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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子，你好，这是我草拟的几个小问题，算作是访谈。你可以跳过其中某个不答，也可以改动它们，自问自答，总之是由你自由发挥。如果你乐意，还可以反过来向我提一些问题，算作访谈中的互文。 1，请谈谈《同居时代》的构思过程。 2，你曾经谈到，你的每一个故事后都隐藏着一个通俗故事，你能谈谈这通俗故事与你最后完成文本间的关系吗？ 3，你假想读者与你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吗？你是否考虑更广泛的读者？ 4，语言问题：你是否强调语言的狂欢？你小说的文本与与1998年《看图说话》那组诗有没有连贯性的联系？ 5，“把一个东西写得不像是东西，对你是一个诱惑。”能具体解释这句话吗？ 6，你看不看目前杂志上的小说？对它们有什么看法？ 7，《同居时代》是一副牌，假如它是空白的，可以发出去，你愿意发给谁？（请开一个小名单，古今中外，死人活人均可。） 8，对我们正进行的访谈，你有什么建议（形式或内容或其它）吗？” 以扑克牌的形式写小说，从文体说其实决不算新颖。从纯文体角度出发，这种实验我认为既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意义可疑的。因为它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疑问或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实验文体？在文体的变换中实际包含了什么？这种实验是拒绝读者的吗？或者说文体仅仅是某类作家的偏爱？灵动不羁如车前子，当然不会费脑子考虑这些学院气十足的问题。在我与他的谈话中，他曾经漫不经心地一语带过了如“语言狂欢”、“喜欢通俗小说”、“读者和自己应该有同样的思维”、“把一个小说写得不像小说，对自己是一种诱惑”等等这些话题。我希望他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因为我觉得完全脱离文学思考或个人趣味的实验是毫无意义的。扑克牌小说在众多新奇文体中大概只持中庸之道，因此我希望借这个小说，来引出一些可能隐藏在背后的话题。 我特意给车前子设计了学院式的提问。对我的前几个问题，车前子似乎显得颇为吃力又有些不屑和无奈。他答道： “1，不仅仅是《同居时代》，我的构思过程，是手写过程。构思在手写中完成：是思维的一种即兴—开放—形成形式。套用迪伦马特的‘灵感思维’，我姑且称它为‘手写思维’。我的手写的特性不能忽略。 但《同居时代》还有点不同（其实每篇的具体写作都是不同的），我借用了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如果勉强能为此篇小说作一示意图的话：即是若干个点。有的点已经连成线，甚至几条线还纠缠在一起；有的点就是点，没有发展，但有发展的可能；有的还可以说成是污点—因为《同居时代》是一副扑克牌的形式，就像你有时候会拿到几张臭牌，于这一圈牌中毫无用处。读者完全可以跳开不读。 2，前几年的俗话讲：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而情况往往是这样的—男人我们看见了，女人却不见。 3，在毛泽东时代，大家的脸都长得差不多。我的思维方式是我的镇馆之宝，就不可能都有此类收藏。先有作者，再有读者。但读者的进步要比作者来得快—所以才有广泛的读者这一说法—当作者还津津有味地玩这个把戏时，广泛的读者已把作者抛弃了。我对广泛之外的读者更感兴趣，他们是早晨五六点钟的太阳。 4，语言的狂欢—我在狂欢的后面再加上个‘节’字—我一般不这么强调，只是心里有数—语言的狂欢节。这节是节制的节。没有节制，就成了滥杀无辜，是纳粹行为。 1998年我写了《看图说话》等近二十首长诗和组诗，我想，没写的话，我也会无中生有；写了的话，就像是遗传基因吧。 5，已经非常具体了。 6，你看吗？” 到第七个问题，我的提问才略使车前子兴奋起来： “7，努尔哈赤—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牌：poker。 沈从文—据说他从不玩牌。 陀斯妥也夫斯基—一个老输的赌徒。 李冯—《同居时代》就是为他写的。 发给这四个人，比较热闹。或者，发给更多的人，比如那天晚上在一起喝酒的几个人。那天晚上，李冯对车前子说：‘你也写个小说吧。’车前子比较实际：‘有地方发吗？’李冯答到：‘《作家》可以。’ 8，最近，我也访谈了几位诗人，整理时一不留神，把谈写成了‘痰’。被访者谈吐不俗经常吐痰，所以访者—我的建议—做一块牌子，写几个大字，不时地举一下：‘禁止随地吐痰！’ 9，听来的问题：‘这样写到底有什么意思？’昨晚，在黄亭子酒吧，我听到程光炜这样问林白。林白是否回答，我不知道—我去看抓小偷了。七个便衣警察追着三个小偷，追到儿影厂宿舍，四个便衣警察像在掏裤裆，我替他们着急：这时候怎么能撒尿？他们掏出了手枪。估计三个小偷手上也有家伙，我就回家了。这听来的问题请你回答。 10，请谈谈你草拟的这几个问题的构思过程。 11，像我这样写小说，发表的机会多吗？我写小说就想发表—明天不想上班，想以小说换钱。我是从1998年7月26日后开始写小说的，到年底，我想我能写出30篇。平均一万字一篇，也有几万块钱吧？据说小说的稿费比诗歌和散文都偏高些。是这样吗？ 12，做个小广告：我已写成《中国语文》、《小说与插图》、《帝国的株连》、《北京蚂蚁》、《男人性感香水版本》、《或足球或漫画或追杀》、《村里故事》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实验文本，哪个杂志社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3，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我放弃实验文本的写作，可惜吗？因为1999年我有一个打算：远离文字，去美院国画系进修。” 车前子向我反问的问题，第十个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最后一个是他自己的事情。至于第九个，我想可能是所有实验作品都可能面临的质疑。一种习作可能性在理论上，自然有探讨的余地。实际上，在前面我也请车前子做过了阐明。在谈话中，他还告诉我说，《同居时代》既是他的个人趣味，但同时也来源于日常生活。他认为他所接触的日常生活即是这样发散的甚至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至于某一个具体的作品是否成立，也许最好的办法不时讨论，而是把它呈现出来，公之于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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