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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在涂天的血液中行进，像冰天雪地的北极熊突然被 推到如蒸如煮的赤道上。看一眼天空，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 那只鹰的孤独和力量：它孤独，所以它有力量；它有力量，所 以他孤独；他孤独而有力量，所以它是一只猛禽。一个立身的 法典在它那儿吗？这一切真实得如梦，如火，如魔岛睁开它黑 沉的眼睛看着八百岁老人的沧桑。 西山之鹰 今天，我再一次在白日梦里回到了老家凤阳。我经常在白日梦里回老家凤阳，这种梦通常被冬天的气氛笼罩着，一般情况，我总是觉得冷，白色的灰色的冬季，一种灵魂深处的有声音的冷。这很遥远，非常地遥远。这种冷完全是回忆性质的，它凝固不动，高高耸立在天边。当然是冬季，永远的冬季，它高高耸立有若垂天之云。我能认定是它。关于凤阳，我不想多说些什么。凤阳以许多因素而闻名，知道它的人非常多。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是题目上写着的那四个字的那么回事。 那就是西山之鹰。 那一年我十八岁。时隔十六年，我沿着十六年生命的河流倒溯回去，我无法否定冷风穿越十六年的时空，依旧来自寂寞的远方，冬天的地上长着没有叶子的树，草是枯的，涧湾和山塘都很疲，冷风膨胀的天空孤悬着冰冷的太阳，它慈祥凛冽，光芒四射。十八岁的脚步声响在我的血液里。这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十八岁和十八岁以后十六年的情感。 现在北京正是秋季，冬天的先锋掠过遥远的西伯利亚，正隐隐地向南推进。它离开寒冷大本营北极圈时的喧嚣之声贴着大地的血管传来，发雾的天色和血红的太阳在北京的西天上响应，许多植物变成红色。院中的爬墙虎更红成一片，这是秋天纯粹的红，像血，高高地卧满鲁迅文学院这幢楼的表皮，将人心红成虚无。这时候世界寂静成死海，没有人阻止我握紧那些真实的情感在过去的日子上慢慢地走来走去。这是自由的时刻，浅浅地飘些沉郁的自由的时刻。 我上了老家庄子西边的那座山，是西山，整个西边群山里最高最大的那座，它披满白雪尖在那儿。我最初沿着一条通向它的小路走，小路伸出村庄，弯过满是白雪中的田野，爬上几座小山，小路没有了，但我还是上了那座山。我顺着山坡踏雪向上，荆棘和灌木丛把雪弄得很不规整，我越走越高，雪后阳光刺眼地照射着，空气一尘不染。我上到山顶，这是十六年前的山顶，我看到山下那些村庄和山岗都贴着地皮起伏着，许多气流浮动着晃荡的意味冲向天空。山高了，一切都小了，孤独的一点被托在山顶上，只有苍茫的远和苍茫的天。你无从诉说，没有人听你诉说，尤其当你十八岁一切都没有着落的时候，你感到一切都无理而残忍，不。合逻辑。你愤懑，你的愤懑像根根长刺长出皮肤，然后又弯回去刺你自己的心脏，你并非怆然涕下而是渴望一种破坏的力量。这时我听到时光流驶的声音——不是流逝，是流驶，时光是极为实质的东西，它沉沉驶过时带来一个孩子的惨叫，那惨叫声几乎粉碎了白色的灰色的冬季。那孩子叫二狗子，是个男孩，十八岁的一切都与这个男孩的惨叫有关。 二狗子母亲那个女人，她望一眼屋外，望一眼孩子，她坐落在冬天里，两眼播散着枭的色彩。有种种理由相信她是个心地阴暗的女人。首先是她的长相不善，她的眼睛像果，这远远地就可以看出来；她脸上的肉有横的势态，与常人不同。她比她身为大队书记的丈夫小十余岁却高十余公分，而且壮，他们走在一起，就如同一只硕大的雌鸟护着一只精干的雄鸟。以现在的审美观看来，这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但当时却没有难以理解的东西，个子的高矮和身躯的肥瘦非常次要，关键是精神。这是一九七四年，这一年凤阳土地上的预言家几乎等于零，没有人预测到伟人何时去世以及随着这种去世而引起的时代裂变，当时的日月山河都是永恒的，包括血统论。这个女人就是为此而对第一个丈夫变了心，带领他的儿子到第二个丈夫这儿来了。她的出发点是要救他的儿子，儿子四肢健全，眉浓眼大，已经具备了十年以后当一个男子汉的一切条件，但儿子不能守着原来的父亲拖一条坏根子，他要给他换一条好根，这条好根就是她目前的丈夫。 儿子却顽强地抵制着她的选择。 儿子十岁。十岁的孩子很脆弱，皮肤嫩，骨头不坚，身上还长着胎毛，长者喝一声他就会吓得发抖，他不能一刻不追随着保护。他恐惧这个世界，随时都准备哭出来。这样的孩子不该有自己的顽强阵线，然而他却有，他拒不听从母亲的安排，坚守一条：他仍旧姓马，叫马余，这是他生父为他起的名字。他不跟随他的继父黄伍姓黄，他也不喊黄伍为“爷”——爷就是父亲，凤阳话里就是这个意思，爹反而是祖父。约定俗成。 女人说：“二狗子，你讲，你为什么不叫爷川q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 二狗子憋住气，一声不吭。 女人说：“让你改姓黄，就是把你的坏根子也改掉，姓什么不是姓？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 二狗子沉默，仍旧一声不吭。 女人就泪水横流，呜呜哇哇地哭起来，边哭边诉，唱歌一般，诉说自己的一片苦心，抱怨命苦，又拿脚跺下面的地，用头碰身边的硬物，弄得衣冠不整，满面污垢，再抬头看二狗子时，见二狗子蜷缩在一边，两眼闪着坚韧的光。女人大怒，蹿起来，抓住二狗子的头发就提了一圈，然后拳脚交加。 她的男人黄伍这时就站在旁边，他以四十岁的结实矮个子看着一切，一声不吭。他不是中立，对女人的行动他投以赞许的目光，他认定自己有权利让这个移植过来的儿子继承自己的姓氏，他希望有这样的继承，黄姓的自己理应有个延嗣，这是最根本的。 女人质问二狗子：“你听不听话？你听不听？” 二狗子不听，她伸手又扯住了二狗子的头发。 这肯定是以前无数次的重复，一切都进行得很有章法。二狗子被提起来，感到天旋地转，然后什么东西猛地失落下去，他被掷到一边，从里问外，每个部分都被摔疼了，他在地上落实以后，目光碰到窗外，外面的太阳正在西山上落下去，有些冷红的光射过天空，昭示着不受伤害的无限的自由，他渴望那种自由，但他知道自己无法获得，他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他试图躲避，试图抢过门和窗子逃出去，事实证明他是逃不出去的，高个子母亲和矮个子“他”配合默契，次次轻而易举就把他扯了回来，他感到母亲和“他”的力量都是无穷的，他们把他捏在掌心里。要怎么揉就怎么揉他。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任其摆布，一声不吭。 他们就接着摆布他。 女人持一根两尺长的荆条，直向二狗子走来。二狗子知道这荆条的厉害，那是种植的灌木荆条，编筐和粪箕用的，质地紧密结实，打在身上像刀割的一般，可以重复使用，久打不断，被荆条打的记忆使他有些颤栗，但他躲不过这样的打。女人走到跟前就把荆条抽在他的身上。 “你个砍头鬼，你个死孩子！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你可听？听还是不听？佯翻跟难治，硬睁眼好治，看我打不好你！我今天就要把你打好！” 荆条的抽击不断，诅咒和教训不断，但女人显然没有多少信心，这表现在她的疯狂上，她的拍击不是目的性很强的惩罚，而是变成了非理性的发泄，抽击的过程中她完全忘却了和孩子的母子关系，她是对付一头让她发疯的小兽。 二狗子本能地向一边躲着，他躲一步她追一步，屋子里的空间有限，他无处可躲，有一刻他想躲到黄伍的旁边，黄伍抓住胳膊一下就把他提到了荆条的下面，让她打了无数下才松开，他松开后二狗子就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女人在外面乱打不着，就喝令：“出来！你马上给我出来！”二狗子在桌下蹲了一会，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就畏怯地爬了出来。他不敢不出来，他明明知道出来后等待他的是什么，却仍旧不得不出来，经验告诉他那个桌子保护不了他，反倒可能招来更持久的打，他爬出来是近乎一种本能。十岁的他显得瘦小伶什，四肢着地仰面向上，脸上泪水横流，他想咬牙不哭，可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仰面向上渴望有一双手臂一下把他抱起来。可这是不可能的，等待他的是那无情的荆条，一下一下的抽击像刀子在割他的肉。他知道一切要在母亲打累的时候才会终止，然而母亲力量无穷，似乎永远不累。他对力量无限憎恨。 荆条抽击着，他被一块一块地割着。 男人黄伍说：“天黑了，吃饭吧。” 女人住了手，对二狗子说：“不准你吃，你到那边屋子里给我跪好！” 那边屋子是二狗子的屋子，那里面有个四方的小凳，女人说跪好就是要他在小凳上跪好，二狗子摇晃了数次才从疼痛中稳住身子，走进那个小屋，在凳子上跪好，这一切也近乎本能。接着他听到母亲和“他”吃饭的声音。他对黄伍的一切感觉就是一个“他”，“他”是个陌生的男人，具有无上的权威，他憎恨却不敢明朗地憎恨，一九七四年这个背景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勇气，他曾远远地多次看过这个男人，“他”当初离他最近的一次是到他们学校去，“他”给他们讲话，讲的什么他不记得了，但他永远记住了他那种握有生杀大权不可抗拒的样子，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畏惧。他很难接受“他”和母亲睡在一个床上的事实，他不叫“他”爷，也不能叫他黄伍或黄书记，“他”只是一个“他”，像西山一样又高又大，理所当然地挡住了许多东西。母亲和“他”吃饭的声音从外屋继续传来。他肚里不饿，身上持续的疼痛代替了饿。他在凳子上稳稳地跪着自己的十岁。 黄伍和母亲是把他忘却的样子。