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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义理有时很怕这个不惑之年的女人，怕她那张牛屎一样的脸绽开温柔的笑颜，反倒像牛屎又被踩了一脚。但那目光中旺盛的欲火和满身荡漾的风情却依然。 义理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总算有不少收获。同自己渴望已久的全社第一美人单丽丽跳了舞并帮她报仇雪恨，这是最惬意的事。 虽然这一阵子出了名，总有女孩子来找他讨教签名，追求他的人也成排成连了，可他发现那都是涉世不深的单纯女孩子，可爱固然可爱，总让人觉得有点像初登讲台的中学男教师，面对一群傻乎乎的女学生。竟然没有一个成熟女性向他表示过什么，除了他那个顶头女上司边大姐，很温柔，但很丑。 对这个边大姐，不知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如果没有边大姐，义理现在还灰溜溜地混在穷诗人堆里做排尾呢。那会儿为了维持一张小小的诗报，弟兄们累惨了，到处张罗着为乱七八糟的乡办企业写报告文学，写一篇收人家几千块，刚够印报纸的钱。出本诗集要倒贴钱。凭什么艺术要沦为这样的乞丐？想想那日子真憋气。多亏了边大姐慧眼识珠，发现了义理的强项，费尽心血为他精心编了一本《爱情——童贞的自白》，竟一炮打响，使他脱离苦海。浙义理有时很怕这个不惑之年的女人，怕她那张牛屎一样的脸绽开温柔的笑靥，反倒像牛屎又被踩了一脚。但那目光中旺盛的欲火和满身荡漾的风情却依然。义理多么希望把这双目光和一身的风韵转移到单丽丽身上。对边大姐，义理实在无法报答她，哪怕闭上眼睛盲目报答都不行。只好拼命地拉开距离，一口一个大姐，甚至让她的儿子叫自己大哥乱了辈分，这才足以让多情似火的边大姐冷静下来。正因为有这么些对比，义理才更渴望那些成熟而美丽的妇人。边大姐成熟则成熟，温柔也温柔，能踢能打也算泼辣，算得上女中豪杰，只可惜那张牛屎脸太不作美。义理很为自已被这种女人情有独钟感到那么点耻辱。自然，边大姐还是很克制的，从不在众人面前露出她对义理的感情。所以，至今这份爱只是在两人独处时才由边大姐很尊严地向义理用人体语言发送着，而义理则敬而远之，试图将这妇人的痴恋扼杀在萌芽之时。义理愈是冷漠，边大姐愈是火热，目光中总是透着壮志未酬情不死的决心与赤胆忠心，令义理十分不安。 回到屋里，老婆仍然在昏睡，两片安定药足以让她睡得丑态百出，义理因此更添一分苦恼。“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义理悲戚戚地哼一句小曲。他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你不过是偶然让一个单恋着你的丑女人推上了名人的宝座。你其实是个暴发户诗人，你有一条无比无比可怜的穷根，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加倍奋斗才能真正以一个大诗人大艺术家的姿态立住脚，必须同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作斗争。在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放纵自己的感情为换一个老婆而苦恼。 他们凭什么看不起你？凭什么看不起你的爱情诗？难道纯情就是浅薄吗？难道连声“我爱”的直白都不能入诗，非要用什么谁也看不懂的象征么？其实他们是妒忌，妒忌你的高稿酬。他们是假贵族，想靠写诗写评论发财却发不了，当然要妒忌你了。还有那些混出国去打工打了几万块回来后靠这血汗钱贵族起来的人也看不起你。他们早没了作文作诗的冲动，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态度，压根再看不起文人墨客。去了美国的几个，只有一个发了，写了一部纪实作品，通篇是他的发家史，炫耀着他的别墅和汽车，满本子的市侩庸俗气。那几个打工的打工，天天在与开饭馆的华人小业主做着斗争，为增加半块美金的工钱耍着心眼儿，自以为是在与资本主义斗智，很觉得“卑贱者最聪明”，什么东西。上学的上学，三十大几了仍在啃着永远啃不清的英文，过了关专找最冷门的什么学前教育和亚洲历史甚至中国文学系念，泡着不毕业，只是为延长打工的机会多挣几块美金。这样的人回来写这种生活，写一本有人看，写多了谁看？他们凭什么看不起我？这世上谁比谁活得容易？那样混真不如像我这样子混法儿。 想到这些，义理很为自己骄傲，为自己看不起这个老婆、欲“换换”的想法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是的，我确实是名人确实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做老婆，我混到了能甩老婆的份儿上。可心里又总有点儿不忍，很内疚。 想当初，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编辑，义理真为这个老婆付出了代价。 上燕京师大那会儿，义理可不是现在这种大领人间风骚的风云人物。他从老远老远的天水市考了高分进来，到了班上一排队竟然是倒数第五名，没法跟那些大才子们比。四年下来，班上的同学中小作家、小评论家的出了几位，一般的也小发几篇作品。他不行，没那份能耐。