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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一排高大、阴森、旧式的公寓建筑,门牌是单号。17、19、21、23、25、27……79号在哪里?在那里。那儿道边站着一个通身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在灰暗大街上十分鲜明,象一长条火苗,她正远远朝我招手,她是简梅。
  她穿一身红?我忽然想到,前天我说她很适合穿红。她为我这一句话才换了一身红?
  我走近。她穿红的确很美。一件深红色的披肩上衣,深红色的宽褶的短裙,一条深红色的长裤的裤腿塞进一双深红色的长筒的纯牛皮的靴筒里。肩挎一个同样颜色的小皮包。这就使她的头发显得更黑,脸儿更白。
  “我一眼就看见你了。”我说。
  “是吗?”她立即显得兴致冲冲,“别看这里的衣服一人一样,我这身衣眼还是引人注意。这是苏格兰人喜欢的颜色。深洋红,有时加上白色和银灰色的方格。请进吧!就这儿--”她手指着一扇厚厚的、雕花纹的木门。
  铜门牌上刻着花体的阿拉伯数字:No79。
  我随她身后进了门,穿过一条又宽又高又黑的走廊,拐一个弯,前这更黑。只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请进--”眼前忽然一亮,在打开的一道门里边,现出一个宽阔的房间。
  “这就是我的房间,欢迎小马克思先生批判。”
  “噢?”我笑了,“不过在这里,你够不上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这种生活方式不该批判吗?”她似乎叫我欣赏一下她的财富。我目光横下一扫:双人软床啦,电视机啦,沙发啦、镜台啦、零七八碎的东西啦……
  “你就这一间住房?”我问。
  “里边还有卫生间,你想参观吗?”
  “卫生间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她耸耸肩,有点懊丧。跟着她的目光四处搜寻,看来她急于想拿出一样显示她生活上富有和优越的东西压倒我。当她的目光碰到桌上的一架电视录象机和一架录音机时,就立刻显得兴高采烈。她叫我坐在一张特大的三人沙发上,一边说:
  “听音乐吗?古典还是现代的?伯莱·斯力的歌曲你肯定没兴趣。我这里古典名曲很全,大都是卡莱扬指挥的。要不你看看录象影片。山口百惠的《炎之舞》?想看鬼片吗?《第六感》很神!算了吧,你还是看点郑重其事的东西吧,这里有一部美国影片……。
  “随便什么?鬼片也吓不死我。当然我更习惯于认真对待生活和艺术的--”
  她故意以快速又熟练的动作,通过闭路电视播放出一部影片。
  “《往事难忘》?”我问。
  “对,在国内看过?”
  “没有。我在杂志看过梗概介绍,我很喜欢这故事。有的杂志翻译为《回首当年》。”
  “对,这两种译法都合原意。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里边的主题歌也非常美。你看吧!我去给你煮咖啡!”她得意极了。她终于拿出我在国内没见过的东西。她抬起双手把披在肩上的头发推到背后,走出去,带上门。
  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冷静地观察她的房间。这房间就从我对它最初的、笼统的感觉中裸现出一切细节。房子是旧式。这种旧式的木结构的房屋比新式的水泥建筑更舒适。可惜窗子朝南,受不到日晒,又是楼下一层,再加上年深日久,墙壁的防水层腐烂,沿着墙根有一圈两尺高发黄的水渍,屋里还有股阴冷、潮湿和霉坏的气味。屋子一面,一排大壁柜,属于房间本身结构之一;这张半新半旧的大沙发和那张软床。大概也是房东的吧!这里出租的房屋都带家具,甚至带有各种小日用品。屋里哪些物品属于她本人的呢?墙角的几只衣箱,床前几双鞋子,地上一本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壁炉台上的香水瓶、烟罐、罐头、酒……她还喝酒?屋角圆桌上摆一个红黑条纹的大陶罐,插着一大束花,却一半干枯,半死不活;英国人最喜欢在室内摆放鲜花,天天更换新鲜花朵。花放干了,这表明她经济拮据还是生活过于紧张?她还有什么?噢,显然这架电视录象机是她房内最昂贵的物品了!
