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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意外的相遇象投来的一块大石头,在白慧心中激起轩然大波。给岁月沉淀到心底的沉重的东西,又都重新翻上来,混扰一起,一时难以平静下去了。
  几年前,她就是带着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到这儿来的。
  她要在这里好好干一番。首先她认为应当这么做,还要以此对自己证明自己是好人;更为了远避那些摆脱不开的矛盾和痛苦……这样,新生活就在她的面前展开了。壮丽的草原,辽阔的天空,弥漫着奶茶香味的小毡房,酷烈的风寒和扬起长鬃飞奔的骏马,以及这在建设中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使白慧耳目一新,宛如一股清凉的水,冲淡了拥塞在心中的那些事。原先她脑袋里好象给绳索紧紧缠着,打了许多死结,箍得很疼。在这儿一下子都松开了。
  这儿也有斗争。但较多的时间里只是她一个人坐在牧场隆起的草坡上。羊群在远边吃草,除去柔和的羊叫声和悉悉索索的啃草声,草原那么静。当微风歇憩下来的时候,耳朵会静得发响……纷乱的思绪便沉落下来,静止了,得以细细分辨。即使有斗争,也是冷静的、理性的、从容不迫的。她从家里带来不少书,特别是那些经典著作叫她翻了不知多少遍。趴在有弹性的青草地上,手捧着书,嘴里咬着一朵洁白的矢车菊的花茎。茎中苦涩的汁水流进口中,她不觉得。没人打.扰她,常常是从晨起到日暮,直把身子下的草都压平了。她懂得了某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发现了某些自己原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恰恰是荒谬的。还发现报纸上某些文章所阐述的思想非常可疑。后来,林彪事件发生了,证实了她的某些怀疑是有理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使她迫切想从书里弄明白。
  真理是事物的原则与法则,不是某人某事的详尽的注解,因此它不会一下子就跳到眼前。别有企图的解释巧妙地歪曲它。在人们确认出它的真正面目之前,往往给凶气恶氛扰得忽隐忽现。
  白慧在没有认清它的时候,怀疑自己;在看见它的时候,更感到一种痛苦的内疚。这又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使她的工作做得更好,非常好。每年旗里评选先进人物时,她是不需要讨论就一致通过的当然的一名。后来,旗里由于缺乏医生,就派她到锡林郭勒盟医院学习半年,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这个工作无形中使她得到许多安慰。她到处为人治病,解除痛苦;在接生时,为别人的家庭双手捧来幸福。她看着人家病愈后康复的、感激的笑容,便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温暖的手抚慰着她的心。当一个病危的生命因她设法获得新生时,少有的笑意就出现在她的嘴角上。她仿佛在默默地黩一种罪过。
  于是,她整天斜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十字包,骑着一匹短腿的栗色蒙古马在草原奔来奔去。哪里发生病痛,哪里便是她奔往的目标。无论路途遥远,还是风沙骤起,都不能使她退缩。她好象去消除自己的苦痛似的。冬天的草原上,雪坑隐藏在雪被下边,很少有人迹,却常常有她那匹蒙古马驰过的蹄痕。一个给她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的斯琴妈妈,送给她一件金黄色的蒙古袍子。她换上这种装束,头上缠着天蓝色的绸巾,脚上穿半高跟的软马靴,显得英俊极了。坐骑上那副漂亮的镀铝马鞍也是人家送给她的。人们用香喷喷、浓褐色的奶茶迎接她,用马头琴抑扬的琴音赞扬她……她从这崇高的工作中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了生活的勇气。空荡的心也一点点充实起来。
  她在这里所收到的来信大多是爸爸和杜莹莹寄来的,间或还收到郝建国的来信。她通常在马背上读这些底
  她从爸爸的来信中看出来,爸爸的落实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前年才落实,已不在原厂工作而调到机械工业局当一名“顾问”,没有实职。爸爸仍象往常一样,很少谈到自己。但他的落实总是令人高兴的事,为白慧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为什么不给爸爸安排实际工作,而叫他仅仅做一名有也可、没有也可的顾问呢?爸爸是怎样想的呢?她曾去信问爸爸,爸爸回信却不说。她又写信请杜莹莹帮她打听一下爸爸的情况究竟如何。杜莹莹没有认真帮她去做,多半忽视了这件事。或者由于杜莹莹非常忙,有些自顾不暇。她每天忙于家务,学习日语,其余时间在谈恋爱。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杜莹莹并役告诉白慧追求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之前,白慧经常收到郝建国的来信。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已强烈的爱慕之情,要求做朋友。他称赞白慧在那“横扫一切的时代里表现出的勇敢和坚定性。”也埋怨白慧后来“莫名其妙地消沉下去了。”他说他“一直喜欢”白慧,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在其他女孩子身上少见的硬气劲儿”。他很希望“有一个坚强的生活伴侣,一起战斗而不是一起摆弄油盐酱醋。”还希望白慧“回到斗争的漩涡中来,重新体会斗争的快乐与幸福”,并在每封信里都切盼白慧“立即回信”给他。
