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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很热，正午的阳光喷射出强烈的光线。我在芬的身旁怯怯地走着，又回过头去看我们刚从里面走出的大厦。那是一座漆着乳白颜色的楼，高得目不极涯。我转过头向前看去，虽然我知道我已真的来到新加坡，但全身充塞着如履薄冰的颤颤然的感觉，就像自己正追逐着一个如蛇的幻象，它的轮廓是模糊的，色泽不分明，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它随时都会猛地咬我一口。 我和芬来到一条马路旁。这条路并不宽，青灰色的路面微微隆起，像一条安静的长龙蜿蜒伸向远处，写有英文名的彩色路标默默伫立，阳光透过路旁浓密交织着的榕树斑驳地洒在路上。四周地面起伏不平，如同被风吹起的麦浪，也如女人弯曲优美的形体，光彩照人，并且没有一丝杂质，干净得可以用舌头去舔。我再次想到，在这儿，怎么可能有小偷呢？ 我们走到一个车亭里，亭的上端是一排崭新提亮的电扇，从那儿吹出来的风使我和芬的头发高高扬起。我笑着对芬说：“要是在中国，早就揪下来了。” 芬没有回答，而是转头去看身边站着的人有没有听到我的话。那儿仅站着一对正窃窃私语的印度情侣。她又放了心地默默盯着路面，那漂亮的脸蛋上，所有的表情仿佛被什么都抹掉了似的，冷冰冰，像一副面具。风不断撩起她的头发露出细嫩的白颈。 我也不说话了，扭过头再次向那对情侣望去，那女人外披一件红黄相间的纱，里面有一截白白的肚皮裸露在外面。 那肚皮厚厚的，肥肥的，像猪的肚子，我不知道印度男人为什么就喜欢这一截肉，就像我不知道此刻的芬为什么会不高兴一样。 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缓缓行驶过来。车上没什么人。芬帮我往售票箱里放了零钱，然后一直走到最后的位置上坐下。我挨着她，看着她显出茫然失落的样子，感到没趣极了。我越过她的侧影看着路边的精致而又小巧的楼房，记得我在七岁那年自己独个儿去看了一场电影。看着看着，便睡着了，后来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小礼堂里。我醒来之后，没有哭，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出口。我现在是不是又回到了那个小礼堂里？ “你不要光看那些景色，不就是些高楼大厦？你要记住我们出了家门是往哪走，这车是朝哪个方向开，移民厅在哪里，我们的学校又在什么方位，往后你可得经常和这些地方打交道。”芬突然说道，脸色也红润起来。 我害怕地点头，那外面一座又一座红色或黄色的建筑物仿佛都是一些陌生的梦幻，我没法用手指去触去感觉，我就坐在这里，在车上，此外我一无所知，如同一件旧衣服上掉下的纽扣，怎么样都不能与另一件相谐和。这时，芬从包里取出一黑色笔记本，翻开在某一页，看着。我斜过眼去，看到那是记账单，排了一长溜：去公共厕所一毛钱，买一个面包六毛钱，一顿午餐四块钱，车票二块五，共计消费七块二，折合人民币为四十元。 上厕所还要记，我感到好笑。只见芬又翻了一页，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发现我在看，便又迅速合上了本子，沉思地盯着窗外。我问：“你喜欢新加坡吗？” 她把本子放进包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回答说：“在这里花费很大。不过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要把它挣回来。” “这里的钱是不是很好挣？我们能不能在这长久地住下来？”我问道，语气有些迫不及待。 芬又转过头看窗外，没有回答。一会儿她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她继续向窗外看去。我又一次盯着她那圆润的额头，心里想，她为什么不喜欢？她不喜欢又来这干什么？她肯定是在装，她肯定是和我一样，来到这里就是想取得个长期居住证，然后不慌不忙地悠闲地在这块干净而文明的土地上度过一生。干净而文明？是的，就连这公共汽车都像是一头通人性的静悄的水牛在无声地滑行。