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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猖狂的年头，迫害过“红点子”教授。“四人帮”高高在上，呼风唤雨。在下边卖力气的，是我。 就我一个人吗？不是。记得清楚的，也有那么十来个。有军人、工人、学生，有象我这号的青年干部。这些人里头，有没有“爪牙”、“打手”之类呢？要说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数是好人。这些好人，现在各在各的岗位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走上了新的长征大道。有的挑的担子，也还不老轻。 因此，我写迫害“红点子”教授的经过时，就很踌躇。真把张三李四一个个写上去，那多不合适。就写一个我吧，打人是我，骂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种种坏事，都是我干的得了。 可巧有的坏事，一个人三头六臂也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好？索性写“又一个我”，“另外一个我”，“两三个我”，“十几个我”……这在语法上通还是不通呢？别去管它了，老天爷，别旁生枝节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时间和地点呢？ 时间毫无疑问，本文头一句话已经交代明白：“四人帮”猖狂的年头。 那么地点呢？还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说是学校还是机关怎么样？ 没劲，照这么婆婆妈妈的能成个什么气候？ 且慢。这里写的主角，受迫害的“红点子”教授却决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年纪六十上下，体格粗壮，声音宽厚，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一脸的风砂，一双细长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长年伏案，伏得腰背发驼，肌肉发“泡”，他的整个体格面貌，可以看做开荒起家的农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还是名声在外。不过那年头，我只管他叫“红点子”。咱们就从这个“红点子”的来由说起吧。 院子里现在已经安静了，就和一场火灾以后的安静一样。刚才冲天的火焰，现在已经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装书的硬皮，象“料子西服”那样一下子烧不透，还抽冷子吐吐火舌头。线装书的封套，也象长袍马褂一样不容易烧化，冒着浓烟，象是一肚子怨气。只见纸灰飞扬，有的竟成团成串地飞起来，竟飞得四层楼房那么高，竟在那里飘飘荡荡。正是封、资、修的阴魂，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 刚才许多来回奔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呼叫，喝彩，爆裂，蓬蓬着火，都一概过去了。该休息的休息了，化为灰烬的也化定了。 我浑身燥热，也要找个清静地方，歇一歇身体，也歇一歇灵魂。我上了四楼，走过会议室门口，门半开着，看见教授站在屋子中间。这个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现在斯文得很，驼着腰背，两手笔直下垂，一动不动，站在空空的会议室正中间。周围有许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着。 这才想起，是我刚才下的命令，把他从火堆旁边叫开，指定他站到这里来。心想：“免了他一顿好打。”这个人可是“格色”，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阵”。在人背后，倒又可以“画地为牢”。 我走进会议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刚才从院子里撕下来的一张标语，这标语是用旧报纸写的。不能不说那字有根底，又象“草”，又象“隶”，一挥而就，疯狂地带出许多拐弯抹角，那些弯和角，都腾腾地冒着“反动气焰”。这标语只有四个大字：“火下留情”。 我连看都不看教授，问道： “这反动标语是你写的？” “我没有写反动标语。” 我敲敲桌子，提高点嗓子： “这是谁写的？” “这是我写的。” 我“甩”地一回头，这个头部动作，在戏曲舞台上是有名称的。李玉和就是这样甩出威风来的： “什么？” 教授不作声。我这才看见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细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盖感情，可又掩盖不住，他那一脸的泡肉，颤颤的。