  当时白慧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好象一个叫火烫伤的人,伤这未愈,看见一棵毫无危险的燃烧的火柴杆,也赶忙躲开。再说她从没喜欢过郝建国。她对这个精明强悍、机敏健谈的青年,只有过赞佩之情,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好感而已。现在呢?郝建国在她心中的形象已经不那样完美了。虽然她还不能对郝建国做出明确判断,却好象从一件美丽的瓷器上发现一条裂纹似的,看上去已很不舒服。她口信对郝建国说自己只想在这里好好学习和锻炼,不想回城市,更不想交朋友,只想“独身”,“那样更自由”。由此而引来郝建国长篇大论的议论,表白,发问,以及各种形式的“劝降书”,她却没再给郝建国回信。
  后来,杜莹莹来信透露她的追求者也是郝建国,而且流露出她对郝建国的赞佩与倾慕,并要求白慧替她“分析分析”,“出出主意”。这时,白慧偶然还会收到郝建国的信,她便对郝建国产生恶感。难道郝建国的感情是“多弹头”的吗?她猜不透郝建国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想把这件事告诉杜莹莹;一方面又怕杜莹莹知道后难过,因为杜莹莹真的喜欢郝建国,因此她给杜莹莹的回信只说“这件事只能由你自己考虑和决定,不过应长期考验和观察,尽管是老同学、老朋友。朋友和伴侣的条件要求是决不一样的。”她下决心再不去曾理郝建国。她确实抱有“独身主义”的念头了。
  杜莹莹的来信还含蓄地问到她“有没有碰到称心的人?”白慧看了这些关心的话,不由得从鼻腔里冷冷地哼出声来,那颗受过重创的心中便翻起一个小小的、苦涩的浪头。每当此时,她都要驱马,迎着风,在草原上尽情驰骋一番……
  常鸣从未来过信。他们自从那桩可怕的事情揭开后,谁也不知道谁如何了。在她刚刚来到草原上时,还曾给常鸣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她手里捏着写好的信盼望邮递员快来;邮递员到了,她却躲开了。信留在自己手里,到现在纸都搁黄了。然后,那些沉浸在爱的甘甜中的日子,包括所有细节,她一点也不曾忘掉。经过的事就象一幅连着一幅的珍贵而迷人的图画珍藏在她心底,偶尔也会象流光一样从眼前一掠而过。那河口道三十六号的亭子间,小圆桌,爬满藤叶的窗洞,以及月光中分外恬静的小槐树林,大街上双双的影子;还有常鸣的种种形象--站在船板上湿淋淋的、病中的、侃侃而谈时的,他的声音、动作、笑貌,说过的话,都象刻在她的心上一样。特别是那充满爱和幸福的目光,常常对她一闪一闪……但这一切再不会回到她身边了,不属于她了。仿佛给一阵凶猛的风暴吹去了……
  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大大惊动了她,是郝建国寄来的。
  信上提到了运动初期他们在校门口打那个女教师的事!居然还提到了常鸣!
  据郝建国说,“常鸣去到学校找你,吵闹着要揪你,说你打了他母亲,要和你算账。这小子蛮不说理,充满对你的仇恨。我呢?也不客气,否定了这件事。我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我把他驳得无话可说,他才走了。不过,你别害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必追问、打听,更不要对旁人说,反正这儿有我,谁也怎么不了你。我永远和自己的老朋友站在一起,你自管放心好了。我只是不明白,这小子怎么知道你打过他的母亲?”并嘱咐她“你如果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尽管给我来信好了。不要对旁人说,更不要对杜莹莹说。”
  这封信搅得白慧整天胡思乱想,冷静思考之后,却觉得郝建国所说的这件事有些细节是不可信的。因为常鸣既不是那种人,也不会那样做,何况事隔数年,常鸣为什么当时不来揪她呢?但其中也有可信的根由,郝建国并不认识常鸣呀!后来,她想到,此事她只对杜莹莹说过,是不是杜莹莹与郝建国谈恋爱;关系密切,告诉他了。郝建国为什么不叫自己对杜莹莹说呢?她便没给郝建国回信,而去信问杜莹莹;此后她回去探亲时也找到杜莹莹问过。杜莹莹回答得含含糊糊,只说一句:“别理他,神经病……”
  白慧便意识到这件事不大真实可信。
  这件非真非假的事却弄得她又矛盾,又苦恼。一会儿她怀疑到郝建国的品行。一会儿又怀疑常鸣当真这样做过。此外还勾起那桩往事,叫她总去想……
  岁月的尘埃层层覆盖,生活的浪潮慢慢冲刷。过去的事总会逐渐淡薄下来,但她那桩往事、那桩罪过在她心中并没淡漠,而是沉甸甸地落入心底。
  日久天长,表面总算平静了,有时连条波纹也没有。
  这次相遇太意外、太突然了!她重新失去平衡。无论怎样努力也稳定不住了,因为常鸣仍不能原谅自己。这表明她依旧是个不能原谅、不可饶恕的人……
  往后的日子难过了。
