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录
一朵小白花


聂华苓

  墙边一朵小白花,在阳光中快活地摇摆。
  我站在小学绿色的大门前,望着那朵小白花,用手把自己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拢了一下,由大门上开着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在右手边,有一间小木房子,窗口坐着一个老头儿。
  “请问,谭——谭校长在不在?”我在“谭”之下顿了一下。假若不是那老头儿一双疑虑的眨巴眼提醒了我,我会连名道姓地说出了“谭心辉”。用那么冷冰冰的名衔来称呼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儿时朋友,确是一件别扭事。
  “校长不在!”那老头儿低头整理桌上的一叠信件。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不知是轻松,还是失望。谭心辉是我高中时代的好友,我们同座位,同寝室,连衣物零用钱也不分彼此。毕业考试过后,分手的前一天,我们坐在嘉陵江边一棵黄桷树下,看着山顶的白云,自叹是“飘零的落叶”,实际上,我们是各自“飘”回家。我把母亲给我的一对小梅花金戒指,送了她一个,约定十年后,无论我们“飘”到多远的地方,再到嘉陵江边见面。然而,我们分别十六年了,并没见面。我高中一毕业便结了婚,谭心辉进了大学。我来台湾后,听说谭心辉也来了台湾,在南部一个私立小学当校长;
  她大学毕业后结了婚,婚后两年便离婚了。我常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她的消息,知道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了。我住在台北,一直没机会见到她——这是个借口,我承认;当年嘉陵江边友谊的盟誓我早忘记了。人就是这样子。这一次,妹妹在南部结婚,我摆脱繁琐的家务与一群儿女,到南部去参加她的婚礼,才鼓起勇气决定就便去看看谭心辉。但是,我一看到那凛然的校门,那老头儿探询的眼光;听见他那句冷漠的答话,忽然觉得我来看的,不是一个儿时好友,而是一个陌生人。我转身准备离去。
  “喂!”那老头儿抬起头,“你找校长干什么?”他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我是她朋友。”
  “朋友?嗳?你是校长朋友?”那老头儿向校园一角瞟了一眼。那儿有一道矮篱,围着一栋房子;房子上爬满了茑萝;
  矮篱外停着一辆闪亮的三轮车。
  “校长是不是住在那儿?”我指着那栋房子问,这一次,我索性把“谭”字也去掉了。
  “是,就住那边。”老头儿坐在凳子上,两只瘦骨嶙峋的胳臂叉有胸前,晃着二郎腿,挺悠闲的样子。
  “请你进去讲一下,好不好?我老远从台北来看她的。”
  “不行,校长暑假不见客!”老头儿干脆由桌子上拿起一本油皮纸封面的《七侠五义》看起来了。
  “那我自己进去好了!”我向那栋小房子走去,倒不是急于要看到谭心辉,而是与那老头儿赌气。
  “喂,喂,”他站起身来,皱着眉头,眨巴着眼,“你有名片没有?”
  “没有。”我苦笑了一下,“我叫丁一燕,你一说,校长就知道的。”
  老头儿拿着一叠信件进去了,转来的时候,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
  “校长请你进去。”
  我走进矮篱,敲了一下门,开门的是个下女,说校长睡午觉刚起来,要我等一等。我坐在一张藤椅上,向四壁看了一眼。左边墙上挂着一块横匾:“春风化雨”;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团体照,黑压压的一群人,我认出正中坐着的是谭心辉,握着两手放在膝上,四平八稳,非常自信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名士派”的谭心辉,穿着麻布口袋似的蓝布衫,走起路来,衣服晃晃荡荡,蓬松的短发上,常常插着一朵小白花,衬着她那黝黑的肤色,带点儿男性的动作,看起来并不好看,反而显得有点儿可笑。
  “丁一燕,想不到你来了。”谭心辉扣着衣领,由内屋走了出来。
  “啊!”我站起身来,说不出一句话。
  谭心辉穿着一件铁灰绸子衣服,一丝不苟的短发紧贴在脑后:半高跟鞋的鞋尖是闪亮的。她微弯着腰,迈着方步走过来。她整个的人,好像没上滑润油的机器,骨节都长了锈。
  她和我握了手,松松地。
  “我早听说你在台北。怎么样?还好吧?”她在我旁边一张藤椅上坐下,没等我回答,便高声叫道:“阿秀,倒茶来!”
  “你这里真好,凉爽得很!”我望着屋外一地绿荫荫的茑萝影,从心里凉到手指头尖。
  “嗯,还不错,”她打了个呵欠,“不过台湾的天气也只是中午热一阵,早晚都很凉爽。”
  “这儿最近下雨没有?”
