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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的第一个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了。在文学上，我是一个新手，作品虽然发表了，其实自己也并不满意。但就是对于这样一部作品，王若水同志不但仔细地阅读了它，并为它写下了这样长的评论，这是令我惊讶、惭愧而又感动的。因此我愿意就这篇评论写出我的一些想法，以求王若水同志进一步的指教和勉励。我也想集中谈谈南珊这个人物，因为她被许多评论视为这个作品的主人公。 南珊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起义将领家庭的女学生。在小说中，我对这个家庭是持肯定和同情态度的。这个家庭背叛了国民党而接近了共产党，并为此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在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年代里，她却为此而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实际上这个小说就是以出身问题为基本题材而写起来的，许多评论都未触及这个问题。《南珊的哲学》也未触及这个问题，而忽略了这个基础，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是很难说清的。 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在南珊很小的时候便严重地伤害了她幼小的心灵。在小说中，我写了她一个精神上的悲剧，就是宗教倾向。当然，对于她本人来说宗教倾向并不好，并不正确。但对一个孩子我们很难说她有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这样想，这一切是什么给她造成的？我们应吸取什么教训？应怎样帮助和解脱这些人？如何永远杜绝这种情况的再发生？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把责备的重点放在那上错误的“出身”政策上，对南珊则表示了同情和谅解。 有许多同志批评我在这里宣传了宗教，这可能是把南珊的宗教悲剧当成了她的出路了。其实宗教并没有给她带来出路，我在小说中对此前前后后都讲过一些明确的话。李淮平曾用了一连串的定语，说宗教是“复杂的概念”，是“虚幻的神灵”，是“混乱的因果”，是“古老而荒谬的传说”，是“虚构的殿堂和永恒者”，是“上万年的宗教史都讲不清楚的东西”。再多说些无非还是宗教荒谬的意思吧？在这里，宗教被看成是一个陷阱，一个深渊，南珊由于生活的不幸要走进去，李淮平则发出了痛心的呼喊。这并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意思，即使你不把它看成一个批判宗教的意思也罢。 南珊再次提到宗教是在文化革命中，对于文化革命，对于红卫兵，南珊没有反抗。而是低首下心，屈服了，消沉了。这时他说的是“宽容所有的人”，是“向往至善至美的人格”，是“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一句话，是些那么消极的东西。这些当然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正如王若水同志写的那样：“象南珊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有这样的哲学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哲学比那种自暴自弃或同流合污要高尚，然而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比却是很低的。” 读到这段话，我这个老红卫兵是很感慨的。这对当时的南珊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她当时的思想并不正确，有些甚至很不正确，但她却完全不是一个变坏了的青年。是啊！南珊的那些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比的确是很低的，甚至是从原来的水平上降低下来的。但她之所以会这样，却是由于在那个时候，1968年，整整十五年以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都被降低了。那时有人歪曲马克思主义，有人篡改马克思主义，有人冒充马克思主义，更有千千万万我们这样的“小将”们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那时是“横扫一切”，是“造反有理”，是“狗患子”、“血统论”。那又是什么水平的马克思主义？那时，革人家命的降低了，被人家革命的也降低了，不写出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就不能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因此，我在小说中同时描写了李淮平和南珊双方的降低。他们的降低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有着相似的深刻程度，而且李淮平这方面的责任要更大一些。虽然我是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描写这种降低的，但整个小说并未赞同和肯定这些思想。因为到了最后，他们双双将各自的思想克服了。 那么，南珊的思想最后怎样了呢？这个文化革命前的少女，文化革命中的青年，后来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已经有不少同志对此做过分析，不尽一致，但大部分评论都把她看成一个最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南珊的哲学是什么呢？她那个被认为可能对人生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是什么呢？”在分析了《晚霞》的全部内容以后，连王若水同志也认为，这个信念之所以“崭新”，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 南珊的思想和她的身世一样，实际上在小说中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她在文化革命前有些思想并不正确。在文化革命中更有些思想很不正确。但到最后呢？