他咬着牙，也咬不住那颤抖。 我虽说已经疲倦，但过多的胜利，好像喝了过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动着已经干哑了的嗓子，连嘲带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线挽歌吧。为你们的坛坛罐罐，为你们的命根子，为你们的祖师爷放声痛哭吧。可是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在熊熊的火光里，一切封、资、修全化为灰烬，工农兵占领了文化阵地，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教授脸上的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烧光了。你拚死拚活捍卫的黑线，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没有捍卫黑线！” 忽然，他敞开了嗓门，嗓子又粗，又宽，又沙沙地活像鸠山。 “那你叫嚣什么来着？” “我说历史上有一条红线。” 我断喝一声： “狡辩！”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认黑线专了工农兵的政？” 教授点点头。 “你说话呀，你不是宣扬不隐瞒观点吗？你不是吹捧独立思考吗？你不是标榜历史的真实吗？你这个赤膊上阵的英雄，怎么狗熊了？” 教授脸色灰白，没精打采地说道： “我没有隐瞒观点。从‘五四’起，一条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红线，是文化主流。” 谬论。要当着人说，我当然得说是反动观点。可我心想：只怕谬是谬在落后吧？时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儿抱住陈糠烂芝麻。正经是个榆木疙瘩脑袋，这么斗，那么批，新鲜词儿一句也灌不进去。注意！我还得站稳立场，这么个脑袋瓜正经是个“土围子”，作为造反派，当然要打扫了它。作为个人，我也很想打开这“土围子”看看，究竟神经方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我拉开腔调，问了个问过多次的问题： “你那条红线，都有谁们哪？” “三十年代，鲁迅是主将。” “还有呢？” 他不作声，我敲敲桌子： “还有呢？” 他只能不作声，这个我是有把握的。我稳吃稳拿地笑了起来： “还有呢？” 只要他说出一个人名来，准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至不济，也得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必胜的王牌在我手心里呢，我跺脚厉声叫道： “还有呢？” 别说是人名，连一本书他也提不出来。不是黑书就是黄书，全是封书、资书、修书。写书的人自己也说，恨不能一把火烧光。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关口上悬着千斤的闸门，电钮在用这儿攥着呢。我正要以全面胜利宣告结束，说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点点点连起来，才是一根线嘛。” 不料这个榆木疙瘩一拨愣，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仿佛直立起来，说： “还有我。” 真是胳肢窝拱出个人脑袋来。我倒措手不及，只有连声说： “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好家伙，你看那一脸的疙瘩肉，竟咬断铁似地嚷出来： “我是个党外的布尔塞维克！” 我都信不及自己的耳朵了，我都疑心站在对面的是不是疯子了？别说是现住“牛棚”的“黑帮”，就是平常时候，“我是个共产党员！”倒还听见说过，有谁见过这么拍胸脯的：“我是个党外的布尔塞维克！”正经闻所未闻。 “失敬失敬，还成了个人物哩！” 那刀缝似的眼睛里，有两点火光： “在三十年代，给戴过红帽子，给叫过‘红点子’。” 我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我真不知道当年戴了红帽子，能是个什么滋味儿。我倒是想本当不笑才是，路线斗争是严峻的。无奈不合身份，不合时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原是笑料的来源。我忍着笑，用嘲弄的口气重复说： “红点子！红点子！红点子……” 不错，这三个字确有一种说不清的嘲弄意味，对狂妄自大，愚昧无知，有微妙的嘲弄。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明明是个“土围子”，公然叫嚣“红点子”。 