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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邻居


  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很觉为难;总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实在忽视不得。相处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见面就碍眼,那就尴尬了。比如,清早起来,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往往你刚走出大门,他也正跨过门槛,如果相好,便会微微一笑,一个说“你早”,一个说“你好”,大家快乐,带来整天高兴,工作累些也不觉得,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如果相恶,就糟了,本来是吃完早点,和亲爱的孩子妈贴了贴脸,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被柔情蜜意陶醉着,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扑面碰着邻居,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一脸霜花,一个向东别头颅,一个朝西扭脖颈,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像生错了位置,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体受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不是如此,谁能受得了?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
  所以,我历来主张,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我像汽车驾驶员一样,坚决遵守“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规则,至今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写小说,我异想天开,要把俩个邻居写出来,真担心会出点纰漏。从来写小说,总要有褒贬;一褒一贬,会引出一喜一怒,一爱一恨,三家人家,闹出两派;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心里也不受用,万一以后吵出事来,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落个皆大欢喜。可是这也很难,古来论功行赏,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没有意见了!说了东邻十分好,西邻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自然,全批满分也可以,不过小说写成那样,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难煞过多少皇帝,我一个握笔杆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珑!拍马吗,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装闻不见,或者闻惯了不在乎,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一旦风停,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岂不成了过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么办呢?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个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谢恩,三呼万岁。这是我能做得的吗?
  千难万难,真是写邻居最难,左思右想,还是三十六着,不写为上着。因此,两年多来,一直未敢动笔。
  最近,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哀伤之余,我的心又萌动起来,为了纪念他,忍不住不写了。但这种情绪,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老刘呀,这可要请你原谅了。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处,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我们同过患难,经常互相帮助,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为了他的过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我们也有充分谅解的基础。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j比老方逊色,便觉得不乐;那么,我郑重保证,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我一定有机会像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如果倒过来,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处了。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

  我和我的邻人——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都搞垮了。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受了些窝囊气。现在也不必再多说。“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冤案、假案、错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着的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死了的也不亏待,都开追悼会。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影响极深,对忠臣的被害,虽然忿忿不平,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满足于死后的荣耀,心中也就释然了。对于追悼会上,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但都宽宏大量,并不学“四人帮”的样子,把他拎出来;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当然,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这个原则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余气,或有余悸;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装出“腔”来,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暂不计较也罢。人民总是乐观的,对前途充满信心,自古以来,坏人从来就有,一旦绝种,生活就显得单调了;鳄鱼、老虎,现在都要重点保护;最杰出的医生,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最平庸的生物学家,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坏人能够存在,是因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够存在,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敢说‘我很关心你’,真惭愧),你的身体,是要赶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怕没有事情干吗!何必急得那样子,像来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还磨夜呢。”说到这里,老方好像不耐烦了,简单明白地插话道:“我睡不着。”
  我不甘心地说:“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总不能任它去,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我还想说下去,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好像他在责问我:“你刚才声明‘不说了’,还噜嗦什么?”我连忙闭上了嘴。
  这时候,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刘大声说,甚至站了起来:“你这个聪明人,给什么迷住了心窍?你今年几岁了?四十六,比我小八岁,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你能死了吗?”老刘说着,忽然愤怒起来:“‘四人帮’要整死我们,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不死,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这不是,他们垮了。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四人帮’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们一面装腔作势,告诫他不许自杀,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小刀、安眠药、敌敌畏……诱他上钩。可老周哪,就不上当。你想想,你还能……”说到这里,老刘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连忙看了看表,说:“总是为了你,又过了五分钟了。”说罢转身就走,还连连回头说:“你想想,你舍得,我还舍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过五分,唔,不错,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真超过五分了,这是难得的、三四年来,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执行得极严格,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样,何至于叫人担优呢!