  “没有。台北呢?”她拿起了茶几上的一叠信。
  “也没有。”
  虽然是骄阳当空的炎夏,那间屋子里的空气却是一块凝固的冰。我喝了一口热茶。她把那叠信一一看了一眼,扔在书桌上。
  “真是,一到暑假,就难得安静,今天我决定好好休息一天,不见客人。每天好多客人,好多信,谋事呀,为考生讲情呀!”她就着那个“呀”字又打了个呵欠。
  “你真了不起,我们同学之中,你最有出息。”我说着,一面看看手表:三点二十五分了。
  “那倒谈不上,不过,”谭心辉的劲儿上来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不会钻营,不会拍马。否则,就凭我的资历、学历,我也应该当上了中学校长。我办这个私立小学也不容易呀!不是肯干,不是混得开,还会有今天?!”
  “那当然!你那一股干劲,我是知道的。”
  我跷起二郎腿,觉得不对劲,又把腿放了下来。
  “你在做事吗?”
  “没有。”
  “程中启呢?在干什么?”
  “干个小公务员,一家人能够糊口就是了。”
  “几个孩子了?”
  “五个。”
  “五个?”她瞪着眼望着我,“哎呀,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是没多久的事嘛,你梳两条长辫子,辫梢一天换一对花结子,跑起来一甩一甩的。”
  我向她笑了一下。
  “现在我女儿的两条长辫子也是一甩一甩的。”
  她也笑了,摇着头。
  “真快,真快!一转眼,你都是儿女成行的人了。”
  “还是你好,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一个人,自由自在!”
  “吃自己的,喝自己的,那倒是真的。”谭心辉顿了一下,“不过,那也没多大意思!我要是不这样整天忙得透不过气来,更没意思了!”
  我没想到她也和我一样对人生不满足。
  “没意思?”我这么反问了一句,立刻想起了她以前说话的口吻。“对了,对了,没意思,你以前就爱说这句话。”
  “你还记得?我真是什么都忘记了。逃难,家庭的不幸,在社会上碰到的失意和挫折。我是不是完全变了?”
  我笑着点点头,觉得我们之间的冰冻渐渐在溶解了。
  “你倒没变多少。”谭心辉瞧着我眼睛,“刚才一看到你,觉得你变了很多,连眼睛也变了样,眼皮松了,眼眶凹下去了。现在越看你,越觉得你没变。还是很年轻。”
  年轻的女孩子从不会想到“年轻”这一类的字汇,反而要伪装老大。等到自己的青春快给女儿顶掉了,不但自己爱谈到“年轻”,还喜欢听到“年轻”这一类的评语。我想到这一点,噗哧一笑。
  “哪,你那一笑,和以前完全一样!”她在我手臂上打了一下,叫出了我以前的绰号,“小燕子!”
  “名士!”我回打了她一下。一个小学生由篱笆外走过,唱着“小鱼”的歌。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唱的歌,你还记不记得?”我说。
  谭心辉愣着两眼想了一下,慢慢哼了起来: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
  “不行,不行,记不得了,我十几年不唱歌了!”她连连摇头。我接着她哼下去: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硬是要得,你!”她又打了我一下。
  我们隔着茶几,牵着手笑。
  “校长!”有人在门口怯怯叫了一声。
  我们停住笑声。走进来的是那个看门的老头儿。
  “校长,有个周先生来看您!”
  “周先生?”谭心辉偏着头,皱着眉心。
  这时,那绿纱门已经咿咿呀呀推开了,有人缩缩瑟瑟伸进头来。谭心辉低声向我咕噜了一句:
  “又是来谋事的。”
  周先生走了进来,脸上堆着的笑,就像他头发上敷着的头油,廉价的,腻滑的。
  “这是校长吧?这——这里有一封信是张科长给您的。”他哈着腰双手将信奉上。
  “好,你请坐。”谭心辉脸上立刻又结了冰。
  周先生坐在椅沿上,仿佛多坐一点儿就不恭敬似的。他由裤袋中取出手帕,擦着额头、鼻尖上的汗。谭心辉草草把信看了一下,放在茶几上。
  “好的,张科长是我同乡,周先生的事我尽量想办法。这个——”谭心辉又握着两手搁在膝上了,“这个——我一定考虑。你有多久没教书了?”
