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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香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 “……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未属于某个诗歌社会团体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 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 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辞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洁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 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埃”“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俩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 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 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尿。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 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布帘旁。我说：“杨真你怎么样？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呻吟变成了压抑的哭泣。“我疼，”她说，“快打电话到车站，叫东海马上回来！”见我犹豫，杨真大声地说：“快打！快打！把他叫回来！”她有点和我急眼了，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走到放电话的茶几前抓起听筒，一面翻阅厚厚的电话簿。然后拨号，占线。其间杨真的声音不断地催促我：“快、快！叫他回来！” 终于我拨通了，没有人接。由于身后那声音的逼迫，我对着听筒不禁自说自活起来：“喂，车站问询处吗？……我想打听一下济南至许城的……什么？晚点啦？……就要到啦？……哦哦，那好那好。” 我放下电话，对布帘说：“放心吧，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一九八六年 赵燕递给我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让我看。那是东海去南宁时拍的，当然是去找老方。照片里有老方，还有一些其他人。我注意到有几个女孩。有一个女孩出现的频率很高，我逐渐熟悉了那张脸。东海羞羞答答地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他指的是那个反复出现的女孩。她是他此次南宁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东海用他带的相机给女孩拍了不少照片。 我说：“不错不错，真不错。她叫什么名字？”东海答非所问地说：“她是王玉的同学，一个班的。”我问：“照片里有王玉吗？”“有啊，”赵燕说。她洗扑克牌似地摆弄着那叠照片，然后，我就看见王玉了——赵燕将一张照片拿在自己手上，离开我的眼睛一定距离让我看。 一个女孩在远远的地方，正向前面走过来。这是一个走的姿势，人体细长。由于远，面目身影都比较模糊。能看得出王玉在笑，散发被风吹向一侧。她穿着当时颇为流行的牛仔裤，裤脚颇宽，似乎是喇叭裤。她在一个什么地方走着？没有具体的景物指明。但肯定是在室外，画面上阳光和风的感觉很强烈。也许是在湖边吧？ “怎么样？”赵燕问我。 听她的口气我就知道她对王玉已经给予了肯定。看她把王玉据为己有的样子我就大致明白了。我不说话，要把照片拿过来细看。赵燕的手本能地缩回去。其实我已经看清了，没有必要再看。 但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确认赵燕的心意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健康？”赵燕问我。 她不问“是不是很漂亮”？而是问了次一等的“健康”，这已经很不错了。当时在赵燕那里，健康意味着更多的肌体以外的美学概念，漂亮则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当然，她得把完人的感觉留给自己。 我附和了赵燕的看法，说王玉看上去是很健康。我问：“还有没有了？”我说的是照片，上面有王玉的。 赵燕说：“没有了，就这一张。” 房间里有很多人，端着杯子走来走去的。我们讨论照片的时候东海正八面逢源地应付来客。赵燕把他叫过来，向他要了那张王玉的照片。她真的把它据为己有了。我以为她的做法有失偏颇，会让东海面子上难堪，于是就向东海要了一张那出现频率最高的女孩的照片。当然，我不便要她单独一个人的，而是她与东海的合影，开始东海还舍不得，最后想了想还是忍痛割爱了。我夸了句那女孩“很性感”，东海这才告诉了我她的名字：“田恬。” 我说：“这个名字好，很温柔，一听就记住了。”东海说：“还不知道下面怎么说哪……名字好是好，而且也不是什么笔名……”他有些喝多了，词不达意。看得出来，他有些忧愁。赵燕在一旁说：“要是笔名，那可俗透了！她写不写东西？”一小时以后她为这件事责备我道：“你这人怎么这么虚伪？” 田恬明明不怎么样我还要了她的照片，这是其一。夸她性感这是其二。倒不是因为我夸了田恬，性感这词儿本身就庸俗得不得了，我怎么说得出口的？还有田恬，这个词儿也不能饶耍叫这名字的人还能好到哪里去？ 我一一解释道：首先我并非要了田恬的照片，而是东海与四恬的合影。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东海一个面子。第二，我之所以用了性感一词是因为她不漂亮，也不健康，不过性感而已。说她性感不过是说她是一个女人，而她并不比别的女人还要性感。第三，田恬是叫她的名字给害了，我完全同意。东海怎么和这样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我表示惋惜。 赵燕说：“我看她比东海强！”不知不觉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立场，赵燕竟为田恬辩护起来。 我们得上床干那件事，这谁都明白。所以说我们的互相妥协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成分。 我和赵燕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去太原开第六届“青春诗会”，结束后去北京看望东海。当时东海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期刊打工。我到北京以前，赵燕已经在东海那里了。她是随一个电视剧组进京拍戏的。我和赵燕在东海的宿舍里不期而遇，为此东海招来了他的一大帮狐朋狗友。俗话说：小别胜过新婚，何况有意外的惊喜。 无论怎样无礼，我们还是坚持把东海赶出了他的宿舍，在一片狼藉之中插上了房门。赵燕问我：“我有田恬性感吗？”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的回答是“漂亮当然包括性感啦！”继交换彼此的立场之后我们又交换了几种姿势。然后是妙不可言的高潮。我们疲惫地分开。如果说我们仍然紧贴在一起，是因为东海的单人床太窄了。我们又开始争辩，彼此都知道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不会需要对方。一小时以后呢？那就很难说了。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拼命争吵、刺激对方只是为了互相提醒：不要睡过去。最后一次我怎么也无法完成它。天快亮了，窗户发白，我很着急，赵燕还在一个劲地催促。她困顿不堪，想马上就睡。要是此刻她把我掀下来，可就惨了。我的思想也变得非常迟钝，脑子里光有一些零星的名字，可她们的身体拒绝呈现，还有她们那淫荡的怪癖、撩拨人心的技艺。我一路默念下去，好像神汉念叨着那些亡魂。终于，在王玉和田恬之间我激动了。在她们之间，或者从王玉开始到田恬结束。 第一夜 王玉站在门边，比想象中的要黑，也许是穿着那条黑裙子吧？ 她上身穿一件黑背心，露出两侧的裸肩，随东海进屋里来。东海一头扎到布帘后面去了。他匆匆进出了两回，拿什么东西；后来好半天没有出来。我向王玉解释杨真的病情，她很有礼貌地问了更多的情况，后来我就问她一路上是否辛苦？交谈时我一面观察她，主要还是在询问我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她与那个传说中的王玉有哪些不同呢？ 的确是有些不同之处的，但不是和我的想象比较——她就在我的眼前，使我毫无想象的余地。我是说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姑娘，特别是和无所不在的许城姑娘相比，她的特色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她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南方、边疆、神奇的岩溶和众多的民族。她使我联想起植物。久居城市的人往往有某种自然崇拜的心理，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人。于是在和王玉的交谈中我不免掺杂了几分好奇和欣赏。她像土人那样不可思议地害羞起来。 等东海忙完我们来到桌边吃饭，我客气地问：“饿坏了吧了”王玉不好意思地说她不饿，接着脸又红了。她说他们已经在外面吃过一点了，不过她“还可以再吃一点”。我和东海讨论起火车误点的事来，他有些心不在焉，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也是的，火车晚点有什么可讨论的？他们不是已经顺利抵达了吗。 东海吃得很快，话不多，也顾不得招呼客人。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布帘吸引住了。也难怪，让他焦心的事也真够多的。给杨真换完药后还得喂她吃饭——她的一条胳膊肿得已无法弯曲。喂完人后还得喂猫。那猫现在可是杨真唯一的伙伴了，她疼它就如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黄黄受到委屈。这件事东海是不敢怠慢的。他俩（杨真和她的猫）吃喝以后还得大小便，这自然也是东海份内的事。 由于主人愁眉不展，饭桌上的气氛沉闷起来。老保姆垂手而立，如惊弓之鸟。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猫尿的酸臭。另外这里面还有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使我坐立不安。饭吃好了，坐的椅子向后撤。王玉去水池旁洗了脸，完了问毛巾挂在哪里？我就对她说：“你不住这儿。我那儿地方大，你跟我去演武二村。”王玉就又将毛巾牙刷香波等一套东西放回塑料袋。我起身背上王玉的背包，对东海说：“那我们就过去了。” 东海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竭力挽留王玉，坚持说他家里好住，比我那里方便。可我们还是坚持走了。 我和王玉来到外面，就像从监狱中逃脱出来一样感到非常地自由。由于自由的晚风、自由的夏夜、自由的街道和灯光，我感到我们比初见面时亲近了许多。我推着车，和她并肩走在马路上。虽说我可以骑车带上她，可我们中并没有人提出来。我们就这么走着，一直走到了我的住处。飞逝的五十分钟里，我反复体会自己的心情：多么地坦然和放松。由于朱浩的存在，我和朱浩的渊源关系，王玉和我之间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她不过是朋友的女人，我要好好地对待她。 你知道，离婚以后还从来没有以如此放松的心情对待过一个女人。我总是抱着明显的目的，而那卑劣的目的又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要么我就拒绝与任何女人交往，要么我就无端地紧张。我几乎都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可能了。回到演武二村，我把我的苦衷告诉了王玉。丝毫也没有挑逗的意思，我只是为自己刚刚获得的最佳状态而兴奋。要是把这种轻松的状态运用到别的女孩身上，那一定是会大获成功的。我发现了自己极大的潜力。 