他们之间是持续不断的谈话和争执，有时他能听见有时他听不见，但他知道基本上谈的是他，“他”骂他谬种，母亲似乎持有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这种骂，接着就有猛力放筷子和摔碗的声音。接着就吵，伴着母亲的哭声，边哭边诉，底气很足。母亲总是有这样的本领，她能为一条板凳放到左边还是放到右边吵上整整的一夜。二狗子想她也许就是为了这个把自己忘了，他膝下感到疼，身上也感到冷，他偷偷地移下来，在地上站直，可母亲像长了隔墙眼似的一下就获知了这个举动，她停止与“他”的吵，呼地冲过来，拧着耳朵就把他拧上了凳子跪好，他跪好后她又尽其所能地拧着他，她勒令他跪好，若是再擅自下来，“那就有你的好看”。他只好又稳稳地跪着不动。母亲又回去持续她的吵，“他”的话低、少、狠，她的话多、高、无边无际。他们的吵持续到半夜左右，之后就没有了。屋里早已没有了灯，公社的有线广播也停了好几个小时，一切黑暗宁静，世界完全死了，二狗子跪在凳子上，感到自己也死了。他什么时候曾经离开了凳子他并不知道。 女人在后半夜的什么时候从痉挛的梦中醒来，她捏亮了手电，下床泻掉了腹中的东西，马桶里的哗哗声对死寂是个极大的毁坏，接着她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什么响动，她叫一声：“二狗子！”隔壁抽溜一下，接着一片宁静。她打着手电过去，见二狗子一动不动地跪在凳子上。“二狗子，你刚才下去了没有？”她说。二狗子说：“没有。”她一伸手拧住他的耳朵：“你说，你刚才下去了没有？”二狗子的耳朵早已冻僵，这一拧就几乎掉下来，二狗子哇一声叫，声疹入夜中，庄上的狗都跟着叫起来。女人更加拧得用力：“我叫你叫唤！你还叫不叫？叫不叫？”二狗子呜呜地忍着不叫。 隔壁的男人点了灯，却没有一点声音传过来。 女人已断定二狗子擅自下过凳子，昨晚的疯狂再次回到身上，她松开耳朵，问二狗子：“你说，你改不改姓？你叫不叫爷？” 二狗子力气微弱，张了张口，没有话。 女人从墙边抄起荆条，想了想，又放下，拿过一根绳子来，把二狗子两手一挂，再一提，就吊到门上去，二狗子哇地一叫，叫到一半，赶紧忍住，气流在他喉中打了一个旋，变成一声呜咽。这时女人又把荆条拿起来，点到二狗子的身上：“你说，你听不听我的话？你改不改姓叫不叫爷？”二狗子吊在门上，手和胳膊都抽筋地疼，他钻心地叫了一声：“妈！”女人知道他并不是屈服，举起荆条，刷刷地打下来。二狗子再次感到了切割。他连续不断地叫，妈、妈、妈！女人说：“闭嘴！不准叫！”刷，又是一下；刷刷，又是一下，又是一下。二狗子不再叫，他在切割中悬在那儿。女人开始循循善诱：“二狗子，听妈的话，妈是为你好呀，你总不能一辈子拖那个坏根子吧？你叫了爷，改了姓，朝后就好了。”二狗子不吭，女人善诱之后又自己下泪，下泪之后刷刷地打下来，打过了，说：“你不听话，就吊死你！”女人回到了隔壁的床上，那儿又发出她和黄伍呜呜哝哝的争吵声。 二狗子悬着，他说：“妈，放我下来吧，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上你奶奶的学！”女人在隔壁骂。 二狗子说：“妈，我疼，放我下来。” 那边没有回声。 二狗子说：“我要下来，妈。”二狗子听到了自己胸腔里冲出来的哭声。 那边仍然没有回声。寂静。鸡开始叫了，长长的嘹亮的鸡叫在寒冷的黑暗里像挥舞的长鞭子。二狗子又听到了母亲的哭声，听到她说：“去把他放下来。”她肯定是在对黄伍说话，可回答只是冷笑般的一声嘟噜，接着二狗子听见了一句话：“这就像抢来的新媳妇，你不下狠手打，怎能跟你过日子？”二狗子用脚后跟磕门，用脚尖踢门框。女人在那边火爆地一吼：“不准踢！”二狗子仍旧踢，女人过来了，把灯也端了过来，白亮的灯光扎着二狗子的眼睛。女人瞪着他：“叫你不要踢，你听见没有？” 二狗子说：“妈，放我下来，我天亮要上学。” “上学？”女人说，“你坏根子不除掉，上学能有什么出息？” “妈，我不……” 刷！女人又是一荆条打过来，二狗子拼命踢门框，有一下踢到了女人的胸上，女人更加用力地打，二狗子用力踢门框，用力磕门，女人喝令他不准踢不准磕，他无法听她的，疼痛的切割使他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他眼里没有泪，只有空洞洞的火，两脚是他身上唯一能动的地方，他不能不踢，他自己要停一下也做不到，他只有拼命地踢，女人制止不住，就更加用力地打，嘴里同时伴着许多声音，二狗子听不到那声音，只能听到疼痛的切割，他踢，磕，他在刷刷的抽击声中感到了生命飞离本体的感觉，渐渐地他慢了下来，最后完全不踢不磕了，他失掉了最后的力气，头和腿一齐垂了下去，世界恍惚，接着他感到自已被托举起来，似乎被放到了床上，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二狗子！二狗子！”他简短地嗯了一声。那个遥远的声音又说：“二狗子，二狗子，你要什么？要喝水吗？你饿吗？要吃东西吗？”他嘴唇动着，许久，他听到自己吐出两个微弱的字：“睡觉。” 这是夜里，你想象一个人坐在十米之遥的黑暗中面对着这一切，他的愤怒就像刀子一样穿越黑暗要插到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的心脏里去。他彻夜不眠，几次黑黑的影子在那个女人和男人的门前走，那是他深刻体验世界残忍的时刻，他走在地上犹如走在荒谬上，他的心也荒谬至极，他认定自己要干出什么来。大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类。他对自己没有充分的把握，甚至根本没有把握，但他认定自己要干。这似乎不取决于他自己。时隔十六年我仍能看到那个黑夜，看到他在霜地行走的情景，他的肩上和头上也落满了霜，星光闪烁，照着他被寒露包围的影子——那就是我，正是十八岁，一个随时都能作出荒唐选择的年龄。 一切无法回避，我家的房子和他家的房子毗邻，我小屋的窗子正对着他家的门，一个早晨我听到那边嘈杂的声音，打开窗子就看到那个女人领着二狗子从庄外的小路上走来，进了黄伍的门，二狗子的样子就像一条被牵着的狗。那时阴晦无日，情景勉强而悲伤。开头几天能听到那边近乎快乐的笑语声，但很快就没有了。事情异常简单：上学时老师叫二狗子“黄金卜”，二狗子跳起来，把写上“黄金卜”的练习本也撕了，明确告知一切人必须继续叫他马余。接着就有女人和黄伍对他的联合征讨。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十岁的年龄也“匹夫不可以夺志”，然而似乎却又是这样。仅仅是似乎，因为女人和黄伍的联盟对十岁来说是过于强大了。 关于孩子和他生父的事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生父想必有坚强的品质，上溯三代都是跃马横枪的人物，到二狗子父亲这一辈就陷落在庄稼人的群落里，一次偶然的爆发，他锒铛入狱，走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女人不会为自己坚守了，他看着二狗子，眼里绝对无泪，他说：“二狗子，你过来。”二狗子过去，他抱起二狗子就在腿上咬了一口，他吐下口中的血，两眼发红：“二狗子，你走到天边我也记得这个印子，你永远是我的儿子。”二狗子大腿上鲜血淋漓，他扑上去咬父亲的腿，被父亲捏小鸡似的把他捏住，不让他咬，父亲拍拍他的头，露出一个微笑，走了。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散发着闭塞荒凉的气息，一切都凝滞不动，无法打破，天像一口锅倒扣在地上，四周封闭得严严实实，世界异常狭小。幼稚的时候认为天的四周是四根柱子，长到十八岁，仍然感到一切都没有变。狭小世界的观念在我的年龄上慢慢延续成真理，这个世界确实太小了，我们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迎来白天送走夜晚，看着生命的茁壮和衰老，心静如水，学会了种种容忍和奋争，；完成既定的重复的过程，同时创造生存的副产品文明。我们无法摆脱狭小世界安排给我们的一切。一九七四年我的一切都被安排好了：这就是必须在十米之遥听着一个十岁孩子被折磨的声音。无论白天或晚上，这种事情都随时发生。 我和二狗子处在两个完全雷同的位置。这并不是极端的例子，这一段前后十年左右，在凤阳一带有非常多的这种事，所不同的是我母亲天性善良，而且家父在我不记事时已去世，我坚守自己挺过来了。我还经过斗争自己盖了一间小屋，借来木匠的工具自制了窗子和椅子，并且用旧报纸糊了一个天棚，这是方圆十数里唯一的一个天棚，每天干活之余，我就坐在小屋里干着自以为与前途关系重大的事情。每个进过我小屋的人都忘不了我的天棚和我贴在墙上的那些勉励自己的话。我很满意自己成功地捍卫了自己。我也曾面对诱惑，知道摆脱诱惑的唯一办法是向他屈服，问题是那样做就得瓦解掉许多根本的东西，于是我就抵抗。林黛玉小姐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被毛泽东同志所引用，也被我所引用。这是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事情，他引用是为放眼世界革命，我引用是为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东风压倒了西风，个人的尊严是我抵抗不败的端在手中的机枪，我得靠它把一切打退。十六年后的现在我用完美的形象来描绘当时的自己，看到自己站在高岗上端着机枪，乱发狂风，脚下躺满了敌人的尸体，俨然是个强悍的英雄。这肯定不真实。并非我不真诚，而是历史没法真实地再现。在我的记忆中，我反感当时，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肤浅而平庸的教育使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鼠目寸光的看法，是“四人帮”批孔时给我漏下了历史的珠玑，我看到孔子、韩非子坐在云端里，身上背着大兜小兜的智慧，王张江姚把那些掏出来，告诉我们是如何不好，结果在相反的方向产生效果，我们因为看见了历史而普遍提高了自己。