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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完《飞天》的最后一章，掩卷深思，仿佛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悲凉蓦地袭上心头。小说给人这样的感觉，难道仅仅是由于它写了一个凄婉哀绝的悲剧故事，或者是因为它没有拖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细细咀嚼过作品的读者不难发觉，是整个作品展现出来的那幅阴沉黯淡的生活图画，是流动于作品里的那种对生活的冷漠、绝望与超尘脱世的思想情绪的浓雾，在挤压着你，浸染着你。 这不过是我们读作品时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曾联系生活实际作过一些思索，想到一些问题。我们愿意提出来和读者一同探讨，和作者一起商量。 《飞天》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小说中写到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确实是那些年代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现象，如果孤立地从这一方面来看，小说的描写具有某种真实性。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某些社会生活现象的单纯记录，它总要通过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作出真实、深刻的艺术概括。《飞天》对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并不成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片面性。将近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在批评英国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城市姑娘》时，针对小说脱离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时代环境，单纯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的错误倾向，提出现实主义的著名原则：“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恩格斯当年对《城市姑娘》的批评，今天对我们认识《飞天》这部小说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连年自然灾害，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废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空前未有的困难和挫折。灾荒和饥馑在不少地区特别是一些农村实际存在过。我们党很快察觉到工作中的错误并着手纠正。我们的人民没有被严重困难所吓倒，没有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并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我们的国民经济。人民群众在那些年代里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今仍然使人振奋。 可惜，这些足以充分表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面貌的生动事实，丝毫没有被小说所择取而概括到环绕着人物井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中去。小说对当时环境中的消极现象，如灾荒、饿殍、流离失所的孤女、被突然而来的灾荒所震惊而硬说是上天降下祸殃的愚昧人们等等，作了大量渲染。而对于人民群众同灾荒和困难的斗争，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则一概略去。这样的环境描写同那些年代的实际生活相比，很难不让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疑义。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小说选择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寺庙，作为展开故事的具体环境。从农村姑娘飞天为饥荒逼迫，背井离乡，流落黄来寺，到她参军一年多以后竟遭受某部政委谢某的凌辱而重回黄来寺，这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寺庙同飞天的命运紧密相连，始终是她向往、依恋的所在。当她的母亲被饥饿夺走生命，孤苦零丁，有家难投的时刻，她在黄来寺找到安身之地，尝到人间的温暖，获得平静的生活和爱情。当她遭受心灵的沉重创伤，痛不欲生的时刻，又是从黄来寺得到活下去的勇气，获得同情和慰藉，找到解脱内心痛苦的途径。黄来寺简直成了这个命运坎坷的姑娘避难的“圣地”。通过这些描写，小说把黄来寺内外的两种环境作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黑暗与冷酷，一边是光明与温暖。但是，黄来寺这个唯一有光明的环境最终却被社会动乱摧毁了。作品给读者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善良人没有出路的社会环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的确给社会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巨大破坏。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环境也并非一片黑暗。在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所进行的激烈搏斗中，社会主义大地仍然显示出光明，透露着希望。这光明与希望并不在小说所写的黄来寺这样的“世外桃源”，而在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之中。小说以赞赏的笔调描绘的唐和尚、海离子和飞天组成的黄来寺小社会，“同吃一锅饭，同往一个屋，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不过是一种以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乌托邦。把这种陈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光明面”，来反衬整个社会的阴暗，通过表现社会的假恶丑终于吞噬了黄来寺的真善美来加强这种反衬，这样的艺术创造不能认为是严肃的和正确的。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总是在一定时代的生活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艺术再现。可是，《飞天》的人物描写，却和它的环境描写一样，十分缺乏时代气息，不论是飞天还是唐和尚、海离子，在他们身上很难发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条件留下的印痕。作为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唐和尚、海离子，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极为冷漠。除了对飞天表示同情之外，对社会的一切不闻不问，未置可否。