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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畏首畏尾。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为条小狗还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到草原后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雪。我起床推开门后，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都披着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很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好像多日没吃饭。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狗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边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它身上披着一层白霜，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呀！它没有走，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旁。每天早上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急着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忘了打狗欺主的道理，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抡拳反击，低声威胁：“别这么霸道，不怵你！” 二话不说，几个左右直拳，把他打回去。金刚白挨了一顿，气得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太空旷了，无拘无束，没什么纪律约束，克制力极差。 转眼儿，1968年春节到了。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碌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六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跟拳头般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得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满是疙瘩的脸胀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就不停，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小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是喝多了，胡说八道，又哭又唱：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的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行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说：“文化革命大大地好，可是，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他的下巴咧了一下，象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的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惨烈，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想着我，挺不舒服的。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大他和六连的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分到山西插队，傅勇生实在不想去，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不能不管。”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对他这种行为感到不舒服。”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来，我不反对。可是我们拉起队伍后，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了卦，这样的行为，我不尊重。”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多年来一直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瞧不起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瞧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 医疗的胆小鬼，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都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接受专政……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他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沉默片刻，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他们几个聊着马，蒙古牧民的怪风俗，我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可能是用不太着我，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我马上就在煤油灯下起草出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你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你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四十七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 七连 林胡 197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样下去后，就要得罪雷厦，就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决不给雷厦拍马屁。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一人跑到场部，找到了军代表，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密告领导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自以为这事没人知道。但很快，雷厦就全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 “你干这事，多卑鄙！”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自己只会成为个孤家寡人。”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 “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厦和我不再说话，他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 我承认自己很没人缘，到哪儿都和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 记得有个晚上，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厦、金刚不在。山顶却还在看他的《养马学》。 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没有言声。 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却没有行动。一下子火了，嗖地从被窝里跳出来，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这次也气愤地骂道：“操你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太霸道了！” “你要想练，咱们就出去练。” 山顶气得鼓鼓的，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窥见一斑。但可惜，他是雷厦的好朋友， ……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现在雷厦一不听了，这俩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硬打硬骂。 来牧区后不久，就让人给打昏倒，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手腕上的伤口疼得我脾气烦躁。心理失去平衡，特别爱发火，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跟谁都想顶。 牛粪没了，又懒得做饭，雷厦他们三个决定下包，这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主儿，下去了。 但牧民们谁也不愿意要我，牧民一提到我，就说是个“孬种”。不管多大块儿的牧民，见了我都有点惶惶然。最后队里给我分到道尔吉家——全队闻名的又脏又抠儿，又神经的家伙。这不是拿我开涮吗？我拒绝了，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的蒙古包。 全队知青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库房。 雷厦、金刚、山顶他们三个走后，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与我断绝了外交关系。 没啥了不起，跟雷厦好了一年多，都快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生活，最头痛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啥也不会，一切都是凑合。锅里有剩饭，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小米饭煮煳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肚里填。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傻了巴机地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手也烫伤，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儿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但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牧区阶级斗争复杂，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很多人，为了自卫，为了保卫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雷厦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孤独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敢不敢一个人孤独生活，才能看出你是不是坚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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