没有疑问，我一定是日日低下头在报纸的字缝里寻找真理的。一九九○年我打开当时的日记，竟发现一切恰恰相反，我极难想象地与“四人帮”在思想上保持着一致，庄子上有个读过私塾的老陈，逆当时潮流大讲孔子的好处，我在日记中把他骂个贼死，说他思想反动云云，这就是个铁的证明。时过境迁，我们往往不承认或忘却自己的丑陋，卑劣的随俗是长在我们骨髓里的长青藤，随时这饰一切。因此我拥护历史唯物主义，但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所有的只是记忆。 冬天那个夜晚的事情我历历在目。我心里注满了孩子的惨叫，走出来，面对星空。黑夜沉沉无边无际，只有满天永恒的星辰。我走出沉寂的庄子，走上沉寂的田野，沉寂的丘陵起伏在我的四周，霜气在天空运行，寒冷蓬勃如同长毛的刷子，我能听见刷子刷动运行的声音，地球的心脏已经死了，只有天空的东西还存在。我没有穿棉衣，也没有毛衣，当时还没有毛衣的概念，只穿了两件在一秒钟内就会被寒冷穿透的褂子，奇怪的是我竟不觉得冷，我内部涌动的火焰抵御了严寒。我想，那个寒天即便挺过来又能怎样？我的今天不就是他的明天吗？你坚强，你读书，你成绩优秀，谁都看得出你身上的能力像春天树上的芽子直向外冒，可是你注定要永远陷落。入团、入党、入基干民兵、当民办教师、当干部、招工、推荐上大学，全没你的份，你的坏根子是一条锁链，永远把你锁在丘陵上，你四肢着地，大致相同于不会说话的物精，你活个什么劲呢？我触摸我冰冷的皮肤，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是不冷，在这个沉默、愤怒的宇宙里，站着一个沉默、愤怒的十八岁的血肉之躯，我渴望一种爆发和颠覆的力量，譬如，打世界大战，只要战争一开始，隆隆的炮声就会打破这狭小天地的沉闷，远处的地平线就会裂开，一个广阔的人生空间就会滚滚而来，你拿起刀，拿起枪，你想干啥就干啥，你若是熊包你就死，你若是英雄好汉，你就三尺剑杀遍天下！妈的，为什么不打世界大战？为什么世界如此太平如此沉闷？ 远处的岗子上高耸着巨大的银杏，黑夜之中我仍旧能看见它，它巨大的高耸已达六百年之久，那是寺字之树，寺是朱家寺，明太祖朱元璋起事之初曾避难于此，是以为名。树下的岗子下就是濠梁河，道教之祖庄周曾在两千年前站在河岸上说过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之类的很有名的话。但这一切都与我何干？在这无能为力的夜里，我剩下的只有孤单。 “(呕欠)！(呕欠)(呕欠)！” 我突然一声长叫，对着黑夜压抑不住地一声长叫，我狠狠地跺地，听到地在脚下轰轰震响，近处的狗和远处的狗一起吠叫起来。我听到了自己力量的回应。 “(呕欠)！(呕欠)(呕欠)！” 我又叫，又听到那些回应，但紧跟着我就坐到田埂上，轻而易举地等来了那重复不断的死寂，我知道我应该痛哭一场，可是我没有眼泪。我坐着，天河从东到西横亘在我的头上，星辰在高远的穹空里安宁地闪烁。我想到朱元璋曾在朱家寺的银杏下面大祭星辰，对那些给他力量和保佑他打碎元朝江山的亿万亮点满怀虔诚，相信它们必定怀着无限的偏袒水保他的社稷，可是短短的六百年，天上的星辰依旧，那种皇家的虔诚和希望怎样了呢？ 衣单不觉冬夜寒，我坐在这里，相信朱元璋的魂魄轻得不如一缕流霜，他是永不必再来看他的凤阳了。他把它留给我们这些情感复杂的后裔来看。 天刚明，我回到家。在屋后的粪堆旁边，我看见了二狗子，他背着粪箕，拿着粪耙，两脚站在白霜上，正抬头向上看。一根针扎过来，我不能相信被打了一夜的二狗子还能早起拾粪。 “二狗子。”我叫。 他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他形销骨立，脸色上灰。 “二狗子。”我又叫。 他转了转脚步，没有动，也没有作声。 我走过去。“他们不能这样打你。”我说。 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我。 我说：“你听见没有？他们不能这样打你。” 他愣了愣，将粪耙刨在冻得硬梆梆的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我伸手去拉他，他猛地推开我的手，掀起衣服让我看： “你看你看，都打烂了……” 我看到了那些伤痕，我想说什么，可他又踉跄一下站起来，背起粪箕，头也不回地走了，前面就是一个竹园，他的小身体在冻冷的光亮里转进竹园，我看不见他了。 一位发难者问一位哲学家：如果你死后，面对造物主，你将说些什么？哲学家说：“上帝，你为什么用如此不完美的世界来证明你的存在？”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大雪将地上落满，面对大雪，我心情宁静地阅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说，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是这样的蠢人，而生活本身是聪明人，比如现在，我很难想象那时的带有绝望色彩的悲愤，就如科威特运动员在北京亚运会上挂着黑纱，你的心情就很难和他们重叠。我现在叙述的这些东西一定逻辑简单。按我最初的想法，我插到二狗子面前是由于两点：第一，他的命运与我相同，他的今天似乎是我的昨天，兔死狐悲，知音相救，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我喜欢二狗子，我们虽然处境艰难和前途渺茫，但我们身上的雄性意识都特别明确，比如对牛对狗，我们都喜欢角斗搏击中最厉害的，不能取胜的牛和不能取胜的狗为我们所鄙视；鱼类中我们崇拜“黄尖”，这种鱼无鱼可敌，三斤重就能穿破尼龙鱼网，八斤重就可以撞死人；鸟类中我们崇拜“黑老婆”，这种长尾瘦小一身黑毛的鸟敢与比它大六十倍的大鹰争雄；《三国演义》中我们崇拜赵子龙，因为他是唯一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的人。事实上，我插到二狗子面前去，这两点只是个因素，很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不得不如此。我一九七九年在安徽大学读书，有一个人拿一把刀子，当着三千多人的面把我的一同班同学杀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会儿我们正在操场上喧嚣，庆祝中国足球队胜了沙特，我们常干这种喧嚣的事，学生生活太压抑了，人人的青春激情都像吹胀的气球，有孔就向外喷，常在走廊宿舍里高唱大叫，有一点快乐或不快乐的大事，就敲盆，从窗里扔水瓶，欢呼呐喊，点火把。那天那场足球是沙特先进两球，中方输局已定，大家齐骂中国队的祖宗，商量如何给他们寄去一百双臭鞋垫子；下半场却奇迹大发，以四比二胜，大家就跳起来发疯，到街上游走一圈，回来就在大操场点营火又唱又跳，人人都知道要闹个通宵。这时一个人从旁边的楼上走下来，说：“谁是头？”那将死的同学说：“我。”那人说：“我在睡觉，你们不准闹！”之后一小时，闹如旧，那人又下来了，说：“谁是头？”那同学又应对如第一次。之后又一小时，那人再下来，说：“谁是头？”那同学说：“我。”那人手起一刀，同学立刻身亡。人人大惊，我不惊，我懂这个，人们的冲突常在一条狭巷之中，关系就是一对一，世界在特定的一刻，除了一对一什么也没有。 我和黄伍及女人的关系就是这种一对一。狭巷在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我别无选择。 我行动之前是对那个无情女人的侦探。我发现她有丰富的受虐史，她的父母对她极狠，她是她母亲“拖油瓶”（遗腹子）拖过来的，她母亲憎恨那个男人，便转嫁于她，生下她时几欲将她溺死，长大后，便开始打她，让她跪在碎玻璃上，用蘸了水的绳子打她，父亲则善于拿烧热的烟袋头子烫她的身子。她是在碎玻璃、蘸了水的绳子和烧热了的烟袋头子之间活过来的，并对此染上了嗜好，她摆脱了受治于父母的时候便开始治子，她对干这个非常内行，而且有种不衰竭的激情。这是一。其二，她是逐浪的好手，凤阳话里叫“浮上水”，专捡地方的人尖子攀缘，这是她的本能，若不是素质的低劣和眼光的狭隘，她会一路浮到皇帝老爷的天堂里去，一路损尽害绝，连眼都不眨一下，就像把她的前夫一脚踹开一样。 我在她的眼里是一粒尘埃，一堆粪，什么也不是。冬天的夜晚她看着我的窗口亮着灯光，她的冷笑就泛到牙齿上。我高中毕业，绝无再上大学的可能，鉴于此，她就叫我“大学生”。她说：“大学生，昨晚上又点灯熬油大半夜，干什么哪？这叫满肚子文章不能充饥呀。”意犹未尽，又说：“干部就这一条厉害，你有天大的本事，不用你，你也扯卵蛋。” 那天我走进她家，给她讲不应该老打二狗子的事，她两眼看着我，好像看我身上哪块肉可以下牙齿。 “滚！”她说，“你大柳树的乡保，管得倒宽，你管到我家里来了，滚！” 还说了一大堆最能刺激我的话，包括揭我的“坏根子”。 “难道你想让我家二狗子长大后也像你一样吗？一辈子勒牛尾巴？滚！” 我知道没什么可以理喻，但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再随便打人，包括打你自己的儿子。” “啥？我不能打我的儿子，你是老几？”她喊她的男人，“老黄，你过来，你过来听听这儿有人说我不能打自己的儿子。” 黄伍过来了，冷冷地看看我，叫我的名字，说：“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搅浑水吗？” 黄伍“搅浑水”的话在当时是内含丰富的政治语言。黄伍身为大队书记，浑身上下当然都是政治，我很害怕政治，但既已挺身而出了，就有了豁出来的意思。我很沉着。 我说：“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是不准打人骂人。” 黄伍问我：“坏人也不能打吗？不打的话，八百万蒋匪军是怎么消灭的？” 我说：“二狗子不是蒋匪军！” “二狗子不是，可他是蒋匪军的后代，我们要改造他，把他改造成贫下中农的接班人，不能像你。” 我这时候心中的思想是想杀掉黄伍。