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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贺享雍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城市里，霓虹耀彩，车水马龙，既有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又还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恩怨情仇。文学，你还记得作为民族根基的农村、农民吗？ 不用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以农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就是截至今天，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中，仍然依靠一方方黄土维系着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可以说，不了解农民，不理解农村，就谈不到理解中国；不了解农民的心路历程，也就说不上对民族精神史的了解。农村，这个现在往往被人以戏谑的口吻提起的“广阔天地”，曾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深深地透视了民族的心灵，透彻地摸准了民族的脉跳。像孕育万物一样，中华的黄土地曾让多少作家和农民的命运留下了动人的记载。 确实，从“五四”发轫的中国新文学，来自有着热切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传统，对于以农业立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国民都生活在农村的中国来说，这似乎是不需要特别的解释的。鲁迅的《祝福》、《闰土》等名篇，从新文学迈出的第一步起，就把关注农民命运、探索农民生存状况的创作定在了相当高的水准上。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一大批作家，也始终用炽热的目光观察着那个时代的农民的人生历程，在文学画廊里树起了一批批足以折射民族艰难跋涉的历史进程的农民形象。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自身感受到了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压力，手忙脚乱地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路，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消费方式，又毫不留情地让文学曾经拥有的读者减少到让人难堪的程度。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的作家开始冷落了读者，尤其是冷落了为数众多的农村读者。有的作家试图把作品“还原成纯粹的私人记录”，有的则宣称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只是“个人的一个梦”。 当然，在文学乃至影视作品里，农民和农村生活仍然时时出现。但是，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那往往是用了城里人的眼光，城里人的心理，来进行描述的。它们提供给读者、观众的，要么是荒山野岭里的古风旧俗，野味十足的男女恋情，要么是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手足无措的洋相，就像前些年电视台春节晚会中出现的农民一样，总是靠土得掉渣的语言、动作，引起观众的哗然大笑。说白了，就是“大观园里人”看刘姥姥的心情。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读到了贺享雍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像书名一样，在这部作品里，你将寻不到开心，更得不到城里人对乡下的优越感。它能带给你的将会是你想象不到的沉重，想象不到的苍凉。一股气憋得你心里胀痛，憋得你想推开窗户大声呼号。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不是从男欢女爱、恩怨情仇的视角去展开他对农村生活的描绘。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十分沉重的宏大视角：从农民现实的生存境况中，从勤巴苦做的农民的真实感受中，去思考、去发现关乎民族兴衰、关乎国家命运的时代大课题。在整部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不必求全责备地要他面面俱到地去表现经济振兴、莺歌燕舞的一面，也可以设想在接触如此沉重的话题时，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地畅所欲言，但他毕竟笔酣墨饱地写出了当今农民生存的艰难，振聋发聩地为农民大声地鼓与呼！不用说这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警世之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它成功地从一个侧面，画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经济腾飞的起点上，所经历着的挣扎与阵痛是何等的惨烈。为了这个转变，农民承担何等沉重的负载，以及在这种颇有些悲壮意味的冲突中，新一代农民又如何从中崛起。就艺术描绘而言，尽管她还稍嫌粗糙了一点，但她毕竟是一部难得的凝重、大气的作品。转型期社会将要留给后人的，不应当只是轻歌曼舞、恩怨情仇一类轻飘飘的东西，历史将会淘汰它们，沉淀下来的只会是凝重与深沉。 贺享雍把笔尖对准了一个“种田大户”。这是县乡各级领导树立的标兵，是在报纸、广播上经常受到表扬的先进典型，是远近闻名、令人羡慕的“富裕户”。