车里面也静极了，人们穿着得体的衣服有秩有序地上下车。 下了车，来到一个叫“珍珠坊”的商业区。芬带我来到一条满是店铺的街道上。这些店铺全都并排挤在一起，密密麻麻，那些稍高的店铺仿佛是被挤瘦了，悬吊在那里。在其中的一个店铺里，一个面部很黑的印度男人坐在又宽又高的柜台里，看到我们进来，便拿轻薄的眼光盯着芬。芬用英语和他咕哝了什么，随即芬又把我带出来，到了另一家。那儿同样是个印度人，不过也许是菲律宾人或马来人，都一样的黑。芬跟他说了几句，然后回过头对我说：“这家比较公道，把你的钱拿出来吧。” 我所有的积蓄就是八千元人民币。我把它们从随身挎的包里掏出来颤巍巍地递给芬。她吃惊地问道：“你就这点？” 我绊红了脸，但强硬着说：“我那红皮箱里还有。” 从小屋里出来时，我手上有了一千八百多元的坡币，薄薄几张，捏在手里轻飘飘的，只消几丝轻风就能吹走。我问芬够我花多少天。 “也许就一个月吧。” 我再次红了脸。我不知道芬有没有看见。看见了，她的目光里会不会出现某种鄙夷的神色？我把刚才坐车时她帮我垫的零钱还给她之后，再不敢看她，只有怯怯地跟着她走。我想了想，这一千八百元，确实只够一个月，房费五百，学费五百，还得吃饭，坐车，再省也不会省出钱了。这时，芬熟练地把我带到一个叫“华沙”的快餐店里。 这个快餐店很大，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厅的四周全是摊挡。每个柜台前放着各种各样的某，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包括韩国、日本的应有尽有。我们在人群中一个一个巡视过去，然后在一个中餐摊位前停住。芬要了一份红烧排骨，四块钱。我看到一种细细的有食指长短的绿色蔬菜，便问芬这是什么。芬说这是“女人的手指”，英文叫“Ladi'S Fingle”。我又细细看了看标签，两块钱一份，便指定要这个。店主看我这样畏畏缩缩，犹犹豫豫，觉察到我是一个新来的中国人，于是用勺子勺了一点点。芬说：“她这份太少了。” “想吃多一点就多一点钱嘛，很简单。”店主说得理直气壮。 我扯了扯芬的衣服，快快走到餐位上。芬郁闷地吃着，看也不看我。我觉得自己有些丢脸，便只管低着头。芬突然问道：“你和麦太太是朋友？” 我不知所指地抬起头，考虑着该怎样回答。这时，走来一个圆脸庞的姑娘，好像二十才出头。她端着一个餐盘用另一只手拍了拍芬。看到她，芬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洁白的细碎的牙，眼睛也跟着眯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芬的笑容。 那女孩穿着一件蓝布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一只米色的发夹，皮肤很白，手指上涂着不同颜色的指甲油。我盯着她的手看了一会儿。她已坐下来，和芬低声说着什么话，仿佛怕谁听到似的。我意识到她们不把声音提高，不让别人听见，是因为她们那一口普通话，这很容易看出她们的身份，即她们是中国人。 芬转头对我说：“她是从湖南来的，跟你一个班。待会儿你就跟她一起去学校。” 我朝那女孩点点头，而似乎终于可以摆脱了我。芬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我默默吃着，看她俩又压低声音的模样，忍不住说道：“那些人不也说华文吗？” “不一样，”芬的嘴角浮起一丝讥笑，说道，“他们是新加坡人，会说ENGLISH。” 学校是在一座灰色大厦的顶层。我们的教室是一间仅三十平米的房间。从窗子里向外看去，似乎我们就直接飘浮在这块土地的上空。新入学的男女有二十多个，来自中国、日本、泰国和台湾。年龄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四十岁，尽管是第一次坐在这个教室里，按口音他们很快便形成上海帮，福建帮。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个帮，便和湖南的女孩坐在一起。 “你是干什么的？”她问。 “记者。”我忽儿把视线投向前方投影一样的黑板上。 “你是说记者？在报社里？”她不相信。 我没有说话。 “有那么好的职业为什么还要出来，我是在一个公司里实在混不下去了，才想来新加坡。” “跟你一样，我也是混不下去了。”