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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民政死后十多天的一个黄昏，余忠老汉忧心忡忡地走进毛开国的院子里。毛开国的院子当西晒，一抹红红的晚霞的余辉，像舞台上的追光一样，集中射在毛开国的院子里，把余忠老汉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毛开国看样子刚收工回来，正坐在屋里摇蒲扇，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着这个院子。余忠老汉还在院子里就喊了一句：“老毛兄弟！” 毛开国一见，立即站起来，走到阶沿上来迎接余忠老汉，嘴里亲热地说：“老余大哥，啥风把你吹来了？快进屋坐！”说着，把手里的蒲扇递给了余忠老汉。 余忠老汉随毛开国进屋，坐下了。然后心事重重地望着毛开国，叹了一口气，才说：“唉！老毛兄弟，你是干过公事的人，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帮我掂拿掂拿，这事能不能干？” 毛开国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心里大惑不解，纳闷地问：“老余大哥，啥事？你就沙锅炒豆子，干脆一点！” 余忠老汉这才说出了隐情：“我们家老三，要和乡政府打官司，告他们违反包销青麻的合同……” “打官司？！”毛开国还没听完，两眼直直地看着余忠老汉，为这消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是呀！”余忠老汉低沉地说：“我叫他莫打，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可他不听，今天还进城啥……咨询去了！” 毛开国听了，半天没吭声，皱着眉头像大政治家一样，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一会，才抬头说：“按说呢，这民告官的事，报纸上也在说，可到底我们没见过。再说，能不能，还很难说呢！” 余忠老汉听了，忙十分赞同地点头说：“对，我也这样琢磨！俗话说，官官相护，你能告倒官吗？鸡蛋能碰得过石头吗？” 毛开国也说：“对！”说着，又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深思熟虑地说：“老余大哥，我看这事儿不成！栽桑种麻是县上叫干的，乡里给我们订合同，也是好心，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文义虽说告的是乡政府，却是冲着县领导去的呢！这告七品官的事，能成吗？” 余忠老汉听了，心里更亮堂起来，说：“那当然更不行！” 毛开国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神情，这神情过去做支书时曾经常挂在脸上。他手一挥，像是先前做支部书记布置工作那样，斩钉截铁地对余忠老汉说：“再说，这青麻不收，责任在外国人制裁我们。国家也难呀，是不是？叫文义趁早收了这份心！我们庄稼人，还是莫去凑热闹好！” 余忠老汉听了毛开国这话，也像领了指示一样，说：“对呢！老毛兄弟这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那我走了！” 说着，余忠老汉站了起来。他脸上再也没有了来时那种仿惶和忧虑的神情。毛开国把他送到院子里，他急忙感激地劝阻着毛开国，说：“你留步，留步，老毛兄弟！”说完，迈著有力的步子走了。 走到家里，文义已经回来了。不等文义说话，余忠老汉先板了脸冷冷地问：“你啥……咨询得咋样了？” 文义显得十分高兴，喜气洋洋地说：“爸，人家律师事务所的同志，支持我们打这场官司呢！人家还愿意做我们的义务代理人……” 余忠老汉不等文义说完，黑着脸，没好气地打断了文义的话，说：“不管人家咋说，老子月亮坝坝耍刀，给你明砍，这事你给我拉倒！” 文义听了，大吃一惊，不解地望着父亲，问：“爸，你这是咋了？” 余忠老汉仍是余怒未息地说：“咋了？老子刚才也是啥……咨询了你毛大爷，人家也是干过多年公事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知道得还比你少？可人家就明说，这官司还是不打为好！” 文义听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急忙诚恳地说：“爸，你相信我好了！” 余忠老汉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相信你？嘿嘿！你小子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戳了拐人家骂谁？骂老子呀！” 