  那些沉重的东西再沉不到心底,而在中间悬晃着。偶然碰到什么有关的事,那东西就在心里边来回懂得发响。
  外边在搞落实政策了。老干部、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便更深地感到一种内疚。外边又搞“反复辟”、“反回潮”了,这些张牙舞爪的理论完全可以把她那个自认为的罪过解释得合情合理。完全可以从中找到安慰。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理论对于她愈来愈显得无力了,好象失效的药膏,于事无补。她如同一个破皮球,单靠打气是打不起来了。
  有一次,知识青年的代表聚在盟里开会,她碰到了马英。马英是和她一起分配到草原上来的。但不在一个旗里,距离很远,再说两人以前有隔膜,从来没有来往。马英在牧场中的一个奶厂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出席整个自治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与白慧见面亲热极了,还象运动前在学校团委工作时那样。白慧也是一样。旧友重逢,可以享受到一种温暖的情谊。谁也不想再碰一碰曾经隔在她们中间那堵看不见的、令人烦恼的墙,因此,两人都没谈到郝建国。
  闭会那天,各旗代表纷纷返回去。白慧与马英骑马上了草原,并骑高高兴兴地走了一段路。将要分手时,两人激动地在马背上紧紧握了手。草原的太阳把马英黑黑的小脸儿晒得更黑了,身子却显得比以前健壮得多,简直象一只立在马背上的矫健的小鹰。马英忽然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止不住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白慧,你干得这么好,我真高兴极了!以后咱俩经常通信,互相勉励;咱们就来做草原上第一代有知识的新牧民吧!这儿天地这样广阔,真能大干一气哪!白慧,说心里话,我过去确实对你有些看法。你,郝建国和一些人在运动初期有些做法太过激了。现在看,确确实实是上了林彪他们的当!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当然,这不能说你是故意那样做的。我也犯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呀!那时,咱们太单纯,只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似乎觉得干得愈过激就愈革命,幼稚地以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哪知道有些做法恰恰背离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是复杂极了,今后咱们真得擦亮眼睛,多学习、多思考。别看草原上地大人稀,斗争也很复杂,再说,难道现在就没有林彪那种坏人?哎,白慧,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白慧听着,点着头。马英亲热地拍了一下她的胳膊说:
  “你记得,运动初期在校门口你打过一个女教师吗?她叫徐爱华,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我在第四中学上初中时,她是我的老师。她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可以说,除去对我的生活照顾之外,她真比我妈妈还关心我。而且她关心的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你当时打她那一下时,我在你后边拉了你一下,但没拉住……”
  白慧完全听呆了。因为她清楚记得,那天她砸下木枪时,有人拉了一下但没拉住。她一直不知是谁。尔后,她幻想过那只手把她拉住了,如果真是那样,一切恶果都会免除。现在她才知道,那只手竟是马英的。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事情转折时,好的可能总是有的,但没起到决定作用。它只能使人更加惋惜,追悔不及。白慧怀着这种心情听马英接着说:
  “她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可惜叫第四中学那帮极左派折腾死了。真可惜!你要是知道她是个多么好的老教师,准会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没用,应当记住教训呵!”
  随后马英又说了一些话,白慧一句也没听见。马英走了,渐渐走远.一边还不住扭过身子,双手拢在嘴边喊着:
  “白慧,有时间你来看我呀!听见了吗?”
  白意机械地举起一只手,和马英打招呼。她全身猛烈地打颤,以致坐下的马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她张开嘴回答不出声音来,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在喉咙里响着。
  她骑马往回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她趴在了马背上,双手抱着马脖子,脸颊贴在光溜溜、长发一般的马鬃上,心中哀叫道:
  “你呀,你呀,为啥你总和我没完?总找到我头上来呢!”
