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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婚礼 婚礼竟也能如此脱俗。 1996年10月1日泰国芭堤雅阁蓝岛（又称珊瑚岛），来自中国的19对新婚夫妇在此举行了令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海底婚礼”。 这些新人莫非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浪里白条”？新人们难道要穿“水鬼”、“蛙人”的潜水服、背一个氧气瓶“拜天地”？“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只要戴一个特制的头盔，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就可以下到6米深的海底。即使不会游泳也可以在特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防侧漏的头盔保证新人的头和脸都是干爽的，不会破坏发型和妆彩。”国旅总社公民出境部王建民先生回答中透着轻松。 国旅总社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海底婚札的组织者。王建民是这个特别婚礼的“司仪”。“一年前（1995年）在泰国刚刚推出‘海底漫步’。我们做了市场分析，决定将这一特色旅游项目和婚礼结合在一起。结婚的日子应该好记，因为以后还会有‘结婚周年’甚至银婚金婚纪念，我们把这个特殊的日子定在了今年（1996年）国庆节。” “泰国新婚之旅暨海底婚礼”的广告8月份登了出来，每人588元人民币，只比普通的泰国几日游多花几百元。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有的闻讯报了名，有的甚至为了这个婚礼提前了婚期。 各项准备工作紧张周密地进行。国旅方面为婚礼选择的那个海域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首先安全，没有鲨鱼出没，没有暗礁，滩缓沙细；其次自然景观美，白色的沙、绿色的水、色彩鲜艳的珊瑚和成千上万条漂亮的鱼。为了万无一失，工作人员还是在该区域罩上了安全网。泰国方面还提前一个月开始“训练海鱼”——钓鱼的人都知道“打窝子”（北京话），每天投放些食物，让鱼养成招之即来的习惯。据说海鱼也要“打窝子”。届时，它们将成为浪漫婚礼上最浪漫的布景。 “不过，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也只成功了一半，关键还需要新人们的积极参与、有创意有个性的‘发挥’，他们之间还要显示出默契。”国旅方面在事前告诉这些新人：水下说话听不见，但玻璃罩里对方的表情看得很清楚，还可以通过手势等动作相互交流。 那一天终于来了。上午8点30分，19对新人用完早餐，在他们下榻的泰国高源兴宾馆门前合影。夏燕兵夫妇穿上了他们自己特制的。分别印有草书“情”和“缘”的T恤，其他人也一律是轻松的“短打扮”——尽管此刻他们的心情未必真的那么轻松。步行200米到达海滩，他们登上了被鲜花、气球装饰的快艇，30分钟后来到阁蓝岛。9点30分婚礼正式开始，新人们此时换上了游泳衣。他们分组依次下水，每组3对。工作人员把重35公斤、价值10万秦铢（约4万元人民币）的银色头盔戴在即将入水者的头上。在入水的瞬间，不少人的耳朵会有不同程度的胀痛感，但再往下走，这感觉就可能不知不觉消失了。“我情不自禁被自然景观吸引了。真的，我事前曾不止一次想象，一旦身临其境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贫乏。”28岁的新娘阎亦男事后对我说。或许，真正的美妙就该是这样——它根本就在梦想之外？ 新人沿船后舷的梯子下到海底，大约需要1分钟的时间。这一分钟带来的不只是新奇和刺激。“我望着我的新娘缓缓走下来，朝我走来，我心里有一种感动。”新郎王岩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距离带来的美感——这好像正是我们中国传统婚礼中缺乏的。不知这么说是否偏颇——被众人笑闹推推操操挨在一起的中国新郎新娘近得看不清对方的脸，唯一的感觉恐怕就是“同命相怜”了。所以我觉得海底婚礼的舷梯和教堂里的红地毯一样，浪漫又富哲理：新郎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就是这么短。但又有多少人“有缘”走过来呢？而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米距离竟又显得那么长。 寂静的海底，许许多多“训练有素”的鱼在新人身前身后无声地游着。神圣的气息在四周弥漫。这又让人想起教堂，中国青年羡慕西方的教堂婚礼，其实是渴望宗教仪式带来的神圣感。老实说，我们娶媳妇时坐花轿、吹吹打打、放鞭炮确实热烈吉祥，但就是缺了那份神圣感。海底婚礼可能会给我们启发：大自然能够赐给婚礼神圣感——人生的重要时刻与生命的主题竟贴得那样近。 新人们开始在海底交换结婚礼物。这种时刻自然少不了鲜花和钻戒。不过，美丽的、贵重的礼物含义和“用途”都太复杂了，所以做结婚礼物是不是有些暧昧？相信大家都会为徐力、葛玉红夫妇的“同心锁”喝彩。他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两把大铁锁，在泰国芭堤雅海中，在珊瑚和数不清的海鱼见证下，把两把铁锁锁在一起，然后义无返顾地将两把钥匙丢在了海底。真不敢相信在90年代还有这样“信誓旦旦、不思其返”的海誓山盟！面对人情世敌“沧海桑田”般的变故，一代又一代人空有叹息。现代人更是因“这世界变化快”而把天长地久看成是神话。“同心锁”——它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这份廉价、朴素、笨重的礼物，就因这“明明白白”而有了纯粹的浪漫。 在参加海底婚礼的19对新人中，王岩、阎亦男夫妇最“抢眼”。新郎王岩正是那个被“从舷梯上缓缓走下来的新娘”感动的多情绅士。皮肤白皙穿桔色泳装的新娘小阎则靓丽活泼，在海底，她用一只充气的“大嘴唇”在两人的透明面罩之间传递“爱之吻”。在婚礼当天晚上，由国旅和泰国泰南旅行社组织的晚宴上，小阎又是唯—一个穿婚妙的新娘——从长春带来的。当然，她的新郎穿最正规的西式礼服与她呼应。 几个月过去，来京出差的小阎提起这个婚礼还是兴奋不已。她说海底婚礼给她的第一感觉是天方夜谭，现在，她认为那是一个给自己的“惊喜”。在京期间，她在国旅总社看到了海底婚礼的录像，同一天，在长春的王岩也收到了朋友捎去的录像带。他们在两个城市重温了那个令他们难忘的婚礼，之后通了长途电话…… 小阎对我说：“我的同事都很羡慕我们。一个32岁的男同事说：‘唉，后悔死了，当初结婚，一是没赶上这样的好机会，二是自己根本没动这类念头。’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说：‘值’——两个人日后还可以回忆、品味。但也有些中年人表示不理解。”小阎说长春和许多城市一样注重婚礼的排场，仅婚宴当天摆酒席一项的花费少则1－2万元，7－8万元也不稀奇。她的许多朋友同学都是那么“过来的”，她自然也不能“免俗”。她将在1997年春节再补一个传统婚礼，“别人怎么办的我就怎么办。”小阎的两次婚礼从另一个角度为婚礼重新分类：“为自己的”和“为别人的”。 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阎夫妇来说，“从俗”也并非盲从或被迫。小阎的父亲很开明，他退休前是长春市城建局局长，现在是九三学社副主席。当初还是他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广告，劝女儿参加海底婚礼的——他们原定于1997年春节结婚。但小阎总觉得自己和未婚夫王岩已算“大龄晚婚”了——28岁。他们像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既希望为自己活，也不得不从父母的角度考虑——不然，他们在亲戚、同事、朋友那儿“说不过去”。 海底婚礼为了自己，热闹而铺张的婚宴为别人——小阎夫妇希望“两全”。国旅方面透露，参加海底婚礼，回来再补一个传统婚礼的不止这一对。出境部王建民先生分析说：“我和这些年轻人接触，觉得他们是比较成熟的一代。他们的婚姻观念既不完全‘西化’，也不照搬传统。他们主张的‘回归家庭’更重视小家庭和个人。他们表现欲强，愿意袒露对爱情的态度。他们尊重父母，但他们为自己而生活。” 几年前，一对跳伞冠军的“空中婚礼”曾在国人中引起轰动，但那毕竟不适合普通人。这几年公民出境旅游方兴未艾，在激烈的竞争中，国旅并不一味“低价”，而是在“新、奇、特”上做文章。他们尝试将旅游中新奇浪漫的项目与婚礼结合，与“彷徨”中的年轻人一拍即和——他们正发愁：传统婚礼已在攀比风中变成“劳民伤财”；悄悄领证，似乎既对不起父母亲友也对不起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就这么轻描淡写一笔划过？真的不在乎无人喝彩？ 海底婚礼的尝试成功了。现在，海底婚礼已成“保留节目”。话说回来，婚礼不是旅游不是冒险，也不是社交宴会，婚礼有它的不可替代性。空中婚礼也好，海底婚礼也罢，它们的真正意义还在于让我们明白：人们今天需要既有仪式感又有个性的婚礼，而且还要既为自己又要兼顾周围的人。现代婚礼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距离能给我们什么 北京大中型商场的竞争日趋激烈。1996年，在王府井商业街落户的“世都百货”自信地加入了这场竞争。这家商场早在开业之前就确定其服务方式要拉开售货员与顾客的距离——不主动向顾客打招呼、不主动介绍和推销商品。这种新鲜的、略带神秘感的服务方式迅速在商界、新闻界和消费者中传开，人们称之为“零干扰服务”、“无干扰服务”、“距离式服务”或“隐性服务”。 感受“距离式服务”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世都”一层一直闲逛到四层，几乎每一个售货区都没有放过。除了化妆品柜台售货小姐的目光显得“热切”外，在其他地方，售货员大都忙着整理商品、登记商品或核对账目，也有的安静地站在那里。 坦率地说，谁在商场没遇到过这样令人尴尬的事？在仔细看过商品之后，你发现并不合意，但售货员忙活一通之后，你不买，他（她）立马“变脸”，或是接受热情服务之后你不好意思不买。而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哪个消费层的顾客都可能碰到喜欢却消费不起的商品。“您看中什么了？”“只是随便看看。”在“世都”，这样的回答还真没听到。我看中了一件“世界顶尖品牌”的服装，知道自己的收入还承受不起这样的消费，但我还是仔细地看了它的款式、质地以及做工；我想买条皮带，在旋转货架旁挑来挑去，又在穿衣镜前试来试去，售货员站在一旁始终未主动和我说话。 “小姐，我想买一条扎在毛衣外的皮带，你看这两条哪条更合适？”我问。 “配毛衣，我看细一点的那条更好些。”小姐这才走过来。 “为什么你不主动向顾客推荐呢？” “这是我们店统一规定的。因为有的顾客不喜欢售货员太主动，他们往往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自己去商场买东西也有这种感觉。” 结果，我买了皮带，意外地发现包装袋里有一个小卡片，上面除了1997年日历和“世都”的广告，竟还印着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话：“……人人的话都要听，但是不要随便出主意；人家的批评要接受，但是你自己的判断力要保留。你可以尽你的财力所及买讲究的衣服，但是不可以华丽争奇；大方而不庸俗；因为衣裳时常表示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要忠实，然后紧接着就是，如日夜相继似的，你自然就不能虚伪对待任何人。” 第二次逛“世都”，另一位售货员向我谈起她对服务方式的看法：“我以前也在别处做过售货员，顾客一走过来我马上热情相迎：‘您喜欢哪一款？’对方十有八九不太高兴地说随便看看，一天下来我们售货员的自尊心也挺受打击的。”这位卖床上用品的年轻姑娘换了一个角度来看“距离式服务”。 这次我也观察到其他顾客的反应。一对欧美中年夫妇似乎对日本餐具感兴趣，他们看得很仔细并低声交换意见。售货员站在不远处，但没有因为他们是外国顾客而“特别关照”。在四层的收款台旁，我翻了翻商场准备的《顾客意见表），从设施、商品到服务列了不少项目，我注意到填表人在服务方式一项上大都在“舒服”两字下面画了“＊”。 “舒服”——这样的评价是感性的，而对于一家现代化的商场，对于走进走出的顾客，这是至关重要的。它使“世都”迅速靠近它的目标消费层。 哪种服务方式更适合中国消费者 有的商场不以为然，他们不相信，除了“职业式微笑”、强买强卖、大抽奖大减价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顾客掏腰包。而同在这条街上，历史悠久的百货大楼似乎更有话要说。若干年前，那里曾出了中国服务行业的一代楷模张秉贵，至今人们还向大楼前他的铜像投以敬佩的目光。新闻界促成了一次对话：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专门做了一个节目，请“世都”和百货大楼这两家商场对热情服务和距离式服务的优劣进行辩论，据说双方最后站到了同一“战壕”里，一致认为距离式服务更能体贴顾容。百货大楼的一位老售货员，50年代的劳模给“世都”写了封信，说她虽然主动服务了几十年，但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她因此赞成“世都”的“距离式服务”。而“世都人”怎样看待当年的张秉贵精神？这种精神过时了吗？“世都”公关部经理徐十周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把这两种服务方式放进中国零售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谈他的看法。他说：“中国零售业、服务业90年代以前，是封闭式的，是被动地等待顾客，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质量好坏都与己无关，冷淡顾客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张秉贵做得那么好，真不容易。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场硬件设施变化很大，开架售货越来越普及，服务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我们在培训员工时提出：‘顾客需要时，招之即来，并提供专业化服务，顾客不需要时让他（她）感受不到。’