当然这不现实，我没有杀掉他，我给他重申了不准打人的观点，就走了，我想我说的具有非常的严重性，因为黄伍听了我的话就跳起来了，这个精干的矮子一副要把我掐死的样子，但他显然迷惑，弄不通一只羔羊为什么走出来对老虎说，你走开，不准吃我的同伴。 我就从这儿直下了陡坡。杀人或被杀，这是秘隐在胸内的基本依仗。 那天早晨寒冷异常。地冰地枯，白霜盖地，二狗子背着粪箕走在白霜上的阳光里，他瑟瑟发抖，极力寻找着阳光白霜里的狗粪猪粪。他的心思无法集中，尖细的亮闪闪的猫叫声总是响在他的耳边，使他看到猫的弯曲利爪和白牙，那个该死的物精一定在笼子下面算计他的叫莺。他养了一只叫莺，早春的山岗上，那是第一批孵化出来的叫莺，他抓了回来，在高粱红头的时候，它就会絮了，他为它刻了一个牛拳子般的絮台，每天午后的宁静时刻都听到它喋喋不休的絮鸣声，寒冬将至，寒风高起的一个午后它突然亮喉大叫，站在絮台上上下翕动着翅膀，它的叫声将整个春天拉回到寒风高起的午后，二狗子跳跃起来，一个心思要把这个告诉一切人。他挖蚯蚓，挖冬眠的青蛙，蚂蚌昆虫随着冬天的到来而绝迹，他为叫莺的食物奔走，要在冬天里把它养下来。叫莺娇养，冬天是要吃鸡蛋青黄鳝丝拌米，这是没有的，这个冬天要备这种食物只有公子王孙才有力量，二狗子不行，他在家中偷了两斤米，装在酒瓶内埋在屋后的竹园里。他的脑子从早到晚都装着叫莺，他看着它在寂寞的白天和寂寞的晚上站在絮台上，歪歪头，圆圆的小亮眼睛看着他，他把手伸进笼子握着它，温柔的毛茸茸的；他拿它出来，让它飘飘地飞到虚空里去，他用口发出嘘嘘的响声，它飞一圈又回来了，它不像养家的“黑老婆”那样会落到人身上来，它是山地上的鸟而不是树上的鸟，对于落在高处它没有习惯，它落在地上，他过去抓它，它直向后退，但绝不是逃跑，他把它抓住，放到嘴边，他的嘴唇立刻感到毛茸茸的温柔，这个世界因为它而不那么空虚了。可是这个早晨他没有从墙上把它挂在屋梁上去，那只猫会吃了它吗？ 他走到阳光里，再次听到了猫叫，尖尖地亮闪闪地直逼叫莺的笼子。他回过头，看着庄子的方向，庄子正在一片枯树的包围之中，阳光掠过那些枯树，扫到灰白的墙和黑暗的草顶上。庄子宁静得可怕。他突然撒开丫子向庄子跑回去，过于长大的粪箕在他奔跑时一上一下打着他的腿弯子。 屋中的景象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那只虎色的猫正虎视着叫莺笼子，它已弓起了背，支起胡子，目光前射，准备做猛地一跃，它的利爪几秒内就可以把叫莺掏出来。叫草不时在笼中恐惧地来回奔飞，无可逃脱，有些毛从笼子里飞出来。二狗子大叫一声，飞起一脚把猫踢开。他拿过笼子，打开笼门，一把将温柔的毛茸茸的叫莺握出来，看着它圆圆的亮闪闪的小眼睛，他的心怦怦直跳。 二狗子母亲那个女人走了过来，说：“这个砍头鬼，一大早不去钩屎，又死回来干什么？又侍候你表叔吗？” 二狗子慌慌地把叫莺往笼子里装。 女人一声断喝：“不要装！你一天到晚和我拗犟，侍候你表叔倒上心，把你的表叔拿过来！” 二狗子保护着叫莺，恐惧地看着女人。他向后退。女人两步上前，一把将叫莺夺了过去。 二狗子裂心一叫：“妈！” 女人把手扬起，再扬起，好像永远扬不到尽头，忽然豁地摔下，叫莺成倾斜的角度像一团土打到一丈远的墙跟上去，二狗子扑过去抢，他没有抢到，叫莺触到墙跟就弹射了一下，居然搧起两翅飘到空中，如一小风筝飘一般，又如线断了，一头栽下来，正好栽到进门的黄伍面前，黄伍扫眼判断了一下，举脚就踏上去，没踏着，叫莺跳开了，女人又补上一脚，这一脚踏得实在，叫莺立刻就扁了。二狗子失去理智，一下扑上去掀开女人的脚，把叫莺捧起来，把它的头和身子重新掐圆，嘘嘘！他唤它，它扁了又圆的头垂下去，二狗子哞地一声，牧牛似的哭起来。 “赔我的叫莺！你们赔我的叫骂……” 啪，女人一拳打过来，又一把抓过死了的叫莺，扔给早就蹲在一边的猫，猫跃起接住，哧溜一声就跑开去，二狗子找到了报复的对象，他摸了个东西就去砸猫，他没有砸到，他欲去追赶的时刻，女人从后面扯住了他的头发。 “日奶奶的，这个讨债鬼，你还发泼，我叫你发泼！我叫你发泼！” 女人左手扯头发，右手狠狠地搧击，二狗子这一回失掉了顺从，他的样子是决心向猫复仇，至少把叫莺的尸体夺回来，他拼命挣着，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他是要打死那只猫，这时那只猫就是女人和黄伍，它肢体小，没有女人和黄伍的力量，他就那么叫着；我打死你！这激起了女人更大的愤怒，她打得更加用力，方式由扯头发的搧击到把他拉倒在地，用脚踢他，二狗子此时最明智的方法就是躺着不动，也不叫喊，装得如死一般，可是他不，他坚持要站起来，女人踢过了，他就站起来，口中还叫着那句话，他一站，女人就扯头发拉倒他，再踢，他又站，她又拉，如此者六七回，女人大怒，再扯倒二狗子时，就用脚踏他的脸——她没有踏到，旁边飞来一只脚，把她的脚踢开了。 隔壁那个十八岁的青年沉默而蛮横地站到了她的面前。 “你……你想干什么？” 十八岁说：“放开他。” “你来管我？你算什么东西……” 十八岁说：“放开他。” 女人不放开，黄伍也过来了，他们一齐向他吼着疯狂的声音，他不理会他们，只上前，一把将女人推开，再一把扯过二狗子，拉着就向外走，他身后有扯动衣服和头发的力量。他回手一臂，那力量就脱开了，他几乎是挟着二狗子把他挟进了自己的小屋，他站在门前，脸上是杀人的表情。 一九七四年冬天，这个寒冷的、深刻的早晨，我理解了许多东西，最突出的莫过了“玩命”二字，这种押上命的“玩”充满了激情的随意性，恐惧因素非常少，甚至没有。以前我读书，读到一些士兵骑着马挥舞着战刀，迎着敌人的子弹冲锋时激昂快乐地大笑和呐喊，我非常迷惑，不知那些快乐和笑来自何处，他们不怕死吗？死的黑帷不随时随刻悬挂在他们眼前吗？这种快乐和笑一定出自作者的谬误。直到这个早晨，我才从自身的体验更正了自己，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境界：一切都瀑布一样直冲向前，所有的很琐、束缚和压抑都荡然无存，人疯狂地实现着自己，沉浸在高度的扩张和解脱中，这种时刻唯有瀑布。 二狗子却捶着我，让我开门让他走。 “你去哪？”我说，“你跑吗？下江南吗？你一去不回头吗？” 他说：“我赶紧得回去，不然他们会打死我的……” “我问你，二狗子，你为什么不叫爷？为什么不改姓？” “我不，我就是不。” “你不是孬种是不是？你不是就呆在这儿，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你能打得过他们吗？”二狗子战战兢兢。 “能！”我非常英雄地说。 这种一时之勇显然是大欠算计的，我从根本上已无能为力已成定局，我不可能把二狗子救下来，而且还可能让自己头朝下栽进去，扭送到公社吊一吊打一打，或关一关什么的，这种事办起来是小菜一碟，公社有个手持红白棍子的专政小分队，他们的口号是：“小白棍，一头红，专打天下邪邪虫”——邪邪虫者，就是按公社大队干部们划出的犯上作乱的一伙人。我作为“邪邪虫”中的一个，显然够格。但我并非是有意犯上作乱，我高中毕业，有很明确的社会观念，我找过队长，我觉得队长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他那儿拥有原则和真理，我找队长就是找国家。我给队长说，把小孩照死里打，不论怎样国家都该管一管的。 “你以为我是谁吗？”队长说，“我能管黄书记的事吗？我这个队长不过是叫鸣的鸡，天亮了叫人起来干活的，叫不好黄书记就会一刀把我宰了。” 我昨天晚上还找过公社的马金美。她是我的高中同学，比我大两岁，是个除了读书不精什么都精的女人，长得也极为漂亮，她正以大队副书记的身份抽调在公社。我找她时心里直向上泛东西，我无法抚掉许多倒霉的记忆。夏天，我穿着四处露肉的破褂子和短裤，赤着脚在田里割麻，远处白晃晃地来了几个人，白帽子，白小褂，近了，帽带子也是白的，是下乡检查的公社干部，其中有马金美，她从田埂上走过，两眼望着我，她看见了我但又没看见我。还有一回，我偶尔去公社，听到电话铃响起来，政工组长（一个男人）伸手去接，她一下抢过了电话，歪歪的脑儿笑看了政工组长一眼——那会儿我一下就知道了女人的撒娇和媚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同时知道她在上升的路上把自己也押上了。但我昨天一晚上还是找了她。我走了五里路到公社，敲了她的门，她很意外，没想到会是我，按正常逻辑，我不可能找她的，李玉和的话，我和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她反应仍然快，作热情的样子让我进去。 “哦呀是你呀，快进来吧进来吧。”她显然是刚受到一种激奋信号的刺激，急于要说说的样子，也许是为弄和气氛吧，她说：“你看多有意思，江青同志第一次到小靳庄，摘下草帽对侯隽和邢燕子说：‘这是我在延安开荒时戴的草帽，谁也没舍得给，侯隽，我给你换一换，你和燕子两个轮流戴。’” 我冷静地看着她，看到她眼里放着光，显然对侯隽和邢燕子的遇宠极为渴慕，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己的上升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荒唐，但我还是叙述了二狗子的事实，请她给予帮助。她听完后毫不犹豫地摇起头来。 “你为什么管这种事？你不该管这种事。” 我说：“为什么？” 她说：“这还用说吗？你自己的情况你还不知道？” 我看着这个悲剧的女人，听到自己咬牙的声音，我缓缓地站起来。 “马金美，我不是你的同学。” “同学是同学，”她立即说，“可是……” “可是我不够档次，不配让你承认和看重，也不配来找你，是不是？得罪了。” 我回来，在路上遥望西山，西山顶着一片月色高大挺立，我沉沉地踏着地，寒冷随着我的脚步声在田野里滚滚浮动。我走回自己的小屋，眼睁睁地看着黑夜无望地沉落下去，直到早晨再次听到二狗子的惨叫。 马金美若是援之手，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我心里不是恨，我并不恨马金美这个女人，我想她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她见我面临绝境而不救，这只能证明她站在当时的立足点上，对我的处境以及世界看得非常透彻，她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那种态度。