因为这年头发点东西靠的并非只有文才。他这人羞怯，人又长得不够像北方男子汉，一点闯荡不起来。他的最佳战绩是在“新苗”诗社的油印刊物上发过三首各十行的短诗，每次都发在最后一页上，连义理的名字都不敢署，笔名小草。待到毕业分配，大才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去了大杂志社、大报社、国家机关、留校，大城市来的一些人眼看北京没太好的单位了，也不留恋北京，纷纷杀回南京、武汉、哈尔滨等省会，进了本省最好的文化单位或省委办公厅什么的地方，自以为成了地方一霸。最惨的是义理这样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他们当中混得好的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凭着政治上的优势分进了党政机关和总政总参之类的大地方，而义理等少数人就面临着一些没人爱去的无名小单位或小城市。义理不想回天水，西安、兰州又挤不进去，就选择了没人去的单位——“向导出版社”的少年儿童编辑室。这个编辑室声明一定要男编辑，为的是改变一下少儿图书的阴盛阳衰局面。一般的男生哪个爱干少儿图书？所以只有义理一个人报了这个单位。义理认定：只要先留在北京，那个户口就铁定在北京了。人生日子长着呢，干两年调走就是了。咱条件不好，不能指望一开始就大展宏图，只能给人垫背做两年牺牲。那一刻义理开了窍，口齿也伶俐了。“向导”少儿室的女主任来面谈时，义理果然信誓旦旦：一定要给少儿读物注入阳刚之气并极力谴责出版界不仅不重视少儿读物，还把少儿读物弄得一派娘娘腔，有把中国的一代好儿童全培养成奶油小生的危险。这话很迎合女主任的口味，认定义理是合适的人选，一锤定音，要义理来“向导”。 “向导”少儿室像欢迎宇航员返回地球那样欢迎义理。义理是本室建室以来第一个男编辑。面对一屋子老老少少的女编辑们，义理竟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在欢迎会上对他寄予无限的期望，似乎把中国孩子培养成男子汉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义理肩上。这个抓一把瓜子，那个抓一把糖果，这个削一个苹果，那个递一块西瓜，义理立即被这浓厚的友情所淹没。但他心里毫不动摇：早晚要调出少儿室。这样大的向导出版社，是他强大的后盾，只是换个编辑室的小问题。于是，对外他一概称向导社编辑。 那两年真像二十年一样难过，整天和小羊小狗小猫混在一起，一点也阳刚不起来。他倒是也想以乌苏里江为背景，组织人写一套当代少年儿童在江上和森林里冒险的故事。可那些儿童文学作家到森林里玩了一趟提交的写作大纲全是些童话，什么小熊过生日，小猴小狼全来吃蛋糕之类，实在让人扫兴。于是自己动手写了儿童长诗《大兴安岭，阳性的森林》。兴高采烈地交了稿，引来全体女士的讥笑：这样的诗怎么给儿童看？慢慢地他发现编辑室似乎不需要弄什么阳刚文学，而是编辑室的人们需要有一个男的。搬书，搬家具，种树，爬高擦玻璃，抽血献血，下工厂蹬自行车来回跑，打开水，甚至谁家要换煤气搬家，这些全是他的活儿。至少每天会有人找他去给自行车打气。他得到的是无数的巧克力、糖果、水果，冬天有三个女士为他织了毛衣，过年过节大家抢着请他去家中吃饭。义理说不清这是幸福还是受罪。在这里他主要起着一个男劳力作用而不是一个编辑。更确切地说，他像万花丛中一点绿，为编辑室的颜色起一点点缀作用。他还是个公用的仆人和长工。 当他终于离开儿童编辑室调进文学编辑室时，全体女编辑们在欢送会上都哭了，哭得真心实意，真的很伤心的样子，像为什么亲人送行似的凄凄惨惨。他却离心似箭。 到了文学室，除了那个丑主任和小编务是女人，别的全是男人。空气立即不再甜蜜。那会儿丑主任还没被男人离了，家庭很幸福美满，在她眼里她男人是世上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全是中性。于是义理不知不觉与小编务就是现在的老婆小琴亲密起来。人就这样，什么东西吃多了会腻，可一没有了又会渴望到久旱盼甘霖的地步，实在是饥不择食。 像他这种小地方来的外地大学生，又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想在北京找个像样的女孩实在不容易。每次分来新大学生时，有点门路的家长或好心肠的月下老人就会挤到人事处那里翻这些人的照片和简历，先相中几个入围选手，然后再有的放矢地个个击破。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相中的人选是“自带”朋友进京留京的，常常令这些人空欢喜一场。如发现如意人选的对象人在外地，这些人就会展开强大的攻势，劝其蹬了外地的对象，招他们做儿媳或女婿。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往往会在这种攻势下败阵，老老实实与原先的心上人一刀两断，被北京人收编为女婿儿媳。因为他们急于在北京立住脚，先“齐家”再去“治国平天下”。等到结婚后发现那家靠山多么不理想，已经是无法挽回了，真是不堪回首。义理则既没有入赘的幸运也没有被迫做东床的不幸，因为他其貌不扬，也没什么大才。可能他的照片是让人们一翻即成过眼烟云的那种。来“向导”后尽管当了一阵全室唯一的男子汉，仍没人看中他作女婿。他那模样实在让人无法相信是北方男子汉。人们都惊叹：绝了，分到这个出版社的北方男学生怎么尽是这种獐头鼠目、五短身材的废品？ 