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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业场顶楼的天华景剧场，正上演七岁红唱的评剧《刘翠屏哭井》。观众稀稀拉拉的不多，李大波到后不久，杨承烈便从逛劝业场的人流中走出来，他俩坐在最后一排座，那里光线也最暗。他们在那戚戚切切的音乐声中，低声地交谈了那件重大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舞台上正表演着刘翠屏张开白色的帷裙，悲悲切切地扑向扔有她丈夫尸体的那眼干井。大段的悲调唱词。“却怎么，阴风惨惨一个劲地往上吹，哎哎哎哎……”招来一阵热烈的鼓掌。 在掌声和乱哄哄的谈笑中，杨承烈向李大波已传达完任务的要旨，他们便走出了天华景剧院，走下楼，消逝在逛商场的人流中。 回到家，他把红薇叫到屋来，插上门，低声地对她说： “小妹，老杨找我去，有一项特别任务，是要派我到上海去，想办法拿到日本跟重庆暗中勾结和谈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向全国人民揭发，来达到遏止投降的目的。现在万不可半路断送抗战，如果重庆真的跟日本达成某种协议，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你去多少时候？” “不敢肯定，还要看事情进行的是否顺手。” “让我也跟你去吧？” “不行，你要在家守摊儿，秘密交通站一会儿也不能离人。” 李大波向红薇交待完这番话，便赶往市政府和省政府机要室去查阅有关的资料和存档的文件，为的是掌握住必要的知识性情况。 费了一上午时间，他才找到一鳞半爪的资料，他不由得想，日寇给这些附逆的衙门绝密的内部情报实在是太少了。找来找去，他只找到了一点儿有关德国大使陶德曼衔日本密命拜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一些材料。那时南京还没有沦陷。当时提交的日本政府所谓调整邦交的方案，有下列四点： 事实上承认满洲国；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停止排日； 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另一纸是陶德曼这次活动的汇报材料。幸亏李大波在东北大学时选修过德语，他粗略地看懂了其中的大意：（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蒋介石召开了小型的党军首脑会议，到会者有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上述条件。１２月７日，南京政府请求陶德曼转告日本政府，可以根据日本方面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还有一份文件是１２月１３日日本攻下南京后，追加的条件，提出的新要求是： 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 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 必要的赔偿。 限年内作出答复；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定。 １２月２３日，日本将这份书面声明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１２月２６日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递给孔祥熙。下面是陶德曼的记述：中国政府未即作答，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才表示：对于１１项媾和条件中的细节，要求日本政府加以具体说明。 “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大波看到这里心里暗自思忖着，“仅仅这一点情报，就可以说明，当我们八路军和人民浴血奋战时，蒋介石的确暗中和日本勾搭过。” 机要室里很静。有三四位日本留学的机要参议，也都埋头在一摞摞的文件和报纸堆里。上午三四位日本顾问就对华是战是和问题，在这里公然争吵得脸红脖粗。李大波的日语程度，还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辩论内容。不一会儿公使馆来了电话，通知日本顾问都去开会。他们一走，屋里的空气立刻就和缓松弛了很多。那几位爬在书桌上装作老实办公的中国人，便抬起头喝茶、抽烟，聊天。 “你们听见刚才的争议了吧，”懂日语的胡参议留着刷子硬的平头，自认为博学多闻，又好卖弄，喝下几口茶水，开腔说道，“看来，日本朝野上下，也是分成两大派别哩！一派是强硬派，一派是温和派！” “也不能只用战、和分二派，”刘参议微笑着反驳，为了显示学问，他俩总好抬杠磨牙，“准确地说是主张南进的一派，主张北进的一派。”他抽着烟斗，得意地吐了几个烟圈，接着说，“南进的一派，就是咱的佐藤顾问，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吗？他说，凭借日军的强大战斗力，像中国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蒋介石的军队比大清帝国也强不了多少，只要日军下一道动员令，表示断然出兵、进军，中国的问题就会随着动员令号外的铃声①，轻而易举地把战争解决，为什么非要跟蒋介石这个败将谈判呢？可是长谷川顾问就不同意他的论点。他是多田骏的亲信，他就拥护早日结束对华战争，全力北进，征服苏联，加入国际战场。”说到这里，他扫视了大家一遭，见李大波那样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就压低声音，故意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做出神秘的表情说：“嘿，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听说在日本内阁和大本营②的联络会议上，由广田外相、杉山陆相和近卫首相共同提出的‘停止谈判论’，就遭到了多田骏参谋次长的强力反对，他主张的是‘继续谈判论’，结果顶起牛儿来了。” -------- ①日本卖号外的报贩，身上挂着铃铛，故有此说。 ②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置大本营。 “可是，近卫还不是发表了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了①吗？”胡参议不服气，悻悻地说道。 -------- ①此处指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亦即《第一次近卫声明》。 “是呀，长谷川顾问私下向我透露过，多田将军和日本关东军从大局着眼，就没提出反驳意见，怕引起内阁引咎辞职，才做了让步，不再坚持意见。”刘参议又以知情人这么答问着。 李大波这时恰好从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第一次近卫声明》的剪报。那报头上还刊登了一张近卫文麿的大照片。一张冷酷无情的长脸，短短的分头，眼睛呆定地直视，人中上一撮小黑胡，穿一身白西服，打着黑蝴蝶结的领带。一副高傲贵族的派头。李大波的目光停在这个战争狂人的照片上有三四秒钟。他过去因环境动荡不定，根据地的敌伪报纸既缺少又不及时，所以他竟没有亲眼看过这个臭名昭著的声明。于是他不再听他们的议论，专心致志地看下去，只见那原文登载着： 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为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的诚意，狂妄策动抗战，对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对外，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 帝国一贯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决不丝毫加以改变。 