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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代价

作者:冯骥才

  
  1967年 女 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 男 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10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苦——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20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12月26日是毛泽东生日。23日晚我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喳,兴奋得眼睛直冒光,直议论到12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的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啊!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给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饿,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的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模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排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19元6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啊!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我在1966年5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趴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准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于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一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账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走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著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40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啊!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见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围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老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啊。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人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闪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穷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甜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轱辘轧过草地的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既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迸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啊,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子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画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600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窜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啊。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28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冽,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空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啊。
  五月端午节,28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村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睛竟然也没光泽。可是我这时才24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O县,去往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观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观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主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饿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恩。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子,没有朋友,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别人才会把你记住。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我便是这样,用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备了文学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对每一个故事内涵的开掘。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这个故事深层的独特性在哪里。比如在《走出疯狂》的采访中,被采访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逍遥派!”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故事的独特性——一个逍遥派的典型。这是文革中相当广泛的一类人,他们对文革抱着独特的态度。尽管被采访者更有兴趣谈他做红卫兵时几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但我着力诱使他讲出由狂热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遥派的内心轨迹,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采访过程当做文学化的过程。
  依我来看,纪实文学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学化。纪是采访和写作,实是真人真事,文学就是文学化。我给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尽量从被采访者口中调动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坚信这部作品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故事来源于严酷的真实,我则要做到真实得严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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