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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这个人不相信“勤奋出天才”，而对于“勤能补拙”倒是有点听得进耳。我平时上班下班大便吃饭时常常背诵一些古典诗词（脑子发昏发病白日梦时自然例外）。比如今晚，我在一家个体户吃了三两没有肉腥的菜肉水饺，坐在玄武湖公园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抬头望着树缝里闪闪烁烁的月亮，嘴里就背诵起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滋──” 我听得有人在笑，低头看看，秀秀来了。 我说：“你笑什么？” 她说：“你怎么同月亮说话呀？” 我说：“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 她竟轻轻地唱起来了。她居然会唱，嗓音嫩嫩的柔柔的，十分好听。可惜唱了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那两句，嘴里就象含了两三颗橄榄，含含混混什么也唱不清了。然后又跳回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如此往返重复，无穷无尽。 无奈我也只会这么两句。两个人就这么唱着，心情无比舒畅。 后来她说：“换一个吧。” 我说：“好。” 两个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唱哪个歌好。恐怕心思都不在歌上。后来我就想起了我屁股底下的那个玻璃纸包包。我抽出来，笑一笑递给她。 她眼睛一亮，伸出手，又缩了回去。腼腆地笑。 我说：“送给你的。” 她笑了笑，问：“什么呀？” 我说：“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接过去。那是一双黑色的网眼丝袜。我买这双丝袜的时候，那位几乎没有什么鼻梁的女售货员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记得欠她什么，也不记得与她有过不曾成功的恋爱史。你知道我不认识她。我想这南京准有另一个象我这样长着六十六公分大脑袋的家伙在四处惹事，就象南斯拉夫萨拉热窝有个假瓦尔特一样。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恨我。 秀秀不恨我，极甜蜜地一笑，说：“这是什么呀？袜子还是裤子？” 我说：“你看呢？” 她笑着摇头。 我说：“随你算什么。你算袜子，就叫连裤袜；你算裤子，就叫连袜裤。这就象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辩证的，一分为二，嘴巴两层皮，翻来翻去都是理。” “你真能说。”她居然娇嗔地笑了。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我想，对她来说，这是爱情。 她突然说：“你等等。”就钻到树丛里去了。 月亮钻到云彩后头去了。天上一片星星在云彩周围眨眼。湖里也有一片星星在云彩周围眨眼。有小船在湖面上轻轻地荡漾。微风拂来，树叶儿婆娑起舞。 我想，这躲到树丛背后去的若是国产电影里那类又漂亮又白嫩又善良又体贴又不拜金又不拜门第的姑娘该有多好！要那样我愿意掏出五元钱来请客。 她象一朵乌云从树丛里飘了出来。黑红的脸蛋儿越发黑红。 “我穿在裤头里面了，对么？”她爷起脸问。 我点点头。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同女人来往从来没有亲密到能谈论裤头。更不用说时髦女人穿的这种连袜裤或连裤袜。你知道这因为我长了一颗大脑袋。六十六公分。我低下头看看她的两只小腿。外面是深黑的网眼，时而是橄榄色的皮肤。橄榄色在西方是富有的象征。有钱人夏天都去海滩。日光浴。在中国这种橄榄色被称作黑。是低贱的标志。骂人的话有：黑头黑脸、黑不溜秋、黑不拉几。这其实也没啥古怪，东方文明同西方文明原本就相距万里。我后来发现那好看的黑腿下面是双很旧的白塑料凉鞋。