但张秉贵的精神仍然重要。我理解他的‘一抓准’代表敬业和业务水准，而‘一团火’是对顾客发自内心的真诚。” 据说“世都”本打算请那位写信的老劳模给全商场一千员工讲讲，但那位朴实、不善言辞的女工推辞了。 “世都”的选择 “世都”的总经理曾任中日合资的赛特购物中心的中方经理，这次他为何对美式服务投了赞成票？ 倡导者徐十周告诉我，他曾亲眼看到一个美国人被日本式的服务窘得不知所措。我赞赏“世都”的选择——不盲从，而是充分考虑了可行性。全世界都承认日本的服务是优秀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日本商家对员工的站姿、视线的高度、嘴角微笑的程度、双脚的角度、男女员工手放的不同位置都有严格规定。不少员工天天对着镜子练微笑。他们的餐饮业甚至实行“跪式服务”。对这样的服务，施者和受者都能泰然接受，这里面有着根深蒂固、血脉相承的民族性，不是其他民族能学得好的。相反，在美国逛商场是一件轻松的事。售货员似乎总在忙着打扫、擦拭，没有人会冷不防地站在你身后问：“买点什么？”即使你把商场当公园和博物馆来参观，溜达一整天恐怕也没人盯着你。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在国内学过物理，在美国学过公共关系的徐十周最喜欢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不以理解为基础的信仰不是真的信仰而只能是迷信。 中国零售业和服务业走到今天，已过了争论买卖双方谁是上帝的阶段，或者可以说，让顾客轻松、自信、不失尊严的服务理念正将这一行业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实质是强调对人的尊重，“世都”那两位售货员刚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点——尊重顾客，同时也尊重售货员。零售业硬件设施的改善、商品的极大丰富都不应将“人”淹没。相反，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尊严应当更加受到重视。 中国零售业发展之迅速让人感叹——几年走过国外几十年的路程。1992年可以称为一个“分界年”，在此之前，商场少、设施落后、商场购物环境拥挤。而这一年“燕莎”、“赛特”出现了，电动扶梯出现了，商场有了空调，引进的商品也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消费者的眼界，甚至可以说引进了一种消费文化。 消费者自我意识的增强对服务业自然会提出新要求。业内人士介绍我们的商场现在在硬件方面已不比外国一流的百货公司差了。但如果说在商品方面还有差距的话，那在服务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看王府井的前景，“世都”的硬件在这条街上只是“小巫”：新东安开业，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百货大楼正在翻建，总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还有规划中的和地铁相通的地下商场…… 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服务”将是“兵家必争之地”。 后记：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初，“世都百货”的“距离式服务”刚“新鲜出炉”的时候。现在，这家店的环境仍如开业之初那般“舒服”，但服务已与当初被媒体广泛关注时大相径庭。 看来，在商场越建越多、越建越大的同时，我们的商业服务却与我们的理想有着很难逾越的“距离”。 走近婚纱照 1993年，北京东四“银街”开张了一家“情浓丽舍”新婚服务有限公司，两层楼面积千余平方米，投资一千多万元。一年之后，这一带成了婚纱摄影基地，“老麦”、“皇宫”、“丽的”、“亲密爱人”相继开张。离此不远的“浪漫经典”开业不久，又在文化人聚居的海淀区另开分店。在西单十字路口，一家富丽堂皇的影楼在东西两侧各开店面，通常是东面揽活，西面拍照。婚纱摄影广告常出现在几份畅销报纸上，捧着鲜花的新娘让版面流光溢彩。如今，在入夜的北京，影楼已成了几条主要商业街上最亮丽的风景。 很多影楼的经理们都说，他们开张前都做过市场调查，吹吹打打花轿迎亲已成历史，大吃大喝大操大办显得俗气，烟花爆竹禁放，婚礼不热闹了，于是重视结婚照就成了时尚。在北京站住脚就可以向周边发展，再加上北京每年约有10万对青年结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 “婚纱摄影”最早出现在欧洲，70年代末在港台及东南亚风靡，90年代席卷北京、广州等城市。不少影楼的摄影师都有“国际级大师’哟招牌，比如摄影顾问是“英籍马来西亚人”、有皇家证书或者在东南亚获过“大奖”……但实际上他们不常露面，真正动手的是大师的徒弟或徒弟的徒弟。 在影楼拍婚纱照，一对新人要更换许多套衣服，摆很多种姿势，新娘要化很细致的妆，如果新娘是短发那就更麻烦——发型师坚持给你一绺一绺地往头上粘假发——如果你想坚持个性和自我，就会听到警告：“效果不理想自己负责。”很多平素自认为很懂审美的姑娘在那个特殊时刻，也不得不放弃“原则”。如此这般，拍“婚纱照”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或整天的时间。早期的影楼有不少是表面光鲜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已经换好礼服的新郎，在等待他的新娘化妆、试衣的漫长时间里想要方便，惊讶地发现影楼居然没有卫生间，只好去楼外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面对公厕门口收费的老大爷，小伙子尴尬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华服并不属于自己，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比起今后的长相厮守，这一点小麻烦又算得了什么呢？ 影楼在拍婚纱照的同时，大多有配套的婚庆活动。“情浓丽舍”一层就有一间“罗马教堂”，里面可容纳百余宾客，新郎、新娘的亲友分别在左右两侧就坐。“教堂”正前方有圣坛，上有圣母的浮雕。副总经理徐先生介绍，影楼没有专职牧师，需要时可以现请。新人信教的，自己也会请牧师；不信教的，牧师可以由亲友装扮。客人有时还会有特殊要求，比如有一对新人提出，必须找有大胡子的牧师。 婚纱照的价格是昂贵的，大多在千元以上。一对新人一年前在某影楼拍摄婚纱照，“那天兜里揣了一千多元，进了这家影楼，看人家态度特好，当即就拍了，带的钱刚好够。”现在，他又带着同事来了。在仔细看了价目表后，他说，去年还没这么多“说法”：A款“诗风蝶韵”680元，拍12张，选6张……；E款“爱情双桅船”4880元；F款“心灵的港湾”6880元；到了G款“爱情之爱情”，已是8888元了。但尽管如此，工薪阶层的顾客也会对此“默默承受”。“结婚一辈子不就这一次吗？”我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刚刚做了父亲的石先生，他说妻子在月子里，常捧出穿婚纱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看。一对在1995年秋天结婚的年轻人2年前就开始积攒“结婚照专款”，他们月薪均不到400元，甚至连单位夏季发的几十元“防暑降温费”也计划进去了。 婚纱摄影的确有其动人之处，在拍摄过程中，新人们有时会情不自禁。镜头前，一位新娘仰起脸，新郎低下头，含情脉脉、甜蜜无比的样子。其实这不过是影楼的定势，但幸福的被拍摄者真正进入了状态，喜得摄影师连声叫好，不过他又突然提醒，“那位先生，瞧您的神态……您可别来真的！”另有一些新人面对镜头不那么会表演，被摄影师及其助理“身子朝东脸朝西”地摆弄得一脸疲惫，当然，柔光会很好地粉饰。 我不止一次在街上看到外表华丽的新人在摄影师的带领下穿街过巷地拍外景。1998年9月，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到的那个新娘双手提着婚纱被支起来的大下摆过马路，穿行于来往的车流、人流中，整个人活像民俗里跑旱船的主角，大圆脸上喜气洋洋。 影楼生意红火，自然会导致激烈的竞争。在1996年以后众影楼纷纷打出降价、优惠、送多项“大礼”的告示。尽管有明白人提醒那不过是“数字游戏”，但新人们似乎别无选择——总得为终身大事立此存照吧，而这个时代的结婚照就是这样照出来的。 尽管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把现今流行的婚纱照当成“艳俗艺术”的样板，把影楼里“贵族的”布景和行头以及世俗的快乐都放进画布，并通过夸张变形来针砭时弊，但影楼依然华丽地装点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夜晚的城市，让那些“不回家的人”也情不自禁向橱窗里张望。 对商人的把戏是应该警惕的，但是市民对婚纱照隆重的态度和从中获得的幸福忠、满足感是不应该被嘲笑的。这世界变化太快，连本世纪最大的神话——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也被无情地粉碎了，人们还能留住什么？终于战胜“婚姻恐惧症”的年轻人需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婚纱照显然比誓言更易保存，而且和父母60年代利、素的“黑白合影”’相比，90年代婚纱照预示了更清晰的未来——那些可能超越了自己真实生活状态的豪华服饰、布景和摆出来的“高贵气质”，正是新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啊。 对那些经历过“风雨”的中老年人来说，今天走进拍婚纱照的行列有特别的意义。 我的朋友高小姐的母亲去世多年，父亲再婚，拍了结婚照。对于父亲的新生活，高小姐不做任何评价。说起照片来却很替父亲自豪，她说照片扩成了巨幅油画效果，在怀旧的色调中，他老爸别提多帅了，50多岁的人，气质神态就像周润发。某影楼在开业之初举办了“向百对老人献爱心”活动，为婚龄在40年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婚纱摄影服务。北京印刷厂的老技师夏先生和夫人由外孙陪着来了，他们还带着50年前在东安市场拍的婚纱照。50年风雨同舟恩爱如初，让很多年轻人羡慕不已。在此次活动中，年龄最大的老人76岁。有的媒介说，子女出钱让父母或者外公外婆重拍婚纱照，为子孙孝敬老人提供了新方式。 通过化妆、摄影技巧和运用修版等后期加工技术，照片上的老人年轻了许多，当然不能把皱纹全修下去——那是岁月的痕迹。 遭遇消费时代的节日 贺卡与节日的“精神礼物” 很多城市没有下雪，点缀这个冬天的是花花绿绿的节日贺卡。 1998年的贺卡与往年有何不同？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几位朋友联名给我寄来一张贺卡，是由任首席设计师的胡阳先生绘制的——简洁的钢笔线条勾画出一个喜气洋洋、正在跳舞的女孩，旁边的文字也简单：《春之声》。收件人名字前标明“领衔主演”，寄件人则自称“观众”。 收到这张贺卡我觉得太温暖了，这真是冬天里想起春天的感觉——画中的我已经穿着薄裙在跳春之舞了！他们的祝福很幽默。 在这个“言而无信（电话、网络交流代替书信）的年代”，自制的贺卡弥足珍贵。但丹青妙手毕竟是少数，在电脑帮助下完成的“自制贺卡”热了起来。另一位在电脑公司工作的朋友利用电脑绘画软件制作了一张又一张网上贺卡，其中一张是给远在日本的妹妹的。此时日本正流行“数码贺卡”——用电脑将照片和彩色图画合成，独具个人风格。据说，这种“数码贺卡”软件在日本十分热销，各软件公司亦竞相推出“使贺卡富有个性”的软件，一般售价在5千日元。 日新月异的技术淹没了“个性”，现在人们又利用新技术更充分地表达个性，这个有趣的轮回浓缩在小小的节日贺卡里。 同时，以贺卡为代表的节日礼物在人与节日、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充当“精神礼物”的角色。 离新年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很多北京人呼朋引伴地涌向北京最大的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天意”，那里的节日礼品品种丰富而且价格较大型商场便宜。记者看到礼品厅里多数柜台都在卖贺卡，柜台前挤来挤去的都是年轻人。前面的人还没挑完，后面的就催“快点儿”。商贩乘机“捞一把”：“不卖单张只卖成套，10元一套，每套15张，不许挑！”从礼品厅出来的中学生三三两两站在路边清点“战利品”，每个人手里的贺卡都不是几张而是几十张！ 我姐姐，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出纳，夹在买贺卡的人群中。她的眼睛在贺卡堆里搜寻着，停在一张“彩色铅笔画”上，兴奋地对我说：那个穿羽绒服背着双肩背包的画中人很像我，在城市街道上大步走着，是神似。接着，她又发现了好几张类似的都市漫画……30岁的她是从不“乱花钱”的，可这次总共买了30多张贺卡，这些贺卡她并不打算寄出去，她要留着闲时拿出来把玩。我觉得她这么做是值得的，她每天都和钞票打交道，对钱的态度很理性——数钱的时候把它们当成“纸”。金钱不一定能买快乐，但如果能，为什么不呢？现在的贺卡不再是用印刷体印上千篇一律的句子了。我也欣赏“都市漫画”那几张，寥寥几笔画出了都市生活的状态和我们的种种期待。每张贺卡上人物生活的场景都不同，也像邮票似的成套设计，合起来看像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罗马尼亚大使馆的翻译刘莹小姐寄来一张印着“道歉信”字样的贺卡，大意是为自己近来疏于联系表示歉意。我回寄的贺卡上有一把椅子和一只杯子，很写意，自以为注释很浪漫：“新的一年我们会有一把椅子——不是办公室里那一把，它的腿陷在海边的沙地里，任潮水漫过来；还会有一只杯子，盛着咖啡——不是土耳其苦咖啡，而是加奶油的奥地利香浓咖啡”。这些话也许还有点酸——写这张贺卡时我正处于年前最后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发稿前的忙乱状态中。我相信她会立即明白我的意思。很久以前我们有过关于咖啡的讨论：她把读到的社会学家关于咖啡的论段，在电话里讲给我听——习惯喝土耳其咖啡的民族也习惯独裁，而盛行奥地利咖啡的地方一定民主。