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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她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棵树上结满了又圆又红的果子。如果这棵树自己能吃到这些又圆又红的果子，她想，那会是一件多么有趣而奇特的事…… 于是当她有时走在满街是风的街上，她觉得自己也许有一天会是一棵树，一棵结出奇特果子的树；她就一直盼望着自己是一棵树，一棵随风声起伏，枝叶茂密，绿荫华盖的树。 在她缓慢而又简单的二十多年的成长中，所有的夜晚只送给她两种梦。一种是清晰的，能够在醒来也记得，却永远是黑白颜色的，像三十年代的默片一样；另一种是充满色彩的，却是怎么也没有在醒来时想起来过，只是一团混乱和斑斓的记忆。在所有默片般的黑白色梦境中，有一个梦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以至于在明晃晃的大白天，她也会像是在自己的夜里一样，走入到黑白色的梦境里。 进入到十二月以后，街上的行人骤然间少了下来。尤其是刮风的日子。不是那种徐徐地、迎面吹拂而来的风，而是北方的砖头一般坚硬的风。人们缩着脖子，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出现在大街上，匆匆地一闪而过。 这个时候她频频地出门。她的季节到了。风将她吹得直往后掀过去，掀过去，而另一股风又从她的身后有力地将她顶住。她在风中伸开双手，风就将她拨浪一个圈。她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从这条街走到了那一条街。她最喜欢的那家书店，在一条斜斜的窄街上。那儿夏天有浓密的树荫，秋天以后树叶就开始掉了；到了十二月，所有的树都光秃了，它们转眼间笔直而严肃地站在那儿，枝条直直地指向或明或暗的天空。有风的日于它们和半空中裸体的高压电线一起，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也许在传递着这条街和这个城市里的一些遥远的记忆，一些被陌生的脚印踩碎了的故事。她是冬天出生的，二十八年以前。 书店很大，较为宽敞明亮，从外面看有三层，里面实际上有四层，与店门口斜斜的窄街留给人的暗示十分的不一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出太阳，书客总是不多也不少散布在种种书前，专注而悠哉，与高高低低的书形成一体，完成了书店全部气氛。在二楼楼梯拐角边上，隔出了一个二十几座的咖啡吧。 她上楼的步子懒洋洋的。加湿器在楼梯扶手旁的木架子上冒出股股白烟，不停歇地喷射向空中。室内的空气似乎由此而沉重，她倾斜着身子，围巾滑落在手臂上，盘旋到了二楼。 她摘下大头巾，脱下外套，在坐下的时候从兜里摸出一包白壳的烟。她来书店的目的是先在这喝上一杯烫烫的现磨咖啡。冬日的阳光在她手边的桌面上投下了一个大大的“曰”。她陷入在这一方“曰”中，心想某种造作此时已经在她的身上形成了。像一层薄薄的壳，将她陌生而又熟悉她严密包裹住。她奇怪在她每一次尝试心里向往的一种生活或浪漫或什么也不是，把它可怜的、无可奈何的一点点付诸到真实的、每一分钟都在死亡的时间里，变成一种形式，她都能感觉到那层严密的造作，渐渐将她包裹到她自己的登峰造极。也许人的生命里本身就具备这种选作。具备的，却不能面对的，像煞可爱的杜桑将小便器堂皇地搬进展览厅，众人为之喧哗。而这种东西在平常，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在每一天都是要看到和利用无数次的。自自然然，天经地义的。 她讨厌抽烟，但她又离不开烟。像大多数人的爱情，也像噩梦缤绕的睡眠。像胖人手上的冰淇淋。 像一切。 消磨时间的方法有许多种。 她在这个时候走回到夜里的黑白梦境中。 大方格的木架做成的墙，浓密的黑色，在地下投出同样浓密的黑色影子。她看到自己坐在这一片正正斜斜的黑格子间，面容严肃。黑色的衣裙引人注目。并没有感到有风。但是裙摆却在桌边的空气中飞舞，像是一个咖啡室。因为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杯子是白色的，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托在两手间发出刺目的光泽。一大束丝绒般妖艳的玫瑰盛开在搁手的桌子上。她在等人。不知道是在等谁。 这个梦重重复复几年了。每次都在她觉得等的人就要来了的时候醒过来。然后睁开接着想，在等谁呢；抑或在期待着谁？呼机发出微弱的鸣叫，她结了账，去回电话。“喂，在干嘛呢？”是黑子。 “没干嘛。” “我说，刮这么大风，过来坐坐，喝杯酒什么的。” “才下午呢，干嘛喝酒啊？” “唉得了，都到这么大风了，不喝酒，瞎呆着干嘛啊。你在哪儿啊？” 她笑了起来，只要想喝酒，一切都是黑子的理由。 “唉我说你在哪儿啊？” “在斜街书店。” “就你自己？” “就我自己。” “唉，那真是无聊了，刮这么大风的，自己一人呆那儿干嘛。来吧来吧，你二哥四哥六哥都在。” 隔五米以上看黑子，他像是一个没有完成成长过程的中学生。她从出租车下来的时候，黑子弓着背等在街口的风里，黑子伸开双臂迎了上来： “亲爱的，瞧咱俩口子多恩爱！如此凶猛的风，等着！羡慕死他们。” 她笑着跟他象征性地拥抱一下。黑子曾经一再强调过拥抱对于他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严肃的行为，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一种区别方式，所有动物都会交情，但是它们不会拥抱。” 她和他们一起呆到七点多。也没什么事。大家都拿黑子开玩笑。说他最近被一个从海外回来做生意的女老板看上了。“特胖，三个黑子那样的。”大家就笑，说黑子这回有机会了却夙愿了。黑子假装无辜地，“其实也没什么，见面吃饭大伙儿都是熟人，就她一个外来姐，怪生的，咱不是什么都没长好，就一颗心长好了嘛，多照顾了她几回，多喊了几声亲爱的。”大家笑，说黑子其实早就心存不轨。黑子说，“没有没有对天起誓，我觉得我挺好挺实在的，就是没想到遇上一位比我还实在的！”大家又笑，纷纷说“没想到吧！”又问“近况如何？”黑子说：“入冬以来是满城的躲啊，不敢把她。这位可不是大姑娘，这一把年纪了可不是逗着玩儿的，人家又有钱，是买卖人，急了雇一个杀手全国各地的追杀我，还不是牺牲了我一个，白白给你们谱下一曲城市新武侠故事！”大家笑，说“至于吗？”“别自个儿逗自个儿了。”黑子说：“好嘛，还真是没准儿。人家是在一个烛光晚宴上正儿八百地说了，说你别看我长这样，胖点儿，年龄大点儿，还真是从来没人敢甩我的。听听！”大家又笑，说那你们还是单独约过会了。你们约了几次正儿八百的烛光晚宴啊？ 她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说去吃火锅。刮这么大风的不吃火锅干嘛？刮风了，刮风便是理由；流行感冒了，流行感冒便是理由；更不用说谁磕掉一颗牙的周月纪念、周年纪念；谁失恋了，谁被炒就鱼了，谁剃光葫芦瓢了——一切都是火锅的理由。她推辞走了。落下身后一片的“没劲没劲”。黑子拉着她小声地说，“你在这儿有助于大家的团结。怎么样，去吧？你看你，小小年纪的如此之固执，是不是要准备着提早变态？” 她在风中摇摇晃晃。 黑子仿佛恍然大悟：“这帮人没劲是吧，改天咱俩单独聊吧，带喝黑啤酒的，不说话也行，沉默地喝，不带这帮子没文化的。” 街上的人多了一些，风也小了。她两手插在衣袋里，不紧不慢地走。大片布置华丽、明亮的商店橱窗在她行走的右侧徐徐退后，让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列缓缓出站的列车。 十二月惟一让她感到不舒服的是，离新年越来越近了。像一个紧箍咒一样，越念越紧。 回到家里的时候刘波已经在了，闷闷地在和电脑下围棋。听见她掏钥匙开门的声音，推开键盘跑了过来，一把抱住她。 她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气。 第二天上午齐鹃从办公室打来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去上班。她说头疼乏力。说冬天大多数动物都是需要冬眠的为什么她不可以冬眠。齐鹃说老总一上午找了她四次，只要老总不冬眠，大家就要摆脱动物的习性，老总是不给冬眠动物发工资的。她问找她什么事，齐鹃说可能又是什么不好办的采访任务。她说那好啊，正怕呆在北京过新年呢。齐鹃说你出了北京就不是过新年了吗。她说感觉会好一些，刺激会小一点。 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彩，像一块寒冷的泛着蓝光的冰。她想着自己就像是被结晶在一块巨大的、蓝色冰体里的微生物，渺小地、不被察觉地生存着。在她抬头看天的时候，一只更小的微生物——在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晒太阳的乌鸦，冲她大声地叫唤了两下。 她突然间想起有个朋友认真地问她，什么叫禽兽？她说禽兽就是天上飞的、家里养的，和山上跑的动物；那个朋友想了一想笑着说，还不能说人不是动物吧？说人是高级动物其实就是说人是高级禽兽。 高级禽兽。她想这样解释在推理上是不错的。她想着自己是一只高级禽兽，与树杈上的那只乌鸦，那只低级禽兽擦肩而过。 办公室里的人比平时多出将近一倍。她想起今天出小样。还有也许要发年终奖金了。墙前一张年终统计表，统计一年来每个人写的文章数量。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拖着一年来所写文章的题目。老总吩咐编辑部依照此尾巴的长短发放每人的年终奖金。 齐鹃从外面跑进来，搂着她的脖子说：“看看你写了这么多的文章，足以说明你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 老总单独把她叫到小会客室里，问她怎么最近显得心情不大好。她说没有啊。老总就伸手过来拉她的手，说你一个人在北京的，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她说挺好的，没什么困难。老总抚着她的手，若有所思地说，每次看见她心里就会洋溢起一股温暖，如果几天不见她来上班就心里惦念得慌，不知道她有没有这种感觉。她说她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不是年终交稿数量最高吗，你不用惦念得慌。老总说哪里哪里，“你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一种冲动吗，这儿就像一匹马在狂奔。”老总微微皱起稀疏的眉头，指着自己的胸口。她说她从来没有觉得有东西会在这里奔跑，这两天倒是经常想到年终奖金什么时候可以领到。老总叹一口气说，唉你们每个人关心的问题都和我关心的不一样。她说所以你是老总，我们是打工，你决定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却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决定。老总拧着眉头说人生啊，孤独啊。你孤独的感触就像一条影子到处跟着你。你无处可逃。能够理解你的人太少了，实在太少了。总是事不能如愿。她说难道连你太太也不能理解你吗？老总说人是需要交流的高级动物，我回家跟我老婆没有话说。她说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你到底想要怎样的交流啊，你跟你太太没有话说，你太太还会给你养一对双胞胎吗，这种交流难道比不上你说的那种交流吗？老总说你们是不是经常在背后说我，你们这样真是很无聊，低级趣味，跟你的文章一样越来越流于庸俗，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战争、地震、死人，影响你震撼你，你怕只是一台会说话的打字机。交稿量最高有什么用，越高也许说明越平庸，因为你对生活的理解能力只限于生活表面的平庸，所以你不会是一个天才，天才能够在和平时期，在琐碎和平淡中看见不凡的事物，能够在任何他出现的那个年代活得轰轰烈烈、不同凡响，天才永远是那种强烈体验着孤独感的人。 老总每次跟她谈话的结果，都充满了失望。她从老总手里抽回了自己的手，并且拒绝了老总提议的在大家都有的脸颊上吻一下。 一天过得像一千天；一千天过得像一天。走出杂志社的时候她这样想。 收发室的老姚递她一个特快专递，一封平信。 有一点雨丝飘下来。当她的脸感觉到第一点凉凉的湿意，她希望是雪。她抬起头。暗褐色枯枝上方的天空已经阴云密布。但是从这些云层上飘下来的不是雪，是雨。或者在半空中的时候还是雪，落到她脸上时已经是雨了。 这让她想念起南方，提醒她某种“客”的心态。而这样浓密的阴天，就像雨水一样会将她慢慢地润化开来。将她在强烈的光线下渐渐硬结、渐渐不知不觉飘远的心找回来。 信是萧蔓写来的。她想起萧蔓有点蓬松的、黄黄的披肩发。半年前萧蔓终于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远嫁了仅一面之交的现在的丈夫。惟一的理由是萧蔓想走得很远很远。因为她在这儿深爱着的男人永远不可能娶她。如果火星上有人萧蔓会嫁到火星上去。她要把自己的身体带到很远的地方，在那儿让一颗心死掉，没有任何希望地死掉。 “……来这里以后头发变得软软的，趴在脑袋上，不再像以前那样蓬蓬的，不知是不是因为吃多了这儿的香肠？加上头发掉得很多很厉害，准备去剪个短短的运动式。 “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随丈夫去他的父母家。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刚来的时候在院子里种了一些四季豆，现在已经收获了。我是一个懒农妇，小小的一块地里长满了杂草，所以收获的时候必须趴在地上找我的四季豆。不过十分安慰我的是，四季豆和我很像，只需将种子埋在地里，完全是自生自灭主义。 “我常常取下我的结婚戒指看，怀疑我真的是结婚了吗？结婚戒指上面刻着我丈夫的名字及结婚的日期。日子是我先生选的，偏偏是那个人的生日。 “应该说婚姻生活是平静而闲适的，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先生的祖辈都是日尔曼血统，我先生也是出生在德国，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大夫，每天准时下班回家，常常会带回来面包或水果，但是永远不会是鲜花。我在努力地逐渐忘掉以前的生活，只是在梦里还骗不过自己。也常常会在梦里弄错，又和以前那个人在一起，完全忘了往日不再，永远不再了。醒来想想也不知道哪边才是梦。我还要不要写信告诉那个人我目前的状况？这样也许会给自己一个结束的感觉，要不然总觉得还欠一个结尾，老是会去想。 “秋天如同坐着火车所掠过的风景，一晃就过去了。已经下了三四场的雪，像我们的南方，雪是湿湿的，到地上就极快地化掉了。岁末的脚步已经逼近我，我要和家家户户一样去准备圣诞树。但我心里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的节日是在阴历的新年。北京是不是很冷了？ 萧蔓的信往往会引起她对自己生活实质的怀疑。她会觉得整个地球上只生活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他都是他们人格裂变后的性格产物。相互怀疑，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然后又为了一时的利益握手言和，合二为一。这还是一个善良的推测。信封里面还有一张萧蔓和她的日尔曼血统丈夫的照片。她将照片轻轻地抽出。萧蔓的丈夫长得非常帅，很精神，只是个子不是很高。萧蔓说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她丈夫是一只六三年的兔子。 