义理那阵子的确陷入了性饥渴的痉挛期，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只觉得北京像茫茫大海，他像一根小草在海上漂浮，随时会让大海吞没。远在天水的父母是小工厂里的工人和出纳员，八辈子也没个北京的亲戚，无法指望他们在北京找靠山，只要他们不找他麻烦就行。 最让他难受的是那一对可怜的老父母攒了钱来北京看儿子，看到他住在这里就赞不绝口，对这条浓荫覆盖离长安街只有二十米的胡同大为艳羡。老两口白天没事就站在街口睁大眼珠地看长安街的风光，看川流不息的大汽车小汽车，看黄毛红毛白毛的外国人，看得中午饭都忘了吃。后来，“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的公婆小叔子什么的也来观光，这几个人就凑成一组，坐在长安街的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夏天天气很热，几个人就脱了鞋摆一溜坐着。那神情那阵式立即成为长安街一景，反倒招来行人的围观。老外们操起疙疙瘩瘩的中国话问长问短，还咔嚓嚓拍照一通儿。这一堆人几乎影响了交通，招来警察疏散，把他们轰回楼里。义理几乎为这事气疯，让他们在楼里憋了三天就打发走了。 不过半个月，儿时的伙伴大芬竟袅袅婷婷地出现在他的宿舍中。那天他不在，大芬早早就到了，一直在他床上从早坐到晚，害得同屋的三个小伙子午觉睡不成，跑到办公室去大肆宣扬“义理的对象来了”，长得如何如何。快下班时义理回到办公室，小琴正给他留条子，见他回来了，就酸酸地说：“回去吧，你媳妇儿来了。早知道这样，跟我装什么蒜？整个儿一个陈世美！”义理忙赶回宿舍，看到大芬，也不问她吃没吃晚饭，二话不说，拎起包就送她去火车站。大芬就那么高高兴兴地来，稀里糊涂中哭哭啼啼走了。临上车大哭，说：“你骗我，我饶不了你。想甩我，没那么容易。你娘给我家二千块定金，就不还了。”随后大芬的父母写信给出版社，控告义理是陈世美。这就成了一件大事，义理在向导社立即臭了。领导们反复找他谈话，要他照顾影响，回心转意，娶大芬为妻拉倒。义理竟有口难辩，谈一次话哭一场，从主任哭到社长那里，说明是他父母一手包办。领导专门派人事处干事去外调一次，弄清了真相，批评了义理的父母，又做了大芬父母的工作，回来宣告义理无罪。可义理的坏名声传出去就无法收回。领导又不能为这事开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只能让时间来消除误会。从此义理就抬不起头来了。原先与小琴只是亲近一点，偶尔摸一摸抱一抱刚有那么点意思，让大芬的事一搅，连小琴也不再理睬他。义理几乎要精神崩溃。本来还看不大上小琴这个高中生，还想另觅高枝的，现在可好，能让小琴回心转意就成了他最大的幸福。小琴几乎折磨得他发疯。夜深人静了，他想小琴想得睡不着，真想爬起来去敲小琴宿舍的门，可想起她同屋的谢美和单丽丽，就不敢贸然去打门，只能摸黑抽烟，一口气能抽半包，然后忍不住捂上被子自娱，折腾到最后禁不住叫出声来，吵醒了同屋的人，纷纷拉开灯下床过来看他，以为他病了。这种事隔三差五来一次，每次大家都看到一张汗水湿湿的脸。久了没人再把这当一回事，只是他从此又多了一个坏名声。不出几个月，本来就不健壮的义理就熬成了一把骨头，失了人形，好几次晕倒在办公室里。体检一遍，什么病也没有，只好求助中医。从此义理像林黛玉似的在厨房里熬起药来。 后来还是小琴救了他。先是看他实在可怜，就来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义理感动得大哭，哭昏过去几次。小琴单单纯纯的小姑娘一个，哪里见过这种痴心的男人，立即生出无限爱怜，几乎要下定决心跟了义理。可那些小姐妹们都极力劝说她跟义理早断，她们断定义理不是个好男人，家又在外地，这辈子甭想靠他怎么着。于是小琴又犹豫了，到义理这边来的次数渐渐稀松了。义理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天天喝着中药淌泪，像是真地犯了罪似的。渐渐地，开始写诗，写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爱的渴望，写了随手一扔，扔得满床满地。那其实是些强心针似的诗，是彻底绝望后对天国里幸福的向往，语调显得出奇地积极向上，热情奔放： “只要心中有爱/幸福就在生命中存在/只要眼中有美/生活就向你展开博大的胸怀/不必，不必消沉在失恋中/让坚定的脚步/去踏响热爱全人类的节拍” 这样的诗几乎每天能写上十来首，扔得满屋都是，像送葬的纸钱。人们断定义理要么寻短见要么去出家。那几天，义理果然一反常态，坦然起来，面带微笑，笑得瘆人。 小琴看到义理这副惨相，怜爱之心又生。她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姑娘，文化不高，在这样一个文化单位里干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的工作，很难找到一个大学生男朋友。可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小青年她又看不上。还这么高不成低不就下去，到了三十，就只能给人家死了老婆或离了婚的当填房了。再加上她家庭条件不好，就更没人看得起。到了这个岁数不能不自己替自己着急。如果义理没有大芬那档子事，她早就痛痛快快跟上他了。