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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到住处，张红卫都快要气炸了，我担心他嘴里明灭的烟头儿随时会把他引爆。吕齐和我陪着张红卫说了许多狠话，但我的心情并不十分恶劣。我是说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何小君。这事儿很奇怪，我只匆匆见了那女孩儿一面就快要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了，这跟异性间那种可笑的一见钟情完全不同，我只是在心里把她想象成一个由我呵护有时也可以供我出出气的爱哭鼻子的小可怜妹妹。我真希望自己有个妹妹。也许这段时间我他妈太寂寞了。谁知道。 张红卫双手交叉扣着后脑勺躺在床上生闷气，吕齐坐在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把何小君手书的小纸片儿翻来覆去看了大约一万遍，心里涌动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柔情。莫斯科大学。俺妹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的字迹很轻柔，提勾之类的笔画写得都很长，我猜想她大概是从她的某位可笑的中学老师那儿学来的，这种笔画不应该出自她的天性，我是说这类笔画很滑稽。林红也是这样，林红写字时竖画总是拉到长得不能再长，完后还在旁边习惯性地点上那么一下，这是跟我们一位地理老师学的，那家伙是个形容非常古怪的人，讲课时严肃得像个三流政客，课下总喜欢开一些极其粗鲁的玩笑，可我们班竟有不少女生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林红就亲口对我说过那厮很有魅力，当时差点儿没把我气死。这种事儿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何小君是不是在成长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一位哗众取宠的鸟老师。 吕齐坏笑着问我：“今儿跟你聊天那女的是谁呀？” 我说：“一女学生，随便聊了几句。” “还说随便，”吕齐撇嘴，“那张破纸条你都看了一百多回了。” 正说着，房东老太太敲着门进来了，老人家看着满屋子的烟气又捏着鼻子退了出去。吕齐连忙抱歉地笑笑掐灭了烟头。老太太依在门口嘀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我们连蒙带猜大致听明白了。我们预付了一星期的房租，算算时间已经到了。吕齐“达、达”地应付着。老太太说完后替我们掩上门，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张红卫坐起身来，手里摆弄着一颗香烟，同吕齐商量：“吕齐，咱明天到注册处看看怎么样？” 吕齐说：“成。你先给老谢打一个电话，看他有没有空，咱俩去不是白去吗？” “嗯，”张红卫说，“我这就去打。——徐庄你明儿有什么安排吗？” “没安排，”我说，“随时听从领导调遣。” “算了算了，”张红卫又摇摇头，“你在家呆着吧，明儿你负责把房钱交给老太太，咱在这儿再住一礼拜。” 第二天一早，张红卫、吕齐走的时候我还在睡大觉，但我没有睡实，我他妈沉浸在一个春梦中，我梦见的女人和我毫不相干，只依稀记得她长着一张白瓷般的素脸，眉眼口鼻一概看不清楚。我得承认当时我被难耐的性欲给抓住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司马倩和杨丽，我甚至闻到了她们身上那股暖烘烘的女人气。我下了很大决心才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后来，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两支香烟借以稳定情绪。我痛恨手淫这回事。这倒不是说我受了生理卫生之类教本的影响，害怕记忆力衰退或影响肾功能什么的，我是恨这种行为本身。“手淫”这个鸟词总让我联想到电学术语“短路”。短路比较可怕，电光一闪，漆黑一团，毫无情趣可言，我是说我从中得不到什么快感。我知道大学里很多学生都有手淫的癖好，有一次在集体宿舍里我们谈到这回事，几乎所有的人都坦然承认，有个家伙居然说他每天都得来一回。我他妈也凭良心说我讨厌这个我绝少手淫，那帮混蛋却纷纷说我俗，说我虚伪，好像有毛病的是我。他们的意思是恨不得人人都变成犀牛而后快。大学里的普遍风气是以张扬个性的形式压抑个性。这非常非常可恶，几乎没有人能逆风气而动。 