,不是去法院,离抓到凶手开庭审判的时候还早。心里想,公安局也真莫名其妙,事情出来这么久了,居然没搞出头绪来,你那么多人,干什么吃的?又想到赵科长,想到他那种大侦探波罗的神气,不免觉得滑稽。倘若侦探得力,我何至于受屈到如此地步?
  人都有复仇心理,我也不例外。不管时下我的心情坏到何种程度,都有一种思想潜在我的意识里,那就是,把凶手找出来,狠狠惩罚一通,该判刑的判刑,该放逐的放逐。这样做有什么实在的好处?没有,只能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还有就是弄清事情真面目,洗刷清我所受的冤屈。
  不晓得公安局何以约我去,或许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正欲出门,单位的马主任来了。威严的马主任从未上过我的门,这次来,是找我“好好谈谈”的,这个意思前几天见面时他交待过。寒暄过后,我望着他,等他开口。——当然是等他开口,这不是干工作,而是“好好谈谈”,不能纯粹把他的嘴当我的脑子,但要看他的嘴怎么说,我好顺着往下说。
  “准备出门?”他说,喷了一口烟。
  “准备出门。”我说,“公安局约我去一趟。”
  “嗯,得去一趟,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
  “这个——?”我听出马主任话里有话,想问个明白,他却换了话题和语气。
  “我这次来,是想严肃地和你谈谈。”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把烟闭在嘴里,不动看着我。
  我立刻严肃,好像一个庄严的时刻到了:“马主任谈什么呢?”
  “现在猜测和流言都很多,”他喷出烟,“事情虽出在你身上,但出在我们单位,我们也感到压力很大。过去,你斯一根是一个很好的人,至少,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是很好的人。你也早写过入党申请书了,因此你对组织要讲真话,讲真话的意思,就是把什么都讲出来,不要隐瞒。”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闭住,看着我。
  “我已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还要说什么?”我完全明白马主任的意思,但我反叛了,不以他的嘴为脑子了,甚至还有几分愤怒,“难道一定要说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才算真话吗?”
  马主任抿着烟,看着我,好像我脸上写着什么不好辩认的字,看一会,扑扑地将烟吐出来,吐得很泄气:“真没有什么要讲了?”
  “没有了。”我答得很干脆。
  “好吧,没什么讲,就到这里了。”马主任站起来,狠吸了一口烟,闭住,向门外走,到门外扑扑地吐出来,烟在空气里一飘,散尽了。
  “马主任慢走。”
  “嗯。”又狠狠地吸进一口烟。
  两个彪形大汉忽然临门,一式帽徽领章,威严得很。
  “走,到公安局走一趟。”
  我吃了一惊。不是约好我自己去吗?为什么还来人叫?我压住火气,向二人友好地一笑,请他们进来坐坐。但他们不领我的情,不笑,也不进来坐,只威严地站在门口,催我快走。”我迷惘了一会儿,难道我的脸上有点麻烦,笑就不是笑了吗?为什么没有一点友好的回报?忽地又明白,他们不友好并不是因为我脸上有异,而是为另一种东西。光那口气我就听出来了,不是软软地说“请你到公安局去一下”,而是说:“走!到公安局走一趟!”一切强制性的东西都在这“走一趟”里了。马主任不是也有一句“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吗?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惴惴不安地跟二人向前走,下楼后二人又改变位置,一定要走到我后面,分明体现了“押”的意思。他们是押着我走?我感到受了侮辱和难以容忍。但我咬着牙不作声。他们两个是跑腿的,职业性毛病,跟他们说也说不清。
  到了公安局,一见赵科长,我的怨气就忍不住了,我说:“赵科长,我想问问你……”
  啪!赵科长一拍桌子打断我的话,怒目圆睁,喝道:“斯一根,你现在要老老实实!”
  我一惊非同小可:“什么意思?赵科长你……”
  “我什么?我是公安局侦缉科长,不是吃干饭的,你不要老拿我耍着玩!”
  我疑心自己在做梦,看了看人和物,并不是做梦,心里就懵,我怎么拿你耍着玩了?这一切从何说起?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想问一句,现在我变成阶下囚了吗?”
  “什么阶下囚?案子发了这么久,你一句实质性的话也不说,什么意思?现在你老实交待,你有几桩侮辱妇女的罪行?”
  “这话从何谈起?你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这样对待我,要考虑执法犯法……”
  “少来这一套!告诉你,你要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你赵科长要知道,我是受害者。”
  “小张小李!”赵科长突然一声大叫。
  我一怔,仿佛听到戏剧公堂上县官大老爷的一声断喝:“大刑侍候!”随着断喝,我看到“小张小李”——就是去叫我的那两位大汉,向我步步紧逼过来,手里各拎一支警棒。我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赵科长一声令下,我就要大受皮肉之苦。一切没什么可讲,也没什么再讲。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他们当初让我看那些女尸奸情案的初衷。我愤懑,也不知所措,糊里糊涂之中,“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起了作用,愤懑的感情一软,就说出下面的话。
  “别别,赵科长,千万别;我们不来武的……”
  “不来武的,也行,只要你老实交待,你这号的,我见得多了,别想再拿我耍着玩,哼!”

  意丽来信了,牛皮纸公用大信封,骄横不可一世地躺在我的桌子上。拆开来,几页纸全写得龙飞凤舞,我读那情,像强行被人剥光衣服,硬塞到了漫天风雪里,止不住身心一点点缩小,僵硬,死亡。
  信上是活脱脱的意丽,她有天才般的合理想象,她说:一切都是可以想的,一个平常的宁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你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夜风不吹,一弯新月映在河里,小心地陪着她。新月之下,可见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美丽而丰满,属于那种让一切男人动心的小女人。也许就为这,你对她下了手。男人哪,在这个领域里都是野兽。后来,她的同伴来了,当然都是男的,一个,两个,三个,或许四个,他们围着她,询问她,安慰她,然后手拍胸膛,说:“这个仇,哥儿们给你报了!”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小河边,几条汉子笔直地插在地上。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叫:“大斯,你下来!”
  这就是意丽的信,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忙,不能去,我让母亲和姨妈去了,你真有本事,对她们能隐瞒得那么紧。可是斯一根,你忘了这个时代,这是个成熟的立体的时代,人的神经末梢都长得很,多得很,没什么事能将今天的人瞒住——古人会算,今人会猜,一切事情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对你的印象已模糊了,我很难想象出你喜怒哀乐的样子。现在你遭了不幸,喜怒哀乐就更和我想的不一样了。我们伸手远握,告别了吧。老朋友,不要怨恨,古人有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丝毫而莫取、此你我之谓也。不要怨恨,你有你神秘的事业,把精力多集中到那上面去吧,有所作为才是你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古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
  我忽然看到了意丽,不是幻觉,她实实在在站在我的面前,对我笑笑的;她穿了一件灰毛上衣,红白线镶缝的紧身运动裤,头发高高挽起,两个耳环金光闪闪,一眼看上去,矫健轻捷,比四年前还要年轻。
  “意丽,我一定要揍你一顿。”
  她笑笑的,表情好像说:我站在这儿呢。
  我把老拳举起,照准她的脸,用好力气就打上去。啪地一声,台灯倒下了,灯泡撞在桌面上,嘭地一声炸开,碎玻璃片满屋飞。
  “大斯,大斯,你屋里什么……”
  小华女士急忙过来敲门,我说没什么,碰破了一个灯泡。
  门不敲了,小华女士噢了一声,退回去了。她妈的,这个小华女士,她活得倒不错,还有兴致关心别人屋里什么响!