我笑过之后告诉她，我以前也只喝清咖啡，好像要向别人证明什么而跟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更在意自己的感受——还是加奶的咖啡好喝一些。贺卡继续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和默契。我们在对待礼物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消费和送礼不一定使人与人的关系畸形，“物物交换”、“等价交换”的人际交往方式不是古时就有吗？钱是为了方便这种交换才出现的。不然你送给我一只安卡拉羊做节日礼物，我还得算一算该回敬你多少担泰国香米。谁又能说这种基于物质的交换没有精神内涵？我一直对寄贺卡这件事不以为然。但我今年改变了看法——关系再密切不过的亲人、朋友也不会对你的贺卡无动于衷，这种含蓄的交流、细微的关怀在今天更显珍贵。我还想再举个例子，是我2年前看到的香港《一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一个姑娘在“情人节”那天上班时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大束玫瑰花，是已分手的恋人送来的，姑娘的表情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分手，但这个故事确实很美好，令人回味。后来我在街上看到有人抱着鲜花，总会想起这个故事。我不会再嘲笑人们在节日里买价格涨了好几倍的鲜花，不会再对邮局门口装着无数贺卡的麻袋不以为然了。 小农经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单纯而且密切，礼物实用性强；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疏远，节日本身和作为附属品的礼物反而寄托了更多的精神因素，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平衡。 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个时代，与极大丰富的“物质”相比，“精神”的力量越来越脆弱。 狂欢——寻找“意外的情节” 2年前北京的一家报纸登过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一个姑娘在去往中关村的一趟公共汽车上和一个小伙子邂逅，他们像大多数现代人一样，因为是“陌生人”，所以在长椅上并排坐了一路始终没有说话。在这则启示里，姑娘说，她很想认识他。 这样的事太平常了，可能我们都遇到过，又都忘了。这则启示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只是因为居然有人执意要找回错过了的“意外情节”。或许节日的狂欢面具能让循规蹈矩的现代人勇敢起来，面对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欲望——它们一度被日常生活的理性、实用主义、标准化、模式化掩埋，连我们自己都听不到它们的声音。 黄虹小姐在去通用公司之前，曾和我是同事兼单身宿舍的室友。我们都喜欢《假面舞会》这首歌，就在联欢会上合唱：“我戴着面纱和镶着假钻的头坠，参加这场期待己久的化妆舞会。我知道这将是我唯一的机会，与你熟悉却又陌生地相对。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平凡而无味，我知道这是个戴着面具的社会，而我也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请别要求我揭开那美丽的虚伪，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眼里有淡淡的后悔。当音乐结束之后我将离开你，让我们都带着美好回忆而归。”那时我们还年轻，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也喜欢时不时出点“风头”，但《假面舞会》让我们多少感受了一点人世的无奈——虽然是间接经验。现在我们再谈起那首歌，黄告诉我——每周中的5天，像“通用”那样的大公司里，员工都必须西装革履，从背后看经常认错人。 对现代人来说，在对节日的种种期待里，狂欢因素有着特别意义。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我们赖以立足的现代价值标准会暂时改变，在平时看来“不合理的事情”，因为节日和狂欢的缘故就变得合理了。这样偶尔交换一下价值标准，能忘掉压力和束缚彻底放松一下，能看到另一个自己。这可能是很多人想从节日里寻找的。 现在的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也曾过“狂欢节”。“金吾不禁”的典故源自汉武帝大初年间。掌管城门夜禁的官员执金吾（官名）接到皇帝赦令：在正月十五前后弛禁3天，让人们自由欢乐地过节。可惜，今天中国节日中狂欢的味道越来越少，或许只能从少数民族聚居区才能找到，比如傣族的“泼水节”。“爆竹声中一岁除”只是书上的句子，这几年各大城市纷纷禁放鞭炮，消除了公害，也使城市的节日变得过于安静。节日的安静与日常生活状态的浮躁、喧嚣形成了强烈反差，我们民族一向内敛的性格又和现代冷漠症绞在一起，使得染上“失落”通病的现代人更加失落，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借着洋节狂欢。 狂欢舞会、假面舞会似乎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节日狂欢形式。1997年的“万圣节”，北京中关村附近的大西俱乐部把西方的、东方的“鬼”弄到一块儿“过节”，自称是“万圣节”北京最大的“分会场”。“科学城”里很多年轻人都去了。不知那则寻人启事上的她和他在不在其中。人们脸上充满期待，期待一场狂欢和一个意想不到的惰节，相反节日原本的意义显得很不重要。组织者要求所有入场者都必须化妆或带面具（有人不得不临时往脸上添了几道猫须）。场内的大屏幕上不停地播放搞笑的鬼电影。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在舞池里表演钟道捉鬼。钟馗表演完毕招呼大家和他共舞。一时间，舞池内“群魔乱舞”。面具让你我他都更勇敢更自在。并非“长袖善舞”的人在场地中央笨拙地跳着，陌生的人们相互“恐吓”，笑作一团，吧台旁一些陌生人开始交谈……现实中很难见到的情节出现了。尽管它稍纵即逝——多数人在灯光亮了。油彩擦净了之后，便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又恢复了常态——拘谨、面无表情，不再和刚才聊天的陌生人打招呼便离去。 类似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幅幽默的“世纪风景”：在中国都市，过西方节日的中国青年不一定都去教堂虔诚地听唱诗班的赞礼，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西方人的“平安夜”去可容纳千人的大型迪斯科舞厅狂歌劲舞。在那里，入夜时分也会有象征性的节日庆祝仪式，但那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高潮在晚10点之后，上千的年轻人在强劲的“重金属”煽动下，自由自在地舞着。舞艺高超的，大多会跃到台上领舞，为本已疯狂的气氛推波助澜。其实这样的场面，周末的夜晚在迪厅也能看到。现代人渴望狂欢的心理使“迪斯科”卷土重来，想冲破什么的努力是酣畅的、也是短暂的、失落了“狂欢节”的中国人在这新的狂欢形式里究竟得到了什么？也许只有自己知道。 消费是节日的背景，也是节日新的模式 节日的狂欢和惊喜都离不开消费的支撑。 1998年新年已过，节日带来的消费热潮持续着。 真正的弄潮者是百货公司、购物中心。丰联广场里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已不见，穿红衣的“万宝路”促销小姐还在，店中店——本市唯一的一家“屈臣民”超市里昂贵的英国沐浴液。西班牙洗发水削价50％。百盛购物中心元月全面打折，最低的是“李宁”，2折起。还有抽奖和送礼：买大衣赠T恤，买饰品得VCD机……北京的三家“胖夫人”专卖店的优惠期从1997年12月拉到1998年2月。华联商厦和超市的4开铜版纸广告随发行量大的报纸送到各单位和千家万户……各旅行社关于春节“异地过节”的广告也铺天盖地。 其实，这个如火如荼的“消费的节日”早在1997年12月就已拉开序幕，它将绵延整个冬季，把本来寒冷萧条的季节装扮得漂亮、热闹。暖洋洋。 圣诞节无疑是整个冬季盛典的第一个高潮——狂欢的同时也是消费的高潮。音乐会、芭蕾晚会、圣诞大餐、狂欢舞会……从12月24日的“平安夜”开始，城市夜夜笙歌，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夜。 著名的“硬石”（Hard Rock）——全球连锁娱乐餐厅，在“平安夜”将门票从平时的150元涨到680元。很多人站在台阶上在风中等人，包括我的朋友。朋友一脸歉意——没买到门票，门票早在一周前就已售完，所以聚会地点还得再找，先头部队已经出发……据说“硬石”的狂欢节目里将有“抽大奖”，这虽是娱乐城惯用的手法，“硬石”的奖品却非比寻常——包括到美国度假的往返机票。手里攥着票的年轻人喜气洋洋，鱼贯而入。不时有空调大巴选来外国旅游团，东南亚的游客穿着T恤衫、短裙、凉鞋，露着半截胳膊、大腿和全部脚趾，兴奋地穿过北京的冬夜进入狂欢现场。这不禁让人感叹地球村里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相像，不同的只是各地的天气。朋友中有一位傅先生在德国的一个较为保守的城市工作了4年，刚刚回国，面对这样的场面很惊讶——在德国，他一直觉得洋节是别人的事情，“平安夜”从来没人邀请他参加聚会，街上也没什么节日娱乐活动适合“不回家的人”。没想到国内的圣诞节这么热闹。冷热对比让傅先生有点不适应。也难怪，这个归国工程师甚至不知道“卡拉OK”这种节日消费娱乐方式已在东亚、东南亚流行了好几年，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那个晚上，饭店和其他娱乐场所的火爆场面和“硬石”不相上下。早在一周前我就从报纸上看到“指导”人们过节的广告：五星级饭店王府饭店、北京饭店、希尔顿饭店、香格里拉饭店均推出以文艺演出、娱乐活动、大抽奖“佐餐”的晚宴，消费在320元／人—600元／人，部分饭店还另加15％的服务费。12月20日至31日，在希尔顿酒店消费的所有客人还将得到一张新年前夜的抽奖券。香格里拉饭店在“平安夜”当晚即抽出大奖——北京至洛杉矶的往返机票。被称为“六星级”的国际俱乐部以往的服务对象是外国驻京工作人员，1997年也首次推出面向国人的节日节目，“自尊厅”的消费是680元（附加服务费）。 圣诞节、阳历新年过后是中国的春节、元宵节、西方的“情人节”。节前是“大酬宾”、“大抽奖”，节后是“大削价”。高消费使人们的欲望和期待在节日里迅速膨胀，也提高了人际交往方式的“水准”。我的一位老同学现在是一家房地产集团公司的老板，他告诉我，去年的圣诞节“硬石”的门票也是这个数，他们公司买了40张送给客户。一个客户抽奖抽到了大彩电，他知道该领谁的情。平时着送这个礼物谁也不会收的，但“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方式”送出的礼物，他就欣然接受了。 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也沉浸在浓厚的金钱味中。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在中秋节8888元的高档月饼之后，情人节的9999朵玫瑰之前，万圣节狂欢舞会、圣诞节大餐、雪片似的新年贺卡、异地过春节的新时尚营造了一个“暖冬”。 拼命挣钱然后拼命花钱——这一度是让人羡慕的“美式”生活模式。一项有趣的调查表明，“疯狂消费”至今仍是美国人的“最爱”。英国都伦公司（避孕套制造商）不久前曾对1055位年满18岁的美国人进行性问题调查后得出结论：在美国人眼中，乘航天飞机邀游太空和当一天总统虽浪漫、威严却不及“性”的吸引力大，但若请他们用别人的金卡进行一次不加限制的购物，57％的美国女人和42％的美国男人认为“前三者皆可抛”。“拼命花钱”自然是过节的合理模式。 当这一模式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流行时，西方却开始有人抵制它——倡导“无消费日”、“免除圣诞礼物”，发达国家通过检讨过节的方式检讨“现代化”的得失。但“无消费日”不可能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甚至不能减弱人们的消费欲望——早在消费日前一天，人们可能已经采购回足够吃上一周，甚至用上一年的东西。 这是现代节日的大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节日的主题正在从传统的宗教、祭祀、庆典、宗族和家庭聚会里蜕变出来，而“消费’咱然成为新主题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似乎都只能顺应潮流积极应对，否则就是跟时代较劲，跟自己过不去。铃儿依旧响叮当，但已不似从前那般纯粹，很多百方孩子已经知道礼物不是圣诞老人送的。商业正在充当新的圣诞老人。多数中国人还会赶回家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但人与人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 消费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节日的新模式。 Lee Cooper抢滩北大 “你穿的牛仔裤是Lee Cooper吗？”这是1996年秋北京大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Lee Cooper（品牌）服装以30—200元的低价在北大连续倾销了8天，卖出服装近2万件。该品牌的强项——14盎司重的牛仔裤即使最低一档的款式在专卖店的售价也在300元左右，高档的近500元（50美元的国际标准）。但在北大，他们卖出的价格是100元。 Lee Cooper让北大三角地再成“热点” Lee Coope服装针对中国市场的营销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这一回他们选中了北京大学中著名的“信息集散地”——“北大三角地”……他们在这里支起了长约16米的封闭式售货大厅。