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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带有和盘托出的意思。 这样，不喜欢悲剧的朋友就可以不看了。多少年来，这段往事我之所以没有写，是一直想躲开它的悲剧性质，处理成别的什么剧。可躲来躲去，怎么也躲不开。时间拖得越久，它的悲剧性质就越发结实和固定，让人毫无办法。另外，我也不愿使用剧这个字眼儿，它容易给人以戏剧性的期待。人活一辈子，哪有多少戏剧可言！如我和华小英的短暂交往，不过是一段平常的感情经历而已。 那年夏天，一辆卡车冒着大雨，把我们几十个农家子弟拉到黄河南岸的一座煤矿当工人。我们怀着冒险的心理，准备好了到地底下去挖煤。卡车七拐八拐，却把我们拉到煤矿附属的一个小厂停下来。这个厂不采煤，就地采石头，而后用地炉把石头面子烧成水泥，打成柱子，供井下支护巷道用。这些活儿都是在地面干，当然比在井下掏洞子安全得多，我们深感幸运。我就是在这个厂认识华小英的。在我们刚进厂时，厂里连一个年轻姑娘都没有，只有几位被我们称为师傅的老女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正是一包感情的小伙子，日夜都想着把感情投放出去一些，因找不到方向和对象，我们美好的感情成了最无用的东西。这种乏味的状况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有一年多吧。第二年暑期刚过，我们厂就招进了十多个年华正好的女孩子。她们有的家在省城，有的家住矿区，都是从乡下和农场招回的经过锻炼的知青。华小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女孩子，我们兴奋得有些目不暇接，人人眼里都放出了光彩。别说我们了，就连那些脸上起了褶子的老工人(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一见女孩子脚力弹弹地过来，褶子里莫名其妙地就写满了笑容。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华小英。我们注意的是那些长相明亮、身材高挑的姑娘。无论从哪方面看，华小英长得都不出众，或者说一点都不起眼。她身材瘦小，身体发育好像还不够成熟。她的衣服都不新，色调暗淡无光。惟有脚上穿的一双刷得很白的网球鞋，才稍微显出一点亮色。没人听见她大声说笑过，她的表情是抑郁的，似乎还有那么一点自怜。她大概也意识到了自身没有什么优势，一下班就呆在女工宿舍里，很少在厂区走动。华小英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她不大理会我们，我们也没理由主动接近她。其实，不为人留意的华小英是一个很有心和心性很高的人，在我们还以为她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小姑娘时，她已经暗暗地观察过我们了，并且比较过了。这些内情是在厂里成立宣传队之后我才知道的。 我给厂里写过两篇广播稿，厂里临时把我抽到政工组去了。这时，矿务局来了通知，要开展全局性的文艺节目汇演，要求局属各单位都要成立宣传队。厂领导不知听谁说的，我在中学、大队、公社的宣传队都当过宣传队员，干宣传队很有经验，就把成立厂宣传队的任务交给我了。那年我还不满二十岁，却有着一种无来由的自负，当仁不让地把组织宣传队的事承担起来了。那时车间不叫车间，叫民兵连。我与各连的指导员商量，把那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女知青差不多都集中到宣传队里来了。就华小英的身材来说，不大具备参加宣传队的条件，但听人说她嗓子很好，有着清脆动人的独特音质。我虽然对这种说法心存怀疑，还是把她吸收到宣传队里来了。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我们每天都是唱着和跳着度过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儿对排演节目都很热衷，换句话说，他们的积极性都很高，用不着我督促。他们排演样板戏片断，也排练小合唱、集体舞、对口词和三句半等等，每一个节目都排得很认真。我除了负责宣传队的日常管理工作，还兼着自编节目的编剧。当乐队人手不够时，我还充数拉一拉二胡。每天排练结束，我都对我的那些练得小脸儿通红的可爱的队员们发表简短讲话，有节制地对他们的良好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无不报以友好的微笑。用现在的话说，我和队员们的合作是愉快的。 宣传队的排演场地原是厂里的阶级教育展览室，有三间通房，还有一个套间。展览结束了，三间通房变成了我们的歌舞场。而我，就单独住在那个套间里。我们排演时，只要锣鼓家伙和乐器一响，就有不少工人围过来，站在门口或窗口往里看。我们的节目还没正式上演，就给厂里带来了欢乐的气氛。这时有一位叫郭大典的朋友，以开玩笑的口气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把我比成古典名著里一位在女子堆里厮混的人物，说我快成那个人物了。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那部名著我是熟悉的，对里面主要的人物关系也比较清楚。那部名著在当时被列为禁书，与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相类比，都可能成为批判对象，都是危险的。