就好比美国在广岛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在当时它扔得确实有道理而且必要，现在你谴责人家，是你忘却了历史或因为别的什么因素。我就肯定那两颗原子弹，非常肯定，因为我无法忘却那个历史，那时候那些日本人的刺刀上从早到晚都滴着中国人的血，而且杀得高兴，他们被教导说天皇是由神诞生的，日本的建国比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早，杀中国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我的家乡凤阳被杀的就不计其数，我那个庄子上有个老妈妈，她只有一个女儿，日本人把她抓住，斜绑在一个木头上，十几个日本兵练刺杀，十几步远呀呀地叫着冲过去，一刺刀捅进去，不捅她的心，她一下死不了，捅一下她叫一声女儿：“哎哟我的女儿。”她的叫声几十年后还响在我的皮肤里，不扔他们的原子弹扔谁？可我听着这种响声也主张战争中不使用原子弹或在全世界销毁原子弹，这是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在面前积多了。这和马金美的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时候她费尽一切心机把握自己，构造既定的舒适人生，确实也不容易。 四年后我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再次与她相逢，她已完全失掉了谈论侯隽和邢燕子的神气，她正在与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代成元大打恋爱情感破坏之战。此前不久，她还在人生抛物线的上升阶段：被公社推荐上了大学，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高考制度一改，我们就落到同一座校园里来了。此时血统论已经淡忘，她也丢掉了居高临下，同时也好像忘却了历史，常以老同学的身份来找我，谈起许多事情，还伴以眼泪。第一件事她痛悔与代成元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恋爱，决意分手；第二想写信告那个“人面兽心”的男人政工组长，因为什么她没有讲，但我可以意会。她对我亮出的最后底牌就是两个字：信任。我知道她是想与我建立男女间的那种关系，因此我为她感到悲哀，我是不可能与她建立那种关系的，理由不必讲，她对生活完全失掉了自信的神情，她为自己的利益轻易地转让了自己，她确实得到了利益，但他的灵魂在她得到这种利益时耗尽了宝贵的东西。她上升的路就是她下降的路，她得为自己的愚蠢负起责任。我知道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给她，她也没有权利得到我；她自以为有，那是她的误解。女人对男人的误解常常建立在她们的错误判断之上。 又过了四年我再见到她，她已是一位能力低下的高中教师，正因为工作的不能胜任而面临着降到初中班去的问题，那情形就不用说了。 现在，我继续讲那个早晨的事情。有关那个早晨的一切浪漫的想象都是靠不住的，那天早晨没有浪漫，也没有独来独往，事实是过不了一小会儿，黄伍，女人，整个庄子的人都来了，闹哄哄地围在我的小屋门前，我的继父的表情更像喝下了一肚子的毒药，提着我的乳名骂：日妈的你管这个事搞什个？你日妈的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你还惹火烧身搞什个？紧接着就是黄伍和女人要二狗子，我不给，继父就继续骂，还过来推我。我说，你少管，我用力推开他，我说，他们天天打孩子，照死里打，该不该有个良心的人出来管管？他们要二狗子，行，你让他们对大家说说，从今以后不再打。继父说，日妈的，挖藕挖个鸡巴，你算哪一截子的？我说，我啥也不算，我算我自己，我就是不让他们打小孩！黄伍的矮个子在外面跳脚，说反了反了，真是反了！他喊庄子上的几个基干民兵，说，你们给我上，把他抓起来，捆到公社去！几个小青年就往上来，都是一庄子长大的，我抢一把锹在手，挥了挥：谁敢上？上了我就砍！黄伍又叫，反了反了，真是反了！他指一个小青年，你，快去把代成元找来！那小青年得令，一跃一跃地向庄外跑去，黄伍直分两臂让大家后退，对我说，你等着吧，我今天非要你的好看不可！ 一小时不到，代成元就领着一大群民兵从半里多路远的大队部赶过来了。 代成元是张王牌，绝对的王牌。这小子十九，长我一岁，除了内脏，他外表近乎一个好样的男子汉，脑瓜也灵，学习也好，初中时我们是极好的朋友，初中是“小学戴帽子”，各方面拔尖的都是他和我。初中毕业，公社办了个“初中戴帽子”的高中，一进高中我们就分裂了，他摇身一晃，还没看得真切，便已变成了学校的新贵。学生中的贵族有三人，一是校长的儿子，还有两个就是他和马金美，校长儿子的金贵是天然承袭，他是个草包，没什么作为，真正能闹出气候的是代成元和马金美。代没有马的娇和媚，他是靠另外的东西硬干上去的。他生活里没有一个钟点不想到李鸿章，我说的就是清代的那个李鸿章，这个李氏老儿即便在现在也似乎是个阴暗的角色，可当时代成元就拿他当作崇拜的对象，他认为能在中国的官场上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的人物，非李鸿章莫属，他的最实际的行动就是与校长的儿子打得火热，同时像狗一样跟在校长的后面转，这种行为非常赤裸，当然刺我的眼，也刺众多同学的眼，可他不在乎。我曾怀着悲壮的感情拯救他，找他谈，希望他切不可像驴子一样只要草料不要黄金。他答我的却是冷笑。他光溜溜地说：“谁能决定我的前途？你吗？同学吗？不是，是校长。”校长是公社党委委员，校长的大舅子是公社政工组长。想了想他又说：“我就是一个原则，宁愿得罪一万个群众，也不得罪一个领导。”在他看来，我等都是草料，校长才是黄金。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一路入团入党，中学一毕业就当了大队民兵营长，下一步的事情就是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由他选择了。他在另一方面陷于孤单，譬如在队里干活，谁也不和他搭话，锄地他自己锄一趟，插秧他自己插一趟，他不在乎这个，‘他瞄准了权力并且有了它，他很坚定，你不能不相信这种人确实也是一种力量型的。他在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有害和有用两类人。我对于他，是有害的一类，他也用光溜溜的语言告诉我要摧垮我，他说太阳的世界和光明大道是他的天地，我面前只不过是个独木桥儿，天又黑，我早晚要掉到桥下溺死。“你摧垮不了一个豹子的。”我说。他说：“那我就从拔掉豹子身上的毛开始。”说了就干，大队放电影时他在喇叭点我的名，说青年人谁不学大寨？你躲在那小屋里读呀写的干什么？他步步紧逼，竟欲找到一切能够灭亡我的措施，他已经知道从心里上瓦解的不可能，早就打算从肉体上入手，所谓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这一回机会终于来了。他带了人冲到我的门前，就叫了我名字，说： “我早就看出来你会与人民为敌的，现在你终于跳出来了！” 继父又指骂我的乳名：“日妈的，你还不放人？” 代成元说：“现在放也晚了，大家给我上，抓住他，捆送公社！” 我挥舞铁锹：“谁敢？” 人进入绝境是很容易的，一人挤命十人难挡的事儿谁都干得出来。我这会就注定要这么干了，我挥舞铁锹，觉得到处耸动着许多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一种平时少见的鲜艳的颜色浮动在众人的头上，我手中的铁锹在一个瞬间就要向那些鲜艳的颜色砍去，这种行动没有思想，只有行动，一切将干干净净地进行！砍那些颜色，就是砍。奇怪的是那些人不向前，他们不会是孬种吧？ 代成元的声音又蹦出来：“不要为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给我上！” 孬种们仍然不上，一群民兵在一把铁锹下成了孬种。这时我看到了母亲，她从人群里浮出来，她一大早去供销社买盐和煤油，这会儿刚回来，她扔下手中的东西，几乎没停留就拨开众人浮了出来。 “你个砍头鬼，你搞什个的？”她浮出人群就冲着我叫，然后拨开我的铁锹，我看到她的手臂挥动，接着我听到了啪啪的响声，那是他的手掌在我左右脸上作用的结果。“这个砍头鬼，你搞什个的？”她猛推我，把二狗子拽出去，“你拉人家孩子到屋里搞什么？你放人家走！” 有几个家伙趁机就往前上，母亲拦住他们： “你们想搞什个？” 代成元说：“我们要捆他去公社！” 母亲说：“小代成元你想搞什个？我儿子哪儿错了？这个小孩天天都要被打得半死，哪个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不想要二狗子挨打，错在哪里了？现在二狗子在这里，你们拉去打吧，打死了我们也不问。”母亲把二狗子推出去，又把我往屋里推，“你进去，你让他们把他打死，你再也不要管，你好心被人当驴肝肺，你还管什个？你进去！” 我欲不进，母亲一闪她刺人的母亲的眼睛，我一下就顺从了，我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但这时我非常需要一个救星，母亲现在充当了这个救星。在我惯常的意思里，母亲没有任何希望而害怕着一切，我什么也不怕而希望着一切，这是我错了，母亲在该是母亲的时刻永远是母亲。 我被推进屋，关上门，二狗子被弄走了。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我的上下左右，只有土墙，木窗，报纸糊的天棚和冬天的冰冷的地，我听到太阳在空中闪烁的声音，听到冬天上午的荒唐故事被拦腰扭断的声音，那种十岁的惨叫又无边无际地在冬天的衣裙里响起来。 