一天晚上，“好几个我”在会议室里贴上标语，不消说，都是生死簿上的语言。北墙上照例拉上横标，横标上少不了得有个帽子，打上叉子。在帽子上费了脑筋。地富吧，人家还出身贫寒。特务叛徒吧，历史上没找着岔口。走资派怎么样？他从不当权，连个党员也不是。那么权威呢，也还不那么老大有名的，没劲。右派也不行，凑巧人家没戴过帽子。最后，选定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牛鬼蛇神”。 屋子中间，换上百瓦灯泡，贼亮贼亮。 我在横标下边，照杨子荣那样坐下，象个大写的“壹”字。在风云变幻的时候，原本两个差不多的人，也会显出全不一样来。这一个，是个大写的“壹”字。那一个，许是阿拉伯的“1”字那样一根棍儿，还斜戳着。我坐定之后，吩咐道： “带上来。” “另外一个我”走到廊道上，用带栾平的声势，把这“牛鬼蛇神”押上场来。 一进来，就不是味儿。这个栾平怎么星眼朦胧，神思恍惚。标语横标，叉叉和惊叹号，他连看都不看。场上的火药味儿，全没在意。往那贼亮的百瓦灯泡下边一站，还微微的晃悠。 我心想：“出了怪了！” 我这里摆下杀气腾腾的战场，他那里晃晃悠悠，也不知是诗情方兴，还是画意未艾。 我这里金刚怒目，满把抓着纲上线上的大题目。他那里没精打采，赛似木头桩子橡皮头。 我这里呼风唤雨，只着急手里攥的，左不过那张亮过的旧王牌。他那里垂眉搭眼，死啃着几句煮不烂、烧不化、砸不碎的老文章。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我正经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要问这怒这恶从何而来，须知“四人帮”乃是金口玉言，上头一哼一哈，往下层层照着哼照着哈。到了我这儿，也不能改成咳嗽。俗话说的好：一块石头腌了一百零八天，它也咸了不是？我也可可的养出来金口玉言的脾胃。由我这儿往下，下边的，得照着我使气支嘴。无奈这么个“红点子”，本身是个革命对象，竟敢“明目张胆”地软硬不吃，“十倍疯狂”地滴水不进。瞧瞧那模样，泡头泡脑，晃晃悠悠。单单这晃悠，难道不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现行问题？难道我能够不火冒三丈，眼冒金星？ 我一拍桌子，这叫“惊堂”。鼻子里哼一长声，这叫“威武”。大步奔了过去，两手按住“红点子”肩膀，叫他站稳当了。可我一撒手，他又晃了晃，这可恶劲儿，“罄南山之竹”不尽书，我扬起胳臂，顺乎自然，一记响亮的耳光。紧跟着，“四五个我”一拥而上，左右开弓，劈啪有声。眼见那“红点子”的犟脑门牛脖子上，涌现了红点子…… 我有生以来，这是头一次打人。小时候淘气也打过架，小家伙们你一拳我一脚，拳绕拳脚绊脚，那叫打架。现是对方不用捆来不用绑，决不会还手，这叫打人。 冷静想想，这样的打人，不容易打出个英雄模样来。可当时，我可是觉得“力拔山兮气盖世”。入画、塑像、上镜头都是现成的。 我本是单位里头散漫的小干部，在官儿面前是个听喝的。我伺候着专家，给教授们跑跑腿。忽然间，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那些个人五人六的，颠倒成了革命对象。有点像一个孩子，本守着那一肚子条呀簧呀大小齿轮的玩具，碰都不敢碰。现在摸摸它，没事。拨弄拨弄，不但没事，倒听见叫好。爽性拆了它，摘了它，踩了它。稀哩哗啦回头睡大觉，做梦也是心满意足呀。 我向一脸红点子的“红点子”吩咐道： “把今天的事情，写一个‘认识’。这是给你一个最后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充分重视。”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以为我五大三粗，或者挺拔轩昂。其实我是个五短身材，虽说不瘦也不弱，但到处还是只好叫做小个子。记得上中学时，一天有迎宾任务，男生一律要穿白衬衣。我从家里出来忘了换衣服，到了学校无法可想。女同学们却要穿舞蹈服装，有个大个换下白衬衣，我抓过来穿上，富富有余。这事救了急，却被同学们笑到毕业。我把腰板伸直，把脖子伸直，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老九成堆，压得我精神上也小不点儿了。谁知现在，我在楼梯、廊道，更不用说院子里了，遇见这些人五人六的，就把眼睛瞪起来，对方就得正确对待把头低下。我可以俯视人家的项背了。对方要是大人物兼大个子，我更加甩着膀子走在廊道中间，眼见他贴着墙壁，侧着身子，尽量缩小体积，这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现在我很会运用我的眼睛。本来我的眼睛不老小，只是和鼻子嘴巴靠近了点，成了张“小孩脸”。我的大眼睛的大眼白，透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这种色彩，说是幼儿园里常见，使我自在又不自在。