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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了整整一夜恶梦。
  一大堆破碎的、可怕的形象纠缠着她。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背朝她站着,就是不回过头来。她恐惧得使劲喊叫,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来;跑也跑不掉。
  爬到窗前的火一般的骄阳,用热辣辣的针芒把她刺醒了。她探开眼睛,看见一面雪白的墙壁,显得特别干净、纯亮。随后是柜子、门、发光的玻璃杯、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套红臂章的绿上衣和哨子。爸爸坐在过道的方桌前吃早饭。
  她起来梳洗过,在爸爸对面坐下,拿起大饼和腌菜卷成个卷儿,闷闷地吃。爸爸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黑边的花镜埋头看报纸。他象编辑看稿子,逐字逐句,唯恐失漏什么似的;嘴唇轻轻蠕动,无声地念着报纸上的话。他满头花发正对着白慧。白慧的目光忽然惊跳一下,这花发使她又仿佛看见昨天那个同样花了头发而不知死活的女教师。她心里还残留着方才梦中的感觉。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爸爸问,眼晴没离开报纸。
  “我?”--难道爸爸知道了什么?
  “当然是你。昨夜你又喊又叫。我叫醒了你。不一会儿又喊起来……”爸爸的目光仍滞留在报纸上。
  “……我喊些什么?”
  爸爸抬起头,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脸自得象梨花瓣儿,目光惊疑不定。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你怎么啦?小慧。”
  “没什么。我们……昨天开了整整一天会。太累了!”她好象急于要把什么秘密掩盖住,又怕脸上露出破绽而扭向一边。
  爸爸注意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看报纸。
  爸爸近来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爱说话。整天忙他的工作,很少对女儿讲话。耍是白慧回忆起爸爸说过的话,差不多每句都能记得,因为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有时,爸爸那张方方的、红润、皱纹很深的脸显出高兴的样子时,会多说两句什么“好家伙,这回提前一个季度零两天!”或者“这回可好了。来了一台新式铣床!小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好象……好象当年弄到手的一挺机枪!来,爸爸今天高兴,出去请请你!”于是,父女俩就出去吃一顿丰盛的饭。
  爸爸的话顶多如此。也许因为那时她是个小孩子,对她说有什么意思?后来她大了,老习惯也延续下来了。她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情况,还是从爸爸单位来串门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呢!连爸爸由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厂长、兼任书记的事,也是从旁听来的。爸爸的单位是个机床制造厂。原先有五百人,后来听说发展到七百人、八百人、一千多人了。她去找过爸爸。那儿有六七层楼高的大烟囱,机声震耳的大厂房。开会和演电影的礼堂又漂亮又气派。在厂里找人办事,常常要骑自行车才行。她从爸爸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感到爸爸是个宽和、正派和值得尊敬的人。
  爸爸常把女儿从自己的日程表上挤出去,很晚回来才想到女儿没吃饭,他挽起袖子动手来做。这时,他会对女儿歉意地笑一笑,还要骂她“小累赘!”他就这样爱自己的女儿。多年来,白慧没过几次生日。大多是因爸爸忙得安排不了;或者忘了,也是因为忙。但妈妈牺牲的日子,年年都要纪念。每逢此日,父女俩的神情都分外庄重。在悬挂在墙上的妈妈的遗像下,摆一个用白纱、丝带和花纸自制的精致的小花圈。父女俩面对遗像并排肃立。年年此时,爸爸都要对白慧说这么一句:
  “别忘了你妈妈。”
  妈妈小时在一个开烟馆的人家里当童养媳。她带着满身紫色的鞭痕冲出樊笼。在扫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和爸爸相识、相知、相爱,结了婚。部队南下过长江时,妈妈怀着孕还在野战医院里坚持工作。一次战斗结束后,爸爸去找妈妈。野战医院的同志们眼里噙着热泪,交给爸爸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哇哇哭的婴儿和一个小小的绿布包袱。妈妈在前四天被敌机炸死,尸体已经掩埋。这个婴儿就是小白慧。包袱里装着妈妈的遗物,包括几件旧褂子,一把蓖发用的、掉了几个齿、粘着头发的小竹梳子和一本识字课本。那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物,也不需要它。遗物中顶珍贵的是一张妈妈本人的照片,夹在课本里。这是她参军后的第三年,一位随军记者照了送给她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回忆便失去了可以附着的轴。白慧也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
  爸爸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原片太旧,本来拍照和冲洗就不大好,磨损得厉害,还有折痕。放大后模模糊糊,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妈妈那双与白慧一模一样的细长清秀的黑眼睛,就象透过漫长岁月的烟尘似的冷静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与骨肉。白慧不会忘却妈妈。她自信深深了解死去的、差不多没见过的妈妈。知道妈妈的生命为谁贡献出来和被谁夺去的!她应当有一个多么美好和圆满的家庭,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万恶的旧世界和阶级敌人呵!
  爸爸和妈妈的过去成了她的精神财富,何况这中间还包括她自己呢!