行人纷纷迎面而过。盲目的蛾虫们不断地飞扑过来。她觉得心里空洞洞的。萧蔓远嫁了欧洲以后，似乎这个北方城市里滞留着的少量属于南方的东西，又被抽走了许多。更多的白日天更蓝了，阳光更刺眼了。 刘波呼她。她发现每一个公用电话都等满了人。 夜幕低垂。 一个大大的猩红色的“Ｍ”，在不远处黑灰的半空中闪亮。 她买了一份麦香鱼和一杯热牛奶。包里的呼机又叫了，还是刘波。依然问她在哪里。她想起了下午老姚给她的那份特快专递，是从湖北的一个什么乡什么村寄来的。落款人姓杨，她不认识。蓝色的封套开口处压了好几层透明胶带。 关于湖北省某某乡政府以资代劳强收农民4O0元钱的情况报告 我们是湖北省某某乡某某村的农民。今天，我们就某某乡政府于今年春天向全乡各村农民、教师、职工强收“投工投劳折资”款每人400元的情况向您们做个反映，请首长速派人来核实调查，并请新闻媒体给予曝光，以消湖北省某某乡全体人民的怨气。 厚厚的一叠，详情叙述，该乡政府的收费文件复印件，满满八页纸当地乡民的签名。 她走向她所看到的第一个公用电话。外面等着俩人。她想中国真是地大物博、事杂人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会衍生出多种出人意料的正反两面来。用于判断事物的所谓合法的正确性和非正确性，这些判断就像五彩的布条，一截一截地接出了黄河流域两岸人类的历史，接出了河姆渡文化遗传至今的人们高呼的辉煌。 等到热乎乎的电话听筒终于握到她的手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我很快就要到家了？说接到一份全乡乡民签字的上告材料？ 她想到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伴随着的盲目；想到支撑人们生存的信仰。也许存钱的行为是盲目的，但是存钱是人生存的一种信仰。勇气也许也是盲目的，但是“难道我怕你吗”却是一种信仰，一直以来历代农民起义的信仰，失败的信仰。麦当劳也是一种信仰。可以盲目地咬着面包，但是与此同时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较好较有消化能力活下去的。支持了大多数人保持穿牛仔裤信心的一种信仰。她和刘波的这种共同生活也许也是盲目的，但是必定要有这两者的关系，仿佛才能给她一种生活的落实感。信仰，做一件事情的一个理由，但不是宗教。 她想起一个法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写过的一段话：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不信宗教的人才是真正不幸的人。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生命之可怕在于它使人感到虚无；如果人根本就没有出牛，他就体验不到不再生存的恐惧。 她觉得每一个生命的后面都是一个巨大的深渊。与此同时这个一百年前的法国佬，这个星球上的高级禽兽将宗教和信仰这两个要命的概念给混淆了。对于今大的人来说信仰只是做一件事的一个理由，它正像难以控制的核弹头一样，越来越多地在遍地开花。这个法国人是太老了，不知道他的假发在当年是什么颜色的。 风依然冰冷而刺骨地刮着。大街像一条冰冻的河，风在其中肆虐。行人仿佛成了一条条冰冻的鱼，僵硬地在里面走来走去。 她不喜欢刘波的做爱方式。他真是在“做”，充满自己的乐趣和认真。就像摆弄他的莱卡照相机，细细的，可以无视相机反应的。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觉得自己一分为俩，一个变成了刘波手里的莱卡相机，另一个乏味地站在一旁看，为这个冗长的过程烦躁不已。 这种时候她感到害怕。 她间或地想起她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头饥饿的骆驼，又瘦又高。他们在同一个新闻系，他高两届。现在她有时会在电视上看到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严肃地分析一些正在发展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现象。经常会作出几个有力却看似暧昧的手势，显得他的评述煞有介事。他现在胖得都有点鼓了，跟著名的主持人王刚越长越像。就是眼神还不太老练。她想起他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孤岛，任凭远方的潮一浪一浪地涨过来。她想起许多她在上学那个时候不愿意去注意的事，想起他们在一起的夏天他经常会买一根冰棍，自己咬一口，余下的塞到她嘴里。那时候她觉得他似乎有点不必要的小资情调，多少还有掩盖他小气的嫌疑。因为他是山西人。想起放寒假她回南方的家，在北方的寒冷而坚硬的站台，她在车上他在车下，车窗玻璃上蒙满了水汽。她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涂开那些水汽。他站在站台上使劲地向她仰着脸，冻得有点僵硬的表情里藏着些绝望。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爱。他们在彼此最渴望的时候，深深地被自己的渴望感动着。他们都觉得，将要在他们的未来发生的婚姻，像一个神秘的祭台，等着他们的神圣的祭品。他们盼望着毕业，盼望着毕业以后的“将来的生活”。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可以计划未来的，似乎所有的未来都可以有什么打算似的。他们准备着和每一个理想、每一个愿望，在未来的每一分钟里迎面拥抱。 而现在她觉得，如果有未来，那就是下一顿的午饭或者晚饭。一切的计划和打算对于一顿天天要面临的午饭来讲，显得太复杂，郑重其事，和有点无可奈何地没有必要了。你分明打算着下一顿午饭是三菜一汤或者是四菜一场的，结果非常有可能一个散发着“Ｍ”味儿的面包，或者几个路边的肉包子，或者煎饼什么的就把你草率地打发了。然后回头偏西，不知明日怎样。 半夜刘波的鼾声经常会让她想到，人们心里的许多计划或者愿望，其实大多都是与自己的将来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没有多大的能力来使自己的有关未来的设想得以实现，顶多是为数极少的巧合。但是人总得有个什么愿望，有所憧憬什么的。在掰着指头能数过来的若干个十年里像仰望外星人一样寂寞地仰起目光，位憬不可知的未来。 她常常会想，从出生的那天起，隐藏在大多数人一生里的终极性目的，就是应付无数个有关自己一生的谎言。有的人可以把自己唬得一生似乎幸福；有的人骗不过自己，像所有事情的知情者一样，落得个可悲可叹的下场。这一切从大人正经着一张脸弯下腰对孩子说“乖，听话”开始；从大人用鼓励的目光望着他的孩子听他说“我长大了以后……”开始。一代又一代。在这之间，在围满了谎言的缝隙间，是人们自视颇大的物质遗产。 可怜的一点梦遗物，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样的夜里，她觉得自己像一颗独自的行星，踩着尖锐发亮的冰刀，在黑暗中无声地滑行。 在他们最初的白日，刘波定定地看着她。他那样专注，堪称深情的目光，让她难以承受，并产生错觉。最开始她是为这目光所感动的。他第一次这样低下头来凝神望着她，让她觉得似乎被风所包围，周围的世界在一片呼啸的风声中无声地向后退去。她迷失，被这直对于她的惟一所感动。她就是整个地球，是一棵树，是沙漠里的一小片绿洲，是火星，是寂寞的宇宙声音，是孤独而完整的全部。她像一个让家人找到了的迷了路的孩子，在这巨大的被注视面前放声大哭。 刘波这样专注于她的时候大多沉默无语。眼神随风起伏。海浪一般，呼啸着迎面扑来。半年以后她却觉得这是一种失却了灵魂的目光。被自己的错觉深度催眠了以后的目光。因为她从来没有在这片目光的深处找到过他。她想人是多么的不同啊。不要说仅隔半年判断就发生了变化。就是一早一晚之间，她的喜恶也是大不一样的。有时他再这样看着她的时候，她会觉得仿佛一张大大的宽银幕在她面前徐徐展开。她逐渐被某种距离所隔离，衍生出一种荒诞、满足、错觉和迷幻的感觉。有很多次她就是被这种荒诞的感觉所驱使，迎向了他这一片目光。似乎在这种被注视下必须有所迎合，必须有相应的举动。像一切的银幕上发生的故事。 角色。 她闭上眼睛，看见自己显影在一方大大的白色银幕上。风声鼓动。长发飞舞。 她将那份《关于湖北省某某乡政府以资代劳强收农民400元钱的情况报告》交给了老总。老总皱着眉头几下就翻完了，摸出一棵烟点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您看这么多的乡民签了字，看来是件有民怨的事。我想能够做的也就是去调查一下，写一篇纪实报告。 老总在烟雾后面看着她。 她伸手扇了下烟。 “你不要有你是上级政府的错觉。” 老总吸烟的姿势十分复杂。他很在意这个。吞云喷雾之间他夹烟的右手会翻变出许多转瞬即变的动作。 “你只是一名记者。一份有着几十万杂志发行量的记者。这点是我们在这个杂志社的每一个人的幸运。也是大家的功劳。” 老总突然沉默下来，将眼睛紧紧地眯起来，剩下用来看这个世界的最细小的一条缝隙。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欢喜和抱怨，所有的喜怒哀乐在这一刻较为具体地全面集中在他对面的她身上。 隔着一条狭窄的缝隙，像台湾海峡。 “您不要太去设想你的能力，即使你信心百倍，正义感十足，也不会因为你的莅临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对他们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而且也许你也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一种假设，就是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那些人未必都是猪脑子，他们有他们的治政想法，而这些想法不是一个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农民能够理解的。” 老总锐利地看着她，“我看问题就像爿羊肉一样，刀刀见功夫，没觉得吗？看问题要求全面，要设想各种可能性。也许你会说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工具不靠揭短吃饭，不靠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吃饭，这一点你要很清楚。我们弘扬美好的，挖掘善良的。中国很大，十二亿的人口。激动人心的好事和让人义愤填膺的所谓坏事一样的多。再说所谓的好事和坏事是依据人们的判断而言，事情的本质并无太大区别。连死了人这样的事情换个角度都是一件好事，减少人口，生命轮换自然规律。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看见好的，是你的心灵和人格有问题。” 停顿。 “就像你无法看见我这人及其真诚、简单、纯洁的一面一样。”’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像一个幽魂缠绕在她的耳边。她将脚高高地搁在窗台的杂志堆上。据说将脚提高到头一样的高度有助于头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她想也许老总的提醒是有一点道理的。不仅是考虑问题不全面，也不仅仅是心灵的问题。全部的事情都有一些问题。她像一个年底查账的老会计一样，仔细地翻拣起自己这些年来的行径。她重新将那些已经关闭了的、似乎已经消失的时间打开。她又看见了自己。很不可爱。不活泼。不聪明。不见机行事。不茅塞顿开。不欣喜。不恍然大悟。也不大尊重领导。总是辜负别人的期待。自私。愚笨。做事不但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连自己的利益都没有去怎么考虑。爱情也有点敷衍。她一一翻拣，渐渐发现似乎所有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她心里的愿望相差甚远。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件快餐食品，一切都由简单、对付、快速所决定和组成了。她觉得应该重写少年时代的理想。如果时间真能退得回去，依照自大学毕业以来若干年的实际情况，仿佛她成年以后所有对于理想所做的努力，都成了将每一件具体生活中的事按照她心里愿望的相反方向去做。她将脑袋深深地陷入椅背，两只脚由此就好像踩到了晶莹的蓝天上去了。袜子太旧了。她想到没有好看的厚袜子，在这个年代也算是一个对心灵的打击了，可以写进流行歌曲里去唱，传遍大街小巷，以及各种的卡拉·OK包房。 她又想起在这个树叶都掉光了的季节，没有一支深色的唇膏。每天的衣着颜色也完全不符合国际要求。法国人说宁穿破，不穿错。这是老总去了一趟法兰西回来以后反复自勉的话。老总从此咖啡色的上衣咖啡色的长裤，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米黄色的上衣米黄色的长裤，几乎就差在胸前绣一只唐老鸭、小白兔之类平衡他脸上高尚天真的表情了。老总说欧洲人的表情真是绝对的高尚和天真。他们可以那么快地信任一个人，如果是异性，共同爬上同一张床就是他们最真诚的表达方式。表情是心灵之窗。这些是老总最近所能理解的最新颖的真诚和服装审美新概念。一个几十万份发行量的所谓一流杂志社里，每天依照巴黎人的国际审美眼光穿着上下尽可能一致的颜色，然后怀着对自己部下无法像欧洲人一样表达真诚的深切的遗憾，分析理解当今农村干部自发文件向农民收费的问题，理解着农村某一个地域的农民们所不能理解的当地发展土政策。 一个声音在她的胸腔里面破口大骂起来。用她曾经听到过的、此时所能想到的、最被普遍应用、最为上口生动的北京话。 黑子很快回了电话。问她怎么这么些天了才想起呼他。 她说没敢呼他，怕他过日子分心。 “哎哟就数你理解我体恤我。这是一种最为深刻的想念了，就数你疼我了。那帮王八蛋天天地找我，不让我睡觉，不让我好好地家呆着，把我给烦的！天天去吃火锅，找肉涮，你说这帮王八蛋怎么的就跟火锅结下了不解之缘了呢，什么肉都涮，除了人肉。最近又跟太平洋里的海鲜干上了。我劝那帮孙子，也别这么着使劲儿的了，咱们到海底架一只火锅不就成了嘛，一网下去捞上来就吃，什么葱啊蒜啊腐乳韭菜花儿香油什么的直接往海里倒，咱们就合着伙儿，努着劲儿地把地球往死里整！这帮食肉动物！哎你来和我们一起吃涮锅吗，今儿晚上？” 她哈哈笑着，说，不参加他们的把地球往死里整活动了。过两天要去出差。想问他借一个大的变焦镜头。 “哎，哎，这是你看得起我，今儿晚上就给你送去。我恨不能天天给你送稿纸什么的去，哎哟怎么给你看我的一颗心哦！” 黑子到的时候是夜里十点一刻。喝得脸红红的，裹着一件军大衣。直说来晚了来晚了。 “那帮王八犊子不让我走。我说我跟你有约会，他们不但不相信我还嘲笑我。我忍受着世间一切的嘲讽和凌辱来见你。” 黑子很费劲地从里边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粗大的变焦镜头。 “就是把它摔了也别把你自己给摔喽。” 黑子笑着裹着军大衣坐了下来。她说把大衣脱了吧。黑子说不脱不脱，这样显得贞洁，显得比较的故事片。 “这个年代多需要贞洁啊，瞧咱俩多棒啊，咱俩，这样地坐着，尽管心里都是彼此那么的思念，啊，给那帮练气功的，专用眼神穿过砖墙看人家墙里面生活的人也瞧瞧，这样的两个人多么的贞洁！纯洁！这个世界，哎你不觉得太需要贞洁了吗？得给他们做一些榜样了，给他们一些没有污染的情节。” 刘波回来的时候黑子正讲到如何和他儿子的老师打架。 “我儿子的老师真是一个浑球，”他边讲边笑，“才偷不溜的长出个人模狗样来，就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了。他跟我说你儿子上课不集中注意力，思想开小差，做小动作。