  “有五年了,不,四年零八个月。我是学师范的,所以还——还是要来做教育。”周先生鼻尖又冒汗了。
  他结结巴巴说漏了“工作”两字,我觉得很好笑,但我看到他狼狈的神色,看到谭心辉冷峻的脸谱,便一点儿笑意也没有了。
  “好的,”谭心辉赞许了一声。
  周先生感激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
  “我对于儿童教育,还有点小小的研究。”他咳呛了一下说,“我——我觉得儿童教育应该注意身体、智能,嗯——人格,对了,人格,三方面的发展。学校里一般的老师只管教书,只管教授书本上的知识,忽略了儿童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他又扫了一下喉咙,“我觉得,学校应该充满乐园的气氛,使儿童能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他又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和鼻尖,“歌德说:‘生活的秩序要在儿童的游戏生活中去建立。’这话是不错的,所以儿童的课外活动也是得注意的。我觉得——”
  “好的,好的。”谭心辉皱了一下眉头,打断了他咕咕噜噜的背诵,“有什么消息我通知张科长。”
  “谢谢,谢谢校长。”
  周先生一直哈着腰走到门外,才向谭心辉深深一鞠躬,向后退了一步,绊在一块石头上,几乎摔了一跌。
  谭心辉又以那种老成的方步走回原位。
  “这个老张!我说过,今天我想安安静静休息一下,不见客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放这个人进来了,等下一定要说他。你不知道,一个暑假,麻烦透了,有的人非得买帐不可,这个社会呀,还不是大虫吃小虫,小虫吃毛虫,毛虫吃沙子?”
  我瞅了她一眼,没话可说,只有喝了一口茶。一丝风也没有,屋外的茑萝影也不动一下。远处弹起了单调的钢琴声。
  我们之间的空气又凝固起来了。我又看表:四点三十五分了。
  我居然在那儿坐了一个多钟头!忽然“咚”的一下,一只皮球正好撞在纱门的门框上。
  “这些学生,太不成话!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不可!”谭心辉站起身来,气势汹汹地往外走。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戴上眼镜,反背着手,摇头摆尾学校长训话的样子?‘各位同学,这个的时候……’”谭心辉尴尬地笑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那也是胡闹!”
  “你还偷过校长的鸡!”
  “可不是!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
  “你在外面看见了校长家的鸡,就把鸡赶到教室里来。我们大伙把鸡捉住了;我们俩把鸡拿到附近农家杀了,炖了,然后拿到教室里,一个人还分不到一块,最后有人只尝了一口鸡卤,大家吃得哈哈大笑,一晚上没上自修。”
  “对了,”谭心辉拍了一下我搁在藤椅扶手上的手,“我们叫校长轰炸机。”
  “他太太是侦察机。”我抢着说。
  “还有一个舍监叫‘求偶心切’!”她也抢着说。
  “是,是!夜晚熄了灯,她在寝室门口嚷着骂着,我们躺在床上啃蕃薯。一个大蕃薯一人啃一口,轮流着啃。她骂完了,我们一寝室的人把那个大蕃薯也啃完了。嗨,嗨,又脆又香!我们那一伙人呀,真是……”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谭心辉笑得颤巍巍的,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求偶心切’又在寝室门口大骂,你却蒙在被子里,打着电筒看情书!”
  “谭校长还帮我放哨呢!”
  “谭校长跟你在一起做的荒唐事可多啦!”她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我很喜欢她那个笑。“愚人节那天,我装病,你去报告‘求偶心切’。她跑来看我,我捧着肚子在床上痛得直打滚,她急得满头大汗,像只青蛙一样跳来跳去,忙着找护士。
  等她气喘喘地带着医务室的护士和担架来了,我们俩正拉着手大笑。”
  “谁叫她平时那么凶!”
  “真是凶,她一来就气虎虎地骂人。”谭心辉大概已经忘记要去教训学生那回事了。
  我望着屋外一地茑萝影,仿佛又坐在当年的黄桷树下,地上也是奇幻的叶影。我和谭心辉靠着那粗大的树干,手里拿着课本,谈着与课本全然无关的事——全是象征少女的虚荣、梦幻与焕发的青春。
  “喂,”我问她,“你那朵小梅花呢?”
  “当罗!”她歉然一笑,“那时候,我们还说十年后再到嘉陵江边去见面呢!真是,逃难的时候,没饭吃,连那个小戒指也当了。你的呢?”