我正坐着胡思乱想，房东老太太推门进来了，老太太穿戴得整整齐齐，嘴唇上还涂了口红。我冲她老人家说了句：“多不列依乌特拉（早上好）。” 老太太回问了我。 接下来老太太纯粹是对一个聋哑人说了一通话，因为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只好冲她傻笑。可我看得出她老人家好像急着要出门。后来老太太见我只是傻笑，真跟我急了，捂着脑袋表示头疼，语速也快起来，哆里哆嗦地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圈之后索性把我和张红卫、吕齐的包归置到一块儿统统扔在了我的脚下。这下我明白了，老太太是要赶我们走。我顿时慌了神儿，连忙从皮包里掏出钱给老太太，老太太厌恶地冲我皱眉挥手：“孽，孽！”嘿，我可真慌了神儿了。 从老太太坚决的样子看，今儿我是非得滚蛋不可了，可我现在能去哪儿呢？我征得老太太同意望“黄河”旅馆打了个电话，电话永远占线，我恨不得把那头儿打电话的家伙掐死。我又毫不抱希望地拨了老谢住处的电话号码，正如所预料的没有人接；情急之下，我又拨通了何小君留的电话，也没有人接。老太太站在我旁边频频抬腕看表。一霎时我都快急疯了。 后来，我只好提着包儿从温暖的房间里滚了出去，听任老太太“咣当”一声锁上了门。老太太看着我把留给张红卫、吕齐的字条塞进门缝儿里，才露出了笑容，亲了亲我的脸说：“达斯维达尼亚。”我用中国话对她说：“大娘，您的嘴里有股臭味儿。”唉，我这无家可归的狗可没有心情跟她老人家友好地道别。刚才我急得都快要给这位“奥涅金”的亲妈跪下了。 嗯，那天天气非常冷，我估摸大约快有零度了。我背着包儿出了那幢可恶的大楼，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在纸条上写着让张红卫和吕齐下午四点钟在楼门口等我，可现在才早晨十点钟，我整整有六个小时没事儿干。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了有家的可贵。唉，“家”是多么温馨的地方啊，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要天儿冷的时候能够让我他妈在里边躲一躲，避避风寒。 我发了会儿呆，忽然记起这附近有一家电影院，心里一阵高兴，便振作精神朝电影院的方向走去。一路走着，我的身上暖和了些，心情也渐渐好转起来，我甚至想起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的一些老掉牙的迂话。我叹了口气，对尚处于虚空状态的徐氏子孙们语重心长地说：“老子当年闯荡莫斯科的时候，那可真是风萧萧兮冰雪寒，壮士一去兮寤寐思返。”后来我又想起了何小君，想象着她在北大的时候是副什么样子，我真后悔我没有告诉她我在校园里见过她，这并不是谎话，这完全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我们班一个被女生叫做“忠大哥”的家伙因为无聊天天在校园里瞎溜达，见着女孩儿我就跟人家打招呼“你好！”，“忠大哥”便非常适时地加上一句：“姑娘，他爱上你啦。”有时我们对坐在男朋友后车架上的女孩儿也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女孩儿都抱以粲然一笑，只有比较丑的女孩儿才会冲我们说“讨厌。”我不是说丑女孩儿不好，我是说她们比较敏感。何小君同学肯定是粲然一笑的那种。何小君即使在好女如云的北大也算得上出色。长相还在其次，她那天然清纯的样子并不多见，尽管许多女孩儿试图把自己伪装成清纯的样子，可你一眼就能识别出真假。 我看了看电影院的海报和排片表，发现有一场电影刚刚开演，便赶紧买了张票走了进去。电影院里黑得要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服务员也他妈不说给外宾先生引引路。里面几乎是座无虚席，莫斯科的闲人跟我洋洋中华大地上的混混儿差不多，也是没事儿爱往电影院里钻。我捡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说来令人丧气，我本指望能看上一场纯粹的俄罗斯电影，跟俄罗斯人民同乐一回，结果放的却是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片名叫《灵与肉》，我在北大看过。影片讲的是一个瘦小的黑人拳击手如何在拳坛上称王称霸的神话。那场电影我是跟林红一起看的，北大学生都快集体疯掉了，动辄狂呼乱叫。主角挨打的时候，林红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她的小手指都掐进我的肉里去了；而当高大粗壮的挑战者被打的鼻青脸肿满脸是血时，她又拍手跺脚地乐起来。