我笑了一下，不禁喜欢起这个女孩来，“想结婚却没房子，等有了房子，和男朋友又吹了。” 她吃吃笑了，似乎从这简短的话中听到了一个完整而有趣的故事。她又问这故事是不是讲了很多遍了，我回答说这是第一次。 “可你刚来，不知道，在这里更加惨，这儿是一个更深更黑的窟窿，掉得进来，爬不出去。” 她的声音轻轻的，口气极轻松。我的背上冷飕飕的，我说你说得太可怕了，大不了回国。 “难道回国不是跟死一样么？你知道FACE这首歌吗？ 黑人唱的，他们说一个人的面孔代表了一个人的命，眼睛鼻子嘴就像天堂和地狱，谁也别欺骗谁。“ 我回眸望着她。她看到我直勾勾的眼睛，改口道：“不过你认识麦太太也许还是有点办法的。” “你也知道麦太太？” “不认识，听别人说她的交际很宽，要认识她也并不那么容易啊。而我，你看，”她伸出她的十指，“这上面什么颜色都有，蓝的，绿的，黑的，白的，这十种颜色代表了我的一个周期，我每天都过着不同的生活。我哪配得上去认识像麦太太这样的人，因为她肯定不喜欢涂这种指甲的人。” 我沉思地把目光落在窗外蘑菇一样的云朵上，想着昨天在飞机上那异样的苍白和那无限上升的下颌——对我来说，这些似乎是她的全部存在。 湖南女孩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用另一个手指着前方左角的一个男生的背影。 “你看，那人过去在国内是个小有名气的歌词作者，刚来时血气方刚，见人就笑，人长得也俊，爱唱歌，现在半年过去了，不说脸色灰暗了许多，似乎连个子也矮了。” 我看了看那晒黑了的柔韧的脖颈，问道：“他到新加坡来干什么？” “是啊，我也在纳闷，男的来这干什么呢？” 这时，一个英国姑娘快步走了进来，站在讲台上，微笑着，用蓝玻璃一样的眼睛在我们脸上一个一个望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英文名，”她用英文说道，“现在从前排开始，说给我听。” 于是满教室里响起了“曼丽、彼得、爱米、丝格丽特……”的声音。 轮到那个歌词作者时，他说：“我叫安小旗。”他把“安小旗”这几个字说得怪腔怪调，听起来也好像是英文名，惹得湖南女孩哈哈大笑。安小旗回过头来，吃惊地望着我。他也许以为是我在笑。我低下了头，发现那人的眼睛很小，但黑溜溜的，发出刀子一样的光。 湖南女孩说她本来就叫Taxi.“你是出租汽车？”我问。 “我是用出租汽车来观察新加坡。”她又笑了。 我想起了儿时读过的一本书，书中主人公小哈克把偷来的一件裙子穿在身上装扮成女孩。这个女孩叫海伦。于是我把这名字告诉了老师。 “海伦。”Taxi叫了我一声。我觉得滑稽，便笑起来，看来要让我记住我是海伦还需要时间。 我向Taxi打听芬，她说过去我们坐一张桌子，就像现在我跟你一样，她已升中班了。 “那你为什么要插这个新生班？” 她捂住嘴笑了，又摆开她的双手，低声说：“又不是真的来学习的。我想，要不了多久，芬也会自动回到这个班，这个班的学习多轻松啊。” 傍晚，我站在麦太太家的客厅里，里面寂静无声，整个屋子处于停滞状态。女佣也不知哪去了。屋子里似乎依然飘浮着榴莲的怪味，我使劲吸了吸鼻子，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这种味道？窗外远处的楼群正静止地笔直耸立在沐浴西边暗薄的余辉里。我站在《蝴蝶夫人》下面，仰视她，心里思忖她到底是谁。一阵微风吹过来，飘忽在那剧照上，那包裹在躯体上的裙子似乎在飘动，脸上的笑也隐蔽到深处。我竟害怕起来。也许从一开始，从在候机室里见到她的一刹那间，我便有了恐惧颤然的感觉。我久久地望着，仿佛真的看见了蝴蝶夫人前方的碧蓝的大海。她的日复一日望着大海的眼睛，也被染成了蓝色的。在大海深处，那只载着悲剧的船来了，里面装着的不是她的情人，而是死亡。 四周已沉到黑暗里，我在黑暗中摸索起来。我拿不准麦太太的房间在哪里，但是凭感觉好像是走廊尽头的那一间。 因为即使在外形上也能看出那是最大的一个房间。我踮着脚尖，手触着冰凉的把手，轻轻旋开去。我又摸索着墙壁，找着了按钮，亮了灯。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地向里看去。这屋子又大又亮，屋顶呈尖拱形，亮光就是从尖顶喷射下来的，直逼下面宽大的木床，而使两边靠墙的衣柜梳妆台清楚地分为一半暗淡，一半明亮，仿佛一边是阳光，一边是月光。屋子尽头有扇门洞开着，里面大概是卫生间，隐隐约约看那儿的镜台上放着零碎的化妆用品，一股淡淡的香水气息迎面扑来。 