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四十一 一千五大坯


  王连长一点儿没批评我,只是好奇地听我讲了跑的经过。并说老包那家伙不能沾,谁沾上谁倒霉,连里大车去西乌旗办事从不住他那儿。
  连长微笑道:“既然兵团同意给你复查,就有盼头了。你还是回山上继续看石头吧。”
  我想在山上也好,自由自在,没人管。
  金刚给了我一封信,是母亲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上面告诉我:妈己托她的老战友魏巍同志向北京军区政治部反映了我的情况,政治部首长已批示内蒙兵团复查我的案子。
  母亲,亲爱的母亲呀,原来你在暗中保护了我。唉,你这个太正统的母亲,屡屡不理睬我的母亲,儿女情太少的母亲哟!
  世界上只有母亲才能宽恕抄过、抢过、砸过、骂过自己的人。谢谢你,母亲!我亲爱的妈妈!
  于是又回到了石头山。
  离开山上两个多星期,我的蒙古包无任何变化。门上的铁丝还拧着,草原上就这点好,不丢东西。我放在石头坑里的日记、材料都安好无恙。
  残冬过后,又一个春天来临。政治前途有了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山上孤独寂寞的苦日子也觉得好熬了。
  王连长雄心勃勃,要把七连工作搞好,搞出色。他成了第一把手后,对干活儿抓得很紧。他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就是干活儿。小偷流氓都可以容忍,就不能容忍干活儿偷懒。看见大车马歇一会儿,他都心疼,恨不得让你一分钟不停地干。在这种气氛下,要求进步的知青干活都很卖块儿,以在连里有个良好形象。
  1973年的春播、接羔工作开始。
  拌麦种、跟播种机、过秤、装卸车、上笆泥……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每天,兵团战士劳动十二、三个钟头。早上累得起不来,轰醒他们比轰醒猪还费劲。班长得一个个捶脑袋、拧耳朵、掀被子、连喊带吼,才能把他们砸醒。小青年们迷迷瞪瞪爬起,闭着眼睛穿衣服,嘴里还咂摸着梦里的甜美……刚刚下炕,上班哨声响了。赶紧去食堂拿个馒头,边啃边向工地走去。有的女知青扛麻袋直不起腰,晚上互相揉着背,啪啪掉泪珠,可白天照样咬牙扛。
  年轻人的好强心真厉害呀。
  工作如此紧张,我这样个强劳力留在山上看石头,太浪费。开春不久,就被调回连干活。也许由于自己老孤单一人在山上。回连后,什么都感到新鲜。尤其是那些女兵团战士,有一种特殊魅力。在石头山听惯了烈风嘶吼,石头碰撞,用力时的野叫,再乍一听女人的说话声,几乎陶醉。连老常那50多岁的壮老婆,说出的话也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滋润极了。
  山上没异性,是很多人不愿意呆的原因之一。
  心情不错,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夏天的草原(来牧区后不久就成了反革命,以至于没顾上好好看看)。
  连部被茫无际涯的草海所围,阵阵草浪随风鼓起,一波一波推向远方,草原大的太有气魄了,360度,度度都一眼望不到边。那浩大空旷的碧绿,能激动起你拔蹦子跑,大喊大叫,发羊角疯。就是时速3600公里的最新式喷射机,从呼伦贝尔跑到阿拉善也要两个小时之久!
