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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黄昏，这部长达８０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７０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４０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１５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１９４８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５０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１９６０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２１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１９３６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１９３６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几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经历——它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为了生活，我去投考“华北食粮公社”，又因为我是清朝朝礼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不想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一下子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看中，这个华北头号的大汉奸当时兼任着“华北食粮公社”的理事长，他不但录取了我，而且还聘请我为他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德国老婆所生的三个女儿（一共六个女儿）中文和古典诗词，有时还兼做一些文字工作。这一特殊的职务，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领导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于是这儿就成为我的一个保险的隐身处——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接待根据地来往的同志、往根据地输送知识青年、大学教师、搜集敌伪各种情报、散发传单以及发展工作对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区战场的战斗生活，从司令部到平津战役的前线战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这些惊险的战斗生活中，我结识了不少英勇无畏的战友，勤恳工作的同志，他（她）们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们的业绩和光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品质，便成了我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形象。我对他（她）们无限怀恋，当我把他（她）们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时，自然也掺进和追忆了我无悔的战斗的青春。 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１９６０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做“饭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户“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１９５７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１９６８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思考。例如他说：“如果你没有实践经验，光看《论持久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说：‘平原游击战坚持有季节性’，而我们都坚持住了。平原游击队的坚持，已越过了毛的论断”，他又说：“在敌人猖狂时，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的好，转入地下，休养生息，并没减。”“游击战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从儿童团到老人、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在生死前经历了考验。”而他这位真实人的形象，多么坚实地开辟了我创造男主人公的道路。最后是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他听说我要写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正在采访和搜集材料，他就通过成学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和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关心我的作品主题思想落在何处。我做了回答后，他微笑着说：“你这样思考就对了，很对头，要知道描写那场战争绝不能只写某个指挥员或几个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我过去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位有威望的领导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处有枪伤的疤痕，有的至今还带着子弹片，身体很瘦弱，说话声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却依然那么矍铄，当时他的情绪很好，并和我合影留念。可是没过多久，就从电波中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对我这个晚生后辈如此谆谆善诱、真挚指导，对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总之，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物，都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杰出的业绩，对于蕴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极大的充实作用。我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我们的教科书”这一真理没变。从这以后，我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在原来稿本的基础上重新写出了这部小说，除了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６年的零碎写作时间不算，从阅读大量资料、看同类参考书（如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到写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时间。 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时，我曾请左联老作家骆宾基老师审阅并作序。因为从１９５３年我和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一同当编剧，有着很好的友谊关系，如果不是１９５５年来了个反胡风运动，我差点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审阅稿件后，对我夸奖了一句：“你很注意结构，你的结构很有功力。今后也应保持这种特点。”可惜，前不久老先生因脑栓塞病逝世，我这部《战争启示录》小说，他再也看不到了，我为失去这位文学导师而悲痛不已，因此序言也只好由我自己写了。 我不是理论家，我本想把我要向读者说的话，提高到理论上来发挥，可惜我的水平办不到。只好请看我的书加以评判吧。我不能肯定我的艰辛尝试是否成功。 明年——１９９５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我愿意向广大读者献上这部书，书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原型，有些早已长眠地下，但当我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愿通过我的笔，把他们的心魂和理想留下来，以示对他们在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永久的纪念。 此书出版时，正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我的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我国妇女在那场战争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借此机会，我愿将此书献给我们妇女自己的大会，做为一件可资纪念的礼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责编吴光华同志，是他在溽暑之际，冒着酷热审阅我那么冗长的稿件，并给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谢忱。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日津门酷暑时节 转载请保留，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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