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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苦难的图画，这无疑也是一种活动，而在时间与地点的特定条件下甚至还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如果这种活动根本不需要，甚玉不可能，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病理能在没有疾病的地点产生和发展吗？ ——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 如果有一位非常熟悉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同志，正在满怀义愤地向人们讲述这两位老革命家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却有另一位气宇轩昂的同志登上高台喝斥道：“你为什么要给人们描绘这样一幅阴沉黯淡的生活画面，用一种难以排遣的悲凉袭向人们心头？你所讲的虽然确属事实，但是反映出来，就是对社会生活的片面概括，就是抹煞光明面，就是引导人们熄灭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以至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厌倦和绝望，就是在动摇新制度的基础……”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结果会怎样呢？我想，人们至少也会把这位可敬同志的拉下高台赶走。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可是，刘克同志讲了一个农村姑娘飞天被凌辱、被践踏、被摧残的故事，却硬是有几位气宇轩昂的同志登上高台喝斥起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可怕的帽子，雪片似的飞到了他的头上。 首先让我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是燕翰同志批判中篇小说《飞天》的文章——《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载《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 燕翰是从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和对社会生活的探索这三方面来批《飞天》的，通过对前两方面的分析，他认为作品在真实性上出了问题；通过对这一方面的分析，他认为作品在倾向性上出了问题。不言而喻，据此给《飞天》的结论只能是这样八个大字：虚假、反动、毒草一株。 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看恰恰相反。 《飞天》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惨遭毁灭的悲剧。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背景是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不久的十年浩劫。作品主人公飞天，在六十年代初饥荒难熬、民不聊生的困境中，母亲被饿死，自己孑然一身飘落到黄来寺，为善良的唐和尚、海离子所收留。三人同舟共济，飞天总算暂时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且与海离子发生了真挚的爱情。随着形势好转，关闭几年的黄来寺要重新开放了，飞天不得不走。正在这时，军区政委谢某看中飞天，把她带去参军，谁料到政委居心叵测，竟以卑劣手段奸污了飞天。她带着满腔羞辱离开部队，又回到黄来寺，但因为失了贞澡，不愿同海离子恢复旧情。十年浩劫开始，飞天和海离子、唐和尚同时罹祸：一个被斗，一个被抓，一个被杀；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珍贵古迹黄来寺，也在铺天盖地的狂飙中被拆毁。结局是：在林彪，江青卵翼下掌握了更大权力的谢政委；在轿车里偎依着另一个很娇艳的姑娘，从疯了的飞天身边驰过，而飞天，从此在大地上消失…… 这样一个故事，当然是够凄惨的：而当刘克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它描绘出来时，它就更具有了摄人心魄的力量。那么，它在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说，凡是生活在当代中国而又不抱偏见的人，“读完《飞天》的最后一章，掩卷沉思”，多半会从形象思维转向逻辑思维，不由自主地提出如下问题，而又从作品本身和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以及各人的亲身体验中，准确地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会顿时感到悲愤难言，同时感到，血液在燃烧着，心潮在汹涌着。而在愤激之余，人们又必然想道“在那些不幸的年代里，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象飞天这样的悲剧真是无法避免！而且，偌大一个中国，类似悲剧何处没有发生过呵！这万恶的封建主义，把中国人民糟蹋成了什么样子！把中国历史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这可怕的封建主义，偌若再不彻底铲除，那可真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可以断言：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每一个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族强盛的中国人，每一个真正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每一个不因个人利益受到触动而恼怒的中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肯定《飞天》，承认它既有高度的真实性，又有革命的倾向性。 可是，燕翰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毁灭性的结论，要把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置于死地。这怎能不叫人莫名惊诧呢？ 在继续往下写时，我记起了自己要恪守的这一信条：文学批评是一门燃烧激情的战斗的科学，因此，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必须兼备如下三种品格——诗人的热情、战士的勇敢和科学家的严峻。 