这天晚上我就在梦里上了西山，从日出到日落的所有折腾都已遗落。万物遥远，我上了西山。眼前是白亮的，白白亮亮，太阳碰到南回归线，带着暖光弹射回来，亿万个生命在暖光里萌动，四周都是生命萌动的脆亮的响声。我的一切压抑和愤懑此时都已透明，转换成挣脱镣铐要在土地里冒芽的感觉。太阳高悬不动，它不再如一团墨迹一砣冰山，而像一个谦逊的宝石，随时准备温情地飘落到掌心里来。天空是亘古未有的湛蓝，这又不是春，而是苍劲的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只鹰，一只真正的鹰，它飞翔，飞翔。这只猛禽，它飞翔时连翅尖上的羽毛都不动，但它是穿越青空的真正的飞翔，它转一圈，又转了一圈，平稳，凝重。我仰望着它，血液膨胀，红色的力量在我的内部流动，红色辉煌，广阔而刚愎。我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那只鹰的孤独和力量。它孤独，所以它有力量；它有力量，所以它孤独；它孤独而有力量，所以它是一只猛禽。一个男人立世的法典在它那儿吗？它可以是一只鹰，也可以不是，而是一只虎，一支枪或一匹马，它像铁一样一动不动穿越蓝天。我发出一声呐喊：“我看到了一只鹰！”接着我醒了。 睁开眼，看到鹰还在，四周宁静一片，越过天棚我看见它在那儿飞。我下了床，披衣走出小屋，仍然看见它在。亿万星辰浮动的虚空里它在飞着。我知道我不能再摆脱它，此后许多年里，在没有梦没有西山也没有它时，我依然能够看到它，它孤独而有力量地俯瞰着世界，如同一本永远向我张开的黄金法典，它说，精神借助于形体的掩护，永远可以是昂扬的，不可征服的，天地间的一切力量对一个个人来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能为力。如果说我至今还有点浪漫气质的话，那一定是从这儿来的。这说起来无所依据，不易取信于人，所以我一般不说。 这一切被我在一九八○年坐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记在日记本上，那天我正在回想大学三年的生活色彩和剩下的一年如何安排，接到了一位中学同学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代成元终于考上了学，这小子意志坚强，连考四年终于考上了一个中专，打点行李洗去脚上的泥，上学去了。这位同学提及了代成元在乡下时对我的种种邪行，并且嘲笑代成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何以反复无常？他原指天发誓走的甲路，时势一变，他马上改走乙路了，否定了李玉和两股道上跑车那个话。这位中学同学也是心怀正义的人，中学时是代成元和马金美的积极厌恶者之一，我非常理解他的来信。但我对代成元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我指的不是一九八○年也不是现在，而是一九七四年就如此，我一直觉得自己站在一个什么点上下视着他，抱着一种很难理解的可怜他的情绪，一九七四年我曾怀着悲伦的心情要“拯救”他，动机可能也就是这个。这当然并不说明我有什么远见，我是永远没有远见的，只有一些很直接的本能和直觉。在做人的原则上我并不指责代成元的反复无常，并非因为这原则是他的与我无关，而是我觉得反复无常和专一于一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有普遍性，我无意指责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若说有什么悲哀，这也是一个宏大的文化的悲哀，需要有战国时代那种诸子百家中一大家似的人物来指责，否则指责将基本不具效力。 我不否认，我对代成元有惩罚的倾向，每每听到他没有好运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天理如此。但这小子每每让我不高兴，他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丢开书拍校长，在讲学问的年代又丢开营长考学校；等到他毕业，学问又不那么吃香了，他就转而经商；适逢紧缩，他马上回头，运用请客送礼之法钻到一个行政单位，很快就混成了一个小科长。宽泛地讲在十六年的循环中他又回到了一九七四年的路数上，这叫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但确实是重复了。有一回我回家乡时在凤阳汽车站遇到他，我挑衅地看着他，想借机会把他揍一顿，但他一点不像十六年前的大营长也一点不像十数年后的小科长，他缺硬气，没有接应我的挑衅，抽抽溜溜地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心中寂寥，知道我复仇的对象实际已经不存在了，从此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变得极为轻淡。 今年，家乡庄子上的老陈——就是当初批孔时说孔子好话被我骂得贼死的那个，他以七十五岁的年龄自费来“逛逛北京”，我请他喝酒，喝到高兴时他谈起了代成元，说那小子也算行，混上了个科长。我说好。他说好什么？我就说好什么。他很奇怪我对代成元没有仇恨情绪，我说我为什么要恨他呢？他那么干不是个人的因素也不是社会的因素，只是一种存在。老陈大摇其头：“小刘啊，你怎么念了这么多书，反倒没有是非感了？你可不要追时髦思想啊。”我问什么是时髦思想？他说：“一切都被原谅了，就像人们淡忘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不恨他，就像你不恨我一样。”他说：“胡扯胡扯，我为什么要恨你？”我就给他说当年他拥护孔子而我反对孔子的事，他听了很奇怪，说有这样的事么？他不记得了，他也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不但忘却，还说：“孔子的学说其实很不好，太软化人，几千年来除了皇帝和个别文人，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人都软化成奴隶了，话都不敢讲了。不谈这个也罢。”忽然又感慨起来，说：“你行了，不但成了城里人，还成了走四方的人。”我笑了。他说：“我说的不对吗？”我说对吧。他说：“当然对，可当年你在那间小屋里点灯学习，谁也没想到你真会走上天堂。”我清楚听得他最后两个字是天堂，这使我想起走离家乡的情景，我考上大学背好行装，走过弯曲的小路回头看看，感觉完全是走离炼狱向天堂行进了，我几乎相信天堂就在前面。可是没有天堂，人间没有，我永远找不到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永恒的情感：爱，恨，愤怒，同情和怜悯，等等。 我不该间断叙述我的故事，在文学的审美上，追踪好故事的进展最容易带来阅读快感的，我知道这个，除了弹出神经的诗以外，中国是在文学里讲故事的国家，这种原则被广泛遵守，我也不该例外。我放下笔，走了几个房间，见写小说的作家们多数双眼混沌远征在自己的故事里，个个恍然不知有汉，只有诗人们才在纸上分行切割着语言，露出尘埃的飘洒和敏捷。我回到桌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故事，但我急于要讲的仍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叙述故事的那些过程——包括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①年整整十六年的。十六年间我不断重复这个故事，往往是从孩子被强行带走的场景说起。我知道这过于偏执，凤阳可讲的东西很多，例如朱元津对凤阳的建造，那地方作为都城的最初设计比现在的北京大得多，若不是中途停建，我现在当是坐在凤阳而不是北京了；例如凤阳的农业“大包干”，它被中央一位领导说成是继朱元漳后凤阳的又一次“统一全国”。 可对我而言，我最想讲的还是那个孩子，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看见一九七四年那个上午闪烁的寒光，那孩子在鲜艳浮动的颜色里被带走，代成元带领一帮人在门前啸叫，母亲保护了我，那情景如同一本把生活的意义注释得极详的书，我从中领悟得太多，是我人生中真正拥有的东西。上大学时，我极为虔诚地把这些讲给女同学婉听，希望能感动她。在教学楼325教室的一个拐角，我目光深沉如同一个哲人，我相信能征服婉，这意思很明确：我爱她，希望她也能爱我。奥塞罗之所以让苔丝狄蒙娜倾倒，不就是因为他坎坷不平的经历吗？苔丝姑娘温柔透明的人生需要一个坚定的主题，奥塞罗就给她灌住了这个主题。我也要给婉灌注这样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找到了生活常轨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而我在那个幽闲的冬天是找到了这个常轨，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可是我失败了，婉没有选择我，她选择了班上的另一个同学，那同学具备我所没有的条件：考试可以考高分，我告诉婉：知道那个常来找我的马金美吧？她成绩也不错。我说，一个在学习上毫无主见只会倾力争夺分数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这一切都会迅速地成为过去，那个同学所拥有的砝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就会失重，我知道这个的。