进行为期8天的针对大学生的优惠销售。 名牌服装和低价格的“组合”对自视很高、但无消费能力的大学生果然极具号召力。商家每天早上10点一下午6点在此销售，而学生们早上8点即开始排队，下午5点，商家又不得不劝阻继续排队的学生。每天来此排队买衣服的学生约在1000－2000人。为避免拥挤，推销者让大学生们分期分批进入大棚——每次限100人，在大棚两头设出入口，派专人维持秩序。于是，自大棚出入口排起一列长队，认为机会难得的学生们“好不容易”进去了便不会很快出来。学生们往往要排上2－3个小时，才可能进入大棚。 具有北大特色的景象是：排队的学生手里都捧着专业书或外语书，一边专心地读，一边耐心地等。 8天时间近2万件的销售量，足以使北大校园成为“蓝色牛仔裤的海洋”。 学生“进棚”要凭学生证，但商家“也不拒绝其他高校的大学生”。那几天，通往中关村和北大的公共汽车一下子比往常拥挤了许多。 Lee Cooper何以进入高等学府 直接的“通行证”是5万元赞助费和“企业赞助学生再关心社会”的说法。 10月16日，北大学生义务讲师团和社区援助总队成立。和该校团委达成共识，并鼎立相助的企业正是Lee Cooper的代理商——乾宇中服装（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斯林小姐说：“社区援助总队的大学生将利用课余时间给在京打工的民工讲课，给学生当家教，给老年人服务，这一切都是义务的。而大学生中又有很多来自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总是‘义务’服务，这项活动不一定能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决定为活动提供必要的赞助费。” 至于5万元“是一年的还是半年的赞助费”，“是不是长期这么做下去”，双方目前尚未达成最后协议。 很显然，Lee Cooper的代理商以赞助公益事业、补贴贫困学生的善举取得了校方的认可，也拉近了“名牌大学生”与“名牌服装”的距离——这是赢得天之骄子的第一步。第二个高招就是前面提到的优惠销售。 为什么选择北京大学？商家的回答是“我们认为Lee Cooper这个品牌能和北大学生相配”。 说自己能和北大“配”的这个品牌来自英国，该公司成立于1908年，最初以生产劳动布著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政府指定为英国军队提供军服。1993年，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朋友穿了一身牛仔装，说：“英国人不穿英格兰、苏格兰格子西装的时候，就穿Lee Coorer。”那时，在北京市场还见不到这个牌子。 1994年，Lee Cooper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 英美两国牛仔裤争夺中国市场 众所周知，牛仔裤的“鼻祖”在美国，大本营也在美国。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Lee和尚未进入中国的Levi's、Wrangle被美国人视为“西部传奇”的象征。而牛仔裤又和可口可乐一样，被看成是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商品。 但英国货Lee Cooper先于美国货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面对潜在的“劲敌”，他们采取的是英国式的做法：先将自己的品牌定位成“都市牛仔裤”——相对于“西部牛仔裤”，Lee Cooper摆出了与美国货井水不犯河水的姿态。 同是名牌牛仔裤，美国的Lee把财力和心思用在惊世骇俗上：早在1992年，Lee的牛仔裤就已荣登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之后，他们又把一条巨型牛仔裤高悬在北京著名的赛特购物中心门前，接着又移师上海。 保守的英国货则始终坚持“感情投资”，并不遗余力地强调其经典感觉：当Lee津津乐道于它的拉链时，Lee Cooper却以优惠价引导“古典铜扣”款式。1995年他们推出LC08纪念系列，在每条牛仔裤的兜布上打上一个代表“近百年信誉”的圆形标志。这些营销手段已使相当一部分大公司的白领、文教艺术行业的年轻人以及科研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其“回头客”。而且，Lee Cooper进军北京市场以来从不做电视广告。该品牌代理商庄先生解释：“我们的产品不是一杯碳酸饮料——知道可口可乐就可能试一次。在国际市场，我们的牛仔裤采用14盎司名牌牛仔裤的标准价格：50美元。在中国市场，400多元的价格却不是谁都愿意而且有能力试一试的。所以，做电视广告的那笔投资我们宁可花在潜在的消费者身上——优惠或干脆奉送，让他们有亲身感受。他们以后可能就会去买，还可能告诉亲朋好友。” 大学生正是庄先生说的“潜在消费者”。 “天下没有白送的午餐” 早在1994年末，可口可乐公司也曾到北大，为期末考试的大学生免费提供该品牌饮料。而Lee Cooper此次活动比可口可乐“定位更准”，而且“优惠”比“白送”更划算，还可以给大学生一个排队抢购的“强化记忆”。 “天下没有白送的午餐”这句话在西方很流行，北大学生不会不知道。 对于Lee Cooper的优惠活动，大学生的态度有两种。地质系研究生小丁身材高大，显然很适合穿“欧版”，但当别人问他身上穿的那条牛仔裤是不是Lee Cooper时，他坚决地说“不”。这是由于他一是不愿花几个钟头排队，二是不想和周围人穿得一模一样。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把消息告诉校外的亲友，并愿意借学生证给他们。 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大棚”的学生也不是不明白商家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一个学生说：“他们（商家）真聪明，选了北大，‘切入点’也很准——信息敏感的三角地。这样谁都会知道这件事。另外，他们知道：我们现在买不起名牌，但5年、10年后就会有这个消费能力，所以他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抢占未来市场。” “有消费能力”又“认品牌”，这是中国正在兴起的“白领阶层”的特点，也是商家看中的。Lee Cooper公司的靳小姐坦言，该公司已把名牌大学的在校生看作潜在消费层。该品牌代理商庄先生打了个比方：“牛仔裤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全世界的牛仔裤布料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水洗工艺就不一样了，要自己去感受。”这个“感受”的机会恰是在接受商家的“培养”。果然，当我问那位“清醒”的大学生：“你以后买牛仔裤会首选这个牌子吗？”大学生毫不犹豫：“会的。我亲身接触过的品牌自然有亲近感。” 其实，“麦当劳”为孩子过生日，“肯德基”资助希望工程之类的事，这几年中国人见得不少，迪斯尼的“米奇妙”雄霸了童装市场，德国的“阿迪达斯”正准备实施进入中国小学、中学的计划。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即使明知道针对下一代的倾销与赞助是“糖衣炮弹”，如那位大学生，但还是会掏钱，并可能成为永远的回头客。 “吃了人家的饭”，自然会留下一份记忆，这记忆可能很美好——这正是商家手里的一根长线。他们知道：来日方长。 野菜、虫子上餐桌 山野菜上国宴是几年前的事。国务院总理在钓鱼台款待外国首相，菜单上就有两道野味：泡绿菜苔、炸薄荷叶。 后来“山风”便在民间刮起来，和其他无关，只是大家都想尝一口。 不靠山也吃山 广东人据说是“什么都敢吃”的，后来此风蔓延到北京。众多风味餐馆如“黑土地”、“黄土地”之类都拿野菜点缀餐桌。经营傣家菜的“傣风大酒楼”竟也增了野菜席，10人一桌的要600元到800元。再后来，星级饭店与中高档超市也有野菜买，在北京市面上常见的野菜有40余种。 吃了“草”，便开始吃虫子蚂蚁。蚂蚁脖子很细，加工易折断，所以一个蚂蚁罐头中整只的很少，通常是在汤里撒一把，或将奶油球醮上蚂蚁炸。当然还可以做名副其实的“蚂蚁上树”。北京为此有了蚂蚁食品专卖店。 活吃蝎子则流行于西安，以此出名的饭馆叫“蝎子楼”。活蝎虽在白酒中泡“醉”了，但吃到嘴时仍有攻击力，这样的餐宴颇惊心动魄。豆虫也是一道考验魄力的菜，它有小指粗细，两三寸长，胖胖的，炸后头眼、花斑仍清晰可见。最标准的做法是“外焦里嫩”，肚子里保留稀汁。但考虑到城市人的承受力，厨师一般仍把它们炸透。 现在山野菜和昆虫食品形成了产业。北京林业局成立了专门开发此类野味的“林海公司”，副总经理王顺通说：“过去这些曾是救命的粮食，现在是富足生活的调剂。”颇有文化味儿的北京“半坡啤酒村”餐馆，据称是全市经营野菜昆虫品种最全的，“村长”赵志明说：“大多数人是吃个稀奇。比如杨树叶、柳树叶，一点儿营养没有，怎么吃怎么拉。还有虫子，吃过了就行了。” 赵志明自己不吃虫子，不过他的生意真的很好。食客多为文化人和商人，其中外国人占1／3，德国奔驰（中国）公司总裁、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都是座上客。“来这儿的日、韩留学生最多，他们叫一辆小巴，把满北京的老乡都拉上，所有的野菜虫子一人一份，就着一扎一扎啤酒，还总往厕所跑。” “靠山吃山”真是句老话。今天的城市人也“吃山”了。 看着利润不浅，“林海公司”之后又冒出个“林地公司”。北京房山区的林地山野菜加工厂也开张了，它引进国外设备，形成北京最大的山野菜加工基地。业内人士说：“全国都在开发野菜昆虫，市场尚有很大潜力。” 补补身子，稍带除害 北京最早“倡导”野菜的，是“天源酱菜园”，菜是腌制的，特咸。大家先是有空挖点儿尝尝，现在变成花钱去买。一些野菜如蕨菜、贡菜，也就成了家常菜。 山野菜常见的有猴腿、苦菜、曲蚂菜、马齿苋（麻绳菜）、蓟菜（刺儿菜），好吃的是木兰菜。榆树钱儿，味儿怪的是鲜花椒芽、鱼腥草。还有能入药的，如补肾的刺五加、清火的薄荷、解热利尿的蕨菜。云南菜馆里的干巴菌、鸡棕菌也称得上是珍品了。至于没啥可吃的树叶子，也被命名为“春杨芽儿”、“春柳芽儿”。 专营野味的公司每年春秋两季采摘野菜，经保鲜加工后储藏，以备淡季之用。装入罐头或袋子的虫和草被买去，做熟后上桌。赵志明说：“野菜生意利特大——三四元进一袋，能做两盘，一般一盘卖12元。” 人们都说，这东西去火。现在的人操心的事儿太多。 虫子们多来源于山东、河北、东北，或捕捉或饲养。常见的是蚂炸、蚂蚁、蝎子、金蝉（知了）、蚕蛹、豆虫。进餐馆时都已经高温加工处理了。据说蚂蚁也叫“神孚”，含高蛋白质和101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我国有2000多种蚂蚁，不少可以食用和药用。全国已有生产蚂蚁制品厂100多个，有关蚂蚁的食品和饮料还上了天津、四川、广东的餐桌。吃蝎子最好的季节是夏季，可把体内“湿热”排出来。 食补是中国的强项。稍带也可吃掉欺负人的蝗虫、豆虫。 野味并不全是珍禽异兽，吃得别开生面就是了。吃虫吃草，可以让城市人变得温文尔雅些，就像小鸟。但无论吃什么都不能过于凶猛，否则，如果吃完最后一片叶子和最后一条虫子，我们又该吃什么呢？ 百货公司里的“生活” 商场里的信息轰炸 很多人喜欢“看商店”，在国外被称作“Window ShoPping”。 日本女性最爱“看商店”——收集流行信息。她们会从2月初一直看到月底，看流行趋势、看店家是如何搭配商品的。到了3月1日发工资的那天，她们会在下班后冲向目标店的目标商品，一买就是5件——和她们衣橱里的旧货进行合理组合能变出更多效果。如果一个月考察下来觉得自己不适合全身披挂“流行”，她们就会买件流行的配饰，渗入一点点流行元素。 一些年轻男人也喜欢通过看商场获得信息。他们几乎都会在大型鱼缸和加湿器前驻足——那些鱼太漂亮了，而且只有在那些不断制造氧气的高级鱼缸里它们才可能这么精神！有些人特别喜欢看现代厨具。我的一位做体育记者的朋友到法国出差，在新凯旋门附近的一家商场，他看到货架上有一个沙漏，店员介绍说那是煮鸡蛋时记时用的——沙子漏完刚好3分钟，超过3分钟鸡蛋就老了。他特意给我带回一个，用它煮鸡蛋时情不自禁为拥抱新生活而沾沾自喜。朋友李晏是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而且热爱戏剧，他喜欢逛商场，其实是去观察人。那天我们同去北京赛特购物中心，李示意我看那个外国中年男子——他正对着一面化妆镜做鬼脸，那镜子高倍放大，却一点也不失真…… 当电子函件、移动电话、卫星传播、光缆、因特网和电视机节目让我们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又无处躲藏时，商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信息轰炸的场所。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也在这里显现。 不管商场的环境和服务多么周到，走出来的人还是会感到“累”。现代百货公司里“信息密集”恐怕是累的主要原因之一。想想吧，我们累的仅仅是胆吗？——它显然和我们传统的休闲方式“逛公园”不同。观赏自然风景时我们并不在意什么信息，而逛现代商场时扑面而来的都是信息：那些试图引起我们注意的花哨颜色和千奇百怪的造型，那些流行信息和渗透高科技成果的细节在牵引我们的眼睛、充塞我们的耳朵。为了吸引我们，它们极尽夸张之能事。 “‘撞到你的脸上’——这是富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伟大短语”，美国31岁的广播新闻评论员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的这句话用在这儿是最合适的。广告、娱乐、商业的确变得越来越“震撼”、扣人心弦、骇人听闻，它们充斥我们的公共空间，密度越来越大，让人睁不开眼、透不过气——所有这些，正逐渐导向一个更庸俗的社会，“它倾向于强化我们的注意，夺走我们的安宁，更坏的是它还损害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社会结构。” 这个信息时代让距离消失了，它把“快餐文化”培养起来的快速消遣的爱好引向极致。新的商业、娱乐的前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精彩——正如那些无论制作费用还是视觉效果都让人目瞪口呆的美国“大片”，但其“混合效应”可能让我们越来越麻木。