  我上床扯过被子,想昏天黑地地睡,却又睡不着。忽然又想,我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呢?我真的什么也没隐瞒吗?或者真的隐瞒了什么吗?我,我斯一根,也是一个单个的人,有血有肉,有人的感情,在真实的人的环境里长大,一样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的勾引,和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我脑子装了许多伺号懂了人事,进了学校,后来学会了许多东西,把问号全部变成了句号。变成句号之后,又把许多问号藏在灵魂里,就像吝啬鬼兼守财奴把金子埋在地窖里一样,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贼溜溜地偷着看,借黑夜的掩饰来使自己满足。我就像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其实心里装满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时机允许而又不承担责任,我就会有不堪入目的行为。这是表面现象下所有的另一个世界,我的一切也有饱含着我们民族的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因此,我也有资格成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我下了床,拿出纸笔,写:斯一根,男,三十一岁,大学毕业,市直机关工作人员;性格怯懦,内向,平时看起来不大与人来往,也从无脾气,可是一到晚上就关紧门,不知搞些什么名堂。似乎有一个对象在南方什么地方,可从没人见她来过。这是“个谜一样的人。一天晚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有人毁了他的脸。什么人毁了他的脸?不知道,至今也没查出来,他自己又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讲,好像懵然,看来一定有什么隐情……
  我不寒而栗,止了笔,不能再往下写了,再往下写,就要写到“隐情”上去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多得很,随便拈来一个,都有耐人寻味的——隐情。
  我啪地一掌击在我的脸上,想了想,又击了一掌,又击了一掌。然后倒在床上,又昏昏睡去,做了无数个怪梦,一切都变形,拉长,增亮,发出噪音,让人恐惧不已。
  醒来时已过半夜,屋里静得出奇,不能再睡;坐起来看看黑黑的天花板,记起了过去的日子,都无味,无聊,不堪得很,忽然觉得没了生趣。人活着,原则上就是痛苦,至少我是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止不住就想到死,想到死,倒觉得满有趣。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一个同学死了,谁也不知为了什么。那天在教室开毕业分配动员大会,散会后回寝室小组讨论;寝室在三楼上,刚坐下不久,就听人乱叫起来,说有人跳楼了。去一看,是我们班的,脑袋碎了,从三楼上跳的,头朝下栽到水泥地上。很怕人。忙忙抬到医院,死了。大家都茫然,都沮丧,公安部都来人查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没留下绝命书,日记也写得很平常。但大家很哄了一阵子,把他的死反过来倒过去讲。死让人激动,确实满有趣。
  我这儿也是三楼,下面也是水泥地,头朝下,一定死得保险。绝命书不必因,什么也不必讲。我死了,与谁也不相干。当然也要哄一阵,哄就哄去吧,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谁会为我立传的,哄过一阵子也就算了。而况哄我的人本身也要死,最多不过多活几十年,他们死了,哄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原则上就没了痛苦。没有痛苦的事,何苦而为?人活着不就是追求不痛苦吗?死后是不痛苦的,芸芸众生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是本能不想死吧?人为何不能战胜本能?死是至高至上的好境界,人不能战胜本能,真是龌龊得很。
  我打开门,见落雪了,风不大,雪却很大。不管怎样,时间已从初冬进入隆冬了。漫天皆白,雪星行军情更迫。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我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手扶着走廊上的栏杆,披着雪,望见楼下的水泥地。下面的地不见了,却都是雪。我犹豫起来,楼下的雪多了,雪是个软东西,对头颅有让劲,撞击一定不够有力,万一一头下去,死不了,受重伤,原则上不又很痛苦吗?为了不痛苦而闹得更痛苦,实在是愚蠢的行为。这个可恶的雪,如此混帐地下,什么意思呢?
  正犹豫间,小华女士开门走了出来。
  “好大的雪。”她说,抬眼见了我,“呀,大斯,这么晚还没睡吗?”
  我心里恼。一个雪已经够了,现在又出来个小华女士。她干什么来着?先有兴致关心我屋里什么响,这会儿又来管我睡没睡。真是多事的女人,你是克格勃还是中统特务?可不论怎样,我还是得搭理她。——人活着,免不了总是这样。
  “真是好大的雪。你也没睡吗?”我说。
  “没有。好大的雪。”
  “是好大的雪。”
  “好大的雪。”
  你半夜里起来,就是为说这句“好大的雪”吗?我看着楼下,想着人生就是痛苦。
  “你站在雪里干什么?”小华女士说,“快进屋去吧。”
  我站在雪里?看了看,确实是站在雪里。立时觉得荒唐可笑,充满了滑稽感,玩世不恭和毫不在乎的情绪也立时在心里涨满。我说:“我想死,可是,楼下有雪,我又担心跳下去死不了。”
  “你这个人在开玩笑。”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
  “当然,当然是开玩笑。”
  “我确实是开玩笑。”我说。
  “那快进屋吧,进屋吧,啊?”她说,口气像小母亲似的。
  我进屋,觉得非常奇怪,我真是开玩笑吗?这世界真麻烦了,你说真话,人说是假的;你说假话,人又说是真的。如此说来,我死了,人说我活着;我活着,人倒说我死了?

  大雪下了一夜半天,看着大雪,想起小时读的书:下雪了,早晨起来,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小朋友们不怕冷,有的堆雪人,有的打雪仗……
  一个绿衣人,背着邮包踏雪而来,在楼下喊:“斯一根,电报!”
  我的电报?下楼去看,果然是我的电报。绿衣人看了看我的脸。我签了字,取过电报,拆开一看,几个石印般的黑体字赫然入目:“你父病危速归。”
  大雪里一声炸雷。
  父亲病危?怎么可能?他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能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他能病危吗?一定是电报译错了!我丢开绿衣人,跌跌撞撞奔到邮局,要查。邮局不给查,至少’要持有单位证明才给查。死人的事还要这么麻烦吗?吵起来,有人小声说:“这就是被人浇硫酸的那个人。”与我吵的人马上不吵了,看了看我有脸,好像看一张证明信,之后,默默地给我查了。查的结果,用圆珠笔在每个字下都重重点了一下。
  “没有错。你、父、病、危、速、归。”
  不胜悲哀。不是年老的为年轻的送葬,而是年轻的为年老的送葬,规律是合乎了,可是太让人痛苦。父亲那样的身体,何以会突然病危?记起父亲走时,是瘦老了些,可是突然病危,怎么会呢?反复看手中的电报,看得每个字都失去了字的意义,可几个字合起来,意义仍显然易见;你父病危速归。
  火车汽车,归了。一路丘陵起伏莽荡;大雪皑皑。冬天的雪,把一切丑陋的东西都掩盖了,只剩了一望无际的洁白。云退去了,天空里悬着一个白亮的太阳。天地之间亮亮晶晶,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消失了,只留下纯净透明的眼泪。想起小时候,下过一夜大雪,早晨父亲喊醒我,到野外去抓雪兔子,看到兔子的脚印,跟着寻,终于寻到了,在一个塘涵子里,用竹杆一捅,出来了,在厚雪上跑不快,被活活地捉住。有时我掉到深雪里去,没了顶,父亲便拉我上来,用力一提,也像提兔子。有时我就故意掉到深雪里去。父亲,我心里想,又下雪了,雪把我留住了,让我留在你后边,回来了,回来看你了。
  回到家站到父亲的病床前,我倒吸一口冷气,险些栽倒。父亲已不像父亲了,才一个多月不见,他瘦得只剩下一副架子,形容枯槁,使人想到剖腹晒干的鱼。
  “爷,爷!”我哭了。
  父亲昏昏地睡着,毫无反应,好像早已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在场的邻里人都异样地看我,我兀自流了许多泪,才蓦地想起自己的脸。我惶然四顾;见熟人们纷纷压低目光,仿佛因看了我的面孔而失了礼仪。我感到一阵刺痛,好像心里挨了蝎蜇蛇咬,但没心思作任何解释。
  “我大怎么了,怎么了?”我问在场的邻里人,“你们告诉我呀!”
