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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独闯西藏的一个23岁的女孩子，现在已去英国读书。签证前一天，她在母校北大未名湖畔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生长在黄河边上一小城，那里民风闭塞，印象最深的是无尽黄土。父亲在石油部门搞技术，他高大潇洒，是家的中心，因他，家里有一种活泼向上的气氛。他鼓励我们兄妹二人学绘画，读书，用可怜的稿费给我们订报纸杂志。我知道父亲内心很孤独，家里就我能跟他交流。母亲跟他说不上话，有时嫉妒我们。 有一段时间他回来得很晚，默默吃完饭就到一个角落里看书。有时半夜带着浑身酒气回家。终于，一个早晨我知道了真相，父亲爱上他的女秘书。 那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里，父亲就和母亲谈话，我们起来看到两人眼圈都红红的。他们告诉我们马上要离婚，三个孩子愿跟谁自愿选择。父亲紧张地看着我。我说谁也不跟，就向外面跑去。父亲追了出去，在风中把我抱起。眼泪掉在我身上。 记得一个晚上，妈妈肩背我去找那个女秘书。实际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才19岁，很喜欢我。她和妈妈谈了很久，从此就不和父亲来往了。 父亲在家中威信扫地。他本来还能提升，但每一次都因这件“风流事”，上面考虑再三而作罢。我出去上学后，他遇到了一次车祸，断了两根肋骨，从此腰不大能直起来。好像整个人都缩了，沉默不语，像个小老头。 我想搞艺术，家里不同意，我就在高三下半学期带着180元钱，偷跑出来，到北京会考广播学院。因种种原因我没考取，只得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办的表演班。 西北大学两年，就两个字：读书。我那个班人员挺复杂的，许多都是考电影学院、中戏、上戏落第的“女才子”，还有些是剧团、电影厂来镀金的女艺人。 在那种说长道短、打情骂俏的环境中，我显得格格不入。她们也挺讨厌我。我的同屋们——大多是湘川妹子，很少读书，夏夜里穿得很少，在宿舍里吃火锅、喝酒、抽烟、赌博，旁边小篮子放满一毛一毛的钱。 屋里没法待，我就拿一个床单铺到楼梯拐角，坐那看书。同屋们有时折腾一夜，我就坐那看一夜书。我第一次看到天是怎么慢慢亮了起来，曙光像水流了过来。 遥远的笑闹声中，我看完了《邓肯自传》，她的大气和真挚情怀使我感动。 我觉得特压抑，简直没法忍受，还差半年毕业，就跑到北京考电影学院研究生。结果如愿以偿，考进研究生班学编导。 在回来办手续时，我发觉我对西安感情很深。我忘不了乱糟糟摆满小吃的街道，忘不了城墙角下老人们忘乎所以地高唱秦腔。入夜，一些文人甚至贾平凹、陈平原等在城墙上吹拉弹唱，埙声传得很远。这是一个土大夫意趣很浓的城市。 有一次我爬上高高的慈恩寺，看到底下细小的人群特别可怜，我哭了。一个怫学院毕业的法师看到了，没说什么，送了我很多宗教书。 北京电影学院两年就两个字：恋爱。我好像6岁就懂男女间的事。稍大一点，看到爸爸苦涩的爱。那天我到一个同学宿舍，他进来，一米八八的个，头后梳了个小辫子。吃饭时，头不抬猛吃，特实在，我涌出爱怜。 以后我在校园里碰见他，他似乎不认识我了。一次见他远远走来，就冲他笑。他想起什么，回过头来，我赶紧走开了。每次见到他的同学，都有意谈起他。同学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他是挺有才的，但太狂，拍片时经常就疯了。同学劝我他是一个可以欣赏但不能接近的人。 我从窗户里看他孤独而沉重地走过，总有一种帮他一把的冲动。他们上课我偷着旁听，他即席发言，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种直达本质的效果。我始终觉得他是个天才，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轰动影视界的。 我终于和他好上了，我们的爱情常人不能理解。我们可能两个星期不见面，也可能两天两夜在一起。他的身体像熊，但心像女诗人一样敏感。他竭力追求完美，如不如愿，就有玉石皆焚的想法。 那个夏夜，令我刻骨铭心。我和同学正谈论第二天决定命运的考试，如果通过就能拿到梦寐以求的硕士。突然有人闯了进来喊道：快去，他从五楼跳了下来！ 我随同学借信懂懂往医院跑，看着他全身蒙着白布躺在那里，还算留条命，我晕倒了。我一直陪着他。但他始终不说为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失足掉下还是有意自残。 他回到家，一个高官家庭。从此极为消沉，在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后，就再没音信。我错过硕士资格考试，也不打算再去考，因为我不想看到那栋楼房。 人们都觉得我疯了。我辞去工作，背着行囊向西藏走去。在路上，我碰到一位女画家，结伴而行。我们有时风餐露宿，来到敦煌。在痛快几天后，发现盘缠不够了，我们用最后一点钱租了间民房，写了个大牌子“英语辅导班”。每个学生收50块钱。收了二十多个学生，我们路费有着落了。 从敦煌南行到格尔木，然后进藏。我们到了版图上离北京最远的圣湖普兰，也到了藏北无人区。人说那是“十人要死两个”的路，我的一个前辈女校友就是坐在一辆中吉普里，在那平地突然翻车，走上不归路。我们有时找不到牧民帐篷，就露宿高原。后来知道那十分危险，高原粮群非常凶恶，如果遇到，第二天就只剩下几根骨头。几十年前，曾有一个骑兵排与狼群相遇，结果无一生还。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要生活在学校里——我又考进北大英语专业。这年暑假，我冒名博士，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百名博士百企行”。我们坐上火车硬座，向火热的南方进发。经过31个小时的颠簸，还要乘船再行。港口人群黑乎乎一片，燥热，气味难闻。漫长的等待之后，放行的门打开，人潮汹涌，我们裹在其中，顺流而下。前后左右是仓皇的眼神，瘦弱的身躯，扁担挑的脏被褥…… 莫名情感充斥心中，我们没有进舱休息，而是迎着夜风，一支一支唱起歌。曙色抹在两岸青山，我们到了目的地四川X县市。 那里残破得可以，主要大街400米，当地领导对北京的学生很热情，接风酒席非常阔绰，名菜佳肴，摆放如山。敬酒劝菜，场面火热，几个学生还和领导喝起了交杯酒，我却一口也吃不进。想起沿路所见，特别想起一双眼睛，那是一位发育不全的小女孩，缩在妈妈的竹篓里，浑身灰尘，但那双眼睛纯净如碧波。她注视着我，注视着人群，忽而有一点哀伤，像是对他人的悲悯。夜降临，人们都匍伏在地上，她和众多库区百姓都睡着了。 看着领导被酒胀红的脸，我愈发想起那场面，眼泪快要掉下，就走出宴会厅。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地区总在喊穷，人民贫困，而我们这些学生却陪着领导大吃大喝。为什么没人站出来说不，平常挂在嘴边的“终极关怀”到哪去了？经济博士老董出来找我。这位老大哥，曾在工厂机关做过多年，官至市委秘书长后毅然弃官从学。他沉默一会说：“回去吧！我相信我们不会忘记职责。” 在参观一个小学时，我似乎又见那小女孩。但显然不是，她穿得较干净，两眼水汪汪的，像个小印度人。她坐在我怀里说，她爸爸在码头上当挑夫，她特别喜欢跳舞……我把一直带在身边的《邓肯自传》送给她，她以后会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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