当今，帝国对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繁重，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要更加不懈地发奋努力。 李大波看完了这篇梦呓似的声明，真是又气愤又可笑。“这就是敌人的强盗逻辑，明明是大军开进、侵略我国，还聒不知耻地说尊重领土和主权；明明是杀人放火，刚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却装成一位善心菩萨，说什么‘不察人民涂炭之苦’！真是伪善到极点、也滑稽到极点了！” 中午时，那些参议全坐着自家的包月车①，叮呤噹啷踩着脚铃，招摇过市地回家吃午饭了。李大波却没有回家，他简单地吃了一套烧饼果子，泡了一杯茶，又接着看文件，查找资料。他赶的机会真好，日本顾问下午没回来，那些参议也没来上班。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年老的听差坐在外间屋，守着炉子打盹。趁这机会，李大波便取出照相机，把有用的文件尽量地拍照下来。要不是怕红薇和王妈妈惦记他，他一定还要在这里多留连一些时候。 -------- ①那时小汽车还不普遍，多数有点地位的人，家里养雇着人力车夫，一般车很新。俗称这种车叫“包月车”。 天黑以后他回到家，家里人正在念叨他。他一回来，家里便充满了平安快乐的气氛。他今天显得非常高兴、完全没有往日那种疲倦的样子。一家人吃完了晚饭，回到自己屋里，红薇低声地问他： “我看出来，你今天很高兴，是不是查资料很顺手？” “是的，初步弄到了一些情报，虽然有点过时，但因为敌人的勾结又重新开始，所以还是可以做个证据。”接着他就向她详细讲了具体内容，“我拍了照片，今晚洗出来，你明天赶紧送给老杨。” “好吧。”红薇把防空窗帘拉严，很熟练地把海波药粉放在搪瓷器皿里，做好了冲洗胶卷的准备工作。 夜，在风笛声中，在千万人的鼾声中，悄悄地消融着…… 次日清晨，李大波稍稍打了一个盹，便按照约定，乘第一班南下的列车启程奔赴他从来没去过的上海了。 上海的英、法租界，比受过战争创伤、田园荒芜凄凉的华界，真有天渊之别，它似乎比战前显得还要繁荣。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依然傲岸地飘扬在工部局议事厅高高的楼顶旗杆上。阔佬和军阀官僚们，带着家私、眷属，挤满了租界各个角落的空房；大批流落的难民，为避战火和讨饭餬口，也都拥入租界，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睁着惊恐的眼睛，坐在街头小巷，或躺在高楼大厦底下，整个的租界，既显得奇异的繁华，又显得异常的拥挤。 在圣母院路①的一所花园洋房的别墅里，阳光从百叶窗里折射过来，窗上格子的花纹，投影到大红漆的地板上。这所幽静的院落，是上海的青皮、混混大王、蒋介石在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的把兄弟杜月笙提供的一处他个人的私宅。楼上向阳的这间屋子里，正住着一位远道而来的秘密客人，这人三十多岁，穿戴考究，短平头、小黑胡，完全是一脉日本派头的打扮。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他受蒋介石的密令，为了和德国大使陶德曼接触，特潜来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南京撤退时就隐居潜伏在这里的一位政界耆老、实则是在敌占区按一个国民政府联络点的老官吏的家里。 董道宁这是第二次衔着密令来到上海。头一次他先找到他在南京的老相识、著名的特务、“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取得联系，西劝他与其要经过德国大使中间斡旋，莫如直接亲自到东京面对日本军部和政府。于是由“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陪同，把他送到东京，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并且正赶上刚调回东京上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职务的今井武夫也在，他们就进行了一轮关于停战的密谈②。 -------- ①即今上海瑞金一路。 ②此次密谈：均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月间，其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几次去香港密谈，时间在４月至７月。此处为了故事的需要，时间上略有出入。 那一次他依稀记得蒋介石把他召到小办公室，用尖厉的声音，板着铁青的面孔，对他做了这样的指示：“你要向日本方面这样传达：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就在这一次，董道宁带回来影佐祯昭的两封信——一封给何应钦，一封给张群。他带着信经大连坐着日本海军的舰艇回到了上海。 那次他也是下榻在圣母院路的这所别墅洋房里。 现在他聚精会神地在等他的上司——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高宗武①。他曾留学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留在南京各大学里担任客座教授。他向报社投了一篇论述对日外交方针政策的论文，受到南京政府某些权威人士的赏识，于是一跃被擢升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司长，不久，经过一段过渡时间，就成了正式司长。他知识分子清高的东西不多，政客的钻营本领不少。在从南京撤退汉口的船上，他和周佛海一块溯江而上，谈吐投机，彼此在对日和谈的主张上产生了共鸣。因此他在重庆的官僚中，和周佛海成了莫逆。这个人已几次被派秘密来到香港，和日本方面进行密谈。 -------- ①高宗武在日本期间，试探出日本有意扶植亲日派汪精卫，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潜离重庆，１９日飞抵河内，２９日发表“艳电”，投奔日本当了汉奸。 约摸过了半小时，大门启开了，一辆小汽车开进院来。董道宁慌忙跑下楼，把他的上司高宗武迎到楼里的客厅。蒋介石曾经再三指示，让高宗武只限于在香港搜集日本的情报并设法跟日本的要人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接触，万不可泄露一点风声，让中国共产党抓住把柄。但是他却偷着延长了他的旅程，潜来上海。 高宗武穿着美式的西服、高级呢料大氅，意大利“黄牛”牌的皮鞋上，戴着呢料的护脚盖，一派最时髦的打扮。他已经三次秘密往来于香港与汉口、重次之间，和日本的谈判进行了三轮。但不巧的是，每当日军在中国国土上前进一步，完成一个重大城市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就像赌徒桌上的筹码，必然一次比一次增加，这样，由于中央军溃退得迅速，日本占领城镇的快捷，谈判条件赶不上进军的速度，要价讨价的谈判就总不能合拢，因而高宗武和董道宁就不得不徒劳无益地往返于重庆、香港之间。 高宗武坐在沙发椅上，喝了一杯毛峰香片茶，就急匆匆地问： “你找的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是阮老先生代为物色的，那没有错，听说此人姓章名幼德，家境富有，是黑龙江省翠峦当地首富，其父是满洲国高级参议，与当今满洲的总理大臣郑孝胥是换帖弟兄。跟日本人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过虑了，所以，你尽可以放心。” 董道宁说。 “那就好，”高宗武看了看手表，“他几点来？” “午后两点。” “啊，我真饿了，能马上吃点东西吗？这些天跟着西义显、伊藤芳男光吃那倒霉的日本饭了，胃口都倒了。