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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天从旅馆出来后，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才走进苏非的家门。走进那个旅馆时我还在故作潇洒地扮演一个花花公子，但等到走进苏非那幢优雅精致的别墅时，我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十足的乡巴佬。在一整个白天的时间里，苏非让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晕头转向。不说别的，光是我的身份就被她换了好几次。先是表哥，再是合作伙伴，后来又是同学、同事，等等，等等；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一次她居然对着一个香港老板称我是她的“先生”。随着她这些名目繁多的称呼，我不得不跟着不断地一再变换所扮演的角色。那天，苏非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把我拉来拉去不知转了多少处地方。起初，我还想跟她幽默一下，在她启动车子徐徐开出旅馆大门时问道：你爸妈居然买了这么一辆车让你开着玩儿？她卟哧一下笑了：这不是玩儿的。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我直直身子：这么说，你是司机？她看了我一眼，你这么说也行。这车是我们公司的。我们是指哪些人？公司里全体成员。那么公司呢？公司是我们的公司。噢——我装模作样地点着头，我明白了。我说完透过车窗怔怔地望着前方。其实我一点都不明白。什么公司，我们，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不住地嘀咕着，听凭她把我带到——一家装潢得金光闪闪的公司门前。 跟她进了她所在的公司后，我才弄明白，她原来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别说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头都对她毕恭毕敬。我随着她咯噔咯噔地走过一块块齐齐整整地分隔好的写字间，引来一片贼亮贼亮的目光，越过齐腰的分隔板，像夜空里的探照灯一样在她和我之间划来划去。那些目光投在她脸上是恭敬，投在我身上则是好奇。我想他们也许会把我当作她的跟班，只是奇怪这个跟班怎么把头昂得那么高，好像是来讨债的一般。而我自己的感觉却像是她的俘虏，或者说战利品，至少是她不费吹灰之力就逮住的一条胖头鱼，在鱼网里活蹦乱跳地让她给背了进来。她赐给这条胖头鱼的第一个命名是表哥。 这位是我的表哥。她对站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前的一个老人介绍，之后又飞快地转身告诉我，这是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并已开始谢顶。他朝我风度翩翩地微笑着伸过手来，你好，表哥。我握了握他的手，也还了他一个微笑，而且相信比他笑得更有风度。我注意到总经理的眼睛亮了一亮，然后跟着我们进了办公室。 在她的办公室里，她用英语与总经理谈着什么，我坐在一边的皮沙发上喝着一位小姐端来的绿茶。送茶的小姐转身出去时被她叫住吩咐了几句，于是小姐返回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向我要身份证。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一时间有些尴尬，仿佛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一般。好在她及时地朝我眨了眨眼睛，用一种几乎是调皮的从而是与她此刻的董事长形象不太吻合的神情对我说了句：交给她吧，有用。这副神情让小姐看在眼里对我敬意陡增，向我低垂着脸，下弯着腰，伸出细细嫩嫩的一双小手，将我掏给她的那张身份证捧了过去。 半小时之后，我又坐在了她的那辆奥迪里。她好像有些兴奋，一面发动车子，一面笑盈盈地问我：怎么不打听一下去哪儿？我耸了下启说，既来之则安之。她看了我一眼：你真有那么安静？我咬了咬上嘴唇：总不致于带我去某个古堡跟幽灵相会吧。她突然咯咯咯一阵大笑，笑完后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带你去古堡？我一下子懵了。见我懵了，她又放肆地大笑了一阵。后来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好笑，原来我们去的地方真的叫“古堡”，是当地一家著名的娱乐场所。她在那里会见一个剃着平头的青年人，那家伙像个黑道人物，而且整个气氛也的确有点像黑社会里老大之间的碰头，彼此说的全是黑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把我介绍给那个黑老大时，诡秘地眨巴着眼睛说：他是我的合伙人，大学教授。那个黑老大仰起脖子哈哈一笑，意思是别开玩笑好不好？但他笑完将我打量了一下以后却说：不过，是有点像。我当时很想很认真地对那个老大说，其实我只是个讲师。但我怕苏非会觉得我没有幽默感，故抿了下嘴巴，将话咽了回去。他们叽哩咕嗜地说了老半天，我在一旁似听非听地坐着，眼睛不时地打量一下四周的情形。我们坐在一个咖啡厅里，也许是因为上午的缘故，来客寥寥无几。即便是那不多的几个来客，好像也跟这里会面有关。也许是那个黑老大的保镖之类。他们装作喝茶，目光不停地向周围扫来扫去。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暗自庆幸没对苏非小姐有什么非礼之处，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而我猜想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的目的，可能也就是暗中警告我，别对她有任何非份之想。在那些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手里，我不过是只小臭虫罢了；他们只消把大拇指一捏，我就既不是教授也不是讲师，而只是一堆模模糊糊的血肉。尽管我一再地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沮丧。什么人不好找，非要找这么一个女……我不知道此刻该把苏非叫着什么，女流氓？女魔头？女侠客？十三妹？林四娘？……真是天晓得。 等到我如释重负地重新坐到苏非小姐的奥迪车里，一时间真有一种死里逃生的侥幸。苏非朝我脸上扫了眼说：别看他们凶巴巴的，其实都是些很仗义的朋友。你不是说宁愿跟黑社会头目打交道也不愿意与大学教授来往么？你这不会是叶公好龙吧？想起我在信中对她发的这句牢骚话儿，我面红耳赤地抓了抓头皮说我自己都不好自己，还好什么龙不龙的？但愿你下一站去的不是“新龙门客栈”。当然不是，不过，我喜欢新龙门客栈。是喜欢那个老板娘还是那个携萧的小姐？我喜欢的是“新龙门客栈”。我本来还想问问她，喜欢里面的哪一位大侠，但又怕她误会我对她无礼，只得把话缩了回去。当时我很希望她会把我带到火车站，那样我就可以顺道回去，连那张身份证都不想要了。可是她把车泊在了一家很豪华的饭店旁边，对我说：走，进去吃中饭吧。 我们来到一张放着一束玫瑰花的桌子跟前，那里已经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子，看来等了不少时间，一见到她，眼睛里光芒四射：唉呀，苏小姐啦，我可是等了你一个多小时啦。苏非向他笑笑说，介绍一下，这位是朱老板。朱老板，这位是我先生啦，刚才他有点要紧事情，所以就到得晚了一些啦，不好意思啦。没关系，没关系，朱老板嘴里说着没关系，身子却向我恶狠狠地转了过来，硬梆梆地朝我伸出手，与其说是表示握手，不如说是准备较劲。我几乎是碰了碰就把手缩了回来，不可遏止地流露出了内心的厌恶。这使对方对我更加充满敌意，从头到尾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埋头吃着生猛海鲜，听凭苏非和那个装模作样的香港老板用粤语叽哩呱啦。我吃不准苏非和这个家伙是什么关系。按说就算是她的情人，见了她的老公也应该客客气气，至少有所收敛。