文义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悲哀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知道这次遇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了，可还是耐心解释说：“爸，这是法律赋予我们公民的神圣权利，官为啥就不能告？” 余忠老汉说：“你以为那样容易吗？你也不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你告得倒人家吗？老子告诉你，你的胳膊再硬，也休想硬过大腿！” 父子两人在院子里顶起牛来，屋子里的田淑珍、文富、文忠听见了，也走了出来。田淑珍听了余忠老汉的话，十分爱护地对文义说：“文义，你爸说得对！吃亏就吃了，莫去打啥官司！” 文忠也说：“就怕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让人笑话。” 连文富也劝说起文义来，说：“老三，我看就算了，也不是我们一家，犯不着！” 文义有些生气了，大声说：“你们怕啥？是我上公堂，又不是你们上公堂！” 余忠老汉也勃然大怒，指了文义的鼻子骂道：“我知道你杂种不安生！你要真不安生，你还是出去好了！这两年，你不在家，我们缺了胡萝卜，一样地办出了席！”说完，他怒气冲冲地朝屋里走去。走到大门口，又回头对文义大声说：“你晓得你是冲哪个告的，哼？！这青麻不收怪谁？怪外国人！你跟老子莫冬瓜奈不何，扯藤藤，” 文义说：“藤藤该扯还得扯！” 余忠老汉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许久，才狠狠地吐出一个“敢”字，接着满脸怒气地进屋去了，把门摔得“砰”地一声响。 文忠见了，又忙对文义说：“老三，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免得惹爸生气！你以为打官司像平时说怪话那么容易？还有这费那费听说也不少……” 文义听了，忍不住大声对文忠吼了起来。“走开！你晓得个啥？！” 文忠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地回答：“好，我好心没好报，不说了！”说完，也进屋去了。 这时，余忠老汉在屋里大声叫了起来：“进来吃饭，还等啥？” 田淑珍和文富听了，急忙往屋里走。田淑珍一边走，一边对文义说：“莫闷坐着了，先吃饭了！” 可文义坐着没动，对母亲说：“妈，你们去吃吧，我不想吃！” 田淑珍说：“咋不想吃？人是铁，饭是钢，快进来吃！” 文义又说：“我真不想吃！” 田淑珍大娘叹口气，没再说什么，先进屋去了。 文义等母亲走了，把凳子挪了挪，移到了冰凉的月光下。此刻，他心里突地涌上了许多迷们和惆怅。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内心矛盾和斗争了许久后作出的决定。他不是没想过其中的利害关系。是的，照有些人看，他要和乡政府打官司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有一点刁民的味道。因为乡政府发展青麻，出发点确实是为农民好，而青麻不收，又是西方经济大国经济制裁的结果，这责任不在乡上、县上。可是细下来想一想，农民遭受这样大的经济损失，难道就仅仅用一个“西方经济制裁”的理由就能了结？换句话说，外国人经济制裁的损失，就应该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承担？我们的政府干啥去了？农民的损失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这青麻，政府哪怕是用最低保护价收购回去，农民也会想得通。可是二茬麻收获这样长时间了，各地卖麻的风波也相继平息了下去，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农民的损失说几句话。政府真的穷得拿不出那么一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吗？文义不以为然。如果国家真的穷到那个地步了，城里那些一幢幢豪华的楼堂馆所，能修起来吗？大街上那些一辆比一辆豪华的进口小轿车难道不是用钱买来的吗？一个小小的县城，建了那么多舞厅、夜总会，夜夜灯红酒绿，生意兴旺，财源猛进，好多人不是用公款去玩的吗……文义以一个现代知识青年的眼光，把这些问题提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来认识，觉得政府并不是拿不出这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而是从思想上没把农民放在眼里。他们宁愿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好几个夜晚，文义想起自己打工两年挣来的八千元钱，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又在这八千元钱上寄托了多少希望和憧憬，可如今全泡汤了。他家是这样，别的家庭难道不是这样？痛定思痛，他更坚定了打这场官司的信心。