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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那黑色外套是外套在那墙壁上挂了几十年以后的事，在这之前，我已经在那房间里出出过进过好几回，比如有一回小外甥和我捉迷藏，他怦地推开这房间的门，我听到他因游戏刺激而变得更加尖细的稚嫩嗓门从门缝里钻出来：“小姨，我躲哪儿啦？”我自然循着门的响声和小外甥的嗓音进了那门；又比如有一回小外甥他奶奶病了，我便买了些水果、罐头去看她，那时候她正卧床不起，我当然也进了那门。可是这几回我的注意力都过于集中于某事，或者我压根儿就缺乏观察力；当然或许是因人和人或人和物在空间和情感上缩短距离以后，人首先不知不觉麻痹了自己的意识，原先未进过的门、未结识的人给你造成的那种神秘，那种神秘的未知和未知的神秘也就荡然无存了。 首先还得感谢那缕光。那时候我和姐姐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冬日的阳光正斜斜地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浅而清澈的小溪，因为寒冷，小溪少了许多人和动物的打扰而显得安闲和洁净，惟有几只刚下水的鸭子正用它们月牙形的嘴哆嗦着水面，把刚刚被阳光均匀铺洒上、水载着光光贴着水缓缓流淌的水面哆出些许闹意。我们身边，则有几只鸡正用爪子和面一般刨着土，不时有家禽发出亘古未变的吟唱。 在这样的时候，我想，人应该呆在家里，或在门口水泥地上晒太阳，或干脆摆上一张小桌，约些人打牌、下棋、投骰子，或干脆躲进温暖的被窝看电视或做些其它温暖的事。在这样的时候，应该生起火盆，炭火暗红的热，把人的血液烤热，轰轰流响。总之，在冬日的柳镇应该处处呈现那种如怀胎六月的少妇般的那种慵懒、安详和幸福。 这种情景是我从小熟知、习以为常却久已忘却久已没有享受过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脸上有没有呈现一种经过一桩大事后该有的疲惫、麻木或者是轻松、得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上并不年轻的女人在步上婚坛的刹那突然心生恐惧，临阵脱逃，躲进家乡的空气里试图补缀灵魂。也许那个女人并不是我。而我姐姐也许腻味了那种重复，也许她心底里坚信有一桩更好的婚姻在等待着我，期待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不也是人的天性吗？所以在那一刻，我和姐姐确实并不向往过去和展望未来，我们只是相称那种情境，在暖暖软软地晒太阳。 记得当时我隐约有一个念头，即祈祷时间就在那种情境中停滞下来，永远不再溜走。 可是姐姐忽然站起身来，在晾衣杆上取下一件绿毛衣，这是外甥的毛衣，袖口被什么东西挂断了钱，漏针了一大片。姐姐重新在椅子上坐上，手指不停地灵巧地飞舞着，一会儿，她脚下就卷缩了一片鲜艳亮丽的毛线，细细碎碎，在阳光下显得分外耀眼。拆完了，她就站起身来，朝屋里（是老屋）走去。我那时候不愿她离开我，离开眼前这片冬日，我说姐姐你干嘛呢，她说我记得老屋抽屉里有同色的线，我去找一找，再拿副棒针给织一下，织一织，还能穿。 “买一件得了。” 姐姐看我一眼，“你姐夫这么说，鹏鹏这么说，你也这么说。不，我要织一织，很久没织毛衣了。”她说着推开了那扇门，我跟了进去。 是那缕光作了向导。那缕光从尖尖的屋顶漏进来，被距离拉扯得长长的直直的，然后在一张古旧的雕花床头捐个弯，落脚在一件黑色呢子外套的背影上。这件外套挂在雕花大床里边，由一个竹制衣架支撑着，衣架钩子又落到一枚穿过帐子钻入墙壁的铁钉上，它背朝着人的视线，显得宽大修长，两只袖筒自然下垂，仿佛在严丝合缝地拥抱着墙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拥抱着紧靠墙壁站着的一个隐身人。因为阳光的透明，我这几人肉眼就看见一些细小粉尘在那缕光亮中舞蹈、抖动，然后轻轻巧巧粘附在那片黑色上。我看出来，那些粉尘仿佛都长了尖尖的脑袋，已深深钻入织品的每一丝纤维和每一处皱褶，纤维和纤维之间、积年的和新鲜的粉尘之间又被时间长久浸泡、混合，终于分不出彼此。这样，那件黑色外套给人的整体印象便是：古旧黯淡、神秘莫测。 我是这样和我姐姐对话的： “这件大衣好大呀！” “是我故去的公公的。” “你公公？不是你没出生他就已经去世了吗？这大衣——怎么还挂在这儿？” “怎么还挂在这儿？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挂上了，几十年了。我婆婆在世时每年梅雨季节前都要拿下来刷刷晒晒，却不准套在肉身上的，哪怕是你姐夫，哪怕是最穷困的那些日子。” 我啧啧俩声，说不出其它话来。 “你别啧啧，”姐姐说：“里面还有一件呢！” 我便伸两个手指头去揭那件外套，那感觉就像翻开一本禁书的封面，或打开一个神秘洞穴，心有些莫名的紧张、兴奋和期待。里面也是一件呢子外套，颜色是紫红的，尽管也显得古旧遥远，衣角袖边被磨而得纺织纤维丝缕毕现，却因为有黑色外套的覆盖和蔽护而显得像北方寒冬大棚里种植的蔬菜，过分青翠嫩绿。粉红鲜丽。 过后我也从不否认，就在那一霎间，我心底掠过了某种沉睡已久的、遥远的、一定曾触动过我又被时间冲淡了的记忆，这些记忆弥散开来，就有了底下的这些文字。 在四十年代，我的家乡柳镇——要是从飞机上俯瞰的话，一律的青堂瓦舍，那形状就像一只巨大的展翅的老鹰匍匐在一片丘陵盆地中。往南，是一大片广袤的良田，水稻一年两熟；紧接良田的是些低矮的山丘，薯类、大小麦、油菜以及桃树橘树梨树都能丰茂地生长，常常在山包与山包之间天然形成水塘，柳镇人在里十种藕和菱角，挖完求尽，第二年即使不费一点工夫，那藕塘里照例会长出嫩藕结出菱角来；丘陵再往南便是绵延的大山，统称南山。过去柳镇人逃小日本、躲土匪都逃进大山去，那儿有丰富的土特产和各种各样的树木以及来去无踪的珍禽异兽。清澈澄碧的湄溪由东南绕过镇子往西北直入浩荡的汶江。在湄溪和汶江之间是沙质地，柳镇人在高镇子近的地方种蔬菜，在高镇子远的地方种果树或桑树。 所以小镇是个风景秀丽、物产丰饶的地方，这里总是风调雨顺，只有在汛期那些低洼地才会受淹，一般时间不会太长，影响也不会太严重。何况柳镇人靠不着地可以靠山，靠不着山可以靠田，靠不着田又可以靠地，总之这里的人总是有所依靠，因而也很少知道饥饿的含义。 我父亲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土改时让他控诉地主对他这个孤儿的剥削和压迫，他竟然说地主没让他挨饿。吃得饱是真的，吃不好也是真的，他们还想让他吃饱了饭好好干活呢，让他挨过饿害他成为孤儿的是小日本鬼子。说着他两眼就冒出火来。可见柳镇历来是怎样一种富庶的景象了。这样风景养育出的人过于阴柔俊秀，这对于女人是好的，对于男人则有些不妙。尽管小镇的男人表面不乏阳刚，对自己要求严格，似乎很思进取，但那只是虚张声势，他们骨子里只喜欢干现成的活，吃现成的饭，甚至孩子的第一声爸爸也会让他惊讶不已——因为没付出什么艰辛，在他的感觉里当父亲也很现成。所以柳镇的男人们天生就喜欢赞叹女人、依赖女人、臣服于女人，就像他们赞美这儿的大自然从不跟他们作对一样。他们喜欢躺在大自然和女人的身体上享受生活赐予的酸甘美酒。 那一年冬天，柳镇来了一个机械师，是从县农机厂分配来的，人称技师，因为姓杨，人人都称他为杨技师。他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两排缀在前襟的银扣子笔直、顺溜、亮光闪闪。跟在技师后面的是一些冷冰冰的铁家伙和一个由女人携来的家。那女人也穿一件呢子大衣，颜色紫红，在灰色的年头和灰色的季节那种颜色显得格外扎眼。同样颜色的布料包裹几个圆圆的大扣子、像玫瑰花又像初升的太阳般缀在胸前。不知是那银色还是紫色晃眼，总之柳镇的男男女女在一个短时期内感到了一种眩晕。 技师在镇中心过去老财主家一间高敞明亮的大厅里安上了那些铁家伙，小镇从此就开始有了机器的轰响。小镇及周围十村八乡的农民就吃上了机器碾磨的米、面粉，牲口也吃上了机器给粉碎的玉米粉、薯浆渣等等。小镇的女人们由此万分感激崇敬技师，是他把她们从磨盘底下解救出来，从此她们可以早点上床晚些起床。从此，那些石田、石磨便被卸下来，翻转来，摆在了天井、路边。从此小镇的石田桌。石磨凳便处处可见，成了小镇的一大景观。 技师把家安在了一个叫经堂的地方。“经堂”，顾名思义，即过去讲经布道、拜忏的地方。它位于一座坚硬的小石丘上，俯瞰着湄溪。婚澳则把它和小镇一厢为二。若是说柳镇像一只老鹰，那么它就是那个鹰嘴，高高地昂起头，似乎在对着苍天呼叫。其实经堂和别的民居没有太大的差别，一间占地约百十平米的大屋，只是它的屋顶显得特别高、特别尖，像一顶硕大无比的斗笠，而它的地势又稍高了些，这就使得它更是鹤立鸡群，周身被一种凛然、威严、神秘所笼罩。门口一个天井，天井正中长了一颗从屋后的竹园里供出的有碗口粗大的毛竹，修直向上，似乎要和尖屋顶比高。底下浅浅地砌一个圆形池子，他于一例又有一个拇指大小的洞，一年到头便有一些清冽的水流出来。据说不孕的媳妇偷偷地接一点回去喝下，便能怀孕生子，非常灵验。 经堂原本属柳家祠堂，后来作为胜利果实分给贫农，但是就像我父亲这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孤儿也不愿住这样的地方。那时候已经被镇压的柳家地主的远房表叔柳全大爷跟人嘀咕，说经堂是住不得人的，凡人不能挤走神灵的居所，凡人斗不过神。他是个富农，说完这些话后就被管制了，尽管他身上挨过小日本的五颗枪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没逃脱受管制的命运。受管制就意味着掏毛坑、扫大街、寒冬腊月在夜半三更起来敲更。在掀阶级敌人最热火朝天的日子，甚至有人提出在虎跳崖大屠杀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死了而惟独他活下来这样尖锐的问题。所幸的是柳全爷是受害者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他至今身上留下四个伤疤和一条跛腿，这件事才没有深究下去。所以当技师一眼相中这里，并说要在这儿住一生一世的时候，谁也没意识到应该把柳大爷的话转告技师。因为归根结底技师是个外人，与柳镇的一切均无瓜葛，更不要说与柳镇人过去膜拜的神灵了；更何况，柳全大爷宣扬的那些东西正被狠狠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技师叫人把经堂粉刷一新，一隔为四，就像把一块长方形蛋糕均匀地一切为四、就有了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兼饭厅、一个厨房了。但他却不托顶（那时候在柳镇找点木料竹料还是很容易的），也不试图糊点什么以遮拦星光月色，仿佛处在这么个尖屋顶下过日子很惬意舒适。所以我据此判断技师的个性里还是有一些浪漫气息的。 他的女人却不习惯在这大斗笠顶下过日子。它使她感到自己的私生活充溢到屋外，一种“敞开”的局促，她宁愿要一间小小的、天花板压得低低的、关上门严丝台缝的屋子，这屋子把她和她所爱的人——连同那些只能由两人做的秘密的事关在里面，一丝丝用于他俩的气息也不外泄。但她是个柔顺的女人，她不可能像小镇的女人那样自己就能决定一切，而且，她不会把她的不习惯说出来。但她是见过世面又聪明绝顶能创造生活弥补缺憾的女人，她没有能耐使尖屋顶变得扁些宽些，但她可以借助一些微不足道的物质改变它以扰乱视觉改善视觉效果。她最精巧的改善是剪一些树枝杈，专挑那些枝蔓扶疏横斜、造型自然优美的，剪去树叶和多余的枝杈，融化红色或白色烛油，然后用她细巧的手在枝杈上凝固绽放开一朵朵盛开的或含苞待放的红梅或白梅，然后把这些“梅花”技插在卧室最合适的地方。技师头一回进到用这些永不凋落的“梅枝”装点的房间，仿佛到了洞府仙境。 从此，天井里那颗挺拔翠绿的修竹，那能窥见星空的尖屋顶，那些由烛油制成的梅枝，那条经年潺潺源源的湄溪，以及那种家有娇妻、居所诗意如画的形象感觉构成了技师幸福欢愉的所有，要是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还缺一个孩子，一个活蹦乱跳、稚声稚气减爸爸的孩子。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后来我常反复问自己：要不是那缕光落实之处的偶然，我又何以能够捅穿那层厚厚雾气，探进我自己，从而把“我”及其他人过过的那段生活重新整理一遍。审视一遍呢？ 我恍然想起，从我记事起，柳镇就已经不是父亲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人口比解放初期暴涨了两倍，各色果园、竹园不见了，山包上的松树、麻栎等变得稀落起来，甚至湄溪和汶江的水也不如先前浩荡清澈了。但柳镇人仍需为填饱肚子犯些琢磨。这样的柳镇，怎么能够和父亲描述的柳镇相提并论呢？父亲说离镇中心二华里的磊牛山在他小时候茅草丛生，野果成堆，是狼、黄鼠狼和其它野兽的乐园；父亲说一个猛子扎进汉江，就能抓一条两三斤的鱼上来…… 所以我后来回忆柳镇的时候总是回忆父亲给我描述的柳镇世界。我知道，父亲的描述虽然简洁，却充满一种令人向往的意境。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人对所拥有的东西总是视若无睹，在没有什么的时候才向往什么。比如我，在遥远的北京想起故乡的遥远，有时恨不能嗅觉里立马就充盈那里的气息，嘴角边嘴一根那边田间地头的甘草…… 可是甘草在哪？山开到尖了，地挖到边了，无论是磊牛山、虎跳崖，无论是田边水边、高坎低坎处，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光秃洁净因而也是开豁明亮的，总是如刚出生的没头发的婴孩，或像腊月间的田野。甚至有些点缀空间庇荫地面的树叶也过早夭折。 因为有太多的手、太多的希冀模弄那片地那些山和那些田了，大人的手侍弄着儿是能长出植物菜蔬的空地，小孩的手则侍弄这些田边地块的边缘。