烧几样上海小菜给我开开斋吧！” “好，这儿应有尽有，随时都可以用餐。” 董道宁挽着高宗武走向客厅旁边的小饭厅，喝法国香槟酒和中国茅台酒去了。 李大波下了火车，马不停蹄地就直奔他要去的那个秘密联络地点。他穿过哈同路①，慢慢地来到哈同花园——“爱俪园②”的高大拱门前。这时便从巍峨的假山后面走出一个俏丽的女郎，穿着黑色猫皮大衣，揣着手笼，胸前别一朵大红丝绢的石榴花，她见李大波手里拿着一卷“新民报”，暗号对上了，便高兴地微笑着迎过来说： “表哥，你怎么才来呀？人家等你半天了。” “对不起，表妹，让你久等，半路车给误点了。” 他们的暗语也对上了。 -------- ①即今铜仁路。 ②哈同（１８７４—１９３１）犹太人，到中国后入英国籍。生于巴格达，早年曾在印度流浪。１８７３年到香港，在沙逊洋行任职；次年至上海，除供职沙逊洋行外，兼营鸦片、皮毛及外汇投机买卖。１９０１年开设哈同洋行。曾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进行房地产投机，剥削中国人民，获取暴利，并在自建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内设立“仓圣明智大学”，进行文化侵略活动。 他们来到了园里。李大波随着那女郎装做恋爱的情侣，信步走到水榭边一片僻静的松林里，开始了低声谈话。 “你一定很辛苦了，李大波同志，”俏丽女郎操着吴音软语，细声说道，“我们先在这里坐一坐，然后我把你带去见一位领导，他会告诉你具体任务。你在上海的时候，由我负责跟你联系，我叫朱丽珍。” 听到这个名字，李大波惊呆了。他用呆定的目光，望着这个江南秀美的姑娘，她那偏分的乌黑浓发，用火剪烫成了水波纹，刚好齐到脖颈，一只伶俐的水钻卡子，在她的额头之上闪闪发光；她那白皙的脸颊上，薄施脂粉，显得十分光润，两只很大的水凌凌的眼睛，蕴藏着一个窈窕淑女所有的端丽和一个党的秘密交通员特有的冷峻和机智。 “你，……你是朱丽珍？……”李大波诧异地问道，“你可曾在南京金陵修道院呆过？” 这次该是朱丽珍惊讶了。她那美丽的明眸，突然睁大了。她这段人生的不幸经历，除了组织上了解以外，绝少为一般人知晓，想不到这个来自北方的不相识的同志，于无意间说出了她这段隐私。 “你，你怎么知道的呀？”停了半晌，她才这样问着。 “你认识一个叫方红薇、洋名叫李蓓蒂的人吗？” 朱丽珍更为惊讶了。“认识呀！那一年她不愿意跟着美国传教士回美国，便寄存在金陵修道院了，怎么，你认识她？” “是的，她不断地叨念你，想你，说，要不是你丽珍姐想方设法救她逃出了这所修道院，她永世也不会回到她的老家了。” 这意外的消息使朱丽珍非常惊喜，她急切地问：“我也很惦念她，如今她怎样了？” “她现在挺好。她从这里逃回遵化老家后，传教士理查德又追到老家，为了逼着方家放人，还把她父亲方有田抓进县保安队坐了监狱，直到红薇答应重回北平，才把她父亲放回家来。后来，她参加了学运，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团。卢沟桥战事爆发，她就参加了学生救护队，然后随着通州起义部队，到达了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李大波如数家珍似的扼要地讲了一串红薇的故事。 朱丽珍听着非常高兴，她闪着光辉的大眼，微笑地说： “我猜，是你领导她的吧？” “是的。她一直跟着我活动。” “你完成这次任务回去，还能见到她吗？” “当然可以！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她是我的妻子了！” “哎呀，那可太好了！”朱丽珍乐得拉起李大波的手，跳着双脚，“我祝贺你们！你回去见了她，一定替我问候，我也非常想念她呢……” “是的，南京陷落时，日军疯狂地大屠杀，我俩天天念叨你，真担心你会遭难，……” “真的，我险些死掉……”她看一看腕上的手表，提醒着说，“哎呀，时间快到了，我的故事也有一串，现在没工夫说了，我们快去接头吧。” 朱丽珍像恋人那样挽起李大波的胳膊，离开了哈同花园。 急匆匆地乘上电车，朝接头的地点奔去。 在上海最繁华的霞飞路①中段，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弄堂，那里有一处小院洋房，夏天隐映在一片茂盛的长青藤和火陷似的凌霄花丛中，冬日则被那些缠绕的枯藤柔枝掩影着，终年人来人往，但环境依然是那么寂静。它名义上是海外巨子的一处贸易联络处，但实际上这里就是中共南方局的一处秘密工作点。据说，在中共巨头刘少奇担任白区领导时，和下安源煤矿时，曾两度在这里住过。 -------- ①即今淮海中路。 朱丽珍带领着李大波来到门前。确知后面既没有日本特务又无法国密探跟踪，朱丽珍取出暗锁的钥匙，开了那扇绿色的小门。 院里是一座花木扶疏的小园，现在虽然是冬季稍许有些枯萎，但那粗大的广玉兰树和高大的夹竹桃树，依然挺拔，树梢飘着深浓的绿色。穿过花园中的碎石子路，便见一座二层殷红色的小楼。 他们走进去，早有一位年在四十岁左右、身穿长袍的男人，在客厅里等着他俩。那人长脸，蓄着胡子，在毛茸茸一团黑麻似的胡须中，露出了鲜红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他微笑着，向李大波伸出了一只大手。这人就是驻上海地下机关的党代表。 “我正在惦念着，怎么还不来，该到了呀，我们的小朱是能干的，能完成任务。”他笑着，握起李大波的手。 “哈，告诉你一件事，原来他不是外人，是我在修道院认识的一个女伴的爱人，我们说起旧话来，差点把正事误了。”朱丽珍天真地莞尔一笑，把脸转过来，对李大波做着介绍： “大波同志，这是我们南方局守机关的陆晓辉同志。”陆晓辉说：“李大波同志，饭已经做好了，咱们边吃边谈，怕时间不够了。” 他们进到一间小屋，屋里摆了一张小八仙桌子，上面摆了两样简单的上海烧小菜，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清炖蹄藕片黄豆汤。 “我的手艺不好，随便吃吃吧。”陆晓辉客气了两句，几个人坐下来吃饭，边吃边进入了正题。“这次任务很特别，必须要一位东北人，只好向北方局求救了，还好，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在无锡时的老同窗杨承烈，我便给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务必发一包纯东北的木耳来，有客户急需。’啊，果然来了，太好了。” 李大波饿极了，一边听，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 “据我们一位日文很好的留日学者说，他掌握了日本的六本密码破译，也掌握了重庆的电报密码，他劫获了不少有关蒋介石和日本双方的密谈电报。一次是亲蒋派在香港居住的萧振瀛和日本的代表和知密谈，再一次是派陈公博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①进行谈判。当时陶德曼曾建议日本，认为对中国的讲和，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而以汪精卫为对手，在政策上是错误的，这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和德国议和，不以恺撒为对手，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一次又派了董道宁和高宗武来，必大有新的文章。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是只身出来，既没带随从，也没带秘书，现在他们不仅记录没人，整理材料也没人手，急需临时找一个最可靠的机要文书，你完全符合他们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才急如星火地把你调来，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去充当这个文书，从而掌握全部密谈情况。你的任务清楚了吗？” -------- ①他是意大利党魁墨索里尼的女婿。 “清楚了。” “好，现在你就自报家门，装扮成伪满洲国的国民，这样，他们才会认为不可能泄密，就会信任你了。” “好吧，我本来就是东北人，这很容易做到。” 