我开始悄悄检点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检点的结果，我问心无愧，十分坦然，对那种说法完全可以一笑了之。我处在那段心灵最容易失衡的年龄，每日里和好几个颇具吸引力的漂亮姑娘打交道，能这么好的把握住自己，连我自己都对自己有些佩服。我说到宣传队的好几个姑娘很漂亮，也许有人以为我在进行艺术夸张，怎么说呢，请相信我吧，我半点也没有夸张。我现在仍然认为，不论把那些姑娘放在何时何地，她们都不失为漂亮。一个小厂，一时集合起那么多不俗的漂亮姑娘，只能解释为一种巧合。以后若有机会，我愿意逐个细致地把她们描绘一下，这次就免了。这次主要是写华小英。当然了，我所说的漂亮姑娘不包括华小英。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华小英的嗓子是不错。那帮姑娘排练了一个女声小合唱的节目，在众多的女声中，我一听就听出了华小英的歌声，她的歌声给人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明亮感。她唱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毫不费力，轻轻一唱就浮现出来。我知道，这种嗓子不是练出来的，主要得力于她的天赋。华小英如果生在大城市，再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说不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唱艺术家，而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厂，她只能被埋没。这没办法，好多艺术天才都是这样被埋没的。我对华小英的歌声没有流露出任何欣赏的意思，也没有多看她两眼。我认为每个进宣传队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长，她唱歌好一点属于正常。 一天晚上排演结束后，华小英去茶炉房打水，提着一把铁皮茶壶顺便到我房间里来了。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我没让她坐。房间里就一把椅子，我自己也没坐。她声音很低地叫了我的名字。她的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我还是听清楚了，她吐字总是很清晰。她说：我觉得你不爱答理我。这是从何说起？ 我说不会的，我对谁都是一样。不知怎么一来，她就提起了她父亲，说这不能怨别人，只怪她自己，自从她父亲去世后，她就觉得很自卑。说着她低下了眉。我说谁也预料不到自己会遇上什么事，不必为失去父亲而自卑。出于安慰她的目的，我顺口把自己也早早死了父亲的事说出来了。她抬起眼，略感惊讶地看着我，说是吗，真想不到。我说是的，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姐弟六个，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日子比谁家都艰难。我当时没意识到我和华小英说的就是所谓共同语言，不知不觉就把话说多了。而华小英比我说的还多。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了，她父亲死于矿务局医院的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死得很惨。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母亲没有工作，弟弟正上中学。华小英说话轻轻的，话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忧伤情绪，而且她的眼睛一直湿着。华小英临离开我的房间时，跟我说的带有结论性的话是：看来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我没有附和她，心里不大愿意承认和她有着共同的命运。事过多年我才想明白，那天晚上我和华小英的初次交谈，是华小英精心构思的。她一定是通过我的老乡打听到我是个少年丧父的人，所以一上来就切准了这个对我有所触动的话题，很快地找到了我们的共同点，为今后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第二天排练节目时，我觉出宣传队伍中有个人的眼神儿与往日不大一样，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不论我怎样随便往人群中看一眼，都能和一个人的目光相遇。这个人就是华小英。给我的感觉，华小英的目光是有准备的期待性的目光，她的目光可说是无处不在。比如一颗星星，我换了一个地方，以为离星星已经很远了，一看，星星仍在眼前闪烁。说一句不怕朋友们笑话的话，这说明华小英盯上我了(我说的是盯上我，没说人家看上我，我没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地方)。我没有因此而得意，反而有些警惕。这就体现出我的经验了。作为宣传队的负责人，我必须把心上的一碗水端平，对谁都不能倾斜，不能让碗里的水洒出半分。我懂得的，宣传队是个表达感情的场所，队员们每天生活在半真半戏里，最容易发生男女之事。而队员们对这类事情又格外敏感。倘是我对某个女队员有一点偏向，我在宣传队的威信就得大打折扣，说话就不那么灵了。处理这类事情没有什么高招儿，只能是战胜自己，管住自己，和每一位队员都保持适当距离。打个比方，有人向你投来试探性的目光，你若接收下来，并予以回报，那么目光就有可能变成一根绳子，把彼此拴在一起。你看见了如同不见，目光就是空的，什么也变不成。