每天一放学，几乎不用大人喊，成群集队的孩子便涌上了田野：挑猪草喂猪，削草垫猪圈。 挑野菜也好，削草也好，我总是和姐姐一块儿去。姐姐是牛年正月里出生的，而我是虎年农历十二月底出生的，说起来我和她只差一岁，事实上差了几乎有两周岁。为此我总感到她占尽了便宜。比如我的菜篮子明显比她小，挑的野菜又明显比她少，而母亲总这样对别人介绍我俩：“两姐妹周年挨。”“周年挨”就是一年扶着另一年的意思。母亲话里的含义很明显。一方面似乎要夸耀自己的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几乎等于说瞧只小一岁的妹妹可比姐姐差远了。 但正如母亲所说的，养大姐姐却并不比养大我轻松。姐姐在五岁和九岁时差点死掉，五岁的事我不记得了，九岁的事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是紫云英（我们那儿管这叫乌苕子）灿烂满田满畈的时节，这个时节正是吃苕子那嫩绿的茎叶的时候，据说紫云英是补气养肝、明目清热的。但我们吃这个已经吃腻了，那一天姐姐和我到紫云英地里挑一种野荣，这种野菜的叶子呈锯子形，要是周遭无遮无拦，它就贴着大地自然生长，叶子阔些也厚实些，吸收紫外线多了，那颜色也像人的肌肤晒多了太阳微呈褐色。若夹在苕子里面生长，则又嫩又绿且修长了。我们把它剪回家去，母亲把它们洗净然后在开水里烫一下拌上嫩豆腐，吃起来便既清甜又爽口。记得那块地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座孤墓，也许经常在墓顶加土的缘故，那墓顶就显得尖尖的。这座孤墓在我们家后院就能见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贴着我们家后院墙根的旧湄溪和汶江每年七八月汛期迦成汪洋一片时。菜地、由果园桑园改建的水田都淹了，惟独这座孤墓淹不着，从来如此。孤墓淹不着，我们家也淹不着；孤墓淹着了，我们家也至少有一半进水了。所以每次发大水，我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后院墙根，目光忧郁而散漫地盯着那一片汪洋和汪洋中那黑黑的如一只傲然挺立的仙鹤的脑袋的孤墓，口中喃喃有词。记得墓地周围茅草丛生，里面还夹有令我们垂涎的野草莓野山楂，都红嘟嘟得勾人。墓地两例还有两棵洋槐树，一粗一细，我们管它们叫“青蛇”、“白蛇”。事实上印象中我们每次在孤墓近旁活动，总会碰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蹒跚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那步态和年轻的身姿、面容就有些怪异地纽结在一起。我记得上中学后某一天偶尔在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个词，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眼前呈现那种步态。这个词是：“搀兑”。那是一种令视觉别扭、让感觉滑稽的步态，正因为如此，在记忆的唤醒中，这步态就如一幅木刻，重新深深印到了我脑子里。那美丽的女人离去后，墓前总留下一些用泥块或小石块压着的剪成长条形的薄黄的纸，伴着几缕香烟，在风中飘忽着，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袅升着。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她刚刚忙活一番的只是哄一个婴孩入睡，或侍弄完她喜爱的一片花卉，甚至她刚刚听到了许多祝福的语言。 技师穿着那件有银色扣子的黑色外套，考察了数十个年轻人，终于收下两个徒弟：我父亲和一个外号叫“红嘴”的年轻人。他俩都是在1945年日军开辟“大陆交通线”在柳镇实行三光政策时成的孤儿，属于优先吸收入团入党又属照顾对象。技师本来对瘦小的父亲不太满意。后来他无意间听到镇里的柳全大爷说了一句话，就把父亲要下了，还带着一种怜悯。柳全大爷说：“日本小子真能节俭；就一颗枪子儿就让万成成了孤儿。” 父亲原本刚当上区团委书记，因为说了那番地生没让他挨饿日本人让他挨饿的话以后就不再当书记了，但他道出了柳镇的实情。柳镇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柳镇带来的灾难：他们让柳镇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使柳镇人口从原先的八百多户锐减到五百来户，他们烧毁了繁华主街两边的青堂瓦屋上千间……我想我很理解柳镇人的感情，1992年我有一次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父亲死活不让我去，说我去了就断绝和我的父女关系。父亲对小日本的这种咬牙切齿莫名其妙有些类似于对于我年过三十不嫁并有老死在家趋势的感觉。他对这两件事同样耿耿于怀。也难怪，我十六岁开始恋爱，但二十年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我毕竟和我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两个姑姑血脉相连，所以我告诉父亲即便小日本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了。父亲老泪纵横。我想地主不剥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剥削压迫在父亲的感觉里跟外族的入侵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罢了。 当父亲和红嘴成了技师的徒弟的时候，他们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二岁，理所当然，红嘴成了师兄我父亲成了师弟。 红嘴原名柳根儿，因左嘴角带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紫色胎记而得名，那块胎记使他时时刻刻都像在嚼着一片红花瓣。“柳”在柳镇是大姓，约占了总人口的六成，“根”有扎进土里世代繁衍永不断绝的意思，柳镇的父母是喜欢用它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所以镇子里叫“柳根儿”的不少。但红嘴的真名使用率并不高，偶尔在开会或队里分粮食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两次。 据说有一回队里分粮食，队长喊了三遍“柳根儿”还是没人应承，这时只见红嘴挺身而出，大声吆喝：“柳根儿柳根儿，柳根儿野哪儿去啦？” 这段笑话是父亲和他师兄在他们师傅家的餐桌上说的，他们两个孤儿在拜师学艺的同时，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家，尝到了家所体现的种种乐趣。父亲一沾酒就脸红，而且满嘴是话；红嘴则越喝越沉默，脸喝得青下去了，嘴角那块胎记则越发红得刺目。那时候使用诸如“性感”之类的词汇是犯忌讳的，若能使用，倒正可以用在红嘴身上，不仅仅形容那张嘴，还可以形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他个子虽说不太高，却体格健壮；一头鬃毛似的头发齐刷刷的，仿佛刷什么都不成问题。技师女人有段时间用钝了家里的衣刷，每次见到他，都忍不住想把那头毛发抓到手里，刷一切该刷的地方。他和瘦小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每当技师家有重体力活，比如出肥、买柴、砌个院墙之类，技师总是派他去，而他也总不惜力，干得挺乐。他总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用完了就完了，谁有力气，用完了还能生出来。 正在这时，技师的女人怀孕了，这事显而易见的时候是在技师到柳镇的第二个冬天。腊月里宽大的衣裳，也遮盖不了女人那日渐突出的肚腹。这时女人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还是头回有身孕，技师在兴奋之余又总是担忧，怕女人有个闪失，坏了他做父亲的美梦。他让她整天呆在床上，甚至去溪里涉洗涮涮的事也不让她干了，因为他总觉得经堂门口那几步台阶太陡峭了。他似乎要独自品尝将要做父亲的快乐，叫徒弟帮忙的少了，家里、厂里，技师做什么事就都像玩命，仿佛做完今天明天就不做似的。人瘦了，话也少了，脸不知是因为瘦削还是因为绷紧了显得棱角分明，仿佛那上面突然长了许多尖利的突出，让人不敢触碰，甚至眼睛也得避让得远一些，好像不那样，眼球也会被那些突出扎几个窟窿眼。谁有他那件黑色大衣，似乎粘连着他的肌肤，柳镇人从未看见它和它的主人分离，那眩惑柳镇人的两排银光闪闪的扣子，似乎也被风尘剥蚀了它们的光泽，不再使柳镇人眩晕了。但却包含了另外的意义。它们的冷峻和严肃密切地配合了它们的主人，或者说，给它们的主人作了准确的注解。 这时，就发生了那件事。那天傍晚，风很大，从北方平原来的风和从南边森林来的风似乎都聚集到了碾米厂的屋脊，它们在那儿打着旋，呜噜呜噜叫着，撕裂着，扭打着，似乎要争个雌雄高低，却谁也占不了上风。空气清冽清冽的，吸到肚里似乎就能在那儿结成冰块。他仿佛听到了下雪的声音。 技师想早一点回家，这样的天气，她的女人会害怕的。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正弯着腰用笤帚归拢散漫一地的白米，一个正坐在高高的木头搭的台子上，面前是两排控制机器的开关。技师关照几句，拿起了挂在墙上铁钉上的黑色大衣。这时，那飞速转动的宽大、厚实的皮带突然脱离轮盘，以千钧之力，朝一个方向劈过去。技师的最后感觉，便是有一对乌鸦的黑色翅膀，一条大蟒蛇挺直起来的身子，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遮黑他的视线、缠住他的呼吸，向他的肉身削剪过来…… 有一个时期，我曾不厌其烦地告知家人：并不是每一个男人女人都非得结婚不可。我重复那些话，每一次都有所发展。我把自己的体验，结合报刊上的、口头流传的，总之一些真真假假的诸如痴男怨女怨男痴女的东西灌输给他们，使他们相信与其去和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男人过所谓的婚姻生活，还不如单身一人快活安哉。我说时代不同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同。现代女性的命运并不仅仅局限于婚姻。事实上，婚姻限制自由和权利，它给女人的惟一便是她可以生个合法孩子。 当然，我并不敢在父母面前这样大言不惭。知我心思的惟有我姐。我发现，近几年来，自从姐夫的事业越来越兴旺，姐的观念也拓展不少。比如几年前要是姐知道姐夫竟敢搂着女人跳什么贴面舞，她非气得吐血不可。可如今她谈起谁谁为了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婆）送到别人床上——就连这样的事竟也能淡（泰）然处之了。可见时间和环境是如何地能改变一个人。 想起那件黑色大衣，它呈现在我面前，似乎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过了时的、破旧的大衣了，它是一种别样的东西，远比一样“物”含义更深、更多、更广。 记得父亲从碾米厂回家后我们家的境况就一天不如一天。先是父亲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他的胃本来就不好，加上后来在碾米厂常常偷偷煨些又干又硬多半是半生不熟的米饭吃，他的胃就来了一次大出血。而母亲从来没下地干过活，一着太阳就中暑。所以我们家年年超支。后来母亲把门口的石磨石盘搬到灶屋，窗户蒙上厚厚的帘子，半夜起来磨豆子，做成豆腐，偷偷拿出去卖。后来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大队民兵连长就带了人来抓，他们训练有素，先揿灭手电，然后放轻脚步，几个在前门守着，几个穿过弄堂翻过后院，每扇窗户底下也叫人候着，就像搞地下党似的。于是人赃俱在，悉数没收。有一回谁的脚踢响了一块石头（也许是故意的），父母亲就慌慌忙忙把刚包好不久的一砧板热豆腐藏到了楼上的稻草堆里，那温乎乎的水顺着楼板缝往下滴，正好滴到了民兵连长的头顶。 “是什么吊东西，这么臊臭？” 母亲拿过毛巾，说：“是猫尿。家里的猫刚生了小仔。挪了几次窝都挪不动。这该死的猫，撒尿也不寻个正经地方正经时候！”说着要给民兵连长擦。 民兵连长一听是猫尿，就恶心得不行。其他人也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猫尿上，一伙人忙乱一阵，也就撤了。 但类似这种幸运很少，一般总是人赃俱获。我熟悉一种感觉——心惊胆战、无地自容。这种感觉我如今确实记忆犹新。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损失，在于他们认为你在犯罪、在违法，而且你自己也认为自己在违法、在犯罪，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艰难岁月磨蚀了多少人的生活、梦和希望，风化了多少属于人性的东西。所幸的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用不着承担生活落在大人身上的那份沉重和无奈，而且我天性好奇，向往美好，喜欢冥想，同时用不着担心这些东西会被骚扰、被禁止和没收，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私有财产，才真正属于自己。 