我走进去，脚底下是淡褐色的木地板。我轻轻坐在床上，仰望着头顶上发光的三角体。我又起身去抚摸麦太太每天都抚摸过的衣柜。她的气息仿佛还留在上面，清晰可辨。 我把衣柜挨个打开，目光像鸟雀一样在里面跳跃着，叮啄着，里面几乎都是从法国和意大利买来的时装。我呆呆地看着，竟冥想自己就是这些衣服的主人。确实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好看的时装。 在这些时装中，有一件咖啡色的长裙，裙裾一直拖到了下面的板层上。我用手指顺着领口划下去，水一样的丝料便轻轻颤动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活的生物，一个活的形象，是真实和虚幻、影子和光芒合在一起的一个幻象，甚至看到了曾被它包裹的躯体，隐约露在外面光滑的胳膊和吹浮在上面的气息。我不禁把脸贴在上面，想象自己穿着它将会是什么感觉。这么一想，一阵恐惧猛地袭上心头，越来越强烈，渐渐演化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衣服的光泽虽然褪了色，但是那年代久远的人形象一个人的亡魂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灵。 楼群、街道、行人甚至是周围的空气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冷冷的盔甲——那种让人害怕的无法穿透的陌生。四下里的灯光恍如田野的麦浪，也像是深夜的狗吠，不知是谁先叫了一声，众多的吠声立即遥相呼应起来。正穿梭的从两边街道的无计其数的行人，男人似乎都一律穿着白衬衫，领口上吊着细长的领带，女人都是短裙短发。他们的脸在闪烁的灯光下犹如飘动的白纸。表情似乎也被机器规定好，都是统一的平静和淡漠，好像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想着同样的心思。我穿上那件咖啡色长裙也夹杂在其中，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这衣服根本就不适合在大街上行走，它庄严得仅限于一些宴会。我的脸热臊臊的。 我狡猾地从华丽的灯光下拐进了一个僻静的小路，这里几乎没什么人。而深宅长巷又都好像一个人的贴身内衣，散发出这个城市的独特体香。道路在我脚下伸展开去，境蜒曲折。两旁长满了小树，我小心地避开一根根低垂摇曳的树枝。但是越往深处，心里渐渐地惶惑起来。因为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去处，我只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身上的长裙像一个蜘蛛吐出的细丝把我悬挂在半空中。但即使是在梦中，一种清晰的无着无落的痛楚还是袭上了全身。 我低着头踽踽独行，没有注意到天上的乌云一直徘徊不去，空气也异常闷热。当我抬起头时，突然看到前方有一座砌着围墙的宅院，那里灯光密集，有嘈杂的人群，还有隐隐的哭泣声。我侧耳细听起来，双脚不禁向那儿走去。 也许是吵架的，还有一帮人在努力调解，就像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但还没等我走近透过围墙的大门，我便看到了许许多多用鲜花做成的花圈。是在办丧事。可惜了这些花儿，我想。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台子，台子中间是一个灵位，恍惚的灯光下，我看见一年轻男人的照片镶在一个木框里挂在上面。这是个怎样的男子？为什么会英年早逝？十多个身穿袈裟的道人一边打着锣鼓，一边喃喃诵经，以超度亡灵。台子的后面是主屋，哭声似乎就是从那传出来的，声音很干燥，是一种没有了泪水的女人的声音，从嗓子里空洞地穿过。这就是新加坡人的哭声？似乎和我们中国人的哭声也无二样，都是经过了稀释的一种悲伤。我凝神听着，那声音恍如从黑暗里射出来的几丝光束，惨淡地映照着围墙外的小巷。台子的前面，即这个围墙里的场地上，摆满了椅子和桌子，就像一个餐厅一样，人们喝着饮料，吃着糕点，一边正谈论著什么。 等我看清了这一切之后，我发现自己立在围墙门口的样子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折回身，准备从来时的路再走回去。 