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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旅途


⊙聂鑫森

  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当我又一次走进老教授车旗仪的书房时,正是初夏的一个黄昏。五十八岁的车教授苍老地坐在书房的一角,他的身前身后堆着一摞一摞的古书旧书。他的这句话有如来自历史的深处,让人感到一种形而上的庄严和肃穆。夕光星星点点从挂着湘妃竹帘的窗口洇进来,洇到他的脸上,使他的脸极似一件斑驳的青铜器。
  每次我来看望车教授,他总是用这句话来作不变的序言,对他远在旅途、几年不归的儿子车千里作尖刻而痛惜的评价。
  我自个儿坐下来,说:先生,千里还是有志气的。他怪怪地笑起来。
  笑得我毛骨悚然。作为曾是车教授的硕士生,以及他现在的同事,我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景仰。妻子早丧,把儿子车千里抚养成人,至今犹是一个鳏夫。于寂寞中,做着极为枯寂的学问,在柳宗元的研究上,他是独领风骚的。我的来访,一是想慰藉他儿子远离不归的孤清,二是想得到他于学问上的教诲。每一想起他的名字“车旗仪”,眼前便出现高插旗幡的车队仪仗,那声势,那韵致,使人震慑。但我发现我的到来,却成为他从此述说他儿子的一个契机,而且话语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他很少谈学问,这一点使我很尴尬。在许多日子后,我习惯了这种谈话,并为此而激动不已。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分明是一种对人生的警示。在一段日子没听到这句话时,我会渴望听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落到我心上的时刻,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发出一种轰响。甚至,我觉得这句话,是车教授对他自己说的。他的所有关于对儿子的表述,已经剥离开儿子这个本体,我想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车教授怪怪地笑罢,用手拍拍一叠线装书,夕光中飘袅出淡淡的尘烟,有一种久远的气味在书房里弥漫开来。
  我问他是否吃过了饭,身体是否舒服,《柳文拾微》这本专著写到哪个章节了?车教授置若罔闻,他干咳了一声,说:从小千里就心浮气躁,没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完,他总是半途而废!我三十岁才得子,他妈妈体弱多病,有一个“千里”已经很满足了。三岁时他在院子里和一些小伙伴玩泥巴,是那种胶性很重的泥巴,叫白胶泥。他做一辆坦克,什么都做好了,只等装上履带就成了。他装了几次没装好,就狠狠地把坦克摔碎了。再把泥巴团起来,做一把小手枪,做到扳机那地方,没兴趣了,又把泥巴揉成一团。我站在旁边看着,我对他说:你什么也做不成,你总是半途而废。他瞅着我,梗着脖子说:就要!就要!我走过去,第一次给了他两个耳光。到小学时,给他买了一辆小自行车,是两个轮子的。院子前面有个小坡,他骑着车往坡上冲,快到坡顶时,他慌忙刹了车,推着往上走,再倒转车头,骑上去溜坡下来。再往上冲,再刹车,再推车到坡顶。他一次也没有冲上去过,坡很平缓,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冲不上去。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冲不上去?他说:我觉得你老在望着我,我就没勇气了。我说:你就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可你在。说完,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以后,读初中、高中,很平庸。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到底没考上。几代人都是大学生,就他是个高中生!只好进厂当工人,学的是钳工,技术上也拔个尖吧,没有,混日子!车教授连连叹气。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想去开灯。就这样吧。别开灯。
  我感觉到车教授的眼里渐渐地盈满了泪水,他不想让我看到那两汪泪水。
  我说:三年前,千里发誓要壮我中华魂,骑自行车周游全国,一直就没回过家,报纸上时有报道,这也是一个事业。
  车教授又怪怪地笑了。到二十五岁一事无成,忽然想起了千里走单骑。他是想做个样子给我看,他是有耐性有毅力的。他想回击我对他的失望,是一种示威。他选择的起点是在这个校园里,身上挂着绶带,车头上插着一面红旗,像演戏。拍电视、发表演说。那天,我就坐在书房里,我知道我的儿子在想什么。可惜他妈妈不在了。他出发时,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告别我的妈妈》。我的学生对我说:你的儿子了不起。我说:他车在旅途,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
  我说:不,车先生,他车在旅途,并没有半途而废!
