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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我的罪过！”？》的作者在有限的文字中，通过描写苏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鞭笞了“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作者笔下的苏颀，是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人，真实可信，且有典型意义。 有一种说法，认为苏颀“骂”丈夫、与陈逸成结合是不典型的，不真实可信，这种以生活的一般逻辑来约束人物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为了揭示苏颀性格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作者对她“违心地读所谓批判稿”时复杂纷繁的心理的描写，是独具匠心的。把苏颀爱丈夫，但又去“骂”丈夫的痛苦异常、复杂麻乱的心理，与当时的严酷的政治氛围融于一炉，深刻地昭示了苏颀性格脆弱的社会因素，从而使人们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鉴于此，我们认为苏颀“骂”丈夫——并且是已“暴死”的丈夫——虽然遭致陈逸成的责备，但，象苏颀这样性格脆弱的女人，在当时“四害”横行猖獗，民主已被剥夺，是迫于无奈。如果我们用话剧《于无声处》中欧阳平的坚强不屈的性格来要求苏颀不去“骂”丈夫，反过来大骂姚群之流，那未，这样的典型未免有点单一化。单一化的典型能叫典型吗？能令人觉得可信吗？我们的回答是：否！至于苏颀与陈逸成的结合，我们以为也是真实可信的。刘煜“暴死”的恶噩，苏颀是信以为真的。陈逸成一心一意钻在数理化中，被姚群之流认定为走白专的典型。而苏颀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姚群一伙是颠倒是非，感到陈逸成可爱。这种爱情，是在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产生的，所以，不仅真实可信，且富有强烈的爱憎色彩。再看，当陈逸成被姚群之流放回来后（其时已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苏颀更是对他尊敬，热爱。可见，苏颀与陈逸成结合不论从当时斗争形势，还是按现实生活的逻辑，不论从她的性格发展，还是从故事情节的变化，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夫妇被拆散、有的死亡、有的逼疯。但是，大多数被拆散的夫妇，他（她）们不怕斗争残酷，继续找自己志同道合的战友，同心协力地与“四人帮”作斗争。苏颀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说，前一阶段（以“骂”丈夫为界）苏颀的性格是柔中有刚的话，那未，后一阶段的性格则是刚中有柔。严酷的斗争使这位人民教师清醒认识到，对“四人帮”一伙，不能软弱让步，应当坚强战斗。这个性格的质的转变，正是当时“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政治气候在苏顾身上的反映。作为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苏颀，她的性格质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是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指明了“四人帮”一伙完蛋的日子已近。二是从苏顾身上看到了亿万中国人民同“四人帮”斗争的英姿俊态。所以，我们认为，苏颀之所以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其性格的质变是一个重要的本质的缘由。如果没有此缘由。苏颀这个人物恐怕立不起来，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真实性和典型意义了。 按照生活的一般逻辑判断苏颀是不典型、不真实，实质上是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匮乏贫浅。我们说苏颀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是因为她的性格发展是社会上斗争发展所致，她的思想浪花是溅自社会斗争的漩涡之中。 （原载《雨花》197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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