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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 太阳穿过窄长的书缝斜斜地落在桌上。一只苍蝇在书桌的棱下犯呆。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苍蝇悠然自得地舒展一下后腿,屙出一点屎来。这是我写《蝙蝠》时放置胳膊的地方。我挥手去赶,手却没能抬起来。浑身疲软无力,头一阵晕眩。昨夜失眠。 “嘘──”我说。 苍蝇轻捷地飞起飞,绕个圈,又落在桌棱上,快活无比地东张西望。 我无能为力。我把脑袋转向粗糙的里墙。我发现枕头边放了封信,信封上是主编的笔迹。我记得主编昨天已经写过一封关怀信了。主编真是好人哪。房东也是好人,今天又在万忙中上楼给我送信。我哆嗦着手拆开了信: 有相: 你生病了,我和编辑部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你的病情。望你静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明天编辑部开会分析研究目前全国文坛创作势态,你若身体康复,请于上午八时准时到达。 再次表示深切的慰问!祝你早日康复! 王英 七月二十九日 我心情一阵激动又翻身往起爬。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说过我无能为力。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从床上爬起来的。就象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驱赶苍蝇一样。我想这不是我的错。我只能滞滞地呆望墙上那幅“三剑客”素描。 老福会捕苍蝇。二十年前我们住在一个大院。我念小学他念初中,都停了课努力地四处游荡。老福起先跟着他戴红臂章的爸爸满城窜溜。革命不革命他不知道,反正哪儿有免费的大饼油条、汽水酸梅汤什么的,哪儿就有老福。三天两头门路熟了,就脱离了他爸爸带着我四处转悠。老福从来不嫌弃我。你知道我属“老子反动儿混蛋”之列。他领着我在湘门河里摸虾,教我怎样卡了虾头,两边一挤吃生嫩的虾肉。他还会在小河里踩水车一样踩蚌。他还能分清蟹洞蛇洞,一下午掏几十只螃蜞。他甚至会用万能钥匙开人家牛奶箱上的铜锁,把牛奶喝了,奶瓶撒泡尿原样放回,铜锁砸砸碎换糖吃。老福捕苍蝇的功夫更是名震街坊。有回后院楼上革委会政工组组员家包粽子。他家儿子小圆拿了几只粽子出来显摆。老福费尽了口舌,咽了几十口唾沫,不曾吃到。末了急了眼说:“我能两个指头夹苍蝇!” 小圆说:“屁了。” 老福说:“打赌!” 小圆说:“赌什么?” 老福拿出他那万能钥匙,说:“赌这。你闭了眼,数到十,我就夹着一只。” 小圆眼睛亮了,也把粽子交给了我。小圆闭了眼,老福看准自己腿上的苍蝇,兜空一捞,用劲一捏,又将死苍蝇夹在手指缝里,翘起两个指头。小圆数到十一看,果然指缝里夹了一只。不到两分钟,小圆的六只粽子全到了老福手里。老福分给我两只。他留的四只给了他的爸爸妈妈弟弟和瞎眼奶奶。我给了妈妈一只外婆一只。外婆的一只给了妹妹,妈妈的一只又给了外婆。那时候老福家和我家都吃不到粽子。老福还会用细线在大腿小腿上勒苍蝇。那一招我记得弄到了四只烘山芋。老福的爸爸就是武斗中吃了四颗子弹命归黄泉的。记得开追悼会的时候,老福从铁栅栏门一尺深的缝缝里窥见两分钱硬币,他趴在那里一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丧,一边用小竹片儿拨拉那硬币。老福说这不是他的错。老古话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老福还说,文革前他一年吃不上一回二分半一只的咸大饼。三分一只的甜大饼五分一只的猪油葱花大饼连做梦也没吃过。后来我跟着爸爸妈妈下乡了。老福十六岁就进了苏州刺绣厂当工人,据说绣得一手好花。老福和我通过几次信。他的信比我有文采多了,平均第行都有诸如“唇齿相依”、“朝夕与共”之类的成语,至于“乡下旌旗在望,城里鼓角相闻”、“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友谊”更是层出不穷。字也有点流利,不象我那种螃蟹功夫。至于他后来会写小说,我是万万不曾想到的。 