李大波很快地吃着饭，陆晓辉不时给他往碗里拨菜，看他胃口好吃得很香，便又在大海碗里给李大波夹了一块大蹄。“多吃一点。这是上海的做法，你尝尝。”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还富裕，便说：“大波，你过去没来过南方，特别是在上海这座国际性的大商埠，所以要格外小心。卢沟桥事变前，‘军统’在这里的势力很强大，这里叫做‘上海特区’，有四个情报组，负责搜集情报，还有一个行动组，专门搞暗杀、绑架，人数不少，是由戴笠亲自领导。他们的目标最主要的是打入咱们中共的组织，其次是打入反蒋集团和军阀派系。日本占领上海后，他们潜伏下来，还布置了两架电台，任务并没变，仍然是以监视我们的活动为主，只是增加了一项暗中调查哪个军阀和军队现任长官谁和日本有勾结。所以，我们在防备日本敌特的监视跟踪外，还要提防从背后射来的军统暗箭。这你可以想象的到，我们的工作是何等的难做。好，我说这些话，只是希望你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而不出半点差错和危险。现在，我把你的安全，都交给小朱了，让她安排你的行动吧！” 朱丽珍这时也吃完了饭，李大波便跟着她来到刚才的那间小会客室里。她看一看表说： “还有一点时间，你是午休呢，还是到大街转转，熟悉熟悉路径？” 李大波虽然很累，但他还是说：“转一转吧，省得我不认识路。” 他俩手挽手地走到霞飞路上。街上很热闹，这里集中了上海很多的大商店，在中国人、英法美等国的外国人的人流中，也夹杂着不少挟着大皮包匆忙走过的日本顾问、挎着篮子到菜市场买菜的日本家庭主妇，也还有穿着和服木屐的艺妓。李大波看了这种景象，他觉得和天津没有什么两样。 朱丽珍看看时间还早，便走进一处街头角落的小花园，他俩坐在向阳的一张木长椅上，冬日的阳光晒着很温馨。园里没有游人。朱丽珍靠紧李大波坐着，李大波说：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故事呢，我真想知道，回去好告诉红薇。她是很惦念你和想念你的。” “好，我接着说吧。南京陷落的次日，”朱丽珍低低地说，做出情人喁喁私语的模样，“一群日本兵开着大卡车来到修道院，他们一看我们全是女孩儿，非常高兴，闯进院来就驱赶着我们上卡车，准备装走充当军妓，也就是日本兵说的‘慰安妇’。院长张心佛吓成了一摊泥，但他没忘记向那个日军曹长要酬金。那曹长哈哈冷笑一阵说：‘金票的没有，三滨的心交’啪啪扇了他好几个大嘴巴子，这时候我们孤女们抵抗着不上车，日军曹长急了，一枪打死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儿，然后日军便抢我们这些大班的女生，在机枪的押解下，我们只好上车了。……” 李大波悲愤地听着，着急地说：“那后来你又怎样逃生的呢？” “卡车开到大街上。街上日军在砸商店，在追赶着中国人开枪射击为乐，我真是又害怕又气愤。那时我已随我的舅舅参加了咱的地工。我心想，死也不能落个给日本兽军当‘慰安妇’，让他们取乐。汽车往兵营开的时候，路上看见不少埋人的大坑，那坑里已有许多被枪杀的死人。我看见押车的日军正在冲盹儿，便冲着姐妹们喊了一句：‘宁死不做日军妓女，跳吧，打死就打死！’我们迈过车帮纷纷往下跳，日军慌忙乱开枪，打死了不少我的同伴，我们跳下去就藏在车底下，日军边开车边射击，终于发现了我们几个，我们拼命地跑，结果我的腿上被子弹蹭破了皮，在日军用枪瞄准别的女孩儿时，我不顾一切地跳进一个死人大坑，赶紧把一些死尸拽到我身上压着，才算逃过了这次浩劫。夜里，我爬出了死人坑，逃回我的家。我们家开一间小裁缝铺，我到家一看，铺子被砸了，我的继父和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都被枪杀了，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中，没人敢收尸。……” “那后来你怎么办呢？”李大波叹息了一声，忍不住地催问着。 “后来，舅舅偷偷地来了，我女扮男装，连夜把我带到南京的乡下去，参加了新四军。我是从那里被派回来城市工作的。唉，”她摇摇头，悲戚地长长叹息了一声，才用低抑的声音说，“那真是太恐怖，太凄惨，太残酷了！至今我仿佛还闻到那腐尸的气味似的。现在，除了一个舅舅以外，我已举目无亲，只有同志们是我的亲人了。” 李大波紧紧地握住朱丽珍的手，无限同情地说：“丽珍，倘使你在北方，能跟红薇在一起，她一定把你当成亲姐姐，你和红薇，对于我都像小妹妹一样，我会像对待我亲妹妹彩云那样疼爱你们。” “好吧，多咎有机会我向上级要求，调到北方去工作，我能和你们夫妇在一起朝夕相处，那该有多么好啊！” 时光在他俩谈话的时候悄悄溜走。朱丽珍看看手表说：“我们该去了。”便慢慢走出小园，在附近的一个电车站登上电车。 大约坐了五六站地，朱丽珍挽着李大波的臂腕下了车，然后穿街过巷，来到一所深宅大院门前。在等着开门的时候，朱丽珍小声地说： “这里是反蒋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经李济琛介绍，我们便利用了这个关系，又由于他们和当地的青红帮有联系，由他们推荐，所以还能取得重庆大员们的信任，跟他们接触时，就按刚才陆晓辉说的那么办。” 黑色的铁门启开了，门楣下站着一个男仆，一见朱丽珍，便说：“张小姐里请，老爷正等着哪！” 楼里的客厅沙发椅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黑胖子。穿一身短打扮的丝绸棉袄棉裤，戴一顶瓜皮式呢帽，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当郎在胸前。李大波一进门，他欠一欠肥胖的身子，一抱拳说： “辛苦辛苦，在下张阿狗，我在这里候你多时了！”李大波也双手抱拳，急忙说道：“抱歉抱歉，小弟章幼德，有劳大哥久等，小弟恐大哥午休，未敢过早打扰。” “小弟你有所不知，他们又来电话催问，把我的好觉也给打犹了。上司吩咐，由我带你进见，咱们快走吧！” 一望而知，张阿狗是属于那种亡命徒式的帮会分子。他穿上黑呢大氅，叫了司机，便走出屋，来到楼前的台阶上。 一辆日本的三菱汽车，已等在台阶下面。朱丽珍握着李大波的手低声说：“一切多保重吧！”李大波和张阿狗坐进汽车，汽车按了两声喇叭，大门启开了，汽车便开出门去。 台阶上站着朱丽珍，默默地向李大波挥手。 两点半钟，汽车准时开进了法租界圣母院路的那所幽静的别墅。喝过酒、酣畅地睡了两小时觉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便来到了铺着地毯、烧着壁炉、有落地式大挂钟的客厅。他们见李大波脸面清瘦，一副文弱书生的文静仪表，便有几分满意。他俩轮流着象考试新生那样，问了他姓各、籍贯、学历、政历、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关系等等一些问题，李大波都按事先准备好的对答如流，使他俩觉得可靠而更加满意。 “章先生，我们请你做我们的文书工作，由于人手少，你还要担任记录，你会速记吗？”董道宁问着李大波。 “会，还可以，我保证有文必录，不会漏掉什么的。”李大波不卑不亢地回答着。 “不过，在工作期间，你不能随便离开这所房子，这是约法一章；第二，不能和其他外界人接触；第三，任何内容不可泄露，这约法三章，你能保证做到么？”高宗武透过金边眼镜，伸着三个手指头说着。 “完全可以做到。我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这你们可以放心。” “那好。”后来他俩又问他一些东北伪满的情况，特别是他的家庭。“令尊大人在满洲国居何要职？” “他以著名缙绅人士入阁，给郑孝胥做帮办。” “听说共军在那里闹的很凶，是吗？”董道宁单刀直入地问着。 李大波听到说共军，便冷静地思忖着，他想，这个亚洲司第一科科长指的一定是在东北森林、山地坚持战斗的抗日民主联军，一涉及到这问题，他唯恐露出马脚，便含糊其词地说： “是的，他们的人数不少。” “日军的力量怎样？”高宗武插话。 “关东军约一百万，镇守着各地。” “你老家黑龙江翠峦怎样？”董道宁追问着。 “时常有抗日联军出没。” “那你的家很不安宁喽？”高宗武又问。 “是的，不过，我们有成队的护院家丁，还有民团，可以抵挡一阵。