我和王玉的话题自然涉及到朱浩，而且主要就是朱浩。王玉这次去济南似乎不太顺利，两个人似乎有点不欢而散的意思。我问：“本来不是说好两人一块儿来的吗？”王玉说她也不知道，朱浩临时变了卦，说不来了。他倒是主张王玉先别急着回南宁。朱浩让她一个人来见我，让我领着她在许城转转、散散心。我听了一愣，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散散心的地步了？ “说是让我来找你，又不给我你的地址。最后几天他整个不见了，搬到办公室里去住了。他们厂的大门我又进不去，这才给东海发了一份电报——他的地址还是三年前在南宁时给我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把那个黑裙女的笑话讲给王玉听，她又说：“我虽然给东海发的电报，心里想着的还是你来接。我们不是没有见过面吗？所以就署了个黑裙子。” 后来我们分别洗了澡。王玉换上睡裙、拖鞋从卫生间里出来。 我们席地而坐，又谈了一会儿。对待王玉我就像对待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要不是考虑到她旅途劳顿，照例是应该聊一个通宵的。考虑到她是一个女人，我就适可而止了。我把自己的床让给王玉睡（这属于我的待客之道），那里的条件比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张床要好一些。我整理出一套较好的卧具（包括枕头、席子和线毯）运过去，自己用挑捡后剩下的。电风扇和电蚊香都给了王玉，我用折扇和冒烟的蚊香。对待王玉一如对待我的朋友朱浩，虽然他们的关系看来已经了结了。 这是第一夜。 一九八七年 那是一趟西宁始发的过路夜车。我们的两张硬卧车票中有一张是下铺，于是就坐下来先喝啤酒。当时已近十点，火车正穿过西部若干荒凉的地区，窗外一片漆黑——贴近车窗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孔。夏天日长，太阳其实刚落不久，可车厢里已是一片鼾声鼻息了。我和朱浩是从兰州上的车。我们上来以前很多人都在睡觉，车过兰州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醒。当火车再次移动起来车厢内很快就恢复了安静。这与登上混乱的始发车的情形是不同的。我和朱浩坐在黑暗中，慢慢习惯了周围的环境。 一周以前我们有一个机会在兰州相聚——一家私人书店的老板异想天开要编一本实验诗集，拉了我和朱浩及上海、广东的一些诗人去给他拟定名单。结果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眩大家正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当地宣传部门的一个指示否定了整个计划，最终解决了问题。 在兰州时人来人往，我和朱浩没有交谈的机会。此刻我们单独相处时却感到了寂静的障碍。要谈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有些是很重要的。在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结了婚，作为情况，至少也得互相通报一下呀？除了婚姻还有另外一些感受，也许是更为重要和不可忽略的。我们喝着啤酒、撕扯烧鸡，准备着开常打着饱嗝，放松的身体也渐渐下滑。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就此一别恐怕又是几年。 茶几对面的下铺上也坐着两人。他们是从西宁上的车，对环境较之我们更熟悉。他们带着老前辈般优越的目光打量我们——倒不是因为年纪大，不过是比我们多了几小时坐火车的资格。他们自以为是，又很排外，故意用水杯和帽子在小桌面上占据了很大的面积。由于那顶有徽章的帽子，我们才发现了他们所干的行当：他们八成是外出办案的公安人员。 看到这一对活宝朱浩笑了，他笑得很轻蔑，发自肺腑。看来他们的确是来自西部的两个土公安，没见过什么世面。这时，他们点燃了一种很细的雪茄，呛人的烟气立刻把我和朱浩的希尔顿盖住了。我看见朱浩像变魔术一样也从身上摸出一盒雪茄烟，巴山牌，六支装的那种。我知道这是当时市面上最粗的一种雪茄了，正好适合此时此地的我们。我和朱浩换抽雪茄，希尔顿掉过头来对火。由于口径悬殊，光对火就对了好半天。 对面的两个马上蔫了，捻灭了小雪茄，手直往腰间探去。他们触摸了腰间手枪的皮套，但没有勇气将手枪拔出来。朱浩大口地吞云吐雾，两个可怜的乡下孩子就被烟雾笼罩住了。这以后他们的交谈就有了野蛮和血腥的内容。大约他们觉得我和朱浩像文人，想借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把我们吓祝他们谈到西部的监狱、广袤无垠的沙漠，他们谈到杀人与被杀。他们当然是前者，杀人的人，似乎他俩都干过几次。而被杀的，就像我和朱浩这样的。他们几乎是根据我们的相貌描绘了被他们杀戮的对象。我们的惨状，乞怜和卑贱。他们的牛皮吹得如此之大，竟有了严肃的意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浩以绝对抒情的语调向我讲起他和王玉度过的一个夜晚。 我想这个夜晚应该是在他们公开接吻之后。简陋的学生宿舍里，我想是那年的暑假。经过她的精心安排他们在一起过夜了。他们分睡的两张床上（集体宿舍里床多得是），中间隔着几张课桌。皓月当空，窗户开着。一些月光洒进来，同时带进一些树枝灯杆的投影。他心静如水，没有要求，因为他爱着。她主动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掉了。一件一件，也不过两到三件，她已为这一时刻做过准备。 最后，就是她的裸体了。他在自己的铺上没有动，静听她脱衣的悉萃之声。他盯着天花板，在月光的照耀下看清了她日常寄宿之处的全部简陋，心里不禁感到悲哀。她唤他过去，于是他就过去了。她让他看她，自己却闭起眼睛。他按照她的想法看了她，他看见了。她喃喃低语，说了一些“我怎么样？”之类的话，而他一手撑着上铺，衣冠整齐。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有关他的妻子。还有这破旧的宿舍，这肮脏的垃圾，这是她生活其间的地方。他为这么好的东西放置在这里而感到辛酸。月光和皮肤，那纯粹的美更自不待言。 还有他自己的心境、幻觉和青春。她将他的手拿过来，放在她的乳房上。没有猥亵的因素，只是静静地放着，似乎是在遮挡他们两个人的羞耻。他以同样的方式抚摸了她的全身——她拿着他的手，他的手被她而不是自己拿着。他的手因此变成了她的。她引领着它完成了整个的仪式。她在和她的贞洁告别，恋恋不舍，非常自怜。 这里的描述大都出自我的想象。尤其那唯美的调子肯定是附加上去的。当时朱浩已不再是一个夸张的人。他叙述的动人之处完全在那一时刻的神情，在于他十分特殊的语调。断断续续的话语、绵绵无尽的声音，有时候你几乎以为他睡着了。也许他真的睡过去了一会儿，突然，那扬起的声音有如梦呓。慢慢的，一切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地喝酒、放瓶子，慢慢地扯开烧鸡，慢慢地嚼，吸烟，吸进、吐出，烟雾慢慢地缭绕。往事在沉默中慢慢地流淌，被思索和理解，被继续。那个明月之夜被套入了如今这个夜晚，一切都是缓慢的、抒情的、失真的。朱浩以他特有的温柔和色情平伏了两个公安的血腥和狂暴。不知何时他们已安静下来，也在听。他们加入到慢的沉浸中来，唯有那火车狂奔而去。 公安和我都同样关心一个问题。良久，朱浩终于说：“那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干。” 东风新街 本来是不会有第二夜的。就在王玉来许城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个会议通知，要去安徽开一个改稿会。会址选在滁县琅岈山。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她也将前往。 去年夏天我受聘于《诗歌杂志》下设的函授学院当老师，分至我名下的学生有两百号人。我的任务就是每学年之内给他们每人写四封信，而每封信的长度不得少于四百字。每年，函授老师有义务从所带的学生中挑出一名佼佼者，并带领他（她）去参加一个专门的改稿会议。琅岈山笔会是第一届，我推荐的这名学生是个女的，笔名袅袅。除这个名字外，在袅袅的来信和作品中当然还有一些让我想入非非的东西。我已写信通知袅袅，告诉她我将途经南京把她带上。本来是不会有第二夜的，因为第一夜过去我就去长途汽车站买车票了。 王玉无事可干，随我去车站买票。我们乘十一路车前往，下车后就来到了又脏又乱的立交桥下。天气又热，心里烦躁不安，所以出了不少的汗。我们还得向臭烘烘的人堆扎进去，真够恐怖的。我让王玉在一边等着。曾几何时她已成了我的一条甩不掉的尾巴？哪怕再龌龊不堪的地方也寸步不离。买票的时候我真有点动心，考虑是不是也要给她买一张？这样我就将带着两个女的去赴会，似乎不成体统。最后我只买了一张票。我把票拿给王玉看，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的。王玉站在那里，似乎有了某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我真怕她提出来和我一起去。她是朱浩的朋友，我怎好加以拒绝呢？ 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没有坐车。我们在临街店铺的阴影下钻来钻去。我告诉王玉：我走后房间的钥匙留给她，她爱住多久就多久。 我那儿有火，她可以自己做饭吃。再买一张许城地图，就可以真正享受一个人的孤寂和自由了。有什么事可以找东海，他就是目前忙乱些，恐怕腾不出时间来陪她玩。至于我们（我和她）还有整整一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就像昨天那样。我说话的时候王玉不停地点头。我注意到有人对我们侧目而视，这与我们走的是反道（靠左）有关。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妒忌。和许城姑娘相比王玉或许算不上是最漂亮的，但她在那里走着就天然地有了一种不同。不是特别地不同，而是温和地不同，这就更加与众不同了。人们定是把她当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也乐于接受这一点。 我们走进阴凉的邮局大厅。我给袅袅发了一封电报。东风新街28号，这是袅袅和与她相依为命的寡母的住址。我告诉袅袅明天下午在南京汽车站接我，我将手持一期《诗歌杂志》，以便识别。 没有别的非干不可的事了，我提议去郊外的几个景点转转。王玉说：“还是留着我一个人去吧。”语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也许女孩子喜欢逛商店，虽说我没有兴趣也只好陪着。好在王玉对商品的兴趣也不大，逛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吃饭。落座后我才发现饭店位于一家浴室的楼下，就是我经常光顾的那家，名字很奇怪，叫“快活”。我们怎么会流落至此的呢？大概是受到阳光和人流的逼迫，就折了进来。我们肯定不是来这里洗澡的。 吃完饭，我们留下来继续喝茶，一直喝到了天黑，店堂内亮起了灯。其间，我们各自起身上了两趟厕所。值得一提的是：快活浴室的厕所很方便宜人。其实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过是一个过道，上面加盖了顶棚。那令人陶醉的穿堂风一阵一阵地吹来，恐怕也是我们长留此地的原因吧？夏天的许城，这样的去处真难以寻觅，权且就算是我对王玉的一番招待吧。 实际上，我也的确喜欢在澡堂里招待远客，首选的去处就是这家快活浴室了。记得朱浩和东海的首次见面先是在我家，然后我就拉他们来快活浴室洗澡。我说了句名言：“没在一起洗过澡就不能算真正地认识！”他们都是懂幽默的人，为此乐了半天。此刻我把这件事讲给王玉听，她开玩笑说：“那我们是永远不会真正地认识了。”我是一个懂幽默的人，为此乐了半天。我说：“夏天没有必要到澡堂里来洗，在家就可以了。”王玉说：“不是也有人洗吗？”的确，一些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从楼上下来，披着湿发，面孔被蒸得通红。我因此说：“就是可以洗，你在女宾部，我在男宾部，也不能真正地认识呀！？”王玉是个懂幽默的人，为此也乐了半天。 我将男澡堂内情形讲给王玉听，如何搓背、捶腿、捏脚、掏耳朵，都是一些让人舒坦好过的事儿。王玉抱怨说女澡堂里什么服务也没有，就是那些乳房、大腿叫人看不够。我说：“你可别是同性恋呵？”王玉开始不懂我的幽默了，她说：“女的都喜欢看女的，这你不知道？”我说：“知道，但知道得不多。” 我们由此谈到了两性人，由两性人扯到太监。我告诉王玉说我最近读到一本奇书，上面说太监分两种，一种是先天的，一种后天。 后天的那种长大后才动手术，所以说他们虽没有资本，但性意识还是有的。所以他们很难过，干是就产生出很多的变态行为和心理。 那种先天的要自小培养。从前有的地方专出太监，就像这里干澡堂的常常是扬州人一样。方法是小孩刚生下来就请一位有专门技巧的保姆带。