可是，随着画面拉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里倍感“苍凉”的戏剧，在一家之主余忠老汉身上，几乎集中了作为中国农民个性特色的忠厚诚朴、谦忍待人，像牛一样的节俭勤劳，像牛一样地逆来顺受。可是，这种忍让厚道却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夺的天然落点。卖了一万七千多斤“合同定购粮”，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仅仅二百多块钱。各种税费按田摊派，种得越多，摊得越多，连农民见也没见过的什么“程控电话”的建设费用也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他们头上。真像他的小儿子文义算的账：一亩水稻就要摊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过五十多元，而且农民自己所投入的劳动力还没有计入成本。现实摆在种田人面前的道路也实在过于险峻了。所以，余忠老汉就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种得越多，负担越重，就不得不尽量地多种”的看不到尽头的迷宫漩涡中了。农民这个历来对土地有着斩不断的深情的社会群众已经产生了对农业的失望与厌倦。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种庄稼越来越不合算了。”他们对农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疑虑：“种庄稼要靠老天爷帮忙……还有这税那税，这款那款，一旦涨上去，一时半会就别想减下来，国家穷，底子薄，就像一个家庭，要搞点啥事，又没有钱，就要想方设法把儿女们的私房钱刮出来一样，哪朝哪代，农民都是最下贱、最听话的人，别人的手不伸进你的兜里来掏，又掏谁去？”这当然不是余忠一家的特殊遭遇，也是非正常的情况。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资金的渴求，县镇领导对创造辉煌政绩的强烈冲动，分解成一条条看来似乎都不算很重的负担，这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领导部门，写出这些来是要得罪人的。可是，农民出身的作家贺享雍忍不住满腔的愤怒，已经在秉笔直书，大声疾呼了。 然而，他毕竟是个处于创作过程的作家，正在同他的人物一道经历着人物必然会经历的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显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情感或愿望。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写出余忠一家难以逃脱的人生苦难。 村支书为了完成任务，卸掉包袱，强行把无人照管的五保户送到余忠家中，要他负担起老人的生老病死，在余忠全家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硬性地加上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文富同玉秀的婚姻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当订婚的天平上加上了丢掉土地进城当上了包工头的石太刚沉甸甸的金钱后，倾斜便只是时间与方式的问题了。强迫农民拔掉豆苗，栽桑种麻，蚕病了没人管，种出麻来没人收购，一切损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头上…… 迫切需要化肥的时候，买不到化肥；急需农药的时候，买到的却是假农药，农民的眼泪只有往自己肚里咽…… 贺享雍太熟悉农村的一切了。他写余忠老汉一家，笔墨却不由自己地伸开去，涉及广阔的城乡生活画面。他的笔触不但渗透到余家几兄弟的个人生活变故中，也渗透到村、乡干部和县城的生活中，展示了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只是这幅图里，显现出的不是古典画面里的那种典型平和，而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在位时的村支书毛开国倒也神气活现，下台后却为余忠不念旧恶、宽厚待人感动得老泪盈眶。逼着农民干这干那，而自己长期贫病交逼的乡干部陈民政，临死之前还为“没想到我们一片好心，竟给你们带来了损失”而愧对乡亲，死不瞑目。县里忙着搞什么龙舟节，乡里忙着制造假乡镇企业产品去应付差事，闹得农民进城买农药也办不成事……这一幕幕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悲剧、闹剧，使这五十多万字的篇幅，耀射着斑斓的五光十色，洋溢着说不完的酸甜苦涩，让人回味无穷，思之不尽。余忠的老诚质朴，毛开国的前倔后恭，陈民政的有苦难言，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浮雕似地从纸面上凸现出来。现在的评论家似乎早已不再乐意运用“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这类术语，似乎它们已经是过时的陈旧的语言。但是，我想，似乎也只有“典型意义”这个词才足以表明这几个人物形象的份量。他们是你在报纸上、文件上看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灵魂，是你在报告中闲聊中听不到的当代农民的真实心声。 这是一部厚重苍凉的小说。尽管作者给了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恰好是这个结局，使人感受到更大的悲哀与更多的无奈。文义要依凭法律，找政府打官司，挽回订了合同种了麻却无人收购。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这个行为无疑是公民的权利，是无可非议的，连律师也明确表示要给予支持。但是，状子递上去以后，却受到了行政权力的毫不留情的阻遏。法院退却了，律师也退却了，客观事实毫不含糊地证明，面对各种行政权力，农民想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行不通的。