  不知道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在世界上算第几大草原,反正能挂上号了。
  千千万万朵鲜花,把姹紫嫣红的色彩抹在绿草丛中,为辽阔大地增加了几分清秀;那一只只百灵鸟整日不停地啼唱,像个小直升飞机能垂直上升、下降、悬停,给旷野带来孩子般的天真欢乐。
  王连长掌了权后,开始把过去指导员重用的亲信、骨干抛开,任用自己的人。成熟稳重的锡林浩特知青不再吃香。会计陆彬换了,文书楚继业换了,保管换了,各班排长也换了一多半。金刚当上了班长,李晓华当上了二排长。锡林浩特知青对王连长一肚子意见,纷纷活动,往团里调。陆彬活动到了团部学校当老师;楚继业调到团部直属连羊毛厂当了副厂长;郭北靠着父亲小县官儿的关系,帮助连里办了几件事,得以保住了他驾驶员的工作,在连里继续吃得开。
  皮金生也开始不得势,他油嘴滑舌,怕苦怕累,越来越被当成了好卖嘴皮子的天津人象征。
  这天,我们正在六间房干活儿,离连部20多里。连长看不见,干活儿可以偷点懒。偏巧小桑杰也在这儿。他见了我,总缠着要摔跤。知青们也都起着哄,撺着我们摔。
  摔跤是当地的风俗,也是当地惟一可以不讲阶级成份的公众活动。前些天,团部举办那达慕大会时,点名让我去摔。被我推托了,没心思露那份脸。
  小桑杰因为在文革初期,想到外蒙投靠亲友,被扣上了叛国分子帽子,那时才十六七岁。这小伙子酷好摔跤,见人就摔,跤技明显提高。过去曾输给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有二十三四岁,虽是专政分子,但在牧区干零活儿,养得红光满面,魁梧健壮。体重至少比我重10斤,小胳膊足有我那大黑马的腿粗。
  连牧民们都认为,七连的摔跤,我是第一,小桑杰肯定不服气。
  最后我同意了,想赢一赢,来点好情绪。几个月已经过去,复查连个影子也没有,心情常常很抑郁。我抓住他,那壮胸脯圆咕隆咚,像个大油桶。每使用一个动作,自己的重心都要不稳……招架了几回合后,已大口喘气,他却面不改色。我直起腰,只一手抓他,装成随随便便的样子,麻痹他的警惕。对小桑杰这样的壮汉,最好的重武器是跪腿摔。可他两条腿离我太远,还老撅着的屁股,重武器用不上。心中正暗暗琢磨怎么调动他的腿,小桑杰一箭步扑过来,搂住我脖子,用腿一绊,把我撅倒。一个最土最土,连小学生都会用的绊子。
  我不服,还要摔,他却愉快地摇摇头。蒙古摔跤,一跤定输赢。
  一激动,我向大家宣布:“下回我要是再输了,摔跤衣白送给你!怎么样,再摔一跤?”
  他动心了,跟我摔第二跤。
  我更加谨慎,重心压得很低。可是和老蒙摔跤消极防守,拼力气,根本不行。他能跟头犍牛一样和你顶两个钟头。不一会就感到体力不支,每逢他那钢钳般的手用力时,都暗暗心惊,吃肉喝奶长大的就是有劲!
  地上的草被踏平;两人脖子被抓得一片红;一堆绞在一起的肉,缓缓转着圆圈。
  “啊——”他吼了一声,左扭右撕,前推下按,狠抡猛拽,把我拖得踉踉跄跄,但总算没倒。这小桑杰双腿仿佛生了根。我的铁波脚也不灵了;钩子失去作用,他大胯比我高半尺;跪腿使不上,目标总在有效距离之外。我引以自豪的屁股跟他的比较起来,相形见绌,口径要小三分之一。
  拖下去我更亏,心一横冒险使了一个“别子”,果不其然被他拦腰抱住。热血涌上心头,这是最关键时刻,我如能扭腰转体就能胜,否则就输。两人拼命较劲儿。我狠狠夹着他脖子,在不倒的限度内,倾全力前俯,拖拽他的重心偏移,扭身,扭……
  “噢——”双方都怪叫着,对抗着肌肉,对抗着骨头,对抗着平衡力。
  勒!让他头部少一点血;拽!让他重心离开底重心面积;扭!让他脖子成麻花,呼吸窒息。
  屏住呼吸,发疯般的扭,扭……一秒、二秒、三秒……僵持片刻,两个紧紧搂抱的肉体,300多斤的重量终于沉重摔倒。
  他压在我身上。
  围观的知青们兴奋得直跺脚,拍屁股,啐口水。
  “唉呀,老鬼,怎么搞的?”
  “就差一丁丁儿。”
  “你看老蒙那份儿,没治!”
  又输了!全身骨骼疼痛欲裂,内脏给砸得极不舒服。我像条咬输了架的狗,从地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眼泪汪汪地溜到没人处。本想借摔跤消消愁,结果把七连摔跤冠军的座椅给摔跑了。好惨!跟老财主丢了金子一样心疼,沮丧。
  摔跤衣我犹豫了一番,没给他。这套衣服是自己1966年10月串联到长沙买的。别看它边缘破烂,腋下补着皮子,黑污污,还有一股汗霉味儿,可跟随我9年了。我披挂着它,战胜了许多对手。它上面沾着我的血,我的汗,我的青春武威……怎舍得把它给一个老蒙?