人家投了几次目光，收不到什么效果，也许就不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对华小英投来的目光就是这样处理的，平平淡淡，不作任何回应。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后，华小英就灰心了。 事情的麻烦在于华小英有了行动，开始在一些细小的生活问题上关照我。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生活上难免带有一些农民的不良习惯。有时早上起床后，我被子不叠，地不扫，衣服也乱扔，房间里显得很凌乱。我的房间没有上锁，不知什么时候，华小英就进到我房间里去了，把床铺整理好，把衣服叠整齐，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我没看见她进我的房间，别人也不一定看见她进我的房间，但一见房间里面貌变了，我就猜出是华小英干的。这件事情我没问过华小英，也没有向她表示感谢。我所做的是暗暗改掉不良习惯，每天早上不但不睡懒觉，而且起床后先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华小英的岁数，但我知道她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起码长她两岁。这样一位大约十七八岁、身体瘦小的姑娘，我怎忍心让人家为我服务呢！ 不得不承认，后来我对华小英的印象有了一些改变。她虽然身材瘦小，但生得很匀称，称得上小巧玲珑。除了唱歌很好听，她平时说话的轻声慢语里也蕴含着一种温情。温情的流露是小心翼翼的，让听她说话的人心生怜惜。我一个人在房间时，她又去找我聊过天。她跟我说的不是宣传队的事，多是她家里的事。我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通过她的谈话我进一步了解她了，知道她是一位颇有能耐的小大人儿，在她们家里占有主导地位，她们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由她操持。她姐姐参加工作后分到一个矿上的食堂去了，她到矿务局劳动工资处给姐姐跑调动，最终把姐姐调到了矿务局医院药剂科。她弟弟初中毕业后，本应到农场去接受锻炼，还是她找到局里的劳资处长，说她父亲死于工伤事故，她弟弟应当受到照顾，让她弟弟到我们厂当上了机修学徒工。华小英找劳资处的人办事，不是像别人那样全靠关系和送礼，她靠的是自己不慌不忙的叙事能力，略带忧伤的语气，顶多还有一点眼泪。她总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把想要办的事情办成。你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好，反正华小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是一个有着较强生活能力的人，是一个心上很有力量的人。她心上所具备的力量，人们很难一眼从她小小的身量上看出来。当人们了解她之后，才相信只有她这样细手细脚的人才有这么大的心劲。她心上的力量和身上的力量成反比。我想，谁要是娶了华小英这样的小女人儿作妻子还是不错的，她会把家里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让你省下心来干好外面的事情。我这样想，并没有把我自己和华小英联系起来，从没有想到要和华小英怎样。在宣传队存在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一般同志关系，谁也说不出什么。只是有那么一次，宣传队到某个矿上去演出，我因为要给厂里赶写一份材料，没能随队前往，演出结束回厂后，华小英从矿上给我带回一个馒头，馒头里面夹的是炒鸡蛋。我不记得她拿什么包的，一回到厂里，她马上把馒头鸡蛋交到我手里，让我吃。馒头鸡蛋好像还有点温乎。她给我带回的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别的队员都没带，只有她给我带了，表明她对我的一片私心。她做这件事情时，被不少队员看见了，一时间宣传队里有了议论，对我很不利。好在宣传队已参加完局里汇演，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很快就解散了。 队员们对宣传队有些不舍，但我没给他们聚会和流眼泪的机会，说解散就解散了。我以为宣传队既然解散了，队员既然回到了各自的生产连队，一些未完的故事也许就没机会发展了。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些故事只不过在宣传队期间埋下了种子，等宣传队解散了，它们才真正开始发芽，继而开花结果。一个秋雨如愁的日子，郭大典让我到他的宿舍去喝酒。前面提到过，郭大典是我的朋友。他是建国那年出生的，高中毕业，是一位有知识讲信义的老兄。来到郭大典宿舍门口，我几乎却步，我见宿舍里除了郭大典，还有华小英。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不明白华小英怎么会在郭大典这里。郭大典是结过婚的人，他们在一块儿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呢！人就是这样，有时觉得自己还算聪明，但总不免有犯糊涂的时候。正糊涂着，在郭大典的招呼下，我们就喝上了酒。主要是我和郭大典喝，华小英看着我们，样子有些拘谨。我怕华小英太受冷落，端起杯子，示意跟她喝一点。华小英面前的杯子里有满满一杯酒，她毫不犹豫，一口气就把酒喝干了。