除非——我吐出一具完整的虾壳，忙里偷闲地朝香港人看了一眼，他不相信她的介绍。这是有可能的。风月场上玩得转的女人经常把一个毫不相干的男子带到自己的追求者面前号称“是我先生啦”，于是对方懊丧万分，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由此及彼，我此刻突然想起了那部美国电影《保镖》。让我感到自卑的是，我没有电影明星凯文·科斯特奈那么的潇洒，风度翩翩，更不像男主人公那样身怀绝技。如果此刻那个香港人对苏非无礼的话，我能为她做什么？这个念头使我汗流使背，感觉再也没了这么理直气壮地大吃大喝的资格。说实在的，早知今日，当初何必选择文学这天下最无用的行当？我面有愧色地放下手中的筷子，垂头丧气地喝了口啤酒。然而，我却瞥见苏非朝我眄了一眼，那意思像是在责怪我，你怎么啦？刚才那样不是挺好么？见鬼，我还以为她跟香港人谈得十分投机呢，原来她一刻都没放松对我的观察。这时香港人也朝我转过脸来，张开两片厚厚的嘴唇；我以为要跟我说话，不料厚嘴唇一晃又对准苏非外啦起来。苏非听着他的蝶谋不休，眼睛却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目光里极尽一个贤妻良母才有的那种温柔，直到我自以为心领神会地重新狼吞虎咽起来，她才把目光转到香港人的脸上，变得平静，从容，不置可否。他们好像在谈一笔什么生意，香港人觉得很吃亏，十分委屈地向苏非没完没了地解释，表白，而苏非自始至终无动于衷，很耐心地听着，偶尔才说些什么，然后又引起对方一大段的表白，解释……如此等等。这让我心里又有了一种甜咪咪的感觉，好像在吃一块拔丝苹果，一丝丝麦芽糖被拉得很细很细，但又很长很长。只是后来想到这一切不过是在演戏，我才重新茫然起来。 谢谢你。当我们重新坐回车里时苏非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我打了个阿欠回道：不客气，再说我也吃得很舒服，这家店里怎么尽是我爱吃的东西。她抿着嘴，仿佛在努力咽下一个狡黠的微笑。这副神情使我猛然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家店里知道我爱吃什么，而是点菜的人对我了如指掌。怪不得——她当时一面听着香港人对她呼叨，一面翻开菜谱对着传者指指点点，没问过我一句诸如你爱吃什么之类的话。一切都是那么的胸有成竹，一切都在她的安排之中。须知我跟她只是通过几封信而已，她居然把我了解得如此清楚！她不会是……我充满狐疑地看着她：你不会是国家安全局的什么人吧？她悠然地握着方向盘，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好像是很不经意地问道：你害怕安全局？我怔了一会，不知怎的突然迸出一句：我害怕你。怕我什么？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好像置身于一部恐怖片里，对方派出一个美丽的女间谍，把我勾引到……一个什么秘密的地方。我想你不应该害怕，她突然对我说道，因为我们接下去要见的就是一个安全局里的朋友。我吃惊地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我很想见？我不想见？感谢你把我弓悦给他们？凭什么你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我害怕？我不害怕？我胆小如鼠？我贪生怕死？我义无反顾？我视死如归？我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了，就这样听凭她把我带来带去？不就是那么几封又像是情意绵绵又像是充满挑逗的通信么？她又凭什么这样捉弄我？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就算我开始时有些猎艳心理，但总的说来我还是很尊重她的嘛。是男人谁不喜欢美丽的女孩子？即便喜欢过头一些也没错，更何况我一点也不曾有失体统呀？我越想越委屈，以致差点泪流满面。她显然觉察到了，伸过手来在我肩头接了按：别这样，我没有恶意；相信我，好么？我舒了口气，拍拍她放在我肩头的手，示意她挪开。我不想此刻成为一个可怜的小男孩，让她轻声轻气地抚慰不付。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跟那个安全局的朋友见了面。是个瘦高个子，年龄跟我相仿，神情严肃，像是《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捷尔任斯基。苏非对他说，我是她的中学同学。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跟她年龄相差十岁，她居然对人家说我们是中学同学，而对方也不以为奇，还朝我友善地笑了笑，然后问我想喝点什么？我文不对题地回答说，我想上厕所。这是真的。从早上那份早点开始，我这一天里不知吃了多少东西，喝了多少液体，我从来没有如此放纵过自己。但等我走进厕所间时，我又有点歉疚，不管怎么说，人家在向我表示友好，我没必要如此出言不逊。回到桌子边时，我向捷尔任斯基点下头，以示礼貌，也是弥补刚才的粗鲁。他似乎不在意地朝我一笑，笑得跟刚才一模一样。难道这个也经过训练么？我暗自忖度着坐下来。我坐下来后发现，自己面前已经放好了一杯鲜榨的西瓜汁。这又是我最爱喝的。我不由看了苏非一眼，她正十分投入地跟捷尔任斯基说着什么，看都不朝我看一下。我注意到她对捷尔任斯基的态度与刚才对香港人完全不同，不再是一味的敷衍，而是非常认真地交换着意见。偶尔一笑，也笑得十分动人。这使我莫名其妙地有些妒嫉，但从他们交谈时的神态来看，彼此间显然是十分纯粹的朋友关系。只有在她动人一笑时，他的目光里流露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兄长般的慈祥。他们谈了不少在我听来是很无聊的话，好像都是有关往事的回忆，其中包括不少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使我心里不住地打起鼓来，既然他们相识已久，他难道会不知道她在中学时代有过哪些同学？如果他其实是知道的，那么他又何以不奇怪我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学同学”？以他的工作性质，不会随便跟什么人相识，可他却一点不在意她带着我这个陌生人出现在他面前，这又是怎么回事？……我脑子里充满了问号，真的是进入了一种秘密状态。我打小学里就开始喜欢阅读惊险小说，对间谍这行当有时也很有点心仪，可是当我真的面对这些神秘的人们时，我又觉得索然无味，意兴阑珊。要不是苏非的那个手机响起来，我真不知自己是否忍受得下去。 是公司打来的。苏非听完后，啪嗒一声合上手机盖子对他说道，我们该走了，多谢。彼此用十分简短的几句话道了别，我跟在苏非后面行色匆匆地上了车。我忍不住问了声：公司里发生什么事了？她摇摇头：不是公司里的事，是我们的飞机快要到点了，我们现在直接去机场，他们会把机票和行李送到那儿的。飞机？这又让我吃了一惊，你该不是准备把我劫持到美国去吧？有这个意思，只是考虑到你没有护照，先让你到南方呆一段时间。她说着对我莞尔一笑。我一下子又泄了气。我本来想对她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认为你很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么？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究竟想对我干什么？……诸如此类。但她实在笑得太迷人了，我只好像前几次一样，忍声吞气地跟着她上路，嘴里还莫名其妙地嘟哝了一句：要我身份证是为了这个呀。她看看我，你还以为是查户口的？我笑了，她也笑了。彼此之间，第一次同时出现心领神会的笑容。 一道晚霞将从车窗里通红通红地映入，仿佛有一团火在前面燃烧。为了挡住灼眼的阳光，她戴上了墨镜。她戴上墨镜后我无法看清她的眼睛，但这并没有增加什么神秘感。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些惴惴的，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彼此有过这样的笑容后，种种猜疑顿时消失。对着扑面而来的霞光，我胡思乱想了一阵。以前彼此通信时有过的那种柔情蜜意，又从内心深处涌了上来，而且还不带丝毫逢场作戏的成份。