保姆每天搓揉小孩的睾丸，使其不能发育。天长日久，那里就自然萎缩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太监就不会有性意识。应该说作为太监他们是更称职一些的。 我相信我就像那些太监一样，此刻一点性意识都没有。我欣喜地感到我的身体没有一点异常的反应。去厕所的时候我顺便检视了一下，一切正常。我为自己纯洁之体和轻松状态而备感骄傲。我走回去，继续加强交谈中的下流成分。这次我是有意为之。我感受到了某种永远不变的东西，诸如王玉是朱浩的女人，而朱浩是我最好的朋友。诸如我上衣口袋里的那张车票。在这永恒的格局和必然的流向中我放弃了自我，犹如放弃了欲望。我是多么地安全又多么地幸福！ 一九八八年 后来朱浩还是和王玉性交了——这是免不了的。虽然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这一点，但我相信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我还知道王玉在朱浩以前是一个处女。是他把她破坏了。之后，朱浩匆匆结束了那个长假，出差归来回到济南。他回到了老婆身边。他开始和王玉通信。她的信都是寄到他们厂他的办公室里的。他坐在办公桌前阅读来信，然后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白纸唰唰地给她写上一堆。台灯照在他天然鬈曲的黑发上。他侧着头、思考着，面无表情。 我知道他所用的信纸是他们厂的专用信签，抬头部分被整齐地裁掉了，依稀留下一道红杠。我还知道他用的信封印着他们厂的名址。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朱浩同时也在和我通信（使用了完全相同的信纸和信封）。我知道一切，但就是不知道王玉会从朱浩的来信中读到些什么——他从来没有干过装错信封的蠢事。突然，朱浩被自己的幽默逗笑了，环顾四周才发现办公室里已空无一人（除了他自己）。同事们都下班回家了，而他是自愿留下来的。他的任务是值班，看电话。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写信或回信。他在信中对王玉说：“要不我们去澳洲，做一对袋鼠夫妻？”后来这句话成了他诗中的一句，我才得以窥见的。他为一只办公室里的公袋鼠而笑了，乐不可支。他笑得前仰后合，当然不是为了澳洲原野上的那一对。当时确有很多人去了澳大利亚，他们倾家荡产，借债挪钱地去了。朱浩用典一向紧贴时代。我想他不过是借题发挥，针砭时弊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去什么澳洲或澳大利亚。 新风东街 信箱里有一张通知单，让我去希望路电信局取一份电报。看来下午已来人送过一次了。关于这份电报，我一点线索也没有。我想。 八成是朱浩要来了——他改变了主意，请了假，来和王玉和好如初。这样也好，明天我去滁县，就让他们在这里过几天小日子吧。王玉连连摇头，说绝对不可能，朱浩是决不可能来许城找她的。这么说其实是盼望朱浩来——我看出来了。 我们上了楼，稍歇片刻，就又下来去车棚里推车。王玉坚持带我。她的心情很迫切，所以骑得飞快。好在夜深人静，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很快就到了。灯下，一个制服碧绿的人递上电报。果然不是朱浩拍的，也不是我认识的其他人。电报还是我上午发往南京的那一封，被原封未动地从南京退了回来，原因是地址有误。我把新风东街错写成东风新街了。这个地址我至少写过四封信去，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差错。 王玉又在拿她乌黑的眼睛看我了。也许，是天意让我不能成行吧？这么说勉强了点。因为此刻我们就站在通宵营业的电信局的前厅里，再给袅袅发一封正确的电报也为时不晚。不能说我已无能为力，或需假托于什么天意。要说也只能说是天意的一个征兆而已。再者，即使袅袅没有及时收到我的电报，我也能按地址找到她的家啊？即使地址有误，找不到她家——退一万步说，我也能自己从南京转车去滁县开会呀！我得为我的主意改变负责。我说要走了要走了，弄得人人皆知（包括东海），结果又不走了。与其向他们说明虚假的事实（一封有地址有误的电报），还不如承认我想多陪王玉玩几天。 我抱着某种决然的心情走到柜台前，大声吆喝，向打瞌睡的营业员讨一张电文纸。她说要买，我就买。然后我填写了当天的第二份电文。我避开了东风新街或新风东街，那极易出错的是非之地。 我将电报直接发往会务组，告诉老李我因病不能前往了。告诉他我多么地遗憾，并祝会议成功。 回来后，王玉去卫生间里冲了澡，换了睡裙出来。那睡裙很短，下摆在膝盖以上，上面，穿过两边的腋下在背后打了一个结。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质料的，不过看上去又轻又薄，浮面上还有那么一点发亮。白色的睡裙，使四面探出的王玉棕色的肢体更诱人了。她的鞋底带水，进了卧室。 平日，我的卧室地上撂着一张双人床垫，除此之外没有床架，也没有别的什么床。就那么一张床垫撂在地上，看上去怪诱人的。谁都想到上面去滚一滚。那些故作天真的女孩尤其如此。度夏时节，与床垫并列在地上铺一张草席。人坐在席子上。背靠床垫，是我与来访的朋友们惯常采用的交谈姿势。身后，阳台的门打开着，有凉爽的阵风吹过。席子上的电扇也大摇其头，旋转不已，一张靠背椅权做茶几，上面放着烟缸、水杯之类。对方要是一个女的，可能就有瓜子梅子什么的了。廉价的收录机里涌出音乐，一般是听不懂歌词的英文歌。后来我发明了烛光。熄灭电灯，点燃蜡烛，让乐声缭绕、轻风吹拂，一切就算齐备了。王玉自然将受到我尽可能的款待，我的全套然而是低水平的享受今晚将毫无保留地奉上。昨天过于匆忙，彼此间也不太熟悉，所以实施时省略了几项，诸如点蜡烛熄灯等等。 此刻王玉脱了鞋，在席子上坐下。她随手翻阅着一本杂志。她在等我。而我，正关着门在卫生间里。我先大便，然后淋裕我把刚才大便的地方以及前面反复擦洗了多次。我发现卫生间的环境已经有点陌生了：磁砖上多出几只塑料瓶，内装颜色各异的护肤洗发用品。几只发卡一把梳子，梳子上还绕着长长的发丝。一副未及收捡的乳罩吊在钩子上。其实我早就洗好了，直到完全平静下来这才套上内裤出来。我也不必在外面再加一条西装短裤了。既然王玉和白天在街上时的装束不一样，我也总该有点不一样才对。在街上走路时我就穿一条西装短裤，如果再穿一条西装短裤那就不对了。我不愿显出王玉的轻浮或我的正经来。于是我就穿着内裤赤裸上身来到王玉的身边坐下。如果是朱浩或东海来访我也会这样的。对王玉我没有任何保留，我把她看做好朋友，自己人么！要是有那么一点保留我倒是会心里不安了。好在到目前为止我的表现不错，对王玉的确没有什么保留。我连太监的睾丸都讲了，我还担心什么？ 王玉放下杂志和我聊天。她得等头发干了才能睡，所以我不必觉得会打搅她。我也丝毫没有纠缠磨蹭的意思。我陪她聊天是出于好客的美德。我们不是正谈到明天开始怎么玩吗？到哪些地方？ 怎么走？找什么人？我们在安排游览许城的日程，并不是没有实际内容，不是没话找话呀！我熄了灯，点燃蜡烛，看得出王玉很喜欢。 她的脸仿佛是在一本泛黄的书页里闪动，颧骨上的阴影就像木刻一样。她的眼窝是那么地深，盯着火苗那么地专注。那种插在生日蛋糕上的生日小蜡烛很快就熄灭了，我还能找出很多（放在一只纸盒里）。我听见王玉说：“别去找了吧。也别开灯，就这么呆着。”我没说话，坐了回去。片刻后通向客厅的门框显露出来了，房间也不像先前那么黑。我们的身后有较强的光。转过脸去就看见了通往阳台的门。门开着，由于临高，我们看见了街道对过的梧桐树顶，一盏路灯掩映其间，真是美妙极了。树冠不再像白天看上去那样茂盛炽烈，而是晶莹璀璨、色彩缤纷的。阵风中树木摇动，树叶翻转，仿佛玉片磕碰发出了音乐之声。一些光亮洒进来，使我们的眼前更黑暗了。肤色黝黑的王玉有如我身边的一个阴影。 我伸手去拿组合柜格架上的一瓶酒，不用看我就知道它在那里。在它的后面有两只杯子扣着，我也一并提了过来。将两只杯子平放在席子上，这时我才问王玉：“喝点酒吧？”对方说：“好。”我提起瓶子发现酒瓶几乎是空的，只剩下一个底子。我把最后的一点酒小心翼翼地分倒在两只杯子里，空酒瓶放在一边。我用两指夹起其中的一只杯子，在另一只靠着王玉脚踝的杯子上轻碰一下。玻璃发出脆响。暗光，杯底的深色液体波动。我在微凉坚硬的杯沿上抿了一口。王玉也拿起了她的杯子。 她问：“这是什么音乐？”我说：“《影子的房间》。” 那磁带盒上的歌手叼着一支雪茄，背景上涂抹着几块深蓝色的油彩，表示出房间的深度和幽暗，配器极为简单。他用我们所不懂的语言反复而低声地吟唱着。收录机上的绿灯闪烁不已。自从喝过第一轮后，我们的杯子重又放回席子上了。它们并排立着，意味深长。好半天我没有说话，似乎在听音乐。这时王玉又拿起她的杯子，在我的杯子上碰着，一下、两下、很多下，她有些不饮自醉了。 我仰靠在床垫上，能看见王玉此时的整个后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与我的杯子相碰）。我又看见了那睡裙上的浮光——它在游动。我闻见了那湿发间香波温暖的气息。我想我距那一切近在咫尺，我的右手更近。它在意识力的作用下悄然抬起（有别于明确的指令，有如我们在梦中攀登，双腿也会在被子下错动一样）。等我清醒过来想把它放回原处我身体的右侧，已不可能。我找不到它的位置了。就在刚才，王玉向她的左侧位移了几寸，正好是够我的右手放下去的地方。 她还在焦虑地碰杯，如同鼓点锣声催促。我的右手也还悬在半空，还在犹豫。最后下降时它还是避开了她的裸肩，落在了睡裙那光滑的质料上。她如同触电一般，反身将我抱祝她用了最大的力气，全身都盘绕到我身上来了。她送上她的嘴唇、舌头、呻吟和颤栗，差一点就将席子上的酒杯弄翻了。我对后一点尤其担心，所以一面回应她一面注意把这些东西（酒杯、酒瓶）隔开，我把她拖上床垫，短暂的分离不过是要脱下隔在我们中间的衣服。然后我们又拥抱在一起了。 我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她，她抬起双腿欢快地迎接着。身体落实以后（它正在踌躇满志并机械地用力）脑袋有暇想到了另一些问题。我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真的吗？……”既没有结论，也没有附加的问题。它没有意义。只是一种节奏，一种进行。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吗—。 一九八九年 他们通信的事后来还是被罗思齐发现了。罗是朱浩的前妻，那时他们还没有离婚。后来他们离婚了，也不是因为王玉听说罗思齐为朱浩给王玉写信的事闹过一阵，由于抓不到确切的证据也就算了。她（罗思齐）曾询问过我此事。我能怎么说？不过是为朱浩开脱，以及说一些让她宽心的话。后来罗思齐给朱浩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他们就离婚了。其间自然发生了很多事，几乎每一件都比朱浩与王玉的通信来得重要。他们的关系自南宁一别后也只是通信，随时光的流逝也日见稀疏。王玉也和别人好过，并且时间都比和朱浩要长（几年的通信不算在内）。后来传来了朱浩离婚的消息，王玉将此当成一个喜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伤了朱浩。后者明确地表示过离婚是禽兽之类，据说在与罗思齐分手的宴会上还大哭了一常在此生离之际他当然不能接受王玉的过分亲近了。朱浩需要女人，给王玉信中写得直截了当，不免下流，不免有泄愤的意思。他让她尽快北上，最好连夜就来，来了就干。她为他的蛮横而生气，拖延着与他见面的日期。朱浩并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在等待王玉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闲着。不用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离婚男人具有的魁力了。和婚姻时期相比，他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他变了，世道也在变。王玉姗姗来迟，那时，朱浩已非常了解自己对女人们的价值和使命了，他没有叙旧，即要求同床。王玉尝试着拒绝。相隔多年，也想他应该有所表示。于是他就武断地给她下了一定义：只有爱情，没有性欲！他不会为那几毫升的精液而向女人恳求、服软，对王玉也不例外。他极为潇洒地理平了衣裳，风度翩翩地离开了房间。他总是干得那么漂亮。深感委屈、难以入眠的是王玉，她的下身已经湿润了，只等着他的坚持。他知道，也许不知道这些。他对王玉的评价到底是一种斥责呢？还是一个赞美？现在，我和王玉已经睡过了，除了猜度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肯定朱浩说法的荒谬，其实并不知道他的用心。也许王玉听出了朱浩话中赞美的意思，以致更加没有情欲了？也许她和我拼命地干、欲壑难填只是想说明她并非只有爱情？她想通过我而转达朱浩。她知道我和朱浩的交情，于是在黑暗中诡秘地笑了。 交流与障碍 “看你和朱浩怎么办”，王玉说，毫不掩饰她的幸灾乐祸。此刻我们已经干完了，她的头枕在我的右臂上。她的脸朝向我，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毯子。