唐和尚一心读经讲佛，超脱世俗；海离子只是爱飞天，喜作画；小说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抽掉了那个年代里普遍群众身上具有的时代特征的东西，似乎是为了同小说的环境描写协调起来。但正由于此，却暴露出小说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的弊病。 这种弊病在飞天的刻画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小说以十分细腻、精巧的笔触来刻画这个人物，描述她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展示她复杂而细微的心灵世界，把她塑造成一个善良而软弱，具有圣洁、美好品质的妇女典型。但是，在我们看来，飞天不象是一个新中国青年妇女的形象，她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等等，同社会主义时代的年青姑娘似乎隔了整整一个世纪。这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农村姑娘，经历过我国农村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这种社会环境对于她似乎毫无影响，心灵中没有留下一点新生活带来的印痕。相反，在飞天身上却充塞了不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精神尘垢。比如，她从母亲那里承受下来的自我赎罪的宿命论，她由堕胎想到孩子的血缘关系而原谅了砧污她的谢某的那种糊涂思想，她因失身而感到无法与海离子破镜重圆的贞节观，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而飞天在除夕之夜对海离子旋以女性的挑逗的诱惑，她与谢某厮混时，兴致勃勃地听谢某数落老婆，甚至一再逗引谢某讲下去，这些地方则流露出某些资产阶级妇女的轻浮、庸俗和卑琐。飞天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性格和菩萨心肠，也并非新时代妇女的美德，而是旧社会妇女因袭的重负。总之，在飞天的精神世界里，混杂着旧时代妇女的许多不正常、不健康的东西，却唯独缺少新中国劳动妇女淳朴而健康的意识和感情。这是一个被小说扭曲了的畸形人物。正因为如此，飞天由痛恨谢某对她的玷污，转而甘心做谢某的“外家”，又偶然醒悟，与谢某决绝，这种前后矛盾、性格分裂的描写就不使人感到奇怪了。不依照一定时代条件下人物的本来面目去真实地再现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就难免不出现漏洞和败笔。 小说《飞天》在环境和人物描写上存在的上述弊病，向人们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和真实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生活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理解文学艺术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的真实性问题。 首先，由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它的真实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对生活真实的认识和反映也应当如此，就象高尔基所说的：“真实——它是好的，又是坏的，它是带有不同颜色的条纹的”。（《论文学》第297页）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中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既有正在成长的新事物，也有尚未消亡的旧事物，这一切方面的联系和统一，就形成社会生活复杂的真实。文学作品当然是以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具体生活图景的描绘，从某一侧面来反映社会生活。但是，这个个别、这一侧面毕竟要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一般，透视全面。以偏概全，以局部真实代替整体真实，把生活中的阴暗面或者光明面当作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真实，这样描写，不能成为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搞得不好会变成对社会生活的歪曲或粉饰。 其次，社会生活始终在运动着、变化着，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真实是一种发展的真实。因此，“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也是文学正确认识和反映生活真实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某些消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文学作品没有必要去回避。但是，这些阴暗面和消极现象并非凝固不变的，它们始终处于同社会生活中的光明面和积极现象的冲突和斗争之中，因此，在它们自身的发展中就不断产生着克服它们的因素。三年的严重困难不是促使我们党察觉到中作中的错误而加以纠正吗？不是激发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扭转形势的意志的力量吗？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不是使我们党记取了沉痛教训，使人民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终于结束动乱，充满信心地进行新的长征吗？如果不从发展中反映生活的真实，表现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光明面与阴暗面斗争的趋势，不从对消极因素的揭示中透视积极因素的生长，把社会主义生活中的阴暗面描绘为不可克服的社会痼疾，就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种对生活真实的凝固的反映，很容易导致悲观主义倾向。 真实的典型应该是反映时代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被称之为典型，必然要打上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必须植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土壤。应当尽力选择那些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生活场景、人物、事件，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真实的思想感情，既不回避旧的东西，更不要以旧充新，以伪代真，把生活的本来面目搞得模糊不清。脱离时代的文学不会是真实的，也不会是美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至今，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人民在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上，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挫折，终于迈出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坚实脚步。