我深知，在文学批评中囿于某种偏见，无异于强拉别人和自己一起纵身泥潭。 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向读者诸君表明：我绝对无意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燕翰的观点。相反，我要特别指出，如果不是多走了导致谬误的一步，他对《飞天》的批评就有不少地方可谓已切近了真理。且不说他阐明的某些原则我很赞成；就以他抨击的《飞天》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而言，我也认为确实抓住了一些要害，很值得小说作者和读者们考虑。 比如，燕翰十分正确地指出：“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某些社会生活现象的单纯记录，它总要通过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作出真实、深刻的艺术概括。”他又引述列宁的话进一步指出，在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时，应该力求全面，从而“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他认为，《飞天》恰恰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在谈到三年困难时，他批评道：“小说对当时环境中的消极现象，如灾荒、饿殍、流离失所的孤女、被突然而来的灾荒所震惊而硬说是上天降下祸殃的愚昧人们等等，作了大量渲染。而对于人民群众同灾荒和困难的斗争，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则一概略去。”在谈到十年浩劫时，他又指责小说没有写出当时在人民群众之中显示着的光明。他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实际；而据此从根本上否定《飞天》，则更不妥。但是他对作品的批评和要求却包含着很合理的因素。希望作品写得全面一些，既写人民的苦难，又写人民的斗争，既写社会的黑暗，又写社会的光明，这无疑是一种善良的、正确的、积极的要求。真能这样写，不是更好吗？而《飞天》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实事求是地给予批评，谁又能说不是必要的呢？ 燕翰对飞天形象的批评也有合理之处。他说，“飞天由痛恨谢某对她的玷污，转而甘心做谢某的‘外家’，又偶然醒悟，与谢某决绝”，这是一种“前后矛盾、性格分裂的描写”。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应该懂得，自然界有多么复杂，人的感情世界就有多么复杂；在特定情况下，人的感情逻辑是完全可能背着理性逻辑去发展的。杨绎说：“理智认识倒是不可弥补的缺陷，情感却不肯驯服，不能甘休，却又无可奈何。此类情感是人生普遍的经验。”（《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20页）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很合乎实际。那么，飞天对谢政委的感情出现几次超越理性的变化，也就并非完全不可能了；作家在这里所要表现的，正是人的感情的复杂性。如果简单地只用理性逻辑予以规范，把这种感情的复杂性斥为“前后矛盾、性格分裂”，显然不对。但是，作家对这种感情的复杂性表现得并不成功，因而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前后矛盾、性格分裂”的效果。飞天发现自己怀孕之后，迫不得已回去找谢政委，并且在谢政委很“真诚”的骗局之中对他有所原谅，甚至和他同居数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飞天这样做的时候竟会那么甘心，甚至连海离子也不想了，却是不可能的。作家这么写，想表现人的复杂性，实际上却流于简单化，既不符合理性逻辑，也不符合感情逻辑，是明显的败笔。 燕翰对小说渲染绝望情绪的批评，同样很有些道理。即使惨遭悲剧，人也不应该“心如死灰”或者“万念均释”，不应该一心想要“向天上飞去”，而应该留在地上抗争。燕翰的这些要求很对。只是他的批评未免太过，且有混淆矛盾性质的错误。事实上，小说表现的绝望情绪固然较浓，但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它本身也是一种抗议和控诉。不加分析地完全予以否定，甚至批到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去，就太不妥当了。试想，当飞天落在谢政委的魔掌中时，谢政委为了占有飞天，也说什么：“可别飞天呀，还是人间好！”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飞天要“向天上飞去”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吗？ 为了更准确地评价《飞天》这部小说，我在这里还想指出几点燕翰未指出的问题： 其一，飞天回到黄来寺后，因为已经失身，坚决不愿同海离子恢复旧情，未免有些牵强。诚然，在贞节观和赎罪思想支配下，飞天完全可能产生那种决心。这主要是为了不损害海离子，但也包含着对自己的很现实的考虑，因为在她看来，“罐子已经摔烂了，那是无法粘合的，合起来天长日久总是要漏水。”但是，既然她和海离子彼此都还真诚相爱，既然她把真情告诉海离子后，海离子决无嫌弃她的意念，反而一如既往地甚至更强烈地爱她，特别是，既然她在失身之后也曾有过“将来谁要她，她就嫁给谁”的想法，那么，她就很可能始而抱定自我牺牲的决心，到后来则终于重新投入海离子的怀抱，何致于如此固执地“一定要变得象个尼姑”？再说，她在谢政委设置的骗局之中那么软弱地甘心当了几个月情妇，而在海离子炽热的真情面前却又那么坚定地决心当一辈子“节妇”，实在不象同一人之作为，就是用“性格复杂”或“性格发展”也解释不通。显然，作者之所以这样写，目的是想突出贞节观和赎罪思想对飞天的戕害，深化主题思想；而从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这样表现飞天似乎便于进一步展开情节，使之波澜迭起，从而加强悲剧效果。想法倒是不错，只是在表现过程中多少背离子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而更为可惜的是，作者在表现这一点时，不仅用了很多篇幅，而且以如怨如诉的笔调竭力渲染哀婉情绪，致使小说的后半部分很容易使人感到飞天悲剧更象性格悲剧，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作为社会悲剧的控诉力量。 其二，惠月珠形象的最后处理失之于简单化，以此揭示文化大革命怎样在社会生活中诱发罪恶，立意虽好，却表现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十年浩劫初期，狂飙似的“革命”不仅撼动了三山五岳，而且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猛烈爆发，致使疯狂的兽性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父子反目、兄弟阅墙、夫妇割席之类怪事随处可见。