当然，我好奇的无非是：那只小鸟越过树梢到底飞哪儿去了；那只被我捻死的蚂蚁——它的同伴的哭泣声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于那个美丽的与众不同的女人，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她是谁？那被黄土和茅草遮蔽的是谁？那两棵树跟蛇不沾边为什么又取了“青蛇”“白蛇”的名字？总之，我的问题很多，但一般不敢问；大人要么不理睬你的提问，要么会呵斥你，他们有更紧要的事要想、要做。 我想，你对事物的好奇，无非是它对于你的神秘。而事物对于你的神秘，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可知又不可知，存在又似非存在吧。比如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一个笔筒。一面明亮的大镜子、一个墨水瓶。笔筒里还插着一个圆圆的银色气球，这是女儿的玩具。镜子把我的面容、表情及房间里的一切照得纤毫毕露，那种真实让我感到一种被窥视般的窘迫，我把它倒扣在桌子上。至于墨水瓶，它把我的形象缩小成模糊的一点，不仔细看简直看不出来。谁有那个圆形的银色气球，它的形状和颜色把房间的四面墙壁弯成柔和而模糊美丽的曲线，那窗帘的花边、那青翠婆娑的吊兰……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一种隐约的美丽和格外的柔和，尤其是那个置身其中的我。一种隐约使那个我异常迷人。我甚至有些嫉妒那个在里面的我的存在了，那个我想触摸又触摸不到，想进去又进不去，说已经在里面又不像的自我了。 那一天我和姐姐在乌苕子地里寻野菜。姐姐有个特点，干什么都专心致志，像豁出去似的，她不知道，她已经不知不觉靠近了孤墓，在一刹那，她只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梅，梅！青蛇，白蛇，鬼，从坟洞里爬出来了！”声音落处姐姐蓦地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在孤墓眼前，眼前一片突兀的阴森，这阴森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或凌空而下，向她碾压过来，要把她小小的身子覆没成无。姐姐甚至连“哇”地喊叫出一六都没有，她只是无声无息地瘫软到一片姹紫嫣红的紫云英中。 当人们把消息告诉经堂的女人，女人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让自己昏厥过去，而且最好永远也不要醒过来。可是肚子里的孩子不让她安宁，他跟她那薄薄的几乎透明的肚皮，用已经变得硬邦的头顶她的胃。她一阵恶心，醒过来，第一眼看见那个尖屋顶，灰褐的瓦片鱼鳞似的在她眼前闪烁，然后是那些假梅枝，红的白的在她眼前跳荡，都抓不住，梦境里似的。她把眼睛回到尖屋顶，把眼睛挪到近处——挪到那个座钟（那是她结婚时哥哥给她的陪嫁）、那幅胖娃娃的画像、那些平时多么珍爱熟悉的东西上——好像只要这样，就可以不用回到现实中。 周围人说话声音嘁嘁喳喳的，柳镇人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深表同情，他们自觉地想放低说话的音量放慢说话的节奏，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做了（可声音照旧不轻节奏依然不但）。女人过后就会想起，在那时候，其实连他们心底深处的每一声叹息都没想在她面前掩饰。 尤其是女人们，她们在掬完了同情之泪后，立即总结了经验教训。有人说都怪怨这两人平时太要好了，好过了头，俗话说：吵吵闹闹，白头到老；不吵不闹，半道分手。你看这女人，平时男人上班送到桥头，下班迎到门口，总是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好像过完了今天就没有明天，过完了明天就没有后天，这一下真没有明天和后天了，连今天也只是开了个头…… 女人们话还没说完，床上那迷迷瞪瞪的女人忽然坐起来，瞪大眼睛，叫男人的两个徒弟：“柳根，万成，快去叫你们师傅，下班了，该回家了，天黑了，带上手电，要下雪，烤半斤黄酒，穿上大衣。快去，快去！” 万成就是我父亲的名字，出事时，他没出息地尿了裤子。柳根儿听完师娘的这番话蹲到外面台阶上呜呜哭起来，他说师傅完了，这下师娘也完了。因为在皮带甩出去的刹那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说话就有些模模糊糊的听不太真切。这时候风不再恣肆地把天井里那棵毛竹的细枝舞来舞去，天空静静地飘起了雪花。 技师的单位来了人，是意外事故？还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亦或就是针对性的谋杀？来人去现场看了看，又对在场的另外两人作了询问。结论很快就出来了：纯属意外事故。人死了就死了，说明他自己的阳寿到了，气数尽了，难弄的是活着的人。技师的女人原本是地主成份，对此技师单位的人都大吃一惊。她从小娇生惯养，1940年由两个哥哥做主嫁给了技师，他们自己解放后被镇压了。女人平时有技师这个工人阶级的红帽子护着遮着，她自己又从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作，所以多少年就像影子似的伴着技师生存，躲过了许多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在生活上，也是淋不着雨吹不着风晒不着太阳一手提不了两斤大米，走路蚂蚁都能将她绊倒除了是个女人外别无用处。况且此时天下不很太平，米面不够，许多城里人向往乡下，泥土好歹能长出粮食，而机器却不行。技师单位的领导就和柳镇领导商量好，让女人就在柳镇落户，以后下个地干点活，找口饭吃容易，说不定就锻炼出来了。技师客死他乡，是个可怜人，就让他在柳镇入士为安阳。 柳镇人却不愿这个横死的外地外姓人葬到他们的家族墓地，尽管他给柳镇带来过热闹和福分。柳镇人的墓地一般在镇南的小山包上，他们尽可能背离那些地方，在湄溪和汶江之间挑了个高坎处，往下挖，挖出了石头，这真是个好地方，周围设有一处比它更高的，还和经堂遥遥相望。棺木是临时打的，只匆匆涂上了一层黑漆。在一阵鞭炮声中，技师入土，墓前种上两棵洋槐树（这是红嘴特意从别处挪过来的），再把项堆得高点尖点，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等这一切做完，柳镇人就准备过年。尽管每天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事发生，但年还是要过的。 技师那件黑色呢子外套当时随技师一块倒在冰冷的地上，沾染上一些污秽，红嘴后来把它捡起来拿回家用刷子刷，把上面的毛刷得一处一处没了，又用火钵烘，烘得那上面的味腥腥地随着袅升的湿气走，走遍了屋子的每一处。烘干了，湿气走了，味却还不走。红嘴用一张旧挂历把大衣一包，给女人送去，女人接过大衣，目光专注，看过左排第二个钮扣子下的一块油渍，又抚过袖口一个小小的破洞，她用同样颜色的线补缀过的，又看各处，抚摸各处，仿佛温习浏览丈夫的一生以及她和他的所有故事，脸上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然后把一张失血浮肿的脸埋进黑色大衣去，久久不抬头。 红嘴不敢作声，看见那一头散乱的身发柔软地偎依在大衣上，微微动着。他感到眼前发黑嗓子发干，不知是因为夜幕遮拦，还是因为那件有灵性般的黑色大衣，总之他眼前飞速闪过一些情景，腿有些发抖，就把尖尖的白牙齿抵住舌头，很有一种咬下去的渴望。 从此有一个习惯动作跟住了他，跟了一辈子，后来技师的儿子也有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永生一般。那动作是：右手食指伸得长长的，略一弯曲，似乎想按动什么，随即收回来，五指紧缩，恨不得藏起来。 在柳镇人过完元宵刚刚躺进被窝，冻僵的部位还没暧和过来时，经堂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孩的啼哭，仿佛紧追着喜庆火炮的脚步，那哭声从高处飘下来，让离经堂近的一些人家的主妇感动，她们顾不得天寒地冻，连夜过桥去看一眼婴孩。 女人生了个男孩，取名元宵。 姐姐在紫云英地里直挺挺倒下去，后来我知道这是她这一生经历的第二次劫难（可这一年她才九岁）。第一次是她在五岁那年玩水掉进湄溪，多亏了红嘴在溪边网鱼，又多亏附近柳树底下的水里正卧着一头老水牛。红嘴把姐姐救上来，她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小肚子鼓鼓的装了许多水。红嘴把牛牵上岸，又把姐姐的肚子贴到牛背上，老牛一声不吭，默默地转开了圈，水就从姐姐的嘴里温温地一股股往下流。旁观者说，一看到牛转圈，红嘴就蹲到埠头的青石板上，一把一把往脸上撩水，原来他喜不自禁，是想用水冲掉脸上的泪水。柳镇人救溺水者的土办法就是用牛，据说，牛在这一点上极具灵性，对仍有生还希望的溺水者总是乖顺听话，对已经溺毙或没有生还可能的它连触碰一下都不让。人要是硬把溺水者往它身上搁，它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急切地甩动尾巴，尥开四蹄，耸动背部，同时仰起头颅，发出闷闷的悠长的叫声，把背上的人远远地甩到地上去。若再放，它就再甩，总之柳镇人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一点：用牛来判定一个溺水者的生死万无一失。 那天姐姐受惊吓后我还算头脑清醒，我先把她挪到树阴底下（这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然后飞也似的跑回家去叫母亲。母亲把姐姐背回家后就开始给她刮痧。先勾起食指和中指，拧她的脖子。母亲的嘴随着动作一撇一撇的，而那两只手指头像螃蟹的钳子，每一下都准确无误，直到那脖子又红又紫，仿佛肿了一圈。又撩起姐姐的上衣，拿一只小白瓷碗括她后背。在碗沿和肌肤接触的声音刺啦刺啦过处，那柔嫩雪白的地方就浮起一片紫红。可是这次的土办法并没有使姐姐立即见效，她高烧不退，满嘴胡话。就又送到医院吃药打针——可一切办法都试了，姐姐仍然高烧不退，迷迷瞪瞪，不吃不喝。到第六天上，父母亲都以为姐姐没救了，母亲想着姐姐平时的乖巧、懂事、听话，想着她养育她的千辛万苦，不禁悲从中来，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许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嘀咕，浮现在脑际的更多的是母亲那时那刻的一种状态，以及两个不同的发音“过坎”。 柳镇人习惯于把人生（自然人生）分成几道坎，逢“九”便是“坎”。如“九”、“十九”、“二十九”，尤其是“九”和“十九”，这时人死了还只能算夭折，便是“九Ju”，“Ju”意为“蛀”，就像虫子把生命慢慢蛀空似的。姐姐那年面临被“蛀”的可能。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是女人和红嘴。自从红嘴住进经堂，丈夫不像丈夫，儿子不像儿子，父亲就和这个师兄及师娘断绝了来往。上次红嘴救了姐姐，也是母亲出面感谢，父亲是绝对不再踏进经堂一步，也不让师兄踏进自家门槛一步的。可这次两个人不请自到，父亲很为难，俗话说上门不杀客。父亲把衣袋里还剩的半包烟往桌上一扔，自己往门口的阴影里一蹲，自当自己没看见他们，他们也没看见他，其余的一切都由母亲去应付了。而红嘴似乎也忌讳亮光，事实上他根本没迈进我家门槛，他只是在两个女人接上话茬儿的那一刻，选择了我父亲的做法，也往门口的暗影里一蹲。 记得那时我已经上床，可并没有睡着。对“死亡”这一现象的困惑和恐惧惊扰着我。以往想到死亡这个词，离我自己和我的亲人总是非常遥远，可这会儿却似乎就在眼前，而且要发生在亲爱的姐姐身上，这怎能让我无动于衷，安心睡着呢？ 我印象中第一个因死亡而造成我思索的人是住我家附近的一个老木匠。老人鹤发童颜，爱逗个乐，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他总要喊我“小媳妇”，说我像他媳妇小时候的模样。其实那时候他老伴已故去多年了，据说是童养媳，从小和他一块长大的。那老太太的半身像被画得很大，镶在一个雕了花边、漆成暗红色的镜框里，慈眉善目，就高挂在老人做工的那间堂屋里。那个暗红的精工镜框透露、暗承一种生命的热力，似乎那老太太还活着，随时都会从灶间走出来，脸儿被灶火燎得通红，周身缭绕多种菜肴的香味。 老人的家临街，又是通往河埠头的必经之地，出出进进，没有一点避开的余地。其实，我对老人的玩笑似懂非懂，但总是感到紧张，每次经过那门时总想偷偷溜过去，但只要他在那屋里（他一直到死还在那间临街的堂屋里做着木匠活），我就休想溜走，哪怕他背对着门口也是如此。他把我叫住，拍拍我的头，捏捏我脸蛋，然后硬塞给我一把花生，或者几块糖。开始我不敢吃那些东西，后来我发现那些糖也是甜的，花生也是香的。所以在我心里，我又怕他又有点喜欢他。后来他死了好几年，我一过那门心里还有些发抖，只有加快脚步，仿佛稍一慢，他就会把我拦住叫我小媳妇似的。 那天晚上我只听到门轴转动的响声，然后耳边响起轻轻的说话声。我睁开眼睛，透过棉纱帐子，见两个巨大的影子投在墙和天花板上，那两个影子被天花板和墙的九十度角一折两断，一会儿重叠，一会儿错开。后来我知道原来是母亲和经堂那女人在姐姐床前，她们先给姐姐喂下女人从经堂带来的水，然后出门去抓墓给姐姐叫魂。两个女人在墓前供了香叩了头许了愿，然后幽幽地喊：“梅，回来——；梅，回来——！”从那天姐姐受惊吓的地方到回家的路——边走边喊，一刻不停，直到姐姐床前。 孩子生下来以后，并且还是个男孩，柳镇人认为这下女人好歹有了个寄托，老天总算没太跟她过不去。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思去经堂的人看过女人和孩子后却都有些纳闷，女人生了孩子非但不新奇欣喜反而表现得有些厌弃至少没有快乐起来。