  我说了这几句,忽然感到神经崩溃,止不住哭得更厉害了。
  “孩子不哭,孩子不哭。”父亲的好友秦伯,拍了拍我的肩,“都难过呀,都没想到呀,昨天他在地里整地,整着整着扶着锹把不动了,然后慢慢趴下去,我远远地看他半天不动,过去一看,不好了,抱起他,他说了一声:‘老哥,我不行了。”就歪在我身上。唉,都难过呀。”
  “为什么不送医院?秦伯,为什么不送医院?”
  “唉,唉,都想送啊,可你爷不让,一抬他进城,他就瞪红眼睛。人到这时候了,不能再拗他了,你爷这人,我知道他,只好请医生回来看。”
  我看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听诊器;我抓着他的手,问他:“医生,医生,我父亲能好吗?能好吗?”
  医生抖抖我的手:“冷静点,你冷静点。”说着,把秦伯往前让。
  “你爷从你那回来就闷闷的。”秦伯说,“他说自己的命不好,白要强了一辈子,问他为个啥?他啥也不讲。唉,心气太强的一个人。为了啥呀?好好的身子骨,这么快就毁了。说毁就毁了。”
  “秦伯……”我更加泣不成声,感到了自己不可能逃脱的深重罪孽。
  “你爷不会走的,你爷没见你,不会走的。”另一个老者说,他是我家的邻居老冯,我折了他家柿子树的那个,这会儿他不当蔬菜队书记了,退位了,弯腰驼背,变成了和霭可亲的小老头。他和秦伯一样,满脸真诚的悲切。
  但愿,但愿父亲没见我不会走的。我相信这个话,这是老人口中的话,老人的话总是有道理的。
  我凑近父亲耳朵:“爷、爷、爷!”
  满屋宁静,谁也不说话,似气也不喘了,父亲还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屋都瞪大眼睛,不转,不眨,直直地盯着父亲。老人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父亲不见我是不会走的。果然,慢慢地,父亲睁开了眼睛,很艰难,但睁开了。
  我离开他的耳朵,但离得不远,叫他:“爷,爷!”
  父亲目光清澈,看定我,一动不动。我忽然发抖,害怕。我听人说过,“男怕清晰女怕糊涂”,目光清澈就是尾声的到来。不,不,父亲,父亲不会的,不会的。
  宁静更加深重,没人作声,紧紧地看着父亲,父亲早已认出我来,嘴动了动,又动了动,父亲想说话,父亲有话说。一定的,父亲等了我一场,一定有话要说。
  “爷,你会好的,有话你慢慢说。”
  但父亲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在众人脸上飘了飘,落到秦伯脸上,然后有点轻松的表情泛上来,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老哥,我儿这脸,没啥……是一场病留的……”
  我感到一把刀子直插到心里来:“爷!”
  秦伯说:“兄弟,一根这脸,是没啥,吃五谷杂粮,谁都有病有灾。”
  父亲看着秦伯,听着秦伯的话,表情显得释然。片刻以后,他慢慢抬起手,伸开五指,好像向前推什么。我看着秦伯,秦伯说:“你爷的意思我懂,他是让我们出去,他有话跟你说。”秦伯向众人摆摆手,示意大家都出去,大家都出去了。秦伯在我肩上轻按了一下,又向父亲点点头,也出去了。
  现在屋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了。父亲看看我,我看着父亲,此时此刻,我的灵魂被彻底地洗涤干净,对父亲又剩下很纯的敬畏了。我感到了自己的深重罪孽,承认了自己的深重罪孽,完全不想申辩了。我预感,父亲有最后的质问在等着我。一个意识在向我告诫,不论父亲问到什么,我都有责任使他满意,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更不用把假的当真的说了。
  可是,父亲没有问什么,他看了我一会,就用一个手指指定我,好像要把我穿透似的,跟着一字一顿吐出一串字:“你、妈、骗、我、你、也……”
  话突然中断,有一股怒气,我清楚地看到了一股怒气,斜刺里冲到他脸上,炸开,把他最后的话涨住了。他眼猛睁了一下,接着慢慢闭下去,好像油灯干了油,火苗蓝点点地跳了一下,永远熄灭了。
  “爷……”我喊,但嗓中发出的不是人声。
  已不全是悲。我已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早已明白了。父亲若能多活一分钟,不论他问不问,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告诉他,一个平常平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我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有三条汉子,也许是四条,围着她,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喊我了:“大斯,你下来。”然而我没有讲,没来得及。在母亲那里,有父亲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话,我这里也有。我为什么不率先坦诚地说?我说了,父亲就一定不会有怒气在脸上炸开。然而,晚了,晚了,永远地晚了。父亲的灵魂遁入了另一个世界,就像失灵的卫星消失在宇宙深处,永远不回来了,并且带着遗憾和愤懑。为什么我不把假话早早地当真话说出来?太可悲,太不该了。
  多么荒谬啊,我!一个十足的谬种。

  小妹的哭声凄惨,悲怆,是真正的痛哭,我听了不胜悲伤,也发懵。
  我发电报给母亲,父亲死了,希望她能领着小妹来;她没有,小妹自己来了。
  小妹出落得漂亮而结实,长发披肩,青色呢子大衣,坡底白色旅游鞋,石磨蓝牛仔裤紧紧绷在腿上,显得矫健而轻盈;只是肤色稍黑,手稍有些粗糙,口音有些淮北腔,把“我”说成“俺”。她身上还留着一点农村人的东西,不过那发展趋向表明,要不了多久,她会把那一点东西也丢掉的。
  她自己驾驶一辆摩托,不是轻骑,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块那种红色大摩托,头盔也是红的。她骑在车上,看起来简直是个时髦女郎。
  电报晚上到,乡邮电所耽误了一天,村里又耽误了三天。村支书拿到电报,犹豫了好久,在他印象中,小妹的父亲早已去世了,哪儿还来的病故电报?他犹豫中赴宴喝酒,酩酊大醉,酒醒以后把一切都忘净了,直到第三天,才又突然想起了电报这回事。
  母亲接到电报,大步走进屋去,叫着:“死了,那个人死了。”
  小妹一愣:“谁死了”
  “你爷死了,你爷。”母亲说。
  小妹感到一座山砸过来。这是她懂事以来,母亲对她第一次承认父亲,第一次用“你爷”这个词,而此时父亲已死去。她做梦一样地看着母亲,看不出母亲是悲是喜。母亲在进屋的那一小会儿失态以后,又恢复了平静,折过身去慢慢找事做。
  小妹过去搂着母亲:“妈,俺们去看看吧。”
  “看什么?”母亲看着她,“这世上天天有人死,俺们天天都要去看吗?他和俺们无有相干。”
  小妹哭了。她不相信小妹心里真那么想,她知道母亲恨父亲,但无论如何母亲不会这么想。她有一种感觉,父亲像影子一样,像空气一样,随时跟着绕着她和母亲,虽然她们从来不提他,可越不提她越感到“他就在那儿”。有许多人劝母亲改嫁,母亲不改,为了啥?“为了给那个人看看”。为什么要给“那个人看看”母亲不讲,说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就会给小辈子心里留黑印子,还是留在心里不讲好。
  现在,父亲死了,去看一下都不愿意吗?母亲不愿意。
  她自己要来,骑上摩托车,她要走了。她看着母亲在沉默中读懂了一句话:母亲更想看看死去的父亲,更想,可是拿不下来意思。那种永不知道的疙瘩还留在母亲心里。
  小妹自己走了,她驶过几十里,心里似乎有什么感应,又掉头驶了回去;临近庄子,见母亲在庄外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的面前。小妹感到什么东西从心里落了下去,她又驾着车,来了。
  整整晚了五天,父亲下葬了。我失望,以为她们不来了。然而,小妹自己来了,下了车脱了头盔,就戴上早已准备的孝布,挂着泪,催我领她到父亲的坟上去。
  瑞雪正白晃晃地盖着大地,天已睛了,太阳白得刺眼。丘陵起伏,父亲的坟在雪岭之中,土是新的,上面没有白色的铠甲。小妹见了,打开手提包,也掏出一些纸钱,点着,然后拍地抢天就哭。纸钱在地上烧出一堆黑灰,小妹的哭声显得异常嘹亮。
  我看到一个老人,在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面前。我一点不怀疑小妹对父亲有这样深的感情,她的哭使我非常难受。
  “小妹,”我说,“不要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
  小妹仍然哭了一阵,接着就抽抽溜溜地止住,揩了泪,静静地看远处的雪岭。忽然又放声大哭,悲恸得很。我用力劝小妹不哭不要哭。
  小妹又抹了眼泪。
  “爷和妈要是不分开,一定不会死吧?”她说,面对着我。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一辈子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说,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小妹不畏,小妹不哭。”
  但小妹哭得更厉害。
  “他们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呜咽地说。
  我茫然无所措,也跟着小妹一起垂泪。我听得出来,小妹哭声里除了真正的悲伤,还有痛心;这悲伤和痛心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母亲,或者更多。
  回来的时候,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上看着我和小妹。这是一个陌生的老人,他是从漫漫的山坡上走过来的,雪地上一行脚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路边上一定等了很久了,有一大片雪,都被他的胶底黑棉鞋踏实了。他显然是犹豫不安而又焦急地等什么人。我看了他一眼就想走过去,未料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斯一根。”叫得很有礼貌。
  “你是——?”我站住,看着他,有些意外。
  “冒昧了,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是这样,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章心成?窑厂会计章心成?毛翠后来找的丈夫就叫章心成,听说年龄也很大,“和她老子一样老”(父亲语),他就是你吗?不会吧?一定不会吧?
