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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个12亿中国人的首都是一座千年古城。 旧时代的皇城，是由金碧辉煌的王家宫殿和杂乱无章的百姓平房小院儿组成的双重世界。如果说森严壁垒、流金溢彩的皇宫阆苑教人仰慕敬畏，生出“高处不胜寒”之感，那么那些保存完好的百年四合院儿则透着雅淡、闲适和温情，朴素宁馨如一幅幅水墨画儿：青砖门楼儿、青瓦小屋儿、青砖墁地、院中桃红柳绿、青藤绕窗。这怡红快绿生活小景儿着实暖人心田，撩起胸臆间涟涟爱意。 这等百年不灭的王气，“天子脚下”散淡闲情的韵味，现代化节奏中耸起的如林大厦和日新月异的一环环高速路，奏出了一曲远古与现代的磅礡交响乐。 这样的描述文字足以用作旅游手册上的导游词了，这是北京气势辉宏的一面。 可在我心目中，北京巍峨的皇城建筑和现代化大厦上总在时隐时现着一座座简朴脏乱的筒子楼，在大专院校中，在大街小巷里，它们是北京观光图上永远不会出现的陋屋，但它们在北京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坐标。这大大小小灰灰红红的北京筒子楼，构成了富丽堂皇的北京潜隐着的另一层风景。由于我与北京的缘份始于这样一座筒子楼，这里的生活之于我是那样镂骨铭心，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混在北京》。那是臭水横流的筒子楼中外省移民知识分子为争得人生一席地的辛酸故事。他们可怜、可悲又可鄙、可笑，为达到一己目的不惜媚上压下，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纷纷头冠草标压价贱卖人格。我的第二本小说《孽缘千里》写的又是一群闯北京的外省知识分子故事，他们也住在北京的几座筒子楼中。我几乎是“吃上”北京筒子楼了。 从小有着强烈的写作冲动，但日后却以北京为背景创作小说，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生活使然。 我生长在北京以南150公里处的古城保定，清王朝时代，保定曾是北方重镇，以“保定府”著称，是权重一时的直隶总督署所在地，但民国后这座城血气渐虚，到我出生的六十年代，便衰败了。 中国人喜欢用“里”来表示距离，大人们说起北京，就说离保定300里。300里，在一个闭塞小城的穷孩子心目中就是一道漫漫迢迢的天堑！上趟北京，火车票就要花上五六块钱。在六七十年代，那就是一大家子人一个月的口粮钱。北京太远，盘缠太贵，咱去不起。我从来不曾梦想过上京城去开开眼。 但我却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心向北京，热爱北京。我们从小唱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喜欢的歌词是“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六七十年代，更使北京在我们心中高大起来。 那正是我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年月，我们听到并牢记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了，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辩证法的原则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语）。坏事可变为好事。苏联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就自然转到了中国，北京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都！我们的北京多么伟大呀！年少的我们因此愈发热爱北京，唱起北京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颗颗红心都朝着这个方向”。 “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唱着这样的歌儿长大，那样的童年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多么美好！虽然我们还穷，但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甘愿受穷，因为我们省下的钱是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了。 那些年里，保定人每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每人三十斤粮食中百分之三十白面，百分之七十粗粮，过年每人半斤肉、半斤鱼、半斤鸡蛋、半斤花生，商店里只卖一分钱一块的古巴黑糖。但一想到“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各国人民，我们一点不觉苦，偶尔有人从北京出差回来说北京马路敞亮，小汽车流水似地跑，大楼蹿天高，北京人吃得好，有牛奶糖吃，我们觉得应该。首都嘛，是国家的脸，就像一个人，肚子饿着别人看不见，脸要洗干净，头要梳洗好才有面子。我们吃不上喝不上反正外国人不知道，有北京替中国挣脸就行。就像六三年发大水，为了保住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丢卒保车，保定人毅然炸了大堤，让白洋淀的水铺天盖地淹了保定古城一样。