尽管我听到了对她的一些批评，有些甚至严厉，但我仍然对她表示敬重和钦佩，因为她最后深沉成熟多了，而且她的思想达到了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马克思主义的境界。 “文明和野蛮”，是南珊和李淮平重逢后谈起的第一个思想，也是他们十四年前相识时最早谈起的第一个问题。王若水同志认为他们这时“有着某种不自觉的辩证观点”。但他感到南珊在思考了十四年以后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远不是一切问题都能最后讲清楚，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用好和坏这样的概念去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在引用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阐发以后，他说：“南珊根本的错误在于她企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道德尺度去衡量历史，而一旦发现这行不通的时候，她就根本放弃了好和坏，是和非这样的概念。”我不再重录王若水同志的这些活了，这些引用和阐发都是相当精辟的。它不但表现了一种对于经典理论的深刻了解，使我怀着极为敬佩的心情，而且它还那么准确地揭示了我当初在理论上受到启示的具体段落，这也是使我极为惊讶的。 但我却开始糊涂了：这里是在用先哲和导师的话批评南珊的思想，但南珊的思想与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呢？南珊也认为道德的尺度不能衡量和解释历史，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和坏，是和非，这是什么尺度？就是道德的尺度。当她看到这个尺度不能解释历史的时候放弃了它，这有什么不对呢？当王若水同志说：“好和坏这样的概念本来就不能用来解释历史”的时候，这与南珊又有什么区别呢？ 争议最大的恐怕是南珊关于宗教的那些思想了，南珊小时候曾经与宗教发生过那么一点关系，虽然她陷得很浅，但引起了李淮平很大的关注。十四年后，当他问到她这个问题时，她很明确地把这种信仰否定掉了。她说：“在信仰问题上，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更好的传统……中国人那种知天达命的自信和对生死浮沉豁达态度，成了中国儒家风范中许多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你可能以为我在外国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我的感情却一直更倾向于自己的祖先。”这里他说的很明确，但有些同志似乎宁愿相信她七岁那年的宗教倾向终于在泰山上完成了。其实还是在下乡插队的火车上，她刚刚向爷爷回忆完全了那件事便把它否定掉了，说“这一切并不存在，他（上帝）也并不存在。”当时她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没有上帝，现实中的党的政策也看不到，苦撑苦熬的还得靠自己。 王若水同志对南珊是信任的，他在这里批评的不是她的宗教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南珊拿出来同外国宗教相对立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却是‘知天达命’的儒家思想。什么叫‘知天达命’？这仍然是一种毫无战斗性的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它并不是儒家哲学中积极的东西。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不是好得多吗？” 这里出现了一个差错：“知天达命”解释成了“随遇而安”，这样解释也许还算通，但这样一来南珊的意思却完全变了。“随遇而安”意近“无为”，这是老庄的思想，也是老庄思想的特点，“知天达命”则可能语出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年愈长而学亦长，这话似乎还有点进取性。孔子的思想很庞杂，我估计荀子的“制天命”可能是针对他的“畏天命”说的，而不是针对他的“知天命”说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说不透，我必须向前辈请教才行，但南珊既然说的是“知天达命的自信”，这“自信”就不算消极吧？何况还对“对于生死浮沉的豁达态度”，这都相当积极乐观。 至于说南珊拿来同宗教对立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儒家思想，我想这也无可非议。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无神论倾向。”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到范填的《神灭论》，这种不畏生死，不言鬼神的“儒家风范”在中国士大夫中基本上一直保持下来了。南珊说：“几千年来，西方的各种宗教象浪潮一样冲刷过我们的国土，却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心。”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例子的。如果说儒家哲学中有什么积极的东西的话，恐怕它的无神论是最积极了。把这个“儒家思想”拿来有什么不好呢？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宗教时大量使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象十八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康德的二无论思想，甚至还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说一句真正的大实话；宗教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在理论上被打倒了。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比这要深刻得多。因此，南珊那话无非是说：“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没有理由相信宗教。”这恐怕比我们有些同志还要彻底吧？ 问题并不是到这里就完了，她的这些思想还有很大的发挥，当几个人在天街上谈起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的时候，发生了关于“太阳与河流”的讨论。