有回坐电车，旁边一个女的抓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随手放下，一声不响。过后我细细回味，心里好像给砍了一刀，这个伤痕可能一辈子也抹不掉了。 现在我瞪起了眼睛，我的蛋青色的眼白，一定是变成了铁青色，只怕还剑一样闪着寒光。如果没有这么个“红点子”，那就所向披靡了。虽说“月有阴晴圆缺”，天下的事不能够十全十美。但已经照着上头的模样，听不得下边来的半个不字。 “红点子”没有交“认识”来，他根本一个字也没写。上头指示：如果顽抗到底，“有地方搁他”。我想那是当然的啰。可我不能设想，怎么我拿不下这么个“土围子”来！ 我设计了个“攻心战术”，时间选定在深夜，把红点子从睡梦里提溜起来，不等扣齐衣裳，立马带到会议室。 会议室黑着，只见中间那百瓦灯泡，加了个罩子，把白光集中下照，光圈里放着把椅子，指定给“红点子”坐。我坐在他对面的灯影里。这场面有人许在什么电影里见过，我也没说是我的发明，只说是我设计。 “红点子”坐在那里，只管低着头，垂着眼皮，好像还没有睡醒。我只见一头马鬃似的黑头发，在白光下边闪着金丝。这对“攻心战术”不利，这个态度也不能够容忍。 “抬起头来。” 他抬了抬，照旧低下。 “抬头。” “不许动。” “看着我。” 我直视他的朦胧睡眼，我把眼光放柔和了，我的大眼白想必是保持着蛋青色，有个女的夸过的那种颜色。以后我开始谈话，在谈话中间，我不断提醒这个泡泡脑袋抬起来，叫这双睡眼看着我那蛋青色眼白。 我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家的小院子。我又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的书房。那书房的窗户叫树木挡着，屋里书柜、书架、书桌全摞着、摊着、塞著书，其实阴暗像个地洞。 我用乌烟瘴气形容那些书，“红点子”不动声色。我用打扫卫生说明抄走那些书，“红点子”的眼皮弹了一下，复归半睡眠状态。我说到他那位老伴儿了，那位贤妻良母，那个终身奴隶，我描写她包着头巾，手脚哆哆嗦嗦走前走后，我说明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一寸有余了。“红点子”的刀缝眼里，汪汪闪现水光。我说已经告诉居委会，不要再剃她的头。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谁要是一条道走到黑，谁也不能保险不剃二回……“红点子”坐在那里晃悠起来，含着眼泪晃悠晃悠，咬着牙关晃悠晃悠，我命令他不许晃悠，他还只管晃悠晃悠……我不能容忍，我的眼睛成了铁青色，我像当头倾泻一桶冰水般说起他的小女儿，蜷缩在角落里的躺椅上，跟一只猫一样，弓腰奓毛，眼睛里放绿光…… “红点子”在椅子上晃悠得像是挣扎，就像有条绳子把他绑在椅子背上，挣扎着一下子挣开了，一下子窜了起来，一下子跨出光圈，站到灯影里。随着却又老实下来，两手垂直，低头望住地面，一动不动。 我正要发作，猛然心想：可不说明“攻心战术”有所突破了吗。就把声调舒展开来，说： “群众是要‘仁至义尽’的。现在的主动权还在你手里，不过时间不多了。其实关键只是你——，只要你把那红线谬论一笔勾销……” “红点子”作难地说： “可我这大半辈子怎么活过来的？” 我把脸一沉：“干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红线，我是沿着什么走过来的呢？” “群众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三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年轻。我打算写一本反法西斯的书，搜集了许多资料，也和当时的斗争有密切关联。可我不知道反完了法西斯，应该怎么办？我的书写不下去。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党的领导冒着生命危险，到我家里来，和我整整谈了一夜……” 我截断他的话，问道： “你说的什么领导，是谁？” 他刚要张嘴，立刻闭上，哑然失声。我的王牌又上来了，振振有词地问道： “是谁啊？” 他的嗓门小了一多半： “当时地下党文化方面的领导。” “是谁啊？” 他的嗓门堵上了。我可是有十二分的把握，敞开来重复我的： “是谁啊？” “我只能根据我所知道的……”他打算绕开去，溜走。 “你就说是谁啊！” “人家有缺点错误。”他打算息事宁人。 “光是缺点错误的问题？” “别的，那些，什么……”他脱口而出，“我实在说不出口来。” “哥们义气！” “我们没有私交。” “这些年你们没有见过面？” “开大会，人家坐在主席台上……” “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 “也是我不爱串门，也是我老落后，老受批评，人家还在报上公开批判过我。” “那你凭什么拿身家性命保他？” 我理直气壮，因为太不合情合理了。除非是疯？是怪？是缺根弦？可是他站在灯影里，有碍我的观察。我指着光照下面的椅子，大声命令： “坐下。” 他木头似的坐下，脸上发“泡”。 “说。” 