我在农村念了中学,又在乡下的轧钢厂干了几年,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几经折腾才当上了编辑。我当编辑不到一个月,突然收到一封苏州的来信。 亲爱的有相老师: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我们分手的四千七百六十四天十五小时三十七分钟里,我是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想念着我最最亲爱最最友好的老师有相。在年龄上我比您大五岁,可在文学水平上,您比我老师的老师还要老师啊!我最最亲爱的有相老师,您或许已经记不得我了,我在您汹涌澎湃的伟大生活中,只是身边漂过的一片浮萍。不知您能不能想起,这片浮萍的脑袋上的头发比一般人略略稀少,脑袋圆溜溜有点象无锡的泥人阿福。他因此万分荣幸地被您封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外号:老福。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此时此刻,我躺在鸟巢的床上,回忆着五年前老福寄来的那封信时,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流着泪给他写了十七张纸的回信。我记得我称他“老福兄”,自己署名:愚弟有相。他的下一封信,还是坚持称我“最最亲爱的有相老师”。下面的署名是:深陷于绣花厂痛苦深渊的没有一点福气的学生老福。直到有一天,一颗油光光肉陀脑袋拱进我的鸟巢,那肥脸上一张嘴再三声称他是老福时,我才发现时间同我开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玩笑。当年一个嘴上长着软绒绒细毛,用公鸭嗓子说话的圆脑袋少年,如今是圆圆滚滚浑身上下油比肉多,头顶半秃,眉毛胡子依稀难觅的活脱脱一个肥和尚或采购员或红案师傅什么的。我竟没能象遐想了几百遍那样,模仿着国产电影里的奶油老生或小生,去同他紧紧拥抱。 我说:“啊,坐,坐,老,老……”我不知怎么称呼是好。 他放下一只黑色大提包,双手一抡紧紧抱住我,猛烈地摇晃了十几次。他后来说是一年摇一次,统共摇了十二次。他摇晃时眼睛就如扫瞄器,在我鸟巢里扫了几十圈。这倒使我终于有些认识他了。我想我惹有钢蹦儿落在床底下,他一定会提醒我的。我笑了。 他仰起脸细细看我,又爽朗而谦恭地一笑:“哈,还是那么英俊,那么气质,哈。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 他拎起那只大黑包往我床上兜底一倒。天哪,有绣着戏水鸳鸯的荷包,有绣着奇花异鸟的枕套,有绣着金龙银凤的领带,有绣着胖娃娃的苏州郊区姑娘夏日遮挡胸脯的肚兜,还有本当套在我奶奶的三寸金莲上的小绣花鞋。那绣工又平又光又齐又匀又和又顺又细又密…… “都是我亲自为您绣的。” 我望着他肥肥粗粗的手指,想象着这比登天还难的绣工,想象着他对我的一片真情,眼泪就扑簌簌流下来了。 半年后我陪他去主编那儿的时候,他搔头摸耳不知带些什么礼物去好。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堆充满友谊的绣品。我努力岔开他的思路岔开他的眼光。可是的他的眼光就象叮食的苍蝇,飞起来绕一圈,还落在老地方。我后来突然为自己的自私惭愧了。难道我的感情寄托比朋友的生活命运还重要么?老福想调到我们编辑部来。 老福说:“主编老师啊,这是我一针一针为您绣的。” 主编说:“您写过作品吗?” 老福说:“二十年,整整二十年我一直在写,熬了七千三百六十四个夜晚。您可以问有相。” 我慌忙点头。点完才想起,我家公元一九六七年被造反派从楼房里赶出来同老福家作邻居,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老福,到如今公元一九八三年,统共十六个年头,不足六千天。 主编照例多愁善感地红了眼圈。过一会,又问:“您发表过作品吗?” 老福说:“发表过。发表过。你问有相。” 老福先后带给我七篇“习作”,我一篇篇帮他从头至尾改写。一篇在我们刊物上用了。另外六篇我帮他推荐给地、市级报刊,用出了两篇。 记得主编说到结过婚不容易调动时,老福垂下头,堆出满脸皱纹和眼泪:“我,我,咳,我,我醉心文学,一直没,没结过……您问有相。” 