  老刘走了,我又不敢再讲话,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咕噜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

  我想着这两位邻居,当天夜里竟失眠了。
  这两个人,都是犟脾气,从来不听劝。各人还自以为是,要求对方听话,真是怪极了。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抱成见,反而很合得来似的,一向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为了老方的健康,老刘一再劝他像自己一样,有计划地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要他早晨起来跑步,下午打太极拳,晚上做气功,并且把买来的有关资料送给老方。老方不听。老刘不灰心,有一次便请人从吉林买到一斤人参,他按原价让半斤给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两支。到下一年过了梅雨天,竟发现都霉烂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骂了一顿,声明从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时住不进医院,他却千方百计走后门让他住进去,而老方却待不住,治疗得稍有好转就出院。老方呢,一贯主张老刘在落实了政策以后应该去上班,老刘至今不去,他说:“这算落实的什么政策,我本来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帮’坑害了这些年,反倒叫我去当第二把手,我咽不下这口气。”老方就说:“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老刘大笑道:“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呆,也难怪,没有当过头头,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老方不赞成说:“你是受过‘四人帮’害的人,竟也会沾上‘权迷’的习气。”老刘不满道:“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不还给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现在降职使用,倒像是犯了错误,这不是颠倒了吗!”老方也不满说:“就算你有理,人民总没有亏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总说不过去。”老刘一挥手说:“算了,你是个迂夫子,同人民的账,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死下来总算吧。我身体不好,现在就锻炼锻炼,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老刘不但不去上班,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老方也居然会答应,两个人常在一起,细谈情况,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时间。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老方白天没有空,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功课本来极差,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后来跟着老方补习,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现在,老刘的女儿,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从不厌烦。我在旁边看了,着实感动,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说到根上,总是既然住在一起,不会没有这些往来,也说不上谁沾了光,谁吃了亏,反正是为大家好。都值得称赞。
  但是,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不仅用不着我担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体,本来比他强,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我竟不如他了。确实,我们是很聪明的,终于找到了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他们岂止为了健康,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中年人就不同了,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保住朝气而已;至于老年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实在不忍离去,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实在无权玩忽,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有时候真的做了,但总是一天捉鱼,十天晒网,坚持不下去,而且起得过早,锻炼得过分一点,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上班也差劲,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我一天到夜很忙,体力消耗得多,本来就累了,再锻炼岂不更累。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为自己意志薄弱辩护,自然不说出来。
  可是,老方是脑力劳动者,意志又坚强,身体这样差,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锻炼锻炼,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如果这样下去,岂不糟糕!想起来,老方的经历,也真叫人感叹,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五七年反右后,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他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从未受过表扬,他也从不计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他竟像被蒙在鼓里。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他是内定右派。他当然不承认。他性格本来就犟,竟硬顶起来,于是从灵魂到肉体,被斗得七荤八素。从此竟一蹶不振。起初还坚持劳改,在学校里打杂,从扫厕所到拉板车都干;后来躺倒了,又被认为是装死,罚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请罪,一直到失去知觉。之后便常发气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脏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厉害,平生也不曾学会照顾自己,一旦让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发病的时候,喘得躺不下去,就干脆备课或批作业,往往几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两年来,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时半夜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的灯还亮着,凑进玻璃窗一看,他还在埋头批作业,喉管里“叽儿叽儿”的喘声,竟响出窗外来。我怜惜地说:“老方呀,你不要命啦,还不休息!”他便说:“快好了,就睡就睡。”却不动身。我看不过,有时推门进去(他从不闩门,爱人在邻县做妇女工作,难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让批。他忙揪住,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个学生想得有趣,但不会写。”我当然不肯上当,干脆灭了台灯。他拗不过我,叹一口气,坐到床上去说:“睡,睡。”然后又咳嗽,喘着说:“这些学生,都快高中毕业了,作文还写不顺,错别字好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错过了光阴,再不抓紧些,将来怎么办?”我非常感动,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体再垮下去,怎么办?”