  小桑杰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也没真向我要摔跤衣。
  这次失败,促使我对自己的摔跤嗜好认真地反省了一番。
  生活实践证明,想靠拳头、力气、硬冲硬闯,开辟一条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说的好: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如想对社会发生影响,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当时连里流传着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70年代的中国并不需要“波脚”、“钩子”、“入”。文明普及的今天,肝部攻击法、曲时击颌等技术,远不如学学书法,练练乐器,打打乒乓球,写几篇大批判稿有用。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打架理论是荒唐幼稚的。暴力崇拜必须抛弃,拳头主义必须纠正。一个人在社会能否成功,不取决于他的臂力、拳术、小腿粗细、屁股口径,而取决于他的政治方向,取决于他的头脑,取决于他精神上的力量。
  何况像马一样的有力气,牛一样的粗壮,不能说明你多伟大。小桑杰摔倒我有啥了不起?他未必能像病弱单薄的刘英红那样为救火献出生命。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好舞弄拳头的土匪气确确实实该改一改了。
  虽然认识了这些道理,还是为自己摔跤失败愁眉不展。输的原因是:一、好几年没摔,动作欠圆熟,屁股没顶紧;二、不灵活,打石头把肌肉打僵;三、体力减退。
  我永远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点武士道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就太纤弱了。而鄙视拳击、摔跤,男人都去吹拉弹唱、玩棋画画、耍笔杆子,终日混在歌场、舞场、官场,还怎么保卫祖国?这个民族能不挨打吗?
  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一点尚武精神。
  这次摔跤表明,八比零镇王连富的辉煌武功已一去不返。过去我一直以为运动量越大,越练体力。现在才明白,劳改干活儿是个例外。运动量虽大,体力并没见长,爆发力远不如当年。
  可我实在不能容忍以力量为基础的自信心发生动摇。窥伺着一切能显示和肯定自己力量的机会。
  正巧这时,王连长号召全连干部战士大干苦干,集中力量脱坯,争取半个月拿下35万块。我的天,兵团战士们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争先恐后,干活儿是那么猛!我要突出自己就得比别人更猛地于。于是决心在坯场上镇一下,一天脱他1500块大坯——当时全连最高纪录是日脱1100。
  清晨4点,连队还是一片宁静。草原上,百灵鸟已经开始歌唱。那清脆的歌声啄碎了拂晓的安谧。水坑里一汪绿水,澄澈见底,我俯身捧把水洗了个脸,开始用二齿把土堆刨开,往上泼水浸湿。不一会,坯场上又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似乎都还带着睡意,慢慢腾腾地干着。
  吃过早饭,坯场上开始热闹起来,经过一夜的休息和刚才最初干活儿的适应。昨天累得直不起腰的小青年们,又弹簧般地恢复了体力。他们一面紧张劳动,一面咒骂着食堂饭不好。
  叉一叉子泥,转身飞快走10来步,扔到坯模子里,再扭身返回泥堆叉,循环往复,要干1500次。吸取上次逃跑教训,努力压抑着自己,悠着劲儿干。二齿刨得频率不过快;往下刨时,肌肉完全放松,充分利用重力;端叉子时,左右两手轮流攥在前面。
  李晓华和我一组,她蹲着,两手把泥均匀地压在坯模子里拍好,再用手沾点水麻利地一抹,拿起坯模子,一块中间微陷,四角翘起,有棱有角的土坯就出来了。
  整个坯场上,几十个知青奋力苦干。老孟在深沟里向上扔着土,李国强用小跑的速度送泥;金刚叼着烟卷,一副老农气派,慢悠悠挑着水;突木其张着嘴,憨憨地端着泥叉子。听说他看中了呼市知青钟小雪,人们老开他的玩笑。
  大傻站起井台上大声宣布:“弟兄们,今天中午吃猪肉包子,快点到厕所清理地方哇!”“噢!”几个男生欢呼起来。
  韦小立的猪群在坯场西边草地上乱拱,也不知道她在坯场哪个角落帮助干活。
  到中午12点,我总共脱了740块。