  她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仅仅为了一架电视录相机。我的心不禁黯然。
  门一响,她端着两杯冒着烟儿的热咖啡进来.
  “影片好吗?”
  “你看吧!我不打搅你。”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转身向壁柜走去,“我给家里预备点东西,回头你好带走。”
  “你最好快些,不然过两天再说,反正我在这里总还有十来天时间。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下午去伦敦大学做报告,我得回去做做准备。”
  “那么你连电影也看不完了。”她挽留我说,“做什么准备?外国人不那么严肃认真,你随便说说算了。只要他们不知道的,都会觉得新鲜。”
  “我要有点责任心,不能敷衍一下就完,应该尽可能说的具体和透彻一些。”
  “认真的人早晚都得累死。好吧,我快整理东西。”
  她打开壁柜,拉出一个小白皮箱,说:
  “你瞧,瞧呵,别只盯着电视,反正你也看不完。你瞧这大塑料袋里的东西是给我爸爸的。这一包是送给你的。”
  “干什么要给我东西?算了,你自己留着吧!”
  “你不要连一件衬衫都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列主义者们,有几个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有病,吃药还得是进口的呢!”
  “马克思从来不这样区别世界。哎,你喝酒吗?”
  “我,不……噢,你说那瓶?是朋友送的。”
  “送你半瓶?”
  “嗯?不,有时客人来时喝一点。哎,你干什么总注意那瓶酒好不好,难道你也是个酒鬼?你还是看这儿吧--这箱子和这包东西是给我弟弟的。对了,我还得给我弟妹几件衣服,他们刚结婚不久。你说--”她用手翻弄着壁柜里挂着的一大排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给她哪件?我真不知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穿什么样的农眼了。”
  “哪种人穿哪种衣服。”
  “你看过我弟妹吗,你说她属于哪一种?”
  “路上碰见过一次。解放派!”
  “你不也是解放派吗?”她说。
  “有区别。”
  “在哪里?”
  “我是有限的解放。”我不自觉提起那次在北京新侨饭店里刘海说的话。我并无意刺激她,只是随口一说。
  简梅的神色立即变了,显然她也想起这句话的出处。她突然神经质地一甩头,好象要把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使劲从脑袋里甩出去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过这种病态动作。她向来是个打不败的强者。没有弱者那种经不起锤打的神经质。我略微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忙换句话说:
  “照一个青年的话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
  简梅沉了一会儿,好象要稳住精神的重心,随后神色恢复正常,才说:
  “我赞成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也需要理想。”
  “最好你别谈理想,理想对于我从来没用。你说,这几件他们在国内敢穿吗?”
  “敢。连‘皇帝的新衣’都敢穿!”
  “我还送他们点什么呢?”她上半身钻进壁柜翻了一阵子,拿出一条围巾和几双没拆包装的丝袜于塞进一个包里,
  “真不知他要还需要什么?”
  “你对你弟弟还蛮不错呢!”
  她听了我的话,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痴呆呆、自言自语地说:“有一阵子,他都不叫我姐姐了……”一时她连手里的动作都停止了。
  “究竟为什么?”我问,“你爸爸对我讲过你们的矛盾,你们当初不是在一起相依为命吗?我真弄不明白。”
  她若有所思,声音低沉:“很简单,他不过想……想,想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设法挤我离开家,爸爸因为他比我小,偏向他.那时我真是难极了……”她头一次向我吐露这件事,也再次证实了事情的根由和简松其人。但她此刻的神情有如白日作梦,话声喃喃如同呓语,“不管过去怎样,我现在愈来愈想他们。”跟着她的头忽地又一甩,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隐隐不安。但一甩之后,她似乎清醒过来,眸子放光,神情有种异样的兴奋。她的声调里再没有刚才那种深沉又惆怅的情绪。她反而嘲弄地笑一笑。笑里似乎含着彻骨的寒冷,“我扯那些事干什么?他们好坏,与我毫无关系。相隔几万里,谁还顾得上谁?再说现在简松对我可亲了。一封信起码叫二十次姐姐,当然,他并不是想我,而是想向我要点外国货。这也不怪他,人都变得实际了,我也一样。你呢?你也实际多了吧!说实话!”