外国军官认为，文明起源于太阳，太阳是什么呢？“在古埃及，它叫阿顿，在古阿拉伯，它叫阿拉，在古希腊，它叫阿波罗。一句话，太阳是宗教。”南珊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认为文明起源于河流：“没有河流，便不会有农业，也就不会有各种民族文明的形成。”因此，“在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河流比太阳起了更直接的作用。” 在这里，理论当然被艺术化了，但拿掉艺术的装饰后，南珊说的是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她把经济活动看成是精神文明的起源，这种观点只能属于一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她的话不是在精确地复述恩格斯的原话，所以我不敢说这就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接受过这样的观点，更不要说宗教了。显然，在南珊的历史观里，是没有宗教的任何地位的。 再往下事情就有些可笑了，小说中的长老也首肯这样的观点，其实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反常的。宗教的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几乎全都叫他抛弃了就说他在南天门对李准平讲的那一通关于什么是宗教的话吧，同志们对此批评十分猛烈，但郡是什么话呢？ 长老那段话的要紧处是这些：“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宗教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善。”“世上的宗教何止百种，难道都是真的不成？”“只要善行布于天下，我佛究属有无倒在其次。”“宗教一事，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 长老说的充满了感情，听起来也很雄辩，但其中心内容却是双重性的：其一，宗教是善的，其二，宗教是假的。这话当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也绝不是宗教的教义，王若水同志指出：“任何宗教都坚持自己是真实的，否则便不成其为宗教。”既然长老敢于怀疑宗教是假的，既然他把宗教看成可信可否，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他显然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仰。不管他对这信仰表示了多么大的深情也是一样。 其实李淮平对此是明白的。当他“紧随其后”踏进了长老真实的思想境界以后，他发现这境界虽然象秋天的天街一样的高远，然而却是“一片连天衰草”。并且他立刻就得出了结论“猛地看起来，他是一个昏聩的和尚，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在那个他自己的理智也不常能达到的思想深处，却是一个清醒的世界。”清醒什么？清醒自己的信仰到底还是虚幻的。 那一大段关于“真善美”的话之不属于宗教范畴，王若水同志是很明确的。“四百年前英国的弗·培根就提出了两重真理说，宣称宗教和科学各有各的范围，可以并行不悖。后来康德又提出上帝不属于认识对象，而是信仰对象，长老的话并不新鲜。”长老的思想其实比康德还要“进步”一些。因为他关于“真善美”的那一通议论实际上是我原封不对地从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中抄来的，在这本书中，他对教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提出要用“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思想”来取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而他对“真善美”三个理想的解释，就是科学、宗教和艺术，列宁很重视这本书。一方面，他称赞“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整个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来说，都是一记耳光”，另一方面，他批评“海克尔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或许长老并不如海克尔，但总还不是宣扬宗教的东西吧？看起来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总是拧着。“培根生活在宗教势力强大的时代，他提出那个学说，是要从宗教那里为科学争一地盘，而这位长老却生活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他是在科学的进军下为宗教保留一块地盘。”长老的确为自己的宗教保留一块地盘，但是如果连这块地盘也不保留，他也就不是长老了，为什么不想想做为一个僧侣，他放弃了多少地盘呢？他保留的大概也就是一领袈裟了，而放弃的却几乎是整个信仰。那么是不是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们要连这块“地盘”也给他们“进军”掉呢？事情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手里拿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那长老不变成“南岳同志”他是无论怎样也过不去的。 南珊表达的最后一个思想是关于人生幸福的。这个思想引起了他淮平最大的感叹和敬佩。 南珊是这样说的：“人生，就和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一样，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复杂内容交替出现的漫长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便有不同的主题。它们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幸福，价值都是同样的珍贵和巨大，怎么能说只有爱情才是最宝贵的呢？……不错，贞洁的爱情对于年轻人的心是温暖而甜蜜的，甚至是崇高而神圣的，但它毕竟不是人生幸福的全部内容。在很多人那里，勤奋的创造和充满激情的奋斗给他们带来了更巨大而且更持久的幸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有志气的男子汉，都不应该不注意到这一点。