我说不清自己是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异性有逢场作戏心理的，以前可一直是少年维特式的。不过，也就是自从有了逢场作戏感觉之后，少年维特才不见了，换一种说法是我长大了，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成熟。我不喜欢成熟这种说法，因为成熟意味着衰老，意味着死亡。但我就是无可避免地成熟了，一如苏非，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一张二十岁的脸蛋后面是一副四十岁的作派和风度；青春得令人神魂颠倒，却又老练得让人不可思议。在她面前我简直成了一个可笑的小男孩。我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很微妙的心理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就连此刻无边无际的遐想，她都尽收眼底，从而恰到好处地放了一盘拉赫玛尼洛夫的第二钢琴奏曲。在悠长深邃的旋律之中，我居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醒来时，车已到了机场。她一面把我推醒，一面说道：飞机上还可以睡呢。我揉揉眼睛，起身跟她下了车。我走出车来，伸了个懒腰，发现她公司的总经理还有那位去置办机票的小姐已经等在机场门口了。他们把机票身份证还有二个大皮箱交给我们，苏非把小车的钥匙交给老头。我看了眼机票上的目的地，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南方海滨城市。原来，将来的故事都写在这张机票上了。当我把这张意味深长的机票揣人上衣口袋时，总经理老头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说不清那一眼意味着放心还是忧虑，但那种长辈才有的关切却是明白无疑的，就好比西边天际那片绚丽的晚霞，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看见那样的晚霞就想起老人这意味深长的目光。正是如此凝重的目光，使得我跟苏非在一起时变得小心翼翼，仿佛身后始终跟着这双关切的眼睛。后来她不无怅然地对我说：“我让你见我周围这么些人是为了表明对你无所隐瞒，没想到会给你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力”。 那天飞机误点，拖延了好几个小时才起飞。走进她家的家门后不久，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敲了十二下。出来迎接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苏非叫她宋姨。 2 吴天云回到家里发现老伴正呆呆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捧着脸，望着门口出神。他吃了一惊，打开电灯：出什么事了？老伴木然地抬起头：她走了，给我们留了一张纸条。他一把抓过桌上的那张纸条，儿媳妇清秀的笔迹跃入眼帘： 对不起，我不得不跟你们说一声再见了。至于我跟你们儿子的离婚官司，法庭早晚会判决下来的。多谢关照。 整个纸条前无称呼，后无署名，仿佛在跟动物园里的猩猩说话。娘希匹！他把纸条往桌上重重地一拍，气得七窍冒烟。烟雾里他又闻到了那股乳罩的清香。这使他迅速地平静下来。他每次为了这个该死的儿媳妇发火，鼻子里都会出现这股乳罩味。他意识到此病已经在他身上变成了不治之症，只要一想到儿媳妇，就会闻到这股乳罩香；反之，只要闻到这股乳罩香眼前就浮现出他的病根子——那该死的儿媳妇。他此生可说事事成功，唯独在儿媳妇身上遭到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这个从山沟里来的臭婊子！想当年她成长道路上哪一步没有他吴主任的心血？入党，留校，直升研究生，更不用说一年又一年的三好学生，一次又一次的模范辅导员；甚至——甚至不惜把最心爱的儿子给了她，一手操办了他们的婚事。可他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除了那股子乳罩气味，真正可说是一无所有！他吴主任对她爱护之深切呵，含在嘴里都怕化了。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让他多碰这个宝贝疙瘩，婚后不到半年，就把他打发到澳大利亚去了。她还要人家怎么关心怎么爱护怎么娇宠呢？也许做公爹的太宠她了，居然会去跟那个下流坯子龙在田鬼混。想到龙在田，吴主任顿时心中一亮：娘希匹！难怪他失踪了。一个失踪，一个离家出走，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在客厅里大步大步地来回走着，宛如从一团乱麻中找到了头绪。走了一阵他又突然站定，使劲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怎么早没想到？！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难道真的老糊涂了？！失踪啦，出走啦，一时间竟然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差点上了这对狗男女的大当！吴主任悲愤地昂着头，以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那样的小蹉步向前踉跄了几下，然后一把抓起电话，给公安处拨号；可是拨通后又马上放下。不行，家丑不能外扬。这一报案，还没出手就先让别人给耻笑了去。他怔怔地站在客厅中央，心潮起伏。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平息过？现在要的是沉着，冷静，大胆心细，遇事不慌。吴天云啊吴天云，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哪！ 吴主任重重地坐到沙发上，他老婆正好端上一碗人参汤。他感激地看了老婆一眼，难怪古人会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尽管老婆并不喜欢这个妖艳怪状的儿媳妇，但此刻跟他有着同样的悲愤，一脸的同命运共患难；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哪，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人参汤使他有了信心，喝完后噌噌噌地大步走进儿媳妇留下的那个房间。打开日光灯，他庄严地巡视了一遍这个儿子当年的洞房，他心目中的圣地。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呵！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如同置身一个偌大的舞台：演出已经结束，人去台空。他努力感受着女主角留下的气息，哪怕是一丝残剩的芬芳也行。没了，什么都没了，即便是一块手绢，一段针线，或者一双袜子，一片信纸都没有遗落，更不用说像乳罩这么贵重的物品。唯一使他略感安慰的是，她总算没有把被褥也一起抱走。他感慨万分在地一屁股坐到那张床上，泪如雨下。多少次，他站在床边怔怔地看着她的睡态；多少次，他为她掖好被角，将不小心露在被子外面的玉臂轻轻地塞回去。有一支他最心爱的歌叫着《老房东查铺》，说的是一个农村老大娘如何半夜三更起来给子弟兵盖被子的事儿，那情景让他觉得亲切。不管怎么说，被子还是要盖的嘛。子弟兵要盖好被子，儿媳妇更得盖严了。他喜欢儿媳妇把手臂露在外头的模样，他甚至私下里认为，这是她故意的。否则老房东查铺还有什么意义？总得有事可查。他恍恍惚惚地想着查铺的情景，将叠在床上的被褥一把抖开，抖抖索索地钻了进去。在儿媳妇留下的被褥里，他终于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正是这股子气息把他弄得神魂颠倒。这股气息不断地诱惑着他，刺激着他，为此所吃之苦，所受之罪，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哪里能够明白啊？他一脸苦大仇深地躺在被褥里，直到那被褥隐隐约约地好像变成了儿媳妇才变得亢奋起来。