象惠月珠那样出卖丈夫、陷害同志的卑劣行为，在那个年代自非绝无仅有。那么，作者塑造一个这样的形象，当然就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了。但是，具体到惠月珠这个人物，她在检举揭发批判大会上声泪俱下的“控诉”，是那样突如其来，实在不大可能。小说中的惠月珠固然浅薄一些，却毕竟是单纯而无邪念的；她对海离子的爱，虽不似飞天那般高尚而深厚，也毕竟是真诚的：婚后生活的不幸，她并非不能理解，而且己在飞天帮助之下出现了改善的前景。总之，她并不是奸佞之徒，让她来一场那么丑恶的表演，缺乏内在依据。象这样把现实生活中必然发生的事情通过并非必然发生这种事情的形象表现出来，应该说是作者的一大失误。 也许，我可以结束这一章了，因为问题已经十分清楚：《飞天》本身确实存在着思想和艺术上的若干缺陷，而燕翰对它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这样两个同样明白无误的事实，我们都不应该否认。 然而更加明白无误的事实是：燕翰跨越了真理的界限，站到了一种薄冰似的立场上去，极其荒谬地得出了极其错误而且极其有害的结论，又据此把文学批评搞成了政治判决。对此，难道不应该作出必要的回答么？ 最近一个时期，恩格斯关天现实主义的著名原则——“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恩格斯对英国作家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已经几乎被用滥了：有那么一些同志，在搞文学批评时，总喜欢把恩格斯这几句话先搬出来，当作卡尺量作品的长短；卡不住时，又总是要把恩格斯这几句话变作棍子，在作品头上抡它几下，他们忘记了恩格斯这几句话诚属真理，而任何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一旦超出，即成谬误；他们还忘记了恩格斯这几句话只不过是完整论述中的一个部分，撇开上下文，只把他们孤立地摘引出来，当作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观点的严重歪曲。问题很清楚：恩格斯根本没有否定《城市姑娘》，而是在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前，首先肯定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它表现的“艺术家的勇气”，在后面又假设了也就是肯定了这样一种作法：“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著作中再描写积极面”；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呢，却硬是把恩格斯的观点掐头去尾，歪曲成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一部作品如果只写消极、落后、阴暗的一面，就不是现实主义的，就不真实，就是对生活的歪曲，就应该予以否定。这种风气煞是可怕！ 燕翰批判《飞天》，首先着眼于环境描写。正是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恩格斯当年对《城市姑娘》的批评，今天对我们认识《飞天》这部小说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按理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首先肯定《飞天》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肯定它表现的“艺术家的勇气”，并且允许作家这一次先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而在另一本著作中再描写光明面。谁料燕翰却自食其言，偏不采取这种态度。且看他怎样运用恩格斯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吧。起初，他比较公正地指出：“小说中写到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确实是那些年代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现象，如果孤立地从这一方面来看，小说的描写具有某种真实性。”这段话中，所谓“孤立地从这一方面来看”，显然是讲不通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是举国皆然的普遍现象，而且渗透在那些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怎能说什么孤立不孤立呢？“具有某种真实性”，提法也欠妥当、对于小说描写的真实性，既然已经首肯，又为什么要用含糊其词的“某种”来限制呢？不过，这些话总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奇怪的是，紧接着，燕翰就掉转笔锋，对自己的上述论断作了一步比一步彻底的否定： “《飞天》对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并不成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片面性。” “环境描写同那些年代的实际生活相比，很难不让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疑义。” “小说对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弊病作了偏激的理解和片面、歪曲的描写。” 这种混乱而又自相矛盾的逻辑推论，是怎样的妙不可言呵！始而肯定作品有真实性，继则指出作品有片面性，最终则又断言作品是不真实的，歪曲的，结论不言而喻——《飞夭》应该枪毙！ 请看，燕翰所说的恩格斯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居然被他演变成了这个模样！如果说谁在这里还能闻出一点恩格斯论断的气息，那他就真是 燕翰为什么这样干呢？多令人费解呵！其实，解释这种现象倒也并不困难。应该懂得，一种显然荒谬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公然冒头甚至流行，是因为往往有另外一种或者数种貌似正确的荒谬理论在支撑着。这种理论就是只有写光明才算写本质的大名鼎鼎的“写本质”论。根据这样理论的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仅仅表现在光明面上；一切属于阴暗面的东西都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因而即便是真实存在的，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也不真实，或者说，不能叫做“本质真实”。