  这之后,她的身体变得挺糟糕,脸也瘦了,颧骨明显地突出来。幸好她向来不爱说话,脸上没多少表情,别人看不出她的心事。
  旗卫生部的领导见她身体不好,让她暂时不要在草原上奔波,她不干,坚持出诊。
  有一次,她在马背上昏了,栽倒下来,躺卧在一大片嫩黄的贞洁花里。那匹灵通人性的栗色马用潮湿的嘴唇吻她的头发,把她弄醒。她爬上马背回来了。袍子沾满土,额角破了。领导想让她休息一段时间,却犟不过这个相当倔强的姑娘,就想个法儿,再次把她送到盟医院学习进修,以免她四出奔跑出什么事儿。她已经是第三次来盟医院学习了,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挺喜欢她。这次来,依然还是那么不言不语,工作起来带着一种忘我、甚至献身的精神。她向来不提条件,没有要求;但这次很反常,她提出两个条件,而且很古怪。一是不值夜班,二是不在小窗口售药。不值夜班情有可原,因为她身体不好。为什么要求不在小窗口售药呢?这里迪奇怪的原因,只能是永远保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
  一天,白慧所在旗来了个办事的人,给她捎来两封信。她猜想准是爸爸和杜莹莹的信接过一看,确实有一封是杜莹莹寄来的;另一封不是爸爸的,竟又是郝建国的。郝建国自从寄来那封有关常鸣的信之后,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给她写信了,不知又有什么事。
  她先打开郝建国的信。信上首先祝贺白慧的爸爸升任为机械工业局第一把手,然后把自己不平凡的近况告诉她:他已经被结合到学校的领导班子里,做了副书记,还在区教育局党委内挂职。白慧对这些并无兴趣,而且感觉郝建国象一杯许久未动过的水,变味了。再看下面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自我表白,要求做朋友。但在他前几年来信中的那股热情,却一点也没有了。他说“这几年,我遇到那么多人,最理想的还只有你。咱们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不现实一些,搞独身主义要自讨苦吃的!”并且在这封信里,第一次告诉白慧,他与杜莹莹交过朋友,目前却正“面临‘散伙’的绝境”。他说他发觉“杜莹莹这个人软弱无能,没有思想,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既无理想也不实际,整天有口白馒头吃就能长得挺胖。在这个充满斗争的时代里,她只是个无用的人。几年来,我因为心眼几太软,一直将就她。但我仔细一想,十分可怕,如果真和她生活在一起,非把我毁了不可!”可是他又说杜莹莹背着他,‘和一个地毯厂的工人关系挺不错,因此他感到自己被“甩了”,“很苦恼”,希望白慧能“同情”他,尽快答应他的要求。他保证一年之内在城里给白慧找个理想的工作,“不用再在大草原上受罪了!”并要求白慧“立即回信答复”。
  信上所署的日期是今年一月份,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寄到。
  白慧把这张信纸扔在一边,再看杜莹莹的一封。杜莹莹的信主要是骂郝建国欺骗她的感情。郝建国原先挤命追求她,向她表达得“又明确又具体”。当她一心去爱郝建国时,郝建国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教父”,她好象是个“教徒”,“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对他说”。还不准杜莹莹和别人接触。杜莹莹一切都顺从他了,他现在却象“没那回事一样”,甚至冷淡她。杜莹莹开始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郝建国正在追求另外一个名叫杨敏的女孩子。杨敏的爸爸也是部队干部,职位比杜莹莹的爸爸的职位高得多,杨敏长得“个子挺高,相当漂亮,皮肤非常白,是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挺出名,可是听说杨敏不喜欢他。”杜莹莹说,她现在才发觉郝建国并不爱她,爱的只是她爸爸的职位和名誉。而且她逐渐认清“这个人毫无感情,自私自利,是个政治上爬杆的猴子,伪君子,整天钻营,恨不得一天升一级。目前他为了甩掉我,到处给我造舆论,说我背着他交了一个朋友,抛弃了他。他多可恨!还自命什么革命者呢。呸!他不配!”“不知怎么回事,我再细细一琢磨,对他的印象就与以前完全两样了。他说话总那么单调,总是用一种吓唬人的腔调。以前我并不觉得,也许他变了。你说说,他究竟哪点可爱呢?我还听说,前一度他到处打听你有朋友没有,是否还要打你的算盘?因为你爸爸当了局领导……嘿,谁知道他是什么人,摸不透!”
  在这封信上还告诉白慧说,她近日去探望过一次白慧的爸爸。“我见伯父精神并不很好。伯父是去年提升为正局长的,是不是又被当做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了?过两天我打算到伯父的单位去一趟,看看有没有轰他的大字报。好人总受欺侮,真倒霉!你要是有时间就回来看看你的老爸爸吧!你都快一年半没回来了,是不是打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白慧掐指算算,自从去年三月份回去一趟,真有一年半没回去了。应该回去瞧瞧爸爸。爸爸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和帮助,还不断地有那么多精神压力。她每次回到家,住不上多少天就返回来了,好象她怕在那座城市里碰到什么似的……
  于是,她向领导请了探亲假。
  这时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初。正值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大转折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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