鞋襻和鞋跟处补着两块绿塑料和一块红塑料。这活计我也干过。塑料断裂之后，用烧热的铁一烫就粘住了。那当然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全家光荣发落在农村。我望着那双旧塑料鞋，真后悔没再买一双新鞋。哪怕再被某个没鼻梁的售货员认错一次。 我说：“你那双中跟凉皮鞋呢？” 她的脸又黑红了两分，拨弄了一阵衣服，低声地说：“根娣不肯再借了。” 我真恨死我这张胡说乱问的臭嘴了。我从口袋里取出十元钱说：“明天买双新的。这双不要了。” 她的眼睛好象又有点湿润，扯扯我衣襟，轻声说：“那边有椅子。” 我望望，觉得那椅子有点脸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我挠了好一阵大脑袋，终于想起，那就是我同小太阳坐过的地方。你知道我在那儿闻到过一种古里古怪的涮锅汤似的咖啡锅巴味儿。 “坡上也有椅子。坡上风大，凉快。”我胡乱指指。 我们着攀着松枝往坡上去。脚下没有路，树木里也黑乌乌的。没有椅子。 她拽拽我，朝一边指指。 一棵斜着长的老松树下有块大青石。我看看她。她微微地喘着气。我们在石块上坐了下来。好喘气喘得更厉害了。我挺纳闷，后来发现自己也喘个不休。象在同她搞竞赛。你知道又是弗洛伊德的那个利比多在我身子里面骚动了。这里没有其他人。她也没有反抗的迹象。或者她不会卖弄这些玩艺儿。我的利比多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渲泄。我想她也如此。于是我便伸手搂住她的腰。我的手颤抖得厉害。我忽然觉得脸上热烘烘的。我用眼稍看看，她的脸已转过来了，离我的脸只有一寸多点。她的嘴微微噘着，鼻翼一翕一翕。 “我刷过牙了。”她的声音象被风吹动了一样战栗着。 刷过牙了？刷过牙了什么意思？我同她说过咖啡锅巴味儿的事么？没有。除非我病了。我忽然想起，好些国产电影里的农村姑娘都不刷牙。有的问牙膏是什么，有的咯咯咯笑话右派或者下放干部或者插队知青或者巡回医疗的医生刷牙。刷过牙了是怕我嫌她嘴里有味儿。我忽然想起我的七穿八孔的牙齿。那里面时时猫藏着隔餐隔日的食物。隔餐是因为我饭后没有漱嘴的习惯，隔日是因为刷牙马虎。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有嗅牙垢的习惯。储存一点以备闲极无聊时用。这一点你早已知道。我记得大学里那位极文雅极讲礼貌的女班干部有回对我说：“庄有相你应该刷牙。” 她说话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狐臭。我奇怪人嘴里怎么也会有狐臭。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只是说：“那狐臭不是我嘴里的味儿。” 女班干部的脸一下红了：“你这人真流氓。” 我说：“真的不是我嘴里的。绝对不是。”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味儿。警犬卡尔就是靠辨别这味儿来出色完成神圣使命的。人和人的味道都不一样。就象世上所有的指纹不一样。后来一次考哲学，我没象老师那么按着书本鹦鹉学舌，于是得了全班唯一的一个不及格。暑假里留下来补考。我问老师，答题时答真话还是假话。老师说当然答真话。我说我的真话和书本上的真话不一样怎么办呢？老师说，歪理千条，真理只有一条，不会不一样。我说，人和人的味道都不一样，思想怎么会一样呢？为这个哲学老师告到了辅导员那里。辅导员在全年级的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是“狂妄自大，目无尊长，资产阶级自由化”。辅导员绝对正确。你知道她是全市两万多名市级模范辅导员之一。 “你会和我结婚么？” 我吓了一跳。辅导员怎么会提出和我结婚呢？她自从五八年很努力地把班里成绩比她优秀的同学打成右派，至今都已近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留校者必须党员。或许是因为党员都留在学校里了，我们这些外放的同学没一个干出点象样的事情来。五年前我们毕业时，辅导员“兔子”发展了两个党员。这是我们宿舍一位广东佬的原话。