我当时都快要气死了，这些姑娘就是这副德行，她们其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她们爱起来要多矫情有多矫情，可要是恨起来那可是真恨。在整个观看过程中，我只开心过一回，那是当一位胖大的美国妇女在拳击间歇用自己的大裤衩给主角擦汗的时候，她老人家整场只有那么一句台词（举着大裤衩子）：“擦擦汗吧宝贝儿，这是我刚刚脱下来的。”嘿，这就是他妈好莱坞电影的噱头，怪不得当时有个可敬的学生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笑这么笑，很形而下嘛！” 俄罗斯人搞的是同声翻译，音响效果很差，但这并不妨碍观众的轻狂。凡遇打斗场面，年轻的观众“嗷嗷”乱叫，间有尖利的口哨声响起。好莱坞电影的确能煽情，我得承认这一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家伙始终张着嘴“呵呵”傻笑，不笑的时候嘴也张得老大，好像下颌骨失去了控制。他倒是挺投入。看样子他都快八十岁了，可他仍然喜欢看人打斗，喜欢看血淋林的场面。他身上那股子骚臭味儿时时飘来，害得我只好绷住气儿。后来我换了个地方挨着几个姑娘坐，可还是摆脱不了那股子直冲百会穴的骚臭味儿，俄罗斯女人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羊圈。 突然，我听见附近有人人小声叫“瓦洛杰”的名字，这使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我爸爸曾经给过我一位莫斯科汉学家的地址，那家伙也叫“瓦洛杰”。我苦笑了一下。我先前夸过口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去找什么“瓦洛杰”，也许现在就已经是万不得已了。我趁着银幕的亮光看了看表，十一点一刻。银幕上那个黑人杂种正在同他的女朋友以及所有的家人赌气，他那个指天画地的样子非常可笑。我说了声“去你大爷的吧。”起身走出来怪味儿冲天的电影院。 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一个铁皮商亭买了盒“骆驼”牌香烟，然后从兜里翻出记事本，从上面找到了瓦洛杰家的地址。徐教授在电话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给我听的，现在我大概其能拼出那个地名了。我招手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壮老头儿，看完地址就招呼我上车，看样子他对那地方还挺熟。老头儿叼着烟卷儿的模样非常有风度。他抽的那种香烟的后部不是通常的过滤嘴儿，而是一小截空纸管。我抽过这种烟，抽的时候要把空纸管从中间掐一下，其作用也是为了过滤有毒物质。不过那种烟抽起来冲得要命。 老头儿歪叼着烟卷儿问我：“可以达以（中国）？” 我说：“达，可以达以。” 老头儿腾出一只手竖起大拇指冲我晃：“可以达以哈拉绍。毛泽东周恩来。” 我笑：“俄罗斯哈拉绍列宁斯大林。”毫无疑问，老头儿是中苏友好时代的见证人。 老头儿摇了摇白发稀疏的脑袋：“列宁哈拉绍，斯大林不喽哈（不好）。”你真想象不出斯大林先生在俄罗斯是多么遭人痛恨。他老人家杀人如麻。 老头儿又说了个中国人的名字，我没有听出他说的是谁。我倒是挺愿意跟他聊聊天，可我只能像这样说一些人人皆知的人名。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哈拉绍，勃列日涅夫欧亲哈拉绍。”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老头儿大摇其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欧亲不喽哈。” 我在指定地点下了车，付了车费，又抽出一支骆驼烟递给老司机，老司机冲我挥了挥手，说了句“得马拉结实（你是好样的）”，启车一溜烟开跑了，让我险些吃着一串汽车屁。莫斯科人开车都像疯子，老头儿也不例外。就连我这种喜欢速度的人都不免有些害怕。 瓦洛杰住的这一带是个很漂亮的居民区，楼与楼之间的地域很宽阔，楼群的右侧有一片金色的大水塘。我沿着水塘边积满了落叶的人行横道走过去，找到了瓦洛杰同志栖身的那栋楼。 瓦洛杰家那栋楼的老式电梯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那电梯像个关野生动物的铁笼子，门本身就是开关，门一碰上电梯就启动。我在十五层楼停下，又拉开一道屏门，才看到了我要找的门牌号。我把包儿换了换肩背着，伸手摁了下门铃，随后听到屋里传出几声骇人的狗叫。过了不大一会儿，门上的“猫眼”闪了一下，我知道里边有人在审视我，便把自己的中国脸跟“猫眼”对对正。 “科多（谁呀）？”听声音是一个小女孩儿。 “瓦洛杰，”我说，“我找瓦洛杰先生。” 门开了，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儿露出半个头来，好奇地仰脸盯着我看。她约莫有十岁。 “会说英语吗？”我俯下身问她。 “Yes，”小女孩儿说，小脸儿兴奋得通红，嘿，我想我这个小鼻子黄皮肤的东方人肯定在瞬间大大丰富了小女孩儿的人生经验。 “Yes，yes，”小女孩儿扑闪着一对大眼睛说，忽然转头喊：“玛莎，玛莎！” 随着一声病态的应答，叫玛莎的女孩儿也走出来，从门口露出小脑袋，狗又“汪汪”了一阵。玛莎是个瘦高的女孩儿，大约有十三四岁，头发是亚麻色的，脸非常苍白，两只大得出奇的眼睛探询地看着我。 “你好，”我只好用英语再一次重复，“我从中国来，我找瓦洛杰先生。” “中国？北京？”玛莎也用英语说，她的发音挺纯正，“我爸爸工作去了，您请进吧。”玛莎说着拉开了门。我客气了一下，正要走进去，突然那只先闻其声的狗“呼”地一声扑了出来，差点掀我一跟头，我简直被只能突如其来的事变给吓傻了，向后连连倒退了几步。玛莎急忙严厉地叫住了狗。那只狗名叫“彼得”，足有一头驴大。我不蒙你，想起“彼得”老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 “我不进去了，”我勉强笑了一下，“彼得先生不欢迎我，”我说，“瓦洛杰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五点钟。”玛莎满怀歉意地对我说。 “那我改时再来拜访，”我说，“你能告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吗？” “Ok，”玛莎说，拍了拍一直盯着我看的小姑娘的头，“卡佳。”卡佳会意，缩头回屋去了。 “我叫徐庄，”我对玛莎说，“我的爸爸和瓦洛杰先生是朋友。” 玛莎点点头。 卡佳出来了，手里举着张粉红色的小纸片。我接过纸片，揣进兜里，对两个小姑娘说：“司巴西巴，达斯维达尼亚。” “达斯维达尼亚。”玛莎和卡佳的脸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不知为什么她们俩使我想起了《草原英雄小姐妹》。我看过那部老电影。我大概是在三岁时候看的，也许时间更早，我记不大清了。 我和两个小姑娘道了别，顺着那架古怪的老式电梯下了楼。嘿，今天晚上我不愁没地儿住了。一霎时我的心里平静极了，我甚至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幸福感，我的嘴里还哼起了一首歌儿，我只能记起两句词的旋律：“——功课不太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就反反复复地哼唱这两句。这首歌我是从我们高中班一个最漂亮的女生那儿学来的，她他妈天天唱：“永远永远在一起大家都是姊妹兄弟不要不要拒我于千里——功课不太好，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女孩儿经常跟社会上的一些男青年鬼混，后来因旷课违纪被学校开除了。全班同学（尤其是男生），那会儿都挺为她惋惜，因为她除了漂亮，还有那么一种仗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这非常非常迷人。 我走出楼口，在大水塘边上的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水塘还没有结冰，对面有几个俄罗斯小孩儿在打水漂儿玩，他们的技术欠佳，最多的一次才打了六个。水塘的边缘部分漂浮着厚厚的一层枫树叶子，整个儿塘面呈一种很漂亮的金黄色，像油画颜料那样纯粹而又不乏水的质感。我忽然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于一副画中，就连那几个跳跃着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也成了这副画的静态元素。一种茫然而又虚幻的感觉在瞬间抓住了我，我仿佛用无数只手触摸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法国佬柏格森说宇宙是一个创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意识的绵延而不可分割的过程，宇宙中存在着的向上的生命之流也即内在意识的绵延才是唯一的实在，而所谓物质不过是内在绵延停滞、创化过程中断或削弱的产物。那么，照此说来，人不过是内在意识的表象而已，人所感知到的东西也不过是宇宙精神的一鳞一爪。我们终此一生又能抓住些什么呢？什么东西又值得我们去不懈地追求呢？