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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坊间刊行之中国文学史，于分期一端，绝少致意。竟有不分时代，囫囵言之者；间为分期之事，亦不能断画称情。览其据以分期之意恉，恒觉支离：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规定分中国文学史之教授为三段：一曰上古，自黄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体可行；然于古今文学转变之枢机，尚有未惬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为宜。今列举如左： 一、上古。自商末叶至战国末叶。 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 四、近代。自明弘嘉而后至今。 谈文学史者，恒谓中国文学始于黄帝：此语骤观之似亦可通，细按之则殊未允。黄帝时书皆不传，今但有伪内经而已。虽残缺歌谣，有一二流传至今，正不能执此一二残阙歌谣，以为当时有文学之证。何者？此一二残缺歌谣，不足当文学之名也。其后有所谓《虞书》者，今所传《尧典》（伪孔《舜典》在内）是也。此篇文辞，大类后人碑铭墓志，决非荒古之文。寻其梗概，与《大戴礼记》中宰予问、五帝德无殊。开始即曰“稽古”，作于后代可知。意者同为孟子所谓传，汉世所谓儒家所传之书传；其后真《尧典》亡佚，遂取《尧典》之传以代之（说详拙著《尚书十论》）。《尧典》既不可据，则当时文学，不可得言。《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语；《尚书大传》载云卿之歌。舜时文学，似已可谓成立矣。然《虞书》仅有诗之名，诗之实未尝传于后代，卿云诸歌，又未可确信为真。故不能以虞代为中国文学所托始，“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郑康成《诗谱序》语）。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至于商朝，虽郑康成以为“不风不雅”，而颂实存。古文家以《商颂》为商代之旧，由今文家言之，则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颂》文词断其先后，似古文家义为长。（余固从今文非古文者，独此说不可一概论。）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周南·汝坟》之二章云，“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为殷末之作，决然无疑。（汝坟为殷畿内水。）又《关雎》篇云，“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云，“南国无河！岐去河亦三四百里。今诗人举河洲，是为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师挚殷之神瞽：殷无风，不采诗，而挚犹治《关雎》之乱，明其事涉殷。”此《关雎》为殷诗之确证。今第一期托始于商者，以《商颂》存于后世，商末诗歌犹可见其一面，至于前此而往，自黄帝至于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谓无文学，然其文学既不传于后世，断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证其文学，惟有置之。编文学史而托始黄唐虞夏，泰甚之举也。 西周文学大盛矣：韵文则有“诗”，无韵文则有“史”有“礼”。从文学之真义，“礼”不能尸文学之名：然舍“礼”而仅论雅颂豳风二南，其文学固可观也。东周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发达之时代。约而论之，可分六派。一曰“诗人”之文学邶以下之风，（除豳）与所谓“变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学，《国语》（《左传》在内）《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是。（此数种未必尽真。）三曰“子家”之文学，孔子之《易系》，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之类是。四曰“赋”之文学，荀卿之“赋”是。（荀“赋”之体，必当时有之，作者谅不仅荀子一人，特传后者，惟荀子耳。）五曰“楚辞”之文学，屈平宋玉景差所为者是。六曰歌谣之文学，散见之歌谣是。凡此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则自由发展，有创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论，同在一时，而异其恉趣；以形式而论，师弟之间而变其名称。（屈辞宋赋体各不同。）今试执此时所出产之文学互比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无有也。是真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之时代矣。降至汉朝，此风顿熄。夫知东周之政治思想，不与秦汉侔，则知东周文学不可与秦汉合也。 自秦至于“初唐”为中国骈俪文学历层演化之期。此时期间，文学之推移，恒遵此一定趋向，不入他轨。若前期之自由发展，不守一线者，概乎未之闻焉。