华小英这样的举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简直有些震惊，一时不知所措。郭大典颇有深意地对我笑笑，说：就看你了。看我什么呢？我把酒也喝干了。过了两天，郭大典找到我，问我对华小英的印象如何。我说印象挺好的。郭大典嫌我的回答太笼统，问华小英怎么好。我说：华小英一定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郭老兄接着就说了： 那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怎么样？这次我没有犯糊涂，明白郭大典是为我和华小英当牵线人来了。如果说那次喝酒喝得不太清醒，郭大典这么一点，我恍然大悟似的彻底醒过劲来。瞅瞅，你不佩服华小英行吗，她知道我和郭大典关系好，就通过郭大典，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然而我的态度十分明确，而且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我说：不行！郭大典面子上有些下不来，瞅着我问：为什么？我说：华小英长得太低了。郭大典笑了，跟平常的笑法不大一样，有一点嘲讽的意味儿，说：你长得也不高啊！我说是呀，正因为我不高，所以我才…… 朋友们不要以为我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很有主见，不是的，我说出的是我母亲和姐姐的意见。我上中学时有过一段初恋经历，可以说恋得神昏颠倒。在一部中篇小说里，我较为详细地描述过那位女同学，并以“心疼”的说法为那段铭心刻骨的情感命名。我的初恋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和姐姐看见过我和那位女同学在学校宣传队里跳舞，她们嫌我的女同学个头太低了，一致反对我和人家好下去。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和姐姐比我看得长远，她们在为我的后代着想。可当时我一点也不能理解，想不出身材高低有什么重要。我最终的行为应了当时一句流传广泛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对母亲和姐姐的意思虽然没有理解，但我把她们的观点接过来了。在对待华小英的问题上，我运用的就是母亲和姐姐的观点。华小英比我那位女同学还要矮，还要瘦小，我要是把华小英这般小丫头模样的姑娘领回家去，怎么向母亲和姐姐交代！ 不用说，我所说的拒绝的话，郭大典会及时转达给华小英。如果仅仅因为我嫌华小英个头儿太低，华小英也许不会放弃对我的争取，关键在于，我和原宣传队的另一个姑娘谈上了。我不敢说这个姑娘是宣传队里所有的姑娘中最漂亮的(先坦白吧，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要说她最漂亮，会太长她的志气)，但比起华小英来，的确漂亮多了。漂亮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姑娘有着纯真的天性，艺术的气质，和浪漫的情怀。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她很爱玩，有着游戏的本能。这一点我们两个兴趣比较接近。我们一块儿野游，一块儿爬山，一块儿戏水，一块儿逮鱼捉虾，玩得十分尽兴。而华小英就没有这方面的情趣。我秘密收藏有一些不错的小说，华小英大概听郭大典说了，曾找我借小说看。我把小说借给她了，耐心等了一段时间问她看得怎样，她支吾着说看得还不多。原来她根本就看不进去，想想看，跟这样一位无心看书的人有什么好谈的呢！ 华小英很不甘心，走碰面不答理我了，还示威似的使脸子给我看。一天晚上，华小英大概忍无可忍，敲开我房间的后窗，塞给我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的意思是说我跟女朋友好得太出格了，要我听听周围的人都说些啥。她的字写得不难看，愤怒里仍透出几分娟秀。我没把她的纸条扔掉，而是收藏起来了。她这样做不能对我的心情有半点干扰，还给我增加了一点浅薄的得意。有一点我做对了，我没有把华小英写的纸条给我热恋中的女朋友看。如果给女朋友看了，她会很生气，效果会很糟糕，同时还会露出我的浅薄。后来有一件事，华小英显然做得过分了。那天我在女朋友的宿舍里多呆了一会儿，华小英竟把厂里保卫科的人喊来了。华小英的用意是让保卫科的人捉拿我们，让我们出丑。亏得我们没干什么不好的事，不然的话就现眼了。尽管如此，我对华小英没表示过丝毫不满。华小英是一个争强的人，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此后不久，我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去了，先是编矿工报，后是搞对外通讯报道。我们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虽是亲身经历，但当时并不知道它有多轻多重，弄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再回头一看，噢，原来是这样。比如郭大典给我介绍华小英时，我可以说不同意，但应当拒绝得委婉一些，不该上来就直来直去地嫌人家长得低。长得低是华小英的“短”，我那样说等于揭了人家的“短”。有了在宣传队的交往和一块儿干杯的铺垫，华小英定是对我满怀信心，可我却毫不客气地说出了那样不讲分寸的话。不难想象，华小英的一颗要强的心一定受到了打击，或者说受到了伤害。