广东佬说“突击”，人们江南人听起来就是“兔子”。我想这不是我们的错。再说兔子跑得极快，与“突击”倒还牵攀得上。两位同学“兔子”入党是为了留校，留校是因为辅导员有一个老乡一个领导分别相中他们做女婿。这事是毕业分配前一位极其诚实的同学告诉我的。我死活不相信。我说：倘若党风如此校风如此人风如此，党将不党校将不校人将不人！然而事实打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两位同学“兔子”入党后果然留校，果然有人提亲，提亲者果然就是辅导员，提亲的对象果然就是辅导员的领导的女儿和老乡的女儿。真是被我们那位极其诚实的同学一屁弹中。遗憾的是我们留校的两位同学不象我这样神经错乱没有人格。他们果断地拒绝了婚事。一位发愤调回了家乡，一位不声不响考上了外校的研究生。从此和我们一样没有出息。 我不知道辅导员末了有何感想。 “你会和我结婚么？” 我想辅导员真是昏了头了。我说：“这怎么可──”我忽然发现站在我对面的是秀秀。我的脑子又犯了一阵昏病。我伸手撸撸脸撸撸头顶，长长地吁出口浊气。一阵轻风吹过，月光从叶缝中泻下，象是一层斑驳而朦胧的轻纱披在秀秀稚嫩纯真的脸上。 “你会和我结婚么？” “会。”我说。 “真的么？”她眼里涌出了泪。 我点点头。我记得有人说过，如果谎话能给人带来欢乐，为什么不说谎话呢？泪水不知怎么就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是不是为自己说了善良的谎话而感动。 “那你为什么一次也不亲我……” 为什么不亲……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抬起头望望月亮。月亮圆圆的，纯洁而明亮。我想象着若是有人在这月亮上涂上污秽，我会发表什么高见。 我正遐想着，不知怎么眼睛就睁不开来了。 我用劲揉揉，这才发现一道极这的晃动的手电筒光照在我脸上。 “干什么的！”有一个尖利的声音撕碎了夜的静谧。 我用手挡住光，看看秀秀。她脸上也有极亮的光照着。她的脸吓得如同石灰，眼睛里充满了惶恐。 我火了，吼一声：“你们干什么！” “值勤。”象是一个卖糖粥的人敲着竹梆子。我记得这种声音造化出来并不是用作表示威严的。 “值勤的把电筒照人脸干什么？”我还有点余愠未息。 “干什么？”那尖嗓子往上一吊，“你在干什么？”电筒光又晃到我脸上。 我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你凭什么问我？” “你半夜三更同一个姑娘在这里摸摸弄弄……” “你在摸摸弄弄？” “你放屁！” “真臭。” “你他妈放臭屁！” “臭不可闻。” “住嘴！”竹梆子敲出了一种演戏般的效果，“你辱骂值勤人员，你已构成了妨害公务罪！” 我说：“我两岁。” 他说：“到派出所去！” 我说：“到幼儿园去吧。” 我挖苦着他。其实心里早已象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更准确些说，应该是心已经象断了绳的吊桶，落进了冰水。你可以想想我跟他们去派出所后的情形。 你是干什么的？ 编辑。 她是干什么的？ 农村姑娘。 半夜三更在山上干什么勾当？ 谈对象。 谁会信呢？除了上帝谁会信呢？主编也不会。 随便聊聊。 聊什么？ 聊文学聊哲学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一回连上帝也不会信。 派出所当然会通报出版社。出版社当然会派主编把我领回去。领回去之后当然……我的腿一软，差点儿跪下。幸亏我想起我是个男人，幸亏我想起我历来和鲁迅一样最憎恨奴颜婢膝。我用劲抻了抻腿，站直身子。 我看看秀秀。她已蹲在地上呜呜地哭泣，她没读过鲁迅。两道电筒光在她身上转悠不歇。 黑红的皮肤──农村姑娘。 半旧的的确凉连衣裙──朴素。 没带胸罩──淫荡。 黑网眼连袜裤或连裤袜──风骚。 补着一块红塑料两块绿塑料的白塑料旧凉鞋──贫穷。 整个儿不伦不类。你无法明白。 “你是干什么的？”竹梆子敲出威严的疑惑。 “哪个单位的？有证件么？哼！”尖嗓子的一声哼，象是逮到了妓女什么的。 我努力想看清这两张脸。可是耀眼的光弄得我睁不开眼。我想起一本谈文明的书，我说：“电筒照人脸是不文明的。” 那两支电筒吓得一抖。