我又慌忙点头。 或许是触动了主编内心的弦,老福很快就调来了。主编确实挺喜欢老福。调来时说定是当编务的,一来就干了编辑。老福终于改正了逢人就叫老师的毛病。他叫我有相兄,其他的人也分别为老现小初阿鸣兄等等。社长主编自然例外。我们则统一叫他老福。老福确实有福,你不叫他老福又能叫他什么。老福的名字没变,同大家的友谊也还是很深。没多久又和我和小初结成了“鸟巢三剑客”,再三再四重誓相互勾结共同奋斗。不过这同少年时代的天真傻气的友情,毕竟有点相异。人不可能重返少年。岁月已经无声无息地流走了,流向了遥远的天边。往事的一页掀过去了,永不复返。 我默默地转过身来,注视着桌子上那只苍蝇。若是老福在这里,几秒钟内那苍蝇就会上西天去。而我却无能为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事实如此你不可不信。 你让老福鉴定一部作品的优劣,那就象让他飞月亮上去玩玩。他从来不看什么作品。就连近几年走红至极的《棋王》《你别无选择》《红高梁》《小鲍庄》《北方的河》,他都不看。 他说:唉,时间就是生命哪。 我说:现在到处都贴标语说时间就是金钱。 他说:所以生命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啊。 老福不看小说,却能同阿城、莫言、刘索拉、王安忆他们聊得火热。畅谈对方作品的长短。还常常说得某些青年大作家们脑袋就如舂米机似地捣古不停。当然,我们编辑部几位同仁肚里却悬了一面镜子。福公的宏论无一不是来源于我们那些开开合合永不停歇的嘴巴。老福组织和编辑的小说,连连被转载、被评论、被拍电影,眨眨眼功夫,已经踩着我的脚后跟了。他常常笑着说:当编辑花不了我十分之一的精力。确实如此。他的小说一篇一篇地在全国四面八方的地市级刊物上发表出来了。我常常看见他将“经送审未能通过十分抱歉欢迎赐稿”的稿签和不曾翻看的来稿,寄还全国四面八方的地市级刊物的编辑。我知道这样的稿签他请收发室的娅娅抄了几千份。他帮娅娅搞到一台东芝冰箱。他自己搞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新单元房。老婆孩子也都调南京来了。团圆之日他请我吃饭。我惊讶地望着他老而弥骚的妻子和已经齐了他肩高的儿子,问:“你不是对主编说没结婚么?” 他眼睛睁得比我还圆还惊讶:“我说了么?不会吧。” 我细想想,是没说:“我,我,咳,我,我没结过……”什么的,结过什么呢?至于主编那头,他帮主编调了一套又大又有管道煤气的新住房。 喝得晕乎乎时,我忍不住向他取经。 他脸上堆起一嘟噜肥肉说:“钱。”他的眼睛圆成了两枚铜币。 我说:“雷锋呢?” 他一愣,随即哈哈哈哈笑起来,笑罢擦擦眼泪问我:“有相,你也凑乎算个作家,我考你个生活常识,怎样?” 我呆呆地望着他。 他问:“一盘虾有大有小,一桌工人怎么吃法?” 我说:“从大虾吃起。” “剩什么?” “汤都剩不了。” 他咧开嘴笑笑,又问:“一桌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吃呢?剩什么?” 我想了一会,说:“剩一只最大的。” “怎么吃的?” 我又想想,说:“从第二大的虾吃起的。” “你他妈真有眼力!”他捶了我一拳,又诡谲地一笑:“一桌雷锋怎么吃法?” 我一愣,问:“一桌雷锋?” “对。或者说,雷锋、王杰、门合、李文忠、焦裕禄、王国福、杨水才、欧阳海一起吃那盘虾。” 我想了很长时间,摇摇头。 他说:“从小糠虾吃起。” 我说:“那多古怪。” 他又哈哈哈哈笑了:“人不自私就古怪了嘛。” “那……”我还想辩驳,嘴张开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说:“培根同志教导我们说:不要信任那些自称蔑视财富的人。因为他们之所以蔑视财富,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富。假若他们一旦搞到钱财的话,恐怕没有人比他们更敬奉财神了。培根这小子有些道理。现在谁不向钱看?国家不准卖大宗香烟,可国营商店把美国烟和云烟全卖给倒爷。倒爷翻两番翻三番倒出。一个星期就闹个万元户当当。国营商店里大大小不也都闹个千元户当当?谁管?个体户卖的饺子包子,尽是面粉疙瘩。肉呢?税务人员蹲茅厕里拉稀去了。就不谈那些同外国谈生意的家伙了。贵点进,便宜点出,人家抽出点小赚头请你出国。出趟国一套西装就值几百。带回一套进口家电能抵你苦攒二三十年工资。亏在哪里?