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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电话铃响了。要是佟同的电话,她真不想接了。 “喂,喂!” 是个男人的声音。 “是廷洪吗?” “我不是什么‘红’,我是陶兴本。” 呀! “我是红旗,我就是红旗!” “我在东京。”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跑哪儿去了?”陶总亲切地笑着。 “我……我去福冈了。” “怪不得!我今天要走了。” “啥时候?” “中午。昨天有时间,可惜没找着你。” “陶总,我要见你!现在就见你!” “今天没时间了。” “不,不!”红旗急了。 “……好吧,我安排安排。到哪儿找你?” “我在上野的地铁出口等你!” “上野有好几个地铁出口。”陶总还是笑。 “上野公园!听清了吗?是上野公园!” 他们约好八点半在上野公园门口见。红旗放下电话赶忙收拾打扮。镜子里的她面容憔悴眼皮浮肿头发干涩完全变了一个人。红旗尽力打扮也不行,只好如此。她匆匆下楼。天气阴沉沉的,东京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上野公园的大门在高坡上,下面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正是上班时间,车水马龙,一片忙乱。十几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倚在公园的墙边,是又打黑工又干坏事的阿拉伯人,这种“国际盲流”福冈也有。红旗买一个汉堡包一边吃一边等。到了八点半陶总没来。八点四十了,咋回事儿?她看着手表的秒针嘀嗒嘀嗒走,八点五十!万一陶总出不来,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 九点钟陶兴本来了,急匆匆从出租车跳下地。红旗也像从半空中落下地。 “咳,我差点没出来!” 陶总的劲头像个小伙子似的。他还穿着他的藏青西装,扎一条银白色的领带。他的脸上是又欢欣又疲倦的表情。 “陶……” 红旗叫一声,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 陶兴本的手搭在红旗的肩头,在红旗的脸上仔细看了看。 “瘦了,咋搞的?” 何止是瘦了!她扭过头,陶总的亲切的语调叫她眼圈红了。 他们走进上野公园。游人不多,进门的广场有成群的鸽子扑拉拉飞。地面的花岗岩被游人踩得又黑又亮古老的像有上千年。 “这就是有名的上野公园,红旗,你来过吗?” “没。哪有心!” 陶兴本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到水边的长椅上坐下。水面吹来的风凉飕飕的。已是晚秋季节,无数枯叶吹落在南路边,吹落在水面上。黑白相间的木结构建筑古拙而又灰暗,衬着远处白色的水和黑色的树显出萧瑟和苍凉。几十只黑老鹤栖在枝头掠在水面发出难听的叫声。 “‘行人一掉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 “陶总又发诗兴了!陶总,你是下午的飞机?” “是,下午三点。” 他们沉默了。陶总看出她的心情。 “你喜欢日本吗?”陶兴本问。 “我也说不清。” “日本从战争国家到建立现代文明,是个奇迹。法西斯日本是一种文化,现代日本又是一种文化。中国呢,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文化,今天的中国又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何走出混沌走出愚昧应该看看日本。” “陶总,你是大老板想法都是大大的。” 上野公园是传统的日本了,这建筑这景色大概是几百年前的样子。公园的墙外则是现代的大都会。 “余同怎么样?”陶总问。 “别提他——我不想提他。” “吵架了?” “陶总,我说了别提他!” 红旗火气上来了。她怎么会在陶总面前发火? “还像个孩子!” 陶兴本故意笑笑。于是他说起上美国的事,东建公司准备接一个拆装二手轧钢设备的项目。他说起在美国的见闻,但是红旗总是打不起精神来。 “陶总,走吧——到我那儿去!”红旗忽然说道。 “去你那儿?没时间了。” “不” 红旗一把把陶总拉起来,拉着他出了上野公园。 “出租车!”红旗大叫。 “人家听不懂你的话。” 陶兴本还没笑完就被红旗塞进了出租车。 他们到了我孙子进了红旗的“家”门。红旗的两只收拾好的箱子放在地当中,沙发上堆着红旗丢出来的佟同的衣物。红旗把乱七八糟的衣物扑橹到一边叫陶兴本坐下。她开始说她和佟同的事,从S市说到东京,从东京说到福冈,从福冈再说回东京。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强忍着。陶兴本拿出烟抽,不说话。她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一刻她扑进陶兴本的怀里。 “好了好了……” 陶兴本抚着她的头。她双膝跪在地上,双手紧紧抱住他,泪水泉涌一般地洒在他的领带上衣襟上。 陶兴本掏出手绢捂在她脸上。她还是哽咽不止。她哽咽的咳嗽起来。陶兴本给她拍背。 “好了,哭出来就好了!” 她忽然抬起头张大了泪眼。 “陶总,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国!” “没机票怎么走?” “我有机票!我到机场签字就可以走!” 陶兴本用浸透了的手绢擦她的眼睛擦她的脸。 “你始终没见到佟同吗?” “嗯。” “你还是要见他。不管将来怎么样,你都要见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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