他又晃悠起来，我最见不得这晃悠，厉声叫道： “正面回答问题。” “还就是那年，白色恐怖，他上我家，关上门，拉上窗帘，谈了一宿，实际是辩论了一宿，到天亮，拉开窗帘，东方一抹红霞，天边一线曙光，那出太阳的地方，烧得白热……”“红点子”那刀缝眼半睁着，也象是有些白热的东西。“……他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中国的希望在西北，东方的巨人在延安……’” “红点子”又晃悠得像是挣扎，又仿佛挣开绑着他的绳子，弹跳起来，一步到了灯影里，又老实站着了： “从那以后，我决心把反法西斯的书写下来。从那以后，我的一生，有了新的起点……” 他再说什么，我已经不注意了。因为我发现他在阴影里，一点也不晃悠。我指着椅子命令他： “坐下。” “……我要求，不要为我浪费时间，不要因为我浪费精力。我不过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是许可保留意见，就让我保留吧……” 我注意着他一坐到光照下边，就止不住地晃悠，我随口喝道： “有地方搁你。” “对，辽阔的祖国，哪里也搁得下个我呀！” “还对对哩，还做梦哩，搁到那地方去，半年也不定问你一句话。” “我要求把时间，把精力，放在老党员、老同志身上，把他们早早解放。他们比我有用处，他们是祖国是人民的财富 我命令他站起来，指定他站远一点，完全站到阴影里去。只见他一边站过去，一边腮帮抽搐，黑发抖颤，刀缝眼里滚下粒粒泪珠……终究敞开了宽宽的沙沙的嗓门： “告诉我老伴，等着我。告诉我女儿，她走她的路，她还年轻。可是相信爸爸，五年以后，能追上队伍，能回到人民中间来……” 我观察出来越往阴影里站，他越不晃悠。我的结论是：送精神病院检查。 我受到严厉的批评。什么百瓦灯泡，什么灯影，什么晃悠，那都是“人性论”，恰恰把“五年以后回来”这句话，给轻轻放过了。“五年以后”，这是赤裸裸的“变天思想”。这是明目张胆的“秋后算帐派”。我首先是被迷惑了，继而越走越远，竟替黑线人物放烟幕：精神病。我的错误归结起来是一个字：“右”。 那年头，这个“右”字可比骂娘还难听。古人制造这个字时也特别，一只手扠住嘴巴，说不清，道不出来。 我立刻采取了措施。“大张旗鼓”地宣布红点子“隔离审查”。不得到许可，不能离开“牛棚”。我把“牛棚”里的灯，换上百瓦灯泡。把电门挪到走廊上，通宵不许关灯。 每到晚上，我少不了查查号。总看见“红点子”在屋里不是晃悠，就是转身，反正散步是散不开的，那“牛棚”原本是挨着楼梯放笤帚墩布的小屋子。点上百瓦灯泡，就像是火刚点着，刚刚发出光来，就叫四面墙堵回来了。这样的光是带着火苗的。 不几天，我看见他坐在“马扎”上，趴在铺板上——写字！心想：莫非转过弯儿来了，投降了，在写“认识”了。我推门进屋，他弹簧一样弹起来，转簧一样转过来，啊，这个人变了样。红光满面，精神奕奕。泡泡肉绷成了块块疙瘩，刀缝眼里简直有刀光剑影。他是给点着了，浑身发着光，那光是带着火苗的。 我镇定一下，扭脸看着墙，问道： “写什么呀？” “我纠正一个重大错误。” “好、好。”我连声肯定。 “我那本反法西斯的书，一直没有定稿。到了解放，心想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了，现实意义又不大了，干脆给搁起来了。” “你在写书？”我真正吃了一惊。 “我要从头修改。” 这个“红点子”变本加厉。他本来还只是没有把“身份摆正”，一会儿像是向人民低头，向革命群众认罪，一会儿又发谬论，坚持“反动观点”。平心静气地说，总还拘着自己，“扮演”了派给他的角色。可是现在，他完全“失掉身份”，或者是他燃烧了，“隔离审查”他写书！他烧得白热化了，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了。他白热得疯狂了，不论神色、声音、气味，无不狂热像是吐着火苗！ 我本当“敲警钟”、“当头棒喝”、叫声“悬崖勒马”，再来一回“仁至义尽”。可我觉着浑身没劲，或者是不对劲。我抓起摊在铺板上的纸看着，迎着灯光再看看，我心里哆嗦起来了…… 疯了，真正疯了。什么反法西斯的书。什么修改，什么定稿。纸上不但一个完整的句子也找不着，连单个的字也没有几个。满是歪歪扭扭的线，大大小小的叉，不规则的三角、圆圈、方块……在一片乱糟糟中间，我找出了四个大字：火。髡。抄。电。 在那个“火”字旁边，蚯蚓般的线条中间，我看见了一个人名字：“戈培尔”。这几年看交代看外调材料，对人名字我有特别的敏感，这个“戈培尔”象是在哪里见过，我琢磨着说： “这个姓戈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 哟，可不是嘛。这些年没往那儿想，差点儿给忘了。我正要找个台阶下来，用不着，这位“红点子”敞开了沙沙嗓门，热腾腾地讲解起来。他说希特勒上台不多天，一个夜晚，成千上万的学生举着火炬游行，走过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一个个把火炬往广场上扔。那广场上，堆着书，遍地是书。从图书馆拉来的，从书库搬来的，从教授学者那里没收的。广场上一场大火，中世纪以后没有见过的景象。