我说对啊，这就对了，你说一个七岁的孩子，要他一动不动地坐上四十五分钟，我儿子要是再不思想开小差，再不做些小动作，这不有病了吗。” 黑子仰头哈哈笑了起来。 “你猜猜老师说他做什么小动作？摸女孩子的辫子。你看看我儿子多像我，才这么一点儿的就有了性别意识，啊，有了相当水准的审美眼光。” 刘波晃着钥匙站在了门口。像美国电影里满怀深仇大恨的西部人，斜靠在门框上。 她靠着洗碗池坚硬的边缘。黑子半小时之前是从房子南边的晒台翻跳出去的。他像没有看见靠在门框上的刘波一样，直接就从阳台门出去了。 她是在火锅聚会上同时认识了黑子和刘波的，几乎从那时开始，当着她的面黑子和刘波就没有再好好说过话。她不知道他们是故意在逗，还是真的。但是她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最好的兄弟。除了她的话题，依然是无话不说。比如刚才黑子来之前，他们很有可能是在一起吃肉喝酒。黑子曾经当众指着刘波宣布，“王八蛋挤对我，要显得比我有魅力，显得我像过了季的小白菜，不给我留一点儿哪怕是错觉的机会，到处跟人说按年龄我都该结两次婚了——他不说别人怎么看也不会觉得咱像是结了婚的人哪，投井下石，啊，我今儿明说了，从今开始我就在你的对面唱对台戏，本人善于撮合一个新世界，本人也同样善于解散一个旧世界。走着瞧！” 在黑子从阳台跳到地面的过程中，似乎带翻了两个花盆。花盆跟着跳到地面的呢当声之后是一片寂静。留下她和刘波在房间里像两个默片中的人物。他们一直成功地保持了近二十分钟的沉默。然后刘波自言自语，说万一进来的是一个贼呢，明天一定给阳台装铁栅栏。一楼真是不安全。宁可便宜了房东。 她直接想到的就是“涣散”二个字。面对镜子里清瘦单薄的面容，她就像黑子刚刚借给她的多倍变焦镜头一样，将自己看得就剩下两个大大的眼睛。涣散。她想起上中学的时候在妈妈的一本很旧的大黑照相簿里看到的一张外婆的画像。眉骨深陷，眉毛细淡得几乎没有，就像此刻这面镜子里的样子。 目光涣散。 外婆在1933年就故去了。在江苏的乡下。那张黑白的了画像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现存的证据。她今天的存在也是一个现存的证据。她用手将蓬乱在两耳边的头发全部拢集到脑后。于是在这面有水锈的方块镜子里，她与七十多年前外婆的黑白画像重逢了。也许从灵魂的意义上来讲她和外婆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没有人会说是，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不是。循环就是重复，历史会重复，但没有人会相信灵魂也会重复。她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她现在每天在过的日子的质量，是和八十年前外婆尚和她一样年龄时所过日子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没有人能说出八十年前外婆的盼望和她现在许多盼望也是基本一样的，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诸多的盼望归根结底是本性的盼望。她看着自己高突的眉骨，和陷入在涣散中的眼窝想，传宗接代究竟是生命的无可奈何，不能把握，还是有其深刻的、人难以洞穿的意义的。她望着自己的、也是外婆的这双黑洞洞的眼睛，想着在很多种意义上，生命的重复其是最大的荒唐和浪费。 也同样没有人能证明八十年前坐镇农村政府的那一班人马绝不是现在的这一班人马；没有人能证明那些寄特快专递的湖北农民的爷爷奶奶们在八十年前没有派人骑马送过特快专递。 她怔怔地看着镜子里。也许时间是一个根本没有在动的东西。在动在走在遗忘在重复的一直是人自己。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这里面也许不仅仅就是八十年前的外婆。是吗？无人能证明是，或者不是。如果这样，她想，该结婚了。 所有拍婚纱照片的店里都挤满了人。业主和顾客在这个全新的行业面前全都是显得兴致勃勃的。二十世纪末的新一代相机不但重新维护了它在一百年前的尊严和体面，还复兴了人们在公众场合的一种一般性的关系。大家都尽可能地微笑着，不失方寸地谦让着，以一个平和的好心情等待着自己坐在镜头前的那一刻，有关于一生重大事件记录的那一刻。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等着。小姐为她端来了一杯茉莉花茶。刘波靠在取照片的半圆形柜台上，正与人谈得火热。这是刘波的本事。他招人喜欢的天性是超越时代的。你可以无论站在哪个朝代来看他，都能看到他的完美，他的仿佛永不被淘汰。他一米七八的个子，瘦而结实。一年四季穿各种款式和质地的夹克。腿长而直。笑容就像北方一年四季的阳光，热情直率。假使他不穿夹克，不穿里·库普尔之类的牛仔裤，换上一色的或是印花的商代宋代明代的长袍，他也同样是热情，质感，招人注目的，性感的。本世纪这个年代崇尚性感。她想到刘波的父母。两位都不到一米六零的胆小善良的老人。事情的起因和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地毫无关联，就像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最初微妙的结合。当它形成一个生命，并且越长越大，往往会越来越游移它最初的本质，就连它的制造者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了。 她想起刘波的父母仰看儿子的几乎崇拜的表情。 刘波笑嘻嘻向她走过来，她看着这颗人类结晶的善果笑了起来。她想究竟他的出现诞生是一个无意识，是因借了他小个子父母的一时快乐呢，还是他的善良胆小的父母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结果性的出现，而做了一切，包括他们自己不厢情愿的被出生，被随波逐流的为人一世？这个世界只是一座巨大的梦幻工厂，脆弱和不自知的生命在其间盲目地飘摇。 她坚持着不让化妆师画她的眉毛。她说只有在眉毛上还能认出我自己。我总要想法让我的儿孙们在将来能够毫不费力地认出我吧。她说我有权利决定我的眉毛是画还是不画。化妆师小声而坚定地说，这是规定，我们老板定的。她使劲地向后仰着身子。 她想着花可观的一笔钱来买一张画在自己脸上的流行脸谱，加入到消灭每一张脸上五官个性的行列，使其成功混入这个年代大众认可的审美目光中，混入这众多未来祖宗的大黑眉毛螺丝卷前额发的队伍，成为这个年代的一种象征。像是但凡过年就一定要有的红烧鱼和红烧肉。她恼火地几乎快要将自己和坐椅一起仰倒到地上去。化妆小姐及时扶住了她。友好的举动在她燃烧的心情上面长出了一株嫩绿的小苗。也许她没有必要太坚持了，也许外婆的那张画像也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属于她那个年代的流行。事隔多年之后，能够留下来的所有外婆们的淡眉毛的照片，也都收藏在各家的私人相册里，或者连私人相册也因为属于年代的民族集体运动而所剩无几。 闻声而来的照相店胖胖的老板说怎么了，是不是对化妆品有过敏，没有关系，我们有抗过敏的，包你满意。说完亲自弯下腰来给她检查皮肤。她说我不过敏，我刚才不想画眉毛来着；胖老板说嗨画两根眉毛有什么可怕的，不画眉毛那才叫可怕呢，秃了吧唧的像只鹦鹉，人人都有的东西你不要，那多亏得慌啊。说着拣出一根眉笔，化妆师马上娇声地说小姐你真有福气，我们老板是从美国学回来的。她笑了，说世界大同将从人类的眉毛开始。胖老板说你希望画什么样的，她说随便吧；胖老板说别啊，别随便啊，看看，给你选择的权利你又要放弃了，所以美国人的人权和自由是美国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你就告诉我，喜欢谁的眉毛吧；她想了半天，说那就毛阿敏那样的吧，威风神气一些的；胖老板说毛阿敏那样的对于你今天是不合适的，你今天是新娘妆，要温柔秀丽一些的才好。 宋祖英那样的好不好？她说不行吧，宋祖英的脸是月亮一样满满圆圆的，我的有点像四川盆地，眼窝又这么深，宋祖英的眉毛如果长到我的脸上来，那我这张四川盆地就剩下这两撇眉毛了，两座峨嵋山；胖老板说“有道理有道理”，几乎是惊喜地说出了一个流利的英文名字，并问她说这个人的眉毛怎么样；她问谁的，谁？胖老板说就是演《风月俏佳人》，演漂亮女人的那一个，“茱莉亚·罗拔丝”。哦，我说我画上她的眉毛后会和她一样那么漂亮吗？胖老板说别的不讲，最起码的你们的眉毛是一样漂亮了。就是为了把长在别人脸上的好看东西因人而宜地挪用。不要说两根眉毛了，男人都可以变女人，女人也可以变男人，很平等的。其实说一句实话你的脸要是配上山口百惠那样的眉毛会显得更加清纯动人的。只不过她的眉毛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胖老板又给她修了嘴型。说嘴要画得大而饱满，像三十年代周旋、蝴蝶那样具有传统风格的樱桃小嘴现在是绝对吃不开了；现在的人讲究性感，就是自己的丈夫也希望妻子是性感的。再说在我们这拍的照片是挂在墙上给所有人看的，给未来的那个时代，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看的，直到永远的。 胖老板的手一直在她的脸上摸摸索索，说她的脸“底板”真好，这样的脸他就极有创作欲望。在胖老板的手终于挪离了她的嘴部之后，她面对镜子，盖满油彩的脸果然是神采飞扬。有一些顾客围过来看。胖老板像欣赏一幅油画一样退后了三步，将头歪到左肩的四十五度。他几乎是在宣布，说“这是我亲手画的第一万零二张脸”。 一万零二张脸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做起了算术。如果胖老板坚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画三张美丽的脸…… 她索然无味地觉得无聊无比。她要去为一个商人做一道数学题吗？ 先前给她画妆的小姐围着她“喷喷”称赞，说画得真好，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都绰绰有余，绝对没有问题。 她看自己。一对幽长的、紧压眼窝的美国眉毛，一张饱满结实的意大利索非亚·罗兰式的嘴。这张圆润结实的嘴令她想起挂在墙上的重量级拳击套。漫出自己嘴线的部分像吃完了油腻的东西之后没有擦干净一样，绷在嘴边有点紧张和难受。她顿生一种“重生”之感，几乎忘了自己现实的生存之烦恼。 她想人类的诸多行径可能都是人们这样的脸上涂满了色彩以后面对镜子想出来的。她联想到最早的人们画在脸上用来保护自己、吓跑野兽的脸谱。还有用于识别同族同类的脸谱。不知道现代这种流行脸谱的用意与远占时期祖宗们的用意是否有相吻合相呼应的地方。可能在“保护自己”这一点上用意是相雷同的。还有就是使自己等同于同类。 像兽要有兽味儿一样。 当她的目光终于回到了她的“眼神”，在它们的轻轻一碰之间，她刹那间又看到了“涣散”，这种飘忽的神志那么轻而易举地将她从这堆鲜艳的眉毛嘴唇之间拉了出来。她出神地站在那儿。 胖老板擦着手又走过来问她，怎么了；然后围着她看了一会儿，非常灵智地说，哦没关系的，呆会儿我会给你打眼神光的。 她依然涣散地站在那儿。镜子里，在她涣散的眼神之间，是另外一些鲜艳和微笑的人们，另外一些修长的眉毛，一些饱满的嘴，白色的婚纱，粉红色的婚纱，新疆服装一般的婚纱。 任何问题只要想通了也都未尝不可。战争也罢，再婚也罢，画两根美利坚眉毛也罢，被老板占点便宜也罢，被时代淹没也罢。眼神还可以打眼神光呢。说到底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性格是极其不值一提的。自古以来如此。妥协是迈入人类主流社会最便捷的门。行动是一致的。人类大部分时候是裹挟着前进，奴隶主制度，君主制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任何一切都大家一起来承担和考虑，一起行动。一起将房子雄伟地建造起来，一起将房子摧毁轰塌…… 她挽着刘波的胳膊站在聚光灯下。胖老板温柔而充满感情地指导他们。她面对着刘波靠近再靠近，微笑再微笑。胖老板告诉他们相视的眼神再温柔一点，再融化一点。有几次胖老板忍不住将刘波推开，自己站到了他的位子，直直地、暖洋洋地望着她，然后又站到她的位子，同样直直地、暖洋洋地望着刘波。胖老板反复示范着，渐渐地弄得满头大汗，并且一直表示着对他们模仿的不满意。反复提醒他们望着对方时“想心里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最后胖老板不无遗憾地说，只能是这样子了。 之后好几天，她都想着胖老板提示她和刘波对望时“想心里最美好最美好的事”。她问过刘波，他心里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是什么。刘波说不知道。她觉得不识时务的婚纱摄影胖老板还真是一语惊动梦中人。她一直觉得，或者认为应该这样觉得，和刘波在一起，被刘波巨大的眼神注视，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事。看来真的不是。自己都没有看彻底，或者不愿意看彻底的事被胖老板无意中慧眼识破了，被他毫无遮拦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质，一语道破了。 在刘波这样望着她，和被她同样望着的时候，他们被提醒要想着心里最美好的事…… 若干天以后她捧夹着这些照片站在街边打的，心里充满了怪异感。她是捧住了自己也不是太清楚的未来了吗？每一张都是他们做亲密状地挨靠在一起，或眼神交错，或胳膊交错。她不知道这些照片捧回去以后要摆放在哪里。是主要给自己看还是主要给别人看。她突然地想到那间紧紧密密的房东的屋子里，是没有放这些照片的余地的。 她拿到的是二十七日晚上的火车票。老总指定她去安徽农村采访，写一篇关于农民农闲生活的稿子。“我国人口中农民所占的比例，正如我国人口所占的世界人口比例。所以农民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关注，关注他们的劳作，也关注他们的农闲。”老总再也不提这些重要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寄来的那份厚厚的特快专递。这一天刚好是刘波的三十一岁生日。她给刘波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生日蛋糕，白色的奶油像北极地的冰川垂满了蛋糕的四周。 她将衣服，还有几本书、音乐带，一股脑儿地塞入大帆布袋。呼机“嘀嘀”地叫起来。她抓过来看了一眼，转身跑了出去。 门在她身后关上的时候，她听见刘波在屋里大喊“穿上外衣！” 好像要下雪。空气凉丝丝的，低低的沉重的云好像一伸手就能抓着。这凉丝丝阴沉沉饱含了水分的空气在她冲身而人的一瞬间，将她激灵得打了一个哆嗦。 “喂，小莫吗？” 她问。 “嘿，是我。我说快新年了吧，第一祝你新年愉快，第二呢，你也知道，现在外头房子都不好找，房价都贵得要命，像咱们这个地段的，怎么的也要两千左右一个月了，我想呢，你也不容易，我呢，也不大容易，明年咱们是不是涨点儿，大家都说得过去就行了，你说呢？” 冰凉的电话听筒在她同样冰凉的手心渐渐地变暖变热。杂货铺的老板背对着她正吃着方便面。但即使是这样，她也能看出那个端碗的后背上面冲向着她的无数只耳朵，像一面长满了耳朵的墙。 “你看怎么着，要不咱们面谈？” “你说吧，我今天晚上出差要走。你说吧。” “这么着吧，我也知道你挺不容易的，明年开始每个月加三百，就是说一千八百一个月的，你看行不行。” 她把房东的电话告诉刘波。刘波大骂房东王八蛋，说这些王八蛋房东就欠再来一次革命。拿着共产党的房子白住不算，还这么黑地挣钱。想了一想又骂自己，说有志气倒是不住啊，干嘛还孙子似的到时候乖乖把钱送去；又说“要不你跟我回家住去算了，咱们领证儿结婚吧，证儿一领的，左右街坊也就认了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也就不受这些王八蛋的气了。” 她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然后是脸，然后是他的茁壮的脖子。