  “哦,哦,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极力镇定了一下。打量他,我发现他更老,作为一个平常的人,五十多岁,不算老,倘作为毛翠的丈夫,可就太老了,“和她老子一样老”就是老到这个程度,简直让我吃惊。他不会是毛翠丈夫吧?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
  “是这样,冒昧了。”他看了看小妹,又看了看我,“这是你妹妹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心里有些戒备和狐疑,但还是向小妹示意了一下,让她先走一步。小妹看了看我,稍一疑惑,先走了。
  小妹走后,留下我和老人。老人说:“是这样,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冒昧了,我的爱人就是毛翠。”
  “哦,哦……听说过,听说过。可你不是在公社管委会当会计吗?”
  “承包了,我和几个人承包窑厂的,一切都在变嘛。”他一笑,笑的时候显得更老,但很善良,“是这样,毛翠是你知道的,当初你们谈过,后来,因为某种误会,你们分开了,噢,分开了,因为某种误会。你听说过我,可没见过面。后来……”
  我已把戒备和狐疑凝在心里,镇定了,作很用心的样子听他讲“后来”,尽管那“后来”我已知道不少,他讲,我仍作用心听的样子,不打断他。他说,后来,毛翠死了好几次,没死成,很惨的,很惨很惨的。她觉得没活头了,没有脸了。也难怪她,一个女人,一个处处要强的女人,一旦出了作风问题,落下洗不掉的臭名声,就再也活不出精神来了。多少人帮他,要她快些嫁人,想寻个主儿拴住她,可是她不嫁,死也不嫁。她说她冤得慌。她的话没人信,没人信她就要死。后来,他来了,他这个平反右派从没结过婚,偶然中有了机会靠近她,听她诉说,他相信了她,诚心诚意地相信她属,相信她从来就没有什么作风问题。这样,他就留住了她的命,她就嫁给了他。而嫁给了他人又说她是贪钱才嫁他这个老头子的。他平反后补发了几千块钱。实际上她不是。她嫁给他只是因为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冤枉她。可别人硬说她是,说“回笼馒头”嫁个有钱的老头子,真合适,龙配龙,虎配虎,西瓜蛋子配葫芦。
  “她不容易得很,不容易得很。”
  “是不容易得很。”我说,“可你找我,意思是——?”
  “是这样,”老人有些激动,“是这样,我想请你,麻烦你,也就是恳求你给我一个帮助。”
  “给你一个帮助?”
  “是的。我有点太冒昧了。现在正赶上你父亲夫世,我这时候找你,也太不礼貌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冒昧了,因为你很快就要走了,你一走,就又没机会了。真是抱歉得很。”
  “直说吧,你需要什么帮助呢?”
  “谢谢你不怪我。是这样,毛翠她嫁给我了,可一直闷闷不乐,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不是因为我年龄大,而是因为你把她甩了那个事。我反复给她讲了,我信她是受了屈。可她说,光我这么看不行,要得旁人这么看才行。怎样才能让旁人这样看?想来想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也就是说,要得你帮忙,因此我就冒昧了,冒昧了……”
  “那么,你让我做什么呢?”
  “冒昧了……第一,你见见她,我说服她来见你,一定说服她来见你。她来了,你对她说说,是你误解了,她受屈了,让她先消了这个心病;然后,第二,我把厂里的负责人,我的老同事,还有她的两个好朋友,都请来,你也来,吃个便饭,你给他们说说,是毛翠受了屈了,也算是平反吧。要是能这样,我想,毛翠也没有屈了,别人说她贪钱的流言也消了,可真太好了。你看这,太冒昧了,冒昧了吧?”
  我沉默,感到心里有股酸酸的东西呛上夹,可怜天下丈夫心,为了毛翠,想到这一步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老人见我不作声,慌慌地问,“我是冒昧了,要是你愿意,我想,我觉得,我恳求你……”
  “老章,”我打断他,“你想过没有?若是我觉得并没委屈她呢?”
  “什么?”老人一怔,“这怎么可能?若那样,就一定是你错了,你一直就错了。知妻莫过夫,我知道她是受了屈的,怎么可能是没委屈她?若是这样。我想,人心这东西,我想……”
  老人忽然停住,好像醒悟过来,明白了彼此那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把脸扭向一边,身子的正面仍对着我,他擤了擤鼻子,瑟瑟地去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似乎是摸烟,但摸了一阵并没摸出什么来。他好像陷在良苦用心失败后的沮丧里,在想什么,也好像是留给我一个思索的时间。
  “荒唐天下事!”他感叹一句,一口痰唾到雪上去,“你真不通融了?”
  我抬起手,伸给他。他望着我的手,愣了一下,眼睛忽然发亮,露出绝处逢生的惊喜,双手也一齐抬起,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平等而又近乎虔诚地叫了我一声:“老斯!”
  我再次被酸酸的东西呛住,说不出话。

  毛翠总体上没变样,个不高,圆脸,但老得厉害,简直使我吃惊。分手那会儿,她还属于“姑娘”,现在却已属于妇女了,而且是农村妇女。过多的皱纹过早地铺到了她的脸上,严峻地记载着另一种生活,不由使人想到缺乏光彩的艰难岁月。看到面孔的第一瞬间,我们彼此都有些疑惑:变得都如此厉害!她疑惑什么,我知道;我疑惑什么,她却未必知道。我疑心真正的毛翠躲起来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或母亲!讲惭愧,说不上;讲忏悔,更说不上。人生如梦的感觉强烈到灼人的程度。冤屈也罢,不冤屈也罢,时间都在我和她之间流;我也找过黄泉路,为了与她完全不一样的理由,只是没找到,回来了与她一样,因为我坦然。没什么不坦然的。
  毛翠并不坦然。她的丈夫虽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见了我的样子也仍然把我当成我,但不坦然。她有愤恨,沉得很深的愤恨;她的愤恨摧残了她,也成全了她,使她还保持着原来的性格,使人觉得她火爆爆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一点都不想见你,”她说,“我想零吃了你这个人!”