这些都是一个道理，北京在，世界革命就在，北京好，全国就好。爱北京，就是爱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脸面。 直到我二十四岁上在遥远的闽江畔福建师范大学读完文学硕士，我才觉得我配做一个北京人了，我自以为是“百里挑一”的优秀知识分子——十二年前的1984年中国刚刚开始招收极少数文学博士研究生，因此文学硕士还寥若星辰般“物以稀为贵”。我进北京当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但残酷的生活现实却一次次挫败着我的书呆子理想。偌大北京却安放不下我一张小小的书桌。我是在办公室中熬过八个月后，才有幸挤入一座类似《混在北京》中那座楼的筒子楼的，随后是五年无着无落，随遇而安，臭水横流中依旧饮食男女的知识混子生活。那几年我们的口头语就是“混在北京”。日后它则做了我小说的书名。 是生活这所“我的大学”（高尔基语）教会了我表现人生的手段——反讽（irony），这一点是我七年学士和硕士课程中所一直没有参透的。而真正理性上认识到《混在北京》是个反讽文本，则是在写完小说之后。足见生活的能量有多么强大。 我珍惜这样的生活体验，尽管我鄙视这样无奈而苟且的知识混子生活。 筒子楼是几代外省进京知识分子心切切、情切切来京后落脚生息的第一寸热土。多少人就是从这儿开始，出息了，成了事业，立了功名，跻身上等衣冠。 我不知道，离开筒子楼还有多少人回首思考它存在的意义和象征。夕阳几度，旧楼依然。琐碎平庸卑贱的筒子楼生活似乎不过是人们个人奋斗史上的一页而已，不堪回首难以启齿又如风过耳刍狗已陈。仍身陷其中者似乎要么安于现状要么殚精竭虑尽早脱身，无暇思考更耻于暴露自己的筒子楼楼民身份——人是要面子的，数年如一日扎根在筒子楼中颇有“没本事”之嫌。 我便属于这号无能之辈，目睹身受筒子楼卑下、耻辱、下作、蝇营狗苟又不乏苦中做乐儿女情长的日复一日，极度无奈之中只好把这一切看成一场戏，便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脱。与之拉开一定距离后，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戏。俗话说人生如戏，戏若人生。我有幸成了人生的看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超然物外，便有了思考的闲情逸致，渐渐地品悟出筒子楼生活的意味。 它平凡如泥土，但也伟大如沃土，养活了几代北京知识分子。人们戏称其为“移民楼”，可这里的移民不是头脑迟钝的普通劳动力，而是占中国人口比例不大的受教育人口。这类人在这种肮脏环境中的境遇和道德水准的高下应该说是中国受教育人口生活的缩影［我慎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喜用“受教育人口”（educated population）］。 应该说筒子楼最集中的地方是大专院校，这本是供学生们住的集体宿舍。但渐渐地，其中一些就演变成了教师集体宿舍，他们又在此结婚育子，一个个家庭就在这里诞生了，不少机关单位大都也有这种宿舍楼。 并非每个人都能一开始就分上这样一个单间，你要在结婚以后并且夫妇二人双方都有北京户口才有分上一间屋的资格，即便如此，也要在一个单位工作五年以上才有排队分房的资格，否则就只能二三人合住一问。 一家住一间，楼道渐渐被瓜分割据，堆上杂物，摆上破桌子便成了厨房。大人渐渐变老，儿童一天天长大，有人升了官，优先分了房子搬了出去；有人熬够了年头，由“小张”、“小李”之类熬成了“老张”、“老李”，携家带口告别了筒子楼。而新的楼民又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人。 这类人总在盼的是房子，是正常人的日子。他们与另外两类人构成了北京人的三个基本类型。 一类人是功成名就或奋斗经年在北京立住脚的中老年官员和知识分子，或有权有势或功名显赫，早就论资排辈分得了正式住房。一般来说是部长级独门独院，车库花园正偏房等等一应俱全（腐败官员的郊外别墅不算在内），冬暖夏凉，安富尊荣。司局级处级科级则四至二间一套房子不等，他们中一些人的子女自然得获荫庇，是“口衔银匙而生”的膏粱弟子，“改革”前不难谋个肥缺公干，“改革”后仍有人如鱼得水，公私兼顾，成为改革试验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类人则是祖祖辈辈几代住在北京大杂院中的本地人，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或第三产业，只有少数人经过奋斗当了官成了知识分子，这类人中大多数几乎没有机会分到公家的单元楼房，他们几代人挤住在低矮平房中，烧煤取暖做饭，一条街有一两个公共厕所，他们惟一的希望是市政“危房改造”计划，被列入拆迁户，趁机搬出旧房，住进新公房中去。但他们损失也不小：不得不离开祖辈居住的市中心，搬到城市边缘或远郊县。而原来的居住地则盖起了五星四星的宾馆或写字楼，这类人与前一类人虽同居一市，却似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沉浮不定的这些筒子楼知识分子们。他们以候补官僚、候补知识界精英的面目出现在北京，踌躇满志地蜂拥而至。本以为在这种破楼里“中转”一下，很快就可以荣身晋职，过上“人民公仆”的好日子。却不想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只能当“公仆”的分母或长时间的分母，要在昏暗的筒子楼中生息繁衍，生生不息地过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于是他们戏称自己“混在北京”，只是知识打工仔。