压抑了很久的能量由此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出来，不可遏止地推动着他在床上翻滚着，把那条余香尚存的被褥死死地塞到身子底下，双腿紧紧夹住，感觉仿佛骑在儿媳妇身上似的，一下一下地朝下冲刺，并且还不停地把手伸到下面握着阳具使劲搓揉，加强快感。他疯狂地一遍遍地冲刺，一遍遍地手淫，然后一遍遍地朝被褥喷射，直到精疲力竭，才安然睡去。第二天老伴告诉他，见他老不出来，有些不放心，怕有个三长两短，特意到房里看了看，结果发现他睡得很香，像婴儿一样。老伴最后又加上一句，我从来没见你睡得像婴儿一样。 婴儿，他咕嗳道，幸亏她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孽种，否则我他娘算什么？她孩子的爷爷？我还年轻着呢，做什么爷爷？就是，他老婆附和道，我也不想做什么奶奶。不过，他站起身，现在不是说爷爷奶奶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行动！他说完行动，冲到电话机前行动了起来。他一口气打三个电话，一个打给党委书记贾利民，告诉书记，他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能不能抽个时间？跟贾书记约好下午三点见面后，马上又打电话给陈若莲，告诉这位老搭挡，上午十点到办公室，有要事相告。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对他忠心耿耿的汪仁明：老汪啊，这事还真的闹出来了。对方马上急急地问道：怎么啦，老吴？那小子被抓住了？他顿了顿，有些沮丧地说道：不是这个。看样子，是比翼双飞了。对方在电话里也顿了下，随即嚷嚷：好，好，好！勾引良家妇女，诱奸人妻，这不是什么道德法庭审判的事了，完全可以把他交给刑法论处！这比我写一百封揭发信都要来得更有说服力，这小子……吴天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对方：别急，别急，现在还没证实呢。但她可是真的出走了，昨天晚上的事。还留了张条呢。条上怎么说？走了呗，还有什么可说的。唉，算了吧，别多想了。我早跟你说过，这个小妮子可不是盏省油的灯。你就当没有这个儿媳妇，你儿子那样的人材，哪儿找不到老婆了？如今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只要手里有张绿卡，老婆随便找。别多想了，老吴哪，中午上我家来喝一杯。 每次碰到心烦的事情，吴天云总要去老汪家里坐坐。可是这天他却没能去成。他在系办公室里刚刚跟陈若莲说完事情，约定下午一起去见党委书记，系学生总辅导员毛善平急急地冲进办公室，一进门便朝吴主任嚷嚷：吴老师，那个龙在田好像回来了。吴天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陈若莲立即跟上一句：有人见到他了？毛辅导摇摇头：这我不知道，但有个学生看见他房间里有灯光，而且亮了一会后马上就关掉了。吴天云跟陈著莲飞快地相互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对毛辅导说：快把那学生叫来！毛辅导朝门外招招手，我已经把她给带来了。一个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应声而入，吴天云眼睛一亮，怎么又是一个朴素大方的农村姑娘？后来一问之下，果然，来自江西老革命根据地，难怪脑子里有根弦哪。那姑娘不紧不慢地把隔天晚上看到的情形跟系主任总支书记还有主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总支副书记三位领导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一遍。吴天云一面听，一面心中不住地赞叹，多么聪明，多么觉悟，又是多么从容不迫，怎么早没发现这样的人材？而且记性又是如此之好，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吴天云不厌其烦地问了她一长串问题，她全都能对答如流。你肯定没看错？肯定。那灯大概亮了有多少时间？一分钟左右。你怎么知道是一分钟左右？因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龙老师不是失踪了么？他房间里的灯怎么会亮了起来？于是我就站下了。我还看了看手表，八点钟不到。差几分？差三分钟，因为灯熄了后，我又看了看手表，发现刚好过了一分钟，那根秒针走了一圈，不到一点点，所以我说左右。三位领导相互看看，脸上全都充满钦佩的神情。陈若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问了声：同学，你来读大学之前，当过民兵吧？女学生摇摇头。吴天云觉得有点离谱，当下重要的不是闲聊，而是——你在灯亮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房间里有人走动？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在灯灭了之后，我隐隐约约看见窗口有两个人影问了下。除了吴天云，另外二个领导全都叫出声来：啊？两个人影？！吴天云咬了下牙齿，努力将悲愤压下去。毛善平在一旁问道：小江同学，你会不会看错，应该是一个人，不会是两个人吧？小江同学铁板钉钉地咬定：是两个人影，不是一个。毛善平还想说什么，被吴主任一挥手截断：可能是两个，小江同学不会看错。陈书记也附和说：对，我们要相信小江同学，是两个。于是，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就此被确定下来。吴主任最后对小江同学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希望你回去专门写一份材料，然后交给我们，好不好？小江同学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告诉领导们，这是我应该做的。毛辅导建议，不用回去写，就在总支办公室写更好，这样不会使消息产生不必要的扩散。主任书记觉得这建议很好，于是，小江同学就由毛辅导安排写去了。等毛辅导安排了回来，吴天云狠狠地批评道：这么优秀的学生，以前怎么没有好好注意到呢？毛辅导有些尴尬地回答说：小江同学成绩不太好。陈若莲说道：人家从老区来的么，这方面难免弱了些，但重要的是根子正。吴天云接着说道：我早跟你说过，要注意从农村来的学生当中培养先进。毛辅导一迭声地作了自我检讨：是的，是的，我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也已经注意到小江同学了。有一次找她谈心，她就谈了许多对龙在田课堂言论的看法。她不喜欢龙在田那些胡说八道。我还专门让她写过揭发材料。陈老师，你还记得不？我曾交给你过，你后来让我送到党委去的。陈若莲点点头，对吴天云说道：确有其事，确有其事。吴天云唔了声，关照毛辅导要重点培养。 毛善平出去后，陈若莲看着吴天云问道：老吴哪，你看，要不要给公安处通通气？吴天云摇摇手，别忙，先向老贾汇报。小江的材料一式三份，一份交给党委，一份给公安处备案，一份我们系里留着。那——陈著莲补充说，要不要给校长那里也送一份呢？这个——吴天云想了想，还是让老贾去跟他说吧，这样更好。陈若莲不吱声了。每逢重大事情，陈若莲通常不作决策，而只是提些建议。看着吴天云有些焦燥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又建议道：那么要不要通知袁先生？吴天云停住脚步，想了想，不要，等事情被证实后再对他说也来得及。他说完后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天空恨恨地叫了声他那个宝贝媳妇的名字：姜丽人！ 叫过这声姜丽人之后，他感到轻松了好多。其实，刚才他见到小江同学后，姜丽人对他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缠绕已经在开始松动了。不就是个小骚货嘛，什么了不起的，像小江同学那样的朴素觉悟，你能比么？对姜丽人的情结一解开，吴天云内心深处的复仇欲望就爆起了。他开始想像这样的场面：龙在田和姜丽人双双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冲进去的公安人员将他们当场活捉。上一次让他们给溜了，这一次可再也不能放过了。上一次……那一次吴天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龙在田的窗口，躲在墙角边一直站到十二点多钟。