可自从她跟义理断断续续以后，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又盯上她了，特别是邮购部那几个坏小子，整天跟她搞恶作剧。一会儿给她的自行车撒了气，一群人假装帮忙实则趁机捞她便宜，在去修车铺的路上说点儿下流话，摸摸捏捏，令她十分不自在。她真想找个男人，早点脱离这群混蛋。于是就又来找义理。 这次小琴是铁了心跟义理了。她一边读义理的诗一边流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心灵美的男人。虽然长相差点，但毕竟是个大学生，总算跟邮购部那些坏小子拉开了档次。 小琴那些天和义理形影不离，真正热恋上了。义理的病不治自愈，几大包中草药干脆全扔进了垃圾桶。小琴为他做饭，拆洗被褥，帮他买衣服打扮他，不出几天义理就容光焕发起来。 小琴终于抵挡不住义理的苦苦哀求，就在人们都去上班的白天，在义理那张吱吱做响的破床上与义理作了夫妻。义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忙中偷闲，和小琴打得火热。直到有一天小琴向义理声明她怀孕了，这才想起结婚。 小琴家住在东便门桥附近的一片平房区里，一家六口挤在两小间连后窗户都没有的屋子里。家里根本没有地方给他们当新房。这家人似乎一点不拿小琴当人，对她嫁什么人结不结婚根本没心思一顾。她的两个哥哥还挤住一间屋，屋一角还躺着一个瘫奶奶，三十大几的哥哥一直娶不上媳妇。听说小琴结婚，全家凑了八百块钱给她算打发了她。结婚那天还是义理同屋的人让出宿舍让他们过了洞房花烛夜。总之，这个婚跟没结一样。各屋扔了几块糖就算宣布成两口子了。婚后各住各的集体宿舍，仍然要靠别人不在时只争朝夕地过夫妻生活，倒有点像偷情，紧张而又热烈，团结而又活泼。 义理大大方方地在婚后第三天就带小琴去打胎，打胎费五十几元光明正大地回单位报销，居然没成新闻，也没人因此看不起他们。小琴还有史以来公然请了“病假”，一休就是一个星期。小姐妹们拿了水果来看小琴，一个个对她嫁了个大学生表示了羡慕。义理几乎一整天都守在小琴屋里，就像伺候真正的月子一样。女同胞们来来往往说说笑笑，纷纷回忆当年义理的惨境，夸小琴有眼力，相中了义理，并说义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义理十分委屈，声明说他跟大芬从来没那么一回事，说得一脸通红。姐妹们纷纷宽大为怀，说：“别再说了，改了就好，只要你对小琴别再犯陈世美的错误就行。”这种宽大处理，说得义理泪如雨下，一再声明没那么回事。小琴也跟着淌泪，说义理真是受了大芬一家的残酷迫害，义理是冤假错案，她是从人事处干事那里听说的，要不她也不会嫁义理。 这下子人们才恍然大悟，立即一个个表示怒火中烧。先是为义理小琴擦泪慰问，宽心说：“好事不留名，恶事传千里，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冤假错案多了去了，多少错划成右派的，摘了帽平了反，不是还老让人看不起么？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世道。”燃后纷纷谴责社领导，说那个批评义理劝义理娶大芬的张副社长纯粹是个老色鬼。常常冒充“老爷爷”摸女编辑女校对，一摸就没完摸得直流口水。他跟季秀珍鬼混出个孩子来，就让他儿子冒充小季的丈夫去陪她打胎。小季跟那个主任副主任也不清楚，跟美术家协会的人更说不清，谁谴责这一帮子风流人物了？嗬，凭什么对义理就这么欺负？义理大哭，悲叹自己命苦，若不是一人孤零零无助，早就不堪忍受奋起抗议了：就算跟大芬真有了婚约又怎么样？是啊，大家都说，就算离婚又怎么样？ 直到后来义理屋里的人调走的调走，倒插门的倒插门，这间房算空出来了。他们便不失时机地搬到了一起，此屋成了家属宿舍。社里不予承认，还要继续往里分配单身汉，可义理早换了暗锁，不许任何人进驻，就这样顶住了一切压力，终于有了一个家！人们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占房的好办法，便纷纷效仿，互相调剂一番，挤出几间来当婚房。登了记的人们便毫不犹豫地在此男欢女乐，日后便有女人挺了大肚子晃来晃去，再后来竟有人真真儿地繁殖出第二代来，此起彼伏地生，从此，这一楼人就不顾社领导的警告，有恃无恐地下籽、耕耘、收获，大人哭孩子叫，红红火火地过起日子来。社领导宣布他们是非法占房，先说要扣他们的工资，可一月可怜巴巴的百八十块，真扣了饭都吃不成，便不敢扣。只好宣布，十年内这楼上的非法户取消分房资格。这类命令对他们毫无触动，没有哪个人为了获得分正式住房的资格而主动腾出筒子楼的“非法”住房。大家都明白，向导社每次分配的新房几乎全让科升处处升局的人达标扩大面积给一分而光。而当官的在春日里脱皮般不断退休，新官在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新房的增加永远赶不上官位的更替，自然轮不上这座楼里的等外品去分。先住上房有个家再说，这楼好歹有暖气有管道煤气，离长安大街又近，比起那些住平房的北京市民来，咱算贵族了！至少义理和小琴是这样想的。小琴的父母哥哥来看小琴的新房，都为小琴高兴，小琴的哥哥甚至高兴得眼红。谁也没想到小琴这么有福气，嫁了一个有房子住的大学生。烧了一辈子煤球炉子的母亲，摸着生了锈的暖气片落下了眼泪来。哥哥们则在一排煤气灶上大显手艺，连炒带蒸，做了十几二十个菜。那天小屋里济济一堂，全家人都夸义理，说他有本事，前途无量。