  生人肉有腥味,我想来点幽默,可是又没说,心里充满原谅一切的情绪。我看着远处的夕阳,雪野一片金亮。我想起了那个夜晚,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一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腰下和大腿上那一截白白的,小腹下那一片黑地也看得真切;还有——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的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你冤枉我,像拿刀子杀我;你这个人真毒!”毛翠那张嘴又说。
  我不想说话,我想听听,看她有多少怨气。
  “你想甩了我重找,那也没啥,我老土配不上你大学生嘛,可你不该这样冤枉我。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不得好死!”
  当初她也是这样讲的,她认为我甩开她是因我是大学生;坚持要“好讲好散”,不要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她。我跟她说,我没那么卑下,也完全不是因为成了大学生就要甩开她;我是不愿娶一个和别的男人睡了觉而又试图隐瞒到底的女人做妻子,彼此格格不入,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于是分手了。现在她仍然坚持这样说。时间没有流去她的愤恨。
  “你嘴里塞驴毛了吗?怎么不讲话?”她质问我。
  “讲什么?难道‘经检查,处女膜破裂’也是冤枉你吗?”
  毛翠骤然惊住。她显然没想到此刻我会说这个话,她丈夫一定给她说了许多软言好语,讲定我愿意“认错”了,也讲定我错了,何以突然变卦?看着她惊得不能出语的表情,我知道我必须说出认错的话来了,否则将有一场爆发。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真的,可实际是假的。”我说。
  “你……”她缓过劲来,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样子,但转眼又克制住了,手伸到衣兜里,猛地拽出一样东西摔给我:“斯一根,你不要抓着那一条;你眼没瞎,你看这个吧。”
  我接过她摔来的东西,见是杂志社的一封信,信封折皱了,抹脏了。我不解地抽出信瓤,见是北京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的一封短信。信上说,青年杂志社转来了毛翠的信,因此给她回信;告诉她,处女膜破裂有多种原因,比如骑自行车、剧烈运动等等,都可能导致破裂,并不都是性交所致。”
  “你眼没瞎,你看见这个了吗?”
  毛翠不识几个字,一向也讳谈男女之事,我相信,她写信时一定是咬牙切齿才下了决心的。我也相信,她也一定按她的思考能力,向另外的什么地方求过助,试图说明我那晚看的不是真实的,只是没有满意的答复罢了。这样的一封信,能说明什么呢?能把月光下的光屁股和黑地也否定了吗?那可是我亲自眼见的。
  “我冤枉你,我承认了。”我说,把一切其它情绪排开,“老章一定把什么都对你说了,我承认冤枉你了,真不该冤枉你。”
  “你承认冤枉我,刚才还说那个屁话干什么?”
  “那不是屁话。因为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是为了重找,也不是为了甩开你才给你过不去,那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一个人,样子不雅地从你屋里跑了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从我这方面看,又并没冤枉你。要是把我换成别人,也会这么认为的。”
  “你不要再说屁话!我冤枉!”
  “你冤枉,我不是承认了吗?怎么还说我是屁话?”
  “你就是屁话,你根本没承认,你若真承认了,就不会说有人从我屋里跑出去了。”
  “有人跑出来那是事实,可我承认冤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确实受了冤枉,不论我看到了什么,你都确实受了冤枉。我说的不是假话。”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你不要觉得我的话自相矛盾,没矛盾的,因为,我和你一样受了冤屈。”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我的脸你看到了吧?老章可能告诉你是大病留下的后遗症,其实不是,是被人毁的——有天半夜里有人叫我,我下去了,下去就毁了我的脸,事情糊糊涂涂,完全糊糊涂涂,而别人都以为我什么都明白却不讲,就像我以为你什么都藏在心里坚决不讲一样,这实在是一种冤枉。”
  “这样说,你看到有人从我屋里出来不是讲的假?”毛翠迷惑地问。
  “当然不假。”
  “那你今天还到我家去吗?”
  “当然去。”
  “去了你怎么讲?”
  “就讲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医生的检查是这样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没有破裂。”
  “你说假?”
  “怎么说假?一切本来就是假的。譬如有一天晚上我睡觉起来,分明看到眼前有一张鬼脸,有洗脸盆那么大,鼻子眼都活灵活现。可世上本来就没有鬼,一切都是假的。”
  “你讲定了去?”
  “讲定了去。”
  毛翠忽然鸣鸣地哭起来。
  我一愣:“你哭什么?”
  毛翠抬起头:“你这个脸毁了,真没有风流债吗?”
  “真没有。”
  毛翠又捂着脸呜呜地哭。
  我好生奇怪:“哭什么?哭什么?”
  “敢情你讲的都是真的。”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不是为了甩开我才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我。早知道这个,我不该天天在暗下里咒你呀;咒灵了,把你咒成这个样子。”
  我哭笑不得:“我这个样子与你的咒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不咒你,你会落这个难吗?我真不该呀……”
  真是滑稽不堪,我的不幸是你诅咒造成的吗?
  “我真不该把你咒成这个样子,真不该……”
  “不是你咒的,这与你的咒毫不相干。”

  小妹认真研究我的脸,她逼着我说真话。她说,没有什么病能留下我这种后遗症,她懂,她高中毕业,只不过没考上大学而已,不要对她有什么隐瞒。兄妹俩么,血缘关系在,再远也是近。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兄妹俩就是要讲兄妹俩。父亲死了,父亲死后我们就越来越近吧,不要再远了。小妹说话打弯儿,越弯越远,越远越显得近。这和意丽她姨不一样,小妹是真的想说些心里话,不是套我的话。
  她说,母亲领着她,在乡下苦苦地过日子,不容易,因为她要念书,就更不容易。有一次,母亲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一夜直问太阳出了没有,说太阳出了就把东西拿出去晒。天亮了,母亲又挣扎着起来,要去放猪。母亲包给队里放猪,放一天猪十分工,也就是三角七分钱。她停了一天的学,和母亲一起去放猪,那一天母亲躺在猪场上,昏昏的一天。远处看见白墙的地方就是医院,母亲不去看,没有钱哪。孤女寡母的日子,真不容易。
  她说,一天天地具体看,时间像虫一样地在地上爬;可一天合起来看,时间又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她也没觉得怎么长,就长大了,高中毕业了。世道也是,一天天看,看不出什么变,可好多天合起来看,变得可真太快了。她高中毕业,学养鸡儿,一下挣了那么多钱,多得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时下的词儿,也就是万元户。她不止万元,伸出五个手指儿,她说,是那个数。再干几年,她又伸出五个手指儿,要挣到那个数。
  她说,母亲乐死了,没想到能过上这种日子。家里盖了两层小楼,买了电视,收录机,沙发,摩托车,还有电冰箱。母亲常常说,这下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可是,她知道母亲心里缺一样东西,她也觉得生活中缺一样东西,那东西本来可以找回来的,可因为母亲才知道的原因,找不回来,而且,现在,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唉,人哪,真是何苦。爷和妈,真是何苦。想一想,爷和妈一辈子,真像两个人隔河坐着,互相骂,互相恨,都朝死里恨,直到都把自己累死。唉,真何苦。
  她说,她找对象不容易,她不想老在村里守那一摊子,也不想找个农村人做对象,她想进城。说到这个,她笑,她不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想扎根农村干革命,她说她脑筋坏了坏了的,简直有问题,简直是想把城市挤爆炸的一代。当然有不少人追求她,她的一个高中同学追她追得发了疯。甚至打了背包到她家帮她干活儿。她收留了他,但讲清了不是恋爱关系。她对他很好。他那样的人她请了三个,帮着干活的,给工资。说到这她又笑,说她当了小老板了,发号施令开心得很。但她对他们都好,哥儿们姐儿们似的。这样就有许多谣言,说她和那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尤其说她和那个高中的同学如何如何。妈也怕得很,劝她辞了他们,少养些鸡,够过日子就行了。她哭过好几回,后来想想就不哭了,谁爱说啥就说去,她偏不辞他们,偏要和他们哥儿们姐儿们地闹。但她心里清清亮亮。后来她找了两个城里的,都不合适。再后来,她登了征婚广告,结果收到一大堆信,真吓人。她在那些信里挑,挑到一个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一谈还就成了。小伙子满帅的,满有雄心的,说定了得到学位以后不参加国家分配,回来和她一起办工厂。她说,她和他也像哥儿们姐儿们。她笑。
  她说,她的话多呢,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她不能在这果三天三夜,她要快点回家,家里的事她放不下心,更不放心母亲。她问我:工作怎样?找了嫂子了吗?脸上到底怎么回事?等等,等等。
  我答了,一一答了,全说的实话,没有假;她听了,频频点头,一句跟一句地安慰我,倒像忘了小妹的身份,变成大姐似的。对意丽,她尤其表示蔑视。
  “意丽有什么了不起?”她说,“不就一个破烂记者吗?吹就吹了,再重找个好的,世界之大,男子汉何患无妻?”
