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冉来子。 “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 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 “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