  妈妈的遗像最早挂在爸爸的房间里,自她懂事那天起,就亲手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爱和恨分明而强烈,从来没在这方面怀疑过自己。爸爸对她这方面也深信不疑,因为她一直是班级和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上了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能力强、肯干、办事果断,在团组织做总支委员。每年两次,她都把一张填满红“五分”的成绩单拿回来给爸爸过目,再拿到妈妈的遗像前给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隙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级,不同班。所以目前她们在一个连,但不在一个排里。她父亲在军队里,是个团政委。四年前她随爸爸到这个城市来的。开始上初中时,她插班插在白慧班里,两人同座,家住得又近,很要好。后来升到高中分了班,两人依然常来常往。杜莹莹是个无忧无虑、不爱动脑子、性情温顺的姑娘。从小因为患上心脏病,受父母的照顾和关心太多了,自己的主见反而不多。她无论有什么事总要告诉白慧,请白慧替她出主意,做主。白慧自己的事也告诉她,’却不听她的意见。白慧是把事情连同自己的决断一同讲给她听。
  杜莹莹告诉白慧,郝建国催她快去学校,今天上午又开批斗大会。白慧方才想起,她已经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忘掉了。
  白慧今天说话有气无力,心里的事从脸上透出来。杜莹莹根本没注意到,只管催促白慧快走,一边在怨怪父亲送给自己的军上衣的袖子太长。
  她们走在街上。白慧闭着薄薄的小嘴。杜莹莹只管张开扁长的嘴巴,饶有兴致地谈论郝建国。她对郝建国的口才很欣赏,还埋怨自己没长这样一张嘴,以致在辩论中说不局一句带劲儿的话来;有时明明有理,就是表达不出来;还有时,自己所占的理总是事后才想起来……
  “莹莹!”这招呼,好象要阻止住对方喋喋不休的议论。
  “嗯?”
  “你说,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打?该吧!你说呢?”
  “该不该打死呢?”
  “怎么会打死呢?”杜莹莹笑呵呵回答,根本没认真去想。
  白慧顺手一巴掌“啪”地拍在杜莹莹的手背上,气恼地说:
  “哎!你真是所答非所问!”
  杜莹莹这才发现她的好友今天有些反常。她略感惊讶又莫名其妙。昨天,她俩没在一起活动,她连白慧那块心病的边缘也摸不到呵!
  她俩来到学校。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红岩中学红卫兵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罪行大会”一行大字。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还有些队伍在场外集合,整顿好的陆续开进来。尖利的哨子到处响着。很少有人说话。会场四周站了一圈戴红臂章、持木枪的学生……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人人脸上都很严肃,紧绷绷的,没一个人面带笑容。犹如战前摆列阵容,一种闻不到的火药味混在空气里。一段时间以来,白慧已经很熟悉这种气氛了,但置身其间,心里仍免不了象潮涌一般一阵阵激动着。
  她找到了自己的排。副排长马英--一个矮小、黑瘦的姑娘已把队伍列好。白慧站在队伍后面和马英等几个同学小声说了些话。那些同学谁也没提到昨天的事。
  郝建国大步从人群中走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白慧。
  “白慧,你来主持今天的大会吧!”
  郝建国和白慧都是学生们的中坚人物。
  “不,不,还是你来吧!”白慧推辞说。
  郝建国明亮的目光在白慧不舒展的脸上停留片刻。
  “你不舒服吗?”
  “嗯?嗯!”
  郝建国立即判断出,这不是白慧的原因。她另外有事。郝建国便说:
  “好吧,我来主持!”
  主席台上很快地出现郝建国瘦长的身影。他用嘹亮的、金属般的声音,象吹起进攻号角似的宣布大会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拘楼身子,由一对对学生用木枪头顶着后腰,在口号声中押上台。他们在台边面向群众密密站了一排,向台下弯下腰、低头,垂着胳膊和头发,好象河边一排弯弯的垂柳。此后便是一连串控诉、揭发和批判。这情景凡是从六十年代末期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并恍如昨日。
  一个少年架着木制的单据,一瘸一拐上了台。他的控诉使这场战斗上升到沸点。
  这少年曾是全市中学生知名的、最优秀的跳高选手。他控诉一名叫李冬的体育教师,用“运动健将”、“第一名”、“奖杯”诱惑他,使他对锦标的荣誉痴迷了。他说李冬象“恶魔”一样,每天天刚亮就到他家门口招呼他去训练。他太疲乏了,摔坏了胯骨。一条腿完了,成了终身残疾。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现在还不如一个老人。他哭了,哭得伤心而痛苦!
  “他,就是他--”这少年倚着单拐,伸出一只手指着站在台前的一个高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愤恨地说,“事后,他还假惺惺地跑到我家来看我,还掉眼泪。当时真把我骗住了。现在我才把他看透。呸!这是鳄鱼的眼泪!他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腐蚀毒害我。他使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乎要了我的命阿!他害了我,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夺去了我的青春,他必须偿还!”