  面对热气腾腾的小妹,我惭愧起来,苦笑笑:“我现在做人都难,还谈什么男子汉何患无妻?”
  “哥你不要怕,有什么怕?”小妹说,“你这个事,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说不定哪天就真相大白了。”
  “你真信我是受了冤枉?”我说。无论怎样,我觉得,小妹也是“别人”的一分子。
  “当然真情,不仅因为俺是你妹,也因为俺同样受过别人冤枉。”
  “谢谢你了,小妹。”
  “哥你尽说见外话,谢什么?你听俺的话,什么都不用怕,这错不了。嫂子还是尽快找,你一个堂堂大学生,就脸面上那点小缺陷,还怕找不到女的?要不,俺帮你吧,给你登广告,报社有几个记者,俺认得。”
  “使不得,使不得,那一闹,更满城风雨了。”
  “哥你真是,怕什么?这世道俺看了,做人第一是不要怕——怕了,便什么也不成了。”
  “不是怕,难哪,小妹你不知道,若换了你,你就知道了。”
  “有什么难的?哥,要不,你辞了工作,回来和俺一起干吧,等俺的那位毕业了,俺们一起办工厂,怎么样?”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
  “看你,总是怕,总是怕,怕什么呢?不就这个事吗?有什么不简单?”
  是的,有什么怕?说起来又有什么不简单?想来想云,只能说我和小妹不一样,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彼此差得很远,很不一样。真是惭愧得很。或许,小妹那儿可以做我最后的退路吧?细想想,也不可能,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很难那样做。真是讲不清的事情,真是惭愧得很。
  讲到父亲留下的屋宅和财产,小妹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家里东西处理给秦伯,屋宅折价卖给邻居冯伯吧,象征性收点钱算了。”
  家产处理给秦伯,我也觉得合适,可屋宅给老冯,我觉得不顺气。给小妹说了说过去与冯家的不和,小妹说:“哥你怎么现在还不明白?世上的隔阂太多了,能不记的就不记,能解的就解了吧,何况冯伯现在也是个好老人,又有几个儿子,正少房子住呢。”
  我想了想,同意了小妹的意思,又觉得有些惭愧。
  小妹走了,临走千叮万嘱,让我尽快抽空去看看母亲。
  “哥,俺等着你,望着你。”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觉得眼角发热,而小妹,已抽抽地哭了。
  摩托车响起来,慢慢地开启,渐渐地加速,路笔直,远了,又回头招招手,更远了,再过一会儿,不见了。雪的远处还是雪,最后是雪上的一片青天。我忽然感到无限惆怅,像刚刚升起的一点东西又忽然失落了。

  火车几分钟就是一趟,有客车,有货车,京沪铁路,车可真多。铁轨沉沉两条线,车来了,火车头攒足力向前挺进,都带着一股劲风,大地震动。人也被震起来,身上的血流得快了,莫名其妙地有些激情,好像沉闷中喝了烈性的酒,情绪全从昏昏中抬起头来。
  公安局来电话,让我去一趟,说找到了一点线索。我唯恐有诈,捉着话筒问了又问,知道不会有什么“大刑侍候”,心才梢定,惴惴不安地去了。想到赵科长和小张小李,心里仍旧别扭。或许真有什么线索,想,但愿这线索可靠,真能把什么都理出来,那样,许多东西就烟消云散了。怀着这希望,居然有些激动。但到了公安局,又吃了一惊。
  找到的并不是线索,而是一个暗娼。小城里有暗娼?我吃惊不小。可见世界之大,人类本就是一条河,现在活着的人类,都是河里流来的东西,有些大可厌恶的玩艺儿,总随流带着,绝不了灵魂,有气候就要往外冒。
  暗娼长腿细腰,乳峰高耸,看上去二十左右,也许是三十左右,脏兮兮的脸难以辨清年龄。兴许是受了皮肉之苦,精神有些萎靡。见了我,她打了一个哈欠,仿佛我的到来使她非常厌倦。
  “就是他,”她指着我说,“就是他,错不了。”
  “什么就是我?”我本能地倒退一步。
  有人问:“看准了?”
  “看准了,”她说,“那还有错?他来了几晚上,少给钱了,我烦了,让人毁了他的脸。”
  我张了张口,但舌头已经失灵。
  有人说:“告诉你,诬陷好人要从重制裁。”
  “诬陷好人?”暗娟又打了一个哈欠,仿佛这话本身也使她厌倦,“这世上哪有什么好人?反正,就是他吧。”
  “好。那你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他姓什么叫什么与我什么相干?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管不着。”
  “那我问你,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对他下手的?”
  “我从来就没有对谁下过手,可你希望是我下的手,因此我就说是我下的手。怎么,不好?”
  “你要老老实实!”