我很礼貌地没有马上穿上内裤。我靠在床头，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半天没说话了。我在想，但并不明确。王玉就给我点出来：“你是不是在想怎么向朱浩交代啊？”我说了一句表态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和朱浩的友情。王玉从鼻子哼了一声，她的好奇就有了挑拨离间的味道。 我重申我的看法，即我和朱浩的友谊是第一位的。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朱浩的缘故我是不会爱上王玉的。这一点在当时听起来就是那么明显。那件事一过，我们都有点冷漠无情了。稍后，我有点恢复了。再次交欢以前我们把今后的调子定在性的交流上。 王玉问我想不想知道朱浩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想知道。她还是忍不住想讲。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听。有关内容将成为我和朱浩今后交往中的真正障碍，甚至比和他旧日的情人睡觉还要严重。这样，我听了一点就把话岔开了。毯子随后从中间撤除。直到第二次我才能定下神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和王玉的表情。 她是睁着眼睛的那种，和大多数女人都不一样。那双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都有点心惊胆颤了。她的眼睛反射着阳台外马路对过的那盏路灯，同时表明了她的热望和令人害怕的兴奋度。她的嘴里呵呵有声，不顾一切地连家乡土话都叫出来了，翻译成普通用语就是“真好！真好！真好！”或“真舒服！ 真刺激！真过瘾！”她如此投入、尽兴，反倒使我感到压抑。我一直在她的耳边叮咛：“轻一点，轻一点……”实在不行，当她无法自控时我就用枕巾蒙住她的脸，必要时甚至需要去堵她的嘴。 倒不是我过于谨小慎微、假装正经。要知道阳台上的门开着，距此不远，上下左右就都是邻居家的阳台。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把我们包围在中间。他们在阳台上乘凉，有的干脆支了床在那过夜。我一面竭力制止王玉（决绝的办法就是把工具拿出来），一面想着邻居们的侧耳偷听并议论纷纷。 王玉向我历数她有过的情人，描绘和示范她的性经验。她对我在这一方面无所保留。朱浩以外她还和四个男人睡过觉，有一个是有妇之夫。（他的家伙特大，我仅次于他，算是对我的恭维）。另外的几个就不怎么行了。一个是由于性情原因。一个，是她出差在旅馆里认识的，他在她的怀里叫了一夜的冷，可最后还是没成。她的运气总是不太好，所以碰见我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幸事。我想起来了，刚才她曾大喊大叫：“太好了！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当然，她也有必要表明自己不是那种随便跟什么人都上床的女人。与其说是在赞赏自己，不如看成是对我的表扬。我既是那个在身体方面仅次于有妇之夫的第二号选手，又是那在精神上略胜一筹的。我得到了王玉来自两方面的肯定，因此我认为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 她曾在南方某沿海城市干过，离开的原因是部门经理想占有她。他（部门经理）也是一个有头脸的人物，而她把他落在她背上的手拿开了。“其实我也很想，他按摩的手法也很舒服。但我还是拒绝了。”王玉对我说。表明她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毫无感觉的冷漠的人，但又有很强的自制力。她的自制力正好和她的感应度成正比，所以就更加难能可贵。她并不讨厌男人，这是实话。她迎合了我也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说蓄谋已久，也是成竹在胸的。 她谈起第一夜，我们各睡一室的情景。“这不是太滑稽了吗？各怀鬼胎，又都相安无事。我发现我的房门没有插锁。”她又夸奖起我第二夜的勇气来，说：“你还有点胆子。要不然今晚再相安无事，即便你明天不去开会，我也会告辞走了。”我和她讨论更专业的问题。 我说：据我的经验，性高潮时女人那里是会痉挛的。有的不会，会的只是少部分，大约十之三四吧。我问她会不会，她说：“你没感觉到。”我说没有——“这哪能感觉得到？”她问：“那些会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她们说的。她就叹气道：“你真可怜，还是结过婚的人哪，竟不如我这个做姑娘的。” 然后她就自作主张，邀请我一定去感受一下。既然我的身体比较迟钝，那就用我的手。她的手带着我进去，自己两腿交叉动作起来，不一会她就高潮了。她一面呻吟一面也没忘了让我感受。我只感到又湿又热又腥，还有她肌肉的力量。说实话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痉挛，但为了感谢她的好意，我说了假话：“你跳得真厉害，三下？五下？”她说：“至少有七下吧。” 她真的完结了，看得出来她有多么地高兴。 她让我开了电灯，将早已到头的磁带换一面，摁下。我看了一眼闹钟，凌晨三点一刻了。 王玉兴奋地跳起舞来，又是劈叉又是踢腿，把水泥地弄得咚咚直响。她在席子上狂舞，变化多端。我担心地说：“轻一点轻一点，明天再跳吧？不然楼下的邻居会有意见的。”不得已我让她到床垫上去跳，有弹簧海绵隔着，指望响动能减少一些。而她很快喜欢上了床垫上的弹性，在上面蹦跳不已。她裸着身子，腰肢柔软、四肢修长、双乳紧凑、胯下粉红，很美，也很奇怪。后来我说肚子饿了，她就踩着舞步扭着屁股去厨房里给我弄吃的。锅碗勺盆成了寂静中的乐器，我后悔不迭。厨房内的灯一亮，后面楼上的人就可以通过窗户看见她一丝不挂了。她的贞节、我的名誉只能寄希望于邻居们的按时入睡。而我们自己黑白颠倒。于凌晨四点我吃下去三包方便面。王玉吃了两包。我们真的饿了。 一九八九年 送走王玉的当天，我给朱浩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王玉是个好姑娘，在我这里住了近十天。我告诉他：分别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流了眼泪。其实只是王玉流了眼泪，我没有流。我之所以谎称自己流泪的真实原因是想以一种方式告诉朱浩我和王玉之间发生的事。 流泪并不怎么光彩，尤其是面对一个女人。但我没有更好的主意，只有让自己丢人一次了。信发出后我平静了许多，日后若是朱浩问起不能说我没有告诉过他呀！只不过比较婉转，差不多像是一次暗示。很快，朱浩给我回信来了。他扯了一通别的事，最后，才对我的流泪有所反应。朱浩说：“真是难以相信。”我会和王玉相对而泣。 他的话可作多种解释，难以相信，时值今日我这个人还有感情能力，还有哭泣——这当然是对我的赞扬了。另一层意思也许是：为王玉哭，那太不值也委屈我了。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朱浩是很了解的。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受到了愚弄。他瞧不起王玉，不把她当一回事儿。朱浩想告诉我的是这个，同时也就告诉了我如果我和王玉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会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说得暧昧，他也讲得模糊，这件事就这么暂且糊弄过去了。我们的相互谅解是最重要的，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但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自我感觉依然不好，给朱浩的信也稀疏了。 当时，离婚后的朱浩已去了他们厂办的公司驻海南办事处，许城的一个朋友南下“捞世界”，我把他介绍到朱浩那里祝许城的朋友开始处境困难，我写信去安慰他。给他的信是由朱浩转的，然而我并没有同时也给朱浩写一封信去。接着朱浩给我来信了，非常明确地担心我们之间的友情。朱浩从来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这次的反应当然和别的事有关。他动了感情，说了如下的话：“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挡在你我之间。”这任何女人其实是指一个，即王玉。我想起后者的幸灾乐祸、她诡秘的笑容，心里不禁充满怜悯。 生活与思考 并没有必要通知我的朋友我没有去滁县开会。会期十天，这十天也是我和王玉相待或私守的日子。我们买菜、做饭，洗衣服，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小日子。我离婚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还真有点不习惯。有女人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回忆起赵燕的好处来，相反，倒使我越发怀疑起过去的婚姻。我的意思是：我和赵燕结婚三年，但她带给我的快乐还不如王玉在这十天里带给我的多。王玉又在感叹我是一个可怜人了。“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都是这样的。”她说，“我真不知道赵燕和你是怎么回事。换了我，那是不可能的！” 她哼着歌儿，把洗好的衣服晾得到处都是。因为我禁止她使用阳台（避讳邻居），她就充分地利用两个房间。她把我积攒多日的衣服全都洗了，其中包括几天来我更换频繁的内裤。她洗了染上污渍的床单，洗了她自己的背心胸罩。最后实在没什么可洗的了她就洗手绢，一共七八块之多，在一根塑料绳上晾出，色彩各异，犹如万国旗。 除了洗衣服就是做饭。她将我有限的钱计划着花，居然还买了母鸡，煨汤用以滋补我连日来亏损的身体。鸡汤里还放进了枸杞之类的中药。原来这一套她全懂呀！洗衣做饭外就是睡觉。 那些天里我也特别地能吃能睡，再加上夏天要洗的衣服又多，每天王玉忙忙碌碌，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一般我总是躺在席子上看书或看报，感觉到王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忙进忙出。她什么事情上都不要我插手。只是让我躺着，睡觉，或者看报，和她说话也可以。除了那件事情上她需要我帮忙，其它的事她全都给包了。 所谓的那件事，就是男欢女爱了。她心甘情愿地料理一切。当然是出于对我这方面豪爽的感激。她让我歇着，也是让我养精蓄锐。她那个年龄的女孩，是多么地正常和正当啊！乐此不疲、永无止境。很难说她对家务的热情是因欲望的不满足而来的转移，或是，那事的兴奋余波的扩散。就像我的能量注入到她的身体里去了。那个深夜的裸体之舞是她典型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怎么出门了。许城的风景与她王玉又有何干？许城的风景难道不已集中在此？出门转悠又能怎样？同时也没有人上门来看我。我的那些朋友都以为我已去了滁县。关于那次会议的情况我已四处散布。我想：最终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阴谋的——由于我未能及时告诉他们我改变了计划。包括我正式的女友，王玉来许城的前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已告别过了。 听说我要离开十天，她的眼圈红了。她持有我房间的钥匙，但我不必为此担心。她是一个老实的孩子，完全信任我。倒是这段时间里出门不太方便了。我和王玉的想法一样，宁愿呆在家里。 和我女友一味顺从的态度相比，王玉是令人兴奋的。同是一个，为什么到了朱浩那里就成了没有性欲的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有爱情，就像我和我的女友有爱情一样？看来爱情这件事与性欲多半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成正比例关系——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问题是我们除了爱的圣洁之体验（所谓“没有一丝邪念”）外，是否也需要性的荒淫之感受？是否更需要了？是否荒淫无耻是圣洁的物质保证呢？ 在席子上无所事事、似睡非睡的时候我考虑了这些问题，用以消遣。 再者，什么是荒淫的感受呢？这大约与某种禁忌和非正常状态有关，比如通奸，比如乱伦，比如朋友之妻、之妾、之情人、之性交对象，也许还包括同性交媾以及种种性错乱、性替代的发明和发现。 压抑和禁令使人们普遍兴奋，同时又培养了他们个别的嗜好和怪癖，他们真正的私人性。但每个人的感受范围都是有其界限的，不可能有人有容纳一切的胃口。如果两个人的感受范围正好切合，那真是天赐。 