义理终于有了个家，而且是靠自己白手起家，那天一杯一杯地喝着，和小琴的哥哥们猜着拳，不知什么时候竟哇哇大吐，三个小伙子几乎把地板吐成一锅稠稠的大杂烩，然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小琴和母亲捂着鼻子清扫那一地脏东西，可心里是乐的，多年不唱歌的老太太，竟端着脏东西出来进去地唱起了当年的老歌儿“呼儿嘿”：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 那一阵子，义理成了全世界最快活的人，顿时有了事业心。那会儿正兴“报告文学”热，眼瞅着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写什么出国潮、写什么受伤的河、什么倒汇切汇，都出了大名成了作家，心中很有冲动。其中有一个就是上学时连一首诗都发不出去的外号“半彪子”的同窗。那“半彪子”实在说不上肚里有什么墨水，只是愣头愣脑，热心肠，敢说大实话，眼里不存沙子。义理十分清楚地记得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儿：一次义理去打饭晚了一步，竟然没买上他最爱喝的那种黄澄澄稠乎乎的棒子面粥，只端了两个干馒头和炒白菜回宿舍，一肚子气。民以食为天么，吃不上自己想吃的当然要闹气。“半彪子”弄清了原委，咧嘴一笑：“我当咋回事儿呢，不就没喝上粥？”说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喝了一半的粥拌着白菜一股脑儿折进义理的菜碗中，令义理哭笑不得，想推都推不掉。“半彪子”还得意地说：“就怕你客气，干脆倒你菜里头！”就这么个人，毕业时与世无争，高高兴兴回到县文化馆里。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如果他去了省城，老婆孩子永远也调不进去；去了县里，文化馆拿他当宝贝，还上赶着把农村户口的老婆马上“农转非”，一家人和和美美在县城团聚。谁知道这小子几年之内折腾成了抢手的作家，专写“分田到户”后农民的喜怒哀乐，这正是顺应改革大潮的题材，热门。尤其是他那篇写“分田到户”后一个著名懒汉变成农民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下子就拿了一项全国大奖。接下来又一鼓作气，写那些家中没儿子的农民“分田到户”后种不上田，家家盼儿子，拼命生却连生九个女儿又怀上第十个，很悲惨的故事，接着获大奖。 义理发现写这个成名快，不用像写诗写小说那么呕心沥血，禁不住要走报告文学作家的路。不信写不过这些“半彪子”们。于是不再写那些“热爱全人类”的诗，开始了每晚下班后的骑自行车采访。他有向导出版社发的一种假记者证，上面堂而皇之印着向导的钢戳儿，总让人以为是著名的《向导日报》或《向导》杂志社的记者。其实国家从来没给出书的出版社发过记者证，记者证是发给报纸、电台和杂志社的。但义理的假记者证还是很管用，拿着它专采访女售货员、女招待、摆摊的女摊主，哪儿热闹去哪儿。义理认准了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故事。他提问，小琴帮着记笔记，回来连夜整理，果然找些老同学在一些报纸和刊物上连发了几篇《女摊主的苦恼》之类，每篇三五千字，发一篇一百来块稿酬呢。全给小琴买了新高跟鞋和连衣裙，小琴立即有了当作家夫人兼秘书的自豪。 可总写这类小文章是获不了“半彪子”那样的大奖的。义理开始写长的，把原先那些小故事串起来，串成《北京女性风貌》两万字。这次经朋友介绍，来到《华夏妇女报》投稿。妇女报里是一群男编辑在主事儿。同性相斥吧，那几个糙爷们儿带搭不理地翻翻稿子说没意思，太长，拿《华夏妇女》杂志去吧，刊物可发些长文。 进了《华夏妇女》杂志社，先让看门的男人问了一通儿找谁干什么等等。上了楼，编辑们倒是清一色的女人，可没人管他这类长长的报告文学，要他等，说管这个的一会儿来。干坐了半天，来了一个急匆匆的女人，大嗓门，火爆脾气，一路向同事怒骂着：“这种没出息的人才欺负学生，半点母爱没有，竟敢罚女儿站在雨地里。我是好惹的吗？找了她们校长，强烈要求开除她！她不配当光荣的人民教师！” 听说义理找她，就要过稿子看起来。看了几页，问清义理也是编辑，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气不打一处来地说：“看看，你怎么连分号都不会用！报告文学也是文学，跟新闻报道不一样，文笔要那个点。可你的文字都不顺溜，特那个，光靠用点子男匪徒抢女摊主的耸人听闻故事吸引读者哪行？总之，这篇东西太那个了，我们这里不好用。小兄弟，头一次写东西吧？再练练再来吧。” 义理一直没弄清：“要那个点”、“特那个”和“太那个了”是哪个意思，就红着脸问：“老师，您说的那些个‘那个’是怎么个意思？” “那个‘那个’？我说了吗？”女编辑烦恼地说。 这时又有电话来，女编辑拿起听筒兴高采烈地嚷嚷着：“是你呀！还用问，您的稿子我们全用！特那个哎！发头条，就是不一般么！别那个劲儿的，那什么，少废话，下期再给我们来一篇儿那个点儿的。凭什么妇女刊物就要办成那个草包样儿？不介！我们现在那个了，特欢迎男作家的稿子，改革开放么。当然是你这样的男作家啦。有的人也叫男人？特那个，连标点符号儿新闻与报告文学都弄不清，还挺那个劲儿的……” 义理越听越不对劲儿，总觉得有点“那个”，拿起稿子就夺门而出，身后还响着女编辑的呼喊：“我说那谁，再写了再给我啊。” 