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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 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 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 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 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 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 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 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 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 “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 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 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 “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 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 “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 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 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 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那时也没离开我。”他抬起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 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一条木棍，他问：“做的是什么？” 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们拿着玩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 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倒是甜甜的，就是有一股青泥味。他问： “这是什么茶？” 伍老拔说：“那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里，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趴在他家墙圈上看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 大贵喝着茶，吧嗒着嘴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 伍老拔说：“喝不起茶，这就是庄稼闹儿！”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乒乓乱响。 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着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就行了。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就铡住。这玩艺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 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 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地比划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划完了，又嘻嘻哈哈地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 大贵说：“大叔！怪不得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 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在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他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着急的时候。 江涛问起河南里的秋收运动，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 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 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 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 大贵说：“哪，这人错非是中了共产迷。” 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 谈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把屁股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们哩！” 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今儿格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咱在一块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好。” 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商量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手，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从第二天开始，就背上粪筐去走亲戚。象扯瓜蔓一样，亲戚传亲戚，朋友传朋友。组织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象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激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地，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地联系得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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