  我的话完全没有用。他不但没有改,从去年十二月,他那“内定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以后,整个寒假,他几乎门槛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写着写着。问他在干什么,他起初腼腆着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体验去感动学生,他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要推动学校的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我又高兴又忧虑,说:“好虽好,你吃得消吗,该量力而行啊!”他笑着说:“劲道上来了,倒放不下手;这小说一动手写,就像发了神经病,旁的事都想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尽是这事儿,梦也做着它。”我说:“这可糟了,你还是不要写吧。”他摇摇头说:“已经上了马,总要跑到头才能歇了,否则,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过去,他显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时候穿了棉衣,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只是更像老头子了,佝偻着背,脚步拖沓,右手时时按在下肋骨处,好象那里生疼。天一热,脱棉换单,使人大吃一惊,他真是皮包骨头了。他却开玩笑说:“这里边也有学问,课文里有‘精瘦’这个词;什么叫‘精瘦’,以前我只会解释成‘瘦极了’;可是,‘瘦’到什么程度才算‘极了’呢?总还不懂,现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若推得动,那还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动,皮贴牢在骨头上,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才叫‘瘦极了’。”说罢,竟开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个乐天派,也想说几句俏皮话,竟干了嗓子,讲不出声音来。……
  想到这些,我怎能入睡。睁眼看看,他的房里仍亮着电灯。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见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贯注地用笔指点着一篇作文,向站在桌边的老刘的小女儿讲解。不知为什么,我竟留泪不住,心里又酸又甜,又爱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一个人,像老方那样夜以继日地劳累,即使有强健的身体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刘都十分后悔没有能及时把他阻止住。
  实在说来,我们还不够关心,也不完全懂,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一天过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过去了,老方好像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月过去了,老方也并没有躺下来。于是就认为大概还不要紧吧,有意无意之间就让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种试验,试试一个人的生命力能顽强到什么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战胜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样才能够靠近这个坚强人物的身体。……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是这样的残酷!我枉为老方的老邻居,几十年亲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认清他的品格;我竟没有想到这个人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从来就是甘愿烧尽自己的油脂、照亮别人的火烛,从来就是慷慨剖开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应该指望他会向病魔屈服,早就不应该认为他有一天会喊吃不消而躺倒。……我们总是容易关心那些有一点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雄好汉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这样愚蠢!
  老方在寒假里写的小说,三月里在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评论家还写文章,称赞他写得好。我们这个小县城,立刻轰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是指实际上生活里的哪个、哪个,甚至还来向老方讨谜底。学校里更加热闹。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畅,十分有劲,拼命要做出更大贡献,好让老方再写一篇。少数几个被怀疑是犯有官僚主义或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的模特儿的,不免暗暗闹了一阵情绪,深怪老方出他们的洋相,过后想想,大都能够觉悟,有所悔改。只有极个别的人,竟怀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还有一些人,虽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说里指出的那些毛病,却连声称赞老方写得好,说那种人确实应该批评,否则就妨碍四化,自己却偏偏不改。这种人大概也是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早就练老了脸皮,或者是长期被触灵魂把灵魂触僵了。这些都瞒不过学生的眼睛,都是他们告诉老方的,后来老方又把这话告诉我和老刘,并且谦逊地说:“总还是我技巧不够,热情不炽,不曾能够感动这些上帝。”