乍一看孩子活脱脱像她，一仔细看着另一个的形象又在那儿若隐若现，影子似的，不，比影子更甚，就像一块石头猛地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把倒映在湖里的一切影子都搅得动荡模糊，是被破坏了的影子，是影子里面的影子，这影子却不能让人联想起那被埋进黄土里的人，却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个人。当然，猜想是要有根据的，何况人的记忆有些靠不住，不要说是对死去的人，就是对活着的人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熟悉甚至相亲相爱的那个人刚一转身，我们就有可能想不起他的长相，而且越想越想不起，越想偏差越大，最后只剩下模糊、杂乱、跳动、变幻的一个形象。只有接生婆的一句话给一些有心人留下了印象，她说：“这婴孩的紫红胎记多亏长到了背上，要是长到脸上就破相了。” 女人对这孩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尖屋顶遮蔽、在风声雨声大自然的任何声息都显得更真切的这个屋子里，女人看着怀里的婴孩，不知真假，脑子灌满面糊一般。她不能思考，她所能想到的、反反复复想到的就是这一点：这个孩子并不是她想要的，是男人要她去要来的。是他软硬兼施要她去要来的！她要来了，他却摆手走了！ 那时候男人就在这张床上搂着她，每天晚饭后他们就早早歇灯上床，他的鼻息吹拂着她的鬓发，温热着她的耳廓；他的计划因为有暗夜的掩护而变得越发大胆果断和周密，而她的羞涩和想反抗的心理也因为有夜幕的保护而显得越来越弱…… 孩子是他那么迫切地想要的，是他求着（他只差给她下跪了。当然，男人的两个膝盖虽没有触碰到地，他的精神却是在他想到这一招的时候就开始跪下了，以后就一直没有站起来。）她去要来的，可是当她有了怀孕的迹象，他看她的眼神就不再是她所熟悉的那种眼神，那目光仿佛不是对着他亲爱的妻子，而是对着另外的一个人；摄入到他履仁里的，也不是她的形象，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他以她怀孕为借口，从那以后再不碰她，他搬掉枕头，她能触摸到的只剩下他的脚和他的背部。温热的鼻息、坚实的臂膀、宠爱的目光、对她的信任和依恋、他自己的自尊自信——所有的这一切全魔幻般地消失了。他为他们俩设置了一个温柔幸福的天堂，一个享用不尽的温暖的洞，却让她一个人掉进去，他把他的两脚搁进去试探一番，徘徊一阵，然后怯懦地缩了回去，他朝她背过身子，任她一个人孤独地呆在洞穴里，甚至不肯给她一丝理解的气息、一根能让她走出洞穴的温情的手指头。她本来是他的同谋，他却不由分说地背叛了她，出卖了她，遗弃了她，而把他那么迫切要得到的东西留给她一人，把本来应该两人承担的责任抛给了她一人。他把她的灵魂撕成了两半，没等它粘回去就撒手不管，留她自己孤零零地在那心灵的、感觉中的万劫不复的罪孽中挣扎。 她困惑迷惘，委屈悔恨，她在他的僵硬、冷漠甚至仇恨中噤若寒蝉、诚惶诚恐。但她对他的爱并没有减少，她希冀有一天他会原谅她，携着她的手共同回到过去，走完一生。可是他突然终止了她的这种希冀，他用死亡来延长她对他的爱，用彻底消失来惩戒她。是的，她对他的爱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消况，反而更加恣肆膨胀，在她的意识里，他是她惟一的男人，惟一愿意奉献生命，融化自己的人。她最不愿意承认另一个男人曾给予过她肉体的震颤，她反复对自己说的，是男人在乞求她时说过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就像一双筷子，甭管是什么筷子，它的目的只是用来把食物放进嘴里。 是的，那只是一个工具。丈夫把它看成工具，他自己的和别的男人的；她的阴道和子宫也是一件工具，在他说服她让别的男人使用的那一刻，就成了一件工具。不，在他眼里，也许更早，也许自始至终是一个工具。其它任何理由都不能替他辩护！ 所以说，自从他死后她所感受的所有痛苦，与其说是他的死，还不如说是他死后留给她的结局，那个后果。那个后果时刻提醒她记住自己的过错。尽管在听到他死去消息的一刹那，有一个念头曾闪电般袭击了她，也不能使她有一刻忘却自己的过错。那个念头实际上顽固扎根在她脑际，不管外界是如何一种反映。那念头便是：他是自己不想活了。不论是意外事故也好，有人谋害也好，原因都在于他自己，这样的结局一定是他所喜欢的：他把结局留给她，把漫长的岁月留给她，把岁月中能尝到的所有痛苦悔恨通通留给她。这一定是他脚朝着她、背对着她的那些个不眠之夜的产物，一定是的！ 是姐姐的再生和那男人女人实际存在的密切关系才让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他们。事实上人一旦在心里把什么录了相，平时视而不见的人熟视无睹的事就会时常见到了。对于红嘴，我就经常看见他的活动：比如他常给菜地浇水，一副一般规格的水桶压在地宽阔的肩膀上似乎显得特别小巧，扁担吱吱扭扭从耳边响过，只见浇水的木勺子在水桶面均匀悠荡，却荡不出一滴水珠。还有就是他常背着鱼篓在湄溪过鱼捕虾。我小时候湄溪的鱼虾鳖星还是挺多的，比如鳖，那时候柳镇人并不爱吃它，非吃不可，也不是作为一种美味来享受，而是作为一副治病的药引，并遵循大夫的指引吃的。 红嘴捕鱼用一种透明的无结鱼网，他捕鱼时身后常常会跟三两个孩子，他们会忘记其它事，而跟着捕鱼人顺溪而下。溪岸上柳树错错落落，都一律往水面倾倒，柳枝梢头拂过波光粼粼的水面，仿佛刻意要表现出它们对水的依恋。有些柳树根都因堤岸坍塌的缘故，又被水经久冲刷而裸露在外，根茎处总叮咬着一些螺蛳，紧靠岸壁的洞穴里说不定就蛰伏着一两只螃蟹。每每风过处，就有一些青青黄黄的柳叶飘落在水面，然后熙熙攘攘地随流快快慢慢地去了。 在这样的时候，孩子们喜欢折一两根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在溪岸的草地上翻跟头，捉蛐蛐和知了，然后着提上岸来的网底之谜。红嘴对孩子们的笑闹总是报以善意的微笑，仿佛这种吵闹反而能招徕鱼似的。他总是全神贯注，不吭一声，稳稳站在堤岸上，左手提纲挈领，右手把搭在左手臂弯里的网轻轻抛出，只见一道弧线在空中划出，网尽情地圆圆地朝水面罩下去，在这样的时刻，即便是那些最按捺不住的孩子也会敛息屏声，或蹲着，或弯腰曲背，双手拄着膝盖，脖子尽可能地伸长。有一回红嘴给我一只幼鳖，我把它拿回家，偷偷养在水缸里，后来母亲觉得烧出来的开水和米饭总有一股子腥味，就拼命寻找原因，最后在清理水缺时把它顺手扔回了湄溪。 另外，包容和遮蔽他们的那幢房子对我来说也显得有些神秘莫测。房子孤零零坐落在调溪对岸，高高的白杨树也不及那屋顶高，这是这房子跟别的民居最大的不同之处。小镇的民居一幢一幢挤挤挨挨，好像很不得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顶底下，我能倾听到你的打鼾声，你能享受到我的房帷秘事似的。所以，柳镇屋与屋之间的空隙又多又细又长又奇，像动物肚里那柔细缠绕的肠子和人们那些数不尽说不完的心思。因此柳镇有句流传，叫做：土生土长柳镇人，也走不出小镇的弄堂集。更何况经堂后面还有那么一大片迷人的竹园，我和姐姐常常可以拿着我们的小锄头，去掘一两株竹笋回家。 自从姐姐和经堂有了不解之缘后，父母亲对经堂的看法似乎也有了些改变，特别是母亲，在姐姐病好后不久，她买了两斤上好的点心，准备和父亲一道带着我们去拜望经堂，以表达对那两人的感激之情。可是临行前父亲变了卦，他不想去了。母亲就单单带着姐姐去了，我的失望可想而知，只记得我焦急地盼望着姐姐回来，而父亲坐在堂屋的那张吱嘎作响的木扶手椅里，不停地一窝一窝地往烟斗里填烟丝，烟丝是我刚刚跑到街上的小店给他买的，可是，父亲那包烟丝快抽完了，母亲和姐姐还没回来。 母亲带着姐姐兴高采烈地回来，嘴里叽叽呱呱说个没完。母亲并不是那种容易和人相处的女人，尤其是和女人，这一回母亲似乎找着了个知音。父亲在一边阴沉着脸，并不吭一声，但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放过母亲的每一句话，母亲最后说：“要不是现在不兴这一套，我真想跟他们定个儿女亲家。元霄那孩子又聪明又乖巧，长得又那么漂亮。咳，我看没有哪一对成过亲拜过堂的真夫妻过得有他们那么好。” 母亲话音未落，只听父亲的烟斗猛地敲击椅子发出的梆梆的响声，母亲吓得住了口，赶紧吩咐我们洗洗上床睡觉去了。 女人自从没了丈夫之后就只接受技师的另一个徒弟万成的帮助，原先叫红嘴子的一些粗重的活就叫万成分担了，万成乐滋滋的。月子里，女人用技师微薄的抚恤金请了镇上的好婆帮忙。虽说如此，万成仍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师兄师傅的儿子元霄的生长情况，他满嘴元宵长元宵短，元霄会笑了，元宵抓他的手指头往自己嘴里送，元宵长了一颗门牙，元霄有一回坐在他身上，小便从他们两人的腿缝里滋出老远，竟然谁的裤子也没沾湿一点点…… “好小子！”父亲说完元霄的故事时往往要加上这么一句，似乎故意想气气他的师兄似的。 自从师傅去世后，在父亲的印象中师兄就再也没去过经堂。那时候父亲暗地里怪师兄缺乏人情味，师傅一死，他便那么绝情。可他不知过那时候师兄嫉妒他，伤感的情绪就像鼓满了气的气球，而嘴巴更像焊上了一般，只在吃东面的时候才张开用用。几十年以后父亲才偶然发现，他说过的有关元宵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件趣事——在他是说过就忘了，都被他的师兄一一记在心里，六十岁以后还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 其实女人并没有对他红嘴说什么，女人只是在得知丈夫去世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正眼看他，不再使唤他，仿佛他也已经被埋进黄土，甚至比那更可怕。那天给女人送去师傅大衣的时候，他设想过他们俩见面的好多种可能的场景，可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种：她两手接过大衣，那么细细看过，然后把头埋进那堆黑色里，久久地昏迷了一般，最后，她拿了一个竹制的衣架，先挂上那件紫红大衣，扣上扣子，然后在外面套上那件黑色大衣，红色被黑色密密地牢牢地严严地扣在里面，然后她就那么看着黑色对红色的包裹和覆盖，仿佛那大衣上了供台，而她正在祭典。当他忍不住咳出一声，她才仿佛从许许多多的梦里惊醒过来一般。她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像在责备他对她的打扰，最后她轻轻地然而又非常坚定地说了一句话：“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你要永远记住：你师傅虽然死了，可他留下了孩子，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 那是印象中她看他的最让他心疼的一眼。那一眼刀子似的直戳他心窝，而那黑色从此以后便久久压在他胸口、脑际、身上的其它任何一个部位，就像装殓师傅的黑色棺木，也仿佛那是坚硬的水泥、铁、钢，是要摧垮他厌迫他，不让他喘息似的。常常在梦中，那乌鸦（或蝙蝠）一样展开的黑色大衣和铅块一般沉重的黑色棺木，总是接踵而至，乌鸦呱呱鼓噪：“那是师傅的孩子，师傅的孩子，师傅的孩子！” 的确，在师傅骤然的去世带给他骤然的悲哀和骤然的兴奋过后，他也像经堂的那个女人一样，脑子变得晕晕乎乎，日子则过得颠三倒四。愧疚不安的情绪常常侵扰他：那天坐在高高的木台子上的是万成，还是他？若是他的话，他的手有没有去按那不该控的开关，造成皮带脱轨，有没有呢？也就是说，他潜意识里，有没有杀死师傅、从而把师傅的女人据为己有的欲望呢？ 这种拷问是严厉的、撼动灵魂的。冥冥中也许存在着一个人，也许是他，也许不是他；那里悬空着一只手，也许按了，也许没按……但他常常不敢深想下去，总是半道折回。他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而他是不应该宽容自己的，师傅用死亡向他说明了这一点，师母的严正声明似乎更明确了他的过错。他从今往后命运的主要内容，似乎就是这两个字：赎罪。 他常常咀嚼那奇怪的一幕，揣测师傅在那一刻该出现的心理，诸如师傅的激动、尴尬、羞耻，以及他为克服这一切所作的种种努力。每一次咀嚼过后，他都增添一丝对师傅的同情和感慨。 那是一个桃花凋敝的时节，因为他记得湄溪水簇拥粉红花瓣潺氵爰的情景，从那以后湄溪两岸的桃树就作为另一种性质的东西全部砍掉了。尽管他并不明白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跟一条小溪流，确切说跟一条小溪流两岸的树有多大关系，可还是砍光了。 那一天下班后师傅请他吃饭，他照例带着回家一般的感觉去了，心情很平常，没一点预感。师傅说万成有事，这顿饭不去吃了，他也感觉很平常，不，简直什么异样的感觉也没有。 “喝酒，就是喝酒！”师傅说。那时候师傅把这句话重复再三，显得(口罗)嗦，神情异常。当然，这是他过后想起的。 他买了一斤58度的地瓜烧，他知道烧酒。尤其是度数高的烧酒是师傅最爱喝的。 师母不在，但菜显然早就准备好了，煮花生米、香椿芽炒鸡蛋、梅菜扣肉、一盆刚上市的带壳炒毛豆，豆粒儿绝不饱满，那股子香甜却沁人心脾、别有一番滋味。此外，还有一小盆凉拌鸡毛菜。真是够丰盛的。可餐桌上明显冷清，他想也许是师弟没来、师母不在的缘故。他本来话不多，而师傅的话本来是可以用大缸子拿来盛的，这天的话也不多。师傅咚咚往桌上顿几瓶白干，拿出大白瓷碗，大有一醉方休的架式。 那时候他的感觉——他以为那只是师母不在师傅想偶尔放肆、痛快一次。因为平时师母总是要控制师傅饮酒的。师傅平时从来不醉正是因为那种控制，少了那种控制，师傅必醉无疑。而他虽然从来没跟师傅较过劲，平时在酒量上也从来没显山露水，但他明白三两个师傅也是敌他不过的。