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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做了整整一夜恶梦。 一大堆破碎的、可怕的形象纠缠着她。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背朝她站着，就是不回过头来。她恐惧得使劲喊叫，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来；跑也跑不掉。 爬到窗前的火一般的骄阳，用热辣辣的针芒把她刺醒了。她探开眼睛，看见一面雪白的墙壁，显得特别干净、纯亮。随后是柜子、门、发光的玻璃杯、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套红臂章的绿上衣和哨子。爸爸坐在过道的方桌前吃早饭。 她起来梳洗过，在爸爸对面坐下，拿起大饼和腌菜卷成个卷儿，闷闷地吃。爸爸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黑边的花镜埋头看报纸。他象编辑看稿子，逐字逐句，唯恐失漏什么似的；嘴唇轻轻蠕动，无声地念着报纸上的话。他满头花发正对着白慧。白慧的目光忽然惊跳一下，这花发使她又仿佛看见昨天那个同样花了头发而不知死活的女教师。她心里还残留着方才梦中的感觉。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爸爸问，眼晴没离开报纸。 “我？”--难道爸爸知道了什么？ “当然是你。昨夜你又喊又叫。我叫醒了你。不一会儿又喊起来……”爸爸的目光仍滞留在报纸上。 “……我喊些什么？” 爸爸抬起头，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脸自得象梨花瓣儿，目光惊疑不定。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你怎么啦？小慧。” “没什么。我们……昨天开了整整一天会。太累了！”她好象急于要把什么秘密掩盖住，又怕脸上露出破绽而扭向一边。 爸爸注意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看报纸。 爸爸近来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爱说话。整天忙他的工作，很少对女儿讲话。耍是白慧回忆起爸爸说过的话，差不多每句都能记得，因为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有时，爸爸那张方方的、红润、皱纹很深的脸显出高兴的样子时，会多说两句什么“好家伙，这回提前一个季度零两天！”或者“这回可好了。来了一台新式铣床！小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好象……好象当年弄到手的一挺机枪！来，爸爸今天高兴，出去请请你！”于是，父女俩就出去吃一顿丰盛的饭。 爸爸的话顶多如此。也许因为那时她是个小孩子，对她说有什么意思？后来她大了，老习惯也延续下来了。她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情况，还是从爸爸单位来串门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呢！连爸爸由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厂长、兼任书记的事，也是从旁听来的。爸爸的单位是个机床制造厂。原先有五百人，后来听说发展到七百人、八百人、一千多人了。她去找过爸爸。那儿有六七层楼高的大烟囱，机声震耳的大厂房。开会和演电影的礼堂又漂亮又气派。在厂里找人办事，常常要骑自行车才行。她从爸爸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感到爸爸是个宽和、正派和值得尊敬的人。 爸爸常把女儿从自己的日程表上挤出去，很晚回来才想到女儿没吃饭，他挽起袖子动手来做。这时，他会对女儿歉意地笑一笑，还要骂她“小累赘！”他就这样爱自己的女儿。多年来，白慧没过几次生日。大多是因爸爸忙得安排不了；或者忘了，也是因为忙。但妈妈牺牲的日子，年年都要纪念。每逢此日，父女俩的神情都分外庄重。在悬挂在墙上的妈妈的遗像下，摆一个用白纱、丝带和花纸自制的精致的小花圈。父女俩面对遗像并排肃立。年年此时，爸爸都要对白慧说这么一句： “别忘了你妈妈。” 妈妈小时在一个开烟馆的人家里当童养媳。她带着满身紫色的鞭痕冲出樊笼。在扫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和爸爸相识、相知、相爱，结了婚。部队南下过长江时，妈妈怀着孕还在野战医院里坚持工作。一次战斗结束后，爸爸去找妈妈。野战医院的同志们眼里噙着热泪，交给爸爸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哇哇哭的婴儿和一个小小的绿布包袱。妈妈在前四天被敌机炸死，尸体已经掩埋。这个婴儿就是小白慧。包袱里装着妈妈的遗物，包括几件旧褂子，一把蓖发用的、掉了几个齿、粘着头发的小竹梳子和一本识字课本。那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物，也不需要它。遗物中顶珍贵的是一张妈妈本人的照片，夹在课本里。这是她参军后的第三年，一位随军记者照了送给她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回忆便失去了可以附着的轴。白慧也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 爸爸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原片太旧，本来拍照和冲洗就不大好，磨损得厉害，还有折痕。