  总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内容尽管有争论,文字功夫却无人不说好。学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绕着他,他教的又是毕业班,谁都知道现在考大学有多紧张,认准了好老师,个个都希望多受点指导。所以,每到晚上,穿梭似的上他家来,拿出作文请他面批。他们总是把他团团围住,就像是茧皮困住了蚕蛹,顾不上这蚕蛹快要把丝吐尽了。他强喘着气,耐心地讲解,有时还发出带喘的“呼哧,呼哧”的笑声。……就这样一天一天忙碌着,一直到把这批学生送去考完大学。他看来一直很兴奋,脸色常常发红,眼光很亮,好像腰板也挺直了一点。我和老刘都暗暗惊奇,觉得生命实在伟大,实在神秘,以为奇妙的精神力量会使他在千锤百炼中健康起来,我们忘记了他的躯壳也是物质,忘记了任何物质承担压力都不能超过限度。谁都体会不到那个时期疾病究竟怎样在折磨着他,他又用怎样巨大的毅力同病魔抗争。
  高考揭晓,他教过的两班学生,语文成绩没有一个不及格,平均分数是全专区最高的。老刘的小女儿,也考取了大学。这些消息,就像是一支支强心针注射进老方的身体里,使他有可能作最后的一跃,暑假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又登上了讲坛。
  终于有一天,他像一张硬弓的弦,铿锵一声绷断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像往常一样,他也走出门来。打过招呼,我就见他身子微微一颤,咳了几声。我以为是今早上比昨天稍稍冷了一点,并未引起特别注意。我们还同走了一小段路。街边的梧桐,落叶增多了,但街心花园的菊花,却正盛开。我们就在那里分别,这时一天晴朗,阳光已经照到树头,高空里飞过几只鸽子,响起一派轻淡缥缈的哨声,老方抬头看看,还微微笑了一笑,好像非常欣赏这美妙的天曲。这一天我非常愉快,因为工厂要新建一个车间,决定派我到外地去参观同类工厂,收集参考资料。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可以见识见识外地的风光。下班后,我一路轻快走回来,一进院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三家人家,寂静无声,不见一个人影、喊了几声,无人答应。突然,老刘流着眼泪出现在我的面前,呜咽着说:“老方死了。”
  我顿时如遭天打雷劈般呆住,似乎大叫了一声“怎么会呢?”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出来。
  “已经送殡仪馆了。”老刘接着说:“我们两家的人,都在帮忙。”
  我一头冲进老方的房间,好像偏要在这儿再找到他似的。……我像扑进了大海,被波涛颠簸得摇晃起来。我支撑在一张椅背上,眼泪无声地哗哗直淌。
  我立刻想起了老方一年前说过的那句话:“我只想再活五年。”我觉得我们真傻,当时竟一个人也没有听懂,他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已经活不到五年了吗!可我们……我们真傻呀!
  我抬起泪眼,看看老刘。老刘站在台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几张纸,脸色非常难看。我不禁也伸头去看,很快就弄明白,那是老刘请老方代笔却还没有写完的一份申诉书(据我晓得,这已经是第六次申诉了)。我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灯光,这应该是老方最后的笔迹。
  当时我确实没去想别的。但是,老刘忽然像女人一样大声地哭起来,我惊异地呆望着他,因为从未见过他这种样子。我这种态度不知道触动了他哪一根心弦,他竟哭哭啼啼朝着我喊道:“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参加追悼会!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
  …………
  为了替老方治丧,我请了三天假,开过追悼会以后,领导上就催我赶快出差。
  我隔天买好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打算五点起身,吃点东西动身。这样时间也很充裕。
  这天清晨,我按时起身了。孩子妈也被吵醒过来,她睁眼看了看表,就说:“还早呢,才四点钟。”
  我连忙再看看,果然只四点。不禁苦笑一声,觉得自己这几天真有点昏头昏脑。但既然已经穿好衣服,也就不想再睡。嗽洗完后,打开炉子烧早饭。坐着无事,就走出门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深秋的早晨,气候已经凉了,穿着绒线衣,仍觉单薄。这时天色浓黑,门前广场四周有几盏路灯,透过梧桐枝叶,一线线射到广场上,明暗相间,有一二十个人,已经在那里锻炼身体,有的跑步,有的打拳。我真自愧不如,又一次想起了老方,便更羡慕这些强健的人了。
  我一面深呼吸,一面信步走去。我看到近处梧桐树下,有一个人在原地跑步,上身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头,气喘吁吁,一线灯光照在他的脸颊上,看出那晶亮的汗珠,如雨点般滚落下来。我钦佩得五体投地,不由得再靠近去细细欣赏这位杰出的锻炼者的神态,我很快就发觉他竟是老刘。
  这时候,我心头蓦地涌起一股非常厌恶的情绪,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失礼了,竟不曾招呼他就迅速回身走开。我愤怒,我憎恶,我顿时背叛了我一贯称羡的东西,我诅咒这种锻炼!当时我的神经显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不知道我的两位邻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刘还是老方。我强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以免真的发起疯来。
                         1979.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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