义理一气之下决定不靠朋友介绍了，省得熟人见他的狼狈样脸上挂不住，他开始自告奋勇去找地方发。五天下来，跑了大大小小几个杂志社，均告失败。最终还是找到了有朋友的《贴心大姐》杂志。天晓得《贴心大姐》里只有主编是女的，别的编辑全是男的。一个心眼儿很好的贴心大哥告诉他这报告文学的确“那个了点儿”，算了吧，这些编辑怎么都爱用“那个了点儿”？但他看中了义理的两首小诗，说这些诗挺有上进味道，是进步诗，留下发一发。义理这一个星期总算没白费。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义理十分苦闷。又开始闷闷不乐地写诗。一天能写三四首。有一首叫《冬夜》： 走过城市的灯火 白昼一样的目光 闪烁，心 依旧奏着五岁的节拍 喘息，世界 太沉太沉 但愿一颗颗滴血的心 在白雪寒风中 跳动 雪白血红 几首诗拿给老同学们看，都说绝了，“特那个”，都夸义理在生活的磨难中找到了诗的感觉，尤其是找到了“灵的节奏和意蕴的韵脚”。义理的先锋派诗开始在几个专业诗刊报上发表。但因为诗人太多，寥寥几个报刊不够用的，一些朋友就自动组织了“明日沙龙”，并创办了一张诗报《明日星辰》，每期印五百份流传。诗人们凑一起发现，义理是这里面混得最好的，关键是他有一间长安街附近的房子！而大多数朋友还混在集体宿舍里，有的在大学教书，竟是五个人一间，还有的结了婚租郊区农民的房子住。于是同志们一致决定，义理这里作沙龙的固定据点儿，时不时来撮一顿，聊个通宵。 义理十分高兴。他终于找到了诗神，抓到了“灵的节奏和意蕴的韵脚”，由一个当年被人看不起的三流学生，一跃而入先锋诗群并有幸成为沙龙的掌柜。大家凑钱给义理家置了冰箱、电扇，为屋里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大腿大脚肠子肚子什么的现代派绘画，又装了红蓝绿的五彩灯泡，一闪一闪的十分神秘。只有小琴说害怕，很给义理丢面子，怒斥她“少说外行话，别丢人，学着点”。 这里真成了大家的家了。谁进城办事都会来这里吃饭，谁上下火车都会来这里落脚，不管清晨半夜，敲门声不绝于耳，常常来些陌生人拿着熟人的条子，必须招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座楼方便，电随便用，煤气随便用，水随便用，一个月一户才掏十元钱。楼上别人家也一样。“移民楼”成了一家便宜旅店饭馆，终日川流不息着南北口音的全国人民。后来附近做小买卖儿的人发现了这座宝楼，便纷纷来这楼上上厕所、烧开水、煮午饭，竟发展到有的小贩儿来楼上熬一大锅一大锅的凉粉儿，端了到街上去卖。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后来出版社发现每月移民楼的电水煤气费猛增，开销大大，平均每户一个月要达到一百多块，而实际才交十块。这才有领导来查看，发现这里成了全北京全国的公共建筑。于是开大会批评移民楼楼民。楼民们马上揭发了浙义理的《明日星辰》诗沙龙，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联络站，用去了全楼百分之九十的水电煤气，并说各家放在楼道里的酱油醋水壶均有丢失现象。义理受到了严厉批评，被迫转移了这个据点。但从此沙龙就因没有固定据点而自告解散，诗报也变成一年三期了，大家很扫兴。 那一阵子，义理像丢了魂一般，在上班时不敢怎么样，只会回家来找小琴的碴儿，拿她出气。摔盆砸碗的小琴还能忍受，可义理晚上酗酒，喝到够耍酒疯的量了就借酒劲打小琴，打得小琴用被子捂住嘴不敢出声。接下来就是强迫小琴陪他做爱，也不知酒怎么会使义理变得如此疯狂有力，连续作战十个晚上竟然毫不草鸡，还要看着外国录像照猫做虎，让小琴苦不堪言。 小琴知道，义理是事业上受了挫折才这样的，就在义理清醒了以后劝他找找《贴心大姐》的朋友，先把那些热情向上的诗发一发。凭她的经验，这类杂志上好发一些，因为这些杂志发行量大，读者众多。义理发现小琴在出版界泡久了，也泡成半个编辑了，说得有理。于是就把“热爱全人类”之类的诗复写多份，投向百十家《贴心大姐》类青少年刊物。这些诗竟然在几乎同一个月内的几十家刊物上呼啦啦出现，义理义理义理……如雷贯耳。 也就在这时，边大姐发现了潜伏在她身边的浙义理是个大诗人，因为她儿子看的那些杂志上总有义理的诗，儿子的学校还请义理去做了文学讲座。这位当年以一首《贫下中牧腰杆硬》驰名大草原的知青诗人，面对这些年越来越看不懂的洋派诗十分惶惑。突然发现义理的诗格调高尚，思路清晰，易读易诵，一看八个明白，觉得这样的诗正是对什么乱七八糟伪西洋诗的反驳，出个集子一定会有印数。好就好在义理的诗透着一股童男子的清纯，几乎打动了这个不惑之年女人的心。正赶上她男人有了外遇要跟她离，苦闷中看到义理的诗那么纯洁，似乎那诗中跳动着一颗小男孩儿的痴心。如果世上的丈夫都这样纯正忠厚该多好啊。边大姐在渴望之中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为义理编了一本诗集，取名《爱情——童贞的自白》，激情荡漾地甩开知青诗人的大笔为这集子写了一份征订广告： 童贞与爱情在一起，请看一个痴情男子向全世界的少女敞开他的心扉，袒露出男性最后的秘密…… 首次征订成功，第一版印了二十万！少女读者的信随后雪片般飞入“向导”。义理在南方出差，就看到了满街地摊上他的诗集，书摊的广告上甚至写着“初恋初吻初夜人之初的全部秘密——本世纪最后一个童男诗人浙义理爱情诗大酬宾”。