他仿佛看见师傅烂醉如泥，也仿佛看见师母怪怨他的眼神，就问： “师傅，我师母去哪了？她什么时候回来？” 他从不否认那语气里的殷殷切盼之情。他后来曾说服自己：他的本意是师母回来了师傅就有了牵制，就不至于喝醉。可是他也并不否认自己在说这话时嗓音的颤动。后来他想，他之所以时时想到师傅家去，哪怕掏粪坑也闻不到臭味，正是渴望体味那种登上经堂台阶时的心跳，那种心跳对他来说是陌生、新奇的，他自以为也是极其隐秘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不需要回报的心跳，是他的主人竭力要回避、要否认，并感到羞耻于心的一种心跳。 他记得当时的情景：师傅仿佛没听见他的话，端起碗来就往喉咙里灌酒。他又问了一遍（他不知道他有时候很傻），师傅把碗往桌上一顿，说：“喝酒！” 是的，只有在这时候他才在心底涌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他想：师傅和师母一定是吵架了。但他不敢问，他知道那不是他该问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听从师傅，师傅叫他喝酒，他就喝酒。他不知道，那时候师母正躲在卧室，捂着棉被，情绪复杂，竭力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听。 他们喝了很多酒，师傅借助酒力，打开了话匣子。师傅说起了他的身世，说得很多，然后说他年届四十，却一事无成。常常在梦中，列祖列宗在戳他脊梁，怨他断子绝孙……当然，他是个工人阶级，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是不信这一套的。可是，膝下无子，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师傅又说到他自己不能生育的无奈，又说他和师母是如何如何喜欢他，他们把他是当作儿子一样看待的…… 总之，师傅掏心掏肺的一席话比烈酒还要使他热血沸腾。他尽管年轻单纯，缺少经验，凭直觉却感到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也许师傅要认他作儿子，但有点难以启齿。 在红嘴后来的人生中，他再也没有像这个晚上那样喝那么多酒，听那么多话，在结局来临前的漫长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他和师傅沉默的间隙，他听见竹叶轻拂、竹笋破土而出、嫩竹嘎嘎拔节的声音。这是一个被竹子包围的空间，这个空间充盈竹子的气味，这是他所喜欢的气味…… 技师就在红嘴闻着竹子的气味，恍惚渴盼裹着这么一种芳香气味的师母突然出现的时候，揭开了他一直揣摩着的谜底，也就是这餐饭的目的，所有那些铺垫的主题：技师向他的徒弟讨要一点东西，说珍贵也珍贵，说不值钱一钱不值的东西——一个孩子，不，确切地说，是一些成熟、有用的精子。至于怎么给，师傅要他今、明两天来经堂过夜，自然有成熟的女人会教给他方法…… 红嘴那时的感觉，就仿佛他以后无数次看到那两件黑红大衣，黑色把红色紧紧遮蔽着。他先是感到血轰轰往脸上冲，眼前一片血红，然后被一片窒息的黑色遮蔽…… 父亲对师母和师兄感情之复杂直到姐姐和元霄暗地里好上、被父亲发现，他失去理智地反对，直到这时，我才感到父亲怪怪的，觉得不能用简单的原因来解释他的那种行为。 记得父亲是这样反对姐姐的选择的：为了不让姐姐出去约会，他用一根细细的绳子绑住姐姐的一只脚踝，然后把绳子一端系在堂前那张惟一没被日本人烧毁的、祖传的朱红色的沉甸甸的八仙桌脚上。一种感觉多年以后还很新鲜地萦绕在我心头：父亲那种做法仿佛是对待他的一只宠物，而他的意图在我看来简直有些模糊。他用那么一根细绳子仅仅绑了脚踝，姐姐完全有一双自由的手把绳子解开（如果她想这么做的话）。难道是他不舍得？记得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姐妹。是他纯粹想吓唬吓唬姐姐？形式有了，意思也就到了。姐姐从来都是个听话的孩子，况且这样的惩罚对她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许多年后每当她想起这件事都还是又羞又好笑，要不是后来父亲对她屈服，也许她这一辈子都不原谅父亲。温柔听话的姐姐那一回特别倔犟，她不解绳子，不吃饭，不睡觉，熬了一天二夜，第三天父亲自己先受不了了，他解开绑在桌脚和连在姐姐脚踝的绳子，往角落里一扔，说：“我在床上睡不着，你靠着桌子倒睡得香。罢，罢，往后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不管了！” 其实父亲并不是真的不满意他未来的女婿，他甚至暗暗喜欢他；那绳子与其说是给姐姐的束缚，还不如说是给他自己的束缚。多少年来，他事实上不由自主地想迈上经堂的台阶，想去看一看，随便地看一看，哪怕只要转上一圈，那种梦牵魂萦的心绪就会释然。父亲怀念经堂就像怀念自己的家，尽管对此他在心里的结还没有解开之前只有在心底深处才愿意承认三自从六岁那年失去父母、失去家园，父亲就再没有过家。在地土家放牛时尽管能吃饱饭，可是他作为人的地位就像牛似的，惟有出力，供主人呼来唤去。而仅有的关于家的那点细节和印象也是靠想象和其它的一些渠道拼凑起来的，连他自己也知道并不可靠。他惟有痛苦地看着他曾经拥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纷纷遗落，而他再也捡拾不回来了。18岁时的父亲对父爱母爱还心存渴念，眼红那些被母亲的双臂搂在怀里、跨开双腿骑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孩子。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第一次迈进师傅的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确切地说，是在那样的一刻，他的心注地暖融融起来，仿佛就在自己父母亲的身边。那时候他和师傅师兄围坐在师傅家的小方桌边，每个人的面前推着一把花生米和一碗颜色淡黄的家酿米酒。师母在厨房炒菜，炝锅的滋滋拉拉的声音和竹笋炖肉、韭菜煎鸡蛋的香味层次分明又层层叠叠地弥散过来。初次到师傅家吃饭，说实话他还有些拘谨。师傅说：“我们家没有孩子，以后好了，你们俩可以常来，陪我喝个酒，比我一个人喝痛快。”说完举起碗来要他们喝。父亲从没有喝过酒，以为喝酒也像喝水一样，结果没把喉咙收紧，一下子灌进一大口，整个口腔喉咙和胃便立马火烧火燎起来，屁股在凳子上晃个不停。师傅是个快活的人，见此情景哈哈大笑起来。师母从厨房伸出头来，笑意盈盈的，这时轻柔地对他说：“万成，你可别上你师傅的当，那米酒里混了地瓜烧，烈着呢。你让他们会喝的喝，你来帮我端茶。”他跳起来奔向厨房。父亲是个小个子，而且发育晚，只及师母的肩膀。在他跳起来奔向厨房的过程中，他感觉就像受了委曲的孩子投向母亲怀抱寻求安慰一般。是的，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他回到了家，找到了母亲。 从那以后，他和红嘴两人隔三差五在下班后去师傅家吃饭，两天没去就想得慌，那种回经堂就像回家、经堂便是他的家的感觉起来越强烈了。而一般人对家所有的那种感情他也马上就具有了，比如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段树枝、一截木棍，他会随手捡起来，带到经堂去。因为那时候大山封了，丘陵开荒把许多树木都砍了，柳镇特别缺乏柴火。当他把他带的东西放在天井，抬起头总是看见师母迈着一双解放脚已经迎到门口，晚霞突出她秀丽温柔的脸庞，风撩乱几缕她夹在耳后的秀发，她抬起手往耳后一别，总是说：“万成，去洗洗手，吃饭了。” 可是师傅死了，他梦寐以求的家也破碎了。 红嘴在他以后的人生岁月中，注定要反复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件在别人的乞求下做下的事，他当初应承的该不该、对不对？ 当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但这样的结局却并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所喜欢的：师傅不在了，而师母却反而离他远了，儿子也像当初说好的一样，是别人的儿子；女人只是在他的心底里是他的；而他心里，除了满满当当塞着那俩母子外，再没有别的女人可以进入。所以他常常感慨，在这件事中，其实赢家是师傅，而输家是他自己，而且，自己是个彻底的输家。 在技师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红嘴是无缘见到那一对母子的，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有幸从别人（比如我父亲）嘴里探听到一点关于那对母子的消息，而且还要装得漠不关心、事不关已。所幸的是他记忆不可能完全遮蔽。在记忆中他撇开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断重复那些至关重要的细节，比如某一天的黄昏他在经堂的天井里劈柴，劈得热了，就把汗衫脱下来扔到柴堆上，婆娑的竹枝在头顶的天空抖动，那种颤动滑下来拨乱他的心。而女人的脸时不时在窗口晃过，他不知道那时候女人正着了魔似的着竹影洒落在他的光脊梁上，那脊梁上仿佛还飘动着一层胎毛，在阳光透彻进去时光闪闪的，而那暗影晃晃悠悠、忽长忽短，那么圣洁，那么让她着迷，她不忍移开目光，在感觉中仿佛那是自己的宁馨儿。女人晾好了一杯茶，端出来让他喝，嫌他手脏，就一口一口喂他。而他兴奋紧张过了头，脚底轻飘飘的，一口没接准洒了自己一胸脯，女人那湿漉漉软绵绵的手就伸过来给他抹…… 再比如那两个晚上，那两个晚上更是他的宝藏，只有他自己有那颗“芝麻”，能够打开那个宝藏的大门。他从他的初始经历，得出一个他自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女人，不管是以什么样面目出现的女人，只要一到男人的怀抱里，她便成了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女人。 类似这样的记忆，他宝贝似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舍得从记忆之囊中掏出来咀嚼享受一番，仿佛不这样，就会被别人分享了去。 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他到底有些抵熬不住，于是常常在夜深人静，悄悄地踩上经堂的石阶，蹲在那有她和婴孩气息缕缕飘出的窗口。那种气息让他迷醉，婴儿和母亲发出的每一丁点响动都牵系他的灵魂，让他如痴如醉，后来他简直上了瘾，几乎天天都去，碰到天气不好或有其它要事没去就显得坐卧不宁，无精打采。有一回他去得可能早了一些，也可能那晚上女人失眠，更有可能他发出了某种响动，总之当他把脸贴上窗户的时候，窗帘打开了，月色幽暗，衬托两张轮廓模糊的脸，可是彼此都准确捕捉住了对方的眼睛，目光胶着住目光，也许因为有黑幕的掩饰和鼓舞，红嘴伸出手去，一把拽住了窗户里面的那只手，把它狠狠地裹进了自己的嘴。在这一刻，是的，就在这一刻，他看到挂在墙上的那件黑色大衣，黑黢黢的一片，就像和师傅喝酒那一晚上的铺垫，一个温柔的黑洞，等待着他的进入…… 事实上女人早已经知道发生在窗外的事。窗外的人自以为自己的脚步轻于树叶飘落的声音，自己的喘息连自己也听不到，而里面的人一定已经睡熟的错觉偶尔让他忘乎所以，就大声地叹息起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精细的女人的耳朵。 好好的男人抛下她走了，在孩子出生之前她几乎害怕思考，或者说拒绝思考。孩子降生后她在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她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感到宽慰，至少在以后漫漫的岁月里会有一个人陪她度过；另一方面她简直有些恨他，她总觉得冥冥中是这个婴孩剥夺了男人的生命，她没有理由不恨他。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怀里婴孩一日一日的变化，那种恨意（或者是她自以为该有的恨意）早已不知飘向了何方。她整个身心都放到了孩子身上，她常问自己：难道孩子不是多年来她日思夜想的吗？ 本来她是个依赖性很强的女人，丈夫在时，她连柴米油盐都不管；胆子小，窗外墙角一只蛤蟆跳过都会吓得她脸发白身发抖。可是后来连她自己都感觉到，她变了，这种变化的迅捷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也许，她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角色的转换：由妻子变成母亲，即由依赖转换到被依赖。 在她的眼睛和红嘴的眼睛四目相对的那个晚上之前，她已经看到黑影拍一片布窗帘这黑，已经听到人喘息的声音，几乎天天如此。那片黑色并不惊吓她，那种喘息也没给她造成威胁，倒仿佛那是一只忠诚的看家狗。她知道那是谁，是的，不用看就知道。 她竭力想否认这个事实，即窗外这具肉身的热量事实上已透过泥土温暖了她的心，使她感到不那么孤单无助。 她想起那时候她心底里对这个人的恨意那么真切。真想一辈子不再见到他，他很听话，从那以后果然不再来了，她以为她再也不会想到他了。可是孩子和她朝夕相处，她目不转睛看他如何翕动柔嫩的小嘴吮吸乳汁，她用指甲轻轻剔去粘在他眉上的胎泥，她给他在木桶里洗澡，给他擦爽身粉，给他换衣，眼睛无法避开那呈三角形的紫红色胎记，她抑制不住爱他，抱他亲他，沮丧地发现总有另外一个她竭力想忘却的形象浮现。她抱着的、抚爱着的、喂养着的婴孩就总仿佛是那人的一半。可是那人不再来了，虽然是自己不让他再来的，可他明明知道这是他的孩子！这样想着，一缕怨气就产生得不知不觉，想否认也不行。