  “丢罗!为了这件事,还和程中启闹了一场。”
  “对了,”谭心辉恳切地望着我,“你们俩怎么样?一定很好。他以前追求你的时候,那一股傻劲,同学们谁都知道,在女生宿舍门口一站就是几个钟头。”
  “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个月初,薪水袋往我手里一交!”我把两手一扬,自己也笑起来了,仿佛在唱儿歌,单调到了滑稽的地步——生活就是如此。我接着问她,“怎么样,你呢?就一个人这样下去吗?”
  谭心辉微笑着瞅了我一眼,低下头去,搬弄手指,又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几下,我知道是我们倾心相谈的时候了。然而,门口又有人叫了一声:
  “校长!”
  一个瘦削的男人走了进来。谭心辉为我们介绍,那人是学校的总务主任韦先生。
  “有点事要向校长请示。”
  “什么事?”谭心辉背向韦先生坐着,扭过头去,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了。
  “还是外宾来校参观的事。”韦先生说话时,额头上现出三道很深的皱纹,“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校长还有何指示?”
  “好的。坏的地方统统修好了吗?”
  “修好了!”
  “操场上的篮球架也修好了?”
  “修好了,而且又油漆了一下。”
  “好的,我等下来看看。现在就是注意外宾来的那一天的事了。最重要的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得纤尘不染。”
  谭心辉一只手像菜刀似地剁了几下,“连一点水渍子也不能有。我告诉你,只要表面漂漂亮亮的,内部污七八糟,谁知道?”
  “校长的话一点儿也不错。”韦先生应着,带着一脸的笑。
  他就是在笑的时候,额头上也有三道皱纹,活像老虎纹,使得他的笑也有点儿张牙舞爪的味道。
  “那一天,所有的人,不准在学校里喝茶、抽烟。”
  “啊,这个——这个——,校长。”韦先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出个布告好啦。”谭心辉那句话的尾音拖得又高又长,又握着一双手搁在膝上了。“从我自己做起,每个人,谁都不能例外。喝喝茶,就有水渍子;抽了烟,就是烟灰。你懂吧?”
  “好,我照校长的话办。”
  “还有,那一天,每个人身上带一块纱布。”
  我一定是睁着眼睛,张着嘴巴,一副傻愣愣的样子,因为谭心辉那庄严的神情,独断的口吻,又使我感到茫然了。
  “带一块纱布?”韦先生额头上的三道老虎纹更深了。
  “嗯!”谭心辉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带一块纱布。每个人带一块,谁发现了一点灰,一滴水渍,就马上用纱布擦掉。”
  我“啊!”了一声,不得不佩服我老朋友的好脑筋。
  “那——那,校长,行起来恐怕不容易。”
  “强制执行嘛!这可有关学校的名誉,并且,”谭心辉现在可露牙笑了一下,“尤其是有关你总务主任的名誉。”
  “那——好,那就照校长的意思办。我不打扰校长了。”
  他一走出门,谭心辉就凑过来低声对我说:
  “他还是我同系同班同学呢!现在当我的总务主任。幸亏有这样得力的人,自己省好多事。”
  我想着那人额头上的三道老虎纹,只是泛泛回答了一句:
  “你真能干!”
  我们沉默着。她显然在思索,也许会想出比刚才更妙的主意。我由椅旁地上拾起一把黑毛扇,撕着那黑色的羽毛,仿佛撕着那片郁闷的沉默。我想着往日那个穿蓝布衫的谭心辉,在橘林里摘一个橘子,腋下夹着一本小说,跑到后面小山上看落日。我又看表了:正好五点半。我想是该走的时候了,正准备起身告辞,那生涩的钢琴声又响了起来,是一个熟悉的调子:《偶然》。谭心辉醒了,对我说:
  “《偶然》,还是你教我唱的呢!”
  我点点头。
  “在跑土匪那个晚上。”
  “你吓得直哭。”
  “你别说,那可真是怕人,深更半夜,‘求偶心切’吹哨子把我们叫醒,说是土匪来了,叫我们赶快穿好衣服,结队到城墙上去。那天晚上,我才觉得‘求偶心切’真是好,对每个同学都那么关切,像个妈妈一样。”
  “其实,那么几个兵守在城墙上,有什么用?”
  “可不是!真危险。那晚的月亮照在城墙上,也像是惨白的。我们靠在土墙上,看见远远火把来了,把一角天都照红了。我们全挤在一堆,又冷又怕,牙齿抖得咯咯响。幸好土匪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没有来。”
  “后来我们一堆堆地围着聊起天来,反而觉得跑土匪很好玩,是不是?”
  我把手里的黑毛扇在谭心辉肩上拍了一下。
  “你可记得我们那一小堆人谈的什么?”