这时，一辆深色的车慢慢停泊过来，从里面立即走出四五个穿着黑西服的男人，这使我一下惊呆了，就好像看到了黑手党一样。为首的那个也瞠目地望着我，在地上投下他一团浓重的黑影。 我也看着他，我发现他就像是从三十年代香港电影里走下来的，皮肤光滑，隐隐地透着亮，两只丹凤眼黑黑的，眼角处微微上翘，仿佛是一组和声，意犹未尽。那嘴唇线条优美，好像也着了色一样，微微地呈现出淡褐色。我不禁怔住了。虽然青春在那脸上早已流失，但是旧时男子的风韵使我像一根柔软的水草整个地飘浮起来。 他迟疑了一下，随即和身边的人一同过去了。他们是来吊丧的。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像掉了魂一样伤感起来。他是谁？他究竟是谁？他是从前的人还是现在的人？抑或带了一副假面具只是淡淡的一具形体，没有思想，也没有呼吸。 可是我与他又有什么关系？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 这时身后有人在叫“哈罗”。我回过头去，正是那个人，他在对我说“哈罗”。 我站住了。他微笑着用英文说了句什么。我摇摇头，他又改用中文问：“你是不是死者的朋友？” “不，我只是路过这儿。”我的脸突然绯红一片，低垂着目光，不敢朝他看。我身上的咖啡色长裙几乎拖到了地上。 “你要不要进来看一看？”他饶有兴趣地说，“是一个中国女子杀死了他。” 我思索着，好像在哪听说过此事，便在记忆里寻觅起来。我困惑地望着他，我想问问他那个小龙女为什么要杀人。我刚要张嘴，话未出口，这时在我当头的树上有一只乌鸦在啼鸣。我便用目光在树丛中寻找。我看到他和我一样也仰起了头。忽然，许多只乌鸦扑棱扑棱从树上飞起来，大叫着，掠过头顶，向着宽广灰暗的空中飞去。 “要下雨了，进来吧。” 门楣很低，我略微低着头随他走过去。我们在一个光线稍暗的桌子旁坐下。一瞬间，那张发出丝光的脸上浮起了平和而又略显无奈的表情，而在这表情后面似乎隐藏着一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这使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正襟危坐，欠了欠身，猝然问道：“你是中国人？” “难道我脸上有标记吗？“我微笑起来。 “对，眼神不一样。”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低下头去，我想起了在飞机上麦太太对我的眼睛的评价。我的眼睛究竟怎么了？这时有人在叫他，他抬起身子摆了摆手，示意对方等一会儿。我看到他那平和的神态后面夹杂着焦躁不安的神情，便问：“杀人的真是一个中国女人？” “是啊，这几天全新加坡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哩。”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和你一样。” 我全身一颤，心里思忖他这句话的用意。我盯着他的脸，问：“我是什么样？” “很可爱，也很漂亮。” “杀了人还可爱吗？” 他沉思着，用胳膊支在桌子上，将手托住头，先前浮现在脸上的光彩消失了，似乎眼睛也开始闪烁出如水的光。 “她哪里会杀人，我了解她，肯定她是不会杀人的。我要跟律师说，要不，她不是被判处死刑，就是终身监禁。” 我转头去望台上的放有遗像的灵位。各种花香味夹杂在一起和这幽柔的灯光混合著，使人隐隐闻到一股尸体的味道。这时雨下起来了。透过雨丝，他也向灵台看去，从他黯淡的眼中投出一道难以形容的眼光。深沉的而又朦胧的眼光把别人看不见的那个不幸的女人的命运全部看了去。我默默低下头，幽暗的投影落在桌子上。 “不知怎么，你使我想起了什么人，”他突然说道，“也许是你身上的衣服。这是你的衣服吗？” 我一惊，全身就像遭到了突如其来的一律。我身上的丝绸一刹那在那忽然亮得邪恶的灯光下波光粼粼。 “穿在你身上确实很美，但是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款式，这样的色泽，是三十年前，还是四十年前？反正很久了，有惚如隔世的感觉。”他几乎是在喃喃自语，在我听来却是那么可怕。 “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出世呢。”我镇定地说，忽而又格格地笑起来。 听到我的笑声，他好像清醒了一样，便以深邃阴郁的目光询问似的望着我说：“你来新加坡是干什么的？” 我倒过头在考虑用词。一只被淋湿的乌鸦发出哀唳的叫声。就在这时，刚才那个人又招呼他了。他立即起身，也没顾上看我一眼，便自个走开了。 过了十多分钟，他还没有回来。我怅怅地坐着，待外面的雨一停，便起身走了。 整个房子里静悄一片，我躲在琴房里一边脱衣服，一边侥幸着麦太太还没有回来。正当我要把衣服送还她的衣柜时，瞬间我把它穿上了身——也许麦太太没有那么快回来，我想。我来到洗漱室里，从墙上明亮的镜子里深情地望着自己。我又用手把额前的头发掠向脑后，心想，正是这衣服，那个男人才会惊诧地盯住我。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怔怔地望着裙子，仿佛那上面落满了他的印记——他的脸，他的声音。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仓促之间我退回我的房间，脱下裙子塞进红皮箱里。 我打开门，面前站着麦太太，只见她穿了一件大花连衣裙，向我说道：“你怎么不穿衣服？这是你的习惯么？赶快穿上，有客人。” “客人？男客还是女客？”我精心换上那件我喜欢的淡黄色长裙，又在脸上扑了些白粉。我没有穿那双笨笨的拖鞋，而是套上一双透明丝袜，便轻盈地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沙发上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芬坐在一张深红色的木椅上，双眼透出漆黑的水光。麦太太则坐在另一张沙发上，正说着什么。看到我去，男人便朝我看来。我刚要向他露出嫣笑，麦太太说道：“赶快给我们泡一壶茶来，中国茶。” “不，不用了，喝这咖啡就行。”男人说。 女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她拘谨地盯着麦太太。麦太太把她拉过来，闻了闻她身上的衣服，说：“怎么还有股榴莲味？” 她把她推开去又向我们补充道：“我一不在家她就溜出去找男朋友。”忽而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这位是我刚认识的小姐，叫什么来着？” “海伦。”我突然涨红脸，期期艾艾地回答道。我怎么就变成了海伦了呢？但这两个字似乎又把我过去的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已是另一个人了。 麦太太移了移身体，示意我坐到她身边来。但是我看到芬的旁边还有一张椅子，便走过去坐下，那个男人正好在我的对面。他约莫三十五岁，穿着一件白衬衣，上面打了一条黑色领带，脸庞有些小，但五官端正，嘴角微微上翘，眼睛看起来又黑又大，似乎里面还闪着光。我竭力想把他从那无计其数的脸如白纸的行人中区别开来。麦太太在一旁说：“这是李先生，叫私炎。” 他向我客气地笑了一下，又继续和芬低声交谈着什么。 芬披着长发，说话时低垂眼帘。我又一次闻到她身上的那股香水味，暗暗辨别着，突然觉得那是玫瑰和栀子花混合的气息。 麦太太打断他们的交谈，说：“她是娇小姐，从没出过门，做父母的肯定不放心。”光线印在那一张一合的嘴上，好像一不留神就有个魔鬼从那儿跳出来，果真那魔鬼出来了。我看到了那双发出绿光的眼睛。 “给他们打电话了吗？如果没有就在我这儿打好了。” 她从茶几上把一架红色电话机向我面前推了推，这时私炎和芬不说话了。我希望他们继续交谈，别这样和麦太太一起用一种吓人的目光盯着我。 周围静静的，一阵微风从窗子里再次吹拂起墙上的《蝴蝶夫人》。 我说：“明天我用磁卡打，用您的电话似乎不太合适。” 说着我朝墙上的画看去。那是一只临死的蝴蝶。我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死，这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美，对吗？” 我望着那男人，他的脸颤栗了一下，然后问我：“你也喜欢音乐？” 还未等我作出反应，麦太太抢先说道：“这有什么奇怪。在中国，大街上都是搞音乐的人。”