社会主义的文学有责任对这一段历史生活作出艺术的反映，从中提出人民群众所关心和注目的问题并作出正确的评价，帮助人民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激励他们继续前进的信心的勇气。 《飞天》对这一段社会生活作了怎样的探索呢？ 小说把六十年代发生过的社会灾荒和社会动乱，把谢某这种人的为非作歹，描绘为那个年代的典型社会环境，而将主人公飞天的个人悲剧归咎于这种冷酷的社会环境，并且，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类似飞天的悲剧将重复地演下去。小说结尾，载着谢某和另一个娇艳姑娘的天蓝色小轿车从疯了的飞天身旁驶过时，作了这种暗示。这样，小说就表现了飞天悲剧的社会必然性。 如前所述，由于小说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描写并不准确，因而小说对造成飞天悲剧的社会必然性的描写，也就不恰当了。那些年代的社会灾荒、动乱以及某些人员的违法乱纪，可能是造成飞天悲剧的社会因素，即使如此，并不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是飞天个人悲剧的根源。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弊病，有些属于旧社会遗留的痕迹，并非这个新制度的产物，有些属于社会制度存在的不完善之处而带来的缺陷，有些则属于工作上的失误。这些问题和弊病，完全可以依靠党和人民的努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逐步加以解决和消除。如果不作区别，不加分析，把社会生活中的弊病与社会制度本身混同起来，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列宁在批评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动摇时，曾经这样说过：“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58页）。《飞天》在揭露社会生活的弊病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 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对谢某这个人物的描写。小说除了在结尾提到谢某被林彪和江青重用为省革委会领导人之外，没有对这个人物政治上的特征作过任何描写，作品的意图显然不在于从政治上暴露、鞭挞他，而是写一个道德堕落、品质恶劣的老干部。在文艺作品中，揭露和批判干部队伍中蜕化变质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鞭挞其丑恶的灵魂，可以对读者产生认识和借鉴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小说描写谢某这样的人物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小说没有揭示这个人物腐化堕落的具体根源，没有说明同大多数干部处于相同社会条件下的谢某为什么蜕化变质的原因和道路，就不免在这个人物的描写上带来很大缺陷。小说把造成飞天悲剧的重要原因归于他，却并不是主要归结于他的品质蜕化，道德堕落，动机卑劣，而是另有所指。在奸污飞天前后，小说写了谢某一系列的安排和行动，表明他于这种卑劣勾当时是那样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社会处处为他开绿灯，他周围的人为他的犯罪行为创造条件，高干招待所、饭店、疗养院为他糟踏、腐蚀飞天提供方便；而他的行为却没有受到社会上的任何抵制和谴责。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会出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呢？在谢某奸污飞天之前，小说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爱她的美丽，爱她的娇艳。这种美丽和娇艳是永远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的，可他又觉得他应当得到这些东西，有权利得到这些东西。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 其实，这也说不上是什么悲剧，如果不是打出个新中国，象飞天这样的俊俏姑娘那还不是任人摆布，多半是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被地主要去当丫头、小妾；甚至人贩子来把她拉去当妓女，那样的命运才悲惨呢。现在，谢政委爱她的娇艳和美丽，这能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生活小节上的错误，难道谁会因为这样的“小节”，来否定他为党为人民立下的功勋吗？难道谁又会因为一个姑娘而撤掉他军区政委的职务吗？答案是很清楚的。…… 这是一段画龙点睛之笔。表面看来，它只是在暴露谢某个人的丑恶灵魂，其实，这正是小说对飞天悲剧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所获得的答案。这个答案至少说明以下两点：第一，谢某的权力和地位是他有恃无恐地制造飞天悲剧的基本条件。第二，谢某的行为是受到社会保护的，社会不会因此而触动他一根毫毛。如果这是对谢某个人的错误和肮脏灵魂的揭露，小说并不认为谢某的权力和特殊地位是他制造飞天悲剧的必然条件，那么，小说起码可以写到周围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抵制和反对，来显示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显示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可是，这一切小说都不涉及，对谢某私欲膨胀的主观根源也不作深刻剖析，却在谢某的整个行动描写中，大肆渲染其通行无阻的原因在于他的权力和特殊地位。这样的描写，就使小说对谢某个人的批判，发展为对给予他权力和特殊地位的整个的社会的揭露。是社会造成了谢某的作恶，又是社会保护着作恶的谢某，并把两者的关系解释为某种因果关系。当然，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之流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严重破坏是决不能低估的，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是心向党，心向社会主义的。他们并不认为谢某之流的为非作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正是由于人民的觉悟、人心党心的所向，我们党才领导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胜利。而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势力的胜利。 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为了孳生和保护官僚主义、特权者而建立的，恰恰相反，它的建立和发展，是为了创造和提供根除官僚主义、特权者的条件，而且只有依靠它的巩固和稳定才有利于这种条件的充实和成熟。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是存在着某些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这是因为旧制度的尸毒还顽固地残存于新社会的肌体中，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除。而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也给这类现象造成可能利用的空隙。但无论如何，这类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决不是合法的存在，它总是要受到党和人民的反对、谴责和制裁。