无论如何，他觉得政府应该给农民一个说法，不能这样烟消云散，“麻麻杂杂”了事。无独有偶，他的上述观点，竟然得到了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今天在律师事务所，一位姓陈的律师听了他的陈述和想法后，就兴奋地告诉他这个官司确实很值得打，已远远超出了司法意义的范围。并且还对他讲了情与法的关系。从表面上，他打的这场官司有点不合情理，然而却合乎法律。而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化，法律是不讲情面的。陈律师说，这个案子的事实非常清楚，他完全有把握打赢。陈律师还毛遂自荐地做他的义务代理人，不要他们一分钱。他还要过了文义事先写好的申诉书，详细看了，指出了其中许多缺点，答应帮他修改。并且还约文义过两天再去，一起核计核计这事。当时，文义心里是多么高兴呀！他把律师事务所的同志引为知音，心里辉映着阳光，充满着希望，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的巨大支持。他已经对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有了稳操胜券的感觉，他也并不是要和人过不去，只是想为农民讨回一个公道，让自己、让父母哥嫂、乡亲们今后不像今天这样萎缩地做人！可是，现在的阻力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自己一心为他们好的父兄们，这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既悲伤又气愤的感觉。他捧着头，在月光下默默地坐着，仿佛塑像一般。在他周围，充满着一种肃穆和神圣的寂静，与他此时苍凉的心境正好吻合。 坐了好一阵，文义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支烟，吸了起来。一种辛辣的气味灌进他的喉咙，他痛苦地皱了皱眉头，可他并没有丢掉手里的烟头。 田淑珍大娘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文义身后，见文义抽烟了，忙说：“文义，你咋抽烟了？” 文义回过头，看见了母亲一双慈祥、亲切、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动，一种像小孩做错事的神情浮现在了脸上。过了一会，才解释说：“妈，这是今天去找律师，买的一盒烟。我心里苦得很，想抽一支。” 田淑珍听了，心突然痛了起来，说：“妈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当初就不该让你把准备办厂的钱拿出来，扔进青麻里，害得连泡都不鼓一个。” 文义知道妈误会了，忙说：“妈，我还不是因为那！我苦，是因为……”说到这里，文义喉节一阵滚动，眼里蓄上了委屈的泪水，停了停，才接着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田淑珍大娘听了，忙说：“不是妈不相信娃，是妈帮不上你的忙！” 文义听了母亲这话，一串泪水夺眶而出。幸好他低着头，没让田淑珍大娘看见。过了一会，他才抬头对母亲说：“妈，你放心，儿子不会错！” 说着，文义举起烟头，又准备往嘴里送。田淑珍大娘忙一把抢了文义的烟蒂，往地下一扔，说：“听妈的话，莫抽这东西了！” 文义见妈脸上流露的又疼又爱的责备之色，就听话地将剩下的半盒烟全掏出来，交到田淑珍手里，说：“妈，我不抽了！” 田淑珍大娘的脸上，这才露出了高兴的神色，拉起文义的手，说：“走，吃饭去！再啥事想不开，也要吃饭！” 文义和母亲说了这么一会儿话，心头忽然好受多了。他感受到了人间最伟大的母爱和亲人间的温暖，同时，他也更坚定了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心。觉得不是这样，他反而会欠这些爱护着、关心着、把他抚养成人的亲人们的情。他决计不再对父母、哥哥们提起这官司的事，免得他们担惊受怕。而该干啥，自己默默干去，到时候让他们大吃一惊。 过了两天，文义悄悄来到县城的律师事务所，再一次与陈律师商量告状的事。可是，这次陈律师面上却有了为难之色。文义不知咋回事，忙问：“咋了？” 陈律师给文义端过一杯茶来，才慢慢地说：“实话告诉你吧！这个案子我向领导汇报过了，满以为领导会支持我，可没想到……”说到这里，陈律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接着说，“领导不允许我参与你这个官司。” 文义一下愣了，失望地看着陈律师。半天，才木讷地问：“为啥？” 陈律师回答：“大概是因为民告官这类案子，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吧。领导没告诉我不让参与的原因，我一时也说不清。” 文义听了，叹了一口气，接着把目光呆呆地投向窗台一盆兰草上。过了许久，才收回目光，像是喃喃自语地说：“这场官司，我是没希望了？” “不！”