还是国家。反正亏一亿摊到你个人头上才一大毛。精神文明,学雷锋,谁骗谁呀?报纸一边宣传精神文明,一边出卖版面。你厂长经理要宣传产品么?要为你歌功颂德替你铺平升官大道么?好,我们请名作家给你写报告文学!你们企业搞得好赚了大钱请赞助万儿八千支持精神文明!不信?我说的都是党报上登的。至于漆家具的立德粉做护肤美容霜,工业酒精造酒毒死几人甚至几十人之类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了。警察抓、法院判,七个葫芦八个瓢,摁了这头那头起。就你庄有相傻帽儿一个,还纯文学呢?谁看呀?咱们刊物得过那么多奖,如今订数万儿八千,都是图书馆和学校订的。零售额不就等于个零蛋?你那《蝙蝠》飞出去二十多只了吧?谁都把你当笑话。《天上文学》倒是纯模纯样的文学,可你没名气,上不了天。名气也是钱,和权力一样。都是钱。你的《蝙蝠》发出来不会有二十人看。不信我同你打赌。《天上文学》自然不愿做傻瓜为你一个无名小卒去赔本。有相老弟!我看你该清醒了!如今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时代了。精神那东西,早就象朵云在天上飘来飘去了。老百姓把赚钱的摊子摆在改革开放的大树底下,管你不云没云,管你脚底风耳边风。你想想这许多年忽儿反左忽儿反右,你到老百姓那里去问问,根本没人搞得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你这个纯文学搞得清么?反左的时候说老左搞僵化反对改革开放,反右的时候说改革开放过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可我家这《现代汉语词典》说:右是保守的反动的;左是进步的革命的。还有形左实右形右实学有带引号的形‘左’实右形‘右’实左,你搞得清么?什么也搞不清。你永远无法搞清。许多老百姓是干脆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你别急呀。我不是说如今搞文学的就活不了。武有武法。文有文法。文学也有活法,写小说也可以赚钱发大财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路是有才气的大作家。一篇小说能刊登一二十遍。先有刊物发表,后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萃》分别转载,而后又是收入一九XX小说选、得奖小说选、探索小说选、X省小说选、X市小说选,后来还有XX作家小说集、XX作家自选集、XX作家文集、XX作家全集。还有一篇小说几个刊物同时发表的。大作家一稿多投不犯忌。法不治大。另一路是写凶杀侦破色情武功的作家。现在这类杂志泛滥全国。稿费高着呢。你我当然不属于写那些东西的。我们没饭吃了么?也不是。我们不是编辑么?不是挺有名气的《大众月刊》编辑么?别往《天上文学》寄,人家高我们一等,眼睛长在额顶上。我们可以往下寄,下面成千上万的编辑想在我们这儿发作品。你的东西一寄去,他就给你发。短篇为好,改个鬼啊神啊之类的题目,他搭在粗俗小说堆里发,不会影响发行量。他若给你寄稿来,你就写个‘经送审未曾通过十分抱歉欢迎赐稿’,退给他。这叫各人头上一方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若坚决蹲在纯文学的茅坑里做清白石头,那就只好臭到底,到头来在你的鸟巢里窝成一只白头翁。有相,我狗日的一直把你当小弟弟看,真心希望你好。换个人啊,我能把这诀窍说出来?除非我疯了!有这么多时间同别人废话,我准保已经一个短篇写完了。” 这时候他的眼圈红了。不知是疼我爱我还是被自己的善良真诚感动;不知是喝多了酒还哀悼牺牲了的那个本该诞生的短篇…… 我忽然觉得脸上一阵奇痒。我睁开眼看看,一只苍蝇在我脸上爬来爬去,爬到鼻尖上,伸一伸腿,展一展翅,弄出一粒屎来。我伸出无力的胳膊挥了一下,苍蝇嗡地一声腾起,绕个圈子,又落在了我的鼻尖上。 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不是老福。人不可能都象老福那么精明聪颖。你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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