  我什么也没说。我有许多话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句也没说。她专注地看我两眼,忽然冲动地说:
  “我应该送你爱人点什么?”
  “什么也别送。我不是向你要东西来的,是看你来的。这次能见到你,多难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真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心里有股热烘烘的液体流向全身。
  感情最容易感到。我们一下子好象都触到了埋藏在心底的昔日共同的情谊。为什么?是由于我刚刚这句真情流露的话,还是给电视机正响起的《往事难忘》这首歌唤起的?反正这伤感、浑畅、怀旧的旋律,分明已经把我心里的往事都乱嘈嘈地搅动起来了。她似乎也明显地激动起来了,转身跑到卫生间拿来一瓶香水:“这是瓶法国香水,只用过两次,虽然不是整瓶的,就算件礼物吧!”随后又朝我叫着:“我再给你点什么,给你点什么呢……”她站在屋子中间,摊开两只空空又自白的手。
  我快掉泪了,她原来什么也没有呀!
  她忽从挂在壁柜里的一件男人西服的上衣口袋摘下一支钢笔给我:“你用得着。”她推开我的手,硬把钢笔插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她的真情实意和执拗,使我无法拒绝。
  “这是你原先那位先生的?”我问。
  “不……嗯?是的。”她回答得并不肯定,使我不解。
  “告诉我,简梅,你们真的分开了吗?”
  此刻,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不适于戏谑地斗嘴,而更适合于认真地交谈。
  “是的”
  “你现在真的独身?”
  她似乎犹豫一下,跟着点头说:
  ”是的。”
  “你那位先生不再与你有任何联系?”
  “是的。”
  她一连说了三次“是的”,点了三次头。
  “你打算这样独身下去?”
  “独身有什么不好。这里的妇女独身的愈来愈多,有的干脆就不结婚。但我必须结婚,而且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我才能取得英国籍,长期住下去。”
  “有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吗?”
  “合适?谁知道。现在还没有。”
  为了出国嫁给一个陌生的人,为了留在国外再嫁给一个尚未找到的外国男人。想到这里,立时有几句刺激性的话跑到我的嘴边,但我不忍心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发觉,她已不是我原先想象的样子。我不是傻瓜,自然看得出:她脸上的笑、神气、得意和自足都是装给我看的;她的富有也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要装给我看?
  这时,我已经猜到,简山川并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真实情况。可能根本不知道简梅独身生活。
  表面上的时针提醒我应该返回旅馆了。我提起她交给我的小白皮箱,向她告辞。她却非要送我上汽车不可。她说,她还要看看前天赌马的结果。到了那家赌店门口,我站在门外,把小白皮箱放在脚边等候她。只两分钟她就从赌店里走出来,从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她的运气如何。
  “又赢了二百镑?”我问。
  “不,输掉了一百五十镑。”
  “输了这么多!”
  “这还算多?”她笑着说,脸上若无其事,好象是位百万富翁,其实她输掉了将近一周的薪金。随后她说:“我近来沾点晦气,不该来赌就是了。”
  “什么晦气?”我象发现什么,紧紧追问一句。
  “嗯?”她怔一下。她的神气告诉我,她已经后悔无意之间把她的什么心事泄露给我了。她马上改口说:“我是指手上的晦气。近一个月,我在俱乐部打桥牌,天天输。本来不该来赌马。不过没关系,今晚我和老板还去俱乐部打牌,说不定从今天起又会来个大转运!运气很象伦敦的天气,说变就变。”说完,她朝我快活的一笑。
  她真快活吗?我没说话。心里明白,她是笑给我看的。
  一个只听从命运摆布的人是可怜的。
  我们在街头分手。我的脑袋好象处在构思小说时的状态中,又朦胧,又清晰,捉摸不定,捕捉不住。这是今天简梅给我的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感受。对于她,我好象预感到什么,又什么也猜不透。我承认,我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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