  李晓华缓缓站起来,闭着眼,咬着牙,用双手揉着后腰。她的脸白里透红,一缕乌黑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脸颊上。跟她干活,你就不用说话。这姑娘很有眼力架儿,我和泥,她就去挑水,二齿刀到哪儿,她水泼到哪儿。我正想拿铁鍬,她已把铁鍬送到我手中;草少了,她会马上抱来一大抱,根本不用你说。可是在人事关系上,却很笨,得罪不少人。刘福来大骂她是随军妓女的货。老沈“碰”了她一下后,被她告到团里。结果自己一直入不了党,尽管各方面干得都不错。王连长主事后,处境才开始好转。
  吃完午饭,小青年们顶着烈日,皱着眉头,仨一群,俩一伙,又返回坯场。烈日毒似火,万里无云,没一丝风。
  炽热的空气,吸进鼻腔,呛得透不过气。野草被晒蔫,软绵绵耷拉着叶子。
  内蒙草原的中午,也相当热。小百灵不再唱歌;老牛卧在背阴处打盹;一匹匹虎虎有神的烈马安静地聚在一起,屁股向外,很有规律地上下摇着脑袋,驱赶蚊蝇。
  自然界都休息了,只剩下我们知青还在挥汗大干。
  那些刚才还抱怨伙食太差,一个月没休息,当官儿的拧得太紧的人,一到坯场就闭住了嘴巴。仿佛坯场上回荡着什么神圣气氛——每个在坯场的人都拼着命干的场面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震慑着人心灵深处想偷点懒的一闪念。
  他们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赤着双脚,一头扎进泥堆……汗珠在脊背上闪闪发光。谁都想脱得又多、又快、又好,拿个第一,给连长留下个好印象……人人都在玩儿命,于是就形成了这深弯腰的比赛,磨血泡的比赛,晒黑脸的比赛,累垮身体的比赛!啊,除了我们知青,还有谁会如此发疯地自杀般地苦干?每人都有一股要和泥巴堆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好一堆泥,一叉子一叉子把它消灭掉,然后再和,再一叉一叉消灭。下午5点左右,干到11:00,已非常累。疲劳一旦开始,就以几何级数增加。攥叉子的手麻木,手指发僵;脑子也不灵活,坯数老数错。我机械地重复着上一个动作,只知道不要停下来。双臂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一叉子泥越来越沉。唉,真恨不得让脑袋也来帮助端泥。
  太阳落山,完成定额的知青们开始收工回连(坯场距离连部二里地)。
  我倚在坯垛上休息,全身瘫软,垂着头。
  “老鬼,脱了多少?”
  “1300。”
  “哎哟,够多的了,回去吧。”
  这时,有3个女生从那边走过来。我眼睛近视,看不清,但害怕韦小立也在里面,赶紧滚到坯垛后面。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这副累瘫了的样子。
  吃过晚饭,真不想动了,暗暗鼓励自己:“林胡呀,已经1300了,一定拿下1500,要不白累了一天!”
  中午7个包子,晚上5个馒头,并喝了一肚子混有癞蛤蟆屎尿的苦涩井水,全部转化成了力量,但还是远远不够使。疲惫使我算计着每一个动作:端泥时,前面的手尽量握在叉子钎头;和泥时,选最好的距离,使得地用完,泥也用完,不多走一步路;叉泥时,把大腿垫在叉子底下,充分利用杠杆原理。
  眼看着这大堆泥不见下,真恨哇!可不要小看这堆软乎乎的泥巴,它白能把一个人活活累死。这是和泥巴杀,和泥巴不共戴天,和泥巴你死我活地拼。每杀它一叉子,就让这堆泥丢一摊血。
  暮色渐浓。坯场上的人寥寥无几。转了几千个来回,头晕乎乎的。人只有在杀红了眼的时候,才能把全身累散了的骨头、筋腱、肌肉组合在一起,驱使它们在泥泞里一趟趟地端着泥叉子。
  最后100块,体力一落千丈,气脉虚弱,走路发颤,手指头疼得攥不住叉子。女卫生员小宋赶来帮忙……李晓华腰疼得双腿跪着脱,这样省点劲儿,那两个膝盖沾着两大片稀泥巴。
  到最后30块,因攥不住叉子,几次把泥扔到坯模子外面。十个手指头收不拢,伸不直,幸亏卫生员帮我脱完了这最后几块。
  “趴蛋的马,嚼子也嫌重;筋疲力尽的人,耳朵也嫌沉。”这句蒙古谚语一点不假,我依靠着坯垛休息时,明显感到脑袋特沉,压得脖子支不住,重似磨盘。
  为什么头这么晕?一直不明白,或许是脱坯时,一去一回要转两次身,1500个来回,就要转3000个弯儿,把脑袋转懵了头。
  “你们快回去吧。”我嘶哑地说。
  李晓华收拾完工具,又仔细数了数最后这一片的坯数,核实无误,才由卫生员扶着,走回宿舍。她像老太婆一样地弯着腰,几乎直不起来。
  我躺在泥底子里,几只蚊子在头上盘旋轮流俯冲、降落,眼睁睁地让它们把血吸走,却没力气挥一下手。
  已是晚上10点多钟,周围一片黑暗。从声音上判断,坯场上还有人干活儿。啊,没有加班费,没有野外津贴,连双劳保手套都没有,就是32块,维持着一条条这样苦干的生命。
  就算有私心的话也不过就是想让连长在全连大会念表扬名单时,有自己名字。
  直到很晚很晚,还能听到噗噗的挖土声,哗啦哗啦的水车声及扁担钩子跟铁桶的磕碰声。
  当我离开坯场时,看见一黑糊糊的大坑中有个人在下面挖土。
  他是老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