长期以来，这个“写本质”论一直属于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地位，不知打杀了多少敢于真实反映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燕翰在批判《飞天》时，虽未明确指出，但实际上也正是以这种“写本质”论为依据的，他反复强调的写“时代特征”，不就是“写本质”的同义词吗？诚然，他在表述这种高论时，显得稍微开明一些，好象是准许人们写一点阴暗的东西了，而且承认这是有“某种真实性”的；可是在原则上，他却丝毫没有改变；在他看来，如果只写阴暗面，就断然不可能反映出“时代特征”即社会本质，因而只能说是“不真实的”、“歪曲的”。 我认为，这种革命得可以的理论，貌似有理，实则荒谬，必须彻底休息。 如果不是从某种政治偏见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看问题，那就必须承认：任何事物的本质，总是由构成该事物的各个方面共同决定的，社会生活亦然。这就是说，任何社会的本质都同时反映在光明面和阴暗面上。所谓不同社会有着不同本质，只不过是说不同社会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各自具体内容不同、所处地位不同、所占比重不同罢了，决不意味着这一社会只有光明面而另一社会尽是阴暗面。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例外。它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因为它是由剥削阶级社会脱胎出来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此，它既有逐渐生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即光明面，又有逐渐消灭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即阴暗面。这两种因素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为它所必有，因而都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说到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硬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光明，在理论上固属荒谬，在实践中更是极其有害。对于客观存在的阴暗面，用“并非本质”加以否认，不啻自欺欺人的阿Q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起压制社会改革、阻碍社会进步的恶劣作用。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 在肯定光明面和阴暗面都反映本质的前提下，又有另一个问题：这两方面何者为主？诚然，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在逐渐地生长，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在逐渐地消灭，因此，从总的趋势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一面即光明面是主导方面，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一面即阴暗面是非主导方面。然而社会的发展从来不可能是直线前进，总有曲折和反复，岂能用总的趋势来代替每一具体阶段的体现现实？又岂能用理论上的假想和推断来代替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势？在特定条件下，阴暗面不仅可能变得突出起来，而且完全可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历史不是已经证实过了这一点么？ 即以《飞天》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而论，情况就正是这样。一旦澄清错误理论的迷雾，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在特定条件下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本质。而燕翰的错误就在于不承认这一点。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只归结为光明，而且把社会本质凝固化了。在燕翰看来，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社会就装进了红色保险箱，必然在任何时候都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无论把它搞成什么样子，无论是否有人把它引上歧途，这个社会的本质都是只能如此的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十年浩劫中，它也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在本质上也仍是一片光明……呵，这真是一幅描绘理想王国的杰作，简直太美妙了！然而非常不幸，实际上，这只能说是纯粹的经院式的、学究气的、一厢情愿的痴妄之见，拿到现实中稍加考察，就会马上碰得粉碎。人们不能不问：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浩劫的年代，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全部受到了何等猛烈何等残酷的摧击，这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事，这是今后好几代中国人都不会遗忘的事，燕翰怎么就忘了呢？假如略有所知而又未曾忘记，那又怎能把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认作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说它本质上只是光明或主要是光明呢？ 应该说，《飞天》的作者刘克比这部小说的批判者燕翰高明得多了。他完会实现了燕翰作为立论依据的写社会本质的要求，但是他却避免了燕翰所犯的看错社会本质的错误。他敏锐地、准确地抓住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在作品中确立和实现了反封建主义的主题，不仅有生动的现实性，而且有强烈的战斗性。