比如我和王玉，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都能体会到那由于朱浩的存在所产生的公开的难堪和隐秘的快乐。在我看来，她是我朋友的女人。在王玉看来，我是她男人的兄弟。我和王玉，真是下流的一对，或者说：我们在一起体会着下流。从机会上说，也许还是千载难逢的呢。 一连数天，我们不仅多次性交，不分昼夜，王玉还进行了许多小试验、玩了不少小花样。其中的一类是从未有过的尝试。一类，来自以往的经验中，与我共享。由于它们“真正的私人性”，我不便在此复述。但有一点是一定的，就是王玉的感应范围正好也是我的感应范围，我都能接受，并也教会了她一些新东西。 穴居 卧室内的窗帘是双层的，用了红黑两块布料，红的在内黑的在外，据说这样隔光效果最佳。我完全相信，因窗帘是从一位搞摄影的朋友暗房的窗户上取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很依赖这块窗帘。室外阳光猛烈扫射，我的卧室里却很阴凉——有如啮齿类动物的洞穴。我用湿拖把拖了地，再加上电扇的阵风吹拂，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再加上王玉的到来，那寂寞的洞穴中的白日就如真正美妙的夜晚了。 大家都知道：没有女人的夜晚不能算是真正的夜晚。也许只有我一人知道：有了女人，即使是白天也可以当成夜晚来过了。 我和王玉的日子基本上是黑白颠倒的，或者不分。台灯或蜡烛不分昼夜地亮着。我们饿了就吃，恢复过来就干，困了当然就睡觉。 我的闹钟停了，手表不翼而飞，日历也很久没有翻动过了。我们没有或取消了时间。洞穴幽暗，世纪漫长，没有人来提醒我们。直到有一天有人在外面敲门，不是找我，竟然是找王玉的。 他叫了十三声王玉的名字——“王玉”，根本没有提及我。他当然以为此时我已在安徽的琅岈山顶了。同时他还知道我不在的时候这里交给了王玉。这个敲门的人就是东海。我们没有开门，停止了任何动作。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我们又在干那事儿。东海敲门使我记住了无数次交欢中的一次——他敲门的那一次。 我和王玉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在席子上我们已经腻味了）。实际上是我坐在那把椅子上，而王玉坐在我的身上。我们照例一丝不挂。她是背对我而坐的，正双手撑着椅面的边沿用力。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前面的镜子，以及里面我们的整个姿态。王玉不然，她是匆匆从厨房里跑进来的，并没有留意到我选择如此姿势和角度的用意。她褪去裙子就跨坐上来。是东海不合时宜的敲门，将画面固定住了。我们一动不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这时王玉才有暇抬头，看见了正前方的镜子。 铝合金边框内犹如镶嵌了一副淫秽的图画。卧室里光线昏暗暧昧，画面随即也变得陈旧隐约了。主题转向悠远的美，因而严肃。 一时间我们都被那虚幻的价值所迷惑。现实的敲门声仍在继续。东海发起狠来，拼命拍打门板。每一次振动后在寂静中我都会听见墙皮碎屑沙沙落地的声音。我想那门是保不住了，东海将破门而入。 他将看见我和王玉如两尊塑像般地定在那里。我们仍将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不朝他看上一眼，也不作任何解释。东海肯定会知趣而返的。王玉的想法大约和我一样，所以她也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我们等待着。 突然，于东海狂暴的敲门声的间歇，王玉离开了椅子上的我。 我以为她要去穿衣服，或者去找东西堵门。但是没有。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坐了上来。这次，她的脸是朝向我的，手也没有搁在椅子上，而是越过我的脖子将我搂祝她磨了磨屁股，注意让我进入到她的身体里去。然后她又一动不动，听任宰割了。 我该怎样解释她的这个举动呢？我感到的确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我感到踏实和欣慰，也许还受到了些许感动。也许，男女相拥入怀的姿势本身就使人产生了爱情，何况我们又是这样地一丝不挂、肌肤相亲呢？何况我们一动不动，犹如石像呢？王玉一定是希望东海这样看见我们。如果他一定要看见的话，就看见我们这样：连成一体、相拥入怀。她静静地将自己的嘴唇移至不远处我的唇上，如此一来就足够完美、无懈可击了。我越过王玉的耳轮再次观看了镜子。由于臀部的映入她的裸体更像裸体了，更苗条也更美。她把功能部分隐藏在她和我之间。也许王玉改变姿态的全部原因仅在于不好意思看见它们的实现？ 感谢东海，他使我们获得了一次宝贵的记忆。之后，他就走了，顶着一轮似火的骄阳，真叫人过意不去。我和王玉的雕塑状态随之结束。在一番恶性刺激后我们空前地激动，最后完成了必要的那幕。我们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当夕阳西下、凉风乍起之际我骑车带上王玉，前去拜访东海。我们为重新来到人间而欢欣鼓舞，并对街景人物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了东海家，注意不表现得过分亲热。我们不想让东海看出什么来。他劈头就问我：“你怎么没走？”我解释了一大通，关于电报错误地址什么的。也许是太多了，听起来就像一个托辞。我干脆不说了。老保姆泡茶、让座，杨真隔着帘子问好。大黄猫也咪鸣叫了一声。东海并不提中午去演武二村敲门的事。甚至，他也不怎么答理王玉，光是和我说话，但说得也不起劲。他的焦虑人人皆知、情有可原，但还是有点不正常。倒好像他而不是我与王玉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或难言之隐似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东海对王玉的态度就像是和她睡过觉，在别人面前又需要有所回避。 东海竟然把我拉进了他的书房，关上门，而让王玉一人在客厅里和老保姆呆着。书房里热烘烘的，东海居然破例抽了烟。他对我说：“我们哥们谈谈女人吧！”沙发的表面发烫，我的屁股只担了一点边。汗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下，连眼镜都戴不住了。我不知道能否抵挡得住东海的讯问。他再一次没有提中午去我家敲门的事，神情越发显得诡秘了。他谈到了他的妻子杨真，谈到她可怕的不治之症。他谈到今年夏天开始的她的全身溃烂，他怎样不厌其烦地给杨真换药，为她请气功师、四处求医、如今，她连呼吸都成了困难，他经过奔走借来氧气袋。东海告诉我他已经三月没过性生活了。说完眼巴巴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找该怎样安慰我的这位朋友呢？我想，肯定是造成了错觉。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在杨真和东海结婚以前，三十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东海肯定已经忘记了婚前那难熬的日子了。就说杨真吧，如果她现在不是生病而是生孩子呢？那东海不是还得忍着？ “那不一样，”冻海反驳我说，“那是能看到希望的。”也许，东海此刻的问题仅仅是绝望。 天气越来越热，他们家里的苍蝇也越来越多了。布帘后面杨真在慢慢地腐烂变质，成为异己的东西。老保姆据说已经提出了辞工，除非一条，那就是杨真在三伏天到来以前“去了”，她才答应留下来。他们都在悄悄地盼望着杨真在医学上的死亡，好将她抬出这里。我很同情我的朋友，甚至觉得我和王玉的关系不是对不起朱浩而是无法面对东海，以及杨真。我们的苟且偷欢之事发生的太不是时候了。 我对东海说：“你误会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在受苦吗？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在受欲火的煎熬，无路可走，而全世界都在狂交滥媾？每到入夜时分你是不是都这样想？是不是因此就感到委屈、绝望和不公平？你是不是以为左邻右舍都在干，唯有你一个空闲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朱浩这样离过婚、没有家庭羁绊的更是呼风唤雨、不亦乐乎？你是否认为就你被排除在这场狂欢之外，因此就更加迫切和沉不住气了？” 东海反问我：“难道你们现在不是很方便吗？” 我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人只不过在形式上更具有迷惑性，但真正如你所想的又能有几个？只不过我们不服软，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在已婚者前面总是拣好听的说。——也真的能把他们挑逗起来，以为我们如何地了得，如何地随心所欲和自如，如何地供大于求。就像那些出国的人，在同胞面前是决不肯服输的，无论实际处境怎样都要让你觉得他混得不错。但——”我拉长了声调，“真实情形又如何呢？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难哪！” 我的一番掏心剖腹感动了东海。他告诉我：他去接王玉的那天火车并没有晚点。他告诉我们出了站，他没有急着把她领回家（因天色还早）。他们在外面一家小餐馆里吃了饭，之后还去了德山公园。他们边走边说，谈得不错，要不是考虑到给杨真换药，他们在一起还会多呆一会儿呢。因为杨真，他把她领回来了。东海突然抱怨起我来：“那天你怎么就突然把她带走了？”我说：“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杨真病成这样，你家肯定不好住，不方便。我就一个人，一个大中套。” 东海说：“那也不必那么匆忙啊？” “匆忙吗？”我陪笑道。“吃完饭，我们还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我还抽了一支烟。” “你应该和我商量的。” “我主要看你有点不高兴，又很忙，所以想：还是先走算了。” “我不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你得把她领走。你把她领走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原来如此。” “我们谈得不错，吃了饭，还在山上逛了一圈。要不是杨真的病，要不是那天你急着把她领走……”“用又能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相互都有感觉。” 这时，我说了一句很虚伪的话：“王玉可是朱浩的女朋友喔！” “那我不管，让王玉选择嘛！” “这样道德吗？” “有什么不道德？反正朱浩的女人多，他不会在乎的。” “是啊，他不应该在乎。” 朱浩的问题解决后东海开始和我讨价还价。 “我想请她吃饭。” “我们不是来了吗？” “不是在我这里，也不包括你。我想单独请一次王玉。” “行埃”——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说？ “你同意吗？” “你应该去问王玉本人。” “我是要去问她的。你说我有希望吗？” “你去问王玉。” “我能借你的房子用吗？” “那当然。” “你没有和她睡过吧？” “怎么会哪！”——密谈到此结束。我们开门出走。我在想：我们今天是来对了，至少让东海见到了王玉，这对松弛他的神经是大有好处的。我告诉东海王玉会跳舞，当即就示意王玉跳一段给东海看。王玉踢腿送胯的同时，东海也在一旁试探着扭动。他的确比上次高兴了许多。要是他看见王玉光着屁股的舞姿还不知道会怎样哪。临走，我对东海说：“哪天去我们那儿吃饭。王玉在，我那儿也开伙了。” 一九九○年 王玉回去后给我写过一封信，并附了一篇小说。小说是她的第一篇，恐怕也是最后的一篇。第一或是最后的东西总是不能小瞧的，应该说王玉写得相当不错。其中的一段写灭鼠运动，一伙青年男女掘地三尺找老鼠，最后将它们统统杀死。然后是为庆祝胜利的举行的大会餐。他们举杯同庆的时候，身后的水泥平台上（似乎是一处楼顶）晾晒着长短不一的老鼠的尸体。最精彩的一笔是他们在死耗子的身上写上了各自的名字。原意是标明各自完成的任务，结果竟成了他们自己就是那些死耗子。 王玉在我这里时帮我抄过稿子，几首短诗、一篇文章。我认为她的字不错，并对她说了。也许这就导致了她写字的癖好。她帮我抄东西，回去后自己也开始写，也抄得工工整整的，寄来，临走时留下的通讯处也是她亲手抄在我的笔记本上的。她的字很有特点，圆圆的，但不失力度。王玉不仅给我留了她所在学校的地址，还留了她的一个好朋友，也就是田恬的地址。后者在南宁市团委工作。 我给王玉回了信，把调子降下来。就好像我们是普通朋友，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仍把她当成与朱浩有特殊关系的人，向她打听来浩的事。我想：这封信即使被朱浩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我很后悔当时给朱浩写了那封说我哭泣的信。