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初的时候，我曾与一位时尚类杂志的编辑相邀逛王府井工艺美术大楼。我们不约而同地被杭州制造的“文革” 绣片吸引。售货员称它们是“绝版”。我在两幅毛主席诗词之间举棋不定的时候，我的同行者——大学毕业一年的新人类，已经买下了一小幅毛主席语录。“你拿它做什么？”我问。“缝在T恤衫的一只袖子上。黑T恤和绣片上的红字刚好相配！”“ 新人类”得意地回答。
我想象得出他戴着那块“补丁”骄傲地穿街过巷的情景，有点政治波普的味道。但和他的年龄以及毛边牛仔裤、大头皮靴结合起来，“政治”和“历史”的味道淡了，世纪末的流行味道重了——非常“后现代”、“后牛仔”。小伙子立志要到“时装之都”去，要成为坐在Fashion Show第一排的时尚评论权威，袖子上的补丁（毛主席语录）与他的理想幽默地呼应着：“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这个炮制“无印良品”的想法让我深受启发，禁不住展开想象：绣片的品种再丰富一些就好了，比如“大雨落幽雁······秦皇岛上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这样大手笔的诗句做成的绣片，缝在麻制手袋、腰包、护照袋上，在旅游胜地一定引人注目，胜过那些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语录绣片可以被用来改造旧衣服还有那些“鸡肋”一样用着没兴致扔了又舍不得的旧物件······
这么一想，忽然发现可做的事很多。再定睛一看，周围有此嗜好的人越来越多。前面提到的那个聪慧的新人类还曾把一块产自西藏的绣片缝在一件普通的衬衫上——如你所料，那件衬衫立刻就不普通了，据说在一次东区的酒会上犹为法国驻华的文化人和记者推崇。
两年前我采访过的在东城少年宫开“五色土”手工艺作坊的周卡特、红雨夫妇现在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时装品牌— —那些挂着“五色土”商标、小批量制作的时装多以家织土布为主要面料，再缝缀上从民间收罗来的老旧绣片，身价陡增，是世都百货这样的高档店里的俏货。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里有一家专门制作饰品的小店，也挂着几只打了绣片补丁的麻手袋。三里屯使馆区一带，这类古为今用、中西合璧的时装、配饰更屡见不鲜。较之前两年，“补丁”的用途更生活化。不管用在哪里，“补丁”是价值都是一样的，可以说那是文化意义上的“装饰”。当聪明的古玩商将绣片镶在镜框里，挂在琉璃厂或古玩城的店里待价而沽时，它的这种价值就昭然若是了。最终它们登上了豪宅的大雅之堂——新主人是在京工作的外国人、娶了或嫁了洋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但生怕别人说自己“爆发户”没文化的人、外语说得比国语更地道的年轻“洋买办”······
“补丁文化”就在这样一些人推波助澜下发扬光大——他们对“民族文化”（不论是不是本民族的，只要该文化历史悠久或者是行将消失，并且看起来很有装饰性）有一种情结。这情结其实是因“距离”而产生的——那是一段隔着遥遥的时空、无法逾越的距离。距离感越强，情结就越浓厚。我挺能理解这种情结的，没准儿哪天也被这种怀旧情结弄得不可自拔，也会破费一下，把有文化感的“补丁”请回家。当然，我提醒自己：可得弄清楚那块补丁的“身世”——它从哪儿被弄来？原先是做什么用的？后者尤其重要。想想看，如果它“前世”是一块小孩的围嘴，还依稀封存着口水鼻涕味道也就罢了；要是女人“三寸金莲”上的残片可就别扭了！当然，你丈夫可能不在乎那遥远的臭气，甚至还在这样的气息里想象那个陌生的女子的模样。
“补丁文化”和“无印良品”透出一股浓浓的北京“东区气息”——那是一种杂交文化的气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事物一样不纯粹，却是20世纪末土壤里最美艳的花朵。
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敢说自己“纯粹”？现在可是流行“鸡尾酒”！不如在忙完“正事儿”的时候端起一杯，宽容地欣赏眼前大红大绿相安无事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