秦代文学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东周文学，犹其推翻东周政治与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当以诸刻石与《谏逐客书》为代表。刻石之文，一变前人风气；诚如李申耆所云，“亦焚诗书之故智。”其赫赫之情，与其四字成章之体，后世骈文之初祖，“庙堂制作”之所由防也。《谏逐客书》一文，多铺张，善偶语，直类东汉之文矣。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用古典，好堆砌；故虽非骈文，而为后世骈文树之风声。（汉赋乃楚辞之变，文体差近，故分文学时代者，每合楚汉为言。其实楚辞汉赋，貌同心异，论其质素，绝不侔也。）至于东汉魏晋之世，竟渐成对偶铺排之体。宋齐而降，规律益严。至于陈周之徐庚，“初唐”之王杨，骈体大成矣。此将千年间，直可谓风气一贯。自李斯始，俪体逐渐发达，经若干阶级，直至文成骈，诗成律，然后止焉。此时期中，岂少不遵此轨者。若汉之贾谊，犹存楚风，枚乘五言，不同词赋，王充好以白话人文，陶不用时人之体。然皆自成风气，为其独至。或托体非当时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乘五言之体，在当时不过里巷用之，士人不为，东汉以后，士人始渐作五言耳。）或文词不见重于当代，（如王充。）或仅持前代将沫之风，（如贾谊之赋。）或远违时人所崇，（如陶是。当时时尚之五言诗乃颜谢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风被一世。其风被一世者，皆促骈文之进化者也。平情论之，中国语言为单音，发生骈文律诗之体，所不能免也。然以骈文之发达，竟使真文学不能出现，此俳优偈咒之伪文学，乃充满世间，诚可惜耳。此时期中，惟有五言诗杂体诗为真有价值之文学。然五言至于潘陆中病已深；齐梁以后，成为律体，更不足道焉。 骈文演进，造于极端，于是有革命之反响。此革命者，未尝明言革命，皆托词曰复古。虽然，复古其始也。自创其继也；复古托词也；自创事实也。贵古贱今，中国人之通性。不曰复古，无以信当世之人。然其所复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种革命之动机，酝酿于隋唐之际，成功于“盛唐”之时。隋炀唐太，皆有变古之才。至于“盛唐”，诗之新体大盛；至于“中唐”，文之新体大盛；六朝风气渐歇矣。以文体言，唐代新体有数种：七言诗，（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鲍照之伦，然不过用于歌曲，偶一为之，未能成正体。）词，新体小说等是。世谓开元元和之世，诗多创格，不为虚语。以文情论，六朝华贵之习渐堙，唐代文学，渐有平民气味，即是以观，不谓唐文学对于六朝为新文学不可也。宋元文学又多新制。要之，此时期中，可谓数种新文学发展期。其与第二期绝不同者，彼就骈文之演进，一线而行；此则不拘一格，各创新体，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学，可分二类。甲为不通俗的新文学；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诗，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诗等是。此种文体，含复古之性质。乙为通俗之新文学。如白话小说词曲剧等是。此种文体，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风气。以文学正义而论，此最可宝贵者也。乃二种新文学演化之结果，甲种据骈文专制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种竟不齿于文学之列。寻其所由，盖缘为乙种新文学者，不能自固其义，每借骈文律诗之恶习以自重；因而其体不专，其旨不能深造，其价值不能昭著。且中国之暗乱政治，惟有骈文可以与之合拍；固不容真有价值之通俗文学，尽量发达也。 词曲之风，明初犹盛，故明之前叶，宜归于第三期。然自弘治嘉靖而后，所谓“前后七子”者出，倡复古之论。于是文复古，诗亦复古，词亦复古。戏曲无古可复，则捐弃不道；道之者则变自然之体，刻意卖弄笔墨；是直不啻戏剧之自杀。其后则有经学之复古，今文学之复古。自明中叶至于今兹，皆在复古期中。经学今文学之复古，有益于学问界者甚大。盖前者可使学人思想近于科学（汉学家），后者可为未来之新思想作之前驱（今文学派）。独文学之复古，流弊无穷。故中国人之“李奈桑斯”，利诚有之，害亦不少也。条举其弊，则文学之美恶，无自定之标准，但依古人以为断；于是是非之问题，变为古不古之问题。既与古人求其合，必与今人成其分离。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InhumanLiterature）。质言之，此时期中最著之文学家，下之仅是隶胥，上之亦不过书蠹。虽卓异之才，如毛奇龄恽敬龚自珍者亦徒为风气所囿，不能至真文学之境界，不得不出于怪诞。固亦有不随时流，自铸伟辞，若曹雪芹、吴敏轩者；然不过独善其文，未能革此复古之风气也。 中国文学史既分为如是四期；今再为每期定一专名，以形容之。 第一期，上古。“文学自由发展期。” 第二期，中古。“骈俪文体演进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学代兴期。” 第四期，近代。“文学复古期。” 今中国之新文学已露萌芽，将来作文学史者如何断代，未可逆料，要视主持新文学者魄力如何耳。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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