  “老实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家庭、父母、人生,呵……”又打了一个哈欠,表情更加厌倦了。
  一场误会,丑陋的误会。误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像空气一样。
  我向铁路近前走,越近越觉得震动强烈,血越流越快。近到不能再近的距离,我站住,远远地一列火车来了,我等着那劲风,火车近了,我张开手臂,想揽一揽向前挺进的劲风,从而使自己痛快些,宠辱皆忘,正自调节精神,未料猛有人蹿上来,一把抱住我就往后滚去。双双跌在地上,几乎昏死。懵懵地看,不由吃了一惊:是小华女士!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她表情惊恐,又声嘶力竭。
  我蓦地明白,她是以为我要卧轨自杀呢!看着她,心里翻翻的,许多东西都记起来了:她到病房看我,她问我屋里什么响,她半夜里喊我别站在雪地里。女人的心真是女人的心。我惨然地笑笑,也难为情地笑笑。
  “我在看火车呢。”我说,“什么也没干呀。”
  双双都站起来。她不笑,也不见难为情的表情。
  “一个人一定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
  “没什么想不开呀,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你以为我相信吗?下雪的那个夜里,你一个人在三楼上向下看,难道也是在看火车吗?一个人万不要想不开。”
  我看着她,在冬的暮色中,我看到她脸上有两珠发亮的东西。我心里有个东西立刻僵了,被那发亮的东西稳准狠地打中,僵硬地倒毙了下去。我记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三十七层金陵饭店,不论春夏秋冬,风晴雨雪,总是风姿挺立的。小华女士也是,没见她沮丧过。她属于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类人,她曾经透露过她的座右铭:“人生在世休无理,切莫垂泪向自己。大事小事凭天落,心下轻之如鸿毛”。可这会儿,她脸上有了两珠发亮的东西,并且一滚一滚地落到地上去了。
  “谢谢你,真谢谢你了。”我枯燥地说,“可今天,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但愿是。——我也相信你是。”
  火车的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了。车轮飞转,大地震动不已。
  “其实也是,”我说,“一个人要真死起来,容易得很。”
  “是容易得很,但一个人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一个男人更应该如此。”
  别人都冤枉你,你也能想得开吗?我看着她,心里却起了另一种冲动。
  “人都冤枉我,疑心我有桃色事件,实际是什么也没有。”
  “这种事,是解释不清的。”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解释不清的,你越解释,别人越怀疑你。最好的方法是,你不要解释,事实是怎样,你就认为怎样,那就行了。如你自己,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别人疑心,就让他疑心好了。重要的事情是看好自己的创伤,让自己好起来。”
  “你相信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吗?”
  “当然相信。”
  “没有说假话吗?”
  “怎么能说假话?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离了婚,因为我长相上好点儿,性格上开朗点儿,衣着上讲究点儿,社交上广泛点儿,人就说我如何如何;还有人背地里叫我‘金陵饭店’,说我是和什么港客勾搭上被抓住了,因此不能入党,不能当先进工作者;若不是我业务上能通人,说不定马主任会把我赶出单位也难说。其实一切全是冤枉。我离婚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感情不和,普通的感情不和。别的什么也没有。”
  “真惭愧。”
  “怎么?”
  “没什么,你看,又有火车来了。”我说。我本想说有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她,认为她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她丈夫性功能不行。但我没有说。
  确实又有火车来了,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大地震动不已。
  淮北平原,无边无际。白杨一排一行笔直地站着。隔开田野,指向青天。田野上,雪开始薄下去,有青丝丝的麦苗,在雪地的空隙里露出来,兆示着又一个丰年。一座贞节牌坊,孤独地立在平原上,旁边立着个小牌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只喜鹊翩翩地落了上去。
  见到了母亲。
  独立的小楼,几大排鸡舍,白色的鸡群圈在鸡舍里。蛋鸡,肉鸡,各有不同的体态,都优雅闲适,冠子红红的。小妹挥动着铁铣,和一个小伙子一起,在铲鸡粪,铲干净了,又把粉细的锯末撒在地上,好像给鸡铺上了地毯。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看不出是在体力劳动。平原上的夕阳越过远处的白杨,光线投到他们的身上脸上。一切成了艺术的场面,使人想到一幅恬静的田园风景画。
  一辆手扶拖拉机驰来,拉着成包的鸡饲料,在鸡舍前停住;从机上跳下两个小伙子,冲着小妹他们大呼小叫。
  “伙计们,卸车啦!”
  小妹丢了锹,和鸡舍里的小伙子一起跑出来,嘻嘻哈哈地问候着。“
  “辛苦啦!粮站那家伙对两只大肉鸡满意不满意?”
  “满意,可俺们也满意,他揩了俺门两只鸡,俺们多装一袋饲料!”
  “嘻,不错嘛,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然不错啦,哥们哪回干得赖了?”
  “滚你的吧,吹什么牛皮?那次不是把三百斤鸡蛋当三十斤卖了?嘻!”
  母亲看着他们笑。母亲老了,而且瘦弱,脸上皱纹一道挨着一道,头发几乎全白了,整齐地挽在头上,在后面团了一个髻。看着母亲,犹如看着深秋风中立着的一根芦苇。很难想象,眼前的母亲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昏暗月光下对父亲砍树的那个;那时母亲很年轻,穿着很贴身的大襟海蓝小褂,留着“二刀毛子”,头发很黑。我想到母亲离开父亲而走的情形,那时我抱着她的腿哭得那样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仍觉得近在眼前。一股悲怆的感情涌到了心里。
  “看你妹妹这几年闹腾的,让人眼花缭乱,是不是?”母亲说。
  “是的,小妹是很有出息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说,看着母亲苍老的脸。
  “你妹心大得很,俺讲什么,她都根本不听;也好,俺索性不讲她了,由着她折腾,俺能忙就跟着忙,不能忙就跟着吃闭眼酥。”
  “妈你这样很对,年轻人的思想,很多和老年人不一样。”
  “就是就是,年轻人就要想得开些。有了些什么事儿,不要老搁在心里怄。像你那个对象翻了就翻了吧,也不要搁在心里怄,好好地再找上一个,就好得很。再说,你的脸也坏得不重,比出天花的好多了;那些出过天花的人,找的屋里人也都好得很;切不要难为自己。一个人孤单地过日子不容易,俺和你爷,都吃过这苦,不容易的。”。
  “妈。”
  “嗯?”
  “妈,我能问问你吗?你和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
  “啊,这个别提,这个不提。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太埋汰了,也没什么用,不讲了。”
  小妹跑上楼去,片刻,楼上的立体收录机便唱出一支歌:“想做个快乐歌手走遍天涯,弹着老吉它寻找理想……”
  楼下的小伙子们一齐跟着乱唱:“带着你祝福的照片我离开了家,它会时时地鼓励我……”
  母亲听着歌,笑了笑,说:“妈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什么愿了,只愿你和小妹过得好,就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儿,也不要像俺们;俺们都太呆了,呆了一辈子。唉,算了,将错就错,一辈子也快到头了,只愿你们都过得好。”
  楼下的小伙子们又跟着乱唱,小妹也参加到他们当中唱:“流浪的人儿,流浪的你,重回到我身旁……”
  “有些事,也许永远解不开了。”我说。
  “不会的,怎么会?”母亲以为我是在说自己的事,就说:“坑你的那些人,一时抓不到,不能说一辈子抓不到。俺们这庄上有个媳妇,年轻轻的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娘家找,找不出什么。过了二十多年,她的弟给她移坟,一挖开土,棺材烂了,见头骷髅上有个钉子钉着,人家一告,告赢了,原来是她男人害的。还有,后庄的盘老四,刚解放那会儿被人杀了,身上戳了七刀,几十年也没查出来。可前年,查出来了,原来是庄上盘九子挑弄盘八子杀的。盘九子那会正在县上当大官,事出了就被一条绳子绑进了班房。你道事是怎么出来的?那盘八子是光棍汉,好吃懒做,二流子一个,平时靠堂弟接济,临死那会儿,他当着人面叫起来说:‘你个盘九子,你让我杀了盘老四,说杀了他就包我一辈子吃不了用不尽;我杀了他,你现在把我包成个球了!’叫过就死了,你看看,世上哪有什么事解不开?还没到时候就是了。”
  小妹他们和着录音机都在唱:“流水的双臂拥大地,我却拥不到你;高山的双眼俯瞰千里,我却寻不着你……”
  我心里忽然有些茫然纷乱,看着母亲,想说什么,又无从说起,听小妹他们唱歌,我心一跳一跳的,他们有另一种生活,很生动,很实在的生活,没有凄凄哀哀。我太问了、想松快松快,想到他们中间干点什么。正要向母亲说这个意思,却见她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懂那眼光,那是想问起父亲的眼光,我看过几回了,可母亲却没问,都犹豫了一下又盖过去了。我懂得母亲,知道她为什么没有问。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字路口那个深深鞠躬的老人。父亲临终的话,真不该对小妹说,若是说了,母亲最后的心思也许就没了。我扭眼看着外面。母亲不先问,我也不先讲,我实在不愿讲父亲临终留下的那几个字,“你妈骗我,你也……”
  “一根,”母亲这次没有盖过去,终于说了,听出来她是下了决心又下了决心才说的,“妈想再问问你,你爷最后说了什么吗?”
