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梅江文艺》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署名杨箭的《评〈作品〉发表的两篇小说》一文，是篇在文艺评论中继续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那一套的“棍子”文章，是当前极左文艺思潮的又一反映。 文章借评《作品》上发表的《我应该怎么办？》和《在小河那边》两篇短篇小说为名，对一年多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冲破重重“禁区”，砸碎精神枷锁，创作出来的一大批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表示极大的反感和不满，认为这是赶“潮头”作品，讥讽文艺界“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赶‘潮头’吃香”。认为“这种倾向是有害的”。为什么？据说，“‘物极必反’是一条真理。‘潮头’赶的太过，已不能客观地、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作者硬说这类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没能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大框框，抛弃了党和周围的人群而不顾，一味地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或者为了挖掘所谓主题的深度，而违背了悲剧事件发展和结局的可能性”……总之，帽子一大堆，棍棒一齐下。这种论调，和八月份《山东文艺》发表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中的某些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种种奇谈怪论，有加以剖析的必要。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拨乱反正，形势大好。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推行多年的极左路线，冲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作了许多优秀文艺作品。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作品，对于当前文艺界思想解放、创作活跃的大好形势，都理所当然地感到欢欣鼓舞，拍手称庆，这些作品尽管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主流和基调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就拿该文所评的《我应该怎么办》？和《在小河那边》两个短篇来说，一经发表，就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映，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思想活跃，“应该怎么办”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广大读者从两篇作品的总的倾向上很容易理解，“我应该怎么办？”不是真的要人们代作品的主人公去作生活上的选择或追究法律的责任，而是告诉人们：为了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就必须和林彪。“四人帮”及其余毒斗争到底。同样，《在小河那边》提出的“这是谁的罪过？”也是显而易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林彪、“四人帮”。任何人，如果确实对林彪、“四人帮”怀有义愤和仇恨，确实和人民共呼吸、同爱憎，读过这两篇作品，自然都只能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感情。 奇怪的是，此文作者却与众不同，“读后觉得不对味儿，颇有彷徨、郁闷之感”，甚至横加颠倒，指责“作者把我们带进了那样一个悲苦、难堪的黑暗生活中去，跟作品中那些不幸的人们一样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在痛苦中发出‘天呀，我应该怎么办？’‘这是谁的罪过？’的悲鸣”。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逻辑。难道林彪、“四人帮”疯狂恣虐的十年间，不是制造了那么多冤案、假案、错案、祸延一亿人口，把悲苦和黑暗降临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倒是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到处是一片光明吗？该文作者还搬出一套文艺“理论”，斥责“作者笔下所津津乐道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些貌美囊空，沉醉私情的卿我之辈，好象天底下就这么几个好人同遭一片蹂躏”。他不去斥责林彪、“四人帮”制造多少人间悲剧的罪行，却例打一耙，似乎只要你貌美囊空，沉醉私情，饱受林彪、“四人帮”的蹂躏也是活该、天理。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该文作者教训小说作者“这样的概括和表现生活，是不是缺乏典型意义和普遍性呢？”我们倒要问问该文作者：你们到底承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承认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制造这场大浩劫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更其荒唐的是，这两篇小说触及的主题，明明是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控诉他们制造的爱情、家庭悲剧，该文作者却采取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硬说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披露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以至阴暗的一面，触及了这个制度本身已为某些好人制造了悲剧命运的原则问题。”好家伙！揭露林彪、“四人帮”竟然变成“揭露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鞭挞林彪、“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大量悲剧，却变成“触及了这个制度本身已为某些好人制造了悲剧命运的原则问题”。我们要问：这到底是什么逻辑？这到底是何居心？这不是公然为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开脱罪责，想把作品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文人”，还是别的什么吗？可惜该文作者错误估计了形势，肯定只能碰壁。 特别恶劣的是，该文在摘引了小说《在小河那边》中的一段话：“我们国家这十年遇到一场大灾难，这是为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林彪、‘四人帮’，那些野心家又是怎么爬上去的？让他们当权，问过人民的意见没有？”显然，小说作者是在引导读者深思，要防止“四人帮”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该文作者却说：“一目了然，作者在这里进一步阐明：造成悲剧的主要根源还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他们的后台，是有权批准让林彪、‘四人帮’上台的人。这种巧妙的不点名批判，我们难道会感到陌生吗？我们不知道作者怎样回答长眠在九亿中国人民心灵之中的毛主席在天之灵？！怎样向广大人民作出正确的解释？！”这真是莫须有的定罪法，是在继续宣扬林彪、“四人帮”的现代迷信。这种借“高举”之名行亵渎之实，棍棒交加，随便定人罪名的做法又在重演，正说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是何等艰巨，不可等闲视之的。 值得令人深省的是，“四人帮”垮台已经三年，而“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当前文艺上极左思潮的表现，是全面否定党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说什么“思想解放过头了”，“百花齐放放糟了”，“要收了”。刚刚有点艺术民主，就说是“准备夺权”、“右了”；刚刚冲破“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就说是“不能动摇工农兵方向”、“要歌德，不要缺德”；刚刚用文艺形式揭批“四人帮”，总结这场民族大浩劫和人民大灾难，就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极左文艺思潮，是发展当前文艺路线大好形势的主要危险，我们要结合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全面贩卖修正主义和极左文艺思潮的《纪要》，彻底肃清其流毒。 （原载《作品》1979年第10期）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