另外我把王玉的小说寄回去，告诉她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些地方需要删除，而之后剩下的即是需要保留的。我尽其所能地把王玉当成一个在文学上有求于我的人。信发出后约有一年，如石沉大海。我心想这件会总算了结了。我和女朋友朝夕相伴的生活不会再受到什么威胁了。 可有一天我去东海那里，他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写信人是田恬，她以王玉好朋友的身份写了这封信。信中说王玉最近出事了，是什么作风问题，被人家老婆当场抓住了。信上说她（王玉）的心情很不好，希望我和朱浩有时间写信去安慰安慰她。田恬还说这封信是她背着王玉写的。她从王玉那里知道我和朱浩都是她（王玉）很信任的朋友。这个田恬看来有点糊涂，她怎么把我和朱浩搅到一块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来浩爱过王玉，他对她负有责任。而我，则另当别论了。还有，田恬使用的那些词句也让我不喜欢，什么作风问题、腐化堕落，还有通奸。也难怪，她是团市委的干部。 信看来倒不像是在王玉授意下写的，不然，她为何不直接寄给我，而让东海转呢？她并没有从王玉那里得到我的地址，不得已才有求于东海——她昔日的追求者的。后者在他家昏暗的走廊里将信交给我。为避免他的疑心（田恬为什么给我而不是他写信呢？），我当面把信拆开看了。送我下楼的时候东海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说：“不怎么办。这件事本来就与我无关嘛！” 我没有给王玉或者田恬写信。 来访 第二天东海果然来了。他敲门以后我们很快开了门，甚至都有心跳过快了，就像我们一直站在门后等着他。卧室里依然暗如洞穴、铺席点灯。同时另一间房子的床上也准备了一套夏天的卧具。 我们要表明的是：我睡在那里，或者是王玉睡那里。我们不想给东海造成两人一床一席一间房子的印象。但此刻两个房间内的气氛是截然有别的。一间，阴凉幽暗，是避暑待客的好地方。一间，因没有窗帘的阻隔阳光直晒进来，烤得四壁发烫，犹如炉膛。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王玉的化妆护肤用品）都集中在卧室里。芳香习习、令人迷醉，对刚从外面进来的东海来说更是如此。 他迷迷糊糊地进到里面，由于光线的反差一时不能适应，险些踩坏了一个磁带盒。我们将他扶到席子上坐好，递上靠垫和饮料。 喘息初定，东海从腋下抽出一张当日的《许城日报》，递给我，说是他在楼下顺便买的。我开始哗哗地翻阅报纸，由于光线原因，脑袋凑得很近。东海咕呼咕呼喝下几大口冰镇酸梅汤，抬头向我建议道：“你去隔壁看吧。这里光线不好，会把眼睛看坏的。”我合上报纸，说：“没关系，我等会儿再看吧。”东海说：“等会儿我就带走了。 要看你还是现在看。” 我已经看出东海的意思来了，他是要我离开此地，好和王玉单独呆着。于是我就作出起身的架势，王玉把我拦住了。她说：“报纸有什么好看的？东海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们还是说说话吧。”她说：“我这就去厨房做饭，你们先聊着。东海，想吃点什么尽管说，千万别客气呵！”王玉边说边拿眼睛看我，她恳求我不要离开，撇下她一人。 看我没有走的意思，东海又说：“饭我是不在这里吃的，你也不用去厨房里忙了。我想请客，你去不去？”王玉说：“何必花那个钱呢？家里都是现成的……”东海说：“那就石林留下来吃，我要单独请你。”他终于这么说了，弄得我十分尴尬，只好装作埋头读报。王玉闪闪的目光在向我求救，仿佛透过了那张薄薄的报纸，使我脸上不禁发烧。“你不是请过我了吗？”我听见王玉说。“我还想再请。” 东海的意志异常坚定，口气却十分平静。 “就让石林一块儿去吧！”王玉央求道，真让我无地自容。我再不能装作看报了，但也不能完全不看，只好稍稍落下报纸，在取烟点燃的当儿说：“我不去，这么热的天，要去你们去。”然后又以报遮面。东海对王玉说：“听见了吧？他不去。”“他不去我也不去。”王玉说，口吻就像一个孩子。她终于找到了一种对付东海的有效方式，就是以孩子气对付孩子气。唯有我这个成人沉浸在读报中，汗如雨下。 他们在我的耳边争执着、赌着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时东海才发现，关键在我，于是撇开王玉对我说：“你不会反对她跟我一起吃顿饭吧？”我说：“我不管。”我也只能这样了。只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方能自保。我不能吝啬王玉，而让东海看出什么来。可，那个“什么”也是事实存在的，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伤了王玉的心。急中生智，我发现：还是把王玉当成朱浩的女人，而我是朱浩的朋友，这样的意识和自我感觉比较好办。我对王玉是负有责任的，但不是一个情人的责任，而是对我的朋友的情人或女人的责任。于是我振作起来，放下报纸，面带微笑。我拍拍气得像一只青蛙的东海，对他说：“就不要勉强啦！我们和朱浩是老朋友了，没什么好客气的。” 不提朱浩则已，一提，东海马上怒火中烧。他骂骂咧咧，说老天有多么的不公平，朱浩搞了那么多的女人，完全是流氓，可女人还是爱他，女人爱流氓。而他东海，非但不是一个流氓，而且是一个少有的女性崇拜者。可这样的人遭遇又如何呢？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和女人亲热了。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有感觉的，可又是朱浩的女人，流氓的女人，连在一起吃顿饭都不行。 看东海又统回去了，我想方设法把他拉回头。我也骂朱浩，王玉也骂，骂来骂去像是一场歌颂，我们就闭嘴了，天色已晚，到了王玉下厨房做饭的时间。东海坚持要走，我们只好将他送到楼下。暮色中他的眼镜好像失去了镜片，镜架框出他的那双眼睛，说不出的悲哀和凄凉。我们目送他骑车远去。 一九九二年 朱洁依旧来许城看我，和我相聚。不同的只是我们很少有单独交谈的机会了。 记得那年夏天朱浩被狗咬了，来许城打狂犬疫苗，每天晚上我们坐在演武二村的阳台上，聊天至深夜。窗台上放着杯子，里面是啤酒或饮料。朱浩坐在一张尼龙躺椅上，我是一把木椅。我们把腿蜷上去，中间的水泥地上燃着一盘蚊香。我习惯于面对一个人讲话，所以常常妙语连珠，令自己感动。朱浩很认真地听着，不无热烈地附和。每次，这样的谈话都以他的瞌睡而告结束。我把这样的谈话称为非常深入和过瘾的谈话。那年夏天赵燕外出旅游，我独自留在这所房子里。我和朱浩有太多的谈话时间。 后来就不行了，朱浩来去匆匆。比如出差路过，仅有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得把在许城的所有朋友都招集齐，大家在一起喝酒吃饭，见个面，意思一下就算完。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见着了就行。 在大场面上，我变得沉默，朱浩却如鱼得水，立刻就成了饭桌上的明星。总之，每次朱浩的到来都会给许城带来短暂的繁荣。大家出手更大方，花的钱更多，流速更快，都有点与他们的实际收入不相当了。朱浩把许城一伙人的生活档次一下提高了。出入频频打的，香烟也都换了牌子。朱浩一走，他们的生活水平陡降，甚至都不如朱浩来许城以前，有的人甚至都抽起拉板车抽的雪峰来了。 大家还是喜欢朱浩。后来几次他住的时间稍长。有一年在许城过年，相对而言人要少一些，因为那些家不住在许城的朋友走了一大批，回老家去了。我以为和朱浩单独交谈的机会来了。特别是王玉走后，这样的谈话似乎不可避免。出人意料的是朱浩带了一个女孩来。那女孩似乎是被他临来拖上的，对来干什么懵懂无知。 那年冬天很冷，我给了他们两条被子。我看见小曾铺了两个被筒，就问需要不需要在上面再加一条被子？朱浩说：“不用加，不会冷的。”夜间气温下降至零下六度，许城室内又无火，盖一条被子怎么也是不够的，除非他们把两条被子合起来。第二天临睡前小曾当我的面仍铺两个被简，朱治仍告诉我不冷。直到他们离开许城都没有要求再加被子。 除了小曾，还有那些家在许城没有外出过年的朋友，后来又新添了家在许城从外地归来的朋友。大家聚在一处，热闹非凡。我陪朱浩及小曾去各家吃饭。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滚越多，最后队伍庞大得都难以左右了。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人相互之间也并不认识，为确定下一个目的地会争论很久。那年的雪很大，我们站在雪地里争论着步行，或分乘几辆出租车。雪花漫天飞舞，我们难以抉择。小曾很兴奋，她漂白面料的羽绒服与漫天的飞雪很相称。还有她白色的运动鞋，踩在薄薄新鲜的积雪上，一踩一个鞋樱她张开双臂，用红扑扑的脸蛋欢迎空中的雪花。我在想，朱浩的女人都有她们的可爱之处。 而朱浩则表现出对小曾的冷淡和不以为意。我知道他并不完全是故意的。并不是在以小曾举例，说明他对所有的女人（包括王玉）的态度。小曾在一截柜台前踟蹰，她在赞叹一块坤表、一条项链。朱浩装作没听见，却买了一块男式手表送给我。小曾被一张年历上的儿童吸引住了，朱浩看在眼里，也站下来和小曾一道看，并赞美了一番，但就是不肯掏腰包。最后还是小曾买的唯一的一件东西是一双动物拖鞋，好让她回去的时候在我的房间里拖。 回到室内小曾不仅换了拖鞋，连外衣也脱了，挂在我的衣架上。这样做的也只有她一个。其他人则穿戴整齐，围着唯一的一台石英电热器，一面还在抱怨天气的寒冷和室内的阴湿。本来也轮不到我来提醒小曾注意保暖（她是朱浩带来的女人），况且出过王玉那件事，我来说就更显不便了。朱浩没有我那么敏感，但他如此麻木也太过分。他不再理会小曾，哪伯她只穿一件毛衣在许城阴冷的室内冻得瑟瑟发抖。我只好对小曾说：“这可不是北方，进门需要脱外衣。北方的室内有火，温度高。许城冬天的室内与室外气温差不多，进门减衣的习惯是行不通的。” 小曾答应着，但她仍然不穿上外套，任其挂在客厅里的衣架上。原来，她是怕那件白色的羽绒衫不耐脏，穿黑了。她是穷人无二件。看她冻得可怜兮兮的，又如此钟情于那纯洁的白色，难道朱浩就真的不为所动吗？他有十二分的理由给小曾再买一件棉衣。要不是出了王玉那件事，我宁愿出给小曾买棉衣的钱。可现在不行了，我只有看着她发抖的份儿，只有看着未浩继续地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他到底在向我表明他对她们的不在乎？或是针对她们所犯的错误在施行惩罚？要是这样，小曾可就是无辜的了，她什么也没有干。可她和王玉一样，都有犯错误的天性，她们都是女人。可怜的小曾，她在为王玉担待！ 于是我对小曾的印象不免好起来，同时尽其所能地殷勤了许多。迟到的朋友们竟弄错了，把她当成我而不是朱浩的女朋友。我为这个严重错误而感到烦恼，对小曾的照顾因而就到此为上。后来我发现：不必为此担心，像小曾这样楚楚动人的姑娘还怕没有人搭理吗？当我和朱浩置之不理时另一些朋友则围了上去。谈话随即分作两拨，一是围绕朱浩的严肃与幽默，一是围绕小曾的轻松但无聊。谈话空前地热烈，我趁机走进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朱浩也进来了，坐在桌边。这是我们不多的机会之一，我感到是谈论王玉的时候了。 朱浩用喝咖啡的勺子刮着桌面，对我说：他去看东海的时候东海对他说“王玉通奸给抓住了，你知不知道？”朱浩对东海说他知道，田恬也给他去了信。我没有问朱浩是否回了信，或做了点别的什么没有。我只是告诉他我没有回信。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想还是顺着说吧。既然说到东海，我就把东海如何追求王玉的情形告诉了朱浩。我的证词是很有利于自己的。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说我和王玉的事儿。我断定朱浩也不会主动问。我甚至觉得从此以后那件事儿就没有了，朱浩只管自己来找我好了，也不必带着小曾这样的女孩同行。开始我没有对他提起王玉，但并不是故意不提。像现在这样，提起来，也是非常随便的。可不是，我们已经聊到其它的话题上去了。我们再不会把它当回事情，再不会如此地郑重其事。我试探着绕回来，又谈起王玉，果然比前面轻松了很多。我说了东海的几个段子。朱浩告诉我：那次王玉来许城前一个星期他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了，也没有给对方留宿舍门的钥匙。一周后他回宿舍，本以为王玉早走了，没想到她还在，只是他平日存放的一箱方便面全都被吃光了。真挺好笑。之后，他就把她打发到我这里来。我终于没有说起我和王玉之间发生的事。我以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时间 王玉回去的船票是我出钱买的，行期也是我定下来的。她现在越来越听从我，毫无反驳或有自己的意思。我已经开始感到烦躁，身体也受不了。其间王玉来过一次月经。她对我说：“你真有福气！” 好像那不是她的福气似的。我们的性生活发生在安全期里，不必有后顾之忧，也不必和橡皮干。她所说的福气应该是两个人的。然而王玉现在真有点对自己置之不论的味道了。