他握住她在脖子上缓缓来回游动的手，靠到自己的额头上。许久，他轻声说“真的我们结婚好吗？”她回答“不如就是现在吧。”刘波噗地一声笑出声来。她挣开刘波的手，顺着他的脸颊抚摸到他的耳朵，又顺着耳朵抚摸他的脉搏涌动的脖子，然后俩手悄悄地穿过他松大的毛衣领子，顺着肩胛滑入。他的结实的身体温暖滑润，心脏有力地跳动着。她啼啼自语着，觉得自己就像刚才门外低悬沉重的云，在这时就要化作雪花飘下来了。刘波仰头迎吻她垂伏下来的脸。她说“这些讨厌的衣服啊，我飘不起来……” 刘波想要起身去收拾刚才胡乱脱扔在地上的衣服。她抱住他说“别，别。”她说让它们就那样呆着吧，让这儿像一个战场。人类一旦没有了战争会想念战争的。想念中的战争比真正的战争要好，好得多。不会有人跟这些衣服一样没有生命地躺在地上，不需要付出代价。所以这样的和平年代男人喜欢打游戏机女人喜欢和男人做爱。刘波依然眼神飘迷。他抱着她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像今天这样做得这么好，有时候却又像不是你了；她笑着说怎么不是我了；刘波说反正不是现在这样的你；她说你就记着吧，但凡碰到房东加房租啦，杂志社少给我奖金啦，路上的野猫野狗追我啦，这种无处伸冤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了。刘波说那我以后但凡想了，就先找野猫野狗的等在路上追你，或者假充房东呼你，让你把增加的房租交给我；她说好啊；又把起身子来看刘波，说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我额上的常青藤…… 她那样看着刘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颗残留在伞上的水珠，在最后的一点停留之后毫无希望地向泥土中摔落而去。 刘波却咧嘴笑了起来，说你是不是有点怕结婚吧，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结婚——我觉得你是不喜欢那种结婚的仪式，我们可以把它搞得不像结婚，可以把它像照片一样地做旧；如果你觉得那样有欠于浪漫，那我们就把它弄得像人家的银婚金婚一样，庄重而不……她笑着低下了头，直抵到刘波的下巴上，皱巴巴的头发盖了刘波一脸，让刘波无法张嘴再说下去。 他们在床上躺了很久。她始终不让刘波去收拾满地零散的衣服，反复地说就这样吧就让它们这样吧。反正你收拾了也等于没收拾，穿好了也是总归要再脱掉的。但是为了能够有东西再让你去脱掉，你也总是会去把自己重新穿整齐的。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一件又一件。她说着说着就迷迷糊糊起来；他们睡着了，醒来又说。他们睡一会儿，说一会儿。在睡着的时候背对着背好像两颗毫不相干的星球，醒过来又相互地抱在一起像重新又认识了一样。这样一直挨到天空蒙蒙发黑。 刘波送她去火车站。 无论哪个车站都一样，彻夜白日地就像一张巨大的嘴张在那儿，永远食欲旺盛地在吞吐着大量的人流。刘波把她送到检票口就走了。她回过头看见刘波一眨眼的工夫就被身后涌上来检票的人流淹没了。她想这真是可怕啊，如果现在有人坚定地对她说，关于刘波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可能最终她也会相信的，这将取决于说这些话的人的坚定的程度。她想这真是什么都无法确定了，生命的存在与否在某些时候完全地把握在别人的一种语气之中。 已经有人被她堵在身后了。人们使劲地用那些装在大包里面的、鼓鼓囊囊的身外之物撞挤她，大声地喊走啊走啊，你是不是有病，站在这里发什么呆。 她想对啊，好狗不挡道。 她躺在中铺尽量靠里面的地方。人们为了放行李的争吵声此起彼伏。 她戴上了耳机。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悲壮，无奈，又似乎有一点点透亮的阳光若隐若现在前方。有人终于从她的腿旁拿走了包。总有地方可以不断地放下这些包。当列车像咳嗽了一下似地开始慢慢向前滑动，柴可夫斯基用他的小蝌蚪音符们带领着庞大的乐队，在列车晃动着的昏暗中冲向落日余晖般的辉煌。 她从枕边的帆布包里摸出一本刘波塞在里面的杂志。列车向前咣咣当当。 她觉得人的身体在这种均匀的摇晃之中会多少归属于一种片刻的安宁。有一种似乎永远存在于我们视网膜深处的隐隐约约的橘黄色，一些远在婴儿时期的不自觉的记忆，一些已经远离了我们的平和的温暖，一种面向前方的莫名的渴望，让人们会在列车出站后最初的行进中保持相对的沉默和相应的尊严。 缓缓向前延伸推动的火车，像是一条被人遗志在街边的废弃了的电影胶片，在沉默的夜色中随夜风徐徐展开。每一个亮着白色灯光的“格”里都隐藏着人们自己的故事，顺着他们各自的现实时空无限向外延长。没有最佳男主角，没有最佳女主角。每个人都忙碌而热切。忘情地扮演着自己。大家忙于相聚，忙于分别，忙于欢笑，忙于挣钱，忙于失去，忙于流泪，忙于奔波，忙于七情六欲。人们管各自的剧情都叫做“命运”。命运像一条船，在各自的航道中拐弯，起伏，停停走走。 她惊讶地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趣闻，说那首极具代表性，也是她自幼十分喜欢的老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被人们唱了快整整五十年的那匹老马，在俄罗斯的原歌词里是一个心爱的姑娘。 她反复地想着那几句歌词：“……你看那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只恨那财主要将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她清楚地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妈妈唱这首歌时，她趴在妈妈的腿上哭了起来，她就像看到了可怜的老马，无力而越来越远地在冰天雪地里走去。很多时候她在心里将这匹老马和她童年妈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但在今天夜里在这个晃荡着远去的车厢中才刚刚明白，这匹老马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匹往年在八亿人嘴上唱了近五十年的老马，没有。她再次想到假如人们坚定地告诉她刘波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假如她现在突然的醒来是在另一张晃荡的床上，她不知道会认同哪一个现实，是别人告诉她的，还是自己一直认为的。 她想起她小时候要理解的是英勇的自卫还击战，而现在她要接受的是两国友好。她南方的邻居在一九八三年的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牺牲了，而邻居的弟弟在事隔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忙于和越南人做贸易生意，乐呵呵地说着一两句越南话。一切的是与非似乎都在随着人们的现实要求和隐藏在远方的欲望而随时地变更着。她不知道她在上大学时读到的达尔文关于人类演变的《进化论》是否是当时那个达尔文阐述的观点？是否这本书的翻译者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自己关于人类的观点？就像《三套车》的歌词翻译。 在这样一个动荡摇晃的夜里她又梦到了她坐在那间不知道是在哪里的咖啡室里，等着不知道是谁。粗木条隔成的墙，投影在地面、桌面，形成大大的黑色方格阴影。裙据在桌边飞舞。并非感觉到有风。丝绒般的玫瑰妖艳地盛开在黑色的桌上。白色的咖啡杯子捧在手间像捧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太阳。她甚至闻到了袅袅的咖啡香。她在梦里想她在等谁呢，是谁会来，谁会穿过这些黑色的木条投影，坐到她的翻飞的裙裾边。 她仍是没有在梦里见到那个似乎在等的人。梦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那个傍晚，北京的天空正飘着雪花。曾经肮脏、纷乱的车站在纷扬的雪花中竟然显得整洁了，善意了，有了那么一点轻柔美丽的意思。人们擦肩而过的种种撞击，因为身上更加饱满的冬衣而显得温厚柔软，像极熟了的朋友迎面而来打了一个热情的招呼。 她感觉到在心里悄悄升起的一点怡然，像一片温暖的火苗，渐渐光亮。空中飞旋飘落的雪花诉说着点点滴滴这个城市和她的。她想人多少还是在本能中保留了一些与自然的亲近关系。如果人们能排弃物欲，排除像爬楼梯一样节节升高的生存需求，也许生命本身还是恰然的，可亲的，有所安慰的。仅仅是四季，风。雪、雨、阳光的变化，就能给本质的生命带来慰藉。 她就在这一片飞扬的雪花中看见了齐鸣。 齐鸣几乎将要和她擦肩而过。她注视着他的目光终于使他在距离她几步开外的地方将信将疑地站住了。之后他们就这样站了有半个多小时。雪花很快将两个人的头发浸染成了白色，像了两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只有在他们湿漉漉的脸上，还是属于年轻人的短暂的年轻、兴奋，和某种必定伴随着的期待。 刘波没有在家。她在黯淡的小小过道里放下行李包，换上拖鞋，心里隐隐觉得回到空荡荡没有人在等的家，似乎是她在此时此地才发现的一个藏得很远的希望。在安徽期间只与刘波通过一个电话。她略略约约地觉得，与刘波的生活还没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就已经像落潮向远处退下去了。没有期待，没有兴奋，没有欲望。她一方面觉得这绝不是她要的生活，一方面又觉得有点说不清她要的生活是什么。似乎大家都在这么过。一旦履行婚姻手续结了婚，也无非是把这种没有激情和盼望的日子公布于自己的光天化日之下，得到自己明确的承认，像认领一叠阴天拍摄的曝光不足的照片，眉眼含混，色彩暧昧。 她在仅有的两间屋子里悠悠荡荡。邻家炒菜的蒜葱香味儿，从不甚严密的楼板墙壁隙间飘散过来。她在临街的窗台边靠了一会儿。暖气管道正好顶在她的膝盖上，一团含糊的温暖与她在黄昏这个黯淡的屋子角落里不期相逢。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玻璃窗外的天空。落下的雪花在屋顶、电线和柏枝上已经像雪糕一样地积了厚厚的一层，平整的，方的，圆长的，锥形的。冬天就像一个夏天的大冰柜。落在人行道上的那些，则被行人的双脚踩成了污泥烂水，一些孩子尝试着在马路边的这些污泥烂水中滑行。那十分努力的动作让她想到人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尝试欲望的实现了。但是人一旦进入了成年，也就大多将精神上的欲望放弃了，或者尽量深刻地掩藏了起来，就像窗下这些在雪地里也尽量规规矩矩走路的人。应该人人都有一点盼望，应该有一些故事在这些行走着的人身上发生。一些超出书本上写的、超出人们的理解的故事。一些属于成年人的遥远而似乎永远不可及的关于生命理想的故事。一些成年人的童话。也许仿佛从来不可能去兑现的，但同样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童话，一个盼望。因为这个故事的出现，使人的表情重新奕奕生辉，人的行为动作敏捷迅速，脉动加快，一切加快。使人聪慧丰富，善解人意，温情脉脉，自言自语。使人善良，使人勇敢，使人消瘦，消瘦得走在街上就像一只线头握在别人手上的风筝，随时有可能飘离开繁杂的人流，被放飞到或蓝或白或阴沉的天空中去。 以整个过程的美好和彻底来看，这个故事应该取名叫做“相爱”。唯相爱而不能如此。 但是在这个年代还会有这样的故事吗？是人的相爱，而不是那些挂在橱窗里，挂在各种颜色墙上的婚纱照片。是窗外那些行走的，坐车的，骑车的，一个方向匆匆而过的人，和靠在窗里站着的坐着的闲着的忙着的胡思乱想着的一片空白的人。 他们还有力量去发现隐藏在生命中的新鲜动人的情感吗？ 她靠在窗子边，压在窗玻璃上的鼻尖在冰凉中渐渐麻木。窗下那些行走在残雪中的人似乎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前方不仅仅是家，她想，也不是前途，不是新年，不是儿子的名牌大学或者招人瞩目的女儿的婚姻大典，不是老人的寿辰，不是十万元存款的目标。生命短暂到人们只是朝着生命的终点方向在行走。会有人在想这些吗？似乎从来都无暇旁顾。大家是没有时间找故事的。也许也没有勇气去以身殉故事。可以在书本上，在电视上、银幕上杜撰人们在生活中无暇关注的故事，没有力量去发生的故事。就像那些雪花，落在建筑上是完美的，落在树枝电线上也能保持洁白，惟独落在了地上，就会迟早被踩成污泥烂水。 规则。众生所致。 雪花依然飘着，无声无息，牵着她的视线，或落为极致的洁白，掩盖了冬天的一个长长的梦；或化为污泥，在一瞬间现实地还原为不经任何修饰的根本。一个赤裸裸的、包裹了尘世间肮脏的真理。 很巧，齐鸣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正好在杂志社。 心情不是很好。老总三下两下翻看完了她的农闲期间农民生活调查报告之后，锐利的目光就直直地停留在了她的脸上。她觉得此时自己立刻就变成了一片即将被削割的羊肉，高高地悬挂在了半空中。她知道老总想要说的是什么。 “应该说我欣赏你这样独特的角度和如此快地进入事件中心的能力。但这也是我的怀疑所在，如此快地得到的真实，是一个全面的真实吗？有没有偏见？” 她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听见窗外的积雪被早晨清淡的阳光烙得滋滋作响的声音。 “我完全有理由这样来怀疑。你在这次的农村生活中完成了一则新闻，新闻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实性，基于它的客观性，但是，真实的生活不是一张平摊在你面前的烙饼，它是有层次的，有隐秘性的，一个真实的后面会隐藏着另一个真实，后面还有一个真实，还有一个真实，无穷无尽，依次类推。你摄取的是哪一个层面的真实？你觉得在你的这次采访中你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吗？” 她完全张口结舌。很多次都是这样，她被隔离在老总用词汇堆积起来的那堵墙后面，触摸不到话题的核心和关键。她觉得自己才像一张烙饼，苍白地呈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这时候齐鹃推门进来说，“一个跟我一样姓齐的人打电话找你。” 搁开的电话听筒倾斜地躺在一小方淡淡的阳光里，像一个久违的等待。一小段年代。记忆。从前。夕辉寒鸦。大漠孤烟。一刹那间她似乎觉得整个喧闹的办公室寂静无声，只有外面积雪在悄悄地融化。檐水滴答。 她仿佛拣起了一个千百年前的约定，那种沉重和盼望让她像一个触醒的梦游者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现实，感受着这个飘落到了现实中来的梦。 时间就像一个百丈的瀑布，从她握着话筒的衣袖口飞旋直下。一九九七年刹那间地停留在了她的耳边。 “喂？”她空空洞洞的声音穿越了所有不曾想起的记忆。 齐鸣的电话只是一个一般的问候，重诉了一些几天前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欣喜。他们说着人人都说得出且听得懂的话；而另一种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在这些平淡的对话之下缓缓地游动起来，像有一扇另一个世界的门在徐徐打开。 放下电话回到老总这个世界来的同时，她也突然地找到了她要的表达： “我觉得是这样，新闻除了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外，还有它的公正性。它基于真实性和客观性，表达的却是我们的选择和良心。