《飞天》的重大价值正在于此；它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惊人的震响，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称颂，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而大大小小的封建卫道士们恼羞成怒地寻找各种借口来否定它、扼杀它，其根源，同样正在于此！ 上面已经说过，诚如燕翰所指出的，《飞天》确实没有着力去写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社会的光明面，这可以作为它的一个缺点给予批评。但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既然是着意揭露正在肆虐的封建主义，而非反映人民群众同灾荒和困难的斗争，那么，对后者是否表现，表现多少，就不能成为衡量作品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志了；说到这里倒是应该提醒一句：如果把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受现代迷信愚弄和极左思潮煽动而不得不干某些蠢事的悲剧，说成“人民群众在那些年代里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如果面对十年浩劫鸟云蔽日的苦难境况，还要倡导人们尽力讴歌光明，那就不是什么全面地看问题，而是颠倒着看问题了。 燕翰在批判《飞天》的环境描写时，除了认定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真实外，还为它选择黄来寺作为展开故事的具体环境横加指责。究竟怎样看待黄来寺这个具体环境呢？其实，不故弄玄虚，问题本来是极其简单、极容易理解的。它只不过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古迹，是作品中三个善良正直的普通老百姓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如果要从典型环境的意义上来考察，那么可以说，它既保存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又经历着当代中国的时代风云；它并不象燕翰说的那样“远离现实生活”，倒是同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各种环境一样，随着整个社会一起发展变化，因而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缩影；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它也未能幸免于难：先是关闭、冷落，形势好转时有所复兴，但终于遭到毁灭——既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到毁灭。又作为当代中国人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遭到毁灭。如果还要再找什么特殊意义的话，那么还可以说：它在长达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不知经历了多少苦难，都顽强地顶过来了，而在当代中国的封建主义肆虐之下却遭到了毁灭，由此足见当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实在是空前暴戾的。当然，作者选取这样一个千年古刹作为展开故事情节的具体环境，也还有另外两层用意：从积极方面讲，他是要借这个环境所特有的“佛教壁画或石刻上在空中飞舞的神”的“圣洁美好的形象”，比拟和辉映那个后来被海离子叫作“飞天”的农村姑娘；从消极方面讲，他是要在叙述飞天悲剧时，为主人公迫于走投无路而转向宗教安排条件。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从展开情节、塑造形象的需要出发的。如此而已。显然，作者对黄来寺这个具体环境的描写，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歪曲的地方，不应该妄加否定。至于燕翰加给这个环境描写的一系列罪名，比如：“小说以赞赏的笔调描绘的唐和尚、海离子和飞天组成的黄来寺小社会，……不过是一种以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乌托邦”，以及作者是把黄来寺“当作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光明面’”来写的，而且是以此“来反衬整个社会的阴暗，通过表现社会的假恶丑终于吞噬了黄来寺的真善美来加强这种反衬”，等等，全都是燕翰在歪曲作品的基础上索隐抉微杜撰的成果，手法和用心都很不好，读者们稍微细心一点便可看出。 在批了“四人帮”的“三突出”一类教规之后，我想，作家们总可以按照自己所熟悉、所理解的面貌来自由塑造生活中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了。不料“三突出”一类教规阴魂并未散去，竟燃还在时不时地大显其灵，只是所借之尸有所变换罢了。在燕翰对《飞天》的批判中，我们又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奇观。 从原则上讲，燕翰对塑造人物形象的某些要求倒是很合理的。他认为，必须“依照一定时代条件下人物的本来面目去真实地再现其思想性格的发展”。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不按照这要求去塑造人物形象，确实就“难免（不）出现漏洞和败笔”，就必然是不真实的，歪曲的。燕翰讲得很正确，根深刻，很精辟。 但是请问燕翰：究竟是谁在实际上反对和背离了你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呢？是刘克这位作家，还是你这位批评家？不正是你自己吗？ 燕翰同志叫别人不要“向天上飞去”，而“回到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上来”，实际上呢，倒是他自己先飞到了天上，只顾在祥云瑞气缭绕之中大谈理想化的人物，而忘记了中国的坚实大地上各种各样实实在在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摸样。他要求把飞天塑造成为澄澈晶莹、毫无瑕疵的“新中国青年妇女的形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似乎不知道，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不同的出身、地位、经济状况、文化教养、生活道路、环境影响、阅历、交游，等等，也总是要造就出在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等等方面千姿百态的青年妇女形象来。