来莫斯科之前，我渴望着进入生活的内核，渴望着从生活本身的大乳房里榨取一杯浓汁喝，而现在我却成了一个道地的钱奴，我的内在激情被金钱的铜臭给彻底熏跑了，——这难道就是我渴望过的生活吗？我难道就是老柏格森说的什么内在意识支配下的一个虚弱而又虚幻的影子吗？我这样想着，忍不住又沮丧起来，一股冷气从头顶直贯脚跟。我把手里吸剩的烟头儿掐灭，站起身来。我不再考虑什么“内在意识”，只是有那么一会儿万分痛恨搅得我老人家心神不宁的各种各样的虚荣的欲望。我能够抵挡住北大文凭的诱惑，却不能抵挡欲望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也许退学那件事我也不过是受了某种欲望的变相驱使罢了。 我在一家餐馆吃了一顿比较丰盛的午餐，消磨了很长时间，四点钟的时候，打“的”回到了前房东老太太家门口。纸条还好好地塞在门缝儿里。张红卫、吕齐没有回来过。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我走到附近一个公共电话亭，用兜里仅有的两枚十五戈比硬币给老谢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又给“黄河”旅馆刘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混蛋说了声“不在”就把电话挂了，害得我白白损失了一枚硬币。 我在楼门口抽了两只香烟，等到五点多钟，然后用最后一枚硬币给瓦洛杰家打了个电话。电话是卡佳接的，小家伙一听是我的声音，连忙喊：“爸爸，爸爸！可以达以！可以达以！”很快我听到一个男人鼻涕拉哈地用中国话说：“喂——。”我差点儿笑出声儿来。 “喂，您好，”我说，“您是瓦洛杰先生吗？” “是的，”瓦洛杰说，“我是瓦洛杰，您是？” “我从北京来，我姓徐，”我说，接着我说了我父亲的名字。 “噢噢噢，”瓦洛杰连连说，“我认识徐教授，您是他的子女？” 我回答说是。 “您现在在哪里？”瓦洛杰说，“要我帮您的忙吗？” “恐怕是的，”我说，“我租的房子到期了，一时找不到住处。”我说了我所处的位置。 “那您到我家来吧，”瓦洛杰说，“我们见面再谈，顺便吃个便饭。” “这样太麻烦了吧？”我说，想起他家的狗我就打哆嗦。我本意是客气一下，没想到瓦洛杰同志当了真。 “麻烦？”瓦洛杰重复了我的话，鼻子里哼哼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您看好不好，您可以到我母亲那里去住，我母亲到外地去了，有一只空房。” “那太好了，”我不敢再客气，连忙满口答应，“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请您吃顿晚饭。” “我不能同您一道吃晚饭，”瓦洛杰很认真地说，“我的大子女病了，需要照顾。请您坐车到别里耶渥地铁站来，我们在那里会面。”我知道他说的是玛莎病了。 “好吧，呆会儿见，瓦洛杰先生。” “呆忽儿见。”瓦洛杰放了电话。 我在电话亭怔了几秒钟，返回房东老太太家门口，在纸条上又加了两句话：“我已找到住处，今夜尔等好自为之。”然后赶奔地铁站，在入站口的商亭里买了一盒中国产的大大泡泡糖。 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俄国佬瓦洛杰，他比我先到，站在地铁站内一个报摊儿边东张西望。我照直朝他走过去。他看到我，笑了一下，笑的样子有些矜持：“您是徐庄先生吗？” “是我，”我伸出手，“您好，瓦洛杰先生。”我没想到他有那么年轻，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的个子很高，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上唇留着一撮浓密的棕色胡子，眼神儿非常温厚。他的汉语说的很好，比我的洋姐夫哈里强多了，我几乎不觉得他是个外国人。 “你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提到了你的情况，”我和瓦洛杰站在滚动梯上升上去，瓦洛杰说，“你到莫斯科多久了？” “我也不过刚到几天，”我说，想起父母我心里隐隐有些难过。我不愿继续这个话题。 “你父母这两年身体好吗？”瓦洛杰说，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我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去过你家，院子里种了很多竹子，非常漂亮。” “他们挺好，”我说，“——您到北大研究什么？” “中国古代文学，”瓦洛杰说，“我在北大时间不太长，那是一九九零年秋天的事。” 怪不得我没见过他，一九九零年秋天我们北大新生正在外地接受倒霉的军训呢。 