虽然心中有点被当众扒光的感觉，但他成功了，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现在该有的他都有了，只想换个老婆，把这个患了妄想症的高中生老婆换掉。真应了简·奥斯汀那句名言：“世人公认，一个单身富翁一定需要一个妻子。”把这话变变样儿就是另一条真理：“世人公认，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一定需要换一个妻子。” 小琴翻个身，又呼呼睡过去了。义理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十一点半了，该去国风大厦了。十二点整，大歌星黄叶红的生日宴会开局。一想到又要闹一夜，义理就犯困。可这是歌星们的生活习惯。黄叶红从来都是晚上七时《新闻联播》一响才起床吃早点看报纸，九点美容，十点吃中饭谈天谈点买卖，午夜十二点正式开始社交活动，喝咖啡酒水，唱歌跳舞。只是每次义理陪这伙人过一次夜生活回来就要睡上一个白天，半夜再吃安眠药睡上几小时，第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义理坐在梳妆台前，换上他的名牌衬衫和太子裤，把头发擦亮，香手帕塞好，俨然一个阔少爷。婚后生活正常了，人也开始丰满起来，不再像个可怜巴巴的瘪三，一身名牌打扮一衬，反显得个头也高了，有了一米七五的正品男人感觉。再配上一副进口平光镜，金丝边一框，活脱脱一个港客。 都收拾停当了，又带上他的“长城卡”，准备在大厦里给叶红买一件生日礼物。走出屋满地臭水迎接他，又回屋穿上胶鞋，手拎着他的老板鞋趟着水下了楼。到了院子里，换上老板鞋，把胶鞋偷偷塞在大门背后的黑暗角落里，准备回来时再换上上楼，然后风度翩翩地下了楼。 恰巧有一辆出租开过来停在楼前，义理便要走过去。车门一开，下来的是季秀珍，又紧跟下来一个胖老头，义理一眼认出是大画家、美协的什么领导劳思贵。小季披着头发，扭着腰肢钻出车门，猛抬头，几乎把义理吓死。一脸抹得熬白，口红在路灯下照得乌黑，两道眉毛直入发际，活像日本的歌舞伎，戴了个假面具似的。紧巴巴的旗袍裙肯定是比实际臀围小二号的。 劳思贵追上来拉住小季，又在她脸上响响地闯两口才放她上楼。小季嗲声骂句：“老不要脸，白了您呢！” “文坛婊子！”义理暗骂一声。知道坐不上这辆出租了，只好去到长安街上挡。 进了大厦直奔黄叶红今晚包下的那间小宴会厅。里面挤满了时下走红的歌星影视星们。这儿是他们经常的据点。义理在花房里买了一束玫瑰，把自己的名片别在里面，差boy送上去。黄叶红刚好唱完一首歌，接过鲜花后便对着麦克风甜甜地说：“谢谢，我要特别谢谢时下最走红的诗人义理的鲜花！” 义理不失时机地款款走上前，掏出自己新写的歌说：“这是献给你生日的礼物。诗人自认穷困，但有金子样的心。怎么样，找‘甜妞儿’给唱唱？” 黄叶红浏览一遍词曲，惊叹：“啊，《年轻是美丽的》，好美的旋律呀！若不是献给我的，我倒要亲自唱它呢！回头给我专门写一辑哦。甜妞儿，快来，练练去，一会儿唱给我听啊！” 爱称“甜妞儿”的美少年应声跑来，接过歌直奔钢琴师那边练去了。这小子正因味儿甜大走红。 义理明白今天自己出够了风头，该收场了。别人肯定送的都是上千元的礼物，照他们的规矩一千是最低的了。可义理就可以以穷卖穷，只送一把百十块的鲜花就行。他的价值是给他们写歌。不由得自豪起来，“知识就是力量”，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厉害，他们光卖嗓子的，在这儿算劳力者，咱是劳心者。 正自豪的当儿，大款们开始抬价点黄叶红一支歌。义理还没反应过来，价码已经升到五千了。仍在一百一百地往上码。全场死静。这时有一粗汉一拍桌子：“一百一百地叫到天亮去呀？爷们儿替你们包了，五万！” 掌声雷动。黄叶红特地进更衣室去换了一身十二分紧透露的白裙短衫，犹抱琵琶半掩面地用一条红丝巾前后搭在半裸的背和胸上，风扫残云般地飘到大款跟前深深鞠一躬。随后紧依着大款柔声唱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款呆坐在扶手椅中，目光正及黄叶红的胸部，直眉瞪眼地死盯着正前方几厘米处的半裸胸部，直到黄叶红唱完，大款才长出一口气，仰面朝椅中躺进去，半身不遂般地瘫成一团。掌声又一次雷动。 钢琴悠扬地响起，“甜妞儿”仪态万方地依着琴，柔媚地唱起义理的新作《年轻是美丽的》： 年轻好啊年轻美， 五月的鲜花三月的春水。 绫罗绸缎比不上你的玉肌， 千金难买是你燃烧的活力。 莫说人生短暂青春难再， 莫说人心难测爱情难觅， 只要你用生命寻找每一份爱， 青春的辉煌就是永远的青山 永远的大海！ 最后两句一再重复成为副歌，让人想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的老话。星们纷纷鼓掌，一边祝贺黄叶红大寿一边讨好着义理。不一会儿便有几个小歌星聚在义理身边套起磁来，纷纷要求义理根据他们不同的嗓音条件写歌，因为人们明白这年头光靠学唱别人唱红了的歌已经无法轰动了。北京城里吃歌星这碗饭的人已经到一麻袋一麻袋装的数目，嗓子不过那么几类：甜、沙、粗、野，成功与否关键是靠作品。黄叶红这样的大腕儿当然不愁词曲作家们源源不断的供应，而这些小星星就必须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地求作品，因为他们自己除了会唱以外，既不会写词又不会谱曲，黄叶红们唱过的歌小星星们再怎么唱也让人听着别扭。这批小星星几乎把义理崇拜到了极点，敬神一样地端咖啡递烟送蛋糕。