原先以为的她的幸福和爱情已悉数封进漆黑棺木，如今随着日月的更迭，她也不那么肯定了。总之，那是置在两个男人之间的砝码位置并非永恒，原先占绝对分量的那一头似乎在质变过程中——在被泥土吸收、转换、化为粉尘时承受不了原来的分量，变得轻巧起来，而活着的这边的分量渐渐沉重起来。 尤其是这样一些情景，她以为她将永远忘却的，却不知不觉重视脑际。在那两个夜晚过去以后，他从县城回来，她没有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去桥头接他。她做好饭菜，温热酒，寂静坐在桌边等他。他回来，她看到他脸上身上的关节有些冷硬，他似乎像个冷冻过的人。他没有看她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就自斟自饮起来，而她在心底酝酿了许久的话也在那种沉默中跑得无影无踪。她想也许他是对的，说什么话都显多余，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吃完饭，拾掇完毕。他们一起进卧室，他走在前面，她跟在他后面。他突然转过身来，她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转过身来，更没有想到他会用那么一种陌生而严厉的眼光看她（不，好像并没有看她，只是虚虚地看），并说出那样的话。 “你们弄了几次？！” 她目瞪口呆，在刹那间回不过神来。她后来想，一定是她脸上淡淡的红晕毁坏了她，从他进屋门的那一刻起，她脸上的红晕就暴露了一切，一定是的！她从来都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那一层盖过一层的红晕即便在暗夜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她上床，希望在同一个温暖的被窝底下一切都会冰释。可是他把枕头搬到另一头，用脚冲着她渴望理解和火热的心。 是啊，她后来想起，丈夫的眼神里不仅有陌生有严厉，更有一种怀疑厌恶；他虚虚看着的，并不是她的脸，而是他以往常常用着的那个东西；他一定以为，这个东西如今被玷污了，已不再属于他了…… 她的愧疚感很真实，她的悔罪心理也很真实，她小心翼翼，相信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可是什么都没恢复，他却死了。丈夫死了，她似乎比他活着的时候更了解他一些，她相信即使没有脸上的红晕，丈夫也会这样；而她以为他所有的那种厌恶更多的并不是指向她，而是指向他自己。 那一天她和红嘴四目相对，在一刹那，都明白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她渴望他抓住她，不要放手。他似乎明白她的心意，一把拽住了她搁在窗台上的一只手。她的手触到了他的脸颊、下巴，他的滚热的像灶堂柴火喷薄的嘴后，那么新鲜年轻，柔腻光滑，仿佛还散发出儿子身上的那种奶气，又那么坚硬成熟，她看到地呆愣了一下，仿佛偷情的男女，当场被人逮住。她把手抽回去，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她现在可以回答丈夫的话了，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也许五次、六次，也许更多，不，在她的曾经想竭力忘却的印象里。那两个被丈夫精心计算好了的晚上，他那么贪婪，几乎就没有脱离过她的身体。 那一回父亲胃大出血住院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了，体力精力也有所恢复，足以能说许多话而不至太累。而病房那种特有的气味、响动——那种让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万分憋闷、恐惧的氛围足以让他说出些他肌体健康时以为能永远守住的秘密。而且，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天我带着我公开的第三任男友去见他，原意本来是想逗老爷子开心，让他快快好起来。这些年来，他为我的事确实都恼白了头发，过去他曾反对过姐姐的婚姻，如今却把他们当成楷模，要我好好向他们学习。父亲总是为我焦急并可怜我，在他心里，爱情和婚姻总是混为一谈，如果我说我要享受爱情但不要婚姻——诸如此类的话，他一定以为我是个怪物。但我从来不在他面前暴露我的观点，假如我又和一任男友分手，他来怪我，我要么学西方人的模样，耸耸肩，摊开手，那意思是说：人家不要我了，我又有什么办法。或者，放几个鼻屁，那意思也很明显：我和他拜拜，是我手头有更好的人选。 其实，我没结婚的理由很简单：害怕晚上翻身时碰到男人的大腿。但这并非说明我否认前辈们的婚姻，反之，我敬佩他们，颂扬他们，虽然有时候我也说他们傻，但他们傻得可爱。当然，这话题似乎扯远了。还是回到父亲的故事。 是从说胃病开始的，他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同的发病率最高，什么胃溃疡、冒出血、胃癌……真是五花八门，时不时就可以听说这个人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个人只有靠啤酒维持生命。在那个年代里，柳镇虽说饿死的人不多，但吃糠咽菜吃观音上的还是大有人在。频仍的饥馑和粗粮而不规律的饮食侵蚀损伤娇嫩的胃壁那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可父亲的老胃病却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吃得过撑造成的。所以父亲说他若是死于胃什么病也是个幸福的饱鬼。 师傅去世以后，柳镇突遇大饥荒，没有米，没有油，却有许多胡萝卜白萝卜，一般人家都拿这个充饥，一时间柳镇上空充盈了这种气味，风刮不走，雨淋不散，吃久了，柳镇人就变得晕晕乎乎，一闻到这种味就呕吐的人连男人里头都有，好好地走着路，突然就弯腰在路边大吐特吐起来，那情景就像妇女害喜似的，非常丢人。大米一个劳力一月两斤，没有猪肉。孩子多的人家，过年时把大头菜切成大块放锅里煮，安慰孩子们说这便是大肥肉，吃的时候把它当成大肥肉来享受。碾米厂门口派了人来站岗，就是头发丝里携带出一粒米也要被搜出来。碾米的吃不饱饭，织布的穿不暖农，父亲说没经历过的确实再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来那种情景。那年冬天又特别冷，雪花飘起来没完没了，屋檐的冰柱子来不及化掉又被裹上一层，像裹绷带似的，一层又一层，上粗下尖，晶莹剔透，像倒长竹笋倒挂金钟，可惜不能当饭吃。饥饿加上寒冷，他和师兄都脸发青，走路摇摇晃晃。后来红嘴不知从哪里拿来一日破锅，放在内天井屋檐下，生起了炭火。顶上架几根铁条，铁条上就常烤起了他们的湿鞋湿衣。后来他又拿来一个搪瓷茶缸，在里面丢进一些碎米粒屑子，加点水，偷偷煨在火钵里。怕人来发现，怕香味溢出，总是煨得半生不熟。吃又不能公开吃，总是囫囵吞枣。红嘴又总是让父亲多吃些，说他正在长身体。父亲的胃病就这样得下了。 那时候元霄已经长到一岁多，会扶住墙沿走路了。幸亏师母多年来有些积蓄，又有点抚恤金，所以他们娘俩倒不必顿顿吃胡萝卜。父亲在心底里一直把女人看成自己的母亲，把元霄看成自己的亲弟弟，常把他跨在肩上，驭在背上，捉个麻雀知了蛐蛐给他玩。有时候迷离惝恍，仿佛那孩子就是自己，而自己倒成了那孩子的父亲或者兄长。总之，他对元宵有一种深切同情，在自己的思想里，是一定要让他享受父亲般的关爱，从而报答师傅师母对他的恩情。柳镇人见了这般情景都说万成是个有良心的好孩子，他师傅不枉当一回师傅，他在地下有知，也该笑出声来了。 可是就在这时，经堂发生了一场意料不到的灾难：女人所有的积蓄被洗劫一空。而且这事发生在大白天，那天是清明节，女人一大早带着元霄上街买了香火，就往墓地去了。回来的时候见大门开着，卧房的门虚掩着，她放钱的抽屉被撬开了。 女人后来说这事都怪她自己，她那天也许就没有锁门，心里装满了事，当然是要顾头不顾尾的。可是生存就成了问题，这时候紧跟着就发生了红嘴偷窃大米的事，并且被逮住了。 红嘴始终也不明白为什么女人轻轻的一句话就把他推到了千里之外，而他自己竟然这么惟命是从，心里充满敬畏与恐惧。那天晚上，黑色大衣突出在暗夜里，遮黑他双眼，他听任女人把手缩回去，有些失魂落魄；女人的体香，婴孩身上的奶味，浓浓地从窗口飘逸出来，刚刚陶醉了他的；他眼睁睁看着她关上窗户，拉严窗帘，他听到插销发出咔哒一声落到实处，仿佛他的心也随着这一声被锁到那死洞里，死洞紧巴巴黑沉沉阴森森，他的心和身子配合默契地一起疼痛起来。 他这时候仿佛才明白，那件黑色大衣似乎有比女人的声明更加威严的成份，不，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他可以感化女人，可以讨得孩子的喜欢，可是那件黑色大衣，那件黑色大衣将永远凌驾于他之上，做永远的赢家。 红嘴只能把唏嘘慨叹留在心里，留在暗夜，把对那母子的爱意留在想象中去实行。他常常仰望上苍，请问它：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却不敢不能去认，哪怕亲自去看着抱抱以表达自己对她对儿子的真实心情也不行，为什么？他有时通过万成，给她捎一些吃的用的；有时悄悄把东西放在经堂门口。他给这个不能相认的儿子缔结制作一些小玩意，比如用荆条编成的鸟笼子、用竹段削成的小碗小勺，用竹叶竹篾制成的假蜻蜓。有时到湄溪笼个虾网个鱼，自己总舍不得吃，让师弟趁新鲜送去，并总加上这么一句：“别提我。” “对她究竟算不算是他的女人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有一段时间，几乎把脑子都用在这个问题上，他想来想去，掂来掂去，可是越想越糊涂，越掂越掂不出女人的分量和他自己的分量。说她是他的女人吧，这是事实，勿庸质疑的事实，从见她面的一瞬间，他就怦然心动，感到她就是属于那种他这辈子要爱要宠的女人。其实在此之前他对女人并没有模式，事实上在他二十多年的生命中他除了认识一个母亲外并不认识其它任何类型的女人，他隐隐知道的就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像母亲那样的女人，但究竟是怎样的女人，他在见到师母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也明白，在师母见到他的一瞬间，他也并没有因为外表的一点缺陷而影响她对他的赞赏，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从一开始，她便把他当作一个成熟的男人（而不是像对待万成似的，当作一个孩子一般）看待。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和她之间并没有因为年龄的悬殊而成为两代人，反倒师傅像是他们的长辈，而他和她是同龄人似的。 当然，尽管如此，她在他心目中并不能够降到和他一样的位置，她凌驾于柳镇所有女人之上。他甚至想，以后他的老婆哪怕有师母百分之一好，他也会心满意足的。他确确实实连做梦也没曾想他有幸能摸弄到那张脸、那个酥胸，进入那个身体，和她生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儿子，确确实实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说她不是他的女人吧，这也是事实，不可置辨。从认识她的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他和师傅隔桌而坐，一小杯一小杯地对酌。女人和师弟在厨房一个做菜一个烧火。一点如豆的灯光照亮很小的空间，把餐室事实上的空阔在感觉上缩小，而显得更加温暖；酒精的作用总是出乎意料，在意识里产生一些大胆的幻觉，而有些无视师傅的存在。他的耳朵总大半在一墙之隔的厨房，那里时时传出她制造的动人心弦的声音，他总显得醉醉的，仿佛喝不过师傅，在师傅哈哈的笑声中，成为师傅的手下败将。最后，她周身弥散着一股好闻的气味，从厨房走出来，坐在他和师傅之间，和万成面对面。方桌小小的，他的胳膊随意动着，都能触着她的某个部位，或是衣袖，或是胳膊肘尖。这时候他总感到他靠她这半边的身于麻酥酥的。他用眼角摄入她的每个动作和表情，感到她离他既近又远，既远又近，空气似的，感觉着而摸不着；水泡似的，摸着就破了。这几乎成了他和她以后的一种模式：那些日子他天天想她无法入眠，她恍然就在他的身边，她贴着他，让他感受她的体温，可他一旦碰着她面，那种见面有的是他刻意安排有的是无意碰到，还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她便用眼光把他逼远了。 又比如那天他们被一堵墙挡着，他们四目相对，他感到她离他那么近，可一旦他们肌肤相触，她即到离他远了。就像当初，在他们拥有了那两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之后，她便远远地离开了他那样。 在这样的时刻，他便感觉她似乎在俯视他，而他本来拥有的镇定安祥也没有了，变得惶惑、无所适从，这样的时刻他看不懂她的眼神，理解不了她的举止，觉得这个女人对他是世上最陌生的女人，至于已经发生过的事，那一定是发生在自己的幻想里，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可他仍然不可遏制地想她。表面上，谁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挡着，也从不正眼看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眼，表现得丝毫不动凡心。 这个问题他过些日子就从心底深处拿出来，仿佛事过境迁，看看自己会不会改变。他问自己：你能离开她吗？这辈子找个比她年轻的女人结婚生子，她毕竟在实际年龄上差不多能当自己的母亲了。