戈培尔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在火光中，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我一警惕，心想“钉子”埋在这儿啊。我瞪了“红点子”一眼，可他毫不理会，只管慷慨地说出了这么两句，倒像是警句： “但是历史证明，这火光照亮的，是法西斯的毁灭。” 我心里也出现一句警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可我没有抛出来，仿佛心里也跟他那张纸上似的，爬着些蚯蚓似的东西。我看看蚯蚓中间，那个写得大大的“髡”，那是个冷字： “这个‘几’……” “念‘坤’。” “对了，‘坤’，不常见。” “两千多年不见，现在又见着了。” 我瞪了“红点子”一眼，他不但没有低头，反倒沉下脸来： “我们古代，奴隶社会的时候，有一种刑法叫髡。髡就是剃掉头发。” 我想了想，冷笑一声，说： “奴隶社会动不动就用鞭子抽打，剥皮抽筋也不当回事，剃头发还算个刑法？” “红点子”的嗓音低沉下来，好像咬着牙说： “确实是个刑法。我想对于妇女特别可怕，这是精神上的鞭挞，人格上的抽筋剥皮。” 我不想去看“红点子”，只把眼睛盯在纸上，我看见那个“抄”字旁边，各种符号特别多，也特别齐全。“红点子”顺着我的眼睛，指点着说： “漫长的封建时期，哪一个朝代也没有断过抄家。这里没有参考书，我只好凭记忆把史书上有名的事件，大致理一理。看看人的基本权利，什么时候有过保障？看看悠久的历史，给我们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在最后一个大字“电”那里，又发现一个名字，这可是无人不知的“蒋介石”。 “蒋介石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还有新发明，因为世界上有了电。” “红点子”用这么两句话开场，接着滔滔不绝地演说起来，他忘记了“牛棚”，好象站在讲台上。他完全弄错了身份，好象还是个教授。他声色热腾腾，措词还火辣辣，把我也弄糊涂了。当他说到他叫蒋介石特务抓起来过，这几年审案养成的敏感，才使我警觉过来，连忙插一嘴： “你进过监狱？” “没有。那不得经过法院，费那个事干嘛？” “那么是集中营？” “也用不着，那还得圈个地方。就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小楼上，锁一间小屋，贴上个小条叫做‘反省室’。我的人身自由就全没有了。他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我不承认，实际我也不是。他们说你不是个共产党，也是个‘红点子’……” “红点子？红点子就是由这儿来的？” “由这儿来的。说既是红点子，就有红线。点点点连起来，就是一根线嘛。” “那倒好了，你不是坚持有红线吗？” “那是现在。那时候我坚持没有红线。实际那时候，我也真不知道什么线不线。” “嚯，你倒哪会儿都是实话实说。” “现在为的是有红线，那时候为的是没有红线。要是掉个个儿不都没事了吗？偏偏事实不能掉个个儿。他们拿绳子把我绑在椅子上，在我太阳穴旁边，一边一个百瓦灯泡……” 原来如此。我破了谜，一阵高兴，站到“红点子”面前，脸对脸问道： “从此你做下了毛病，在亮光下面止不住晃悠。” 他也凑过脸来，跟老熟人似的认真问道： “我晃悠了吗？” “你自己不知道？” “我使劲不晃悠。” “我看你咬着牙呢。咬得腮帮起疙瘩。” “咬牙不顶事，我咬着腮帮呢。我想这是群众审我，是自己人受罪，不能晃悠，把腮帮都咬烂了……” 这都拉起家常来了，闹得我也忘了我的身份！赶紧扭头往外走，边走边说： “休息吧，我把灯关了。” 谁知“红点子”连声叫道： “不关不关，关了怎么写字，我要抓紧完成。” 我头也不回走过走廊，多少有些踉跄，走进自己的屋子，放倒在床上，闭上眼睛。 可是我的眼前，抹不掉撵不走“红点子”的形象。他不但眼神，连身上都有一种奇异的光彩，我断不定是疯狂的邪光，还是创造发明的光芒。这两样好像是有不容易区别的时候，试看弹钢琴的，弹到手舞足蹈的刹那间…… 我承认我知识不多，外国的很少接触，本国的模模糊糊，历史一片黑暗……如今让“红点子”一搅和，脑子里——脑子里就跟他那张纸上一样，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那些莫名其妙的叉叉圈圈点点，就象是我的“脑电图”。我应当好好想一想，可是这时候思想集中不起来，也找不着线索。我那脑子变得跟一把豆腐渣似的，没有油性，也没有粘性，好容易攥成团了，一松手又散了…… 我决心不想它，去球，睡觉大吉。这时，一些警句姗姗而来…… “知识是生产资料，随时产生资本主义……” “……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空白。” “空白”！我躺在那里不由自主地笑开来。“空白”，好像熨斗一样熨平了那些歪歪扭扭的皱褶。“空白”，试想冰山那样的空白，多么高爽！千里雪原那样的空白，多么纯净！就说沙漠吧，缺水，干燥点儿，可也多么的宁静！