  黑暗中车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苍老而遥远:只有我知道他,他是我的儿子,他经常回到这座城市里来。隔些日子,他会打一次电话来,问我身体怎么样,说很对不起,不能侍奉晨昏,说他此刻正在某处,相距遥遥。有些电话从声音的清晰度上,我判断他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因为长途电话的声音没有这么亮。他很想见我,同时又怕他的回家导致我更大的失望和鄙夷,他不能变成事实上的半途而废,他要营造一种车在旅途的气氛。
  我的心一惊:您怎么光从声音上就能判断呢?您就没有误判的时候?当然他也常从外省打电话来,声音远而小。我有一张大地图,他每次从外地打电话来,我都会在地图上标出他所说的位置。后来我发现,在下一次电话来时,他的位置竟变化不大,相距不过二三百公里,自行车一天最少走三十公里吧,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走二三百公里,可能吗?是的,你会说他毕竟是在周游全国,但这已经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半途而废,走走停停,不断地回到起点。甚至他会在某些区域,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取下绶带和红旗,坐一截便车,或在某个小镇休息一段日子,他会在快到一座城市时,重新武装起来,骑车进入这座城市,找市长签字,到一个广场发表演说,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我收到过他寄来的签名复印件和报道他的报纸,这没有假。但印在报纸上的照片,没有什么疲惫之色,很精神,不像长途驰驱经风历雨过的样子。我的怀疑一点也不会错。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联想,他每次回到这座城市来的时候,一定先在某个小城镇,悄无声息地寄存好自行车,然后非常谨慎非常隐秘地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为的是来看看我。
  可他毕竟没有走进这个院子。我说。不,他走进过这个院子。我喜欢晚上工作,子夜过后,到院子去打一打太极拳。好些次,我感觉到竹篱边的花木丛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而且不是别人,是千里,我轻声说:千里、千里。那一刻,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他走出来,那是一种对半途而废的真实的认可。花木一阵细响,人走远了。我的心又有了某种期冀:儿子还是车在旅途。我的处境是多么的矛盾,希望他回又不希望他回。千里呢,一样,想回又不敢回!小保姆忽然走了进来,摁了摁壁上的开关,书房里一刹时通明透亮。我看见车教授的脸上横溢着泪水,他用手帕揩了揩,又说下去:对千里,有一点我很相信,他知道他不是正儿巴经地周游全国,他不会以此去拉赞助,去骗钱。他每次打电话,都让我寄钱到某市的邮局,我总是多寄一点。我知道他取到那钱时,总有一种不安和内疚,他会想起我这个年老的父亲,也会想起我从小到大对他的斥责:你总是半途而废!他的骑车周游全国,不是想欺瞒世人,不是想获得什么名和利,而是要向我证明,他是能做成一件大事的。你说是吗?按常例,我们之间每一次见面如出一辙的谈话到此应该告一段落,我应告辞了。但这个初夏的夜晚,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有了深谈下去的欲望,比如,这种父子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比如,是一个什么细节导致了千里的总是半途而废?比如,车教授对孩子应负什么责任?但我必须说得委婉,我不能伤害一位可敬的老人的心。
  我说:先生,在人的孩提时代,好玩好动,兴趣的容易转移,似乎是通病,千里自然也不例外。假如,当年千里做泥巴坦克和手枪时,虽然不成功,但是您并不责怪,而是饶有兴趣地和他一起玩泥巴,鼓励他把坦克的履带和手枪的扳机做好;当然更不会与孩子发生对立,武断地给他两个耳光。那么,千里是不是会在一种父爱的鼓舞中,从做好一件小事入手,逐渐积蓄起自己的人格力量,假如在他骑单车冲刺那个小坡时,你亲自骑一辆单车和他进行比赛,鼓起他的劲头;或者,在他快到坡顶时,站在车后为他推一把,让他冲过去,而不是老板着脸,让他充满着畏惧,是不是对千里的未来会产生一种影响力?车教授惊诧地望着我,然后低下了头。我又说:您的过于严格,是不是造成了千里的仇恨和反抗?使他总想在您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您的严酷又时时粉碎着他的自信,使他无法跨越您这个障碍,以致他无法去做成一件大事。因为在他长大成人后,您所关注的是他做成一件大事。您的存在和他的存在,成了生物链上的两个环节。您说是吗?即使千里没考上大学,当一个普通工人也很好,这也是一种成功。您为什么一定企望他是一个技术尖子,一个自学成材的工程师?牡丹也是花,苔花也是花,您说呢?可现在一切都迟了,千里再无法回到他自己生活的轨道上来,您把他悬在空中了,他无法落到实地。有时我想,您和我都有点儿私心了。
  车教授猛地抬起头来,目光如电,他说:你说下去,我想听。