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抽象地高谈阔论人物形象应该怎样怎样，哪里还有什么“依照一定时代条件下人物的本来面目去真实地再现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可言！ 相反，刘克尽管在作品中写了主人公出于悲愤而要“向天上飞去”的愿望，却始终是真正站在中国这块坚实大地上观察、摄取、描绘着人物形象。他不是从教条中而是从现实中懂得了，什么叫做“依照一定时代条件下人物的本来面目去真实地再现其思想性格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笔下走出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充满人间气的、感情深沉而真挚的人物形象。 他们在读者面前毫无矫饰地再现了自己的生活。读者是多么熟悉他们演出的这幕真实的悲剧呵！读者们，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只要还是真正的、没有丧失人性的人，此时此刻，都不可能抑制住自己的充满同情的、悲愤的眼泪。是的，不可能！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飞天的形象寄寓着作品的灵魂。曲折的故事情节固然由她牵动，深刻的主题思想更是由她实现，因此，这一形象塑造的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小说的成败。结果怎样呢？燕翰认为太糟糕了；我则认为，尽管有些缺陷，却毕竟是很成功的。我敢说，这是一个可与祥林嫂比美的、具有巨大意义的典型形象。 飞天，这个刚出场时手提竹篮子，肩挎花布包，满身尘土，疲惫已极的农村姑娘，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千千万万很普通的农村姑娘中同样很普通的一个。但她毕竟有着出众之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优点：她既有天生丽质，又有天赋睿智。加之她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热情诚恳、好学精进，她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优秀人物的。然而，人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必然受一切社会关系制约。飞天，这个本身具有美的品格而又热切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农村姑娘，决不可能超越环境去实现理想。时代的、社会的冲击，一阵又一阵撞在她的身上，那都是她既无法逃脱又无力抗拒的呵，而她作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愿望，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遭到幻灭，最后，连她本人也毁灭了……请看，这就是刘克为我们塑造的飞天形象——一个被时代和社会毁灭的悲剧形象。我之所以说她成功，主要就是因为在她身上强烈地体现了时代性和社会性。飞天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飞天的悲剧又不是个人独遇的，而是同时代、社会的千千万万人民的遭遇有着联系——我们从飞天形象中所能得出的，必然是这样一个结论。在那个年代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很浓厚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占了统治地位，经济规律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饥馑象瘟疫似的蔓延全国，城市里尚且到处有人患浮肿病，穷乡僻壤更是许多人只求活命而不得，确实连最低最小的生活愿望也幻灭了。这段历史是谁也无法抹煞或改写的。只有象刘克这样写，才是真实的呵！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我们又看到飞天是那样天真无邪，对身为首长的谢政委只是怀着崇敬和信任，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特权人物竟燃烧着禽兽的欲念。结果，她落在魔掌之中，身不由己，终于被凌辱、被践踏了。这真是飞来横祸，也许有人会说：这只不过是偶然性的事件吧？可是，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飞天遭遇的这种惨祸，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她因为从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对党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对党的干部也就只是信任、崇敬，根本没有料到封建主义毒茵会象酵母似的在某些干部身上膨胀，根本没有警惕这种势必酿成灾难性恶果的危机，因而难免大吃这种干部的苦头，甚至糊里糊涂地在这种干部手中遭到毁灭。事实上，这也正好反映出人民自身还在受着封建主义的蒙蔽和羁绊。至于飞天受辱后的思想变化，她在贞节观支配下折磨自己和海离子的愚蠢行为，则进一步反映出中国人民在思想意识中还保留着多么可怕的封建主义毒素。最后，我们看到，十年浩劫开始了，已被封建主义从肉体到意识都蹂躏得不象样子的飞天，在更暴烈的封建主义摧击之下，终于发疯了，毁灭了。我们目睹这幕惨剧，实在不能再克制自己！ 问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在飞天这个形象中，作家融进了那么丰富而深刻的、时代的、社会的内容，因此，她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封建主义肆虐时一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点，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弱点；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理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就此而言，她不是确实和祥林嫂一脉相承而又在本质上惊人地相似么？她不是确实和祥林嫂一样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形象性、典型性么？她不是确实和祥林嫂一样具有对社会的重大认识价值、对人民的深刻教育作用么？她不是确实和祥林嫂一样，在我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巨大意义么？ 那么，这巨大意义是什么呢？