再说家严怕土匪胡子绑票，已不在庄园居住，他在东北几个大城市有许多大买卖，他要巡视，经常住在哈尔滨。” “你家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你不子承父业帮助令尊大人做买卖呢？”高宗武好奇地问着。 “我喜欢从政，因为政治可以影响国家、民生，所以不愿再做像我家严那样的单纯商人。”李大波知道这是在利用聊天审查他的家史、思想，便索性一改他的拘谨态度洒脱地说： “你们不是也在从政吗？我喜欢这种政治生涯。” 董道宁和高宗武他们彼此看看，都哈哈大笑起来。“章先生，我们信任你的话是真实的，”董道宁在沙发茶几下拿出一本“满洲国志指南”，抖露着说，“这里边有记载，令尊大人的确是满洲国的肱股重臣呢！”他把那本指南的厚书放回原处，征询着上司高宗武的意见：“怎么样，可以录用他工作了吧？” “好吧，我附议，开始工作吧！” 李大波拿出了纸笔，走到窗下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准备记录。听差摆上茶点，便命令他退下，随后客厅的门关严，又上了暗锁。董道宁坐在沙发椅上，而得过肺病、咯血的高宗武，索性把他那瘦弱的身躯，在长沙发椅上放平。这几天他风尘仆仆，来去匆匆，违反了蒋介石的密命，按周佛海的指示潜去一趟东京，直接跟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谈判，既紧张又害怕，总在防备着戴笠的军统特务侦察他的轨外行动而密报蒋介石，所以他真有点身心交瘁，疲劳不堪。他躺在那里，不时喝点法国香槟酒提提神。 “这份材料是要写给周胖子的，”董道宁说，他指的是周佛海，“所以要如实地说，您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跟日本的价码总是谈不拢，我怎么给老头子汇报呢？他很着急，恨不得马上停战，他发脾气说，他着急不是为的失地千里，而是只要日本一占领，中共的军队就马上开到那里打游击，发展起来，眼看着中共坐大，是将来的大患，所以他总是想让日本明白这一点，中日双方要干的是共同防共、融共、灭共！” 董道宁站起身，夹着烟卷，走到屋子中央，望着脸色焦黄的高宗武，用煽动的口吻说： “高司长，此次我到东京，住在筑地的小松旅馆，影佐和今井都来看我，并带我参观了日本的许多城市，可以说，自从他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和华中的许多城市，他们真的一下子富了起来。东北的大豆高粱，华北的煤炭、钢材、棉花，华中的大米、丝绸，还有丰富的劳力资源，都源源运往日本本土。据我看，日本现在提出停战议和，绝非战败求和。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为了解决事变采取了从来没有过的高风格的道义方针，我以为日本的国力眼下是有充分的余力去彻底解决中日事变的。” 李大波仔细地听得入了神，他不住地在纸上做着记录。“这不用记，”董道宁摆摆手说，“这不过是我的观点，看法，印象而已。” 李大波停下笔，专心致志地听。 “好，你这样记吧，”高宗武眯缝着眼说，“宗武在香港三次与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接触，转达蒋委员长内定的谈判意图，日本政府起初很重视，但随着日军在中国的进军，特别是‘二·二六’以后，强硬派占了上峰，因而我们双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中国方面坚持希望在蒋先生的领导下实现对日和平；而日本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欲以其他要人代替蒋先生的明显意图。明确地说，他们主张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时局，也就是说，日本打算重新培养一个傀儡的中央政权，如同伪满培养溥仪一样。你记录下来了吗？” “完全记录下来了，一字没漏。”李大波说，“要我念一遍吗？” 高宗武摆一摆手。接着说下去：“由于周部长的指示，应直接与日本当局谈判，为了说服日本仍应以蒋先生为对手做一次最后试探，宗武遂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开香港，于横滨上岸。然后来到东京，住在筑地的花蝶饭店。几次与今井武夫及高桥坦大佐谈判，日本的意图顽强地未变，依然是要求蒋先生下野，而且没有改变主意的指望。恰在这时，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全力向广东进军，而防卫广东的广东军军长余汉谋已派人与日军联系。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连昭和天皇的弟弟顿宫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都亲自出马当联络员，从上海来到香港，与余汉谋的代表进行接触，想用他们的谈判来促使我改变态度，其实，我已不再谈最初的意图，而专心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因此我的谈判只得暂告一段落。究竟今后如何进行，请指示！”高宗武说到这里，突然爆发一阵干咳，他的胸痛病又犯了，咳得流出眼泪，往素白的手绢吐出一口痰，一股血浆立刻就染红了手绢。谈话中断了，董道宁立刻喊仆人把家庭医生请来，给他打针服药。 送走了医生，董道宁和李大波把高宗武搀扶到楼上给他专门预备的卧室，盖上鸭绒被，让他好好休息、睡觉。因为给他注射了脱敏的镇静剂，他很快就停止了咳嗽，香甜地入睡了。董道宁把门关好，跟李大波踮着脚尖，走下楼，回到客厅里来，继续整理材料。 “没有他参加更好，”董道宁向天花板指了指，那楼上正是高宗武的卧室，“他犯病，是给吓坏了。” “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李大波装出懵懂的样子问着。 “因为你来自满洲国，所以我信任你，这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董道宁压低了声音，用耳语的声音说着，“高宗武他是受蒋光头委派来谈和平条件的，日本一个劲儿进攻，条件老变，总也谈不拢，他无法回去交差，这是其一；其二是蒋只限于他在香港停留，而他却擅自到了东京，他听一位军统里的朋友对他说，军统香港站已把他去东京的消息密报给老蒋，老蒋把侍从室的陈布雷叫来，问询情况，蒋当时很是生气，拍桌子瞪眼地大骂他：‘高宗武真是个混帐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他听了这个情况就害怕了。” “高司长是为和平谈判去的，难道蒋先生不能谅解他吗？” 李大波故意这样问着，套他的话。 “嗐，你真是个书呆子，蒋这个人是冷血动物，他翻脸不认人，手黑眼硬，告诉戴笠一声，马上小命就玩完啦，他还不是怕被暗杀吗？” “那他怎么办呢？” “我看他是不想回去了，他会以旧病复发，隐居香港，以观动静。” “那您有何打算呢？” “我吗？”董道宁沉吟下来，他实在没想到这位“满洲国民”，会闪电般问出这句话来，他心想，这人虽然初次谋面，但家底可靠，又是满洲的首富，国务大臣的金兰之好，今后也未必不是他依靠的力量。于是他假装口渴，喝了一阵水，思考了一下，才说：“老弟，你我虽是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我去了两趟日本，接触了一些日本的上层人物，我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我以为日本这架战车，是由裕仁天皇驾驭的两套马的马车，一套马是日本军部，一套马是日本内阁。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以武士道立国的军国主义国家，时常为自己的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而欲开拓疆土，所以军部的这套马就往战争上拉，是日本的强硬派；内阁的某些老家伙，总要防范苏俄，在对华战争上持稳健态度，只想先保住满洲，促成华北自治。但依我看，军部一派会战胜，因为天皇也倾向到强硬派这一边了。于是，我对自己的前途也重新做了安排。” 