这时我模模糊糊看见一张大扁脸。我奇怪大扁脸怎么能发出敲竹梆子的声音。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声音应该来自一种圆柱形的脑袋。 这片刻电筒又镇定了情绪，坚定无比在照射着我的脸。我想我得象个男人。尽管中国象个男人的男人实在不多。顶天立地、降龙伏虎、浑身是胆、赴汤蹈火、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头掉下来碗大个疤，等等等等，象个男子汉的话倒是一串一串。 我拍拍胸脯说：“同她没关系，有什么事找我吧。” “找你……”嗓子忽然不那么尖了。 这时我心里一动，你知道我想起了一段好笑的事情。一位同我极好的编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饭店。住了一天饭店就要赶他走。 他说：为什么？ 饭店说：这里要开处以上干部的会议。 他左说右说不行，终于火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饭店说：什么人？ 他说：ＸＸ。 饭店不知道ＸＸ是谁。除了饭店的顶头上司，你问卫生部长、外交部长、文化部长、邮电部长，饭店保证不知道。于是饭店连连赔礼道歉。不知饭店后来查了旅客登记表是怎么想的。或许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化名微服察访。或许以为ＸＸ是市长的哥哥弟弟什么的。这位编辑与市长同姓，但绝对不认识市长及市长任何亲戚。这一点我敢向毛主席保证。 我于是也把脸一仰问：“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你是什什么……”竹梆子果然少了几分威严。 “我姓姓姓……”我一时竟想不起市长姓什么。谁知这就露了马脚。 “你干什么的？”又添足了威严。 “出版社的。编务。”我想反正娅娅把我看成编务。况且编务又不是贼。 “哪个出版社？” “科技。” “有证件么？” “没带。” “口袋里是什么？” “没什么。”我低头一看，白特丽灵衬衫口袋里清清楚楚印出了我绿色的工作证。 “拿出来看看。” 这下真的慌了。我忽然想起无数国产电影里的地下党员在被捕前吞食文件什么的镜头，便飞快地掏出工作证往嘴里塞，进了嘴才想起是塑料的，又掏出来往裤兜里塞。 这时候两只干瘦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抢劫么？你们──”我的力气也不小。 两个人的手扭在了一起，奋力搏斗，谁也赢不了谁。 那个竹梆子他妈的一下不敲没费吹灰之力就从我的裤兜里掏走了我的工作证。 电筒光照亮了我的工作证。 “你是庄有相？”竹梆子一敲。敲出了点疑问。 “你不是看见了么？” “小古，放了他吧。”竹梆子说。 姓古的一边继续紧扭着我，一边侧过脸疑惑地望竹梆子那张大扁脸。 “算了算了。”竹梆子又说。 姓古的松了手。竹梆子把工作证放在我手里，拉着那姓古的走了。 真是莫名其妙。我傻乎乎地望着他们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手腕上火辣辣的。伤痕累累。姓古的指甲起码有三个多月没剪了。临松手时还悻悻地在我手上多添了两道。这显然不是梦。或许是以前什么时候梦游，我把工作证上的身分改成了公安局长或是市委书记或是玄武湖公园园长？或许是竹梆子他们有个顶头上司的儿子与我同名同姓？我忽然想起了我为革命辛勤奋斗至今的父亲，想起了盼我能成人上人的已经去世了的母亲。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这么活着会不会掉泪。我沮丧地低下了头。 这时候我看见秀秀坐在地上，泪汪汪地望我。 我说：“起来吧。” 她说：“你，你怎么又姓庄了呀？” 我说：“随便姓了玩玩。人不是所有时间都能用爸爸的姓的。” 她说：“姓了玩玩怎么可以写到你那绿本本上呀？”她笑了，伸手抹抹眼泪。 我说：“那不是我的错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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