陈律师站起来，过去拍了拍文义的肩，鼓励地说：“小余同志，我佩服你敢于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权益的勇气，也知道这个案子的意义。你不要灰心，这是你的神圣权利！虽然领导不准我参与这个官司，但我还是支持你！”说着，他重新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打开抽屉，取出一本卷宗，从里面拿出几份资料和为文义改写好的起诉书，一齐递到文义面前，接着刚才的话说：“这是我为你写好的一份起诉状，你可以直接去交给法院行政庭。这几份都是外地民告官的资料，可以供你参考。只要法院接了你的诉讼状，立了案，就好办了。如果还有啥不懂的地方，你再来找我，我们私下再交谈！” 文义听了，又重新升腾起了希望的火焰，一下跳起来，过去抓住了陈律师的手，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你！” 陈律师说：“去吧，我祝你成功！”然后把文义送出律师事务所的大门。 文义怀揣着起诉状，又来到县法院的门口。这是他第一次到法院来，悬挂在大门口上方墙上的那颗庄严、鲜红的国徽，正被阳光照耀着，更显出了夺目的光辉。他端详了这颗国徽许久，越看越觉得这是一个神圣、公平、正义的地方。他的心不由得有了几分忐忑，他搞不清楚法院会不会收他的这份诉讼状，还隐隐担心人家会把他这个小小老百姓拒之门外。迟疑了好一阵，文义才走进去。一旦跨进了那道大门，文义却又变了，他挺起胸膛做出了勇气十足的样子，径直走进了那间挂有“行政庭”牌子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位中年法官和一名年轻法警，正埋头在一份资料上看着什么。听见脚步声，中年法官抬起头来，问：“有事吗？” 文义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然后语调铿锵地回答说：“有，告状！” 中年法官又看了看文义，仿佛有点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年轻法警也抬起头来，惊奇地看着文义。 中年法官过去倒了一杯水，递到文义面前，然后招呼他坐下，又才问：“有起诉书没有？” 文义见面前的法官，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严峻，也没有把他拒之门外的意思，心里的紧张消除了许多，忙掏出了律师改写好的起诉书递了过去。 中年法官接过起诉书，认真地看了起来，看着，他的眉峰在不断地微微颤抖，显示出内心的某种兴奋和激动。看后，他突然把头仰靠在椅背上，像疲乏地闭了一会儿眼，然后抬起头，把起诉书递给了对面的年轻法警，说：“小周，你看看！” 小周果然接过材料看了起来。这会儿中年法官又为文义续了一遍茶水，开始像聊天一样地对文义询问起一些诉讼状上有关的事，文义一一作了答复。叫小周的年轻法警看完了起诉状，抬起头来对着中年法官微笑。文义不知他笑什么，心情又一下紧张了。倒是中年法官很快消除了他的紧张，他看着年轻法警说：“状告乡政府，这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官司！” 叫小周的年轻法警也说：“是呀，孙庭长，我认为我们应当受理！” 文义这才知道中年法官就是行政庭的孙庭长，忙既感激又期待地对他说：“孙庭长，我们盼望你们能为我们老百姓作主！” 孙庭长伸过手来，握住了文义的手，才说：“作为我们行政庭，对这样的案子倒是很感兴趣。可是否立案受理，这需要院领导集体研究后，才能确定。你先回去，我们收下你的起诉状，交院领导研究吧！” 文义迟疑了一下，问：“那……我啥时来听你们的消息？” 孙庭长也踌躇了一会，然后说：“按说，我们受理后会直接通知你。如果你急于想知道结果，下周星期二，再来问问吧，怎么样？” 文光兴奋地回答说：“好，下周星期二我一定来！”说着，又和孙庭长紧紧握了一遍手，然后告辞离开了。 走出法院大门，文义心里又踏实了。虽然法院是否受理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已经确切地知道了自己打这场官司的份量。并且，他从陈律师、孙庭长这些法律工作者对他的关心、鼓励里，也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又使他产生了坚决打下去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到了下周周二，文义为了避免因自己频繁进城而引起父亲的怀疑，一大早，他就对母亲说：“妈，我今天想去看看文英，她怕就是这几天了，不知现在咋样？” 田淑珍大娘听了，立即产生了对女儿的思念，就急忙说：“就是呀，这么长的日子了，也没人去看看，你去看看吧！” 文义说：“好，妈！要是爸问起了，你就说我去看文英了！”说完，就离开家，匆匆赶进城去了。 当他再次跨进法院行政庭时，孙庭长正伏在桌上写东西。看见他来了，忙起身迎着。接着，不等文义发问，就打开卷宗，取出文义的起诉书，放到他面前，开门见山地说：“余文义同志，我不得不非常让你失望地告诉你，经过院领导研究，法院决定不受理你的诉讼请求！” 