李大波在听他说话的时候，频频地点头，显得他特别虔诚地在洗耳恭听，董道宁刚一停住讲话，他就问道： “目前是关键时刻，您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想，既然日本是要战胜的，而他们选择的又不是属于英美派的蒋先生，选中的是他们心照不宣的老朋友、亲日派的汪副总裁，那么我就要跟着他走下去了。往后，咱们就是中、日、满一家了，所以，你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务必在日本选择汪兆铭先生另立中央政府这一点上多加渲染。这材料我是准备直接递交周佛海部长的。目的是让他拿给汪兆铭过目，把这个绝密的信息捎给他。” “好吧，我尽量按你们交谈的事实整理，如果整理的材料你看后觉得分寸不够，你还可以亲自修改，润色，然后我再重新誊清，我不怕费事。”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听差的开了门。这是两位身穿海狸皮领大衣和藏篮呢子大衣的日本客人。隔着玻璃的落地窗，董道宁急忙从沙发椅里站起身，对李大波说： “这是日本的谈判代表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来了，你回避一下，先把刚才那份材料整理出来吧！” 李大波拿起那叠纸和毛笔，铅笔，退到客厅旁边给他收拾干净的那间屋里去了。 李大波回到小屋里，关上有暗锁的门，又插上销子，便铺开极薄的美浓纸，用蝇头小字，简单扼要地先整理出一份向党组织的汇报。把它叠了叠，叠成比桂林腐乳还小的四方块，垫在靠里面的一只桌子腿下。做好伪装隐藏，只等设法送出去。然后他把门上的插销和暗锁轻轻打开，又把写材料的大纸铺在桌上，拉出写作的架式，他刚写好“呈中央宣传部①周佛海部长”几个字，便停顿下来。因为从隔壁的客厅里，传来了日本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夹杂着日本人粗野的话语声“腰细，腰细，太——腰细”，他不知道这两个人何以这样高兴地赞扬，但是那种在每次日军“讨伐”时都能听到的特殊声调的话语声，使他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他情不自禁地停下笔，皱着眉，实在写不下去了。 -------- ①此外指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他心里真是痛恨这些明汉奸、暗汉奸的魑魅魍魉，这些人明里暗里跟不共戴天的仇敌勾结，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兴亡、命运于不顾，其寡廉鲜耻，真令人发指、气愤。但他只有劝自己多加忍耐更加巧妙地隐蔽，以图把黑暗的内幕情报搞到手，由党进行无情地揭露，才能遏止这股妥协投降的逆流。于是他由此又想到如何将这情报妥靠地送交出去，后来他又想到了红薇，他眼下无法跟她通信，她一定是在日夜为他悬心。最后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跟董道宁把关系拉得更近，取得他完全的信任，争取对他放宽待遇，再通过跟朱丽珍新编出来的关系——定婚的夫妇，以便把消息送出去和给杨承烈、红薇取得联系。…… 冬日的傍晚来得迅速，短暂的夕阳不久就从西边天际消退了。 日本的联络人员西义显、伊藤芳男在客厅里跟董道宁说了一阵有关和谈条件密约的话，得知高宗武旧病复发，便到楼上卧室去对高宗武进行慰问。他们上楼的当儿，董道宁匆匆来叫李大波的门。叫他也跟着一块儿到卧室里去。他是考虑怕临时有什么要记录的差事，好让这个司书办理。高宗武被橐橐的脚步声和开门声惊醒了，他掀开蒙头的缎子鸭绒被，露出了他低烧带来的两颊绯红的脸庞。看见是他日本的老朋友来到了，他就急忙推开被子要下床。西义显赶紧把他按捺下，说道： “知道贵体欠安，特来探望，请安心静养，暂下考虑国家大事。可告慰者，是战争指导班①的崛场一雄少佐起草拟就的《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由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②转呈各省讨论，已得军部和御前五相会议的通过，现在可以以这个和汪先生做谈判的基础了。高君，你没有白辛苦，为这个奔波劳碌累病了也是值得的。是吧！” -------- ①１９３８年５月。日本为了推进中国大陆战争，大本营把第一部长桥本群（１９３７年８月，由中国驻屯军参谋长调任第一军参谋长，１９３８年又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抽调出来组成战争指导班，任班长，崛场一雄是其班内成员。 ②影佐祯昭，原任参谋本部谋略课（即第八课）课长，１９３８年６月调任陆军省军务课长。 “是的，是的，”高宗武挣扎着还是披上衣服下了地，“先生你带给我的消息，直使我感到欣慰，我高宗武总算没白费力气。”他吃力地喘息了一下，坐到沙发椅上，他的脸颊带着肺病患者固有的那种红润，眼睛也透射出高烧后那种病态的异常光芒。他睁着像两个玻璃球似的眼睛，兴奋地讨好说：“请二位贵客相信我，我虽然是做为蒋先生的代表来此谈判停战条件的，但是，我已然知道要使贵国政府回心转意是困难的，虽然眼下已有《第二次近卫声明》①，但我知道贵国更欣赏汪先生一贯的对日立场和行动，所以我也下了决心，如果不得已，即使背离蒋介石的意愿，我也要为日华的和平挺身而出……咳咳……”一阵咳嗽才使他这番向敌酋表忠心的话语被塞住，他脸憋得通红，好容易把一口带血的黏痰吐在他素白的手绢里。 -------- 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发表《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此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 两个日本人看到这情景，彼此对看了一下，伊藤芳男便劝慰着他说： “我们回到东京，一定转达您这番意思，同时，也要向他们报告你在病榻上所表现的鞠躬尽瘁的精神，帝国是不会忘记您的辛劳的。好，您多休息吧，请大夫了吗？” “请了，有专门的医生给他诊治。”董道宁立刻回答。 客人们告辞了，董道宁照例把他们送到楼下，坐进汽车，出了大门，消失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才返回楼上。 “章先生，请递我一杯白开水吧，我的口渴的厉害。” 李大波赶紧给高宗武从暖壶里倒了一杯水，递到他颤颤抖抖的手里。 “章先生，你对工作还适应吧？整理出一份了吗？我要亲自过目。” “好的，快整理好了。” “不过，不要把我刚才的话整理进去，因为要防备蒋看。 所以，日本想选择汪，一句话带过就行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不过董先生要我强调……” 董道宁送完了客人，推开门进来了，李大波才停止了后半句话没说。 “章先生，你在这儿没事了，请整理材料去吧，我们俩要商量一点事。”高宗武咳嗽着说。 李大波退出去，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我说道宁，洪帮会替咱找来的这个人，可靠的程度怎么样？” “我看可以信赖，门第很好，且在满洲国有一定实力，我想他的政治倾向是肯定的。” “噢，只要别跟共产党沾边儿就行。你知道，中共现在是很厉害啰！连老头子在西安被扣，都不得不求救于中共而答应抗日，他们是无孔不入的。道宁，我们可要格外小心谨慎呀！” “是的，小心是对的，可也不能小心到草木皆兵谁也不信任的程度吧？” 谈话停顿了一下。 “道宁，我打算还是先回香港养病为好，暂时先不回重庆了，关于材料的事，只有有劳你去送了，你看行吗？” 董道宁沉默下来。他心想：“你小子怕被蒋扣住杀头，你当我不知道？”但这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只好说：“听您的吩咐吧！” “我还有一个临时动议，”高宗武说，“既然你这么信任这个司书，我就给他安排一个新差事。你看我病得这样，连个上下车搀扶我的人也没有，我有意让这位章幼德跟着，我们三个一齐走，到香港把我安置下，打发他走也行，留下来跟在你身边，既有整理材料的人，又有个高级听差，一举两得，你看如何？” 