僧多粥少，只能排大队。若想打破常规，就得有过人本领，后来居上斜插入队或把别人挤出队列，以强行先到终点。争夺自然残酷，手段自然狡诈，心术自然不正，这种人生戏剧无场次，无逻辑，瞬息万变，教你随时处在不进则退的战时状态。 这类筒子楼楼民是高尚理想与精神沦丧的怪胎，他们的升华或堕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化历程：千百年的战乱，血腥的朝代更迭，科学文化的落后，连年的政治运动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惨遭浩劫，一次次出现断裂带，使得“书香门第”相传者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而非“受教育人口”并不多见。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使得许多受教育人口无法在言行上看似知识分子。大学生和研究生大量出现只是近十几年的事。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寒，家境远非优渥，往往自身就是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带着劣根念完大学，进入都市后又陷入筒子楼这种环境，教他们如何表现为知识分子？而外在环境更不允许他们书生气十足地生活，连年的政治运动以“文革”为登峰造极，形成了人与人争斗的传统。“文革”结束不过二十年，那些经过“文革洗礼”的人们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期，谁又能说他们身上的“人整人、人防人”的惯性彻底消失了呢？“文革”为代表的数十年政治运动流毒是会毒害几代人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不能不再成为这种传统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潜意识地继承这种传统之一二。 但是，中国的历史剧变——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社会生活的大变革把这样一些素质不甚高的人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成为改革年代的知识分子。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与专制主义传统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合流，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人格的三重奏。于是，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自然是好戏连台，人性恶在这个时代舞台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知识分子披着“文化人”和“读书人”的外衣，上演着庸俗的小市民闹剧。 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直在天真地设想：如果这个阶层的人能够更多地保持住他们所出身的下层人民纯良的一面，朴素而正直，又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地位和知识精英的教养，优雅而高贵，这个阶层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良心。而现实中的这个阶层中不少人则身染浓厚的庸俗市民气，媚权拜金，是双料的牺牲品。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多的自省，才不至于成为知识混子，枉废了多年的教育。 筒子楼生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离开它以后还常梦到它，因为我二十四岁到三十岁那六年金子样的时光就在那里流逝，它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影响我一生。 筒子楼最叫人难忘的，是它那火爆热烈的生活场景，市民气十足，也温情十足，那种庸俗美是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这样的楼里各家的生活几乎难有隐私。你的一切行动几乎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情人在一个下午在房中做爱，那欢快的叫声很高亢，他们大概快活至极，根本不想压抑自己，便尽情尽兴，任那快感的叫声透过破门传到走廊上，引来无数人驻足聆听。夫妻吵架，那巨大的声浪也是那种破木头门无法阻隔的，由于厨房和厕所公用，人们不可避免地拥挤在这两处地方，总是在没话找话地闲聊，于是便有了摆弄是非，人前人后指指点点的闲言碎语。但有时这种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常常颇有新闻价值，你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少有用的信息如紧俏商品的价钱，某某人的背景，谁又能说这种闲话没有魅力呢？简直是不可抗拒！它像一个“信息高速公路”，每个人都在公开发表自己的小道消息，它比“信息高速公路”更有魅力之处在于，这是活人之间的现场交流，可以看到人的表情，听到人们最迅速的反应。