婉不作声，她的选择已经定了，她用低低的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我不以为我有什么错，即便错了，我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能力，我不能预测未来。”我说：“关键是对他这个人，你满意吗？”她摇摇头，但伸出手来和我握别，我握了她的手，看她走去，知道这是诀别，心境一片苍凉，她不会和马金美一样，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吧？ 其实婉真没有个好运，她清而忧郁，极善音乐，且天性聪慧，上学之前在一个农场，什么都干得很突出，她的清丽忧郁之花应该永远聪慧地开放，可是她没有永远开放，多年之后她的花已经没有了。 去年冬天有一个电话，是她打来的，她的声音如旧。近十年不见，我一下就听出来是她，她出差到北京，说想来看看我，我谢了她的好意，约她上午八点在112路的八里庄车站见面，到时我骑了个自行车过去，隔着马路骑了几个来回也没见到她，及过了马路走到车站，才听到她叫我的声音——站在站棚下的灰色的一个人，我绝没想到是她，人和衣服都那么老。我叫出一个欢迎的声音。她说：“你怎么穿这么艳的红衣服？十年不见还那么年轻。”接着又说，“我已变成老太婆了，是不是？”我忙说哪里，是女的总比男的易于计较年龄吧。我把婉领到宿舍，不敢相信这是婉，我们相向而坐，谈了许多，她坦率地告诉我与丈夫关系不好，已经在一套房子内的两间屋子里分居，爱情已经死亡，整整挣扎了近十年才死亡。我说：“为什么不离婚？”她说：“还有儿子，我们是看着儿子过。”她问我：“你到底和那位大连姑娘结婚了？挺浪漫吧？”我说：“嗯，挺浪漫。”她说：“婚后怎么样？”我说：“现在我们每两天一封信。”她说：“你看，生活对于你和我完全是两副不同的面孔，这是你发挥了过去的生活经验而我没有，是不是？”我没作声，我能说什么呢？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生活本身就是一次性消费，选错了就没法更改了；历史的经验往往是帮不了你什么忙的，看史明今，这是基本的常识，可历史一次一次证明弄错了的事，现实却永远无尽地重复，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一种力，人的经验和意志是一种力，生活用一种盲目的形式表现，人也用一种盲目的形式去表现。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是按合力方向发展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原谅人们，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陪婉游览了北京一些地方。临别前她提出去“看看毛爷爷”，我们就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走在人流里远远地看着伟大的毛泽东躺在水晶棺里，伟人的躯体使我们共想到红旗飘扬的热情年代，那个年代对伟人的崇拜达到极致，现在那个年代过去了，那些红旗和崇拜变成了我们的记忆，伟人毛泽东安卧在这里，举目过去，极难相信就是这个躯体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过那种巨大的倾天的力量。婉面对伟人，喃喃地说：“时间嫉妒你，它向你的生命进攻，让你长辞于世。”我说：“什么？”婉看看我，说：“我能背得所有的毛主席诗词，还有老三篇以及一百篇以上的毛主席语录。”我没有作声。参观毕，走出来，我们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牌的台阶上，冬天的阳光照着纪念碑也照着我和婉，广场上是冬天的宁静，我们谁也不说什么，沉默横亘在我们中间。许久她又说：“我能背得所有的毛主席诗词、老三篇以及一百篇以上的毛主席语录，就现在。” 我说：“你背。” 她背：“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 我说：“你不用背了，我也会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种童子功。” “我常常不想原谅自己，”她说，“譬如两匹一模一样的小马，一匹给庄稼人，庄稼人很早就用它赚钱，所以小马就变成了无价值的驮马；可另一匹交给一个骑手，骑手精心饲养驯导，这匹小马成了日行千里的骏马。” “我常常不想原谅自己，”我说，“譬如两只狗，一母所生，在同样的地点和环境中长大，其中一个勇猛聪明，一个却怯懦愚钝，这就得要他们自己负责。” 婉说：“你这个人很无情。”她站起来，说，“别再谈沉重的话题了，该分手了，我们这次见面还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她伸出手来和我握别，我握了她的手，想起十年前那次握别的苍凉，觉得那已是一百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婉走后，我回到宿舍，面窗而坐，时时想见婉苍老的面容。婉和马金美，和代成元，和我，和永远面对的生活本身，这其中肯定有丰富深刻的东西，我想我不能替婉感受到，我的原则太死，不变原则的我只能体会到固执的一面，唯有更变原则和逐波而行的人才能知道生活苦辣的真谛。 一位朋友进来，很忿忿地指责我们这个作家研究生班上某位文名较大的同学，认为他虽然干响了一点，但不该是那一副过分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我淡然一笑，没说什么，但我想起读大学时婉的丈夫取得高分后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两者并不相同但又有某种相同；还有当年代成元和马金美仕途成功后感觉良好的那种样子，两者也并不相同但又有某种相同。我们没必要用愚蠢的态度来计较这个。 我站起来，出去给二狗子打了个电话。 二狗子我已不能再叫他二狗子，我叫他马余，他已二十六岁，正在我西北角的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常到我这儿来玩，经常带一个女友，是他的师妹，她的气质像大学时的婉，但比婉轻松。有一回他请我去慕田峪长城，车上，他问我：你是七七级的大学生，你感恩于高考制度的改革吗？我说不，这并非我没有道义感，从个人利益上讲似乎应该如此，可对国家讲我就不，中国从世界第一退到第一百二十几位，到一九七七年，中国必然要出现公正的力量了，每当国家危亡在即时总有一股公正的力量出来，有什么可感谢的呢？你若对中国的前途不持悲观主义的话，你就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规律。他不语。到慕田峪，朔风压过太阳横扫着枯老的长城，长城滑过朔风向苍茫的远处消逝过去，二狗子拍着沧桑的城砖，轻轻地拍着，忽然像一片树叶贴在墙上，再起身时，他脸上已布满泪痕，那女孩子，那女孩子他的师妹一声不响地为他擦泪，然后依偎他，这显然是永远融为一体的证据，他那些凤阳故事肯定落到了她的心里并已为她全部接受，她的表情是月亮对待太阳的表情。我看着远处。他说，有号子声。我侧身，听到秋风在城墙上压着阳光滚动。我摇摇头。他说，你再听，这么厚的号子声，你听不出来吗？我再侧耳，这下听出来了，这是二千一百年前的号子声，秦始皇的旗帜在那号子声中飘荡，苦难的民工用血肉之躯化成了那种号子声。我说：“马余，我以前总是觉得你小，现在我对你刮目相看。”他说：“谢谢你，每个人都应对我们这一代人刮目相看。” 电话通了，我告诉他我马上要回凤阳，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见了我父母，告诉他们我很好。“他们进县城了，在凤阳汽车站旁边开了一个饭店，你下车就看见了。”他说。我说我知道。我放下电话。临行时，他忽然来了，送来了一个单人电热毯。“家乡通电了，麻烦你带给我爷。”他说，他指的是他的生父，那个在他腿上咬了一口的生父已经出来了，正在乡窑场烧砖，至今孤身一人。我收好电热毯。 与马余见面后的这个冬天，我和妻子回家乡凤阳，我们约好在蚌埠火车站见面，然后转汽车到凤阳，一下车，我们就看见了黄伍的饭店，日牌上写着红字，停车住宿。我至少有十次从这个牌子前经过，但一次也没进去，这次妻子让我进去看看，我同意了。我们走进黄伍的饭店，他已不敢认我了，待认识了，就非常热情，他满脸皱纹，但胖极，显然已变成了一个赚了大钱的人；他的老婆那个女人也更加胖大了，她也很热情，脸上凶相见少，她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历史不在了，她也不在了，存在的只是她这般胖的现在。十多年后面对这么两个肥头大耳的胖子，我无话可说。看看他们上下两层的楼，那些器皿家具，听着马路上轰轰驶过的车，还有不远处的城河沟和塑料薄膜下的青菜，我感到一阵麻木和倦怠，我知道他们是深深地埋在这种倦怠里了，他们不需要过去，也不需要花样翻新，他们附在国家这个缓缓地沉重地前进着的大船上，就需要这倦怠的永远自足有余的样子，日出日落，赚钱，吃胖自己，然后——没有然后。 我毫无商量地对妻子说：“我们走吧。” 这就是结局，那个晚上的结局，那轮冬天的满月高挂起来，照亮那个黑暗的夜。无论如何那个夜有相当的毛病，不能想象那轮大月是那样的红，冬天的月苍白，冻得很小，它却是巨大而红，如同反映了大兴安岭那种巨大的火灾一样，它拓开空间，高挂起灾难的天灯，整个冬天的地都因为它而像热铁一样烧红起来。我站在那烧红的地上，心是红的，眼是红的，整个血肉骨头都是红的。这种时候，决定一桩走险的事业几乎不要费什么踌躇，我就没什么踌躇，我决定走险。 隔壁那个女人又在打她的儿子，不，不是又在，而是仍在，那是她的嗜好。她一边打一边骂，那种骂却基本上不是对二狗子的，而是对我的，她说，我就打，看哪个婊子儿能管得了！母亲在那个白天的风波之后在我的小屋里守了三个晚上，那三个晚上我宁静不动。母亲对那个女人的憎恨与我大致相同，但她的重负是保证儿子的安全。我没有她那种重负，所以我没有控制，走险成为我的必然选择。 