只当那事没有发生，就像师傅当初说的，他只是向他讨要一点他所没有的东西；或者像她所说的，他要永远记住，师傅虽说死了，可他留下了自己的种，留下了自己的儿子。可每次回答总是不能，不能！ 在思念女人的孤寂岁月中，他不知不觉拿她和母亲作比。这一比，母亲和她的形象在他心底都变得更加清晰可感。 可以说，母亲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尽管母亲去世那年他才十岁，可他丝毫没有忘记她。在他心底深处，母亲是“强大”的代名词。在强大的母亲面前，柔弱的父亲毫无光彩。母亲如何强大而父亲如何懦弱的许多细节丢失了，丢失不了的是那种感觉。只恍惚记得父亲被母亲的能力压迫得像是只有影而无形，不占任何空间和时间。母亲的口头禅是：他不行！这里的“他”是指父亲，而事实证明他确实不行，至少远不如她。与此同时，母亲对父亲又爱得那样深刻，她周到细致体贴，以至父亲从来抓不住一点把柄挑剔她、反抗她。这样的角色分配直到他们临死的那一刻才作了彻底的交换。那一天他们和柳镇其他一些没来得及逃到南山的百姓被日本鬼子像串鱼儿似的用绳子挂着，押解到虎跳崖。父亲被挂在母亲后头，一路上，他对死亡的恐惧已经被对母亲的关怀代替。那时候，他虽看不清她的脸色，但注意到了她挺直了一辈子的腰背软塌塌的，她腿弯子打颤，跌跌撞撞，好几次险些被山路绊倒。在他们前头有五六个人在枪声中倒下去了。母亲这时已经恐怖得发不出声，腿弯子一软就要晕过去，父亲这时候不顾一切冲过去抱起自己的妻子，就在这时，枪响了，一颗最要命的子弹从父亲后背进入，过左心脏再穿过母亲心脏的右侧。在他们咽气之前，母亲还来得及扭过头，向父亲展示她的娇柔、依赖、无助和受到护卫后的所有的宽慰、以及她对父亲所有的赞许，仿佛在父亲怀里，她便死得无怨无悔似的。当然，他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幕，这是那天的幸存者柳全爷用一种文学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说给大家听的。柳全爷那时候是镇私塾的先生，直到八十岁还喜欢谈感情。他那天恰巧被挂在父亲身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在父亲往前冲的时候他被拖到地上身上挨了五颗枪子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柳全爷关于父母亲的故事让他感动，给他伤痛的心多少带来一点安慰，可是过后，他一想起父母亲，心底里出现的仍然是原先那种模式的父母亲，也许他对父母的看法已经形成定式，对女人的感觉也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无法改变。比如对那个女人，他要定了她，不管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仍然要定她，再也不变。 父亲终于说出了久积于心的那句话，他说：“我把元霄一直当成是师傅的遗腹子，是我的兄弟，我养他、爱他、宠他，都出自这个原因，可没想到他竟然是师兄的儿子，不，我接受不了，到死也接受不了！” 也许承受不了的更有没说出口的那些话，即他那么敬重、爱戴、依恋，那么美丽、贤德、善良，他心目中无可挑剔，世上第一的，他心底里一直当作母亲的师母，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她和他，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忍心合伙起来欺骗师傅，这不是太残忍太不人道了吗？ 可是那时候他不知道实情，那时候他傻乎乎的，一天不去经堂就牵挂不已。他从小失去父母，许多年来没人关心，也失去关心对象，已养成了自己关心自己的习惯，可如今真的不一样了。为了师母一家和他自己，他去开荒，因为念头起得迟了，好地都被别人开了去，他就只找到磊牛山北坡一块风化的红土地，一锄下去就会碰到紫红的岩石表皮。他乘早晨上班之前和傍晚下班后去，忙了半个多月，终于开出了两分地。他在土里拌上粪肥、草木灰肥，点上小麦种子，指望来年有个好收成。那时候他和师兄之间的关系还是师傅死后不久的那个样子，怪怪的，让他理解不了。师兄仍然时常让他给经堂捎去点吃的，过去常捎些饼干、嚼着满口是渣又带点辣味的榨菜皮、他自己种的蔬菜等，现在他一般叫他捐米，半斤一斤的，说是自己省下来没吃，或是从别处借的，都不让他告诉师母是他给的。师兄现在说话更少，活儿干得更多，有意无意对师弟的关怀也越多。父亲本来是个好说话的人，和师兄在一起说话没有回音，总是一个专说一个令听，听得那一个有时候还似听非听，父亲的话就仿佛变成了自言自语，到他进入老年还有这个习惯：他在旁边说话，不管是身边有人还是没人，也不管人家听不听，答理不答理他，他想说的时候就说出来了。 红嘴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下班后他照例拿上一把锄头和篮子绕到碾米厂后院去。那原先是柳姓地主家的后花园兼果园，原先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后来果园没人管，各种果树没人更新和嫁接，长出的桃子便又小又酸又涩，葡萄看着紫红，吃着酸倒牙；各种花卉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更是没人理睬，就这样果园成了个废园，东倒西歪几棵树，乱七八糟几畦菜。倒成了小孩捉迷藏抓蛐蛐会麻雀的乐园。 最近红嘴在靠近碾米厂墙沿处开了几畦地，种上了油菜、花菜和韭菜，因为缺少阳光，那些蔬菜一律长得细嫩修长，红嘴常常下班以后就去那儿松松地、除除草、捉捉虫子，临了总带一篮蔬菜回去。可是这一天他料理完菜地的事，那时候天已经蒙蒙地黑了，走着路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平地上拖得很长，在坑洼处或在村的拦截处则切成段，显得粗细不匀。红嘴悠悠走到废园门口，锄头扛在肩上，锄把上挂一篮菜蔬，一只脚刚跨出门，便见民兵连长带几个人从阴影里走出来，他们一句话不说，夺过红嘴的菜篮子往地上一扣，同时几把手电一齐把光浇注在上头，那嫩翠的青菜中间，格外醒目地衬托着一只破旧的布袋，就像红军长征时斜背在背上的那种，只不过更细小些，在光注集中在它身上的刹那，它犹如通得人性一般，不安地蜷缩在地上，恨不得让自己一下子变没了，但就像一条遭受四面袭击的蛇，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插翅难飞了。 孩子一天天成长，又漂亮又皮实，过几天上街就有人说孩子又长高了一截。不过在做母亲的眼里，孩子仿佛从来都那样，像眼前的那样，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眼前，只有她眼皮子底下的这一个，那么活泼真实、柔软温热，充满生命的热力。也许是孩子天天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她对他的生长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她惟一的感受是那些衣服怎么一件件变小了，她在裤脚袖管处接上一截又穿不上了。女人把心整个儿放在儿子身上，至于对惨痛的过去，她宁愿自己像那件黑色外套，静止着，沉默着，端庄着，威严着，永远把背朝向目光，上面落满灰尘，越来越凝重和遥远。 女人有四十岁了。岁月并没有给她的外表留下多少印记，这使柳镇的女人多少觉得有些纳闷。这期间，有好几处来经堂提亲，有城里人乡下人，丈夫原先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马上要提副厂长）死了妻子，三番五次托人找上门来——女人都—一谢绝了。据说柳全大爷亲自出马，要为他鳏居的儿子提亲。女人礼数周到，还是没有应承。这在柳镇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柳全大爷虽说受管制，但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威望丝毫没遭减损，他们给自己孩子起名、看流年风水什么的、甚至想听个笑话、宽松宽松心，照旧偷偷找他。 柳全大爷过后对别人说，再不要去打扰经堂的那个女人了，她至死也不会改嫁了。人们问他何以见得，性格一向快活开朗又喜欢说笑的老人却摇摇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背过身，拖着一只脚点着一只脚走了。 女人在老人走后陷入了一片迷惘，脑子空白、手脚麻木，仿佛自己的思想和身体都不复存在似的。那时候她正在堂屋的桌子上糊鞋底，面糊、剪刀、碎布条，摊了一桌子。猛一抬头，看见老人硬硬朗朗正走上石阶，那跛腿在上台阶时几乎看不出来。他嘴里咬个长长的烟斗，两手背在身后。走到天井，他摸了摸正在那儿玩耍的孩子的头。孩子抬起头叫声老爷爷，又埋下头玩泥巴。女人慌慌地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掉，让了坐，待上茶，垂手站在一边等老人说明来意。老人好一会不说话，巴嗒巴嗒抽那窝烟，细烟在空间里悠悠升腾、弥散。她感到醉醉的，这个屋子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充满男性魅力的烟味了。 老人开口了，像在自言自语：“我见过刚出身的柳根儿的父亲，带着他偷过桃子、掏过鸟窝；我喝他的喜酒，因为他娶的就是我远房的表妹；他女人生下柳根儿，让我给取的名；日本小子把我们挂在一根绳子上，我亲眼看着他们咽气……看到这孩子，就像看到他们爷俩小时候的模样，模样儿长得虽说不太像，那神气，简直就是一样的神气……柳根儿头几天把他的愿望都跟我说了。孩子哪怕叫他叔、叫他哥他都愿意。以前的事，好好歹歹，谁对谁错，我也评判不了。我想，既然柳根儿有一份全心在你身上，他又不奢求什么。你不妨就应承吧。我寻思的倒是很现实的事，你的成份不好，你知道成份不好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小不觉着，等以后上了学就知道了。而柳根儿是个孤儿，硬碰硬的被剥削者，红根、红苗，所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要是你们这两家合一家，早晚也总有个照应。抓紧了，还能再生个一男半女，这样，柳根儿他父母若地下有知，也该死而瞑目了。”老人慢悠悠抽两口烟，看着女人的眼睛，说：“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就不会这么苦了。” 在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女人只感到自己的心浮浮沉沉，亦喜亦忧，她感激老人对她的理解。以前，她以为一旦柳镇人知道事情真相，就会耻笑她，看来并非如此，至少像柳大爷这样的人能理解她。可是，柳大爷不能替代整个柳镇人。不管孩子叫他叔叫他哥，用不了多久，全柳镇人都会知道谁是元霄真正的父亲，那墓穴里的幽魂会遭到耻笑，被搅动得日夜不宁，而她会陷入到不洁不贞之中。那她在柳镇……不，即使柳镇人容得了她，她也容不了自己！况且，柳根儿还那么年轻，她有什么理由要害他呢？ 女人这么想着，就说：“柳大爷，元宵姓杨，他父亲的儿子，这辈子，我不会改嫁的，不会的。请您去告诉他，我差不多能当他母亲了，您劝劝他，另外娶妻生子。别再耽误自个了。他可以生许多孩子，而他爸爸，就这一个。您也知道，我常常带孩子到墓地，让他喊爸爸。相信他是能听见的。在孩子心目中，那是他的生身父亲，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她说不下去，转身来到里屋，迎头看见那件黑色大衣，对她表承赞许似的，她走过去，两膝跪在床上，默默接过那团黑色，也不知过了多久，想起柳全大爷和元霄，走到屋外，不见俩人的影子，见桌中间茶杯底下压一张条子：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元霄我带着了，过一会叫万成送回来。是用她描鞋样的铅笔和纸写的。她松一口气，向西北方向极目望去，只见丈夫的墓地笼罩在一片神秘而安宁的黛色中。她呆呆地，就像面对着他，他严肃的眼睛也在黛色中突出，她想起了他竭力说服她的那些夜晚，想起那两个日子。她高高地抬起头，开始在心里数落他：那天一大早你借故去了县城，还捎带着万成，那个可怜的孩子，你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也给我一个最后通牒。你让我留下印象，好像不听你的就永远别再指望什么，是的是的，你想儿子想得发了疯，让我也跟着你发了疯。你倒好，一走百了，留下我一个人过孤独的、自责的、自卑的日子。是你骗了我，也骗了你自己；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己。你明明知道你承受不了这个，却偏要着了魔似的去实践。你只是个表面洒脱的人，你把你的女人从来都当作你自己的东西，可到头来醒过来，发现并不是的…… 怨恨糅杂着悲伤痛惜，在经堂的空气中游走，心底的呜咽穿透暮色，层层叠叠。女人的心仿佛回到几年前那个可怕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自从红嘴被人赃俱获，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对此他以后会越来越体会深刻。那天民兵们把几支手电光集中在那个布袋上，红嘴并没有感觉多少害怕或者羞耻，他只是有些焦灼，心里只闪现一个念头，即以后经堂那娘俩的生活该怎么办。 他，连同那一小口袋米被带到了大队部；两个民兵则被留下来，吩咐不准离开也不准睡觉。单等第二天天亮时细心察看现场，对这一严重事件作一决断。 民兵们在大队部的一间屋子里拉亮所有的电灯，连夜审讯。那袋米过了秤，一共是一斤四两六钱，米虽不多，可这几乎是那时候一个劳力一个月的口粮。