这从她后来对男朋友取长补短的刻意追求中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我嫌华小英长得低，这从反面激发了华小英的志向，她决心找一个高个子的男朋友给我看，从身高和精神上都压过我。还别说，华小英的追求成功了，她和厂里篮球队的一名男运动员交上了朋友。那名篮球运动员是篮球队的主力前锋，是全厂的第一高度。那名运动员我认识，姓李，我权且叫他小李吧。小李来自一座四海闻名的历史古城，不光身材超拔，篮球打得好，人的品格也很好。别看他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一般，在场下却是个生性腼腆的人，有时一说话脸就红了。厂篮球队在全矿务局篮球比赛中曾赢得过冠军称号，有一阵子，篮球队红火得很，几乎成了全厂的中心。而篮球队的中坚人物小李自然成了姑娘们仰慕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位条件优越众人瞩目的小李，却被跟他差距很大的华小英追上了，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肯定地说，为征服人高马大的小李，华小英一定费了不少心思，使了不少办法。至于使了什么办法，为了表示对小李和华小英的尊重，这里不敢瞎猜。反正这件事再次表明，华小英是有心智有办法的，谁也不敢小瞧她。郭大典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对我说：你嫌华小英长得低，人家偏要找一个高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说的，我说高，实在是高。郭大典走后，我想到了一句找平的话，觉得应该对郭大典说出来，这句话是： 华小英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嫌她低，她就不会找这么高的。但我的反应没那么快，这句话就作废在肚子里了。 华小英的家住在矿务局医院附近，她回家时，必须经过矿务局机关大楼。有时我站在大楼上宣传部的窗内，就能看见华小英和小李结伴往华小英家里走。说实在话，我由衷地替华小英高兴。华小英能找到小李这样一位优秀青年作她未来的丈夫，真是她的福气。相比之下，我跟小李差远了。夜深人静之时，我一再问过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呢？回答是：你除了会动动笔杆子，其实没什么可爱的。我注意到，华小英和小李虽然一路同行，但他们俩总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华小英在前面走，小李在后面跟，二人相距十几米远的样子。这反映出他们心理上是有障碍的。如果走得太近，他们担心高的会显得更高，低的会显得更低，会被别人认为不和谐，不般配，是羊和骆驼结亲。这一点我为他们感到遗憾。确有不便，二人可以不牵手，不相拥，但走在一处又有何妨！既然两情相悦，只管好出个样子来，何惧他人笑路旁！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去厂里看望我的女朋友。返回矿务局时，在一处高出地面不少的铁道路基上，我碰见了华小英。其时华小英通过自己的活动，已调到矿务局医院了。她是到厂里找她的男朋友。华小英先看见了我，喊了我的名字。有人说我的名字有点老气，经华小英一喊，我听见自己的名字很好听，年轻而又脆朗。我也喊了她的名字，说华小英，你好！华小英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从挎包里给我抓出了一把糖。糖五颜六色，是花儿样的甜蜜。我一下子猜出来了，是喜糖，说喜糖我一定要吃。我接过糖，真诚地向华小英祝贺。华小英说，她和小李登过记了，还没正式结婚。我说： 一登记就算结婚了。华小英没有否认。她脸上飞满了红云，羞涩而幸福地笑了。华小英穿上了合体的新衣服，又粗又黑的辫子梳得光溜溜的，人也胖了一些，的确像个新娘的样子了。 华小英的悲剧是突然发生的，没有前因，只有后果。要说不写华小英的悲剧也不是不可以，但那个日子太让人难忘了，是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据说那天她骑自行车带着姐姐，准备到矿务局百货商店买结婚用品，刚骑到矿务局保卫处门口就遇上了车祸。姐姐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幸免一死。她呢，连人带车倒在一辆载重卡车的车轮下，沉重的车轮从她的胸部碾过去了。那天局机关放假，我的女朋友到宣传部办公室找我来了，我们正商量到哪里去玩，女朋友的一位同学匆匆上楼来告诉我们，华小英出事了。我们马上跑到保卫处门口的那条马路上去看。华小英无声无息地躺在马路正中的血泊里，身上盖着一领破旧的芦席……这样的惨景，不写也罢。 如果不是在节日期间发生那样的悲剧，也许华小英会生活得很好，也许我会把她淡忘了。有了那个特定日期发生在华小英身上的悲剧结局，就在我心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每到五月一日，我都难免会想起华小英来的。这种反应好像受过伤的人一遇阴雨天伤痕就隐隐作痛一样。应该说，我对华小英的悲剧没有任何责任。真的，我想不出，实在想不出，我能有什么责任呢？我的善良的朋友们，你们说呢？你们说呢？ 1999年5月1日前夕于北京（此文原载于《十月》1999年）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xsj.yeah.net）独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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