比如说我辞职不干了是一个新闻，晚报刊登了这一则新闻就是客观地传递了这一则信息；晚报记录了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杜撰的，它就是真实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辞职，是如何辞职的，像您所说的这一些真实背后的真实是什么，则需要晚报记者的公正性，需要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采取真实的良心性的选择。所以，我是抱着采访农民农闲时在做什么，是准备如何过年的这一采访目的而去的。但是我到了那儿以后发现，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准备过年这一件事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在发生：不信任他们的村干部，想通过农闲时间重新选举他们信任的村干部。不被他们信任的村干部以村长为首。但是村民们又觉得他们的这个愿望是基本得不到满足的，因为他们发现现任的村长已经买通了乡干部，所有的选举工作都将是一个表面的形式。村长和村干部对乡民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明年村里的耕地要重新分配，还有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要通过他们村，面临着部分耕地的消失，也许还会有一些村民农转非的问题。而现任的村干部，只满足于自己的官欲和物欲，比如谁家跟他们好，是近亲或者老是送东西的，明年谁家的耕地就会分得好，即使这家的壮劳力都在外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土地面临着荒芜，等等等等。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他们领我看了村长住的四大间瓦房，那是村子里惟一的青砖瓦房，大红色的厚木头门。他们又带我看了村小学，几乎是残墙断壁了，两大间黑糊糊的，黄泥墙，最里边还养了俩母猪，老师说等过年的时候把这俩猪卖了，可以增加一些教学用品，买一些粉笔和孩子们写字的本子。六个年级的孩子全部挤在这两间黄泥屋子里。村民说去年和今年政府给村里的希望工程都拨了款了，小学校却没有变化，小学老师的工资也依然没有发，村长的四间大瓦房倒是盖起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跟上级政府反映情况，他们说反映了，乡干部来了几次，来了就往村长屋子里钻，坐炕上喝酒，然后跟他们解释说村长的瓦房是工作需要，是村里的对外形象，上面来人了都要在这儿接待。都进入九十年代了，村里哪能一间瓦房都没有呢！还派了村里的人去轮流打扫。所以我写了这篇采访文章。村里也有人家杀猪卖肉准备过年，年总要过，每年也都这么过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另一种真实更重要，就是我文章中涉及到的这些真实。” 最后的一句话让老总翻起了眼皮，再一次锐利地扫视了她将近一分钟。然后低头看着她拍回来的那些照片，嘴角缓缓地溜出了这一天与她的最后一句对话：“我没有办法和你正常交流，由于你的狭隘和片面，你的一个女子的胸怀将严重影响你作为一个记者的思维。你的局限将是你永远无法逾越的，因为这根源于性别。” 走出编辑部以后她突然想到自己有没有一点“扮”的嫌疑？许多的人在“扮”中满足和迷失，无论是贪婪和正义，名誉和金钱。不久前她就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北京人面对电视镜头，抱着不知是真是假的北京旧城砖，激昂地说“我们要为恢复北京城墙做贡献”，仿佛在从事一项伟大而庄重的事业，但是当年拆毁这些城墙的，同样意气风发的，不也是他们吗？当年他们可能会用更为激昂的语气说“我们要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然后抡起了大锤。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多多少少真真假假地扮一下。要不然你就有可能被时代、被你身边的人甩出去。她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激昂是否有“扮”的嫌疑，这样当真想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可疑了。 铺着方格桌布的桌子，低低垂挂的白炽灯，系着黑色领结的服务生悄悄地贯穿于每一张桌子间。民族饭店的隔层咖啡厅。选择这儿只是因为这儿离她和齐鸣住的地方都不算太远。齐鸣的墨绿方格绒布外套挂在高高的椅背上。深灰色的高领毛衣，显衬出他露在毛衣外面的那一部分，他的脸和手不合潮流地白净。她低下头，她一时想不出来，这种肤色出现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该怎么来说。干净。也许就是干净。她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齐鸣也正好从杯子的边缘上抬起目光。 他们相视而笑。 现实很快就像一列准点发放的列车，隆隆地在他们之间穿梭而过。齐鸣告诉她三个月前他就来到了北京，在他们局的驻京办事处。来北京工作只是因为轮到他了。谁也不愿意来北京，尤其是女同事。因为北京一是太干燥了，再是吃得不好，不，不是不好，是不够细致。菜做得太粗糙了一点，除非到很贵的店里去吃。他的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在桌面上比划了一下。北方人在很多方面与南方人是不一样的，齐鸣说。这还用说吗，她笑起来。齐鸣说北方人挺好的，但是他们好像有地方睡就行，能吃饱了就行。他想了一想又说，这可能是他们大气的地方，像北方的作家。 齐鸣的手指一直在辅助他语义的表达。他的手指显得苍白而修长。这在十几年前她就注意到了，在他的双手上流动着的似乎是浅蓝色的血液。这样的手指应该去把握弓弦或者去捉拿手术刀。 由此她问到齐鸣的工作，问他喜欢他现在的工作吗？齐鸣说现在的工作应该说只是一种职业。职业嘛，已经谈不上喜欢和不喜欢。选择职业的时候已经没有资格去这样想了，也没有必要去这样想了。他沉默地停顿了一下。她注意到某种比寂寞还要细微的东西缓缓隐现在他的表情里。很快他又接着说，但也不至于到颓丧的地步。这个工作本身还是很好的，比较清闲，而且公司有很大的前途。她随口问到有怎样大的前途，他抬起目光来笑了，仿佛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一般地微微红了脸。 很多年以前她还是一个梳了两辫的高中学生，晚上他们曾经在一个夜校里学画画。在八十年代初，世界像一幅画卷徐徐地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时候，首先跳入他们眼帘的是色彩斑斓的画家的生活。理想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他们茫然不知的前方指指点点。他们说过总统只能有一个，画家却可以有无数个。他们要做无数个幸运而成功的画家，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个画家一样。要像捉手术刀一样准确而敏感地解剖躺到了他们画板上来的这个世界；他们要用画笔留住他们心里的世界，留住属于他们的无论好也无论环的时代。 他们曾经就像一个瓶子里面的水，清澈地聚在一起，期望着流到一个方向；但是很快瓶子破了，他们不无浑浊地流向了四面八方。 他问到了她在北方的生活。她只是简单地说，你说的很对，北方人挺好的，好相处，豁达。他们又说起很多当年一起学画画的夜校同学，几乎没有人再画画了，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职业，就是没有一个人重新选择画画，选择他们向往过的画家的生活。也许这不是选择本身的事情。就连选择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与现实不大相干的理想。凡是他们想到的谈到的人都结了婚，有了儿子或者女儿，具体而结实地在生活。 他们突然地在灯影里沉默了下来。不断地有人结账，离去。 不大的咖啡厅里空旷起来，像一个舞台。最后的灯光和目光都集中在了仅剩的他们两个人身上。她说这十多年毫不知觉的生活，这么快就在这几十分钟里说完了。 他们偶尔抬起头来相视而笑。 第二天晚上她和黑子他们在火锅边重逢了，像一个冬天的例会。在她去安徽农村写调查报告的时候，黑子介入了一个电视剧摄制组。他说一是为了“找点儿感觉”，二：是为了“挣点儿儿子的学费”。但是自从进了剧组以后，据说黑子是日益地义愤填膺。一圈朋友正围着残剩的火锅听他慷慨陈词。 “丫以为他干上了导演就算是艺术家了，进了城也就算是正规军了，丫差很远去了！就算丫每天能勾引到十二个少妇，每天都穿过了气的花花公子，丫也还是农民一个，这是本性，非丫在城里熬成爷，熬到养出孙子辈儿而不能更改的现实！ “每来一个女演员丫都恨不得能过手，那眼神绿光四射，像鬼火！丫也没什么品位，就像一只永远处在发情期的爬行动物，只要遇着一个母的，眼睛都会发绿。 “一个对女性对女人没有品位的人，他对所谓艺术，啊，所谓的艺术，能有感觉，有品位吗？他能参与艺术的创造吗？”（就是胡乱糟蹋国家财产和非良家妇女！ “凡是粉饰过的东西，丫都觉得好，无论是女人还是房子。丫经常干这样的事，指着一个往往极具时代感文化感的东西说，刷刷干净、弄弄干净就是可以用的，镜头对准它的时候有质感，有光感。他懂得什么叫质感？丫就是那种经常把孔庙刷成朱红色的人。在他的眼里，但凡一切类似过年所作的除尘工作，就是他妈追求的艺术。说他农民情结吧，丫还不具备一个农民的朴实和善良！ “我今儿下午跟丫说了，对不起了，大爷我不干了！不干许不许？咱不挣你这份钱了！” 她摆弄着桌上的一根筷子，朱红色油漆都吃到谁的肚子里去了呢？也许每个人肚子里都有一点儿。不吃油漆的人，可能也会是被这个社会甩出去的人。 她咳嗽了一声问黑子，你们实质性的矛盾是什么呢？她看见黑子像被人推了一把似地倒在椅背里，灯影中的面孔似乎在刹那间苍老了。她听见他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般地说，“这么多年了，我真是都羞于去提，创作啊，操他妈的这个年代了我还在谈创作！我就像盼望一次完美的做爱一样盼望一次真正的创作，奔四十的人了，照我老婆打击我的话说都快四张了！总还想捣鼓出一些热情，啊最后的一些热情、激情，总还想做起码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又不能重新再去学习数学物理学了，没有可能再去做第二个阿基米德和牛顿了！嗨……这个戏的本子是不错的。所以我恨这王八蛋呢！算了。” 齐鸣清瘦的、有点腼腆的面容老是在她的眼前晃动。他修长的十指上仿佛流动着蓝色的血液。 刘波很晚才回来。她跟他谈起黑子的事。刘波说这点事儿算什么啊，是不是一会儿就跟没事儿的一样了？在意志上黑子他就像一个老共产党员。转而也跟着叹了一口气，说黑子总是不那么的如意。早先他们住一个大院儿，黑子是全院儿孩子的榜样。别看他现在这样，那时候认真着哪，除了上下学的时候，在院儿里平时压根儿就看不见他，功课倍儿好，每天还吹单簧管。后来部队文工团来招收学员，体检那几天他不知出了什么毛病转氨酶升高，人家一走他又正常了。 她突然地就不想说话了。就觉得挺没劲的。刘波楞了一会儿，问她要怎么着才有劲？她半天回答不上来。 萧蔓从荷兰又来信了。信和报纸一起散乱地扔在办公桌上。浅淡蓝色的信封几乎是挣扎着从一堆灰色的报纸底下扑过她的视线。她拨开报纸轻轻地抽出了信。老总的声音在她的身后传来： 你来一下。 每天例行要发生的事，像秋天飘落的树叶，将日子渐渐地堆积出一种形状来。又像冬日的积雪，将另一些形状的东西渐渐地化掉流走。老一套。老总这一会儿望向她的目光，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是一口陈年的老油井，使劲儿地想挤出一点流动的、似乎有用的东西。这一切的起因仍然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随从老总的拥抱开始。一个老旧而落套的游戏。然后老总在指责她的同时大谈性观念和性爱。像一部黑白影片中的革命者一样频频地挥动着胳膊。 性意识的觉醒也是一种革命。在老总这样的年龄。 她注意到老总今天穿的是上下几乎一色的咖啡色直筒裤和咖啡色短皮夹克，在北方冬季的室内，就像一朵早开的春花，是“俏也要争春，非（一定要）把春来报”，只是这条咖啡色直筒裤的颜色稍比夹克上装偏红了一点儿。这真是要了命的“一点”了，就这一点微微的偏红，毫不怜悯地把老总“拎回”到了他原本的阶级地位和角色。法国的流行色与他相去甚远。偏红的咖啡色直筒裤像一面退了色的旗帜，在有微尘飞舞的小小空间里不停地来回飘荡。她想也许是生的压力使得老总的生理性变化提前到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始终没有被进化掉的尴尬过程。从医学角度来说，就是更年期柔美的云雾提早地在他的身上弥散开来，老总在这片云雾后面重新发现了年轻、自信、超凡脱俗的自己。她想这也很好，不是有个大鼻子的人说过吗，只要是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人总要找到一些机会不断地来发现自己，再塑自己，在冲上各自暮年的山峰时，总要有机会来他一个“一览众山小”，否则，人生就如“蚁生”了。 那是人生最后一杯提神的咖啡啊！这样想来，她几乎是两眼湿泣地来倾听老总情绪激昂的宏篇论述了。 两小时之后，老总的阐述性报告终于暂时地告了一个段落，宣布他要去开会了，“他们离不开我，他们需要我的创意性发言，利用我无私豁达的那一面，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和他们一样有仕途的，我做官是他们害怕的事情。我太前卫了，这是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具备的一种觉悟！” 告别了有前卫觉悟的老总，她又去了斜街书店。现磨咖啡散发出缕缕让人清醒的浓香。 她打开小蔓的信。 “……我这个懒于动笔的人，一封信拖了这么久；不过这一次有一些些值得原谅的理由，我怀孕了。现在走路出门小心极了，真是如履薄冰。” 她潜伏在人类遗传中最坚固、最善良的温情，在她的心里慢慢地舒展开来。小蔓怀孕了，她似乎能看到小蔓向前方抬起的目光，寻找中含着一些期望，好像在北京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她。她看见小蔓一直盼望着的母性的宽容和温柔，终于在她短发拂动的脸上浮现。像一片宽阔、荒芜的沼泽地上冉冉升起的清晨透明的雾。在被可能最终会出现的明媚阳光彻底穿透之前，依然还带着晶莹的湿意，那是一些关于北京和她爱过的男人的深刻、顽固的记忆。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会消失的。生命的活力不允许一切陈旧的停留。 “你看，我怀孕了，我真的也会要有孩子了，不管她（他）是白皮肤的黄皮肤的，还是混血儿皮肤，巧克力皮肤，她（我希望是一个女孩）是一个正在来的途中的我的孩子。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的盼望和期待。孩子就是某一个爱情事件的结束语，尽管有时候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他）来了，就会占据我所有的时间，直到占满了我的一生。这样，我就会安静地在她的新鲜的成长中等待苍老，然后，有一天可以坐在一张椅子上坦然而沉着地说，我曾经……” 一滴眼泪迟缓地滑出了她的眼睛。她似乎能够听见这滴眼泪重重地在浅蓝的信纸上跌碎的声音。她低下头去，掩饰着面颊上不能抑制的泪水。她为小蔓终于要做母亲了高兴，但是更多的是难过。为时间的无可挽回的流逝，为在这流逝中不可避免、势不可挡地挟裹而去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是极真诚的，是最有价值的，支撑了生命的。