社会主义的文学当然可以也应该对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帮助党和人民逐步地克服它们。但是这种揭露和批评必须划清这些现象同社会主义的界限，应当有利于保护党和国家的肌体，而不是相反。 由于小说对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弊病作了偏激的理解和片面、歪曲的描写，在它的艺术画面中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不论对飞天悲剧故事的诉说，还是对飞天感情世界的描绘，都充满着浓重的感伤和绝望的色彩。命运把这个轻弱的姑娘从故土抛到异乡，当她在黄来寺刚刚得到一点生活的慰藉，还没有除掉丧母的悲哀和对生活的失望时，命运又把她抛向痛苦的深渊。她带着心灵的创伤重回黄来寺之后，又继续受着感情的痛苦折磨，绝望与她结下了不懈之缘。她明明感到人间是“苦海无边难渡”，却又不得不在这苦海中渡下去。在绝望中看不到出路的飞天，万念均释，心如死灰，产生了消极出世思想。她跟着唐和尚谈经讲佛，希图得到精神解脱；她“飘然欲去无所留，人间众多烦恼从此休，”一心一意要“向天上飞去”。当然，这不过是飞天掩埋痛苦的一条途径，对人间社会表示怨恨和抗议的一种方式罢了。 小说对飞天绝望情绪的渲染，对黄来寺这个远离社会的特殊环境的依恋，实际上是在散布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悲观主义和逃避现实的消极出世思想。既然人间社会充满苦难，逼得善良的人们无法生存，人们只好走这条超尘出世以寻求精神解脱的道路。 我们知道，佛家的超尘出世思想，长期以来是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为其愚弄劳动人民服务的。它要人们忍辱负重地承受现实世界的一切痛苦和不幸，不“私其身”，不“恋其生”，摆脱俗情私念，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以求进到另一个公平和幸福的世界里去。小说把这样一种充满虚妄和欺骗的有害思想，摆到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面前，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还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熄灭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以至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厌倦和绝望呢？苏东坡有一首词写道：“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位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虽因官途坎坷而有点牢骚，偶尔作一番“乘风归去”的遐想，却毕竟耐不住月宫的寂寞的凄凉，仍愿意置身喧闹的人间。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为什么还要拉着人们“向天上飞去”呢？还是回到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上来吧。 小说《飞天》在揭露社会生活阴暗面方面存在的一些偏差，向人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文学如何对待社会生活阴暗面的问题，也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问题。 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阻碍生活前进的落后和黑暗面的东西，社会迫切需要克服他们，这种生活实际和社会需要就赋予文学以批判这些东西的职责。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同旧时代的文学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不能不在本质上有显著区别。它们的思想体系不同，它们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它们批判成分的意义也就不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不懂得历史发展规律，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其批判成分往往带有某种空想的特点。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并征引马克思的见解说；这种具有空想特点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大道上的批判，它不需要什么空想的成分，它一刻也不离开现实，并且能够在现实的批判中展示出阶级的和社会的理想，照亮现实的前进道路。 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是有肯定的批判。它在肯定中有批判，在批判中有肯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光明面和积极面的东西，从总体上和在正常情况下是占主导地位的。高尔基在谈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时，就认为：“不能把它归结为仅仅是批判旧的现实、揭露旧现实的恶习的感染性。我们的文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体现、描写，并从而肯定新的现实”（《论文学》第224页）。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于社会生活本身没有提供新的现实，所以它主要是从事于批判。它的批判可能是尖锐的、深刻的，却不会是彻底的。 社主义文学的批判既然是有肯定的批判，所以它在批判黑暗面的东西时，就不应忘记、抹光明面的东西，不能忽略黑暗面的局部性和暂时性，否则就可能丧失其批判的意义。斯大在一九三○年曾先后给两位苏联作家复信，对他们同样是批评社会生活缺点的作品表示了然不同的看法。他肯定了一位作家的两部讽刺作品，因为“它们的基本思想在于尖锐地提了我们机关的缺点问题，并且深信这些缺点能够改正”（《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175页）。他严厉地批评了著名诗人别德内依，因为后者在讽刺诗里片面夸大了现实生活的消极面，把群众的面貌写得一塌糊涂。斯大林批评别德内依过分迷醉于他曾经运用过的很准确狠巧妙的批评，结果在他的作品中“开始发展为对苏联的诽谤”，“对苏联无产阶级的侮辱”（《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23-27页）。这个鲜明的对比，说明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 社会主义文学对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对社会上某些缺点、错误的批评，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其社会效果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客观上产生了动摇旧秩序永世长存的观念，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乐观主义的社会作用。前者却不是为了动摇新制度的基础，而是要摧毁旧事物的残余，克服新制度的缺陷，为新制度的发展扫清道路。悲观和绝望常常是旧文学的特征，而社会主义文学则应当与悲观主义彻底决裂。 《飞天》的作者刘克同志，是部队读者所熟悉的一位作家。