所有的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给予我们某些东西必定把另一些东西拿走。 百货公司：现代乐园还是心理诊所 今天的商场已由单纯的购物场所变成了“购物场景”（新的商业专用语），代表零售业最高级消费场所的百货公司现在不仅卖东西，还试图提供“生活方式”、“娱乐”、“艺术”——这是零售业发展的模式，也是一个消费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理想生活模式”。 我的一位往返于北京和东京的朋友于女士，向我描述了东京的人们如何在百货公司里消磨一天的时光和大把金钱。 走进百货公司的门，闯入视线的一定是最显眼、最漂亮的化妆品区，旁边是一些小饰品区域，最实用、最容易购买的东西都在此等你，比如手帕、手套、钱包、轻便鞋等。男士领带通常也在这个区域展卖，商家用。心良苦——为的是方便女士买来送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先吊起消费的欲望，然后人们自然就会上自动扶梯去二层——那里是大面积的箱包和鞋的售卖区，价格比较便宜。在这个区域周边环绕着一些出售新潮、休闲服饰用品的专卖店。这一层的消费目标是青年人。第三层则着眼于职业女性，品牌的档次中等偏上，专卖店店铺增多。如果你想迅速购买一件毛衣又不想一家一家去逛专卖店，就可以直奔这一层的中间区域。日本百货公司通常在那里出售公司自己进货的商品。货品的分类和陈设合理，便于购买。高档消费品在四层，那里的顾客多为中老年，他们经济实力雄厚，购物不冲动，他们不热衷购物，但讲究品质，要买就买最好的。所有男士用品在第五层出售，六层、七层是家居生活用品。有的百货公司把全套家私按照家的样子摆放，提供生活方式（Lifestyle）供用户参考。八层、九层是就餐区域，都是一家家专门店，从日餐到西餐无所不有。百货公司在招租时要求这些店具有良好的信誉，消费档次在中档——他们不想让顾客在这里掏出的钱比购物时的花费还要多。当顾客拎着大包小包从餐饮店走出来时，已经不愿意再往下走，从顶层直通地下的电梯会把顾客直接带到地下一层（B1），那里专卖点心。地下二层（B2）是高级超市，自选超市占1／3的面积，其余是传统的做生鲜的店铺——在东京，你只要花比一般超市略贵的钱，就可以吃到与北海道一样新鲜的海鲜食品。 一个主妇在购物、就餐、吃茶之后，就心满意足地下到地下三层停车场，开车回家给家人准备晚餐。而一对白领夫妇在周末可能会在这里呆上大半天，单身贵族则可能会省略某些程序，但所有顾客都已在百货公司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金钱。 在购物空间之外开辟更多的“生活空间”——各国零售业的业内人士显然已达成了共识，只因各自的历史和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所以“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北京现有大中型商场100多座，大商场的营业面积多在10万平方米以上。每到双休日，在北京的大商场总能看到这样的一家三口：他们响应商场的号召一起进商场“购物休闲”，进去之后，那个“半大孩子”向父母“请假”后便跑向商场内的溜冰场，孩子爸妈则相携购物。2个小时后全家人在商场内的一家餐厅门口会合，进去大吃一顿……如果孩子年龄小，这出商场家庭剧的情节会略有不同——孩子在爸爸带领下去了儿童乐园，年轻母亲则轻松地在商场里闲逛、购物。“华懋”有“欢乐中心”，“双安”有“双安俱乐部”，“西单”有“ABC溜冰场”……大型商场都附设娱乐场。“华威大厦”内的“佳佳娱乐中。心”是北京最大的商场娱乐场，营业面积2000平方米，主要项目是出租游戏机。根据顾客的年龄段划分为三个区域。1－7岁的孩子在父母带领下玩诸如“骑龟钓鱼”这样的“儿童机”，学生区里有“篮球机”、“足球机”、“冰球机”，成人区里则是大型的“海陆空模拟机”、“高尔夫球机”、“激光打飞碟机”。据说这些电子游艺设施是从美国、日本、意大利进口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商场娱乐场所消费的人中，约有43％的人是特意来玩的，而57％的人则表示是“购物娱乐为一体”。 娱乐中心的那2000平方米还不是“生活空间”的全部。越来越多的百货商场把美食街、连锁餐厅、酒吧、书店、药店、美容院、商业摄影棚统统收编。总投资38660万美元，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工程历时4年的“新东安”终于在王府井商业舞台隆重登场，它不仅把仿古老字号食品街请进商场，还要请电影院。 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购物中得到乐趣的男人，实力雄厚的大百货公司也有办法。lop年3月，“蓝水”将在英国肯特郡开业——这家打算“把零售和休闲相结合”的购物中心将在商场内部设置一个“男子日托中心”，为各种厌倦购物又不得不陪太太、女友和妈妈前来的男性伴侣——从孩子到老人提供各种休闲、娱乐服务，主要特色是“啤酒”、“足球电视转播”和“电子游戏”。该商场的一位发言人解释此举的目的是要“消除男子在购物时的消极因素”：“一些成年男人其实也像小孩一样，大多数夫妇的日常生活琐事能证明这一点；而且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夫妇同往购物时有50％是以吵架而告终，男子的不耐烦和敷衍了事是主要原因——这就是‘男子日托中心’构想的现实基础。”据说这种新创意至少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 在热热闹闹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事情的荒谬和我们生存状态的可怜。为什么孩子们不去踢真的足球而用“足球机”解馋？和许多人一样，记者也不止一次看到孩子在城市的地下通道里踢球。享受绿地正在变成奢望，有钱的男人有资格在大片绿地上打高尔夫球，没钱的人是不是就只能玩“高尔夫球游戏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被消费设计生活，如果说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是消费能力的差异？除了“消费”，我们难道真的找不到别的生活模式吗？ 很多人甚至试图通过消费来缓解现代病，希望商店能给自己开“药方”。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每到星期日晚上，我总情不自禁哼哼那首英文老歌：“下雨天和星期一总让我哭泣……”真到了星期一，恐怕我根本唱不出歌了。这就让我很容易理解我的那些女友——她们常常会在星期一下班回家的路上“计划外”消费，有时数目惊人。很多女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会失控，她们称商店是自己的心理诊所或疗养院——特别是上司或丈夫让自己。心情沮丧时。人到这时候总要合理发泄一下，我认为这至少比痛哭流涕、傻吃闷睡或是大吵大闹的方式都来得积极。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英国的消费行为专家的研究后吓了一跳。她称“慰藉购物”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花掉超过你实际支付能力的费用，当你真正负担不起时，就会像偷吃了禁果一样激动。她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女性把“慰藉购物”当作生活中一种正常的情感需要；但另一部分女性却是疯狂购物者，这就好比偶尔吃吃巧克力、喝上一杯酒与整天酗酒的区别。盲目的购物可能会暂缓低落的情绪，但伴随而来的是自责和负疚感。牛津大学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慰藉购物”还关系到女性的生理问题——那些需要心理学家帮助的疯狂购物者有45％承认她们的性生活很不开心，14％的人声称她们是完全正常的购物者。这项调查似乎论证了心理学界从80年代起就提出的观点：购物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前者甚至可以作为后者的替代品。 常听人在形容一家百货公司大而全时说“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到”。真要是这样该多可怕！心理学意义上的“疯狂购物的人”的确是少数，但他们的行为似乎让我们提前看到了消费时代的极端后果，以消费来医治种种现代病无异于吃麻醉药和吃错药。 小康生活与厨房革命 50年代的中国建筑师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赫鲁晓夫赴美出席联大会议期问，美国人不和他比武器比工厂，只跟他比厨房，两人在厨房里争论谁的社会好。赫氏傲慢地说：“这算什么！”，甚至在联大会议上脱下他的大皮鞋，用鞋跟敲桌子，令国际舆论为之震惊。 90年代，中科院院士周干峙在一次关于“小康住宅的厨卫”研讨会上重提这段历史趣闻。相信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体现最大的政治意义。今天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已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从建设部官员到百姓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住房之小康，关键看两房。”两房指厨房和卫生间。因为生活居住功能最复杂的部分就在这两块地方，过去，当住进“楼房”还是中国百姓的最大理想时，国家要用有限的资金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要，我们的住宅不得不在厨卫上紧缩。现在把厨卫设计置于住宅设计的核心，时机是恰当的。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厨房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建筑师周卡特、何虹雨夫妇给我讲的两个故事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周是加拿大注册建筑师，何女士是一个在美国获得建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子，两人结婚后一起到中国生活。周在天津大学教学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指导中国学生设计厨房。他要求学生设计这样的厨房——操作台周围没有墙，主妇可以一边从容地Cooking，一边照顾孩子或者和客人愉快地交谈。可中国的建筑系大学生不能接受没有墙的厨房。作为加拿大注册建筑师，周的设计思想遵循的是西方惯例——设计一个典型的欧美中产阶级厨房，它占据客厅的一角，是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的“操作厨房”，里面有冰箱、操作台、西式炉灶上面是4孔电灶而下面是烤箱，水池里有2个水池，龙头可调节水温，水池下有垃圾粉碎机，当然还有美观实用的厨具。上班之前或一人进餐时，多半会在一张不大的餐桌前简单用餐，而更大的一张餐桌可供4－8人用餐，适合很正规的家宴或宴请朋友。干净漂亮的餐桌上有鲜花和烛台，周围的墙上挂“餐画”或者父母孩子的照片…… 周告诉我，他对中国学生的反映很不解，直到虹雨去他家作客才开窍。作为一个既入得厅堂又下得厨房的中国新女性，何博士主动要求在“洋婆婆”面前露一手。鱼一下油锅，整个客厅和其他房问都弥漫着油烟和煎炸食品的那种味道——那是中国母亲闻了一辈子的味道，可“洋婆婆”显得很紧张，马上打开所有的窗户，事后她表示虽然她很喜欢吃中国做法的鱼，但她绝不让中国儿媳再“冒险”了。 中国厨房要“革命”，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厨房的构造——煎炒烹炸，厨房不可无墙也不可无窗。另外，我们国家不像加拿大等国有充足的电力资源，只能以煤气为主要燃料，西方国家通行的无窗“暗厨”搬到中国就行不通了。 抽油烟机曾是最让我们欢欣鼓舞的一个厨房设备，但很快便发现它与我们的期待相差甚远，不仅在排油烟上显得“力不从心”，还带来新的麻烦——清洗油烟机。建设部“2000年小康住宅项目”专家林润泉先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解决厨房污染问题——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厨房污染的硕士。他终于和同事研制出针对多层住宅厨房的“变压式共用排气道”和一种新型抽油烟机——“LO系列单孔抽油烟机”，前者克服了多层住宅共用排气道的串烟问题，后者以耗电低、吸力强、机芯上几乎无油烟残留等优势，改变了人们对常见双孔抽油烟机的“迷信”。这些成果已被建设部推广到北京、唐山、秦皇岛、深圳的部分新建住宅小区。多数人家没这么幸运。到现在，很多新建住宅还是没有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成套厨房设备供选择。而厨房设备管线一旦安装好，要想改造千篇一律的厨房格局很难。即使大动干戈也未必尽如人意，住户往往把已经安装完毕的水池。台面砸掉，再自行安装更满意的设备或干脆把炉灶搬到阳台上，以防油烟污染。如果说“厨房是住宅的心脏”，可以说我们的厨房患了“先天性心脏病”。 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西化过程。像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国内的一些年轻人、“新贵”阶层也开始接受西式餐饮方式。西式的“厨房革命”大量使用现代化电器设备，使厨房的环境更优雅，也给烹调带来方便甚至乐趣，同时伴随烹饪劳动强度的降低，厨房的使用率也有所降低——很多时候，传统的家宴被搬到了餐馆和饭店。 这样是不是抛弃了厨房？使厨房在越来越尽善尽美之后反而有悻于我们的初衷？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西式的厨房革命的确为我们的餐饮方式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下厨做饭的意义已经从“糟糠之妻”不得不为之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在完美的厨房，偶尔亲自下厨为自己爱的人和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做一顿饭，是讲究“生活品质”的现代人在人际交往中新的法宝。 