  “没,没,什么也没说。”我非常想说谎。
  “真什么也没说吗?”
  “没。”我仍然想说谎,可母亲眼看着我,我说谎的勇气最后失掉了,便改了口,“不,不,说了,他说——他说‘你妈骗我,你也……’他没把话说完。”
  母亲的面色一下变得十分惨淡,愣了许久,才叹口气,说:“唉,人这一辈子……也算是报应吧,实在是报应呀!”
  我默默地对着母亲,突然觉得非常对不住她,是因为我曾经几乎淡忘了她?是因为我没能像小妹一样给她应有的宽慰?或者是为别的什么?讲不清。
  夕阳开始撞击平原,西天上一片金亮。小妹停了歌,招呼一声:“我出去一趟;就回来。”话后片刻,便响起摩托车的马达声,红色的摩托冲着夕阳,在白杨夹道的平原上突突驶远去。平原上薄下去的雪仍映得摩托很醒目。红的车,白的雪,金亮的夕阳。
  “这么晚了,小妹还出去?”我从沉默中走出来。
  “去接个人,”母亲也从惨淡的沉默中走出来,说,“队上的五包户余老太,在沟集子看病,丫头去接接。沟集子不远,她车快。”
  “沟集子?”我想起伯母——曾经是伯母的话: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起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沟集子,”母亲说,“那地方有个好医生,念过大学,留过洋,有本事得很,没什么病他看不好,是右派平反落到这地方来的,四乡八里,都找他看病,都说他是个再世的华佗。”
  “他是队省城来的吗?姓龚吗?”
  “嗯哪,你听说过这个人?”

  忍了又忍,我还是去找了龚医生。没有任何实在的目的,只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比我走过了更漫长的坎坷路,我有理由要找他,就像一片雾要飘向另一片雾,一朵云要飘向另一朵云。饥饿的情绪使我向往,不能自止。待见了龚医生,我觉得自己不唐突了。这是一个瘦瘦的老者,脸小得出奇,白白的,头发向后梳,一丝不乱。一件半旧灰的卡衣服,好像套在根子上似的,有些旷。里面衬了个又长又大的白衣领。一个形象古怪的小毡帽戴在头上,使人想起某种豁达的类型人物。我们居然一见如故,谈得把世界都忘了。夜来有酒盈樽,隔案对饮,渐渐都入酒境,身心发飘。
  “麻疯医院的人都是和睦友爱的,是不是?”我说,“遭了难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别老在那种情绪里嘛。”他一笑,“难道酒也拉不出来你?年轻人,想开些吧,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嘛。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给我讲个龚医生被打成右派的故事。”
  “龚医生的故事很落套,没有多大意思。”他说,“不外是受了冤屈罢了,具体的也就是一句话引起的:在食堂吃饭,饭里沙多,有人写个条子贴在饭堂里:‘饭里怎么这么多沙?’一句平常的话,上面追查了,说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王义饭堂里怎么会有沙?查来查去,人人自危,查的结果大出人意外,有六个人站出来,每人各揭露一个人,说是亲眼见写那字的。我也是被揭露的人之一。你说奇也不奇?那六个人的良心哪去了?怎么可能有六个人同写那一句话呢?为此我最初多年想不开,后来想开了,这不能怪那六个人没有良心,这要怪有个力量把人都变成了好斗的鹌鹑,见了自己的同类眼就红,结果理智良心都失掉了。”
  “几十年了,你就这点感慨?”
  “这是浅一层的,更深一层的,是那种鹌鹑气质沉到人的骨子里去了,而且变成了人世哲学的一部分,遇有事来,就条件反射般地露出来。例如对你,一些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你受了害,而是你是不是搞了女人。”
  “‘中媾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龚医生接着又慨叹了一句。
  沉思良久,我忽而似乎悟出什么,便举起酒杯,对龚医生说:
  “为鹌鹑气质的灭亡干一大杯!”

  春天了。春夜很静,也很黑,一条小河,灰灰地、宁静地睡在地上,一端连着小城,一端向远远的丘陵伸过去。大火轰轰地烧起来,把河湾河面都照亮了。纸片一叠一叠往火里扔,全都在燃烧的火里化为灰烬。扔完最后一片纸,看着它挣扎着萎缩而变形,而与黑乎乎的纸灰变成一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我曾经想一鸣惊人,想痴狂地独创一门学问,想和举世瞩目的弗洛伊德拉个乎儿,可现在,我几年闭门辛苦的结果,都在春夜的宁静之中轰轰地烧毁了。没理由可以顾盼,好比在一个死胡同里走,满怀激情,以为这种走法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去罗马,这是满怀激情地走向死角。而且也荒唐透顶,不讲别人,单讲小华女士,讲意丽她姨妈,甚至讲我自己,一无例外地都被自己研究出莫须有的结论;像痴人说梦,更像凭空造谣诽谤,竟连自己的人格也彻底贬低了。现在,一切都烧了,都在火里变成灰了,我才知道一切又并不这么简单,这种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的感觉,我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我悲哀而惆怅,遥望未来,满心茫然,人生的路,我还靠什么走下去呢?
  “可借,太可惜了。”
  “不是早已下决心了吗?还可惜什么?”小华女士说。
  “可借我永远赶不上弗洛伊德了,而且,我连未来如何走下去也感到茫然了。”
  “你这时的心境,我理解,看着自己精心构筑的巢穴顷刻飞灰烟灭,难免难受。你还是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吧,给自己一个彷徨期和休整期,在你可能深入进去的绘画、音乐、文学、雕刻、翻译、哲学和宗教等领域都看一看,看好了,再选择一门集中力量一干下去;说不定,你会成为一个大画家、大音乐家、大作家、大……”
  “难道真可能有带‘大’的头衔落到我头上来吗?”
  “怎么不可能?完全可能的,你是那种能认准一门就干到底的人。你自己不也说吗?一个人只要能把精力集中到一点上去,就会干出连自己吃惊的成绩来。”
  下弦月升起来了,渐渐从东天上浮起,四周渐次变得明朗。河对岸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走,一边走一边打狼似地高声呼啸,看到我们,隔河用手电照过来,窃窃地笑,忽然高声叫起来:“一个十八岁的小嫩伢子,找个毛胡拉碴的老头,真憨种!”叫过了,全飞奔而逃。
  小华女士吃吃地笑:“他们以为我十八岁呢。”
  我笑不起来,我在想:我和小华女士,别人或许会以为是“烂脸只能配二婚头”吧?
  那几个年轻人在远远的树后面唱:“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小华女士静静地看着月亮,叹了口气,好像看见了一只惆怅的鸟飞向宇宙深处。
  “生活太严峻了,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我也唱一支歌给你听吧,好不好?生活里实在应该多点歌声。”
  “你要能够,你就唱。”
  “只要想,就没什么不能够的。”她说,静了静气,歌声果然飘起来了,静幽幽的,很低柔,“悄悄降临的月夜里,就是这神秘的一刻,我会贞节地等待,敞开心怀迎接你千言万语是多余……”
  这一刻我死了。至少,我觉得死就是这样的;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只有一片宁静,甚至连宁静也没有,一切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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