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作者顺手调来一个省委书记，让文义的人民来信恰好落在他的手中，首长批复，问题立马得到了解决。不知道这究竟是应当使人高兴，还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作者也许有他的不得已之处，或是有某些想法，但它留给读者的却会是更多的追问与思考。 在余家几个儿子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余文义，在性格上逐渐表现出跟父亲和两个哥哥不同的特点，这是时代生活在飞跃中前进的折射，同余忠老汉的性格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差。这个有点文化、爱动脑子的青年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他的父辈的地方。诚然，在开始时，他对毛开国想在他们家刚开挖的渔塘中占个“干股”的反抗，多少还有点冲动之中的突发性质。越到后来，他的行为便越来越显出了是思考的结果。对农业生产的失望使他外出务工，但外出务工的经历，又迫使他重新寻求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回到家乡，立意发挥本身的优势，创办小乡镇企业。事情成功与否，是否一帆风顺，并不要紧，关键的是经过几年的折腾，他生活在明明白白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追求着自己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作者对余文义的这个渐变过程，写得很细致，分寸掌握得比较恰当，没有拔高他，没有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这也是由于作品所要着重描写的是内地的农村，不可能放开笔墨，跟着文义的脚边过多描述沿海城市的生活场景。因此，作者是让他在一段曲里拐弯的人生旅途中，一点点地成熟着，他在悄悄地不显眼地向人们预示着农村新一代人正在逐步取代老一辈人，独立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在对待命运的态度上，文义同父亲形成了反差，那么，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文义同他的二哥文富也正好形成对比。对于爱情与幸福，文富不是没有向往与追求，然而，在现实矛盾面前，他却显得过份的被动与慌乱，看不到前途，想不出办法，甚至还不如几经折磨反而坚定起来了的玉秀。也许作者对文义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多少有些许简单，线条粗疏了些，但在作品中，作为反差，它却正好映衬出了余忠老汉和他的儿子文忠、文富的性格的软弱与生计的困窘。 在着力塑造农民形象的同时，作者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从县到村的各级基层干部的素描。其中，我认为写得极其传神的是陈民政和村支书毛开国，尤其是陈民政，虽然着笔不多，但他在几个关口的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衣着简朴，病容满面，四处奔走，最后却以反而坑了农民抱憾而终。陈民政辞世的那个场面，简直可说是具有震撼力的场面。当他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大口地吐血，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为了卖不出青麻而愤怒的农民正在乡上闹个不休，有的已经闹到他的病榻前来了。而一贫如洗，终生劳累的他却满怀着对乡亲父老的负疚之情永别人世。 也许由于作者在构思中，过于确定了作为各种负担、压力的承担者的余忠的个性，因此，在全书不算太短的时间跨度和不算太少的情节演进中，余忠的个性却缺乏随之而发生的变化。他总是那么老实、厚道，总是那么忍让、谦和，好像永远也不会怀疑什么，好像怎样也激不起他一点点火气（除了对儿子们发火以外）。而几个儿子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也太缺乏鲜明的特点。老大余文忠几乎就是父亲的影子。老二文富除开与玉秀的婚姻变故外，在主要情节进展中也总是走不出父亲的阴影。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人的内心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余忠老汉和文富的身上，似乎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充分的表达和更细致的刻画。毫无疑问，在文学圈子里，贺享雍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无可置疑的，特别可贵的是他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更是文学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需要控制住自己这种丰富强烈的感情，站开一点，冷静地（必要时甚至是不惜残酷地）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去挖掘其中的细微曲折的冲突，去揭示其中的痛苦的自我挣扎，让人物的性格从书页上凸现出来。一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贺享雍创作的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超越这个水平的突破。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文学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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