另一方面，我们引以为荣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有了现代厨具，玩“刀工技巧”像玩傻瓜相机一样容易，但也造成现代人对机器的过分依赖，碗要凑到一定数量才能开洗碗机洗。美国人很早就研究人在厨房的“合理”操作，把这个过程以秒计算，以便设计出最方便最省时省力的“烹妊程序”。这对于传统的劳动母亲是一种关怀，但对于肥胖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现代病意味着纵容。中国口味将在标准化和机器化中变味儿。为什么打出“手擀面”和“手工水饺”招牌的餐馆在北京那么“火”？因为那些好吃但制作麻烦的食品正从我们的厨房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超市的半成品和与微波炉相配的“微波炉食品”。有了电火锅，紫铜火锅被束之高阁。紫铜火锅不仅仅是厨具，一家人围着它，吃得热热闹闹，这是一种气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据说今后酒店、餐馆的发展趋势也是现代化，但是红外线电烤箱做不出老北京传统的火燎鸭心、油爆双翠。旺火热油，几秒钟出勺，吃的就是这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火候。中国的厨房现代化决不能全盘西化，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厨房。 和美食家共进晚餐 讲究“吃”方面，能跟中国人“叫板”的当数法国人。中国的圣人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说“食不厌精”，而法国人也吃出了经典。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斯设立了烧烤协会，延续到今天便是世界著名的法国美食家协会。该协会现已在中国招收会员并不定期举办活动，应该说他们算是找对了地方。 法国人的“食不厌精” 论吃，中国人从古圣先贤开始就显得有些虚伪——一方面“食不厌精”，一方面又说君子须远庖厨。法国人则毫不掩饰他们从美食中得到的乐趣，他们人人动手，君臣无异。下厨不是和屠夫划等号的下贱勾当，而是一种荣誉，甚至是艺术。 在法兰西，美食界“白高帽”如云，政界要人也精通美食之道。密特朗总统即如此，他“宁可吃毫无烹调技巧的原味食物，也不能容忍厨师马虎从事”。法国总统官邸的第一位女厨师丹尼尔·德波丝，却以“极度纯正大菜”游刃有余地“对付”这位挑剔的总统。她能将一棵卷心菜变成艺术品：把经过修整、烫过的完整的卷心菜的叶子一一拨开，外形如一朵巨大的花；自花心始，将馅料铺盖在每片叶子上，重新将卷心菜恢复原状，并小心地用细线将其绑好；然后切成6瓣，下面铺上烧成金棕色的胡萝卜块。这位高厨用的馅料包括特制的酸面包、牛奶、猪肉、羊肉糜、大蒜末、切碎的新鲜香菜、鸡蛋、鸭油或菜油、胡萝卜丁、切碎的洋葱头、鸡汤等。 当年的法国国王圣·路易斯在国家社稷方面的功过暂且不提，而在美食方百，这位国王可是功不可没。在他设立的烧烤协会中，会员被授予一种令人钦羡的特权——烧鹅，法国人迷恋烤鹅肉。几百年过去，烧烤协会的地位始终没变。烧烤行业也不断壮大，直至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个行业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销声匿迹了。 然而，美食业的种子已生根发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人和其他民族一同被卷入这场灾难，食物严重短缺，再也不可能为烧烤协会提供招收新会员的机会——甚至连母亲向女儿传授烹饪技艺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这种状况持续10年之久。1950年，法国人欣喜地告别“食物配给卡”，商店的橱窗重新摆满了物品。这一年的复活节，三位美食家坐在一起边品尝烤羊腿，边立志要使原先的烹饪行业精神再次发扬光大——不仅向专业人士，而且也向非专业的美食家和家庭主妇普及这项艺术。 这三位美食家是Jean Valby，Louis Giraudon和Marcet Dorin。 同年8月3日，法国美食家协会（Chaine des Roisseme）宣布成立，并在巴黎注册。法国美食家协会尽管只是一个法国组织，但也包括了来自法国以外地区的分支机构，称为“大区分会”。他们在巴黎总部的指导下开展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该协会原来的会员是“业内人士”——不是餐饮、酒店业巨头即是总统的御厨，当然，可能还添上个把有品位的总统。现在，他们的圈子中多了非专业人士。比如，该协会北京分会主席韩先生，是德国的商学硕士、经济学硕士，1981年3月来华工作至今，现任德国蒂森股份公司总代表。 吸纳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上层人士、高级白领成为其成员，对该协会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目前，它已发展很多中国会员。 凡参加美食家协会的人都要在入会仪式上宣读这样的誓言：“我宣誓，决不糟蹋食物，永远细心照料所烧烤的食物。我永远履行志同道合者的义务，尊敬协会的全体会员。” 美食家协会的唯一领导机构是理事会，遵循的章程是1991年7月制订的。我问该协会亚太区主席古载礼先生：“现在世界上有许多饮食新潮流，比如素食，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有所改变？”古载礼先生回答：“这就像你的妈妈、我的妈妈、他的妈妈做的家常菜，可能是煎炸食品，别人说吃这样的食品不好，可我们就是喜欢。所以我们尊重传统，不准备改变。” 法国人维护传统的那份固执让人感叹。 不仅维护法国传统，世界各地的传统美食也都在他们“维护”之列。他们每次活动都有不同的主题——尝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菜系。1996年该协会北京分会的两次活动，一次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以中国江浙菜为主题，来自不同国家的会员共饮加了话梅的绍兴黄酒；另一次是在北欧风格的皇家饭店，主题是欧洲中世纪晚宴。 吃了5个小时的晚餐 一顿隆重的晚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法国美食家协会，了解法国人如何执著地维护传统和经典。1996年夏的一天，作为《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记者，我被邀请和众位美食家共进晚餐。这次以欧洲中世纪为主题的晚宴，要求所有来宾都穿深色晚礼服，当然我也没例外——穿了件改良旗袍式的深蓝缎子长裙。 宴会尚未开始，宴会厅外“史无前例”地搭起了“农家棚栏”——一群鸭子嘎嘎叫个不停，兔子们则欢蹦乱跳争食。据说这是营造封建时代欧洲的田园氛围。穿梭往来的服务员，一律赌石色的长袍，有点像电影里的马可·波罗。 来宾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边呷着餐前开胃酒边轻声交谈。显然，吃饭也是法国传统的社交方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绅士们均是青一色黑缎礼服面扎领结，女士们是大同小异的深色露背长裙。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那位正向服务员要来菜叶喂兔子的金发女郎，穿了一件宝蓝色无袖中国旗袍，漂亮抢眼，但又不失庄重。除了吃，在文化方面，法国和中国也是能够对话的。 活动开始，新会员宣誓后，被授予马海绒绶带和勋章。放眼望去，大概除了个把记者，所有的人脖子上都挂了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绶带和金的、银的勋章，其阵势很像国王为凯旋将士接风洗尘的盛典。 有人悄悄进了洗手间——据说，晚宴开始后，宾客是不应随便离开座位的。 宴会厅灯熄了，烛光摇曳，一张长方形木桌上随意散放着一些蔬果、于花甚至麦穗。长袍服务员在背后轻声问：“可以给您系餐巾吗？”于是每个人都被系上了蓝色镶红黄边儿的“婴儿围嘴”，显示不同级别的会员标志看不见了，粗的细的首饰也看不见了，餐桌前的人都像孩子，大家彼此会心一笑，晚餐终于开始了。 第一道“菜”是南瓜形的面包，每桌（4人）一只，大家谦让一番后各取一瓣。接着便是走马灯似地上菜，撤走吃完或未吃完的菜盘。 席间有两三回“表演”，比如两个厨师抬一口已烤成蜜色的乳猪在宴会厅巡回展示；另一次厨师抬出了插着正在燃放烟花的巨型蛋糕。 饮料一共上了5种。白内（鸡、鱼）和蔬菜配白（葡萄）酒、红内配红（葡萄）酒。最后是咖啡和红茶。 宴席结尾，高厨们在美食家的掌声中隆重登场，长长的一排，领头的是一个外籍厨师，其余的都是中国人，最后一位竟是一名年轻的女厨师。他们是今晚这场热闹的大戏真正的幕后英雄。此时已是深夜11点，这顿饭吃了5个钟头。 美食的含义 宴会散了，大家或合影留念或握手道别。请注意，每人手中握着的那个纸卷，这是一张有味道的菜单，又是一件有意义的纪念品。在美食家入席之前，用火漆封好的它已摆在餐桌上的干花丛中了。拆开它的心情有点像拆开一封年代久远的信。这张菜单以及此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均用法文（花体字）书写，纸的两侧用人微燎成焦黄，这是法国人为一顿饭苦心营造气氛的又一例证。 回想起来，美食家体面的礼服与整体环境是那样和谐：是对厨师和其他就餐者的尊敬，也是自信自重的体现。 法国美食家协会成员胸前看起来古老的绶带和徽章令人难忘，那是对高品味的赞扬和认同。它使我想起他们使用不同的酒具喝不同的酒。约定俗成的章法：透明大肚窄口短杯饮白兰地；圆桶状厚底矮杯宜饮威士忌；郁金香型酒杯为葡萄酒专用；长笛型及浅身宽口状如漏斗的杯子装香摈……而联想到我们“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传统，在岁月如梭愈演愈烈的“豪饮”中，却渐渐被忽略了。 什么是美食？ 这确是一门需要加以确切定义的艺术。一些人把美食家等同于饕餮者或酒鬼，美食家们说：“这真是大错特错！” 只有一种真正的“厨艺”，那就是“最好的”。烹饪要根据季节——尽管今天我们任何时候想吃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现实，但法国美食家坚持：没有什么比夏天的龙须菜，初秋的松鸡、野鸡之类更好。烹饪也是一个庆典活动，名厨相信人们有时在大宴上能碰到“他们自己”。美食还奉送给食客其他“赠品”——上好的葡萄酒、生活和工作中愉快的回忆、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舒适友好的气氛。 这些就是真正的美食家和贪食贪杯者的区别。品尝法国的“松露腊肠”、装在贝壳里的腌鸡肉、梭子鱼儿子的过程，也是一个欣赏艺术的过程。 吃到现在，20世纪的美食家还提出了新的观念：饮食有度。他们也不再一味追求烹饪过程的繁杂——把鸡蛋煎得恰到好处，色味俱佳而不是随便胡弄，再配以一杯可口的葡萄酒，这就是现代美食家。 谁左右现代人的吃喝 雨露粥和扒猪脸 这不是一家普通粥店。粥店早晚营业，只出售自制的“雨露粥”——4碗内容有别的菜粥被编号出售，按序号连喝4碗则是店家推崇的吃法。店家明文告知顾客：“本店恕不提供任何与本粥系无关的调味品和其他饮食，以保证雨露粥系的功效。”该店开业半年，已“成功地改掉”很多人吃粥就咸菜、馒头、火烧的习惯，店址也从北京东部迁到西北部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成了“乐乐”餐馆的店中店。“铁杆粥友”也呼朋引伴地追随。 穿过“乐乐”生意火爆的厅堂，穿过辣子鸡丁和火爆腰花的气味，粥客甲坚定地走进里间、放了3张大圆桌的粥店。他向脸色红扑扑的外地女服务员要了一碗“1号粥”，向早来的、已经喝到3号粥的粥客乙点头问好，然后坐下来专注地喝粥。粥店里十分安静，与外面的喧嚣形成反差。 “食不语”是店家倡导的。店主钟先生坦言：“这话最初是警告那些初次进店就大呼‘没意思’的主儿。”当然，这也是我们祖先传下的关于吃的真理。店家还倡导：“趁热喝粥……鼻涕流出，不要往回抽，要把它擤干净……劳碌烦躁之中请常喝此粥。”“雨露粥基本原料极平凡。但是，什么样的稀稠程度才能叫做粥？目前熟知的八宝粥、‘红五类’、‘黑五类’等是否过于粘粘糊糊？”钟老板停顿一下，留个悬念。接着他讲粥文化，从《周书》记载的“黄帝始烹谷为粥”、唐朝皇帝赐粥给臣子、嗜粥如命的诗人白居易以及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语“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这些说的是粥，而雨露粥又有何特别？自称是从事高能重离子领域科学研究的物理学访美学者的钟老板把谈话重点放在“科学”上。“粥里配些什么菜最为合适？我在美国经过上万次科学实验，理论和实践成型后毅然回国，并通过粥店把科技成果回馈社会。动物实验？我用我自己做实验……” 钟老板觉得这么说太大，于是看了一眼面前有一大堆鼻涕纸的粥客，打了个比方：“雨露粥有五脏六腑内桑那的作用”。粥店日记里，开业第二天的那一页，一对情侣写道：“1997年该是世界喝粥年，我们赶上了时尚的第一拨。”9岁的柳佳则写道：“粥比肯德基好。”也有人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上山下乡”时的日子。店家种他们的老主顾都是对自己有正确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学生胡一峰说她初次来喝粥时，钟先生建议她前3天只喝粥——每天2次，每次4碗，中午吃个苹果。“第一天下午有室友在宿舍里熬皮蛋瘦肉粥，我怕受不了诱惑躲了出去。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编辑傅建平说她来喝雨露粥是因为浑身的病……一位于部说她喝了几天后觉得很轻松，我没猜错，她们家平时总是大鱼大肉。“家里一直是我做饭。现在？孩子和他爸自己弄。”她一脸的轻松，于是，我把“为什么不自己在家熬粥”这句话咽了回去。 