那个夜晚让他终身难忘。刚刚人九的寒冷天气，冻得他瑟瑟发抖；而心里却一腔怒火，烧得他喉咙里干燥难忍；尤其是那两片裂成一瓣一瓣的嘴唇，在寒风里如同刀割一般灼痛。他有好几次想冲上去，一脚踢开那个畜生的房门，但他不敢，因为这毕竟是家中的丑事。他可是堂堂系主任哪，事情闹出来这张老脸往哪儿搁？最后他狠了狠心，决定来个鱼死网破，于是给公安处拨了个举报电话，准备让儿媳妇跟那个下流坯子同归于尽。没想到那些公安处的家伙全是吃干饭的，他们敲开门后，居然被龙在田那小子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一顿，三下两下地给唬住了。吴天云使劲往下咽了口唾沫，此事压在他心底二年多了，连他老婆都没告诉。现在，终于盼到了出气的时候。 为了等小江同学写的那份材料，吴天云连中饭都没顾上，只是胡乱吞了两个毛辅导给弄来的面包。吴主任如此忠于职守，使陈书记也只好陪着吃面包。而毛辅导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连面包都没好意思碰，只是喝了一杯白开水。三位领导的这种精神使小江同学感动不已，一口气写了十几页纸的检举材料，连水都没喝上一口。吴主任看了，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毛辅导，马上复印三份。结果毛辅导复印了五份，送到吴主任的办公桌上。吴主任满意地笑了，关照毛辅导，带小江同学去找个地方好好招待一顿中午饭，完了到系里报销。 主任书记就小江同学提供的情况仔细研究了一番，显然是那两个不要廉耻的男女双双出逃的一个有力证据，而且估计他们还有可能偷偷地潜回龙在田的那个小房间里。因此事不宜迟，没等到三点钟，他们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党委办公室。贾书记听完汇报，看完材料，语重心长地对二位中文系党政领导说道：我说吧，政治思想工作一放松，就会出问题。有些同志不懂这些，老说如今改革开放了，不一样了。怎么能不一样呢？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永远是一样的，一刻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龙在田的教育帮助也不少了，他现在既然越走越远，那我们也没办法了。这样吧，现在就把公安处的年处长叫来，我们三方面一起研究研究，这次再也不能随便放任他了。那个姜丽人也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同志本来是很不错的嘛，都是让龙在田这样的人给带坏了的，乱搞男女关系到了这种地步，眼睛里还有没有党纪国法？一旁的陈若莲提醒党委书记，龙在田不是党员。贾书记伸出手掌往下一劈，不是党员有国法，那个姜丽人我印象中好像是党员嘛。吴主任连忙说，是的，是的，这都是我教育不够，平时放松了对她的严格要求。贾书记叹了口气，这当然很可惜，但也没办法。该怎么处理只好怎么处理了。吴主任悲壮地向贾书记跟前凑了凑，老贾，这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有亲属关系而放弃原则，对她表示什么同情。我真要是想包庇她，也不会这么主动地前来找你了。贾书记拍拍他，老吴，我完全相信你。贾书记说完拿起了电话，拨了公安处的号码。贾书记在电话中哼哼哈哈了一阵，放下电话对二人说：真是的，年处长在校长那里。贾书记说罢，吴主任和陈书记互相看了一眼，不知该说什么。结果还是贾书记痛快，说，把他们一起叫来吧。 贾书记把校长和公安处长叫来后，围绕着这份材料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公安处长认为这份材料虽然详尽，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什么。因为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比如，有些学生谈恋爱，找不到地方，撬门进去苟且一下，等等。陈书记认为，从眼前的材料和老吴提供的情况看来，失踪和出走是很有联系的。贾书记支持陈书记的意见，而且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流氓罪，决不能姑息。吴主任又补充说，联系到龙在田的政治表现，可能还不止是流氓犯罪的问题。贾书记用力地点了点头说，很对，我还差点忘了呢。如果事情确凿，这是一起反革命流氓罪。校长听到这里终于开口了，现在情况不明，率先定性为时尚早。我们是不是请年处长先去把情况弄弄清楚，啊？大家沉默了一会，最后贾书记作出了一个结合了校长意见的决定；由年处长负责去侦破此案，中文系党政领导予以积极配合，还有，贾书记看了校长一眼，学校其他方面也要作出相应的配合。在适当的情况下，搜查一下龙在田的房间。不过，贾书记说完想了想，这样又可能会打草惊蛇，还是先把他的房间监视起来再说吧。年处长点点头，对，还是先调查一下。如今大家都有法制观念了，搜查得有搜查证才行。贾书记不快地看了公安处长一眼，这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件难事吧。校长连忙上前打圆场，好了，好了，反正就先按年处长说的做起来吧。 散会后，吴天云走出办公大楼时对陈若莲摇摇头，老陈啊，说实在的，我不喜欢校长这种消极的态度。陈若莲小心翼翼地应了声：也许他的确是觉得还没有最终弄清情况吧，刚才年处长不也说……吴天云鼻子里哼了下，那个家伙懂什么？他就知道拍校长的马屁。看来这里头还复杂着呢。吴天云说完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中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按照以往的说法，这都是阶级斗争来临的前兆，山而欲来风满楼呵。不管怎么说，吴天云心中念道，这把火是点起来了，烧到谁身上谁倒霉，管他是书记还是校长。 3 当张超听到龙在田和姜丽人私奔的消息时，不由愣了一愣：怎么搞的？昨天吴胖子不是还在说有关方面正在作调查么？他看着正在跟他嘻皮笑脸的申萍敛容正色道：你听谁说的？申萍仰起脸：猜猜看？唉呀，我怎么猜得到呢？快说吧！你这是命令我么？我偏不说。他叹了口气，那就算我求你吧。申萍咯咯一笑，你不信去问黑猫。黑猫是谁？嘿，连黑猫都不知道，还是中文系的大教授呢，那个毛辅导呀。噢，你们管他叫黑猫？可他并不黑嘛。这跟皮肤无关，是黑猫警长的意思，看过那个动画片么？没看过，但我知道黑猫警长。这就行了，拜拜。小姑娘说完向他招招手，一阵风似的下了楼梯。 黑猫警长，龙在田，姜丽人，吴胖子……这些人在张超眼前走马灯似地转了一圈，弄得他一时有些糊涂，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龙在田以前跟吴家媳妇有一手，这在中文系是公开的秘密，但不是早就了结了么？看来龙在田还留了一手，玩得真漂亮。不知吴胖子会气成什么模样。昨天还在幸灾乐祸别人出事，今天却发现儿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很想表示一下同情，可偏偏到处找不到吴胖子。系办公室的秘书说吴主任和陈书记都去党委开会了。他们都去党委开会，那我——他觉得有必要去看望一下袁逸儒。好像有三个多星期没去那儿了，自从龙在田失踪之后。 张超在路上碰见了他的学生，一个号称已经把昆德拉和郭沫若同时研究得滚瓜烂熟的第五代学者。这位第五代学者认为，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成功的人生，就像那些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或者就像我们的张超老师。第五代学者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张超的这个得意门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就是懂得对什么人说不，对什么人说是，最后对自己说不是。永恒之天狗，引导我们前行。这位名叫卢强的学生由于成功地改编了歌德的这句格言，被公认为是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兼发言人，近半年来，声誉鹊起，似有超过其导师张先生的趋势，致使张超每见到他一次，就要告诉他一遍，谦虚永远是一个学者的美德，不管属于第几代。