董道宁想了想说：“倒没什么不可，只是不知道他本人愿不愿意出这趟远门。” “我看多给钱就行，谁怕钱烫手呀？你跟他本人抽空谈谈这番意思吧。” “好吧！” 这时听差上来，用手托着福建大漆盘，给高宗武端上来一小碗米饭和几样三分小碟盛着的烧小菜。他边在沙发桌上摆菜，边对董道宁说： “开饭了。章先生已在楼下饭厅等您了。” 没过两天，董道宁就向李大波提出陪伴照料高宗武去香港就医的问题。李大波听后，第一个反映是他怀疑董高刚才是否密商把他带在身边做为人质？或因为参与了这件极端秘密的勾结，而对他进行灭口？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要沉着冷静，不露一点痕迹。稍待片刻，李大波便寻找出一个理由来试探对他是信任还是幽禁。 “董先生，我很愿为你们效劳，但是，不巧的是，我近期就要举行结婚典礼，如果我突然离开，怕我的未婚妻不能谅解，所以，我必须找到她，跟她商议展缓婚期的事，你看我是否能去亲自见她一面？” 董道宁想了想说：“我们是很信任你的，当然可以让你去见你的未婚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她接来，你看，这还不够朋友吗？我想问，你的未婚妻就在上海吗？” “当然，您见过的，就是把我带到这里来的那位张小姐。” “啊呀！章先生，你艳福不浅呀！凭她的倾国之貌，要是在重庆，她一定是位能和美国友人打交道的第一流的交际花，嘻嘻嘻……只是怕她不放你……” “我试试看吧。” “如果她放你，我还有个想法，把高处长送到香港之后，你愿意跟我作一次大后方重庆之行吗？” 李大波心里又一惊，立刻又勾起人质、灭口的那个想法，但随即他就自己否定了。他想，如果真想那么办，并不需要现在就说出来，尽可以在香港有打手把他裹胁而去，所以他紧张的情绪，即刻又平静舒缓下来。他摇摇头，笑一笑，故意说： “那你怕‘军统’会把我这个满洲国民当奸细抓去吗？我的安全有保证吗？我可不愿意到那儿去送死，扔下我的未婚妻。那……” “你放心，我完全能保证你的安全，咱俩一到重庆，我就把你带到周佛海部长家里藏起来，谁敢动他？” “那好吧，我什么时候去商议这件事呢？” “明天吧。今晚必须先把第一批材料整理出来。可以吗？” “可以。” 那一晚，高宗武在楼上躺着发烧，咳嗽、咯血，派来一位日本皇族顿宫那个福民医院的特级护士前来护理。董道宁则由日本上海特务机关的小松正植陪着到川岛芳子前几年开设的“白玫瑰”舞厅去跳舞。整座庭院是那么寂静，李大波正好一个人留在屋里借整理记录之机，抄录必要的敌伪情报资料。 他住的那间屋里，原来就是一个秘密的档案室。他东翻翻西找找，一下子弄出来不少他在根据地没机会看到的敌伪《新民报》的合订本，还有过去英法租界和日本共同办案的一些旧档案，他情绪为之一振，他知道这机会是难得的，于是他浓浓地沏了一壶酽茶，准备干个通宵达旦。 他第一个翻到的即是重新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报头照例刊登着近卫文麿在御前会议宣布声明的照片。有一段引言是声明日本已对国民政府不拒之门外，要求国民政府再予以考虑。李大波明白，这是日寇引诱蒋介石放弃抗战的一枚糖衣炮弹，于是他一目十行地把那“声明”看下去：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的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之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仍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直至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 这次征战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以期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也期待中国国民真正理解我国的诚意，与帝国进行合作。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交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 帝国深信，各国对于帝国的意图会有正确的认识，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于各盟国的深情厚谊表示满意。 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个建设，是赋与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帝国要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求充实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此项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决心。 李大波看完了这个狂妄又掺着甜言蜜语的声调，便把一切脉络都理清楚了。自然他非常气愤，几乎自言自语地骂出声来：“好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我见过，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奸淫烧杀！就是公然掠夺中国的财富，侵占大片的国土！哼，幸好中国有了共产党，敌人处处写着防共，灭共，他真正怕的不是一个劲望风而逃的国民政府，而是敌后占据着广大乡村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联军，这才是日寇真正惧怕的。正因为敌人看不起蒋介石，才敢以这么傲慢的语气发表这个臭名昭著的声明。近卫这个最年轻的日本首相，对待中国完全是一副贵族对待奴仆的嘴脸，其实，他端着架子，似乎还在维护他发表第一次声明时那种错误的态度，看来，他年轻狂妄，在政治上太不够老练和成熟了！” 他在心里议论和评判了一番，然后又翻那些旧档案。他看到几份英法租界巡捕局和中国上海当局关于侦察共产党活动的案件、在龙华枪杀左冀作家和监视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活动、闸北鲁迅家宅行动的记录，他的心里更升起无比的愤怒。 浓烈的酽茶使他很兴奋，很有精神，他不得不冷静一下发热的头脑，他清醒地劝自己，他不能总钻在这些令人发指和气愤的事件之中，怕万一泄露出他的真实情感；为了更好地执行北方局“隐蔽精干”的指示，他只好踏下心来，继续整理那倒霉的会谈记录。 夜已经很深了，从静谧的楼道那里，不时地传来楼上高宗武一阵阵时轻时重的干咳声，也传来很远处警车怪叫的警笛声，他猜想这又是日本宪兵队捕人去吧？快到下半夜四点钟了，他终于把让他整理的东西搞完。他脱衣躺下来，又思考起让他去香港和重庆的问题。他的思想活跃起来，他忽然兴奋地想道：“是的，这也许是一个绝好的探密机会，不过，必须请示南方局。”然后他又想到明天去见朱丽珍时如何把他抄写的情报送出去和设法给红薇写信，直到他在快乐的幻想中睡着，董道宁也没从舞场回来。 清晨，当董道宁拖着疲惫的身躯，像一条死狗般地躺到床上入睡的时候，李大波自己提前用过早餐，便带上垫桌腿的那份情报，出了那座有大黑铁门别墅的大院，他沿着圣母院路信步走来，然后又走进几家大商场逛了一遭儿，为的是万一有奸细跟踪，见他闲逛便会放松盯梢，他也可以有余裕的时间甩掉尾巴。给高宗武干活，是现钱交易，给的是一色的“准备银行”新票，据说这是“军统”戴笠严格掌握下秘密干的一手绝活，仿造印制的假钞，与日本鬼子在沦陷区出的“准备票”惟妙惟肖，毫无两样。李大波现在有了这种钱，而且给的较多，手头很宽裕了，他便在提前下板开门的百货店，给红薇买了一件艳红色的样式时兴的毛衣，又买了一件天蓝色的，做为礼物，是送给朱丽珍的。这之后他才乘上去霞飞路的电车。 夜上海的早晨一向非常寂静，特别是在阔佬和寓公越来越多的英、法租界，这时辰似乎还没有醒来，或是刚刚睡去。只有家庭主妇提着小秤、菜篮，匆匆地奔向菜市场。他在里弄没有碰见一个行人，便平安顺利地叫开绿色的小门，进了小院。 