另一种时髦的餐食是“扒猪脸”。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金三元酒家把猪头做成大菜——靠着扒猪脸把原本只有400平方米的餐馆扩大到如今的3000多平方米，营业额也从一年前的5万元翻了20余倍。 金三元的猪头由华都肉联厂特供，经12道工序，再佐以30余种调料，武火攻、文火炖4个多小时，才变成蜜色的扒猪脸。 扒猪脸引来了各界名人，尤以演艺界人士居多，有人冲着口味来，有人到此追求营养，还有人把青春和漂亮寄托在扒猪脸上。 作为一个曾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工程师，沈青知道科学的力量，和粥店老板不同的是，他喜欢把科学“量化”。沈先生把一个猪头在未经该店加工之前的脂肪含量与加工之后做对比（有关机构证实脂肪含量下降了）；把不同消费标准的猪手宴（从500元到1500元）的重量、能量、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p胡萝卜素、各种微量元素统统列在菜单上，让消费者能吃个“明白”。 金三元的“香辣土豆片”（炸土豆片）一盘50片儿，不会多也不会少——沈先生说：“这就是量化。”沈青靠扒猪脸起家，说到餐厅的发展方向，他再次强调了量化和标准化。这样，客人什么时候来，“口味都不会变”。 “中式快餐要请洋教练——学习洋快餐科学的管理方法”，沈青诚恳地说，“国内贸易部拟于1998年办一个有关快餐的高级研讨会，由‘肯德基’出资，我第一个报名。”据说肯德基公司在中国投资4.7亿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建食品科技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的“鱼香肉丝”、“辣子鸡丁”等100种传统菜的“量化”。 从川鲁粤大菜到本帮菜，从涮羊肉到麻辣烫，从吃肉到喝汤……餐饮业领着饮食男女做着碗中寻宝的游戏。由于西方饮食方式的介入，游戏更加扑朔迷离。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饮食业的新事物表现出热切的关注。1997年7月14日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以“读粥”为题，对“雨露粥”发明人钟晓第做了人物专访。第二天，一个星期二，北京自1972年以来罕见的高温天气正在持续，雨露粥店的日营业额由前一周周日的192元飞速攀升至1180元。扒猪脸的专利权所有者沈青则用宣传灯箱展示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中国消费者报、中国食品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国内十几家报纸对该餐厅的报道，并高挂在餐馆显著位置。这是特色菜的“另一道工序”。 一篇关于吃的小说 “整个下午，王然被那个‘胃动力’（消化药）的广告策划工作搅得心烦意乱。他知道这和他现在的生理状况有关。现在是星期五下午4点半，每个工作日都会出现的‘下午集体饥饿症候’准时出现，与周末晚餐（通常是一顿大餐）之前的浮躁混合，在开放办公室里弥散。黄玛丽像往常一样抱怨：‘每次看到那白色的盒饭都像看到老板的红包，充满幻想却注定失望。’她确信此时老板不在。生物学硕士李实在他与饿这个话题上最有发言权：‘我们先不谈饮食的营养均衡问题，单说食物应该提供给我们的热量，午餐应该占全天的40％－45％，显然我们的午餐质量没有达到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我们这群人自诩为追求生活品质，我们的健康掌握在谁手里？没有营养调配师的送餐公司和偷工减料的小餐馆！’‘这不是免费的午餐吗？’马克像是和稀泥更像火上浇油。刘珍妮一向浪漫：‘公司附近要是有喝下午茶的地方就好了，有当场研磨的意大利咖啡、‘马可波罗茶’、当天的新鲜牛奶、新出炉的全麦面包……’这次她谈到‘下午茶’时既没提英国式的古典社交方式多么美好，也没提香港式的现代社交方式如何实用，她只是在描述一个饥饿者实实在在的需要。王然邻桌的大姐，一个不多见的、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游刃有余的女强人说：‘据说雀巢公司全天向员工免费提供巧克力，这使员工都愿意整天泡在公司里。’黄玛丽插话：‘人家是食品公司，而且世界著名，有实力……’大姐打断她的话：‘这给了我们启发——一日三餐的传统概念是否要改变？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怎么吃？我们应该找一种适合现代生活节奏，更准确说是适合个人的饮食方式。’王然注意到大姐每天下午这时候都会从书包里拿出一小包曲奇饼或别的什么，而上午10点左右，她通常会把上班路上买的袋装鲜牛奶放进公司的消毒柜……” 以上是我正构思的一篇关于吃的小说里的情节。用不着杜撰，王然的痛苦我每天都经历，而我的同事们，似乎每天都会对那顿免费的午餐（单位提供的福利，由不知名的小饭馆具体实施）抱怨，像祥林嫂一样，说着相同的话。 相信这是很多办公室里都会发生的故事。我还相信，有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因为常常要“开夜车”，所以把早晨赖床的时刻看得“一刻值千金”，宁可挤掉早餐时间。尽管中国人有讲究吃的传统，但年轻人的生活都身不由己地追赶“国际节奏”——那几乎可以说就是“快餐的节奏”。尽管餐馆不断引领我们尝试新的“流行吃法”。但是，那只是我们有钱有闲时乐于参与的游戏。大多数时候，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事业蒸蒸日上、讲究生活品质的上班族，不得不靠速食面和半成品维持他们的“高速运转”。 关于吃的那篇小说可以继续写。 “6点整，王然和同事们互道周末快乐之后，他钻进他的‘切诺基’，驶上了‘三环路’。塞车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往路两边看，发现这个城市的夜晚正被无数个餐馆的霓虹灯招牌和灯箱装点——北京电视台附近是‘巴巴巴饭庄’，紧挨着它的是‘久久久大酒楼’，然后是‘鹿回头’、‘老山炮’、‘骨头庄’。一家东北餐馆的广告灯箱‘暗号——猪肉炖粉条’，终于让皱了一天眉头的王然乐出了声，谁说只有广告人会玩文字游戏？ 王然把车开进加油站。93号无铅汽油注到50升的时候，王然下意识抬眼看到‘加油站’三个醒目的霓虹灯大字，广告人的思维跳跃了一下——这是多好的餐馆名！朴素而且本质。这一周太累，单身贵族王然今晚没安排任何约会，谢绝了所有‘饭局’。他走进离家不远的一家食品超市，选够了这个周末和整个下周吃的快餐食品、半成品、‘利乐纸盒’装的‘鲜果汁’、‘鲜牛奶’……”还可以添上一句：“最后又给他的猫买了2袋猫粮。” 我家有3只猫。记得有一次，我在超市采购完毕、排队等候付款的时候，前面那个大哥看到我的推车里有猫粮就说：“我们考察过，一些世界著名的动物食品公司在我们国内建加工厂，生产一段时间后产品质量都下降了，营养成分达不到包装上印的标准（他递过来的名片上显示他是首都机场海关缉毒大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动物营养专家），还是给动物吃新鲜的蔬菜和鱼肉好。”我当时苦笑道：“我连给自己做新鲜的蔬菜、鱼肉的功夫都没有。” 这样在小说的情节里，单身贵族王然在没有饭局的时候，就会吃那些经过微波炉简单加工、味如嚼蜡的食物，并且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营养”。聪明的“他”应该会联想到“加油站”——现代人活得像机器，麻烦的是又不是机器，如果能像汽车，加一公升汽油能跑多少公里那样清楚且容易操作就好了。而“他”的猫应该趴在它的碗边，把“海洋鱼味”猫饼干嚼出了声——它喜欢这个口味，对食品营养水平是否下降倒并不在意。 小说就这么结束？王然那枯燥、单调的饮食大让人绝望了！他就没做什么尝试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还得从自己的、周围人的生活中找情节。 这几年多次到上海出差，回来后，我染上了对黄泥螺和素菜包的乡思病。在北京频频出入上海餐馆，旧病未除，又添。心病——在北京的某上海餐馆，一两4个的素菜包一个卖6元钱，上海菜本来意味的是精致的家常菜，现在却成了昂贵的“大菜”。 全球快餐业的大哥大“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总是有新动静。“肯德基”在1997年底成为全球最大的餐饮集团“百胜全球餐饮集团”的一份子；而“麦当劳”在1998年秋因买“麦当劳套餐，加6元钱就可以得到‘史奴比’玩具狗”的活动而在香港造成轰动，惊动了警察…… 小说这样继续： “星期六上午10点，王然被电话铃声叫醒，老友约他一起吃午饭（看来他不可能吃早饭了，他好像也没有这个习惯）。老友年长王然几岁，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他的三口之家‘讲究吃’却在朋友圈中出了名。当然，随着年龄和事业、生活压力增加的缘故，他们已很少亲自下厨宴请朋友——这曾经是他们的乐趣。下馆子的次数越来越多，老友对吃的困惑也越来越大。他在电话里抱怨昨天晚上没吃好：我太太最近对黄泥螺着了魔似的，上海‘本帮菜’本来是家常菜，到了北京，进了‘新锦江’和‘夜上海’变成了高档菜，量少得可怜，价高得吓人。我还是喜欢川菜，虽然比成都贵，也有点变味儿。最后我们还是随了儿子进了‘麦当劳’——最近他们又在用塑料玩具做赠品促销。人多得要命。 我和太太能吃什么？还得掩护儿子——他们班主任说吃‘麦当劳’和‘肯德基’是‘汉奸’，你说多有意思？我们儿子见了同学就往我身后藏，这反倒增加了他对洋快餐的兴趣。孩子只讲好玩，别说营养，连好吃不好吃都不那么在乎。我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听说现在的中学生都改吃‘比萨饼’了，说‘我们过了吃麦当劳的年龄’……家长只好搭钱受累。 中国这么大，1996年快餐总产值才和人家一个快餐公司——‘肯德基’持平。听说了吗——全球最大的餐饮集团‘百胜全球餐饮集团’1997年底刚成立，旗下的‘肯德基’自10年前开业起已在中国开了190家连锁店，‘必胜客’7年前进入中国已在5个城市开了20多家连锁店……喂，你在听吗？我们中午去吃手工饺子，还是去那家湘菜馆吃腊肉炒萝卜条、南瓜饼？ 小说也许还能添加更多的情节。它的结尾却只能是这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王然对吃的困惑也重新开始。” 洋的、土的、流行的、怀旧的……在这个消费时代，选择的余地越大，大家越不知所措。吃这件最简单的事变得最复杂：情感让我们在吃上面注重文化，头脑和胃却要选择科学、营养，感官则偏爱新奇和口味。在营养学家不厌其烦地研制营养食谱的同时，商家也看准了我们的茫然。除了餐馆，还有各种应景的饮食指南一类的书来添油加醋——在中国营养学会附近的一家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焦女士介绍说：“以前《大众菜谱》好卖，后来《大众川菜》好卖，现在除了《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就要数《家庭鸡尾酒》。《水果拼盘》、《微波炉美味食谱128例》好卖。”书架上还有几本有趣的书：《吃与喝》、《吃得美满、活得潇洒》……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尚未意识到，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但做不到，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做。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90年代初中国营养学会的第三次全国营养调查和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调查结果，都显示了国人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饮食营养却失衡了。 “手工”升值 也许是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勾起了现代人潜意识里的一种渴望，北京兴起了玩泥巴、拉坯、烧陶。在那部曾在北京地区创下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里，王志文饰演的男主角一气儿把他那辆吉普车开到京郊一个“世外桃源”，置了块地，然后不食人间烟火地烧起陶来。 戏外的人们也急切地想加入这个行列，但有条件在郊外置地建窑的人毕竟是少数。商家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气息。1996年春，北京青年宫首次将陶艺列入他们的经营项目。一年之后，北京又有了一家占地400平方米，专营“手工艺活动”的五色土工艺坊。他们的项目不仅有“玩泥巴”（陶艺），还包括泥塑、染织、造纸、彩绘、插花等。这家店为手工明码标价：单项价格一般是2小时40元（陶艺1小时20元）。通票60元，2小时内可以随意在各项目上露一手。陶艺和彩绘（瓷盘、瓷砖）另加烧制费。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人可扎染2块方巾、造5张彩纸。但拉陶坯如果没人手把手教，第一次十有八九“不成器”。他们还打算开设晚场，推出情侣票、月票、季票。该店还收集、展示、销售来自国内外艺术家、农民、儿童、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作品。 店主是一对中西合璧的中年夫妇，是加拿大的周卡特先生和他的中国夫人何虹雨。他们都是学建筑的，1990年初回国。“早有开一家手工作坊的想法，简直可以说是梦想，居然就实现了。”何女士说，“在西方，‘自己动手参与各种活动’这种概念并不新。而在中国，不失为一种比较新的娱乐方式。而且造纸、印染、制陶这些古老的技艺正随现代化逐渐消亡，把现代的一些东西，比如一些理念溶入古老的技艺，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传延。” 据说陶艺最受欢迎，而扎染、造纸、彩绘是孩子们必做的。 “来这儿的客人两个年龄段的最多：5－13岁；20－30岁。我们不好意思问客人的收入，但我感觉来的年轻人至少是月薪2000元以上的。