尽管如此，卢强还是获得了“伍学者”的光荣称号，成了这一代学者的象征。让张超唯一不放心的是，卢强的性压抑过于突出，好几次在排队买饭之类的拥挤场合被人发现他把手按在女同胞的臀部上。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有一次张超特意郑重其事地告诫说，因为里比多而丧失前途是最愚蠢最不可原谅的。卢强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并且也确实作了努力。只是没过多久，这毛病犯得更离谱，竟然在书摊上佯装和一个女学生挤作一堆翻书，隔着裤子将男根顶在了她的屁股上，致使人家把状告到了公安处。张超不得不为此跑到那个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对着盛气凌人的年处长低声下气地说了一大箩好话，陪了许多个不是，才把这个伍学者给保了出来。出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他妈的去找了小姑娘好好谈次恋爱不行么？伍学者搭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但今天不同了，卢强显得兴奋无比，见了导师，冲过来几乎要凑到张超脸上低声秉报：我找了一个啦。噢？那就恭喜你了。哪里，哪里，离恭喜还早呢，但她已经答应跟我去看电影了。唔，确实还早着呢，慢慢努力吧，注意，学问也不要荒废了。一定的，不会的。伍学者激动得语无伦次，见导师转身要走，连忙又凑上来带着不无神秘的笑容说道：张先生，你猜我昨晚见到谁了？我哪里知道？啊哈，你准会吓一跳，是吴主任家那个私奔了的儿媳妇。姜丽人？没错，是她！在哪里？南京路上，华联商厦门口。她一个人？不，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男的。好像？因为距离太远，没看清。张超觉得这一天里听到的消息抵得上整整一年的新闻联播，而且一个比一个激动人心。他一把抓住弟子的手：听着，这不是件小事，别随便乱说，我可不想再到公安处去找你。明白！明白就好，去吧。望着弟子屁颠屁颠远去的模样，张超感到一阵悲哀，比起导师袁逸儒，他就是招不到个把像样点的门生。看来在这上面超过老头子的希望是不大了。俗话说庙大才有大菩萨，老头子这庙虽说已经开始破败，但菩萨们却还是有模有样地站立在那里。 张超一路想着一路就进了袁逸儒那幢象征着权威的小楼，才走到楼梯上就听见了《海上文学》主编的说笑声。张超对这个主编从没有过好感，而他知道对方也不曾真的喜欢过他；正因为这种基于本能的恶感，反而使彼此间相处得很客气，全然一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作派。老杨啊，张超一进客厅就热情招呼对方，致使对方不得不以同样的热情回应道：小张哪。小张说老杨是稀客，在袁先生这里难得碰到；老杨说他正在跟袁先生说待会要找小张。是么？张超一面举手跟老头子招呼，一面装得很认真地问道。那当然，明天的会议通知收到了么？收到了。这会上还得请你张教授多谈谈哪。张超马上伸手往胸前一挡，哪里话，有袁先生在怎么轮到我们做学生的高谈阔论？袁先生是给会议坐阵的，台上唱戏当然还得靠你们青年人。我们编辑部好久没开这样的研讨会，不想弄得太沉闷太形式，所以特意请了一些大作家大理论家，好好热闹热闹。知道么，很多人都想听你谈谈终极关怀的话题，到时候你得作专题发言，千万别推辞。袁先生，你说是不是？袁逸儒抿了口茶，笑笑说，还是让各方面的观点都说说，张超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嘛。杨主编一拍手，反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编辑部派车来接袁先生，小张，你要么也一起……张超急忙打断说：不了，不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还有其他老先生也要赴会呢。彼此如此这般地客套了一番，杨主编先行告辞。 剩下张超和袁逸儒师生二人后，张超正待开口说些什么，老头子竖起手掌说了声：等一下，我先上一下厕所。看着袁逸儒急急忙忙窜出去的模样，张超心里暗暗一笑：又在外客面前正襟危坐地憋了好一阵子。张超对袁逸儒这种要面子的功夫佩服得不行，换了他就很难做到，不管什么人在场，内急上来该去拉屎就拉屎，该去撒尿就撒尿，除非跟女孩子谈心。不过跟她们在一起好像从来没有内急感，大概全给里比多压下去了。只是比起龙在田，张超又觉得自己也还是很要面子的。龙在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翘起光脚丫搓脚心，甚至在听袁逸儒讲课时也不例外，致使老头子有一次忍不住地对他说道：把脚放下来！龙在田还嘻嘻一笑，一点都不难为情。后来那个陶乐天居然还为龙在田打抱不平，当面责问张超：你们袁先生不是提倡魏晋风度的么？怎么连学生搓脚丫都受不了？张超莫测高深地一笑，第二天私下里对老头子说道：先生，以后还是不要说他了吧。袁逸儒皱起眉头：为什么？人家说这不像是在提倡魏晋风度。谁说的？陶乐天。陶乐天是谁？龙在田的小哥们。老头子唔了一声：这个龙在田，什么朋友都交，什么话都乱说。在下一次课上，袁逸儒对弟子们强调了做人不管怎么样总得对自己有个约束的道理。要弄好文学，老头子说道，首先得做好人；把人给做好了，文学也就在其中了。弟子们一个个点头称是，唯独龙在田不吭气。于是张超大谈做人是如何的不容易，谈得大家面面相觑，全都感觉自己不是个人。为了让弟子们重新回到人的感觉里，袁逸儒不得不把话重新往回说：不过嘛，也不要因为做人使自己变得平庸，我还是看重个性才华的；文章贵在有见地，为人也得有个性，不能人云亦云。老头子说完后，弟子们的目光全投在他张超身上，仿佛他说了不该说的话。有关袁逸儒的这种带学生方式，传说很多，但准确的却很少。有的说袁先生带学生看重学生的做人，有的说袁先生欣赏学生有才华，有的认为这种做人和才华并举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但张超心里却很明白，这是古老的平衡术：皇帝之于大臣，上司之于部下，历来如此。张超感到得意的是，他最后打破了这种平衡，使老头子的天秤不得不向他倾斜，从而最终把全部资源交到了他的手上，用另外一种说法则是，是他而不是袁逸儒的任何其他弟子成了老头子铁定的接班人。张超于此大获全胜。他不仅胜了同门师兄弟，而且胜了导师袁逸儒。因为老头子从来没有承认过张超是他最最得意的门生，从而动不动会把龙在田挂在嘴上。只是在接班问题上，老头子向他作了妥协。但正是这看上去很不重要的一个小小的妥协，使张超赢得了整个人生。有一次他忍不住对自己的学生说道：在我们国家，接班是最重要的。自古以来，接班就是件头等大事。过去的接班在王子中间进行，如今变成了弟子之间的高下之分。有支歌你们唱过么？我小时候就很认真地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的学生听了一个个羞愧得无地自容。其中只有卢强最后勇敢地向导师抬起头来，十分坚定地表示：张先生，你放心吧，我会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这是一定的。我不接谁接？我不说谁说？共产主义是大家的事，也是我卢强一个人的事！张超听了缓慢而凝重地点了点头说，人是应该有这份雄心壮志，但用不着这么说出来；接班不是说的，而是做的。当年林彪把接班说了出来，结果怎么样？张先生这话把卢强给吓得当场哭了出来，说他并不是真的想接班，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的，他以为这样会让老师听了喜欢，没想到后面有温都尔汗在等着他。张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告诉他的学生们，有时候该哭的时候就得哭。卢强马上破涕为笑说，他知道了，明白了，这堂课上又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袁逸儒听说了张超对学生的这番教诲之后，对人说他的这个学生确实已经超过了他，难怪要叫张超。只是，老头子有些担心地说，这样直截了当对学生是不是太刺激了？袁逸儒的话传出来后，卢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们要的就是刺激！”文章发表后，张超肯定了这篇文章的摇滚精神，袁逸儒却说，爱滋病也很刺激嘛。