  小几上的玻璃杯被我碰倒了,淌了一几的茶,浸湿了那一封介绍信——这就是那求职的人的命运。不过,我们对于这一切全没理会。谭心辉愣着眼;我瞧着她笑。
  她终于摇摇头。
  “实在不记得了。”
  “你看你又忘了,你再想想!”
  “你记得也是一样的,快告诉我!”她摇着我的肩。
  “我们谈的爱情!”
  哗啦一声,玻璃杯滚在地上,摔得粉碎。我们俩看看那闪烁的玻璃屑,看看彼此闪烁的眼睛,爆出的笑声,比那碎裂的玻璃声更明亮,更清脆。谭心辉拍着我的肩: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们怎么谈起来的呢?你逃土匪带着一个小袋子,麻布挑花的,对不对?里面除了衣服之外,就是程中启给你的一束信。我们发现了,我就抽了一封,就着月光朗诵起来。你追我,打我;我跑着,念着;同学们拍手叫好。”
  我微笑着,看着自己一双被家务磨粗了的手。
  她继续说下去。
  “信上有两句话,后来我们总是拿你开玩笑的:没有爱情的心,像——像什么呀?我还是忘了。”
  “‘没有爱情的心版,正像没有星星的天空。’”我噗哧笑了,摸着自己的手臂。“我现在直起鸡皮疙瘩!”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谈得很认真的。”
  “各人有各人的理论。小喽喽说她要是爱上一个人,她永远不让他知道,默默为他牺牲一辈子。”
  谭心辉摇摇头。
  “多荒谬!”
  我点头同意。
  “美人儿还说她要抱独身呢,后来追一个男孩子,由北平追到南京。”
  “真的?”谭心辉透着一脸怀疑的神色,“真有这回事?我还没听说过呢!美人儿怎么会疯狂到那种地步呢?”
  “还有,还有,你记不记得?……”我笑得说不出声。
  谭心辉无缘无故跟着我笑,和往日一样。
  “还有什么?快说,快说!”
  “还有汪夫子,她对爱情不谈一个字,偏又喜欢坐在旁边听我们谈。我们问到她头上,她就骂人:‘鬼扯!’”“对,对,”谭心辉连连点头,“汪夫子是那样。”
  “你知不知道?后来她上大学,爱上一个男同学;那个人又爱上另一个女同学,她跑到男生宿舍,把那个人打了一耳光。”
  “是,是,我也听讲!来台湾以后,还听说她一直没结婚,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数学。”谭心辉用手在茶几上抹了一下,弹了我一脸的水,“死鬼,你什么都记得!”
  我也由茶几上抹了一手的水,弹在她脸上。
  “死鬼,你什么都不记得!”
  这一次,是她看了看手表,对我说:
  “走,该吃晚饭了,我请你去上四川小馆,素面条。”
  “不,不,”我放下毛扇,站起身来,“我得走了,我今天晚上得赶夜车回“不行!”她拉起我的手使劲扯了一下,“今天我决不让你走了。有好多好多话还没对你说呢!我们先去上小馆。然后,我带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回来,我们促膝长谈。
  你这家伙,”她点了一下我的鼻尖,“就是喜欢吃零食!你喜欢吃麦芽糖呀,兰花豆呀,烤红薯呀,生蕃茄呀。你看,这个我还记得!”
  “好,好,走吧!”我早已不喜欢吃零食了,尤其不喜欢吃什么麦芽糖、兰花豆了,但我并没说出来。
  我们一同走出篱笆门,一个人把那辆闪亮的三轮车推了过来。
  “不要车,”谭心辉对他挥挥手,转身把我的手臂抱得紧紧地,“走,边走边谈,就把大马路当嘉陵江。”
  我们走到校门口,我又看见了墙边那朵小白花,在阳光中快活地摇摆。我由谭心辉臂弯里抽出手,走过去摘下那朵小白花,准备插在我朋友的头发上,她推开我的手。
  “不行,不行,太那个了!”
  我把她的手打了一下,又恢复了我往日的专断。
  “不准动,我就要你戴上这朵花!”
  她无可奈何摇摇头。
  “不成话!不成话!”
  我为她插好了花,挽起她的手臂。一篷篷的软风吹来,我们同时哼出那支旧歌: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的朋友继续哼着。我扭过头去,看见那老头儿拿着一把竹枝长扫帚站在校门口。这一次,是我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因为他正瞠目结舌地站在那儿。
            (选自《一朵小白花》,文星书店1963年出版)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