有家长带孩子来的，当然未必都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另外，一些有钱有闲的外国商人太太、使馆武官的夫人、在京国际小学的外国孩子也是常客。” 每个人在作坊里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不同收获。21岁的小唐是学国际贸易的，现在他暂时在店里当制陶指导教师。“我也是学了制陶才迷上它的。从和泥巴开始，每一个过程都那么吸引我，制陶机底盘周而复始地转，有点像哲学。”他说。 一位女士拿来一件丝绸衬衣——那是她送给丈夫的结婚礼物，可惜沾了污渍洗不掉。当这件衬衣最终在“五色土”被扎染出很多不经意的图案，可以想象这对夫妇的惊喜。 一个6岁的美国男孩告诉他爸爸，他造的彩纸是“Sun is going down”（日落）。 也有人对这种“花钱干活”不以为然。也许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才会渴望回归。中国很多家庭刚刚脱贫，还陷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中。在漫长的岁月里，手工制作一直是“劳动”的一部分，支撑生产和生活，它的文化价值被劳动的繁重艰辛淹没了。 在五色土工艺坊一进门的地方，摆了一架老旧的木制织布机。据说它曾被山东一家四代人使用过，已有100多年历史。店主老周强调，它至今还可以织出各色古朴的长幅上棉布。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围着它啧啧赞叹，但没有谁非要用它织出一幅布来——都市中人希望在两三个钟头的休闲时光里“干出点儿什么”，比如扎染一块方巾、造几张纸、拉一个陶坯。而织一幅布多么辛苦。 现代人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生活着：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富裕便利，又频频回首来时路，为那些万劫不复的，或是渐已远去的东西黯然伤神。 这种心态其实早就被商家所察觉。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手工”大量为商业所利用，其价值日显珍贵。 在一些考城区的胡同里，“手工制作旗袍。中式服装”的小店招牌多起来。一些百年老店也重整旗鼓，当年列入旧京“八大祥”的瑞蚨样。谦祥益绸布老字号也在店中推出传统手工制作的服务。手工剪裁、滚边、盘扣的旗袍成为相当一部分都市女士的晚礼服。而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和绣花女鞋则成为现代人交往中“有文化品味的礼品”的象征。 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的手工制品一起相聚在世纪末的都市。有人迷恋繁复精细的银制品，有人偏爱质朴的木珠子、陶珠子，“前卫”的、穿著有“猫须”牛仔裤的年轻人索性把皮绳、麻绳打结，系在颈上、腕间，甚至还有人把啤酒。“可乐”瓶盖打个洞作项坠儿。 一条“麻绳手链”可以卖到20多元，丝绳串个陶珠子可以卖到百元。而有些东西更是不能讨价还价。我的朋友钟小姐在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她就说：“金有价，但制成首饰，它的价值就不能用秤来称了。银本身并不贵重，银制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复杂的手工工艺。” 商家让我们明白：我们失去的只是钱，而得到的绝不是普通的商品。 从卖手工制品到卖手工制作的机会——做手工的权利真的被商业垄断了吗？ 我每天乘坐地铁，很多事已见怪不怪，但那天我还是很吃惊。对面那个穿“AC米兰”足球服、戴小黄帽的胖男孩居然把书包放在一边，玩起两根玻璃丝。那不是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或更早以前流行过的手工材料吗？那时流行用玻璃丝编各种动物造型的钥匙坠、玻璃茶杯套，而这些年它几乎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男孩玩不出什么花样，他旁边坐的那个气质挺高雅的女士便手把手教他，直到下车…… 玻璃丝让我想起小时候姐姐生病住院时，病友阿姨教她做的玻璃丝门帘，还有八一电影厂一位叔叔用废电影胶片做的台灯罩。 现在我们重提手工，把它的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惜花钱买一个动手的机会，其实这样的机会从未远离我们。谁家没有几件手工制作的传家宝？我当然不一定非跟奶奶学绣“连理枝”，和姥姥学打“蝴蝶绊儿”，但可以跟母亲学织毛衣，像她那样善于多种编织技法的组合，像她那样谙熟不同颜色的搭配。在我眼里，她织的每一件毛衣都有很强的设计感。现在穿手织毛衣不仅不意味着穷酸、老土，而且还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和大机器生产的毛衣相比，它自然、有人情味、独一无二。我还很欣赏父亲多年前做的多宝格和音箱，尽管它们现在看上去挺土气。 现代人无疑需要轿车、金钱，但生活中这些生动的细节何尝不是一笔笔财富。城市的“金属味道”太重的时候，我们需要手工那种古朴自然、历久弥新的味道。没有哪种艺术能够不向“现代化”妥协（因而变得似是而非），只有手工仍保持它的原生态。 洋食品炮打下一代 那一天，北京大学进入考期。临近中午时分，中文系92级研究生吕滇雯走出考场。她感到疲惫，可很快她的眼睛就亮了，一辆可口可乐货车停在面前，令人高兴的传言被证实：4个学生食堂同时免费提供可口可乐饮料。 地质系91级学生葛森笑着回忆：“我和几个哥儿们每人装了满满一饭盒可乐，不喝白不喝。” 那些天整个北大像过节一样，不知是否因为来势过于汹涌，后几天柜台上改放可口可乐纸杯，每人可拿一杯。即便是在寒冷的季节里，可口可乐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饮料公司的人士称，他们曾经开展了长达数月的针对北京市60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赠饮活动。他们称之为“回馈社会”。他们知道，针对“穷学生”的公益活动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也可以影响这批未来的消费主力，培养他们的口味。 免费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推销，今天未结的账，总有一天是会结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吃一客洋餐养一份身分 多年以前，肯德基家乡鸡和加州牛肉面先后在北京亮相，接着是大大小小的洋快餐充斥街头，最著名的是麦当劳。王府井南口的麦当劳分店是世界上营业面积最大的。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系列饮料和百事可乐系列饮料几乎无视中国市场上多如牛毛的同类的存在，以大气魄展开了竞争。随着“两乐”的“入侵”，除了健力宝等少数牌子外，很多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饮料都销声匿迹了。 接着是巧克力，“加一杯半牛奶”的吉百利与“滑得像丝一样”的德芙上市，然后雀巢系列也隆重推出。习惯论斤购买糖果的中国人居然也出手阔绰，用10元钱去买一块糖。 还有洋酒，消耗量之大已让法国人感到吃惊。接着上场的是冰淇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登高”，据称有百年历史。1994年夏天，北京市场上的“美登高”销售曾经短缺“告急”，它的销售口号是“优质中价”。价格较高的美国“八喜”，则以“口感细腻、果质鲜纯”为旗帜，在1993年的市场上一家专美。不过现在它也碰到了对手——“卡夫”在北京的公司也参加了“竞美”。这家“美国最大食品公司”着力于其他奶制品的经营，并未大肆宣扬冰淇淋，但它的大背景令人不可轻视。 舆论界特别关注的是“和路雪”系列冰淇淋，它的合资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制造商，有着60多年历史的联合利华公司，它们的“绝活儿”是“不含冰晶”这一专利技术。公司建立营销网颇敢投入，花费1000万美元，真是大手笔。仿佛一夜间，公司赠送的2500台和路雪冰柜布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取代了杂七杂八的冰棍箱。人们自然欢喜——谁爱吃汤汤水水的冰淇淋呢？而当老百姓吃惯了“和路雪”后，感到生活的大变化：能花6元钱去买冰棍，过去想都不敢想。 在这个时代，洋食品已彻底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冷饮可以坐下来安静、优雅地吃，也可以在千里冰封的冬天吃。在吃上精细的中国人已经察觉到洋食品细微的差别：想吃情调去“意大利查理”店，想吃新奇到“美国31种口味”店。1998年又有了“让贵妃一笑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广告这么说的），25元人民币只能买一个小球。洋食品市场的开拓，无疑迎合了“新生代”们追求纯情高雅生活方式的心态，因为那或窗明几净或暗淡柔和的环境使人舒服，不感“寒酸”。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台湾来的客人林先生打算请一位女记者吃饭，他问：“你想去哪儿？”女记者脱口而出：“就去麦当劳吧。” 林先生开始以为是小姐客气，但当他看到热闹的麦当劳中有人在过生日时，不由大吃一惊。他低声对女记者说：“在台湾，要是有人在麦当劳中做寿是会被笑话的。” 可在大陆，人们绝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王府井麦当劳的确光彩照人，的确体面，很少有人感到丢脸。 真正了解洋食品的人，都感到了“味道”的不同。 4岁的斯迪文·丁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10年前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爷爷是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来到北京，有很多事让小斯达文“睁大了眼睛”，而最让他吃惊的是北京有“比美国大得多、人多得多的麦当劳”。不过他咬着汉堡包，对妈妈说：“味道好像和美国的不怎么一样。” 入乡需随俗——麦当劳变味儿的窍门就在这儿。 北京麦当劳所需的奶酪一部分由卡夫公司提供。北京卡夫营销总监张星国先生说：“外国人习惯吃味重的奶酪，就像中国人喜吃臭豆腐。但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担心中国人接受不了，就把味道变淡了，使中国人不至于一下子拒绝它。” 卡夫公司在北京推出“雪凝”酸奶时也有故事：他们找来不少北京人作“酸度测试”，一点点改进味道，使大多数人认同。国外的奶制品都是本色——白的。“雪凝”起初也全是白色，有些被测试者提出：草莓口味的酸奶为什么不是粉红色的？于是上市的“雪凝”成了现在的样子：粉红色的是草莓味道，淡黄色的是菠萝味道。 美国巧克力协会、苹果协会在进入中国市场前也大搞调查，他们甚至委托全美最大的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来琢磨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对盖洛普的印象是调查总统选举，他们调查东方人的口味多少让人吃惊。 另一种“变味儿”是营销方式。 麦当劳在欧洲市场通常是独资经营，而中国的23个分店则全部是合资经营。麦当劳总公司拥有一半的股份和分红，又拿到了“特许权使用费”，并且能得心应手地使用中方的社会关系和经营经验来打开市场。 北京麦当劳的宽敞明亮和贵族气氛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它似乎在说，中国的麦当劳是个体面的消费场所，这更能迎合人们的心理。 洋食品经营者还破天荒地关心起“吃”以外的事情来。北京城西的合资快餐店“康康”，在学校寒暑假期间举办过为期一个月的英语培训班，由美国方面派人来讲课。他们还和石景山区的中小学校联系，请优秀学生每周一至两次来店里免费用餐。他们的店中高悬十来个彩色电视屏，不停播放着原版美国卡通片，把吃饭的孩子逗得笑个不停，大人们也常盯着荧屏出神，拿勺子的手停在半空中…… 在“中国特色”上走得最远的要属可口可乐公司和雀巢公司了。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最新主题是：美食好搭档——用中餐也能喝可口可乐。而雀巢则特别提出：包装盖上的字母是英文，但也能当汉语拼音。 有人概括洋食品的举措是“超越文化差异，灵活扩张”。实际上，它们在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自己也在不经意间让中国人给改变了。 吃遍世界难分你的我的 传说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尝到馅饼，感到美味无比。后来回到意大利，却怎么也想不起馅是怎么包到面里的，于是只好把馅摊到面上，烘成样子和味道都要差一些的比萨饼。他不会料到，比萨饼如今已成了中国都市青年的盘中美味，馅饼的地位似乎和它没法比了。 马可·波罗的另一个功绩是向西方传授了冰淇淋的制作方法。印度古籍记载，元朝皇帝忽必烈以冰制品款待马可·波罗，他问清了制作技术后就把这种美食传到欧洲。于是欧洲人开始用天然冰块制作冰淇淋。1934年，杰克·布帕尔克斯发明了制冰机，这种食品便一发不可收，真正成了食客们的享受。 吃着洋食品，想这些故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人曾经改变了欧洲人的口味，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也在改变中国人的口味。 并不是所有洋食品都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已经有许多红火一阵的洋快餐厅在北京销声匿迹了。看来要长久风靡下去，也不单凭一个“洋”字，还要看投入资金的气魄和经营方式的适合。但吃到最后，怕也就难分你的我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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