显然就是： 通过这个形象，我们惊心动魄地看到了民族主义与封建主义、人道主义与兽道主义的生死搏斗。 通过这个形象，我们进而看到了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中国，我们伟大的、可爱的祖国，怎样变成了兽的乐园，人的炼狱！ 通过这个形象，我们最终看到了这样一种令人惊悚的结局：丑摧毁美！——这是怎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呵！而这样的社会悲剧，谁能说不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横行无忌的必然结果？ 谁能容忍，叫他去容忍吧！谁要赞颂，叫他去赞颂吧！而人民，当他们从飞天形象中认清了当代中国这个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实质，并引起了灵魂的震颤时，他们是断然不会容忍和赞颂的！他们会怒火中烧，血液沸腾，起来摧毁那万恶的封建主义！ 这还不够吗？一个艺术形象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强烈的作用，难道这还能说不成功吗？难道竟是什么不真实的、“被小说扭曲了的畸形人物”吗？难道能象燕翰那样否定她吗？ 不可否认，燕翰对飞天形象的某些指责确实有理；但是他用以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形象的许多理由却很荒唐。比如，他始而指责刘克没有写出社会环境对飞天的影响，到后来却又指责刘克把飞天悲剧归咎于社会环境是错误的，这是连起码的前后照应也不顾了。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飞天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环境对飞天的影响，都只能是好的。这显然不对。又如，他在正确地挖出飞天身上“充塞了不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精神尘垢”时，竟然因为人物本身有这种缺陷，就得出结论说，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不真实的，扭曲了的，这就更是文学批评中的笑谈了。事实上，象刘克这样塑造飞天形象，应该说是令人赞叹的现实主义的胜利。难道不应该首先把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揭示出来，淋漓尽致、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让人们痛楚地认清其危害，从而警惕它、抵制它、消灭它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克塑造的飞天形象又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人们在飞天形象中看到，除了封建特权的摧残之外，她身上那些封建意识也正是造成她的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必然在哀伤之余，痛感大有清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之必要。而这正是意识形态领域深入开展反封建主义革命的契机。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个形象，反而横加诋毁和否定呢？ 对文艺界稍有关注的人都会发现：大大小小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就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其症结何在呢？说穿了，关键是在对于倾向性的要求上面。对一些论者来说，符合自己那个倾向性的，不真实也可以说成真实；有悖自己那个倾向性的，真实也硬要说成不真实。 燕翰批判《飞天》，也完全是着眼于倾向性。他在真实性上讲那么多，只不过是铺垫。真正引起燕翰不满和震怒的，致使他以那么大的力量来讨伐的，只不过是《飞天》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和控诉罢了。《飞天》的这种倾向性，燕翰受不了！ 且看他对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在这里，他以“《飞天》对这一段社会生活作了怎样的探索”发问，然后通过分析，指责作家不该在小说中表现“飞天悲剧的社会必然性”；接着，无中生有地给作品加了“把社会生活中的弊病与社会制度本身混同起来”，的罪名；特别是在谈到作品对谢政委的揭露时，他用了更大的火力，猛烈抨击作品没有划清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同社会制度的界限”；谈到作品表现的佛家的超尘出世思想，他又进一步指责作家“把这样一种充满虚妄和欺骗的有害思想，摆到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面前”，是什么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未了，他甚至影射说，《飞天》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是为了动摇新制度的基础”！他很巧妙地给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划上了一个大大的等号，并且列出了一个庄严的等式：谁批封建主义，谁就是反社会主义！ 这里，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关键性的事实：究竟是谁“把社会生活中的弊病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混同起来”了呢！究竟是谁没有划清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同社会制度的界限”呢？是刘克在小说中干了这种事吗？不，小说中决没有出现这种混同，连这种混同的暗示也找不到。显然，“社会制度”一词是燕翰自己悄悄塞进去的。燕翰为了从倾向性上打倒《飞天》，便强调说：“那些年代的社会灾荒、动乱以及某些人员的违法乱纪，可能是造成飞天悲剧的社会因素，即使如此，并不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是飞天个人悲剧的根源。”这话真讲不通。“社会灾荒、动乱以及某些人的违法乱纪”，无疑属于“我们这个社会”，而且在“那些年代”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既然承认是“社会灾荒”等“社会因素”造成了飞天悲剧，又岂能把飞天悲剧强调成什么“个人悲剧”呢？燕翰明确反对作者把飞天悲剧“归咎于”“冷酷的社会环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飞天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不是冷酷的吗？