而且柳根儿盗窃行为有这一次就有无数次，谁知道他偷窃了国家多少宝贵的粮食，尤其是在国家面临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在勒紧裤腰带不吃红烧肉，正带领全国人民度过自然灾害。可见柳根儿是在破坏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其犯罪性质恶劣，虽说出身贫苦，是个孤儿，但也决不能轻饶了他。 审讯一夜，毫无结果，红嘴一味不开口，而早晨的太阳照例喷薄而出。这边兵分两路，一路去红嘴家，他住一间半土改时分的房子，青砖灰瓦混泥土地，和另外一家合用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一口井，用水不用出门，原是一地主家的房子。国家真是够照顾他的，他如今却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真是太不应该了。一时间红嘴的行为传遍了整个柳镇。可是去他家搜查却一无所获，除了一把青菜一捆发黄的胡萝卜缨子和几个红白萝卜之外，甚至查不出一粒米。 而在废园的也查明了他偷盗的办法。原来自从碾米厂门口来了站岗的，碾米厂大多数窗户都给堵上了，因为这是全公社惟一一家碾米厂，它的好歹关系到全公社十多万人口的生计。其中两扇窗正对着废园。其中一扇正是红嘴堵的，但他实际上没把那扇窗堵死，有几块砖可以活动。里面，有一小块窗板看着像是钉死了，而且用的是那种大得吓人的钉子，可那些钉孔故意被揉搓得又松又宽，看上去丝毫不露破绽，取下钉回都极其方便。这样，在砖块和窗板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秘密、温暖而丰富的空隙，一个幸福的巢。尽管那空隙很小，最多只能容纳二斤粮食。红嘴把米或面偷偷盛进一个自己缝制、针脚粗大的长条形布袋里，再把布袋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出窗根，人则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了。 几天后在废园的现场批斗大会上，红嘴脖子上挂着那个耻辱的米袋，因大队干部几天几夜的连续作战轮番进攻，这个罪犯脸色发灰、嘴唇干裂，那嘴边的紫红胎记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润泽。他脚步不稳，偌大的身子不停地来回晃动，仿佛马上就要重重摔到地上。他低着头，一声呼噜从他的胸腔缓缓地、悠悠地释放出来。饥饿而又愤怒的人似乎也被这声幸福的呼噜陶醉，愤怒的感觉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怜悯：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也就是一斤多大米呀，在好年成里，这点大米还不够打发要饭的呢！ 书记对民兵连长拍了桌子，他说觉总是要让人家睡的嘛。红嘴饱饱睡醒一觉后，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他的供认很简单：“我饿。饿极了。我把米偷回家，半夜里锅盖上蒙着破棉絮，焖干饭吃了。” 那时候经堂后面的那片竹园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成年的竹子被砍了。做成了篮子、席子、篱笆柱子；竹笋往往刚要破土就被连根挖走，被缺少油水的消化系统消化了。经堂没有这片修竹的倚靠、衬托，更像大海里的一叶孤帆。 可是天井里那棵毛竹，却有幸存活了下来。这一方面它已成了私家的东西，技师当年在买经堂的时候，虽说没花钱买院子，可院子傍着屋子，这归属自然没多少人去计较。另一方面，总还有些不孕的媳妇，信于不信地偷偷接一些水回去喝。那竹子就更不能砍掉了。 这年四月里的一天，竹子竟然开起了花，那花柳絮儿似的，又细又白。女人生平第一次见到竹子开花，她以前以为竹子是不开花的，感觉很稀罕。柳镇人也感觉很稀罕，尽管柳镇过去差不多是个竹乡，但真正看过竹子开花的也没有几个。经堂的竹子开花也吸引了柳全大爷，他倒背着手，让人感觉跛腿不太明显地登上经堂台阶。他说这竹子也就是几十年才开一次花呀。他已经知道红嘴的事，他心中明白这事跟女人的干系，心里怜悯女人，就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要相信，自己还能看到竹子开花。 离上次柳全大爷提亲又过去了两个月，这期间，并没有传出有关她的风言风语，她还是那个美丽善良、气质优雅、忠贞不渝的好女人。倒是红嘴，这期间好心人张罗着给他提亲，他不是见了面一声不吭，就是避而不见，最后他宣布他这辈子就打光棍，打定了。这才没人去多管闲事，自讨没趣。女人把这些听在心里，就常常失眠。即便睡着，心也总是醒着的，总感觉到窗外有他的脚步、他的呼吸，有他的热气，这时候她已经不否认他的热力已经穿透厚实的墙壁日日夜夜温暖了她的心，驱赶了她心中的寂寞与恐惧。 女人托人给我父亲提亲。父亲尽管个子不高，但五官端正，简直可以说得上漂亮；谁都说一看到他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就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工作又好，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技术的；虽没有什么家产，但无父无母，也会省却许多麻烦。就有五六个姑娘争着要嫁给我父亲，父亲在其中挑了一个做了他的新娘。 女人差不多还沉浸在那种娶了儿媳，丢了儿子的怅惆中，红嘴出事了，这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几乎马上就明白，他的那些窃出的粮食去了何处。她又愁又急又怕，又不敢去打听，万成刚好陪媳妇去了丈母娘家，消息只能通过其它渠道断断续续传来，后来说红嘴表现得不老实，交代不彻底，谎话连篇，调查人员又到现场的石头缝里搜出了长有暗绿色长毛的米粒，更加断走红嘴的这一行为不是一天两天所为，而且这些粮食绝对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说的都吃到了自己的肚里，一定有它的去处。已经派人通知碾米厂的另外一个人万成火速回家，了解情况。都说这一次红嘴在劫难逃，县公安局也派人来了，总而言之要坐牢了。 万成回来了，一听这个情况心里也害怕得打起了鼓，同时一切也都明白了。他过去总是怀疑师兄哪来那么多米面让他悄悄交给师母，有一回问他，他说是山里姑妈家借的，有一回就捋起袖子，给他看手臂一条暴起的血管处一个暗紫的针孔，说他去城里卖了血，用钱买的，原来……他不敢想下去，就瞪圆了一双本来就又圆又大的眸子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一副无知又无辜的样子，况且他又瘦又小，明显营养不良，让人不禁心生恻隐，就放他回了家。红嘴则坚持原先的口供，而且还拍着胸脯，袒露他的大头肌和二头肌，说：“要没那点补充营养，我能长这么壮吗？”审查于是结束，红嘴被铐上手铐，带走了。 在这期间，女人一直担惊受怕，一会怪自己连累了他，一会恨小偷没心没肝，偷到了她家，否则她何以至此？红嘴又何以至此？她睡不稳觉，总感到窗外有他的气息，一片树叶落地，一只蝙蝠飞过，都能使她起来，撩开一角窗帘看看。起夜多了，她就着了凉，白天发着低烧不退，晚上又好一点。这样的日子迫使她为自己以后的日子作出打算。她想起万成，这几年来她一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他对她也像对自己亲身母亲一样，可如今他成了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她不能指望他像过去那样照顾她母子。想来想去，她发现自己竟然只有改嫁一条路，若非这样才能生存下去，那么她宁愿嫁给红嘴，怎么说他也是孩子的亲爸爸。她想好了，只要让她发现他又蹲在她的窗下，她一定二话不说把他请进家来，答应他的一切请求。后来红嘴被判了四年半徒刑，这就更坚定了她的信念。 我又想起小时候，和姐姐常常去孤墓附近或者经堂后面的竹园里，或挑野菜，或拿一把短柄的锄头掘冬笋，那把锄头能放在篮底，一小把青草就能把它遮住。每每看见那个经堂的女人，总抑制不住一种喜欢而又害羞的情愫，莫名其妙担心自己脸太脏、头发太乱。其实女人并没有比母亲漂亮，而且她比母亲老多了。我现在想，也许她脸上的一种表情，一种安宁、和谐、幸福的生活浸润到内心，又从内心自然流泻出来，在脸上展示那种宁静的表情——这种表情柳镇的女人很少会有，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也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我的目光，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希求自己脸上也永久地洋溢这种表情。 我对女人和红嘴的了解是经过多年、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可我至今还弄不明白，他们俩究竟是靠什么维系在一起的呢？是“爱”吗？可是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那张脸。那个体型、那种声音、那个尺寸……是两个齿轮滚动时永远咬合的那一点吗？ 能干的姐夫在迎娶姐姐的时候已经傍着经堂老墙盖了一层砖砌楼房，后来又在原先的竹园里打下地基，并一盖再盖，直到四层才封顶，屋里大理石铺地，屋外马赛克到顶。姐夫小时候受尽歧视，曾好几次失去上学和参军的机会。如今他说起那种失去倒仿佛是他占了便宜。他现在是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 经堂跟新楼比显得老态龙钟，惟有它的尖顶仍显得刚硬锐利，直通天际。姐姐说现如今什么东西都能拆，惟有经堂是不能拆、拆不得的，还有那两件大衣也是丢弃不得的。那时候姐姐说着，就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瞟着姐夫。 “看我，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姐夫学广告词，怪声怪调，借以掩饰他的尴尬。姐夫尽管很爱姐姐，那黑色大衣也似乎时时给他一些提醒，却也免不了在一些场合——比如搂个女孩子跳个贴面舞什么的，也免不了为了某个经济利益默许他公司的女孩在暗夜里钻进某些个要害人物的被窝。姐姐为此曾耻笑他，他抓耳挠腮，保证不再跳什么贴面舞，至于那些个女孩，她们简直如鱼得水，做起某些事来游刃有余，从来只有赢而没有亏的感觉。如此而已。姐姐曾气得要跟他离婚，却终于见怪不怪了。 女人在去年年底过世了。红嘴的意思，把她和技师合了基。他和姐夫说好，他死了以后，就在墓地的一侧给掘个坑，就像守门的那样就行。能依傍着是他的福气，只Liao望着他也毫无怨言。他直到今天还不肯搬进新楼，仍住在那没有天花板遮蔽的经堂里。 说实话我喜欢姐姐的婚姻。一般夫妇间的幸福也好痛苦也罢总喜欢遮掩起来，要表现也表现得比较含蓄。姐姐和姐夫的幸福却表现得无遮无拦、外露放肆。记得那年春节回家过年，大年初一那天，姐姐大概想和她久未见面的妹妹唠嗑几句，就懒在我们小时候睡过的床上不肯走，姐夫见催她几遍不睬，弯下身子把她拦腰抱起来，说一声：“我抱走喽！”就真的抱走了。 我羡慕姐姐，说起来，也许是天生喜欢甚至崇拜那些天性优雅的女人，我想，某种优雅若和美貌结合起来，尤其是把外在的优雅和内在的优雅结合起来，那更是一种天造地设、天衣无缝的完美。我觉得这里的“优”又可以用“悠”、“幽”代替，这样，我脑子里就呈现一种女人，她就像一条小溪流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软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园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给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至。在我眼里，姐姐的婆婆是这种女人，而姐姐也是这种女人。 姐夫上次跟我说，他心里很清楚谁是他的生父，可是自从他记事起，他就从来只叫那个他从来没见过面、跟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却是他要了他的那个人爸爸，却没有叫过这个真正生了他养了他的爸爸，甚至也没叫过他叔叔或哥哥，非叫不可时，他也只叫他名字，习惯了。可是他们几十年相处，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习惯，相像的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他和母亲的事，是我给做的主。记得是我十岁那年，他们给我过生日。我们吃完元宵，过完生日，我就把他的铺盖卷搬到了母亲那屋，原来都是我和母亲睡的。我又把我的铺盖卷搬到了他住的那屋。就这样，我把他交到了母亲手里。”姐夫说完，伸出右手，食指伸得长长的，略一弯曲，似乎想按动什么，随即收回来，五指紧缩成拳。 我又想起了那黑色外套，那永远的黑色外套，悬置在那样一个地方，在后来人一次次红光潋滟中，它惟有害羞、含蓄地背过身去，默默倾听，拥着自己曾经拥有的粉红。那是胜利的纪念碑，还是失败的耻辱柱？是埋葬、虚设的祭坛，还是追思、朝拜的圣坛？我仿佛又看到经堂天井里的那株修竹，和屋顶比高，扶疏摇曳，每一下都像在反刍和追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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