……谁能得到那全部的幸福呢？不，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在自己曲折的人生中常常由于得到这一个而失去下一个。现在，你把青年时代的幸福失去了——其实，失去这种幸福的人太多了——那么，你的壮年呢？……青春是最美丽的，但并不是最宝贵的。在一个有作为的人那里，壮年和中年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因为你在这时才真正地成熟了。我们的祖先说过：春华而秋实，现在，就正是你人生的秋天，这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它可能没有了花朵，但它却有着多么丰硕的收获。” 我不厌其详地重录下这么一大段，是得供给认真的读者找一下，看看里面是否有宗教内容。因为有相当多的评论文章，甚至包括《南珊的哲学》这样极具水平的文章，都由这段话得出了结论，说南珊终于相信了宗教。 这怎么可能呢？ 宗教是根本不承认人生有所谓幸福的。佛教认为人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幸福不在人间而在“天国”，不在今生而在“来世”。南珊却那么热烈地肯定了人生的各种幸福，认为它们的价值都是“同样的珍贵和巨大”。这里有什么宗教气味，有什么“禁欲主义”呢？ 当然她并没有沉湎在这些幸福里，她首先认为不可以“爱情至上”，并视这种思想为“庸夫俗子”的信念，话说的也许重了一点，但绝没有错。不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吗？其次她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所作为便会其乐无穷，“勤奋的创造和充满激情的奋斗给人们带来了更巨大而且更持久的幸福”，一个妇女讲出这样的话是有些豪气的。最后她认为人生是复杂的，在幸福与痛苦之间充满了依存和转化，因而主张用豁达的态度对待它，这就更是辩证法了。这样一种人生观，不但积极乐观，而且脚踏实地。为要说它跟宗教毫不相干了，性质再轻些的错处，我们又能找出些什么来呢？ 有些同志说她宣扬了“因果观念”，因为她说：“长老说的是对的：痛苦与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成了丰富的人生。”但长老说的却绝不是佛教的因果，而是辩证法的因果。“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这与“幸福与痛苦的因果循环”完全是一个意思。佛教的因果是用今生的因去修来世的果，今生是有因无果的，因而人生只有痛苦，没有幸福，不值得留恋。长老却说因与果均在今生，生活中既有痛苦也有幸福，并且正是它才造成了“丰富的人生”，这又是唯物主义的因果了。显然在因果观念上他又背叛了宗教，我们再也不能老在字面上做文章了；难道仅仅因为南珊肯定了一个长老的话，这就是宣传宗教么？不做认真的思想分析，是什么也说不清楚的。 人们或许是对南珊的爱情结局表示不解：“在最后，南珊发表的那一通关于恋爱和婚姻的理论也是不可理解的。南珊刚三十出头，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爱上别人，可当李淮平向她表白爱情时，她却说李淮平是庸夫俗子。……南珊的确没有提出宗教的理由，可是却使人想起宗教的禁欲主义。” 在这里，我看到了王若水同志对青年命运的关切，也看到了对青年生活的不了解。南珊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我们有什么根据说她“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爱上别人？”要知道这一直是李淮平没有正面去打听，南珊也没有正面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对他们太敏感了。他们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多，甚至直截了当地谈到了“爱情”，但始终小心地避开这个最根本的话题。这里面的心理，恐怕只有经历过它的人才能理解的。其实，正是由于南珊的生活可能非常美满，才使李淮平留下了一个说不尽的遗憾，而这却完全是李淮平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我想，如果不是由于在宗教问题上对他们猜测过多，他们爱情故事的这个结局并不难理解，只可惜我们的同志在分析作品的思想性时离开情节太远了。 南珊对李淮平是有着很深原感情的，面对李淮平的痛苦她也并不轻快。但她感到李淮平缺少的并不是一个爱情，而是一种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于是她决心把这个真理交给他。这个真理不是她凭空想出来打发对方的，而是从她自己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这段话中既有她自己过去的泪水和叹息，也有对李淮平未来的期望和祝愿。正是因为如此，她的真理才可能具有着那么巨大的力量，终于使心灵震颤的李淮平振作了起来。在这段话里，并不是什么“从人道走向神道”，而是从不幸中奋起，从悲观中挣脱，从过去的错误中爬起来前进。 如果说，她曾经险些陷入虚幻的宗教，那么她现在是这样充实地走回了人生。因此李淮平才终于完完全全地认识了她，并对她发出了那么崇敬的感叹： “我不能再用任何缠绵的语言来回答她这样坚强的意志！我不能再用任何无力的举止来面对她这颗火热的心灵！南珊，她在我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 这里，是“坚强的意志”，是“火热的心灵”，而绝不是什么：“宗教的解脱”和“宗教信仰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李淮平以前所没有的，南珊刚刚给予了他。但这个信念却并不是崭新于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思想。在这个思想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宗教信仰的神性的沉沦，也不是抽象道德的人性的完成，更不是个人欲望的兽性的堕落，而是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以后，一切严肃地看待过去和总结历史的青年一代，对自己的未来所发出的坚强而乐观的心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观念都是绝不相悖的。 （原载《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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