这些东西是裸体一般明澈、简单、诱人的一些男人，一些女人，和这些男人女人所做出的事情，一起有过的希望。笑声，和眼泪。人像蚕儿做茧一样一层层地将自己包裹，最终却不能化蝶而去，只是完成了其日益坚韧的、坚硬的、日益麻木的过程。 这种坚韧的麻木是为生存所需要的，而非是生命的。这之中听力日益衰减，视线日益模糊，感觉日益迟钝。生命的需要最后停留在吃饭、睡眠，和为吃饭和睡眠的种种维持上。停留在现实范围中的需要和实现中。暮年如期而至。 她觉得自己冰凉的手指就像雨中的汽车雨刷一样，频频地将不断从眼睛里冒出来的泪水刷去，刷去。她仿佛看见满街的黑发人转眼间白发覆面，生命在流向终点，而那一个关于成年人的爱的故事，依然停留在地平线以外。 齐鸣等在南礼士路的地铁出口，站在缓缓攀援的自动扶梯上。她像一块被运出地面的煤，冉冉升出地面的时候，她看见他颀长的身影摇摆在人群中，像一棵被风吹得歪过来又歪过去的树，却依然坚决地长在那儿。他甚至都没有回头张望，在她升到地面，升到和他同一海拔高度的时候，他准确地转过头来。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敏感的五官融化在这一片白花花的阳光中。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像一列奔腾的火车轰然驰过这一片白花花的阳光。她抬起头倾听着、捕捉着，直到双耳再次被身边暄闹的人声，一切机动、非机动的车辆声所填满。 齐鸣握住她的胳膊。她感到面颊的皮肤因为刚才的泪水而变得紧绷绷的，微笑一下子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冬季的风吹干了刚才丽珠一般滑落的泪水。空气中又新添了一些新鲜的盐分。 他们像一对疲倦而热烈的恋人。像罐子里的炼乳，不分彼此地黏糊在一起，穿过滚滚的人流。 仿佛一切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她觉得她有很多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但是当齐鹃直瞪瞪地来问的时候，她又哑口无言了。齐鹃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她说我有什么意思啊？齐鹃说你一个人在北京飘来荡去的，你嫁个刘波什么的北京人，还图个将来有保障，这一个当不当正不正地戳在你的生活里，你这人是个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答上来。在退回到满街的人流当中来以后，她依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意思。她并不是怎样怎样地思考了，然后才和齐鸣呆在一起。齐鸣是和身边生存的现实无关的，是一个往事，是一段即使她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也无法回忆起来的记忆，是一眼水井，是一棵惟一让她看见了的树，是在冒火一般的暑日，和被野兽追击时候不假思索的惟一选择。如果齐鸣不在这一时刻出现，她就将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完全彻底地吞食掉了。 齐鹃说我反对你这样毫无道德感的生活。 她无话可说。 天色明朗，阳光秀亮，灰色的积雪仍然没有融化完。人如蚁虫，一旦风和日丽，便几乎倾巢而出，满街地踌躇而行。 如果没有爱，那这个世界太可怕。混乱，嘈杂，一切都惨不忍睹。她似乎能看见自己在人群中不断地被生存、被传统的欲望挤得跌跌撞撞。爱就像是最后的一道防洪坝，把疲惫而绝望，而无能为力的人们暂时地隔在了这道坝后面，把我们自身的贪婪、罪恶、卑鄙、阴暗，一切一切的垃圾都拦住了。在这道防洪坝后面，再坏再卑鄙的人都会在自己的恋人面前变得简单和温柔，变得像一个人。尽管这个时候可能会很短暂。 也许齐鹃说的是对的，是可以和身边这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观念达成一致的：我反对你这样毫无道德感的生活。但是她觉得日日在身边接踵而至络绎不绝这么多人共认的有道德的生活，放弃了爱欲（不是肉欲）的生活，也没有使生活本身看上去显出多一点的道德痕迹。人们习惯以放弃自身的爱欲、自身的美好追求来标榜几乎毫无价值的所谓的道德，也许只是对自己面对生活的无从把握、无可奈何的一个纪念，像旧时的贞节牌坊。与此同时可以漠视各种的败坏，犹如夏日雨后的野草，随意铺天盖地的蔓延。 这种败坏在任何一个城镇的街头、角落，都可以俯拾即是。 她和齐鸣像炼乳一般地胶缠在一起的时候，她第一次体验到皮肤像被尖锐的刀片割划了一样的痛楚，体验到了生命仿佛就要转眼即逝般的短暂和美好。天空布满红色的云朵，世界安静得好像回到了几亿年前。虫儿低鸣。这是她心里的道德，如果这个世界的确存在道德的话。青春是一枝已经剪下了的玫瑰技，开放在浅水的瓶子里，很快就会枯萎成一本旧书中的透明书签，标明逝去岁月中的某一年某一天。她无可选择，在她爬上了一棵永远无法回忆起来的记忆中的树之后，她要看到自己生命的玫瑰花枝在瓶中的似乎无限地盛开，她要像达利画笔下的那一面扭曲垂落下来的钟面，将时间滴落成珠，在月光下晶莹；她要伸展疯狂的花叶，伸展成太阳光芒一般喷射；她要变成了一股烟，一股上升的气体；那是她的童年的山，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她粉红的俯视，依然可以看见晚归的鹅群，看见遥遥的炊烟，看见淡黄色的野菊像迎面而来的火车头，一直疯狂地伸入云端怒放；她在云中凝聚，翻腾，舒展，涌动，然后化作雨，裹着细微的风，淋漓飘扬而下。 那天下午在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张女人的脸。 一张圆圆的、有一个酒涡的脸。某年某月的某一种灿烂的笑容相对永恒地凝聚在这张脸上。她从床上跪起身来，迷迷糊糊，却又刹那间清醒无比地与这张胜一尺之隔地对视着。 她的手还停留在齐鸣的肩上。 齐鸣像一块刚被刷洗完的洗衣石，一动不动地展在那儿，等待着干燥和冷却。 她说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怎么我刚才没有看见。 齐鸣说这是一星期前托朋友带来的底片，让我放大明天就要带回去的。 她说只有在北京才能放大这样的照片吗？ 齐鸣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托人把底片带到北京来放大。 她笑了一下，停顿在那里。 齐鸣说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话，但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莫名其妙。 她说不，我也不知道，可能不相信吧，也可能是相信的，我忘了刚才怎么想的了，只是，我一直是比较害怕一些现实的，我老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和现实离得远远的，我……这些事情好像提醒我了一些现实生活的界限和标准，而我心里要求的东西是和这些界限和标准毫无关系的…… 齐鸣握住了停留在他肩上的手，说不要不要，赶快把你现在心里的念头赶走，我们不是在游戏吧，所以任何负疚的念头都是不对的，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你必须要承认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的生活中已经存在有无数个现实了，你的生活里也有无数的现实，它们在这一瞬间不可能转眼间消失，我们不是十年前的年龄了，我们是有判断和选择能力的了，我们现在在一起也是一个现实，如果这个现实是不对，那我们没有在一起也不会是对的，嗯？你说呢？ 她不知道，她觉得心酸无比。她想起萧蔓嫁到了遥远的欧洲，她想到总是有一些盼望与疲倦的人们接肩而过。像有一阵的鼓声隐隐约约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响起，传递给她这个流传了千年的心酸故事的叹息。 齐鸣捂着她的手，说你在意我们这样的关系吗？ 她说不不，我在意的是这样的关系可能不会长久，在意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地呆在一起。 齐鸣望着她，她的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落在了齐鸣的脸上，刹那间仿佛齐鸣泪流满面。 齐鸣呆了半天，说，你可以流泪，我却只能流血；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总是呆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时间是无限量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我们就能够经常在一起了。 她说当然能够确定意义的，只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部的在一起，这是我不能想象的……我这个人常常会这样的，不可理解，颠三倒四的，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总是和地点和时间发生一些错乱，像一道做错了的数学题，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给你去修改…… 齐鸣伸手抹去她不断涌出来的泪珠；她努力地忍着抽泣，她想除了伤心，我是绝不会觉得后悔和自责什么的。 所以当她在街上和满街阳光下的人们涌来挤去的时候，她想她是随时要接受齐鹃所说的“我反对你这种毫无道德感的生活”这个声音的，那是她身边穿流不息的人们随时会发出的巨大的声音。 如果她在这个声音中泪如泉涌，她就是“道德”这件事上的受害者。 但是她不会。如果她泪如泉涌了，那仅仅是因为她无法维持她心里的那个“道德”了，绝不是人们一直认可的道德。 这个世界由植物和爬行动物、恒温动物。食肉动物，脊椎动物组成。一个由植物和不同种类动物组成的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冬季的风抢夺了人们对阳光的眷恋，它们重新肆意在灰色的大街小巷，将一直一个方向在阳光中赶来赶去的人们赶进了各种的墙里面。 她再次独自与冬季岁未铺天盖地的风周旋成一团。风在她的耳边叽叽呱呱，呼呼啦啦，诉说着一个从来没有人听懂过的秘密。风用力地掀起她冬衣的衣摆，几次企图将她推倒在街面。她像一粒风中的种子。她想多少春天的种子也就是这样被带来了。 她在风中跌跌撞撞。“红焖羊肉”的种种招牌在风中噼啪作响。 她顺手推开了一家百货商场的门。风顶得她喘不过气来。商场里空空荡荡的，所有柜台后面的眼睛都在她推门进来的同时从各个角度看向她。她又一次自觉走入的是一个舞台。她老是有进入各种舞台的错觉。这个舞台的布景从街上静默的楼群，移动的车流，闪烁而过的行人，换成了空荡的商场，柜台后面的视线，玻璃柜里的冷肉，酱成了红色、紫色、玫瑰色的动物肢体。她穿行其间。柜台后面或冷或热的视线，是一束一束蓝色白色红色的舞台追光，始终将她确定在这个移动舞台的中心。她台步准确飘洒。她像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话剧演员，在向舞台深处一无反顾地走了若干步之后站住，回头环顾。四周鸦雀无声。她像一个伟大的悲情演员，低头沉思，转身，按原路退出商场。 但是她再也无法按“原路”退出齐鸣的舞台，或者让齐鸣退出她的舞台。东直门地铁站的自动扶梯，将她像被埋葬多年的煤块一样地运出了地面，她就不能再被埋回去，她只有等着被投入火中燃烧的命运。她也无法退回到那个大雪纷扬的车站广场，早五分钟，或者晚五分钟地出来。齐鸣就像街拐角上的那个烤羊肉摊，她注定是早晚要碰到的。是哪个了不起的人说的，选择是幸福的？好像是了不起的杂志社老总在一次例会上说的，说你们选择了这里，这里也选择了你们，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选择，选择是幸福的。她在风里笑了一下。如果真的可以选择，在为人一世之前就可以像吃自助餐一样端着盘子四处走动，往盘子里捡各自的未来。那她首先要选择自己是一只鸟儿，或者是一只到了春天就能做到不回家了的猫。她叹了一口气，人是根本没有选择的能力的，在很久以前她就体会到了，一切的貌似选择的背后，都是命定的被选择。 无论你面对的是所谓的一个选择，还是让你心乱的无数个选择。而命运只有一个。 她躺在那儿，墙上的钟与她迎面相对。她更多的时候是夜里看书或者写稿，白天一个人的时候与墙上的钟面面相对地躺着。闭上眼睛时是它，一睁开眼睛时还是它。钟告诉她总是在行走，总是在流逝的时间。 这是一面七十年代以后的钟，当它以椭圆的形状首次出现在墙上，其风靡的程度曾经一度取代了墙上挂了二十多年的领袖像。钟的镀金部分已经被短短二十年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所氧化了，泛出了乌涂的黑色。分针赶时针，嚓嚓作响。让她想起小时候走路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汽车发动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风吹树动，无数个夏到冬踮着脚尖从树梢上一掠而过的声音，冰雪在无尽无止的企盼中溶化的声音。一切过去了、消失了的声音。 她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盯着这面钟，仿佛辨认一个多年的老友，仿佛仇人相见。钟声嚓嚓作响。分钟有条不紊，按原计划越过了时针。 一切的开始都要结束，一切的今后都要成为现在，一切的分离都要代替相聚。 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现在是下午一点了。 刘波去河北拍照了。去了两天。两天来他们没有联系。昨天下午五点刘波开始呼她。她一直没有回电话，然后就关了呼机。她想事情总得有个开端，总得要让刘波有所察觉。与此同时她并不想从中做选择，她想做的是一些结束。她想到单身的，诚实的，两腿修长，想要娶她的，无辜的刘波。她想如果调过头来，那个大雪纷扬的黄昏，她在车站遇到的是刘波，整个事情会调过头来吗？她搞不清楚是时间地点决定了一切呢，还是其他什么。如果《廊桥遗梦》中的佛朗西丝卡是和给美国地理杂志拍照的罗伯特·金凯瑞共同生活了多年，然后在一个风尘仆仆的下午在陪罗伯特拍照的时候巧遇了原是他丈夫的那个农夫，农夫正带着他的两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从学校参加完自养的小牛比赛回来，这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是不是会调过来写了？让多少人叹惜流泪的就是佛朗西丝卡和那个充满男人味的农夫的故事了。 但是尽管她并没有打算投奔齐鸣而去，她在那个大雪纷扬的黄昏遇到的却是齐鸣。瘦瘦的，十年前一起学过绘画的齐鸣。 佛朗西丝卡在廊桥遇到的是给美国地理杂志拍照的金凯瑞。 她不想投奔齐鸣而去是因为她的爱情不可能去接受这若干年来的现实。这是不能相冲突的事，但是它们不幸冲突了。她的不想争取不想投奔没有一点点人们认为的道德的含义，只是因为她不能全部地、单纯地拥有她心里的那个道德，对自己的道德。她决不要去和现实撞击，她要绝对的、单纯的、现实以外的东西。可能她要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她想不存在是可以的，冒名顶替是不可以的，赝品是不可以的。 从前和过去，以后和将来，生生不息的只是男人女人，和这些女人男人演绎出来的壮观的单调的，延绵了人类的故事。 