她把脸转向我，说，“你们国家有个挺著名的男高音叫什么来着，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也想来新加坡，所以每次见我都喊我麦妈妈。那一米八的个子，连我听着都不好意思。” 我的脸火辣辣的，低下头去看那红色的电话机。我用眼睛又瞟了瞟芬，同样作为中国人，她会不会也觉得难为情？ 只见她又低下头和私炎熟稔地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好像和警察、验尸有关。 “私炎的弟弟前天被人杀了。他弟弟是做电脑的，技术非常好，在一个大公司里很受重用，”麦太太向我这样解释道，“结果呢，他那个从中国来的女朋友为了想获得居住证，逼着他跟她结婚。可是婚姻这种东西哪有强求得的，那女的看他不愿意，就用枪打死了他。” 我惊讶地朝李私炎看去，他已不和芬讲话，而是沉默地望着面前喝了一半的咖啡。我觉得自己刚才对于死亡的话显然冒犯了他，便安慰他道：“不过，那个女人好像不是故意的，她不会杀人。” 一刹那间，他瞪大了眼睛，脸涨红起来，额上鼓起明显的阴暗的青筋。他看着我，气恼地问：“你是听谁说的？是谁？谁？”他的眼光像一道明亮的闪电，声音显出他的心完全碎了。这使我吓一跳，好像平静的河面上突然起了飓风。“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毫无防备之时拿枪射中他的心脏，难道不是蓄意谋杀？这是明摆着的一场凶杀。我如果知道是谁在说那些不负责任的话，我今生今世都不可能饶恕他。” 麦太太说：“你放心，她一定会得到惩罚。” “惩罚又怎么样？她的命抵得上我弟弟的命？”私炎低沉地像要哭泣似的说道，“我弟弟从小学习就好，母亲特地把他送到美国读大学，读研究生，回到新加坡还不到三年。今年才二十五岁，够年轻了吧？” 我沉默地听着，只觉自己狼狈至极。 “那个女的现在在哪里？”芬问。 “还能去哪里，警察局里。”麦太太又抢着回答道，停了停她又说道，“不过，人刚死时，阴魂是不散的。我先生去世那会儿，我整天哭哭啼啼，有一次一个学生给我拍了张像，我就坐在我的床上。照片冲出来一看，我身边还有一个模糊的人形，他的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 芬在一旁一把抱住私炎的胳膊，吓得脸色苍白，那双白色的玉手紧紧拽着他的肩。私炎伸出胳膊拍了拍她的手，向她投去温存的一眼，叹息着说：“我真希望他也能够有灵魂，让我再看一看他。” 把他送走之后，我在厨房里冲洗着杯子，发出哗哗的声音。麦太太走进来对我说：“李先生也许会帮你许多忙。” 我点点头，又一边把餐台上的碗碟都拿过来洗。 “你爸爸是在北京外贸局？” 我墓地又一次涨红脸，恍惚地点了点头。 “最近我在中国联系的一批小商品，现在正卡在那里呢。” 我把水龙头关紧，霎时一片寂静。我避开她的目光，说：“我会跟我爸爸说的，这你放心，但是他最近正忙着去美国的事，等他从美国回来再说，好不好？” “他去美国要多长时间？” “得一个月。” 我心里暗想：一个月里，我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麦太太走出去后，芬把两张椅子折叠好，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她问：“你在琴房里那张遗像下睡觉，怕吗？” “不怕，好像我总能跟死人和平相处。” “那么跟活人呢？” “一般情况下，我和我周围的人都感到很愉快。”我笑道。 “不过今晚上私炎额上的青筋直到走都没消掉。后来他一句话都不说了，你没发现吗？” “他不是一直在跟你讲话吗？至于我说错话，在于我这人头脑比较简单，也没什么经历。” “你没有经历？没经历来新加坡干什么？” “学英文。” “是吗？” 她的语气里含有嘲弄的意味。我又看了她一眼，但马上闪开去，实际上彼此都看出对方心里的隐秘。我走到厨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她说：“和你一样，实际上我也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只是想在语言方面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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