不知什么时候，义理竟被他们连推带搡裹挟进了另一间会客厅，几个小星星合资包了这间房，也包了义理的后半夜。 义理也记不清自己向他们侃了些什么，恍惚发现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在听。他们问他怎么写出那些轰动的诗和歌词的，他就避而不谈，反倒大谈宋词，不时背几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什么的。大家问他怎么学会谱曲的，他说“关键是要用生命寻找那种灵的节奏，而灵的节奏主要是指记忆的节奏，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的七卷小说《追忆似水流年》，那是一曲长长的行板。行板，懂吗？完全是靠记忆的节奏使生命变成永恒，作者本人也因此而获得永生……” 等他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赤裸着躺在一间豪华的客房里，身边一个陌生的女子正低头凝视着他。他有点想起来了，这是个专唱纯情歌曲的小老歌星，唱了七年了，至今还没人为她灌盒带。她曾写信求义理帮她，义理则盯着别人没理她。 “醒了？”她深情地俯下身，把义理的脸埋进她的怀里。她裸身穿着睡衣，义理立即感觉到她温热的肉体。这是个成熟的肉体。 “这是怎么回事？” “你喝醉了，他们都去凑叶红的热闹，把你交给我照顾。以为我花不起八十美元怎么着？放心，我包了这间房，我们可以好好在这儿过一天。”说完脱去睡衣贴紧了义理。 “你！” “好人，就这样定了，专门为我写歌，我养你。唱红了，一半钱归你。” 义理想都没想，就拥住了她。 两人一同沐浴。义理第一次住这种八十美元一宿的五星饭店，在那四面亮闪闪的镜中看到自己和一个小三十苦巴巴的歌女在蒙蒙气雾中的身影，顿时觉得是在看一场环形电影一样，梦一般的，好像那是别的两个人。歌女酥软无力地依着义理，任凭他在喷洒的热水下为她擦洗着，不禁发出很滋润的呻吟。这一派小鸟依人的柔顺，又激起义理热烈反应。义理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如梦如诗”，感到了一种童话境界的忘我。他的目光直直地盯住镜中那个瘫软在那个男人怀中白影样的女人，看到那个他不认识的男人站在女人身后，双手紧紧抓住渐渐下滑着的女人，最终呼啦啦大厦倾斜，镜中的一对男女一同倒在哗哗流淌的水中。 他像从一个遥远的梦中醒来，仍不愿睁开眼睛，一任那温暖的方舟载着他在热流中航行着。只觉流水悠悠，从身上滑过，恍惚是儿时在晒得发烫的河中和大芬一起玩水。义理不知怎地幸福地哭出声来，浑身抽动着不能自己。歌女悠悠地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歌，在义理身下喘息着，用自己的喘息托着义理起伏。 义理毕竟是苦出身，本性难改，放纵了情欲，想起这样任凭热水哗哗白流太浪费，摇摇歌女说：“起来吧，擦干了上床去，把水关了吧，多可惜。” “我一天交八十美元呢，就得为所欲为，让它流二十四小时，又值几个钱？一看就知道你没经过这个。” “啪”，义理一个耳光扫过去，“臭娘们儿！知道你姓什么不？给我上床去。” 义理再上床时，歌女流着泪扑在他身上，狂吻着他说：“你真是个大好人，从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我没白费心思！其实我也是个苦孩子，我家连洗澡间也没有，夏天男人们就在里弄口的水管子边上冲凉，女人用木头盆在屋里洗，一边洗一边出汗，从来都洗不干净的。我就是恨，人跟人太不平等。所以我现在有了钱就拼命享受。” “你浑蛋！你以为有钱就有水是不？我怎么说你们这些人呢！他妈素质太低，要不歌老唱不好呢。” “所以我才投奔你呀，你别老想跟大腕儿，人家有的是女人，不稀罕你的歌词。可你跟我就不一样，我会使劲儿给你唱，咱们好好配合，早晚会红。你再当我的经纪人怎么样？” 义理闭着眼点点头。 “可你得先跟你老婆离了。” “不，不行。你不能太狠心了。她是个病人，这辈子不容易。” “真看不出你这人还真‘五讲四美’呢。” “你不是不懂，咱们都是苦出身。” “那我算怎么回事？” “那她要自杀怎么办？你没我可以，她没我就要去死。唉！”义理不知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自己都吃惊。 “佩服！我就喜欢这样厚道的男人。也好，那咱们就一块儿走一程，到时候好离好散。至少这一年你专门为我一个人写。可你不懂，我是真心真心地爱你呀！这个圈子里哪有几个像样的男人？” “在圈外找一个不好么？” “不行。我倒是想嫁个什么大学老师，有才有德，可没钱，靠我养活我可受不了。我吃够了没文化的亏，就爱个文化人儿。像你这样有才有德又有点钱的最理想，可惜我命苦，不该有这福分。” 一席话把义理说得心肝俱颤，把她抱得更紧了：“可惜咱相见恨晚，我也没福分娶你。” “那就多陪陪我，有你陪我，我就知足，我不会跟别人。” 两个人边说边抽抽搭搭，慢慢睡了。像两个小孩一样，哭累了，就睡着了。 可义理没睡几分钟就让空调给冻醒了，不习惯这么凉快。那女人正甜蜜蜜地抱着他酣睡，嘴角里淌出一线口水滋润着义理的胸脯。义理咧咧嘴苦笑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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