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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原打算在本书的最后一小节里写一个大大的“完”字来结束这桩文字罪过（德国佬莱辛说一本大书就是一桩大罪，此话堪称至理），可我竟无法做到。你要是偶然犯傻叙述过故事就准知道故事这鸟东西真真比叫驴还要固执一百倍。它强烈地追求完整性。如果你成心违拗它，就只能在那些捧起你的故事已属不易的读者心目中留下万种遗憾和不满足感。因此我还是决定用最简洁的语言来交代一下故事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所谓“命运”。相信我好了，我他妈实在没有什么好心情谈起这些。 我的朋友大头、强子和刘斌后来又多次往返莫斯科，他们的具体作为新闻媒体已经报道过了，想必你还记得一九九四年中国和俄罗斯警力曾经联手行动破获了几起在国际列车上抢劫强奸的重大案件，数名首犯被枪毙，其中就有大头；强子和刘斌分别被判处了十年和八年有期徒刑。 张红卫回国后在中关村一带开了一家电脑专卖店，成了名副其实的张老板。 吕齐杳无音讯。 何小君已学成回国。至于何小君和我之间的关系，恕不多言。 我本人后来在京城混成了一个一无领导二无单位的“自由职业者”。我妈有一天怒气冲冲地对我说：所谓“自由职业者”无非是“懒汉”的别名。她老人家说的极是。我知道我的生存状况距离她的希望和要求甚远，但我坦然，我完全做到了自食其力。最近一段时间我过得比较有趣，除了写作这本破书以外，其余时间我一直带着我姐的孩子玩儿，这个名叫“艾伦”的中西合璧的小杂种实在可爱极了，他今年刚满三周岁。我平时管他叫“二锅头”，他则管我叫“棒槌”或“废物点心”。“二锅头”的汉语比他的美国傻爹说得强多了，英语也比他的“废物”舅舅说得好。我得说这个充满野性的小杂种堪称“世界之子”，浓缩了人生精华。 从北大退学到莫斯科当“国际倒儿爷”那段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几乎能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无论如何，我珍视这段形同灵肉苦役的生活。我现在非常关注俄罗斯的局势，我真心希望那个国家能很快好起来。我能平心静气地发表这个良好祝愿除了因为自己早已具备了联合国总统才能有的全球眼光而外，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私心。 顺便说一句，在某一年度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对儿青年男女歌手喜气洋洋傻里傻气地大唱了一通什么“北京的倒儿爷震东欧”，差点儿让我老人家笑掉大牙。 1999.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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