她从我的角度考虑，听从我的发落。我说：“你应该走了。”因为安全期已过，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我借了钱，托一个轮船公司工作的朋友订了船票。我在电话里对他说：“越快越好！”王玉知道我和朱浩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不了长久情人，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先是她将一张照片留下来给我，半小时后又要了回去。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觉得，况且我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在我的影集里看见其他一些女人的照片。她说：“我可不愿像她们那样。”她的意思是说和我睡过觉了，再留下照片，好让我日后去炫耀一番。男人的秉性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可让她烦心的是那些个女人，她不想与之为伍。我不表态。因为我想她的痕迹还是留下来的越少越好。王玉不比别的女人，会让我增光。倒不是说她的漂亮有什么问题。所有知道王玉的人没有不知道朱浩的，他俩的浪漫故事已传遍半个中国。当然，知道朱浩的人也没有不知道我的。我们的兄弟情义也是一则神话，在圈子里无人不知。 我终于没有留下王玉的任何一张照片。我们进行了最后日子的散步。在晚间，饭后，天全黑定了，我们出来，来到露天里。我们匆匆走过有灯光的路段，绕过乘凉的居民和瓜摊。我们走上树荫浓重的校园路。黑暗中的草地上有相偎的情侣。自行车翻倒路边，镀镍的钢圈闪出一道亮光。王玉的胳膊伸过来挽着我——分明违背了约定，但我还是容忍了。天黑路偏，不会有人看见，被她那样挽着我产生了某种熟悉温柔的感觉。在更黑的一段雪松与榆树的夹道上，我的右手搂住了王玉的肩膀。我们这样走了一段，默默无语。后来王玉拖着我停下来，她要站着接吻。事已至此我只得照办。但我有心尽快越过缱绻缠绵的阶段，把她逼到围墙上，撩起了她的裙子。除了那件事我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面停留。 王玉对我讲起她的小时候，我哼哼哈哈地听着。我不想对此有所记忆，因为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那时候她们都还很小，很小的东西不禁叫人怜悯。小猫小狗尚如此，何况是幼小的孩子呢？我一面听一面忘，或者把它与赵燕小时候或小惠、卢倩雯她们的小时候混淆起来。那她们就成了同一个小东西。谁让她们都有小的时候呢？ 又都那么地幼稚和敏感。保护这个脆弱的集体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我只不过是和成熟了的她们睡了觉。我和那尚未长成的毫无关系。 王玉因此对我说：“你别泊，听听又不掉肉的。”我以为她说的不无道理。可我还是忘的多、记的少，也许和我目前的特殊情况有关。过度的性生活有碍记忆，对此我深有体会。可女人不同，交欢之后反而思如泉涌，童年往事呈现在一片令人吃惊的清晰明澈之中。 王玉讲到小时候，一条河边，好像是她的弟弟淹死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好像是一个风景如画的边疆地区，多民族的聚居地，他们的母亲是那里小学的一名教师。因为弟弟死了，或者在那以前，他们的母亲在叫：“小飞鱼，小飞鱼。”那是弟弟的小名，他死后就成了王玉的。“妈的，现在叫这个名字成了朱浩一个的专利！ 小飞鱼，他总是这么叫我。”王玉说。她怕我叫她小飞鱼，也许是诱惑我这么叫她吧？我真的有点动心，因为小飞鱼的确是个好听的名字。我仿佛看见那名字在水面上飘着，就是淹死了她小弟弟的那条清澈的边疆的河。两岸的草很茂密，方圆数十里人烟稀少，一栋孤立的砖房是他们母亲任教的学校兼他们的家了。 我问：“这些事你对人讲过不止一次吧？”这么说是在提醒自己不可能独自占有。就像小飞鱼的名字不属于我的嘴唇一样，那臆想的画面也不属于我的眼睛，王玉顿时无言。她低头沉思片刻，说：“是啊，我小时候的事朱浩都知道。”“妈的！”我说：“还会有更多的人知道的。”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住了。接着我也讲了几桩童年往事，作为平衡的需要。我不欠王玉什么，哪怕是珍藏多年的童年。此外我还饶上了赵燕和小惠的童年，以表明我对童年的看法：不过是一些深刻或奇特的记忆，一些被夸大了的片断，并没有珍藏和待价而沽的必要。 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再过几天的——我的朋友声称这段时间船票紧张。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 突然，有人敲门，是我的朋友送票来了。他还带来一个，我从未见过，说是如此紧张的票能够搞到，全凭了这位。这位搞票的要和我交个朋友，这张票正好是一个见面的机会。他们进到屋里来，坐下，准备和我好好聊聊。这么说吧，我托的那位朋友姓周，最后搞到票的姓严。姓严的朋友和我初次见面。他们一来就拉开了长谈的架势，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轮船第二天凌晨六点起航，我们的时间，加在一起已不足八个小时。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过不走。 这张船票如此难得，他们二人又是大老远（从码头）地跑来送票，而且死活也不要我的钱。这样的一张票是不可以浪费的。我知道王玉会怎么想：反正这张票是不花钱的，浪费了也不算浪费。我们可以用原来准备买船票的钱再买一张船票。说实话，我也觉得太突然了，时间太紧张，不够用。我也想过是否换一班船走，缓两天也行。说实话我也不是吝惜姓周和姓严的朋友的劳动，我是不想浪费那张船票的钱。多出一张船票的钱此时对我很重要，而减去一张船票钱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了。 王玉来的这一段，搞得我经济紧张。我又是一个离开许城外出开会的人，不便向身边的朋友去借。东海，一来他的事多，二来，向他借钱用于王玉，似乎不妥。我的钱仅够一张王玉的回程船票了。 我掐定行期让她走，除了生理上的考虑外也有钱的因素。突然来了这张免费船票真能解决我的不少问题，使我能把事情办得体面而不至于那么局促。我可以把原来用于买船票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王玉，让她路上用。另一些去买食品、水果，让她带着上路。这是十分应该的，也是最起码的。这么考虑我可不是为了自己呵。 我耐着性子与姓周和姓严的聊，聊文学、艺术以及人生。我们围着圆桌的四周坐着，我感到王玉的脚在下面蹭我。开始的时候似是而非，后来就直截了当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深受刺激。我有点心不在焉，桌面上的王玉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了。 这是下流的，我知道，但因为分离迫在眉睫，所以又是十分伤感的。 我们俩都有些不对劲，有些陶醉和急切。也许姓周的和姓严的看出来了，他们起身告辞，嘴里说着：“你们还得准备准备。”此刻已经是凌晨零点十分了。 他们想起来问我们将乘什么交通工具去码头？这个时间上路很尴尬：早班车还没有出站，末班车早就歇了。通宵公交车没一个准点，怕误了船。看来只有利用自行车。姓周的和姓严的正好要骑车回码头上班，他们建议王玉和他们一起走——坐在姓周的或姓严的车后。如果我要送王玉也可以一道走，反正有两辆自行车。如果从时间上考虑，也是再合适不过的。若怕到得太早，他们可以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并非姓周和姓严的不是通情达理之人，主要他们对我和王玉的关系拿不太准。若按我托姓周买票的那个电话理解：王玉应是我朋友的女友，我管她吃住为其联系船票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 这层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大约他们也想结交朱浩，所以提议顺路把王玉带到码头上去。我们聊天的时候，王玉可以抓紧时间睡觉。而他们带走王玉后我完全可以睡上整整一天。他们全都为我想好了，可有一件最正常的事他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亦不能明言。为使这两个好心人逐步理解我们又花去了宝贵的两小时。 我们还剩四小时。刨去路上得花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得骑车横贯许城南北），只能睡两个半小时了。我上了闹钟，我们熄灯睡觉。一会儿王玉翻身坐起来，她忘了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这次她来我没有送她任何东西。好在走得仓促，否则又是一桩心事。不足五分钟也就收拾完毕，躺下又睡。我想起来，王玉自从来了以后就没怎么从包里往外拿过什么。要用的东西，比如唇膏，也是用过了就立刻放回去。现在想来她满怀临时栖身之感，根本就没有缠住我过一辈子的意思。是我多虑了。王玉是一个自觉的人。 分别在即，我对她越来越具有好感。我闭着眼睛装睡，一面想时间不多了。如果我现在有所要求的话，似乎不太妥当。难道我真的把对方当成了泄欲的工具，而还要赚回什么不成？说来也很奇怪，在最后时候我有点怜悯王玉了，并把禁欲当成了好感或尊重的一种表达。我要让自己立刻睡去。 我发现王玉在摸我。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摸我，但无声。我想是否应该和她吻别一下，道声晚安？于是我转过去，拥抱了她。 我想把她放回去，回来睡我的觉，可她不愿放开我。她用胳膊把我的上身支起来，然后将自己挪入我身下的那个空当。也许我已经在做梦，身体就变轻了。迷迷糊糊地，我任其摆布。巨大的快感使我不愿醒来。我闭着眼睛，顺流而下，像一截木头，或一具尸体。她高抬双腿，将脚交叉在我的背上，身体蜷成了一球。我的感觉也是整体的，挺得笔直，从一只水果的内部洞穿而过。这真有点像最后一夜，她的确是最后一夜啊！也不完全是。我都有点糊涂了。一般来说，我们还有相逢的机会，但说不一定。即使相逢了，能否像此刻一样亲密无间、如胶似漆？那真不一定。我们还能再在一起睡觉吗？ 至少，那最后一夜的想象是必要的，它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所以我一面干一面在对自己说：这可是最后的一次，最后一夜。下次即便见面也不可能再在一起干了。其实不用自我暗示，一切都从身体的反应里相互感受到了。说实话，那的确是有所不同的。在到达高潮时王玉咬住我的胸脯，失声痛哭起来。我将自己留在她的体内良久，最后像灰烬那样无力地飘出。 她的哭声真煽动情欲，我又在想那回事了，可身体已经失灵。 我在想这是最后一夜，最后的一次，而且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不必在这以后死去，只是不会再彼此占有了。我的思绪突然开朗，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整个事态：生活在继续，堕落到今夜为止？ 一九九三年 那一年朱浩来许城，很晚了，我们从东海家里出来。我们没有乘车，步行前往演武二村。夜深人静，行人稀少，街灯明晃晃的，月亮也很好。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机会，反复出现，为什么以前就那么难以寻觅呢？王玉已经过去许多年，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提起她。 这件事已有结论，不必为此担心。 经过五十分钟的步行我们来到室内。我去炉子上烧了开水，沏上解酒的茶（我们在东海家喝了不少酒）。现在我和朱浩分别坐在两只单人沙发里，中间立着一盏落地式台灯。我们喝着热茶，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许是为了和交心的气氛相适应，我提到了王玉的名字。完全没有想到朱浩会用那么自然的声音问我：“你们睡过吗？” 对此我毫无准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戒备已逐步解除了。 我从心里赞叹起朱浩的勇气，只有他能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话。这些年，他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没有经历过？他一定习惯了很多严重的时刻，而能保持镇定。相比之下我是多么地慌乱呵，不仅红了脸，连声音也颤抖起来。我控制不了自己，回答得词不达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王玉睡过，就在那次。 