放大后模模糊糊，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妈妈那双与白慧一模一样的细长清秀的黑眼睛，就象透过漫长岁月的烟尘似的冷静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与骨肉。白慧不会忘却妈妈。她自信深深了解死去的、差不多没见过的妈妈。知道妈妈的生命为谁贡献出来和被谁夺去的！她应当有一个多么美好和圆满的家庭，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万恶的旧世界和阶级敌人呵！ 爸爸和妈妈的过去成了她的精神财富，何况这中间还包括她自己呢！ 妈妈的遗像最早挂在爸爸的房间里，自她懂事那天起，就亲手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爱和恨分明而强烈，从来没在这方面怀疑过自己。爸爸对她这方面也深信不疑，因为她一直是班级和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上了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能力强、肯干、办事果断，在团组织做总支委员。每年两次，她都把一张填满红“五分”的成绩单拿回来给爸爸过目，再拿到妈妈的遗像前给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隙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级，不同班。所以目前她们在一个连，但不在一个排里。她父亲在军队里，是个团政委。四年前她随爸爸到这个城市来的。开始上初中时，她插班插在白慧班里，两人同座，家住得又近，很要好。后来升到高中分了班，两人依然常来常往。杜莹莹是个无忧无虑、不爱动脑子、性情温顺的姑娘。从小因为患上心脏病，受父母的照顾和关心太多了，自己的主见反而不多。她无论有什么事总要告诉白慧，请白慧替她出主意，做主。白慧自己的事也告诉她，’却不听她的意见。白慧是把事情连同自己的决断一同讲给她听。 杜莹莹告诉白慧，郝建国催她快去学校，今天上午又开批斗大会。白慧方才想起，她已经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忘掉了。 白慧今天说话有气无力，心里的事从脸上透出来。杜莹莹根本没注意到，只管催促白慧快走，一边在怨怪父亲送给自己的军上衣的袖子太长。 她们走在街上。白慧闭着薄薄的小嘴。杜莹莹只管张开扁长的嘴巴，饶有兴致地谈论郝建国。她对郝建国的口才很欣赏，还埋怨自己没长这样一张嘴，以致在辩论中说不局一句带劲儿的话来；有时明明有理，就是表达不出来；还有时，自己所占的理总是事后才想起来…… “莹莹！”这招呼，好象要阻止住对方喋喋不休的议论。 “嗯？” “你说，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打？该吧！你说呢？” “该不该打死呢？” “怎么会打死呢？”杜莹莹笑呵呵回答，根本没认真去想。 白慧顺手一巴掌“啪”地拍在杜莹莹的手背上，气恼地说： “哎！你真是所答非所问！” 杜莹莹这才发现她的好友今天有些反常。她略感惊讶又莫名其妙。昨天，她俩没在一起活动，她连白慧那块心病的边缘也摸不到呵！ 她俩来到学校。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红岩中学红卫兵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罪行大会”一行大字。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还有些队伍在场外集合，整顿好的陆续开进来。尖利的哨子到处响着。很少有人说话。会场四周站了一圈戴红臂章、持木枪的学生……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人人脸上都很严肃，紧绷绷的，没一个人面带笑容。犹如战前摆列阵容，一种闻不到的火药味混在空气里。一段时间以来，白慧已经很熟悉这种气氛了，但置身其间，心里仍免不了象潮涌一般一阵阵激动着。 她找到了自己的排。副排长马英--一个矮小、黑瘦的姑娘已把队伍列好。白慧站在队伍后面和马英等几个同学小声说了些话。那些同学谁也没提到昨天的事。 郝建国大步从人群中走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白慧。 “白慧，你来主持今天的大会吧！” 郝建国和白慧都是学生们的中坚人物。 “不，不，还是你来吧！”白慧推辞说。 郝建国明亮的目光在白慧不舒展的脸上停留片刻。 “你不舒服吗？” “嗯？嗯！” 郝建国立即判断出，这不是白慧的原因。她另外有事。郝建国便说： “好吧，我来主持！” 主席台上很快地出现郝建国瘦长的身影。他用嘹亮的、金属般的声音，象吹起进攻号角似的宣布大会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拘楼身子，由一对对学生用木枪头顶着后腰，在口号声中押上台。他们在台边面向群众密密站了一排，向台下弯下腰、低头，垂着胳膊和头发，好象河边一排弯弯的垂柳。此后便是一连串控诉、揭发和批判。这情景凡是从六十年代末期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并恍如昨日。 一个少年架着木制的单据，一瘸一拐上了台。他的控诉使这场战斗上升到沸点。 这少年曾是全市中学生知名的、最优秀的跳高选手。他控诉一名叫李冬的体育教师，用“运动健将”、“第一名”、“奖杯”诱惑他，使他对锦标的荣誉痴迷了。他说李冬象“恶魔”一样，每天天刚亮就到他家门口招呼他去训练。他太疲乏了，摔坏了胯骨。一条腿完了，成了终身残疾。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现在还不如一个老人。他哭了，哭得伤心而痛苦！ “他，就是他--”这少年倚着单拐，伸出一只手指着站在台前的一个高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愤恨地说，“事后，他还假惺惺地跑到我家来看我，还掉眼泪。当时真把我骗住了。现在我才把他看透。呸！这是鳄鱼的眼泪！他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腐蚀毒害我。他使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乎要了我的命阿！他害了我，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夺去了我的青春，他必须偿还！” 一条腿、一条腿呵！ 义愤填满所有学生昂然凸起的胸膛。广场爆发起愤怒的吼。声，一只只拳头不断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翻腾的绿色的怒海上掀起的浪花！ 愤怒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狂扯着所有人的心弦。 白慧挥着她攥得坚硬的、白白的小拳头。她喊着，一时恨不得自己能象炮弹一样飞过去，打在那罪人的身上。她喊着喊着，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这时身旁有个男学生猛叫了一声！” “打死他！” 白慧一惊。扭头正和这男学生面对面。这男生脸上洋溢着的高涨的激情，热烘烘地感染了她。 “真应该打死他！”白慧对那男学生说。 “对，他太可恨！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白慧随着喊起来，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似乎这三个字，此刻最能倾泄出他们的情感。她喊得嗓子都哑了。然而，一天来一直挂在心里边那个沉甸甸的东西，仿佛随着喊声甩出来了。她觉得分外轻松、兴奋，痛快淋漓，浑身轻快而舒服地流着热血。 会散了。她刚走出大门。 “白慧！” 郝建国追上来。他显得精神十足，皮肤上泛着激动过后尚未消失的血色。瘦长的手抓着一个白色的纸卷，哨子在胸前跳动。 “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好：”白慧流露出的心情比嘴里表达出来的更强烈。 “你身体觉得怎样？”郝建国问，同时留意白慧的表情。郝建国的目光有种穿透力，好象能看进别人的心里。 白慧头一次怕他的目光，赶忙低下头： “郝永革……， “什么事？” “我并不是因为什么不舒服……” “我知道。” 白慧怔住了。他俩目光相遇，跟着白慧的目光就象兔子遇到了鹰那样，滴溜溜地乱跑，不知躲闪到哪里才好。她惭愧地嘟囔着： “我动摇了！” “为了昨天那个挨揍的牛鬼蛇神？” 白慧惊异地看了郝建国一眼，诚实地点了点头，并默默佩服郝建国的敏感和观察力。 “你同情她吗？”郝建国问。 “没有。她是阶级敌人。我恨她！”她肯定地说。 “你害怕了？因为看见血了？” “我想不是……”她说着，同时也在探索一天来自己产生那些心理的根由。 “你认为我们不对吗？” “我……我不知道。” “不，白慧，我必须提醒你！你可要警惕右倾保守思想，警惕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侵袭呵！这些思想毒素，正是那群乌龟王八蛋多年来拚命向咱们灌输的！以此麻痹咱们的斗志，瓦解咱们的队伍。把咱们变成一群小绵羊，好任他们宰割！刚才对李冬的控诉你听到了吧！说明什么？说明阶级敌人的凶狠。他们虽然不拿刀，不拿枪，却和拿刀拿枪的敌人一样狠毒！咱们文质彬彬、客客气气地和他们斗争行吗？不行！革命就是大杀大砍，就要流血，就要掉脑袋！”这时，他明显冲动起来，面对白慧，两条瘦长的胳膊上上下下比划着，好象在轰赶蚊蝇，并且不自觉地把嗓音放得很大，和喊一样，“革命是非常时期，什么条条框框、规章制度？叫它们见鬼去吧！在非常时期，连法律也可以保护敌人，成为敌人防止冲击的挡箭牌。你爸爸当年在战场和敌人用的是法律还是暴力？很明显，是用革命暴力击垮反革命暴力。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必须高喊‘红色暴力万岁’！‘红色恐怖万岁’！你不要一听‘恐怖’两个字也感到恐怖；感到恐怖的应当是敌人。如果他们真感到恐怖了，那很好，就表明他们感到革命威力了！你应当高兴，应当欢迎！一个革命者应当使用和发挥这种威力！” 当下，他俩是站在大街上说话，但谁也没觉得。好象两只船在激荡的波涛上兴奋地颠簸着。白慧心想，郝建国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演说从来不打腹稿。可是每次演说记录下来都是一篇有头有尾、非常精彩的文章。他又富于激情和号召力，真能把素不相识的路人过客也号召起来，把石头也点起火苗。当郝建国讲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革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时，他的理论就叫白慧完全拜倒和心悦诚眼了。因为这个姑娘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拿她的生命来做考验。 “可你呢？白慧……”他把到了嘴边要责怪白慧的话收回去，抬抬略尖的下巴说：“看你的了！” 他没再要求白慧表达看法。因为他从白慧眼睛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燃烧的思想，还有对他的感激。他对这姑娘感激的目光有一种朦胧的快感。 白慧象一个气球，给他打足了气，鼓鼓的，饱满又充实，似乎再一碰就要弹起来。 那看不见的创伤，仿佛涂上一层颜色漂亮、油烘烘的止疼膏，不再作疼。 她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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