我需要宁静，我欢迎空白，……我宁静地走进空白的睡乡…… 谁知睡乡也不都宁静，也难得空白。后半夜，不知几点钟，我忽然惊醒，心头噗噗乱跳，一轱辘爬起来，走出房门。我走过走廊的那个样子，如果录下像来，准是个小偷模样。我鬼鬼祟祟地走到“红点子”那“牛棚”门前，摸着了电门，啪，我终究关了百瓦灯泡。 从此，我把红点子的“专案”撂在一边，按我的心愿，天下最好是没有这么个人。有时在走廊上忽然看见，我立刻转过脸去。有回上厕所遇见了，我吐口痰扭头出来。 说实在的，看见这个人我不自在。心里发慌、发毛，好像还发怵。我们两个的地位都没有改变，我照样可以瞪眼，他照样得低头。我指的是内心情况，这个情况还必须保密。我躲着点儿免得露馅儿。因为，因为，因为我在争取入党。 “红点子”究竟有什么厉害招儿呢？没有。我说过我需要宁静，我欢迎空白。这个人由头发、泡脸、刀缝眼，直到农民那样的体格架子，对我的宁静都起破坏作用。他要一张嘴，那沙沙的宽嗓门就象把我踩着的空白，由脚底下掀了起来，天旅地转……在我争取入党的时候，需要，需要，需要太平无事。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到了年终。照例，把“黑帮”都叫到会议室里来，一人给把椅子坐着。挨个儿说说这一年的心得体会。 不用挨个儿看，准是一张张苦脸。有谁扬眉吐气的那还了得！挺大的老爷们抹抹眼泪，倒是正常。说的话我也懒得细听，都有头有尾，头尾都有模子。头是低头认罪，尾是仰望解放，中间有几句各人不一样的地方。 轮到了“红点子”，我连眼皮都不抬。他说了几句“开场白”，还是没精打采，好像在牙缝里轱辘着……忽然，听见宽宽的沙沙的嗓门一敞，出来这么句话： “我要求入党。” 我陡地一抬头，座上有“十来个我”呢，我飞快扫了一眼，只见“个个我”都睖睁着，证明了我耳朵没出毛病。 “我要求入党。” “十来个我”都露出笑容，当然，没有一个笑出声来的。有的把嘴一撇，把笑容撇成烂柿子。有的腮帮往下沉，把笑容拽成驴脸。有的瞪圆的双眼，仿佛两个铆钉把笑容铆死在那儿了。 要说红点子的神经是正常的，怎么连几岁的小学生都不如？有专政队里发展党员的吗？要说他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他怎么不胡说别的呢？ 我转眼看看“黑帮”们的苦脸，也变了，大多数变严肃了，有的变得铁铸的那样铮铮的。 我不由自主地去看“红点子”，“红点子”却什么也不理会，只管扬着泡脸，睁着刀缝眼，望着窗外。四层楼上的窗外：一片蓝蓝的天，淡淡的几朵白白的云。下边有一些些波涛似的苍翠的松树树梢，微微起伏。仿佛听得见隐隐约约的松涛。真是海阔天空，任凭鱼跃鸟飞…… “……我象一只船，一叶扁舟，在江河湖海里飘荡，飘荡，飘荡了半个多世纪……起初没有航线，是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指出了……”沙沙的嗓门，忽然像沙瓤的瓜那样酥，那样甜：“……中国的希望在西北，东方的巨人在延安。我开始写一本反法西斯的书……。可是我这条船，没有靠拢码头，只是望着红灯，在风雨里飘荡，在潮涨潮落里飘荡……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就不会偏离航线了。但是在烽火连天的年头，在惊涛骇浪的险滩，我差点儿撞上了礁石。我那本反法西斯的书，陆续发表了一些章节，出现了唯心史观，过份着重个人的作用。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希特勒的兴起。不是从历史背景，从民族根源去解剖蒋介石匪帮……当时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叫我多听听批评意见，我说我这本书是棵大树，那些意见，是长在大树上的蘑菇。后来书在社会上起了些消极作用，党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我，又在思想上生活上帮助了我。使我惊醒，使我回到航线上来。我又沿着这条红线走过来了，要是没有红线，我怎么有今天呢？……可是我还是一叶扁舟，飘荡，飘荡…… 我觉着我坐得不大稳当，有些晃悠。不是这个“红点子”，是我在晃悠。我忘记了这是个革命对象，因为我震惊。我看见了一个人要求入党的时候，这样敞开了胸怀。不是“这个我”“那个我”争取入党那样，封闭着内心，严防着露馅儿。 “……飘荡了半个世纪了，明明看得见码头，可总是靠不拢。……我的心木了、柴了、干咧咧干咧咧了，跟萝卜糠了一样……” 我扭头去看窗户，那一溜玻璃窗，一扇扇全关严了，我觉着憋闷得慌，我听见了闷沉沉的一声雷： “……跟萝卜糠了一样……” 不是滋润的宁静，不是悠悠的空白。在我心里头，好像一个尘封多年的角落，有个声音叫着：我不要宁静，我不要空白。宁静是虚假，空白是欺骗。啊，窗户为什么关得那么严？我为什么更加晃悠起来？ “……一解放，我把没有完成的书放下了。心想现实的意义不大了。中央一位领导，他那么日理万机，怎么还记得我这么个人，记得这么本书，他叫人传话给我：有意义，完成它。