下午她坐着二十二路车去西单，车过新街口的时候她看见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发呆的黑子。他与一排排手写的、印刷的、彩色的、黑白的大减价广告牌蹲在一起。她下了车跑过去。黑子沉浸在一种相当自得的表情里，两只眼睛发着贼溜溜的光。似乎从她站在二十二路车上路过的时候黑子就看见了她。她还没有走到黑子跟前黑子就带着有点儿崇敬、怀旧的眼神仰头看着她，然后伸出瘦长胳膊向她招手：来来一块儿蹲一会儿，特舒服。 她跟着黑子一块儿在新街口的马路边上蹲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车轮和各种各样的腿在他们眼前以各种速度掠过。 人类摆脱了四肢着地，但是摆脱不了蹲。 蹲着，真是一种很好的姿势，某种松弛和警觉状态的总和。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你总是保持谦虚谨慎的；而且你可以尽情地去看，去仰视，眯起眼睛，睁大眼睛，眼网恢恢，或者熟视无睹。别人却未必会注意到你，因为在这个角度你比减价商品还要不是东西，你一动不动地，人们的眼光一般也就停留到减价商品的广告为止；如果有一只小猫小狗的跑过了，人们的视线也基本愿意追随它们而去。 我在琢磨着怎么挣钱呢，黑子说，你看这个世道，嗡嗡嗡嗡地像一个大粪坑，你我也难免人蛆的命运。反正都一样。咱们挣点儿钱去吧，你看大伙儿都挺忙乎的，显得咱们太闲，闲得似乎有点儿无聊了。我这么琢磨着，去买一个特好的录音话筒，特专业那种的，跑到深山丛林去录那些青蛙、知了、各种鸟儿的叫声，五年以后来卖肯定暴发。甭说五年以后，就是现在，这些声音都听不到了，有山有林的都变成了县级市，或者是什么旅游开发区了，即使还有老林也是扔满了卫生纸和各种颜色塑料袋的，随风飘扬。鸟儿啊，青蛙啊，跑的跑，断种的断种。咱们得有点儿先见之明啊，别发财的事儿老轮不到咱们，不能都让那帮王八蛋去发财。咱们先挣点儿青蛙鸟儿的遗言钱，你说怎么样？五年以后不发财，十年以后还不发吗？十五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其实就咱们这么着折腾，哪儿用得着五年十年的！这可是一笔财富啊，迟早的事儿。我觉得挤在这个香喷喷的粪坑里，真是需要一点儿远见和魄力。 一个星期之后黑子当真离开了北京。听一起吃涮羊肉的二哥说是去了北京西边的百花山；吃涮羊肉的五哥说是去了云南的泸沽湖。 这是一个适合与自己调情的年代。没有人在意你活得怎样，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思，自己觉得好。 春节前两天，齐鸣的公司放假了，齐鸣随之要回南方去过年。 头天晚上，她和刘波约在一家“Ｍ”当劳见面。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没有过正式严肃的见面。刘波知道了她大致的情况，她在电话里告诉他的。刘波从河北回来以后，她就几乎没有在他们一起的家里住过。那天下午她去家里取一些东西，发现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陌生的女用品充斥其间，甚至内衣。她在屋里转来转去，自觉像一个偷人私宅的贼。她想临近新年的这几天，像是清账一样地给了她和刘波一个相互重新认识的机会。她在这间屋子里重新看到的刘波是令她目瞪口呆超出她的预料的，她看到崭新地在刘波身上显示出来的生活的饱满，和对人生短暂的恐惧。没有人会留空白的时间来与自己的真实开玩笑。然而转眼想到她是没有权利来指责刘波的，哪怕是几句遥远的嘲笑。 这一切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她开始的。 她转到他们曾经的卧房门背后去看了一下，那一堆他们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去拍摄的婚纱照片依然捆绑在那儿。连拆看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了。她想起了那个具有天才洞察力比胖胖的婚纱摄影老板。她没有去动那些照片，让它们原封不动地在那儿蒙尘好了，算是还给日子的一个纪念。刘波也不会去动它的，她知道。 那么终于有一天去打开它们的那一双手是谁？ 然后她约了刘波见面。这种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快餐店，几乎隐喻了这个世纪末的无数快餐式的人生。她想起伟大的、苍老的毛姆说的：肉体的偶然因素影响灵魂的形成。那么，快餐的如此普遍因素将全面影响诸多人生的形成。 无数年轻的脸，和陪伴着年轻的脸。最年轻的只有两岁的样子。他们几乎一到这个世界上来就知道麦当劳了，在认出他们自己爸爸妈妈的同时。不知道是麦当劳的荣幸，还是这些孩子爸爸妈妈的荣幸，抑或是这些孩子们自己直接的荣幸。四周围洋溢成一片的闹哄哄的声音，总是直接地让人想到快乐，那种麻木木的，像伤口上给了一层壳一般的快乐，不敏感，不疼痛，难以触觉。麦当劳总是这样子的，不会是悲伤。她不需要悲伤的气氛。世界发展到至今，连心情都是可以被制造了，它不再是一种心灵的流露和表达，它渐渐地成了外部环境和气氛的一种折射，像水面的光线。人就是一面有反光的镜子。世界不再是人的表象了，人是世界的表象。技术是主人。 刘波进来的时候身边还跟了一个女孩子。这是出乎她的意料的。女孩子剪着短短的发，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像一把被人随手牵来的椅子。刘波将这把“椅子”留在了通往她的半途之中。“椅子”侧身坐在了一把真正的椅子上。刘波长腿悠扬，一路踱到她的眼前。 刹那间刘波仿佛仇人相见。 身边人来人往，好像大街上一样。稍远一点的一个多人座上有个孩子在过生日，戴着黄帽子的男男女女员工们在那儿围成了一圈。突然间扩音器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祝生日快乐歌，男女老少一起拍手。天真，和流行音乐一般流行的以拍手代表着的快乐，顷刻间被快速而低成本地制造出来了。 这是一种气氛。尽管是营造出来的，与心情无关的，但是人在气氛中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没有不随波起伏的。刘波的仇人一般的眼神在祝生日快乐歌中不知该如何保持为好。地垂下了眼睛，一言不发。 “椅子”几步之遥地坐在一把真的椅子上，与所有椅子的沉默，冷淡，姑且看之，姑且听之，不看也罢，不听也罢的风格浑然一体。 她说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刘波似乎无动于衷地“嗨就这么回事儿呗。” 她想了一想，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她说“下午我把我的东西拿走了，主要是我要用的一些书。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在一起是不对的，那么像现在这种事情总归迟早要发生的。” 她抬起眼睛，才发现刘波似乎根本就没有在听她说话。他以她所熟悉的姿势，微微地侧着头，与几步之外的“椅子”发射着俏皮而又轻松的眼神，她早就熟悉的巨大的眼神，像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瀑布，水平方向地横冲出去。她也顺着这个瀑布水平方向地横看出去，“椅子”面无表情地看着刘波，搁在椅子档上的腿摇摇荡荡。 她看见自己坚持了五年的、一直自我安慰还是说得过去的生活哑然无声地轻轻地合上了。像两扇早已经空了屋的门。像一本看了一半、却已经失去了兴趣的书。一切都是显得多余而无聊。她想起黑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聊什么聊——无聊”。真是无聊。她原本是觉得万分对不起刘波的，她多少想表达一下这种对不起。她在心里仍是觉得真诚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尽管目前的这种真诚只能用语言来表达。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她是贫瘠的，所有无法用物质来体现的情感，或者精神，在这个年代都是贫瘠的。这种贫瘠给她带来了动荡的怀疑，怀疑自己尽量想保持的真诚能力。对于本世纪末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在人群的缝隙间还存在这种叫做真诚的东西，那么金钱几乎是检验它价值程度的惟一的标准了。 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不多。 她垂下的眼睛看见若干米距离之外“椅子”摇摇荡荡的腿。她想如果她给刘波带来了什么痛苦的话，只是伤害了一个普通男人的自尊心的痛苦，仅仅因为这种分手是她造成和提出来的。 她几乎想全部取消“她原本觉得万分对不起刘波”的想法，想连根拔去她心里旗帜一样飘飘荡荡的关于真诚的念头。她觉得难都有权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不需要“万分对不起的感觉”，没有真诚，没有谁伤害谁，只有谁先背叛，谁后背叛，谁再背叛的问题。 她听见云集而来的风声穿过头顶红红绿绿霓虹灯闪烁的城市上空，穿梭在种种的广告牌，种种的猩红色、橘黄色大型“Ｍ”牌之间，发出尖锐的呼啸。仿佛是风的笑。风是有知觉的，大地是有知觉的，人们费尽心思竖立到头顶上去的各种广告牌也是有知觉的。它们是这个即将整个儿翻掀过去的世纪见证，是留下这个世纪烙印的《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和人类发明了蒸汽机的故事。 这些林立风中的广告牌，和信号树一般地布满各个“山头”的猩红色美国快餐标记！二十世纪的部分物质文明遗产。 她低下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以此为自己摆脱的理由，留一点自己心灵深处仅存的对于别人的道德。她极力让自己相信，她看到的，和自己心里想做的是完全的两回事。是世界的两极，各居一方，相互不产生抵消作用。 她站起身离开了她的位子。她没有再看刘波的反应。也许刘波还会保持一点吃惊地看着她离去，也许刘波早就把她看成了一粒灰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的飘移，他依然沉浸在他一如既往展开的眼神里。也许这是他的另一种本质，是他的一个经心或许不经心的报复。但是这已经都没有关系了，无论是什么。她似乎微醉般空洞地陷入自己的世界里，极力保持自己心里一直以来对刘波对这件事的内疚，与这个下午和晚上她刚了解到的刘波不相互抵消的内疚。哪怕这种保持是多多少少带有虚伪的，那也要保持。 这是头天下午和晚上发生的事。之后齐鸣充满了她全部的脑海，全部的时间。 她经常会想不起来与齐鸣在一起时齐鸣的样子，甚至做不到在脑子拼起一张齐鸣五官的脸。他的五官总是混杂在一片音乐符号中。 此刻她坐在齐鸣的房间里。对未来没有一点预感和把握，那是不可能的。 齐鸣准备回家过年的行李只有一个一岁孩子般大小的包，包孤零零地搁在桌子上。延绵了几千年的悲伤离别即将再次从它开始。所有的明天都是没有把握的，像一把尚未抓到手的牌，无法预料它们是什么。她又想起了她曾经总是热衷于计划，打算，和设想未来的，仿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都有资格这样做，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她现在不知道春节将如何度过，不知道春节以后的日子将会如何接踵而至。她不知道齐鸣会在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不回来，或者回不回来都是一件与她从此没有关系的事了……自己对这件事埋藏得很深的希望，像一朵系在半空中的云，一朵随时会飘走，或者落完雨的云。她觉得自己才是一把不知道底数的牌，不知道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何一张一张被甩出去。 她与行李包面面相觑。此刻在她心里上下翻腾的远不仅仅是伤心，更汹涌澎湃的是一种沮丧。 仿佛能感觉到某种颜色的侵袭而来，和正在被这种沉重的颜色重重包围。一种灰突突像布满阴云的黄昏暮色一样蔓延开来的沮丧。 齐鸣说你春节不回南方了吗，如果你也回去…… 她呆呆地看着那只行李包。她有过无数种的打算和想象。但是，她呆呆地对着行李包摇头。 齐鸣犹豫了一下说你坚持的事情肯定会是对的吗？ 她说我不坚持就对了吗？怎样都是不对的了，我留在这儿只有一个大难过，你不在的难过；假如我也回南方，那会有无数个难过，再生长出无数个难过…… 她听见齐鸣轻轻叹了一口气。 她再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意识到齐鸣在她身后缓缓地走动，与冬天屋子里凝固的空气摩摩擦擦的声音，这轻微的声音里面也凝聚了和她一样的伤感和灰心。仿佛每一分钟在她身边嚷嚷跌落而去，永不重复，再不回来。下一分钟就是他们的离别。其实这下一分钟还没有来，他们的离别却早就开始了。 她惊恐地反复猜测着这样的离别将会带来怎样的一种结果。而心里的另一个冷冰冰的坚定告诉她，她最为惧怕的结果，是最不可避免地在前方等着她。 她宁可希望要离去的是自己。她害怕被留在原地，仿佛被遗忘一般被留在原地。被时间遗忘。被所有的生活遗忘。 声音停在了她的面前。待到齐鸣抬手拭去她滚落下来的泪珠，她才知道自己哭了。齐鸣蹲下身来，她看见了齐鸣也是红红的湿润的眼睛。齐鸣不断地擦着她面颊上落下来的泪珠，说别去想了，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大的平安，因为我们是常人哪，我们经不起一帆风顺的。春节很快会过去的…… 她低下头，听见自己难言的沮丧正在不可抑制地变成狂奔而来的悲伤，像这个季节冰刺入骨的风穿过无数枯寂无叶的树枝，在农历年即将到来的最后两天发出极大的呜咽。 春节真的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冬天都很快地过去了。岁月如常，太阳日日东升西落。杂志让老总也还是隔一段时间要和她谈一次心。一次一次地重申这个世界的冷漠，痛诉一个中年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对这个道德败坏、观念败坏、一切败坏的世界的无能为力。仿佛唯他是圣贤。有几次她真的结搞糊涂了，当她沉默地聆听老总痛心疾首的高谈阔论，她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标准是否刹那间地和老总站在了一起。她不知道是自己失重地飘到了老总的那一个战壕，还是怎么了。她想起对老总一直的嘲讽，不知这些嘲讽是否与也是自嘲有一些直接、间接的关系。她想人一旦孤独落魄，似乎就很容易寻找朋友了。她这样想着，甚至自责着，直到她听到老总要求杂志社的记者们要生有俩良心的本领，在面对这个世界人性的无常和混乱时。一颗是保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判断的，是袭承人性的本德，与所有的善良、美好，和爱保持一致的，如果这个世界当真有过这些东西；另一颗是面对杂志社的生存的，是不得不“有时可以面对或揭示另一个事实角度”的，也就是说“换个说法，假若这样对杂志社、对大家的未来都有好处的话，某人含冤而死，而我们可以让人看到，死亡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她如释重负。她弄清楚了，这个人夸夸其谈的时候只是一份世界性的知识剪报，或者观念剪报，当他走钢丝一般面临诸多生存问题，面对他双胞胎儿子的教育经费，他老婆较为说得过去的吃穿住行，他自己颇为得体的法国式的上下一色，他才从那张世界性的剪报里跳回到他自己无法抵挡、无法改变的真实里来。跳得也不乏轻盈，不乏优雅得卑鄙别致。 而一直在她心里煎熬着的沮丧和烦乱，让她无处可藏。