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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了报导。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它感觉。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铁窨盖飞起来后，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要说的说完，要做的做完。”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支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说我这么说可不好。还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支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有机会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沙莎不让我送，她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玩。还是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时，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呆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在我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我突然问：“今晚你是不是又不能回家？”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溜叽的。”师思将酒杯一下子喝空了一大半，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嫉，今天上午他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想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让女招待送了两次纸巾过来。周围有人不时抽空欣赏一下师思伤情的样子。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想着为何女孩哭时那么动人的话题。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若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麻木”的下岗夫妇。 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送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手有些擅抖。 我说：“你怎么啦？”师思说：“我一见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我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向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吻她。第二个要求是渴望吻她。第三个要求是盼望吻她。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她回答说可以贵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打避孕套。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到一起也不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弄得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作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惟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的呻吟正痛苦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呆了三天没出门。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一下，沙莎从前下班后是怎么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作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用这种声音第一次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决定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就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支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乘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随后卖花的老太太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那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我们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来。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得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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