他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写出过一些较好的短篇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平定叛乱和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翻身解放的斗争生活。这些短篇的结集《央金》出版以后，不论在部队中和社会上都得到了良好的反映。读者们期待着这位有生活基础和艺术素养而且热情饱满的作家，写出新的更有影响的好作品。现在，当我们读过他的新作《飞天》之后，却不禁生出一种陌生之感，同《央金》相比，《飞天》似乎失去了一些什么，又增添了一些什么。《央金》给人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幅幅描绘西藏人民新旧交替的生活变革图画所焕发出的强烈的时代气息。从黑暗沉重的农奴制社会跨入光明美好的社会，西藏人民的生活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当新中国的阳光照射到青藏高原这块农奴主贵族统治的世袭领地时，世世代代过着非人的屈辱生活的百万农奴开始觉醒了，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而作出顽强的努力：对贵族老爷残酷压迫的韧性反抗，对进军平息叛乱的金珠玛米的真诚支援，对千百年来压在心灵上的传统观念的奋力挣脱，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一切，构成了西藏人民历史生活中最动人的一页。这一页动人的历史，在《央金》里得到了清晰而朴素的反映，加上它明朗、热烈的色彩，欢悦、炽热的情调，予人以热爱新生活、创建新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可是，在《飞天》里却令人惋惜地失去了这一切。社会主义新生活那种吸引人的眩目光彩黯淡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热烈愿望冷却了，劳动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血肉感情破裂了；生活的折磨，痛苦的辗转，凄婉和悲凉，幻灭和绝望，塞满了人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从这幅阴沉灰暗的艺术画面中寻求一点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实在难呵。 《央金》给人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活跃在作品里的那些翻身农奴的淳朴形象：那个全力支持解放军平叛的豪迈、爽朗的丫丫，那个毫不畏惧老爷的摧残迫害、勇敢地投身于解放军医疗队的顽强的巴莎，那个对建设新生活充满着主人翁的责任感的女乡长齐美……这一个个富有生气的人物形象，不仅使读者看到藏族人民纯洁善良的品质、顽强不屈的性格和憎恶旧势力、向往新生活的美好情怀，更使读者看到新中国的温暖阳光怎样融化了千百年来堆积在藏族人民心头的冰霜，怎样照亮了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怎样激起他们的热情和理想。然而，出现在《飞天》里的人物，却丧失了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鲜明特征。唐和尚超脱红尘，海离子不问世事，飞天“万念均释”，要“向天上飞去”。通过这样一些人物的不幸遭遇，他们对现实的冷漠、怀疑和失望，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吗？ 从《央金》到《飞天》的上述种种变化，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具体生活内容有所不同，但毕竟还是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作者失去的是对新生活的热情、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增添的却是对现实的烦恼、失望和冷落的意气。不然的话，在《央金》里曾经发出过“雅鲁藏布江啊，你流不完的苦难，将要到头了”这样喜悦的呼唤的作者，在《飞天》里竟发出“苦海无边难渡”这种忧愤交加的喟然长叹，人们该如何理解呢。当然，在近二十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过严重挫折，人民群众承受了巨大的磨难。然而在艰难困苦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彻底粉碎林彪、“四人帮”妄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和失策，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切表明，党和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逆转的。因此，人们没有理由对生活和社会的前途失去信心，没有理由对过去所坚持的信念产生犹豫和动摇。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曾经同党和人民一起经历过严峻考验、走过了艰难曲折道路的作家，在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都有这样的看法：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爱护党和人民、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出发，通过自己的创作，帮助人民认识并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麻烦和问题。同时又振奋自己和人民的精神，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不要看到一些困难、挫折和阴暗面，就惊慌失措，冷言冷语地抱怨和指责，甚至散布悲观情绪，用这种轻率的态度去进行创作，不是雪里送炭，而是火上加油，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必须不断提高自己观察生活的能力，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而不要被暂时的现象和表面的真实模糊了视线，不要做某种偏激情绪和错误思潮的俘虏。一个真正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家，应当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了解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体验他们以新的方式建设新生活的思想情感，分辨旧事物的残余和新事物的萌芽，使自己的作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四化。 我们认为，《飞天》这部作品对于作者来说，只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曲折，一次失误，一种创作实践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改笔。应当承认，即使在这个失败之作中，也显露出作者的艺术素养较之写作《央金》时有了某些发展。假如作者能够正确吸取这次教训，以积极的态度发挥他的艺术才能，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写出受到读者衷心欢迎的好作品来。 一九八○年六月 （原载《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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