瓦洛杰母亲的住处距别里耶渥地铁站不远，我们徒步走了大约十分钟。一路上，瓦洛杰大步走着，很少和我说话，他并不是个健谈的人，可你跟他走在一起感觉挺踏实。我熟悉他身上那股善良的书生气。 瓦洛杰打开房门，领我看了房间，我都要乐晕了。这是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面暖和得要命，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瓦洛杰环顾着四周表示歉意：“条件不太好，请你多多包涵。” 我还包涵个什么劲儿呀，我连忙说：“很好很好。”这实在是太好了。 我反问瓦洛杰：“您母亲什么时候回来？” “大约圣诞节以后，她现在住我妹妹那里。”瓦洛杰说，“不要紧，她回来了您也可以住在这里。” “和我同来的还有两位朋友，”我说，“我们准备在莫斯科注册一个贸易公司。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莫斯科租一套房子，您能帮忙吗？” 瓦洛杰沉吟了一下说：“何必再租房呢，你们就在这里住好了。” “那，每月一百五十美金行吗？”我说，这是莫斯科两室一厅住房的价钱，“我们不能白住您的房子。” 瓦洛杰一下子涨红了脸。“我不能要你的钱。”瓦洛杰说，“我和你父亲是朋友。” “不付钱我们心里不踏实，”我说，我有点尊敬这位瓦洛杰先生了，“何况我们有这笔开支。” “太多了，太多了，”瓦洛杰说，脑子里搜索着合适的词汇，“如果你坚持付钱的话，那就每个月五十美金吧。” “一百美金，说定了。”我说，脱掉了外衣，这房间实在太暖和了。要命的是我还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呵欠。 瓦洛杰把我的举动看作是我想休息了，也可能他自己急着要回家。他把钥匙掏出来递给我，说：“你早些安息，不，对不起——早些休息吧，改天我请你和你的朋友到我家作客。” “成，”我说，我也不拦他，从钱包儿里抽出一百美金，连同那盒“大大”泡泡糖一并递给他，“我这次来也没带什么礼物，请您把这个给玛莎和卡佳。” 瓦洛杰又一次涨红了脸，“吭哧”了半天，说：“谢谢，谢谢，让您破费了。” 瓦洛杰走后，我一蹦老高，头都快撞着房顶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没有独处的机会，我他妈是多么渴望独处啊。我脱得只剩一件衬衣和一条衬裤，从鞋架上找了双布拖鞋穿上，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坐下来开始往外打电话。我首先给何小君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传来“嘟，嘟”的长音，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接。我挂机后想了想，找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了司马倩的电话。嘿，天知道我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电话是一个男的接的，声音很粗鲁：“喂，你找谁？”我敢打赌，对方肯定是个脖子和脸一般粗细的家伙。 “我找司马倩”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表哥。” “嘿嘿，巧了，我也是她表哥，”那家伙在塔林嘻笑起来，听上去非常流氓，“你们是哪种表亲啊？” “说来话长，那差不多得上溯到汉朝，”我说，“怎么，她不在吗？” “不在，”那家伙说，“永远不在了，咱表妹失踪了。” “失踪了？”我吓了一跳，“那杨丽呢？” “我操你问我我问谁去呀，”那家伙说，“她们俩一块儿失踪了。——顺便告诉你，兄弟，咱大表妹不叫司马倩真名儿叫宋桂花，咱二表妹也不叫杨丽，大号李桂兰。” “你跟她俩不一势儿吗？” “你才跟那俩婊子一势儿呢。”那家伙愤愤地说，“呱唧”把电话挂断了。 我点着棵烟，重新拨通了何小君的电话，可恼的是仍然没有人接，看来何小君同学大概是上晚自习去了。 后来我自己在房间里独自傻笑了一阵，我甚至笑出了声。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张红卫和吕齐。我并不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论生存能力，我十个徐庄也顶不上他们俩其中的一个。你要是认识我们哥儿仨，你也会做出这种判断，何况他们跟俄国通老谢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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