这岂不是说，文学不能针砭社会问题吗？那又要文学干什么呢？仅仅用来歌功颁德，而且对封建主义也歌功颁德吗？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写悲剧时，只有写出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悲剧的社会必然性，才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才能发生积极的社会作用。燕翰害怕的是，人家一揭示悲剧的社会必然性，就要把封建主义给抖出来。因为如前所述，飞天悲剧的社会必然性恰恰表现在封建主义的肆虐上。燕翰是如此忌讳小说的这种表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在哪一方面，只要小说暴露一点分明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他就马上把那东西拉到社会主义上去。不论三年困难时期的社会灾荒，还是十年浩劫时期的社会动乱，或者某些人员的违法乱纪，他全部都用一块“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给包起来，而且加上莫名其妙地写着“社会主义制度”字样的封条，不许人们碰破一点，这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不可思议。 这一点，在谈到“小说对谢某这个人物的描写”时，表现得最为突出。燕翰对小说的这一描写显得格外愤慨，因此批判起来着墨最多、最重。特别令人纳闷的是，他竟会毫无来由地诬指这一描写没有划清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同社会制度的界限，攻击这一描写不利于保护党和国家肌体。实际上，倒是他自己在这儿把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同社会制度混为一谈了。而这样做的时候，他又是自相矛盾的。 不过问题的要害到还在于：对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能不能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燕翰对《飞天》这部小说东打一锤，西抡一棒，而归根到底还是把火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他生拉硬扯地指出这个社会制度问题来加罪于人，目的也正是反对人家把问题联系到社会上去。正因为如此，他对小说最不满的，就是被他称为“画龙点睛之笔”的“小说对飞天悲剧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所获得的答案”，象燕翰所主张的那样，根本不联系社会，单纯表现一个男人奸污一个女人，单纯揭露这个男人的恶劣品质，有多少社会意义呢？事实上不是恰恰要沦为许多人一直在反对的色情文学吗？何况，我们还有比这个常识更充分、更有力的历史和现实的理由，足以无可辩驳地证明：小说把谢政委的罪行同社会联系起来是绝对不可取的。请问：象谢政委这样的大人物，随心所欲地玩弄和践踏妇女，难道只是个人品质问题吗？难道不是行使封建特权的突出表现吗？难道不是封建主义肆虐的社会造成并保护的吗：再请问：类似谢政委这样的罪行，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难道是偶然的、暂时的吗？难道象一般男女关系那样只属于生活小节吗？难道没有对社会造成广泛而严重的破坏吗？难道不是对人性、人格、人的尊严、人的民主权利的肆无忌惮、野蛮残酷的践踏和摧残吗？难道不是对最起码的道德、法律、社会秩序等等的轻蔑和戏弄吗？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无耻凌辱吗？所有这些问题，我料思燕翰是既无法回避，又不敢回答的，那么，燕翰同志，你怎能反对小说把谢政委的罪行同社会联系起来呢？你怎能说人家揭露和批判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呢？你又怎能否认自己是反对人家批封建主义呢？ 实在已经不必再多说了。不过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前面已经涉及，此处似应再说几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如何对待社会生活阴暗面的问题，也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问题。”燕翰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文学虽然也有批判功能，但它“是有肯定的批判，所以它在批判黑暗面的东西时，就不应忘记、抹煞光明面的东西，不能忽略黑暗面的局部性和暂时性，否则，就可能丧失其批判的意义”。看来，这里好象充满了辩证法，实际上却是形而上学。辩证法是应该讲具体条件的。社会主义文学批判的对象很多，岂能抽象地一概而论？岂能认为对所有对象的批判都是“有肯定的批判”？如果批判对象确属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燕翰的观点大致上还能说得过去（并非完全说得过去）；但是，遇到《飞天》所反映的阴暗面，即封建主义肆虐时的阴暗面，把燕翰这个高论搬出来硬套，应该说就是讲胡话、办蠢事了。当然，要表现那个时期的光明面也不是不可以，甚至应该说是必要的；但是怎么能说对那个时期的阴暗面的批判也一定是“有肯定的批判”呢？怎么能说对当时社会只批判阴暗面就失去了批判的意义呢？这岂不是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也必须是“有肯定的批判”，否则就失去了批判的意义吗？至于说阴暗面有其局部性和暂时性，这也只同较长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才讲得通。然而文学不等于社会发展史，文学批评也不能用唯物史观的教案取而代之。一部作品，倘能反映较广阔的甚至历史跨度很大的社会生活，比较全面地再现出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真实日景，诚然十分可贵；但是，如果只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横断面或小侧面，行不行呢？当然也行！哪怕只写一分钟的社会生活，也可以成为好作品。 当然，对《飞天》这部小说，人们总还可以进一步争议。不过我相信：历史将肯定它、流传它！ 1980年10月9日一稿竣于北京 1981年2月3日二稿竣于西安 （注：原稿约二万二千字。刊用时作了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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