张超知道后，不得不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跑到老头子那里进行了一番解释。张超一面解释一面心里暗暗嘀咕：你他妈的还在想着龙在田哪。张超解释完之后，减少了上导师那里去的次数，由每周二到三次，改为二到三周去一次。厕所里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冲洗声，袁先生解手完毕，快要出来了。张超连忙坐到自己刚才所坐的位置上。 袁逸儒重新回到客厅里坐定之后，张超故作急切地向老头子打听龙在田的消息。袁逸儒摇摇头，告诉他：我也只是听说，有关方面找过他周围的人谈话。张超没有告诉老头子他也听说了，而且听说了不止这些，他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大谈了一通他的种种担心，他既为龙在田的前途乃至性命担心，又为龙在田在外面闯祸担心，并且补充说，尤其是后者，简直让人坐立不安。老头子听了不胜感慨地看了他一眼：你说坐立不安是有点夸张了，但为龙在田担心是应该的。他这个人就是做人太不注意。文学是人的学问，龙在田就是从来没有把人这门学问做像样过。当然，你是不一样的。张超听了低下头去，不知先生的这番话是对他的表扬还是对他的挪揄。你是不一样的。正面反面都可以说。张超想了一会，抬起脸对导师说道：我确实跟龙在田不一样，我比他要天真得多。袁逸儒摇了下头：天真就不必了嘛，谦虚一些更好。张超很认真地点着头，这我知道，我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些，有先生在前面顶着，弟子好多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先生站在那里，弟子是绝对一事无成的。张超说着，忍不住用手擦了擦眼睛。袁逸儒舒了口气，可是，我总归要老去的，最后归根结底是……老人说到这里，将脸转向窗外，窗外有一片片重重叠叠的梧桐树叶，在耀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张超顺着导师的目光看去，看见了一片正在枯萎的树叶，在风中瑟瑟抖动。他悄悄地把导师脸上的老年斑与那片枯叶作了个比较，发现它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张超心中突然一动，顿时明白了昨天晚上吴天云到他家里来的真正目的，吴胖子肯定也发现了袁先生的苍老。 4 陶乐天剥了个香蕉塞进嘴里嚼着，眼睛漫无边际地在会场上扫来扫去，耳朵里是一片乱哄哄的发言。这次研讨会上文学名流来得太多了点，每个人都非常激动。年轻人激动是因为有好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倾听与会者的发言，名流们激动是由于会上来了许多漂亮的小姐，她们有的是报社的记者，有的是文学女青年，其中还有个把是在校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其中有几个最引人注目的来自该市电台和电视台，手里拿着长长的话筒，忙进忙出地找名作家和名学者采访。那些话筒握在她们纤细的小手里犹如男人裤裆里的那活儿，摇头晃脑地伸过来，伸过去，弄得老老少少的男性与会代表都有点晕晕乎乎，将色眯眯的目光从这些小骚货手中的话筒，滑向她们衣裙下的屁股，浮想联翩。由此引发出的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激情，使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好像全都憋着一股什么东西急待释放。 一个在文坛上有五十多年成名历史的老作家刚刚作完有关崇高和理想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发言，马上遭到了年轻人的激烈抨击。张超教授的那个叫卢强的学生几乎是跳起来说道：怎么能解构崇高呢？怎么能抛弃理想呢？当年的青春万岁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玩够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们扔在一边了？你们可知道我们还没玩过呢，至少大家玩玩对不对？哪有像你们这么霸道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作家一面把一根刚剥出的香蕉塞到正在采访他的小姐嘴里，仿佛在喂一只小鸟似的，一面慢条斯理地充当和事佬：急什么，大家吃，大家吃，也没有不让谁吃嘛。于是另一个经常做梦梦见麦浪滚滚景象的作家附和道：文学跟吃香蕉的原理是一样的。曾经把簇新的棉被盖到受伤小战士身上的女作家顿时火了：什么话？文学怎么就是吃香蕉？大家都去吃香蕉，谁去打仗？谁去种地？谁去做工？有个跟卢强差不多年纪的研究生讽刺她说：时代不同了，如今家里一子再多也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小战士躺在担架上。女作家正待反击，刚当上作协副主席的青年作家嚷嚷道：不要争那些毫无意义的或者是过时了的问题，如今要紧的依然是寻根。凡事要从根子上人手。一个正在出名的极年轻作家大声笑起来，问：你想寻的是男根还是女根？会场上顿时一阵轰笑，大家都觉得这下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致使年轻的发言人得意非凡，仿佛打了一个大胜仗，朝一个把话筒从老作家的嘴唇边急急地向他移过来的小姐眨巴了一下眼睛。那个老作家悻悻地摇了摇头，从喉咙里挤出一句：难道这就叫后现代吗？这一声义正词严的发问，使小姐的话筒高高地悬在了半空中，不知往哪儿送合适。 陶乐天把香蕉皮往桌上一扔，双手抱着后脑勺，将身子舒服地仰靠在椅背上。他发现坐在他那一排正中的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坐在老人对面的会议主持者杨立德主编马上向大家伸出手，往下使劲一按：静一静，诸位静一静，现在由作协主席、老诗人孙良先生给大家念一首他的新作，大家鼓掌！会场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孙老诗人一扬白发，如同长发披肩的小提琴演奏家一甩长发一样，接下去人们就听到了他苍老的吟诵： 呵，太阳哪， 你终于照出了一个 大写的人字 …… 有个年轻人在下面叶味一声笑了，但随即遭到了许多白眼，连一直端坐在杨主编身旁的袁先生都朝他看了一眼。于是，孙老诗人的朗诵得以继续进行。陶乐天看了看坐在斜对面的张超，见他若无其事地喝了口茶，眼睛望着天花板，好像正在想什么心事。陶乐天知道这个正在朗诵有关大写的人的老诗人是张超的岳父大人，张超当年正是凭着这层关系，在作协的机关刊物上才得以初出茅庐，才得以屡屡获奖，才得以成为本届作协的年轻理事。即便如此，张超也不会以孙老诗人的这种朗诵为然，甚至会觉得有失体统。一次他听张超亲口对他说，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激动，他以为还在当年的窑洞里哪。但老诗人显然并不服老，他大声地吟诵着，一直吟诵到两个小姐一左一右地站到他旁边才罢休。当孙老诗人双手扶着二位小姐的肩头慢慢地坐下去后，除了杨主编之外，居然没有人鼓掌。杨主编独自鼓完掌后，大声地说道：今天的会开得热烈极了，下面请大家继续发言。杨主编话音刚落，刚才那个发笑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孙老先生，您刚才诗歌里说太阳照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里面有个疑问，希望能够得到解答，您所说的人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这一提问吸引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力，有些性急的已在私底下悄悄地打听，这小子是谁？杨主编很及时地告诉大家，这位是新锐诗人温不休。孙老诗人马上接上去道：噢，是温后生哪，我读过你的诗，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男人女人，难道你对男女之事有特别研究么？温不休回道：那倒不是。我只是想提醒在座诸位一个起码的常识，太阳照出的人儿倘若是个女的，那么就是个太阳的太字；倘若是个男的，那么就是木头的木字，无论怎么说，绝对不可能是个人字。