真的是活报剧一般生动。 这种热闹场景大多是在做晚饭时分和星期天，人们就那样手上洗着菜、炒着肉、大声喧哗着交流信息，逗着闷子，愉快无比地手不拾闲儿嘴不停，一边聊一边相互品尝对方新出锅的饭菜，交流着手艺，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的菜肴均在此得到展示。这样的生活小景无疑是迷人的，尽管有时话题很无聊，但它使你忙碌一天后精神上得到了放松。 我至今仍然留恋那种生活气息浓烈的筒子楼场景，它让你感到你和人类息息相关，感到安全，因为你随时可以敲一敲邻居的门请求帮助，随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人们无奈而又颇有希望地快活度日，一点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因为我们来自小城市，来自贫困的农村，来自本不优越的小市民阶层，我们来到了首都北京，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老家里一条街、半个县、整个小镇子的新闻，我们是首善之区的上等衣冠哩！即使住在这样的筒子楼中，我们也足以比下有余地生活，因为北京市民中还有多少人挤在昏暗的小平房危房中度日呢。我们是“国家干部”，即使在升迁的角斗中沦为败将，无非是在筒子楼中多混些日子而已，我们早晚还是能分到房子，这是所谓的“铁饭碗”，仅凭这一点，我们足可以心安理得了。 于是我们一顿不落地做自己的饭菜，臭水横流时厨房里满地没脚面深的污水，整个楼道流水潺潺，我们视若无睹，在地上垫上砖头作桥，扭摆着腰肢来回穿梭。我们换上胶靴站在污水中炒制其香无比的干煸牛肉丝、炸鸡炸鱼、包饺子、溜肝尖儿。任凭它厕所的黄汤汩汩流入，我自岿然不动，因为锅中的饭菜香味足以抵消那污水的腥臭。“民以食为天”，在这个时候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真理性。 除了这种快乐，筒子楼民们心酸难过的事也有，最教他们心酸的莫过于平日里与大家一样毫无追求、牢骚满腹、自私自利的人突然在某一天出现在单位的大红榜上，宣布他已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再不久便官升一级并按政策分到了某一级官应分到的几室几厅单元楼房从此提前脱颖而出逃离了水深火热的筒子楼进入领导阶层，据说这叫改变命运的三部曲。 只有亲耳聆听这类人在庄严的入党宣誓会上的慷慨陈词时，你才能领悟到他们的“道行”，才能知道为何他们能比你早逃离筒子楼。这些平日里毫无一点口才的人，居然能在这种会上大谈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表演才能十分了得。 那么何以“解释”他们平日里混同落后分子们搬弄是非，飞短流长，口出粗话？据说那是为了“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实则“出污泥而不染”。听起来如同“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特工人员一样机智而伟大。这是向上爬的大本事之一。 我住过的那座筒子楼坐落在北京某街心花园旁，与一家大党政机关仅一墙之隔。从外面看，高大的围墙上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屋顶，没人会想到墙内曾经如此龌龊不堪，即使我向一些旧友抱怨环境如此肮脏时，我都会听到这样令我欣慰的话——“你够可以的了，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房子住，你该满足了”，我还能说什么？不如我的硕士、博士们大有人在。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毫无怨言，轻松愉快地混在北京了。 当一个硕士甚至博士最大的愿望是在北京混上一间筒子楼房住时，住上后又欣喜万分并昏天黑地地胡吃海塞时，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混在北京？ 我曾经无比蔑视我的同类中这些知识混子，为他们痛心，他们不少人其实聪明过人——能从穷乡僻壤考入全国一流二流的大学就足以说明他们天资非凡，却甘心精神上堕落。我在小说《孽缘千里》中曾这样写道：“大都市中知识青年心灵上的堕落竟如同妓女们肉体上的沦陷一样势如破竹，不可救药。”后来我又把这种沦落归咎于环境，把他们看作环境的牺牲品。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天真，倒该说成是两者的化合反应加剧了他们的堕落更为准确。我真地为这些纯良的乡村、小镇、底层青年才子们惋惜，错！错！错！ 北京在长高，我几乎快不认识她了，她令我茫然。一个异己的城市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城里那些我熟知的灵魂。 我怕的，是一个个筒子楼楼民乔迁了，荣升了，却把筒子楼精神撒播向四方，星火燎原并代代相传。 但我仍然不断地重复《圣经》中那句名言：“我父，宽恕他们吧，他们不懂自己的所作所为”（Father，forgive them，for know not what they do）。 （DER STOLZ DER NATION 原载瑞士Das Magazin，1997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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