我明确地承认了，但一点也体会不到一吐为快的轻松。此刻，我真正烦恼的还不是那件事本身。我讨厌自己的慌张，无法面对朱浩。他看着我取烟、续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系列动作。我将水洒了一地，烟也额外带出几根，滚上桌面。我握着杯子，像要作长篇发言那样地拖延着、稳定自己的心神。朱浩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一点也不理解。我完全被自己吸引住了，被自己的失态、错乱和丑陋。甚至，我都觉得有点故意的成分了，以某种瘫痪状态来应付眼前发生的事。我在搏取对方的同情，同时又为自己卑劣的行径深感羞耻。 朱浩给了我几分钟的调整时间，见我不能自拔便把话岔开了。 可我忘不了刚才的话题，几句话后又转了回来。朱浩温和地相随，尽量做到温和和随便。我听见他说：“我让她去许城找你就是那个意思。”我听明白了，朱浩指的是我当时拮据的单身生活，他指使王玉来找我就有输送女人的意思。我知道朱浩在安慰我。他在安慰我，又不能显得太明显。不过这些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别无选择，只有从头说起。 我说起王玉走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我说我其实并没有哭，这么说只是以一种方式告诉他发生的事。我说我没有哭过，更没有和王玉相对而泣——这有多么丢脸！想不到事隔多年我竟有机会洗刷自己。“是啊，我也很奇怪。”朱浩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哭泣比和王玉睡觉更不可思议。不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至少现在是这个意思。和王玉睡觉不仅可以思议，而且是题中应有之意呢。 朱浩婉转地告诉我：他和王玉的关系早在他离婚以前就结束了，与其通信不过是一种惯性。后来她来济南找他，他完全没有感觉。我呢？也有一番肺腑之言，憋了这么多年，都快沤烂了。朱浩并不打断我，也不表现出特别注意的样子。他知道我现在很敏感，而且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我对他讲了全经过，除了床上的那些部分和细节。我说本来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太相信它不会发生，因而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巧合，那封错误的电报，以致我酿成了大错。 练达的朱浩并没有在理论上与我争辩是非、论说长短。他开始讲海南的生活，讲他的故事。他说老方，有一阵也抛妻别子地去了海南。他和朱浩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经营工厂、办公司。这些，我都有所耳闻。成功与失败，其中的甘苦不是朱浩今天要说的。他今天要说的与女人有关，大致的模式也是两个男人以及他们之间共同的爱好。朱浩说经常地（也就是说此类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和老方会带两位小姐回来，然后分别领进自己的房间。事毕出来，有时候老方又会钻到朱浩的房间里去。这样的事很平常，也很正常。还有一次是去外地出差，他们各自领了一个在同一间房子里。虽说灭了灯，但声音动静还是听得到的。朱浩讲得很具体，时间、地点，以及那家发廊的名字、小姐的姓氏。朱浩暗示说他们进行了交换。他倒没有说起过俩人领一位小姐的例子，倒不是因为过于典型，而是，那意味着舍不得花钱，即吝啬，后者的罪过在朱浩看来显然要大于乱交。 我得学会了解朱浩这些年来的处世原则和价值观，只有那样我才不会拘泥于王玉的问题而难以自拔。我感动于朱浩的好意，同时又很怀疑他所提倡的方式是为安慰我而临时捏造的。他和老方的事是真的，这我相信。但钻入别人房间的是老方，而不是他朱浩啊？若是他朱浩觉得那么做有多么地光彩，为什么不也和老方一样呢？朱浩是一个细心的人，大约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疑问，所以才讲了那个出差的故事，还暗示他和老方之间进行了交换。就我多年对朱浩的了解，我相信交换的事是没有的，是朱浩为安抚我而特意编造的。他又不愿撒谎，所以说得不清不楚。他的极至不过是和老方在同一间房子里，中间什么也没有隔，黑灯瞎火，有一些响动，这就是全部了。即使是在朱浩新式道德观的衡量下，我和王玉的事也不是那么露脸的。我知道朱洁尽了力，并不惜把自己昔日情人比做妓女。这些，全都是为了我。我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王玉是朱浩的王玉。 哦，朝霞 凌晨四点，我骑车带王玉前往码头。虽说我一夜没睡，此刻却像刚刚醒来一样地清醒。我真愿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是我在一个早上把一个人送往码头。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有原来的生活和背景，原来的情人，而那个情人决不是我。最好我也并不认识他。 我不仅不认识她的情人，甚至也不必认识她本人。我只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早晨骑车，前往码头和江边。我要从茫茫黑夜里一直骑到空气新鲜的黎明。我要骑到黎明里去，看见天光渐渐明亮。骑过昏睡暧昧的城市，骑过躯体以及那些垃圾。我要和早起的贩夫走卒们在一起，与他们在一条路上同行。我将看见那些坚持晨练的人，奔向路边花坛和公园。按一定顺序，年长者起得更早。我上路的时候也正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上路的时候。其后，我将与七十和六十的老人迎面相遇。而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他们出来的时候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多么美妙啊！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有的是时间、精力和足够的好奇。甚至，我也有闹钟。我为什么就不能早起？与星辰明月为伴，并看着它们偏移西去。良辰美景总是和我相互错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来细心体察一番呢？我发誓，以后一定要那样做一次，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有任务在身。两个人，我把另一个送到江边去。我在想把她送走以后的回程就已经非常接近纯粹了。我把她送走，把她扔下，那唯一妨碍我的东西。 而现在她就像一只口袋歪倒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她的手揽过来，搂住我的腰，脸的一侧贴着我的后背。一会儿她昏沉睡去，身体的重量就变得令人担忧了。我的龙头上挂着她的包，不时碰着我蹬车的膝盖。经过五个十字路口后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后来我们经过一个夜间施工的建筑工地，照明灯的强光直晃我的眼睛。 车轮在沥青路上颠簸着，绕过窨井和砖块。在第六个十字路口我们停了下来，稍歇片刻，再吃早饭。 不知道王玉的感觉如何，反正我是饿了。我是看见馄饨挑子上的灯光才决定停车的。它就摆在马路中间，低矮的小桌边居然有一个食客。 我锁了车，领王玉去两寸宽的条凳上坐下。我要了一碗三鲜面，给王玉要了一碗馄饨。我们的还没有做好，旁边的食客已经吃完了。他问卖馄饨的多少钱？卖馄饨的说十块，十块钱一碗，我和王玉都吃了一惊。看来我们是遇见宰客的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卖馄饨的，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黑脸膛、大胡子，一身颤悠悠的肥膘。他手持铁勺，让对方给钱。那人看上去也是一个赶火车或坐轮船的，一只手提皮箱靠在脚边，西装革履，操着笨拙的南方普通话。他直嚷今天出门遇见鬼了。 这碗面条的价钱很关键。如果他给了十块，我们的面条馄饨也不能少给。我后悔事先没有问卖馄饨的价钱。那南方人显然也在后悔。凌晨五点，即便是十字路口也了无行人。南方人只得向我们求援，问我一碗面条值不值十块钱？我的脑子活动开了：如果帮他说话，势必得罪卖馄饨的。我们也得出十块钱事小，他的案板上就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况且他说了自己的身份，是从大牛山下来的。南方人也许不知，可我清楚，那儿有一个劳改农常卖馄饨的看起来也像那一类人。但如果不帮南方人说话我们也得按十块钱一碗的价给。 急中生智，我问南方人：“十块钱一碗，里头搁的是什么？”我的智慧不在于问了一句巧妙的话，而在于使用了许城方言。如此一来就与南方人拉开距离，而与也说许城话的馄饨挑主接近了。卖馄饨的说：“是啊，你也不瞧瞧面条里头搁的是什么！值这个价。别说十块钱，二十、三十老子也敢要。你掏不掏？不掏就变二十了！”说着用勺子去敲南方人的头。南方人被迫掏了一张十元的，提着箱子过了马路。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今天算我撞见鬼了！” 之后，我和王玉埋头吃。我们没有相互讲话。我在考虑吃完以后付钱的事。其间又用许城话要了一两次盐、辣椒什么的。卖馄饨的两次把勺子伸过来，给我盐和辣椒。总算吃完了，我问：“几个钱？”卖馄饨的说：“你是许城人，我不宰你。都是家门口的，我明天还在这块摆，你带两个人来砸挑子，我还划不来呢？他是出差的，乡下人，不是不宰白不宰呃？你说不是这个理？”我陪笑道：“是是。”卖馄饨的说：“我就收你五块钱吧。” 五块钱，我们还是挨宰了。按当时的物价，一碗三鲜面和一碗馄饨加起来撑死也不过两块五。我掏出一张十元的给卖馄饨的，他说没的找。此时商店都没有开门，没地方换零钱，卖馄饨的也不可能不收钱。我不愿再逗留下去，所以最后还是付了十元钱。好歹和那南方人相比，我们赚了一碗馄饨。 我带上王玉，继续上路往码头而去。此时天光已渐渐显露，路上出现了一些早起的行人。我们又穿过四个十字路口，最后抵达码头。王玉坐在自行车后，没有再抱我的腰，也没有说话。她默默无语，没有声息，从重量上感觉，也没有睡着。她大概为我刚才的表现在生气呢。如果她生气，也是我们相处以来的第一次。谢天谢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候。她气得很是时候——如果注定要生我的气的话，此时生气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是一个胆小鬼、自私的人，而且猥琐。谢天谢地，她能这样地理解我、后悔我们之间的行为，她但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离开我就像离开一块木头、一场恶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和更圆满的呢？没有了。对我来说，知道她生气也就得到了安慰。她会为我的软弱和卑微，为我的一切缺点而生气，和其他人一样，和赵燕、小惠一样，那真是太好了。我也就不必存有最后的一丝遗憾了。 王玉始终绷着脸，当我们坐在防波堤的水泥护栏上遥望那条船的时候她也一样。后来太阳出来了，映在她脸颊上。我去买刚刚能分辨出颜色来的红红的苹果。我捧着纸袋向她走近，近到足以看见她流泪的距离。很难说她面无表情是生气还是为了忍住不哭。我呢？既不想流泪也不生气。我只想睡觉。我太疲倦了。接着我想起来了，韩东的一篇叫《利用》的小说是这样结尾：哦，朝霞，他们被它明确的无意义和平庸的渲染浸润了。 然而此刻，某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属于我。我看见王玉在哭，泪流满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哭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虚无，尽管他（她）悲伤、委屈或莫名其妙，同时也很充实。 王玉回去后的一个星期，杨真死了。又过一段时间，从悲痛中稍稍解脱出来的东海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他感谢我没有给他一个和王玉在一起的机会，否则他现在就会觉得对不起杨真了。他没有料到杨真会死得那么快。他说如果当时我给他机会，王玉肯定会和他上床的。他有这个把握。 *** 【文学视界(http://wxsj.yeah.net)编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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