朱丽珍早已在忙碌着，她必须把每天的情报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并躲在有隔音设备的地下室，用密码把电报拍发出去。所以她的睡眠经常不足。但是她的精神旺盛，一种报仇雪恨的思想支持着她，使她有用不完的力气。她一见李大波进来，先是惊讶，后是喜悦，她急忙问道： “怎么，这么快就完事了？” “没有，出现了新情况。”李大波把那份情报交给朱丽珍接着把高宗武突然发病、董道宁约他去香港和重庆的事情学说了一遍，“你看，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我也只得编出一串情况来哄弄他们，以便能够出来和组织联系，商量该怎么办，”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脸红了。 朱丽珍睁着她那大而美丽的丹凤眼瞧着他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一种女性特有的第六感觉，使她敏感到这其中一定会涉及到她。于是她用鼓励的口吻，问着： “怎么回事？说下去呀！” 李大波依然涨红着脸，低下眼睛，躲避着她的目光说：“真有点不好意思，我不得不编造出我们是未婚夫妇的谎言，这次能够出来的借口就是说的我要跟未婚妻谈延期结婚的事，……” 朱丽珍听后嫣然地笑起来，她用眼梢瞟瞟李大波说：“我以为什么了不得的事！这算什么，你还真有点封建意识哩！那好！我们对外可以这么说。”她的眼睛忽然像打闪似的亮了一下，然后一拍手说，“有啦，往后你出不来，我可以以未婚妻的身份去看你，就可以把情报带出来了，这多么妙啊！…… 不过，去大后方的事，要跟陆代表请示才行。” 坐在屋顶阁楼一扇小窗前的桌旁正在汇总情报分析问题的陆晓辉，看了那份情报，又听了朱丽珍关于高宗武、董道宁要带李大波去重庆的简要说明，他马上就站起身。“好，我们一起仔细商量一下吧。”就把摊在桌面上的纸张收拢起来，折叠成细管状，塞在阁楼屋顶的木椽子缝里隐藏好，跟着朱丽珍一齐下了楼，来到客厅里，和李大波亲切地握手。 “先要考虑这是不是他们怕泄密而把你裹胁到大后方去？”陆晓辉沉思着，边吸着烟，提出了这个李大波也曾犹豫过的问题。 “我也这样考虑过，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否定了。”李大波沉静地说，“理由是，他们虽是受蒋所派，但看到日本政府和军部中扶汪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又导向了拥汪，正因为他们要正式公开投敌，所以他们反而巴结起我这个冒牌的伪满阔少来了。因此得出另一个结论：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丘之貉’，不会是扣押我。您考虑有这可能吗？” 陆晓辉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敌工工作者，从瑞金苏维埃时代起，他就秘密地往来于红蓝二区；日本进攻中国后，他又潜伏在敌人占领的白区。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他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闯过难关，化险为夷，毫无疑问他是这方面的老练里手。听了李大波的分析；他认真地思考起来。他觉得这是有关党的机密和同志的生命安全大事，所以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迟迟委决不下。 “万一他们扣住你呢？”陆晓辉突然停在屋子当央，问着李大波。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李大波回答，“但是我想，这是有关敌、伪、顽合流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冒点风险也是值得。古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朱丽珍在一旁望着他说这话时的那种坚毅神情，心中暗自羡慕和钦敬，她悄悄地想着：“当年的小红薇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想不到她找到了这样的夫婿，把她也领上了革命道路，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对于女人的命运是何等重要！将来也不知道我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如果被扣，你能设法逃脱出来吗？”陆晓辉这么问。 “到那时，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想我能够当机立断。” 这时，陆晓辉才兴奋地说：“好极了，李大波同志，我喜欢像你这样敢于冒风险的同志。你知道，此次确实危险，但意义重大。我们的事业处境艰险，之所以能成功，就因为我党拥有像你这样的骨干。但是一定要多加小心，万不可粗心大意，既要胆大包天，还要心细如发。” “我随时有可能跟着他们出发。假如我到重庆，搞到重要的情报，我怎样才能跟党组织联系呢？” 陆晓辉想了想，便说：“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去或到《新华日报》，都太危险，那里布满了‘军统’和‘蒋中统’特务，介石口蜜腹剑，口口声声说国共合作，其实，暗中对我们的监视却超过了对日本鬼子敌人，真是倒行逆施。……好吧，我给你找一个不会引起特务注意的人。”说着他就给李大波写好了一封极小的卷成一个小柳叶似的介绍信，让他缝到衣服的贴边里。 事情谈完之后，陆晓辉又回到阁楼上去办公，李大波被留在那里吃饭。现在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李大波便把两件毛衣都拿出来说：“蓝毛衣是我代表红薇送给你的礼物，也不知道这颜色你喜欢不喜欢？” 朱丽珍并没有客气，便把礼物收下。她很爱这明朗的天蓝色，好像九月蔚蓝的秋天晴空，她微笑着，把毛衣比在身上，寻找着镜子。她的脸色白皙，脸颊稍有红润，穿起来很美丽。“谢谢了！” “这件红毛衣，是我给红薇买的，她在山野里长大，很喜欢红色，但是我要去大后方，只好先存在你这里了。” “好吧，”朱丽珍把毛衣仔细地收到壁橱里。 吃罢早饭，朱丽珍跟陆晓辉说了假装未婚妻的事情，他俩又经过一番商量，朱丽珍才高兴地微笑着对李大波说： “走吧，我陪你去那处公馆，以证明你说的未婚妻是真实的。” 李大波一阵惊喜，紧握住她那柔软的小手，笑着说：“你的合作，实在令我感动。我真太谢谢你了。” 他俩笑着，离开了那外小小的别墅，一同赶往圣母院路那处阔绰的只招待来自重庆和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的秘密公馆。 两天以后，朱丽珍来给李大波送行。两辆小轿车驶过上海的几条马路，转上外滩。前一辆雪铁龙牌轿车里坐着高宗武和董道宁、李大波和朱丽珍坐在后一辆司蒂倍克牌小轿车里。他们很快来到国际航运码头。那艘驶往香港的法国“德尔门号”轮船，已挂满全旗，升火待发了。 在码头上，李大波装出情人那样挽着朱丽珍，离开了人群，他悄悄地说：“拜托你，一定给红薇写封信，暗示我的行踪，省得她总是牵挂我。” “好吧，一定办到。你就放心地上路吧。” 轮船的汽笛悠长地响了一声，这是告别码头启航的信号。 董道宁跑过来招着手，对李大波说： “喂，章先生！要开船啦！你们的情话还没有说完吗？” 李大波边回头向朱丽珍挥手，边向轮船的渡桥跑去。 朱丽珍站到码头岸边，望着船头的推进器铁叶子，掀起黄埔江水臣大的雪浪花，又响了一声汽笛，轮船徐徐地开动了。 那些围着高高的船桥和桅杆飞舞的海鸥，它们随船来自大海，现在又要飞回大海了。朱丽珍独自站在空寂下来的码头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轮船，心里默默地为李大波祷告：“但愿他一路顺风，工作顺利，胜利归来吧！” 转载请保留，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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