温不休说完后，会场里先是沉默了一会，接着大家突然悟出了什么似地一齐大笑了起来，笑得那些采访小姐急不待可待地拉住旁边随便一个男性与会者发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弄得一个寻根作家大声说道：什么意思，你是太，我是木，懂了么？这样直率的回答招来了更大的轰笑声，致使原先积压着的那股洪水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排山倒海地冲了出来，弄得会场里像开了锅一样，沸腾不已。 等到山崩海啸般的哄笑声过去之后，陶乐天看见张超很严肃地站了起来，将手往桌上一撑，炯炯有神的目光朝四周看了一圈。陶乐天隐隐觉得张超这副模样是从哪部电影里学来的，比如某个重要的将领在一次重大战役开始前站起来说话时，就是这样的。而张超在会场里引起的效果也确实有一点，什么战斗揭开序幕的气氛，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觉得好笑了，仿佛有一件关系到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大事突然发生了，人们脸上一片庄严肃穆，大家正等待著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 终极关怀。 张超轻轻地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词儿吐了出来，一个个如同珠玉一般，滴溜溜地在长长的会议桌上滚来滚去。陶乐天看见张超摇晃了一下，仿佛被他自己说出的词儿给击中似的，随后又迅速地重新站稳，稍稍加快了语速：不要以为现在全都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以为现在争相下海了，可以不顾良心了；不要以为现在都在赚钱了，可以不要学问了；不要以为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了，可以不要规范了，不要道德纪律了，不要天伦王法了，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了！不要以为……张超盯住那个新锐诗人看了一会，致使孙老诗人如释重负地长长地喘出一口气来，看着爱婚的发言如同雷声一般地在会场里隆隆滚过……不再有人会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来说话。抬起你们的头颅，看看吧，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我们累死累活，劳苦一生，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伟大的理想么？不就是远大的目标么？难道说连这个也要动摇么？先生们哪，小姐们哪，女士们哪，你们谁愿意承认，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没有一点哪怕是一点道德的理想和理想的道德？张超看了看，没有人上前承认，于是他进入总结：这是一场真正的判断力批判的批判。为了让所有与会者消化一下他的发言，尤其是最后一句具有非同寻常的哲学意味的总结，张超喝了一大口茶水，含在嘴里分三次咽下。陶乐天看见孙老诗人频频颔首，杨主编摆好了鼓掌的架势，袁逸儒莫测高深地端坐着，那个号称准备放弃崇高和理想的五十年代作家双手抱胸，新锐诗人嘴角挂了一丝讥讽，卢强兴奋激昂躁动不安如同母腹中的婴儿……一轮红日终于喷薄欲出，张超双眼闪闪发光地说道：我们需要的东西不是牛奶不是面包，因为这些都会有的，而就是来自遥远的地平线上的那一轮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张超说完后，会场里久久地回荡着他的声音：关怀……关怀……关怀……于是大家仿佛一下子发现都是自己人，不需要剑拔弩张，彼此无非互相关怀一下，什么事情都是好商量的。《国际歌》可以不唱，但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乐总不能不听吧？333454321123322……有了关怀就有了一切，没有关怀有了一切也会全部丧失。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关怀就是一切。如此等等。陶乐天看见孙老诗人激动地紧紧地抓住身旁两位小姐的手不放，而其他在场的人全都变得晕晕乎乎，好像被作了催眠处理，又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连一向清醒如陶乐天者都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一片迷幻之中，那个新锐诗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想向诸位声明一下，我，作为诗人的温不休和作为温不休的诗人，就是像刚才那位教授说的那样，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我看不出除了活着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挂在我们的头上。陶乐天看见那个五十年代的作家终于缓过劲来，接着温不休大声说道：我被崇高啦理想啦欺骗了一辈子了，想不到还要被继续哄骗！不要拿来自遥远的地平线上的东西来吓唬人，也不要拿什么什么的旗帜来再一次蒙上我的眼睛，不就是英勇就义壮烈牺牲么？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么？！老作家说完站了起来，于是陶乐天看见在场的与会者一个个纷纷站了起来。陶乐天脑子里轰的一下，该不会导致打架斗殴流血吐白沫吧。还好，许多人站是站了起来，但为了表明自己是君子，全没有动手，只不过动动口罢了。陶乐天此刻深深地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只是人多嘴杂，吵得他一句也听不清，满耳是理想和崇高，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满耳是抗日和救亡连同活着和不怕死之类，还有人唱起了新的长城，据说是用血肉筑成的。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他的肩头被人重重一拍，他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回头一看——一个大脑袋的家伙正冲着他嘿嘿发笑，原来是作协的专业作家，匡亮。他不由瞪了对方一眼：你小子吓了我一跳。匡亮呵呵地笑了，你吓什么呀？你没见大家都这么紧张么？操那，这跟阿拉有什么关系。你小子连这个都不关心？哪有功夫关心这些，我关心的是在田老兄，他到底怎么了？陶乐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这个匡亮可是在田的好兄弟，自从在田失踪后，他打过好几个电话询问，陶乐天一再地告诉他，等见了面之后再说，电话里讲不清楚。 那天晚上，陶乐天与匡亮在一个会议代表的房间里谈到很晚，抽了足足三包红塔山。半夜里十二点左右，陶乐天出门回家时，发现张超鬼鬼祟祟地敲开了那个五十年代作家的房门，作家一开门，张超就一叠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于是作家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刚刚成了博导，我刚刚辞了部长，你上去，我下来，我方唱罢你登场。张超急得连连说道：咱们进去说话，进去说话。作家看着他不知所以，张超向他解释说：有些话需要大声嚷嚷，有些话需要窃窃私语。作家点点头，身子一闪，让张超进了他的房间。陶乐天回头看看匡亮，匡亮推了他一把，二人悄没声儿地离开了会议的住地，一家三星级的宾馆。他们走出门口时，看见会上的二位小姐正在跟孙老诗人道别：孙爷爷拜拜！拜拜，孩子们。他们抬头看了看夜空，今夜星光灿烂！他们没想到，昨夜的星辰还有如此顽强的光芒。看着出租车载着小姐远去，他们相视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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