简单地说，我决定起义——我把这称为起义。 我到冰块烧红的涧湾边去磨一柄刀子，它是我的武器，我把它磨得异常锋利。我在月光里照照它，它纯红地锋利着。 这是神圣的走险。 我在善恶的条目里删去了“暴怒”和“克制”两条。善有七：克制、忠诚、希望、慷慨、谨慎、公正、坚毅；恶有七：暴怒、傲慢、嫉妒、好色、贪婪、饕餮、懒惰。去他妈的暴怒和克制，删！暴怒和天良一样，应是我们身上最神圣的东西，没有它，男人爆发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例如陈涉，他不起手大泽之中，会被当作英雄写进小学的教科书吗？例如那个樊哈，他不一路猛冲直入鸿门宴的现场，恐怕刘邦早就被项羽一剑削了。 我持着纯红的锋利站在月亮里，等在黄伍归来的路上。他晚上喝酒时通常回来得很晚，我相信能够等到他。这是决战之夜，我被赶过了忍耐的边缘。远望庄子，庄子寂寂。旷野也寂寂，天也寂寂。只是红大的月亮照着红红的黑色的我。 寂静中有脚步声，黄伍出现了，好像一个夜游的野兽穿越红包的月光来到我的视野，我迎着他走上去。我更像一个夜游的野兽红色地黑色地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倒闪了一下，然后站住，他准确地意识到了此夜的情况非同一般，这是与威胁生命有关的事情，因为他站住之后仅仅一秒钟就有逃开的动作，几乎还伴有声音迸出来，他没有逃开也没有迸出声来，我及时跃上去扑倒了他，我的身体与他不成比例就如同他的年龄与我不成比例一样，这不存在反抗和挣扎的问题，我捺住他，让刀子离他很远，让面孔离他很近。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感到很恶心，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他在世上有庞大的力量，现在捺在我的下面就这么一小团子，实在很恶心。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开始很凶，还威协我，很快就不了。我捺一下他的脸他被卡在地上不能动。我说，我今晚弄死你，就像你们弄死二狗子的叫莺一样容易，你信不信？他说，千万别这样，有话好说。我说好说已经不行了，就得歹说，今天我是豁上了。他看着我手里的刀子，说千万不要来荤的，有话好说。接着就许给我许多条件，只要我不来荤的，他就把我当好青年待，保我入基干民兵，入团，甚至入党和推荐上大学。我当然不信，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事是只要我放了他，他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捆送到公社，然后送去蹲大狱，十八岁已经有了这个分辨能力。我说：我不要不可能的事，只要有可能的事，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打二狗子，就这个，我也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是被你们逼的。他连声说行。我知道他说行的同时心里是相反的话，他最想的事是立即把我抓起来，然后好好收拾。我把这个话给他讲了，他说不不，哪能呢？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冷笑，告诉他不要把我当小孩玩。我问他：“知道什么叫豁出来么？”他看着我，答不出来。我说：“你看好。” 我掠出左臂，握好刀，刺刺地从手弯一直划到手腕，血流如泻，奇怪的是一点不疼，他忙挣扎起来关心我，又捂又捺，握紧我的衣袖止血。“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干呢？”他极力以长者的语调说话。我就松开他，站起来，紧握着刀。他也站起来，继续极力以长者的语调说着“你这孩子”并帮我止血。我说：“黄书记，我绝不想碰你一根汗毛，我只是告诉你，我受不了你们那种对小孩子的打。”我注意到我已泪流满面，不是因为疼，是因为自己终于有了强烈的证据使他相信我心中的正义，并把这一切告诉他，我说：“我这样是为告诉你，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假如你想抓我治我，那你和我还有你的老婆都将同时完蛋，你若是听了我的话，从今以后就什么事也没有，我并且为今晚的事向你道歉。”他忙用一千个放心之类的话来回答我。 我说：“刚才那个人你看见了吗？我是和他一起干的，假若你不守信用搞了我，他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向远处的虚空挥挥手，示意“那个人”走——我不知自己何以突然涌出这种智慧，是看“空城计”看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脑子一闪想到了这个，这大约出自灵感但更出于本能。他向那虚空看了看，他当然没看到什么，但相信他心里看到了，他说：“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说话算数，难为你一片心了。” 这一夜是地狱中的一夜。我和黄伍心战了许久，说到没有话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走。他一直不相信我的行动不是以伤害他为前提的，进了庄子，他才终于相信了，同时也相信我做的一切确实就是为了那么一宗与我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他在红色的月光里迷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和我分手。他敲了门，走进了他自己的家。 一夜安宁。 第二天一早，那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我冷冷地走到屋后面去，她回避地扫了我一眼，无声地走进屋去了。整个早晨安宁。 母亲起来后见我脸色不对，接着看到了我臂上的血。她问这是怎么啦？我就告诉她这是怎么啦，她一听就刷地白了脸，不由分说，一把扯着我就向黄伍家走，进了门看见了黄伍和那个女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我儿子才十八岁呀，你们要饶了他这一回。”黄伍忙挽起母亲，还叫大嫂：“大嫂你这是干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呀。”母亲说：“你们饶了我儿子这一回，下辈子我变牛变马报答你们。”我叫：“妈！”母亲起来，劈头盖脸就向我打过来，打过之后，还勒令我给黄伍和那个女人跪地求饶，我不动，她又打。黄伍又忙说：“大嫂你这是干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呀。”母亲说：“那我就谢你们了！”我想说什么，母亲不容我说，推着我走了。回到我的小屋，母亲立即低声告诉我：“你一定要硬，千万不能装孬。”说完，就去找鸡蛋，找了大半瓢，端着送黄伍家去了。 母亲！ 一上午安宁，下午安宁；一夜又安宁。之后就是安宁。 一切久远，久远得无法追忆，古老的伤口已被生活消融一切的同化力治愈。那已经很安静了，那是永远的昨天。我和妻子走过冬天再站到家乡土地上时，看见孤悬的太阳依旧慈祥凛冽，光芒四射，它没有变，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就像铭心的体验不受时间限制一样。冬夜降临，月出如旧，很纯正的冬夜的月，不再巨大和红，寒气穿越冬夜，穿透月光和时间走进人的神经末梢。我和妻子站在十六年前站过的野地上，依旧看得见朱家寺前那棵巨大的银杏，我跺了跺脚，狗声从远处的庄子上浮出来。这不是十六年前那一代的狗，但吠声如旧。我脱下羽绒衣和毛衣，想象心中充满愤懑，但寒风如针，半分钟就让我瑟瑟发抖。我无法重复那种衣单不觉冬夜寒的境界，不能了，永远去了，就像失去的年华和失去的年代！找不回来了，生活的一次性消费也体现在这里。 我们走过冬夜坚硬的冻地，到乡窑场给二狗子生父送电热毯，走到那里见他正和一些人在一座大屋子里赌钱，见了我们，他就走离桌子，他显然是赢了钱，输了钱的人不让他走，他说：“钱算什么？”他把手中一些散乱的票子丢在桌上：“都还给你们吧！”他在他简单的小屋里招待我们，拿出酒来喝，极为豪爽，酒中我提起他一口咬在二狗子腿上的故事，他哈哈大笑，没一点深刻感受的样子。我知道他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多得反倒像没了。我也就快乐，妻子也快乐。喝好了酒，走时，他拍拍我肩：“好好干，回去见了我儿子，也让他好好干。”对妻子说：“欢迎你们常来，你这城里长大的人，能走好乡下的路么？”妻子自豪地说：“我可是军人出身。”大家大笑。 回途中，夜愈深沉。妻子说：“所有人的生活都晃晃荡荡直向前走，不是么？” 我说是，不是的话又能是什么呢？我问过自己，这么多年我马不停蹄地生活着，激扬如水，飘忽如气，落如石头或碎似瓶子，总该有个原因吧？可是没有。生活就是生活，一切都发生和结束、铭记和忘却、认识着或行动着，简单得就像几何上的直线和曲线。若说有什么可总结，那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能太愚蠢。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权利，但没有使自己愚蠢的权利。 人间没有天堂，我永远找不到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永恒的情感：爱，恨，愤怒，同情和怜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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