她盼望着一种“能够脱身”，无论从她睁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人群世界，还是她心里的种种念头。她难以摆脱。最大的痛苦就是难以摆脱。她经常地幻想自己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种状态下昏厥过去，不省人事，然后告别这一切。 永别 她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架机器，竟然做到了不给齐鸣打电话，不再与他联系。她呆子一般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打的或步行去采访不痛不痒的稿子，微笑或面无表情。像老总说的，具备了一个记者俩心的要求。抬头就是天，在所有房顶的上方。她天天能看到这座城市上空闪闪发亮的猩红色大“旷’。蓝天只是舞台布景一般的景片，蔚蓝色的衬托。麦当劳每一分钟都是似乎充满着快乐的人们结了一层痴一般的快乐、挠不着的快乐。他们之中没有优患，没有分离，也不需要面对种种可怕的复杂。祝生日快乐歌在这个城市上空此起彼伏。 而她的每一分钟却在疯子一般地想念齐鸣。齐鸣是个鬼，是个影子，她无法摆脱。她想她真是当街昏厥过去了，某天夜里一睡不醒了，当真永别了这个世界，她也无法摆脱对齐鸣的这种思念。 齐鸣问过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找他？她茫茫然地空白在齐鸣的问话里，像一个八百年前的木乃伊，她的回忆在刹那间干枯了。连她的痛苦都和快乐一般转眼间结了坚硬的茧。 她恍然觉得这是已经与齐鸣无关了的一种思念。齐鸣是一个挖掘者，他挖开她一直深埋着的某种古老的情感，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汹涌地思念，她寝食不安地思念，但是假如齐鸣真的出现在她的身边，她知道也许她也不能够终止她的这种思念。有时候她觉得在她心里翻腾着的，具有骇人生命力的，似乎不是记忆里的齐鸣，而是这种思念本身。 一天一天还在长大的思念。 这是一回事。这又不是一回事。但是带来这种思念本身的，只能是举世无双的齐鸣。 齐鸣！ 有天中午她在斜街书店无意中看到了一张梵高的向日葵画。她从来都是不喜欢梵高的画的，但是那个中午她一直站在那张画前，望着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花瓣在空气中的扭曲、舞动，那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和热烈，希望被纠缠，又渴望挣脱，像是极度的悲哀，也像是巨大的狂喜……她想这就是我了，就是我，一朵疯了的向日葵，一朵诞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向日葵。 她站在这幅画前凄然泪下。 她恨不能天天如此这般地开放在天空下，扭曲着，舞动着，开放在人群中，开放在麦当劳门口的每一个快乐小丑旁，以示众人。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朵疯了的向日葵。 齐鸣回家以后她就关掉了呼机。她和杂志社的同事说不管难找我，公事让他留言，私事让他呼我，然后她就关掉了呼机。刹那间她与这个城市的关系脱离开了，仿佛一节悄悄滑开的车厢。她从这个城市消失了，从这个世界上她认为与她最紧密相连的一个人——齐鸣的目光中飘移了。她再不知道有关齐鸣的一点点消息。与她疯了一般对齐鸣的思念相比，她更惧怕的是等待，对齐鸣传呼的等待，对齐鸣生活的等待，对齐鸣的等待，以及隐藏在这些等待后面的无数痛苦深渊……但不可理喻、不可抑制的种种等待，将会把她焦灼致炭、致灰。 她宁可是一朵疯了的向日葵，尚能保持住某种挣扎。 她不需要和齐鸣保持联系。在她和齐鸣之间不存在友谊。他们只有与生俱来的爱情，罐子里的炼乳一般交融在一起的恋情。 她翻来覆去地想所有关于她和齐鸣的一切。这样的时候她又找到了另一个可以退回一下的缺口：倘若他们一起了，朝夕相处了，她和齐鸣的恋和爱，是否值得与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相交换？假如成交了，交换的结果还能保持他们的恋和爱吗？天长日久？ 这样想来也是有道理的。她心里的焦灼和痛苦像循环往复的春草，枯黄了，又泛滥，又枯黄了，又蓬勃。她弓；导着自己，仿佛另一个事实不存在了，齐鸣现实生活的事实。 而这才是真正阻挠她不顾一切和齐鸣呆在一起的原因。她宁可让她的爱情海阔天空行云流水地无边无际地飘荡，也不要头破血流地去和现实碰撞。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偶尔会想到，被众人的普遍观念和判断同化是可悲的；反叛众人的这一切，也反叛自己，被自己异化也不是可喜的，同样的是可悲。 于是她努力挣扎着尝试和过去的每一段日子告别；而记忆却像是一支尖锐悠长的萧，时不时地在她出其不意的时候吹响了她费力掀过去了的某一段生活。 她期望的忘却是永远不能的。 萧蔓一直没有再来信，就像她那个架在粗木条框黑影间的梦，不知在等着谁来的黑白色的梦，一直没有再来。有时她就在白天想那个黑白色的梦，想她梦中黑色的裙裾如何在无风的桌边水波一般起伏荡漾；又在梦中断断续续他梦见萧蔓，醒来后的记忆残缺不全。 黑子回来过一次，透着彻头彻尾的失望说无处遁形匿迹。说这个世界热闹得已经是如果你不参加你不投入，你就他妈的在别人眼里成了一个神经病了。她问黑子究竟去了哪里，黑子说甭说去了哪里哪里都一样，货币统治了这个世界，无论它是日元，是法郎，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它们是如今新的统治者，是他妈的一切。连泸沽湖都将生儿育女喜怒哀乐当做演示，啊表演，啊旅游团，小喇叭“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外面的游客巴不得天天能在有习俗的地区“走亲”；这些地区的乡亲们盼望着好像会变戏法一样的游客来履行他们的人生，带他们出来四处打工，唱卡拉·OK。 然后黑子又走了，说他要到“更深入”的地方去，货币飘扬不到的地方，他说他完全放弃了种种挣钱的念头，因为他突然厌恶了这一群群不同肤色的人们发明创造出来的各种不同颜色的货币，缔造和挖掘出人们的种种劣质的货币，迫使全球无辜的人民觉得必须毕生为之拼命的货币。他说他人过四张该觉悟了，他就是那一小部分该觉悟的人，连儿子都可以不那么在乎地放弃了，儿子顶多再过十年就会有人来不要命地爱他，像他自己一度被若干异性不要命的爱；而现在，但凡只要还有一点生命能力的人都去爱钱了。他说他渴望在某个风黑月高的夜晚，被林子里冒出来的膀大腰圆的女匪首迎面绑架。女匪首目不识丁，更不识货币，只要求他去做压寨丈夫让她能够生孩子，那他就高举着双手，欢呼着跳上马，做无可奈何走投无路状地一路雀跃绝尘而去。 当这个城市秃寂寂的枯枝上爬满了茸茸绿叶，绿叶又蔓延了成片的绿荫，长成了即将飘落的老绿，二哥破天荒地来找她，说他们应该给黑子开个火锅形式的追悼会以资纪念黑子。 刹那间所有的人都知道破天荒的黑子死了。 那是新一年九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太阳在天空中烧成了一个发白的圆球。火锅店的空调出了故障，她和二哥他们只有围坐在门口的树荫里。其实门口槐树的树荫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凭借了一个想象。 以前经常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都来了，刘波也来了，挽着他的手臂和他同来的已经不是去年年底在“Ｍ”当劳见到的那个“椅子”，换了一个长发女子，浓妆短裙，年龄难辨。短裙女子依在刘波的肩上，仿佛刘波是一个写错了的字，不断地被她的身体和长发摩摩擦擦。她和刘波熟人般地寒暄问候，无风无浪无潮。他们一度的相亲相近，曾经将近五年的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在事隔九个月后的这个中午，在为纪念黑子来过这个世界的火锅边，被正当天空的那个发白的太阳烧灼得无影无踪了。 没有人提起黑子。大家较沉默地伸筷子，捞火锅。大家在白色的太阳下面汗流满面。仿佛黑子也在他们其中，仍在大家的身边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对付火锅，她知道的总是为某一种理由而聚会的火锅。如果黑子真的死了，那这次火锅的意义就显然比纪念某人磕掉一颗牙，某人剃了一个大秃瓢要重要多了。她隐隐地觉得这次火锅之后大家不会再这样见面了。起码她不会了。她是在火锅边认识了黑子和刘波的。现在对她而言，真实意义上的黑子和刘波都已经不存在了。 据说确定黑子死亡是在一个月之前。五月在云南边境地带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凹里发现了一具男尸。尸体已经难以辨认，也许可能还遭受过野兽的袭击，天长日久的了。但是在旁边的泥里发现了一张身份证，根据身份证上的模糊破损的数字和隐隐约约发呆状的头像照片，公安人员排列了十多个黑子般的死亡嫌疑人。身份证拿到黑子媳妇手上时，似乎更加的残破，难以辨认了。但是黑子媳妇还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这就是黑子的身份证，与身份证一样残破不已的残废者必黑子无疑。 于是有多种的猜测诞生了。有说死的的确是不幸的黑子，黑子壮志未酬他媳妇还会认错吗；有说那张身份证根本就不是黑子的，破成那样的了，还能认出是谁？能认出是谁了还会有十几个死亡嫌疑人？他媳妇等的就是这一天，黑子远走他乡就是因为他媳妇与他貌不合神也离的难言之苦。他媳妇如何如何…… 无论认为男子已死的或者没死的，有一种相同的传闻比较一致，即黑子参与了边境的贩毒。据说那个山谷是贩毒者的必经之路。 她宁可相信黑子没有死。她愿意相信黑子最终是找到了他想象中的“女匪首”，于是他扔掉了一切他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包括有他呆傻傻目视前方的照片的身份证。也许那张身份证就此躺在山谷里，面容不清身份难辨…… 无论如何黑子再也没有在今后的岁月里出现过。他像蒸汽一般蒸发了，飘散了，无影无踪。 她有点晕眩。在这个太阳当空发白的中午，她似乎是第一次这么具体地在想念黑子，设想黑子，有关黑子的来龙去脉，黑子的音容笑貌。黑子说的在海底架一个大火锅，直接地打捞那些海鲜，捞了就吃；黑子说的去今日尚且人迹罕至明日难保塑料袋快餐盒飘扬的深山老林录一些鸟儿、娃儿的遗言…… 当一个人远离了，这个人才有可能真正和你呆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想起他，无论是五分钟，是一小时，或者是一天。人生很短。别人的人生更短。 这天晚上她在睡眠中听见自己和邻居家的各种没有关紧的门窗，被风吹刮得乒乓作响的声音。她一直想着该起来把它们都关上，但是她一动不能动。她感觉到周身温暖，软绵绵的，像是抱在了温泉里面。她看见和她料想的一样，黑子果真是和那个膀大腰圆的女匪首坐在一起。她笑指着黑子说好呀你把我们大伙儿都骗了。黑子不理她，正起劲地和女匪首说着话。她看见黑子蹲在木头墩子上的脚，袜子破了一个大洞，呼呼的风声是从这儿发出来的。袜子像一张兜风的帆，正在飘扬着鼓起来。她看着这张飘扬的帆，原来又是那黑色的裙裾。她看见粗粗的木条染成的一个一个方格子，浓黑地投影在四周。她想我又到这里来了。她闻见了咖啡苦苦的、浓郁的香味。白色的咖啡杯像一枚小小的太阳在双手间闪闪发亮。桌上盛开着妖艳的黑丝绒一般的玫瑰。风声退却了，黑色的裙据却依然水波一样在黑色的桌边荡漾、起伏。她突然感到巨大的心酸，似有一股力量，压迫着她酸楚得想放声大哭。她想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她看见齐鸣坐在那惯常的黑色衣衫的后面。她惊讶万分。她每次看到的都是自己坐在那儿，但是这次她看见的是齐鸣，齐鸣那样地望着她。她就问，齐鸣你是不是又来北京了？她看见齐鸣哭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揉着眼睛。她突然觉得这是自己五岁的弟弟，每次被别人欺负了，总这样坐在她的面前操着眼睛哭。但是弟弟早就没有了。于是她也大声哭了起来。 这一场病生了有将近一个来月。也查不出什么，就是一直发烧。她清醒的时候拒绝任何人的劝说去医院看病。她说她发着烧的时候比平时要舒服多了。她迷迷糊糊的时候就身不由己地被朋友们弄到了医院。她挣扎着不让任何人动她，但她还是被依次地打了针、吃了药。她苍白、消瘦地躺在各种不同的床上，急诊室，观察室，病房，租来的家里，朋友的家里。她似乎在跟所有的人作对，一直低低高高地发着烧不退。似乎她喜欢保持着她发烧的状态。她迷迷瞪瞪地陶醉于其中。她偶尔醒来的时候沉默不语，迷迷糊糊的时候却老是笑着。但她还是在慢慢地好起来。她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一天她似乎完全地好了。她对在旁边的朋友说“行了，我度过了成长的烦恼。”旁边的人笑了起来。她仔细地看了一眼，发现自己不认识。她有点不知所措，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发烧的时间太长了，我怎么不认识你。旁边的朋友就报出了几个人名，她说她知道其中的一个。旁边的朋友说你交往的朋友太少了，你病了这么长时间你这几个朋友根本轮不过来看你，我们就朋友找朋友地绕着来照顾你。 她睁着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旁边的朋友就一下一下地撕着卷纸给她擦眼泪。她突然地又想起春节前两天齐鸣也是这样轻轻地给她擦眼泪。她想起齐鸣说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她浑身无力地躺在那里，任泪水滂沱。 又起风了。都说北京的西北面就是内蒙古草原，冬季的风从那儿长驱直入。风裹着一些细微的砂子，于是人们许多想上街的念头就被这些裹在风里的砂子打掉了。 刮风的时候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尤其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冷清了一个漫长夏季的“红焖羊肉”的招牌，重新在风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像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声明。 又一个冬季如期而至。年年如此。 她趴在窗口向外看，看一切在风中飘飘荡荡的东西。落叶翻飞，马路像清澈的河，勇敢的行人游曳其中，捂不住的衣摆和整技的头发像水草，在风中翻飞起伏。 风声如鼓。 她一直就这样趴着看着，似乎慢慢地觉得足下生根，发梢发芽，觉得细弱的根须正在穿过坚硬的钢筋水泥，潜入到冰凉的地下；她的干枯的发梢像千年的古树不分季节地开始重新发芽。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个，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拌掉我的树叶和花朵……” 投有人知道她正在变成一棵植物。一棵可以随着季节枯败和茂盛的植物。她觉得她就这样永远永远趴着看下去好了，看到冬日稀薄的阳光重新变得灿烂。她会顺着这个窗口蔓延出去，直到又一个的夏日，她就会蔓延成一面绿色的墙了，那么她就是一棵有一面绿墙的植物了。她平静地俯视她窗子下的大街，如此这般，世界在她的眼里将会是简单和平静得多了。 ［作者简介］ 樊馨蔓1966年生于浙江杭州，现在北京从事电视记者工作，有作品若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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