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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努辛难得”靠在我们出版社斑驳的墙上。 我把我的自行车封为“努辛难得”，决无攀附唐·吉诃德大伟人的意思。我的自行车是上海的一种名优产品。才三岁，就老掉了撑脚锈住了闸。据说是因为大部分零件出自社办企业什么的。反正名优产品不优了还有人买。就象名优作家不优了一样。名还在。这不能算厂家和作家的错。车铃不认识的人借走了。我想这不是我的错。车胎上千穿百孔，我觉得也不能算我的错。我的车常常在个体户车铺百十米内，被鬼鬼祟祟的图钉碎玻璃什么的捅个洞。 我把我的“努辛难得”锁好，上上下下看个遍，表才跑到七点四十八分。我又抬起头顺着斑驳的墙往上看，六楼的顶端，小里小气地露出半心多宽的一条屋檐。这楼是旧社会造的。旧社会只知道打仗，国破民穷。穷极了什么招数都使得出。 屋檐外的天空阴沉沉的。说暗不暗，说亮不亮。太阳不甘示弱地渲泄燥热，去层便如花房上的塑料薄膜，保暖，挡风。绝对没有一丝风。人闷得透不过气来。我用劲吸吸鼻子，鼻孔象是堵死了的两个烟囱。二十年前响应“到江河湖海去游泳”的号召，天天把头浸在井水里练闷气。而今我游泳和鼻炎都比别人技高一筹。 人陆陆续续地上班。点头或不点头，皮笑或不皮笑。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看看表，八点还差三分，幸亏我还可以紧紧我的大鞋子。 鞋扣紧紧松松才七八回，那女人就推着自行车来了。车人照例挂着两只巨大的邮包。女人是我们出版社的收发员，男女老少都叫她娅娅。或许是亚亚鸭鸭鸦鸦丫丫，不过我觉得还是娅娅为好。你听她那一声嗳应得你吃了蜜糖似的舒服。娅娅高挑个儿，皮肤白皙细腻，两只细眯眯眼在眼角展开无数密密细纹时，你便觉得说不出的和蔼可亲。只可惜人瘦了一些，胳膊大约只够一只手圈拢。据十分喜欢拍她背脊的吴副社长说，十几年前她丈夫在世时，她真正是十分的丰腴。 我照例努力笑笑说：“我来吧。” 她照例甜甜地抿一抿嘴：“我来，我来。” “我来吧。” “我来，我来，哪能让你──” 两人争着动手解邮包，我便一如往日闻到一股幽幽的得味。芳香通窍。我笑了，两手拎起两个大邮包。 “谢谢，谢谢，真谢谢啦。”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她呵咯咯咯咯笑起来。 这话曲出雷锋叔叔。我说了二十多年，记不清哪年哪月哪日起，人听了我这话便开始笑。莫非这话十分幽默？可小初说我没一点幽默细胞。娅娅笑弯了腰，身子俯在车座上，衣领敞开了，雪白平板的胸脯上，两个乳头又映入我眼帘。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我把邮包拎到六楼的收发室。自然可以优先挑选我的信件。别的人都被她拒之门外。收发重地，闲人莫入。唯我独享其福。我的手飞快地翻动，眼光闪电似地跳跃，呼吸略略有点急促，忽然，就象一柄银剑在脖子前划过，《天上文学》一排红字鲜血般溅入我的眼帘。我那大头顿时燃烧起来，脑子里嗡嗡嗡嗡不知是风声还是火声。我慌慌张张将这大牛皮纸信袋塞进提包，偷偷地瞄了瞄娅娅。她正弯着腰整理信件，不知道余光能不能触摸我这信袋上的红字。 我的小说《蝙蝠》第四十八稿今天光荣。光荣两字决非滥用。战士们把牺牲称作光荣。你辛辛苦苦写出的小说没处刊载，同牺牲也差不多少，略略不同的是，你在战场上光荣，战友们会洒一掬热泪，会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而我的小说光荣，那真象做了偷鸡摸狗的丑事。 我记得第一只《蝙蝠》飞向《天上文学》以后，我奉命出差北京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同事们自然亲亲热热地寒暄。而后我便做出不经心的样子取我的信伯。我的《蝙蝠》已经迫不急待地将《天上文学》的牛皮纸信袋的封口拱破。我认真地盯着信袋上“庄有相收”几个字，努力地想了很久，问：“请问哪位叫庄有相？”没有人搭茬儿。同事们都异常认真地干着自己案头的工作。只是那一脸脸正气中，隐隐约约透着些微古怪的欢乐和恼怒。我知道我心胸窄疑心重，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我无害人之心，而且偌大个世界我竟不恨任何人。我们编辑部的阿鸣说：就是因为你不记仇，我们还勉强同你罗嗦。勉强两字是我加的。因为我从原话里听出了勉强的意思。 “嗳。”娅娅白皙的和照例轻轻地捏住了我的手腕。我手心里便有了一颗包着彩纸的嘉应子。 “谢谢你啦，常旗。”她说。 “不不，我姓庄，庄有相。”我说。 “哦哦，对对对，我又弄错了，呵咯咯咯咯……” 天天如此。我不明白那个姓常的什么旗子与我有着什么相干。也不明白娅娅怎么永远弄不清楚我的名字。或许人的名字只是云彩似的一片符号，变为幻去无关紧要。就象鲁迅也罢周树人也罢，都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至于他那几百个笔名，无一不是因革命需要而变化。而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借用庄有相的名字拆信件和退稿，也定然是因了某种需要。由此可见，人的名字就同那名优的自行车招牌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记不清有个伟还是不伟人的说过：为了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此话深得人心。 我把提包拉链拉上，代表庄有相或常旗或别的什么东西，冲娅娅苦苦一笑，算是告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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