可我还是飘荡，飘荡……” 我看见会议室的尽西头，有半扇窗户开着，仿佛有些凉风进来。 “红点子”还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只像有两个声音都在叫喊入党，一个叫说真话，一个叫顺着说。一个叫敢说敢当，一个叫唯命是从。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我糊涂了，我挣扎站了起来，有点踉跄，我走到尽西头，站在那开着的半扇窗户跟前。 我想开动脑筋想一想，可这脑筋仿佛齿轮长了锈，发条没膏油，格啦啦格啦啦响着转不起来，格啦啦格啦啦干裂了般精疼……我胆战心惊，我已经不会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 谁知“红点子”也在叫喊： “……我的舵轮快长锈了，我的链条没有油格啦啦响了。我要靠拢码头。我要完成反法西斯的书……” 我探头窗外，好蔚蓝的天空，好苍翠的松柏。 “……我要求入党！” “哄！”好像是一个哄堂大笑，我没有回头去看，只觉得这“哄”的声浪，把我托上了窗户台。开阔的蓝天向我欢笑，波涛似的苍松向我招手，我一步跨到窗外，跳了出去…… 这些事情过去两三年了。 “四人帮”已经送上了历史审判台。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走上了新的长征。 现在，“红点子”教授埋头完成他那本反法西斯的书，我自愿要求帮他查对资料，算是一个助手吧。 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教授虽说没有一口拒绝，但是沉默不语。我想着是不是打个退堂鼓算了，教授却问道： “你是对这本书有兴趣，还是因为别的？” 我觉得他问得直率，也认真。就尽量诚实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么个问题，“四人帮”的那一套，拆穿了不成片段，荒谬，空洞，可笑，说什么也不过分。可是当时，怎么把我蒙得奉为圣明？ “要说最初，我也蒙了。可你是不是直到最后，还奉为圣明呢？” “后来我也有些怀疑。” 我想说到这里就算吹了吧，可是教授一本正经地追问下来： “怀疑什么？” “这可三言两语说不清。” “现在清不清楚呢？” “也还不大清楚。” 我想彻底完了，可是教授断然说道： “是不清楚。法西斯的来龙去脉，它的要害，我也不敢说全清楚了。可是你，我的印象是，那时候你干得挺带劲儿。” “是的。” “要是咱俩换换，你处在我的地位，你能带劲儿吗？” “不能。” “可见有些东西，是你处的地位造成的。但是，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能带劲儿吗？” “也不能。” “可见有些东西，是你个人的关系。” 我站起来要走了，可是教授把我按住： “别走，帮我弄清楚这个问题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不作声。 “这是我对你的看法，你对我的看法呢？” 我想反正是“吹台”，没有了顾虑，脱口而出： “你象个开荒起家的农民。” 教授一愣，沉下脸来问我这话从何而来？我的顾虑又悄悄起来，我说这是从外表得到的印象。我说他体格宽厚，没有说粗野。我说他一脸的风砂，没有说什么泡泡脸，刀缝眼。我说他那一头头发也叫人觉得直爽，当然我没有说不合时宜。最后我说了个缺点：固执、主观。偏偏在说这个缺点的时候，我心里想着这个人最难得的是：敢坚持观点。 教授听着，一直沉着脸，接着问道： “这是你现在的看法吧？” “不，我早就这么看。” “那你主要还是好感吧？” “好像是。” “那我告诉你一件五事。这件事谁也没有看见，我跟谁也没有说过。还是我圈在四楼小屋里的时候，有天后半夜，我醒来，觉得闷，憋气，觉得屋子里没有氧气了。我开门出去，摸到会议室，想着那间屋子大，可能痛快些。进了会议室，我看见那一溜玻璃窗外边，月光清亮清亮。月光下边，好象一片水一个大湖。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更加闷，更加憋气。那一溜窗格子全像铁栅栏，把外边的世界隔绝了。这屋子是个石头凿的牢洞，这大楼是个石头山凿的大牢洞。我要再在这里头关下去，也要变成石头。我的脑子已经常常一片空白，这是变成石头的信号。我要逃跑，我要冲出去，我去开窗户，可是打不开。挨个儿打，都打不开。我更闷了，我真急了，我摸到尽西头……” “那半扇？” “对，那半扇一拉就开了。嚯，外面美极了。是烟雨迷濛的太湖？是水天一色的五百里滇池？是碧波荡漾的渤海湾？我上了窗户台，跳水一样扑了出去……” 教授急刹车似地收住口，瞪住我。我却笑了起来，教授很觉意外，但他也撑不住敞开嗓门沙沙大笑，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窗外是阳台！” “窗外是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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