  您每次对我讲千里的故事,意义已不在于对儿子的惋惜,而是对自己的反证,您这辈子在学问上是持之以恒的,您还希望有更大的成就,您用儿子的“半途而废”来鞭策自己。而我呢,不厌其烦地听您讲千里的故事,每听一次就警醒一次:要在学问上走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而我们都忘记了故事的主人公,怎么让他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一定硬要像我们一样追求名山事业,也不一定硬要做一件什么大事让世人瞩目。
  车教授乞求地望着我,说:你说怎么让他回到实地上来?我不是没想过,我是想不出来。
  我说:想是想不出来的,您耐心等等,得有一个机缘。
  看看墙上的挂钟,十点了。
  我起身告辞。
  这时,书案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应该是千里打来的电话。我很急速地离开了书房。
  一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刚刚下过一场透雨,到处是凉润润的,细细的虫声渗进绿纱窗。我正在撰写一篇《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提纲已给车教授看过,他说有新意。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她们的梦里一定没有雨。
  窗外,突然传来惊惶的呼喊声:孙老师!孙老师!我问:谁?是我———车千里!怎么?千里回来了?我忙跑出来,问:千里,出什么事了?车千里说:父亲中风了,是他打太极拳的时候,刚下过雨的院子很滑,他旋转身子时,跌倒了,现在人事不知。
  我忙和车千里朝他家跑去。车教授平躺在沙发上,一身是泥,小保姆正用湿毛巾给他揩着嘴角的白沫。
  我对车千里说:给你父亲准备住院的衣物、用具,我给校医院打电话,叫他们来车。
  救护车很快就开来了。
  我和车千里跟车一起去了医院。车教授被抬进了急救室。
  我和车千里坐在走廊的绿色长椅上。车千里低着头,脸上充满了歉疚。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静成一尊雕塑。
  我打量着千里,他的旅游鞋上泥痕点点,发出很难闻的气味;牛仔短袖衣上汗渍斑斑,一块一块地白在灯光下。看得出不久前他还在仆仆风尘的旅途。
  我完全可以猜测出刚才发生的故事。
  千里又一次回到这座城市,先打电话给他父亲,然后在深夜翻墙进入校园,潜伏在他家竹篱边的花木丛中,细细地凝望从屋子里走到小院里的父亲。车教授一定又一次感觉到儿子近在咫尺,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慌乱地打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太极拳,在身子回旋时突然滑倒了。车千里并没有立即窜出花木丛,他以为父亲会很快站起来,但是他的父亲一动也不动。车千里飞快地窜出去,呼喊着小保姆,然后,一起把父亲抬到客厅的沙发上。
  我明白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车千里可以堂皇地回到这个家,结束他车在旅途的生活,而不怕任何人议论他“半途而废”了。
  车教授是偶然跌倒,还是故意跌倒?不知道。
  我说:千里,什么也别解释,你得结束你周游全国的壮举,因为你父亲病了。
  他抬起头来,显得很痛苦,说:孙老师,这辈子我什么也没做成,又是半途而废,父亲一定失望极了。
  不。车教授不会这样想。世界上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有大事,但更多的是小事,能把小事做好,同样了不起。
  那也是的。车千里突然轻轻地哭泣起来。他的哭声很轻很细,但我相信躺在急救室手术台上的车教授一定会听得清清楚楚,他应该明白儿子从虚无缥缈的半空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这就不是“半途而废”。他的病会很快恢复的,五十八岁,在现在已不能称为“老”了。
  夜,很静,很静。我拍拍千里的肩,说:千里,你先回去洗洗澡,换换衣服。赶明早,你父亲醒过来,看见你干干净净的样子,有多高兴。
  车千里说:嗯。几个月后,车教授出院了。学校领导征求车教授和车千里的意见后,将千里的档案提到了学校,安排在中文系行政办公室,当一名勤杂工。
  车教授对千里说:好好干吧,当勤杂工并不丢人。千里说:嗯。
  千里每天在老师上班前就把各个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开水房挑来一担开水,把一个个热水瓶灌满。他特别记着为父亲沏一杯茉莉花茶,盖上杯盖,稳稳地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有一天,千里找到我,说:孙老师,您给我买一套大一的课本,没事时我想当个旁听生。当然不是不安心当勤杂工,我是想读点儿书,读书可以明白道理。
  我说:这没问题。
  在干完了所有的活之后,车千里常拿着一本书走进上大课的教室。
  他的脸上泛着平和的笑意。
  (《山西文学》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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