文义一下呆了，仿佛掉进了冰窟，心里凉透了。他怔怔地望着孙庭长，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可目光里却充满了满腹疑云。 孙庭长叹一口气，对文义挥了挥手，示意文义坐下，然后也显示出了无可奈何的神色，说：“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对驳回你的诉讼请求，我一样感到意外和遗憾！” 文义慢慢回过神来，他实在想不明白这究竟为啥，于是就大声地问：“为啥不受理？” 孙庭长说：“具体原因，我不便奉告！” 文义一下生起气来，觉得心里有一股不平的激流在冲撞，他猛地一拳砸在桌上，忿忿地喊了起来：“老百姓的冤枉就没处申了哦？” 孙庭长见了，忙过去扶住了文义，诚恳地劝道：“小余同志，请你冷静一点，这是法院。” 文义这才没办法地松开了砸在桌上的拳头，可胸膛仍在不断地起伏，两眼喷着怒火。 孙庭长又慢慢说开了：“我希望你理解我们的苦衷！在我们国家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还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 可文义没等孙庭长说完，就气愤地转过身，走了出去。 孙庭长见了，忙拿起桌上的起诉书，追上他，说：“哎，你的起诉书！” 文义接过起诉状，愣了半刻，抬起手，慢慢撕了起来。然后，将撕碎的纸屑往空中一扔，大步走出了法院。 现在，文义才真正尝到了绝望的滋味。他感到身子轻飘飘的，脚步像喝醉了酒，有点不听使唤。心里也好似掏空了，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想，剩下的只是疲惫，只是说不出的委屈。大街上行人来来去去，他只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不知往哪儿去的流浪儿，十分孤独。他糊里糊涂在城里转了一个大圈，来到了回家的场口，才突然想起真正该去看看文英，免得母亲挂念。文义又返回来，来到河边码头。上游不知啥时候下了暴雨，此时河水猛涨，宽宽的河床上，浑黄的河水泛着像破棉絮一样的泡沫，争先恐后地汹涌着向前流去。灰色的水鸟贴着波浪翻滚的河水飞翔着，发出“呱呱”的鸣叫，庆祝着自己的节日。渡船已停止了航行，文义看了一会，只好沿着还没完全淹没的河滩高处，慢慢地向下游走去，从大桥走到了氮肥厂。 文英一见文义的神色，立即吓了一大跳。在她一生中，还从没见过一向坚强、聪明的三哥，这样沮丧、这样失魂落魄过。她忙追问文义怎么回事。文义见妹妹都快要分娩了，不想把家里的不幸告诉她。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将家里的遭遇和自己打官司的事，对文英谈了。尽管文义努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尽量用了轻描淡写的语气对文英谈话，可聪明的文英还是把什么都听出来了。吃过午饭，文义要回家去，文英忽然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文义说：“三哥，这是我和朱健挣下的两千元钱，你拿回去，算我们对爸、妈和你们，尽一点心意！” 文义顿时愣住了，嘴唇颤抖起来，喊了一声：“妹——”声音就哽咽了。 文英说：“三哥，你可要带回去！家里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我还是余家的人，不能不管。” 文义尽量忍住不让泪水掉下来，说：“妹，这段日子，家里确实需要钱用。可一看见你们挣钱的艰难，我们……” 文英知道文义要说什么，就急忙打断了他的话说：“三哥，你别说这些话了！我们这是谁和谁？小时，你们疼我、爱我，含在嘴里怕化了，牵在手里伯飞了，喜欢得没个够！大哥二哥背我上学，背进教室还舍不得放下。家里日子那么苦，可你们尽着我吃，尽着我穿……”说到这里，文义没流泪，文英倒滚下了一串泪珠。 文义见了，忙说：“妹，莫说了，那都是应该的！” 文英抹了一把泪，又破涕为笑，说：“好，我不说了，可我都记得。这钱，你就拿回去！” 文义不再推辞了，深情地说：“好，妹，我收下！”然后，两兄妹走了出来。 走到大门边，文英忽然低声对文义说：“哥，打官司的事，我想去找一下林平，兴许他能帮忙，你看行不？” 文义心一动，瞪大了眼睛，然后又疑惑地看着文英。 文英知道二哥的心思，就真诚地说：“三哥，你放心好了！妹和他，好久以前都只是好朋友了。”接着又说：“三哥，他是好人，请你相信我的话！” 文义相信了，点了点头，然后说：“妹，可要注意身子！” 文英还是说：“放心吧，哥！”说完，两兄妹告了别。文英望着文义的背影，看了很久，直到望不见，才转身进屋，思考起怎样去找林平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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