  一条腿、一条腿呵!
  义愤填满所有学生昂然凸起的胸膛。广场爆发起愤怒的吼。声,一只只拳头不断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翻腾的绿色的怒海上掀起的浪花!
  愤怒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狂扯着所有人的心弦。
  白慧挥着她攥得坚硬的、白白的小拳头。她喊着,一时恨不得自己能象炮弹一样飞过去,打在那罪人的身上。她喊着喊着,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这时身旁有个男学生猛叫了一声!”
  “打死他!”
  白慧一惊。扭头正和这男学生面对面。这男生脸上洋溢着的高涨的激情,热烘烘地感染了她。
  “真应该打死他!”白慧对那男学生说。
  “对,他太可恨!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白慧随着喊起来,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似乎这三个字,此刻最能倾泄出他们的情感。她喊得嗓子都哑了。然而,一天来一直挂在心里边那个沉甸甸的东西,仿佛随着喊声甩出来了。她觉得分外轻松、兴奋,痛快淋漓,浑身轻快而舒服地流着热血。
  会散了。她刚走出大门。
  “白慧!”
  郝建国追上来。他显得精神十足,皮肤上泛着激动过后尚未消失的血色。瘦长的手抓着一个白色的纸卷,哨子在胸前跳动。
  “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好:”白慧流露出的心情比嘴里表达出来的更强烈。
  “你身体觉得怎样?”郝建国问,同时留意白慧的表情。郝建国的目光有种穿透力,好象能看进别人的心里。
  白慧头一次怕他的目光,赶忙低下头:
  “郝永革……,
  “什么事?”
  “我并不是因为什么不舒服……”
  “我知道。”
  白慧怔住了。他俩目光相遇,跟着白慧的目光就象兔子遇到了鹰那样,滴溜溜地乱跑,不知躲闪到哪里才好。她惭愧地嘟囔着:
  “我动摇了!”
  “为了昨天那个挨揍的牛鬼蛇神?”
  白慧惊异地看了郝建国一眼,诚实地点了点头,并默默佩服郝建国的敏感和观察力。
  “你同情她吗?”郝建国问。
  “没有。她是阶级敌人。我恨她!”她肯定地说。
  “你害怕了?因为看见血了?”
  “我想不是……”她说着,同时也在探索一天来自己产生那些心理的根由。
  “你认为我们不对吗?”
  “我……我不知道。”
  “不,白慧,我必须提醒你!你可要警惕右倾保守思想,警惕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侵袭呵!这些思想毒素,正是那群乌龟王八蛋多年来拚命向咱们灌输的!以此麻痹咱们的斗志,瓦解咱们的队伍。把咱们变成一群小绵羊,好任他们宰割!刚才对李冬的控诉你听到了吧!说明什么?说明阶级敌人的凶狠。他们虽然不拿刀,不拿枪,却和拿刀拿枪的敌人一样狠毒!咱们文质彬彬、客客气气地和他们斗争行吗?不行!革命就是大杀大砍,就要流血,就要掉脑袋!”这时,他明显冲动起来,面对白慧,两条瘦长的胳膊上上下下比划着,好象在轰赶蚊蝇,并且不自觉地把嗓音放得很大,和喊一样,“革命是非常时期,什么条条框框、规章制度?叫它们见鬼去吧!在非常时期,连法律也可以保护敌人,成为敌人防止冲击的挡箭牌。你爸爸当年在战场和敌人用的是法律还是暴力?很明显,是用革命暴力击垮反革命暴力。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必须高喊‘红色暴力万岁’!‘红色恐怖万岁’!你不要一听‘恐怖’两个字也感到恐怖;感到恐怖的应当是敌人。如果他们真感到恐怖了,那很好,就表明他们感到革命威力了!你应当高兴,应当欢迎!一个革命者应当使用和发挥这种威力!”
  当下,他俩是站在大街上说话,但谁也没觉得。好象两只船在激荡的波涛上兴奋地颠簸着。白慧心想,郝建国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演说从来不打腹稿。可是每次演说记录下来都是一篇有头有尾、非常精彩的文章。他又富于激情和号召力,真能把素不相识的路人过客也号召起来,把石头也点起火苗。当郝建国讲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革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时,他的理论就叫白慧完全拜倒和心悦诚眼了。因为这个姑娘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拿她的生命来做考验。
  “可你呢?白慧……”他把到了嘴边要责怪白慧的话收回去,抬抬略尖的下巴说:“看你的了!”
  他没再要求白慧表达看法。因为他从白慧眼睛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燃烧的思想,还有对他的感激。他对这姑娘感激的目光有一种朦胧的快感。
  白慧象一个气球,给他打足了气,鼓鼓的,饱满又充实,似乎再一碰就要弹起来。
  那看不见的创伤,仿佛涂上一层颜色漂亮、油烘烘的止疼膏,不再作疼。
  她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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